一、美国不当搜查对策体系析解（论文文献综述）
邱旭画[1]（2020）在《肇庆市职务违法行为监察监督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职务违法行为危害性大,近年来又呈现出智能化、隐蔽化的特点,监察监督愈发困难,给国家带来巨额经济损失的同时,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公众更是对其痛恨已久。2018年3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将监察监督职务违法行为明确规定为监察委员会的一项重要职责。目前,关于职务违法行为的研究文献正在增加,但是系统研究特定地区职务违法行为现状的文献较为少见,监察监督方面的文献更是屈指可数。本文以肇庆市为研究范围,以公共管理理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相结合的方法,系统研究该地区职务违法行为监察监督现状,指出问题、分析原因,并提出对策力求提高监察监督水平。首先结合本人多年审理纪检监察案件的工作实践经验,对2018年以来职务违法行为监察监督工作实际的回顾,对相关政策的研究,对数据的汇总分析,总结了监察委员会监察监督职务违法行为的措施、近年来取得的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其次,对影响职务违法行为监察监督效率的因素进行分析。第三,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针对西方或其他地区对职务违法行为进行监察监督的机构设置、先进理念、工作方法予以研究,目的是能够给予我们启示、借鉴。最后,着重从强化对“一把手”、“小微权力”的监察监督、加大对重点领域、关键人员监察监督力度、构筑纵横连环全闭合监察监督机制、抓好硬件、软件配套工作、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加大信息公开等六个方面,阐述了提升监察委员会监察监督职务违法行为效率的方法,具有现实的操作性以及前瞻性。
张明明[2]（2020）在《《红楼梦》高潮艺术论》文中研究表明《红楼梦》的叙事高潮概念是一个伴随着《红楼梦》创作、刊行、评点、传播与接受,而渐趋成熟与定型的概念。根据核心人物、主要矛盾、余波影响、事件转捩点、小说旨归等界定“高潮艺术”的关键词,可梳理出六大高潮事件,即元妃省亲、宝玉挨打、祭宗祠开夜宴、抄检大观园、黛死钗嫁和贾府抄家。这六大高潮事件分别以贾元妃、贾宝玉、贾珍与贾母、王夫人与王熙凤、林黛玉与薛宝钗、贾政为核心人物,多次使用皴染、横云断山、特犯不犯、伏脉千里、一树千枝等艺术手法,围绕着贾府中兴、后继无人、祖恩耗尽、理想世界遭到现实世界侵袭、情的毁灭、家族败亡等重大问题,共同演绎着家族兴衰与宝黛情缘两条主线上的故事。其中,元妃省亲既是贾府衰落过程中政治中兴的高潮,也是小说由“风月宝鉴”主题向宝黛爱情与贾府兴衰主题的过渡,还为后续其他高潮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必要条件与土壤,尤其是大观园的修建,为宝黛情缘的发展提供了环境支撑;宝玉挨打是宝玉人生路上“情悟”哲学的关键,也是世俗与脱俗冲突的高潮,更是小说“以人补天”失败的高潮;祭宗祠开夜宴是贾府由盛转衰的分水岭,该高潮过后,小说的叙事主调由欢乐、融洽转向忧忿、哀怨,叙述的重点转向对各方矛盾斗争的书写;抄检大观园的爆发标志着贾府内部矛盾的炽热化,是贾府“自杀自灭”的高潮、是“世俗世界”对“理想世界”戕害的高潮、是贾府婢女遭遇悲剧的高潮,也是贾府抄家的凄惶预演;黛死钗嫁是整部小说“梦幻情缘线”的核心,宣告了“木石前盟”的失败,代表着爱情、诗心以及青春的结束;贾府抄家是家族衰败的制高点,是家族兴衰线与宝黛爱情线最后的交点,是对小说其他高潮的总照应。上述高潮事件既富于变化性,又合于统一性,在遵循生活与艺术规律的基础上,都有开端、有铺垫、有发展,“由量变转化为质变”。矛盾冲突最激烈、核心人物形象最饱满、主旨表达最鲜明的情节,才会将故事推向高潮,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观者情绪。高潮事件之后,情节也不会戛然而止,而是放缓或加快后续影响,增强整部小书的厚重感,使情节富有节奏感。同时,还要不断加入新的情节链,转换枢纽,别开一境,从而牵引出后续高潮事件。无论家族兴亡线,还是宝黛情缘线,都在阐述幻灭与毁灭,这是《红楼梦》高潮艺术的统一性;因各高潮事件侧重点不同,幻灭的表现形式和幻灭的内容不同,这又是《红楼梦》高潮艺术的变化性。通过探究《红楼梦》高潮事件始末及其起承转合间的艺术特征,可以发现,小说的高潮事件应具备结构的匀称性、手法的反复多样性、情节的相似与差异的统一性、人物形象的定型性四方面特点,且这四方面应统一于小说主线、服务于小说主旨。这既是裁夺诸多事件是否为高潮事件的必要条件,也是判断《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处理高潮事件时,技法高低的又一标准。
姜源[3]（2020）在《色目人与元中后期政治》文中研究表明色目人成分复杂,主要包括回回人、哈剌鲁人、畏兀儿人、钦察人及康里人等。台湾学者萧启庆曾经撰写过《西域人与元初政治》一书,在此书中萧先生对于从成吉思汗至忽必烈时期西域人的政治活动进行了详细地考证,但是从铁穆耳时代至妥懽贴睦尔时代西域人的政治活动却未曾撰写。因此,本文以元朝中后期色目人的政治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此试图对萧先生的着作进行续写。第一章主要研究铁穆耳时代色目人的政治活动。共四节,第一节论述了畏兀儿人阿鲁浑萨理与回回人赛典赤·伯颜在铁穆耳即位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忽必烈在真金太子亡故后曾与畏兀儿人阿鲁浑萨理密谈,初步确定传位于铁穆耳。当忽必烈久病在床时,阔阔真哈敦委托回回人赛典赤·伯颜询问了继承人的问题,最终确定了立铁穆耳为皇位继承人。第二节以康里人不忽木在忽必烈与铁穆耳时代的政治活动为研究对象。不忽木在忽必烈“弥留之际”成了接受遗诏的大臣之一,由于不忽木家族是忽必烈家族的“孛斡勒”,而完泽却没有这种身份而未能入内。在铁穆耳登基后,首先召见了中书右丞相完泽,不忽木数日后才被召见。这在深一层次体现了铁穆耳与其母阔阔真哈敦之间的复杂关系。第三节主要以回回人赛典赤·伯颜的理财活动为研究对象。赛典赤·伯颜曾经被他的政敌告发“挥霍钱财”,忽必烈在询问他时,他说明了将这些钱财用来赈济受灾的百姓,在汉籍史料中确实有受灾情况的记载与之对应。赛典赤·伯颜等人在忽必烈时代后期受到了忽必烈的重用开始进行理财活动,在铁穆耳的“守成政治”中依然需要像他们这样的理财大臣,而在此时中书省的官员中,多数官员都与赛典赤·伯颜这个理财团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赛典赤·伯颜理财团队在理财过程中并未设立尚书省。赛典赤·伯颜在理财过程中针对于诸王、公主、驸马、勋臣等赏赐加以节制,并清查江南户籍,遭到了这些权贵的嫉恨,最后赛典赤·伯颜理财团队被牵涉到了朱清、张瑄一案中,其成员纷纷被罢职。第四节以回回人阿合马的被刺杀以及其党羽回回人阿里的重用为研究对象。种种迹象表明,阿合马的遇刺很可能与真金太子有关,而忽必烈在之后将阿合马的尸体挖出“示众”是为了平息众怒而采取的“权宜之计”。阿里虽然作为阿合马的党羽,但是他与阿合马的关系并不密切,因此在阿合马被刺后不久又被忽必烈重用。在铁穆耳时代,阿里受到了赛典赤·伯颜理财团队的重视以及铁穆耳本人的宠幸。第二章主要研究海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时代色目人的政治活动。共三节,第一节以卜鲁罕皇后与哈剌哈孙两派的政治斗争为研究对象。德寿太子亡故后,卜鲁罕皇后一派在赛典赤·伯颜等人的支持下计划立信奉伊斯兰教的安西王阿难答为帝。哈剌哈孙支持海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兄弟,在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共同击败卜鲁罕皇后一派的过程中,哈剌哈孙对于崇儒的爱育黎拔力八达心生好感,但是海山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且拥有嫡长子的身份,因此最终海山获得了皇位。在爱育黎拔力八达北上夺取皇位的过程中,哈剌鲁人曲出、柏铁木尔及李孟对于他最终下定“北上”的决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第二节以海山的“新政”为研究对象。海山即位初期在政治上“立足未稳”,因此对于哈剌哈孙一派采取了安抚政策。海山巧妙地利用了哈剌哈孙一派的秃剌与哈剌哈孙之间的矛盾对其进行分化瓦解,而哈剌哈孙亡故后,海山一派开始设立尚书省,进行理财活动,并排挤儒臣。第三节以海山派两次“废储”及爱育黎拔力八达对回回人哈散的任用为研究对象。在两次废储过程中,海山其实并未同意。回回人哈散对于铁木迭儿采取妥协的态度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对其母答己的态度有关。第三章主要研究硕德八剌、也孙铁木儿及图帖睦尔时代色目人政治势力消长的过程。共四节,第一节以硕德八剌与“后党”之间的政治斗争为研究对象。硕德八剌先依靠“后党”及康里人脱脱被立为皇太子,即位后,便与“后党”进行了政治斗争,由于回回人哈散与铁木迭儿等“后党”成员亲近,因此最后遭到了硕德八剌的“清洗”。第二节主要从也孙铁木儿时代回回人的“献宝”问题中探索也孙铁木儿的政治倾向。也孙铁木儿在即位初给予儒臣一些优厚的待遇,等到其统治趋于稳定时,对于儒臣便不加重视,这从他对回回人“献宝”的态度上是可以体现出来的。第三节主要研究燕铁木儿与儒臣阶层政治同盟形成的问题。燕铁木儿与儒臣阶层在也孙铁木儿时代都未获得理想的政治地位,因此最后他们之间形成了政治同盟以拥立海山的儿子即位为政治奋斗目标。第四节主要研究钦察人燕铁木儿在图帖睦儿时代的政治活动及其身份问题。钦察贵族燕铁木儿之所以支持图帖睦儿为帝主要是因为图帖睦儿崇尚儒学,这符合燕铁木儿的政治盟友儒臣阶层的政治需要,再者,在图帖睦尔与燕铁木儿合作战胜“上都派”的过程中,他们之间形成了共同的利益。燕铁木儿家族在图帖睦尔时代的地位超过了许多蒙古世勋贵族,但是燕铁木儿家族仍然以“钦察”自居,这是因为“钦察”这一称号对于这个家族来说是十分荣耀的称呼。第四章以妥懽贴睦尔时代色目人与蒙古人的政治斗争为研究对象。共三节,第一节以燕铁木儿家族覆亡的内幕为研究对象。燕铁木儿在图帖睦尔驾崩后,希望拥立图帖睦尔的儿子燕帖古思为帝,但是这对卜答失里不利,因此改立和世?的儿子为帝。由于政治目标的一致,妥懽贴睦尔与伯颜之间结成了政治同盟并最终战胜了钦察燕铁木儿家族。第二节以脱脱与康里人哈麻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脱脱与康里人哈麻之间起初的关系是十分友好的,但是由于脱脱的心腹汝中柏与哈麻不合,脱脱又倾向于汝中柏,这引起了哈麻的嫉恨。最后哈麻联合爱猷识理达腊与奇皇后将脱脱免职。第三节以哈剌鲁人老的沙与奇皇后、爱猷识理达腊两派的政治斗争为研究对象。两派之间的成员关系十分复杂,最后妥懽贴睦尔将支持自己的孛罗帖木儿暗杀,孛罗帖木儿死后,奇皇后、爱猷识理达腊与其成员扩廓帖木儿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分裂。
陈若昕[4]（2020）在《刑事错案的防治 ——以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的规范运用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刑事错案的防范与治理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刑事司法领域的“重头戏”与“主战场”。相较于侦查、起诉阶段,审判环节对于刑事案件的结果正确与否有着更为显着的、集中的展现。在“印证”主导的证明方法和中国式“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构成的“客观证明”模式下,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往往“勉强”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从而认定案件事实。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刑事案件的防范发布的意见中要求刑事审判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可即便在重视非法证据排除、防止刑讯逼供等一系列证据规定之后,刑事错案依然在不断产生。本文意图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结合现有理论研究,在肯认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的分类并对其进行规范运用的设想下对刑事改判案件进行分析,为刑事错案防治提供新的思路。本文第一部分主要以问题的提出与现有国内外研究为主,提出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的运用与错案防治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定义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提出与之适配的证明对象（规范的证明对象和派生（辅助）的证明对象）、证明方法（情理推断模式的一般公开化/正当化及其规范化）、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以及二者界分的必要性。第三部分主要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介绍刑事错案在证据运用上的成因:没有正确区分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和没有正确运用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第四部分将刑事案件改判的原因与证据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证据运用时产生的问题相衔接,引出实质证据-辅助证据对案件改判的影响。第五部分通过对2019年200份刑事改判案件的初步筛查和对三个典型案件的分析,论证实质证据-辅助证据的正确运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一部分刑事错案的产生。第六部分为实质证据-辅助证据界分理论如何助力错案治理提出制度构建的几点建议。
徐崇利[5]（2018）在《国际争端的政治性与法律解决方法》文中研究表明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国际争端区分为"政治性争端"和"法律性争端",旨在证明"政治性争端"的非裁判性。一旦"政治性争端"突破国家同意的过滤网进入国际裁判领域,不得不采用法律方法解决,裁判者参循国际政治逻辑,审慎司法,以便为日后此类争端的政治解决（外交解决）留出法律上的空间。对于国际争端的解决,中国虽未使用"法律性"和"政治性"的术语作简约的类型化区分,但实际上恪守"政治性争端"的非裁判性本义及其引申原理。中菲南海争端构成一起典型的"政治性争端",对于该案菲律宾的诉求和临时仲裁庭的裁决,不但需从法律上证明其枉法性,而且要从国际政治上揭示其离经叛道的本质。
李丹丹[6]（2018）在《身份·性别·叙事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红楼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毫无疑问,《红楼梦》是一部大书,200多年,卷帙浩繁的各类研究,已经成功的推动“红学”以学科之名跻身20世纪三大显学行列。本论题采用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试图建立一种跨学科的超越红学内、外部研究的新理论范式,本论题首先将《红楼梦》视为特定历史语境中各种社会文化因素、性别意识、思想价值流通、交汇、融合、辩论的张力场,在这个张力场中,家族意识与虚构话语共生,父权规范与性别反抗并举,对伦理秩序的眷恋和反抗共在,儒家正统意识与异己边缘话语交错,价值认同危机与救赎意识并存,使文本呈现出各种文化结构因子与不同思想价值取向之间的交错扭结和相互牵制。概括地说,在这个文本构成的张力场中,一边是来自社会现实语境固化的规范性力量,一边是曹雪芹试图拒绝、对抗并完成救赎的本真性力量。这两种力量具体呈现为男性/女儿、现实/理想、污浊/真纯、礼/情（欲）、儒/道、虚无/存在等方面的对抗,小说一方面展开了这种反抗,但更重要的是呈现了这些力量之间的争斗、拉锯与妥协。这反映了曹雪芹在各种价值规范之间的挣扎和徘徊,而此正是其身份认同危机的表现。故而,本论题选择“身份认同”的视角切入,一方面是纵向的贯穿,试图用“身份认同”统领上述各个话题,使之在“身份”的问题上呈现一定的统一性;另一方面是横向的追问,旨在具体考察曹雪芹如何体感上述互相矛盾的重重“意义”/“价值”?如何在各种相互冲突的力量中确定自我的“身份”和“立场”?并继续追问为何《红楼梦》能够容纳多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这些价值取向又为何能同时并存于精细繁复的叙述之中?其对于繁复多样的叙事策略的调用,是否源自于他对各种身份价值选择的犹疑和徘徊?同时,小说文本显现出来的多重复调特征（包括美学与价值）是否也正来自于曹雪芹在各种身份立场之间保持的张力?本论题正文除绪论外分为四章。绪论部分,主要从学界关于“何为红学、红学为何”的论争和红学当前纷繁复杂的学术场域现状出发,清理不同论争话语背后的理论立场和思维模式,具体阐释“身份认同”问题如何卷入红学的语境、作者、文本与意义阐释之综合研究中,进而提出并阐释在红学中启用新方法论（文化诗学的研究范式）的必要性、可行性,介绍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并对本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进行阐释。第一章:从文化身份认同的角度,重点考察曹雪芹满汉的双重身份（既是贵族世家又是包衣仆人）和曹家在清代政治上的独特恩宠/失宠的兴衰经历,如何构成曹雪芹创伤心理的来源和书写的动机。另外,家族史实在文本中的进入,如何造成了《红楼梦》研究中独特的文学、历史（自传说）分殊对立的研究立场?从小说虚构理论的视角来看,自传说为何不能成立?又该如何认识《红楼梦》作为小说虚构的本质?虚构叙事的技巧是如何将具有自传性的经验转化为普遍性的经验?从自传说向自传性小说的生成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第二章:从性别身份的视角来考察曹雪芹如何调用各种性别配置和符号来安排和展示清代的性别规则。在《红楼梦》中,性别不仅仅是一种区分生物性男女的简单范畴,而是作为一种文化想象的符号,一种展示性别特权的方式,一种“纯洁”美学的修辞,一种对伦理秩序的颠覆力量,以及一种对明清“情欲”叙事传统的承接方式而存在。本章也将从这几个方面来具体清理《红楼梦》对性别话语以及性别认同的复杂呈现。一方面展示微妙的性别配置如何成为作者型塑小说文本结构、主题内容和情欲复杂的诸多技巧之一?另一方面也考察小说中所用的多重性别符码同伦理秩序的建构/颠覆之间有何复杂关联?第三章:从思想价值认同方面,也即是将《红楼梦》放置在清中叶儒、佛、道文化的发展脉络中,一方面清理儒学发展至理学,原本具有思想活力的儒家文化如何陷入僵化的危机,曹雪芹对待儒家的矛盾态度,是否形象的反映了清初儒学内部从程朱理学开始的内在性裂变?另一方面清理儒学的制度化与皇权的高涨造成了士人怎样的心理创伤?学而优必须仕,但当入仕无途时,士人该如何选择?《红楼梦》如何反应了其在儒道佛各家思想认同之间的矛盾和徘徊?隐入佛道为何不能?与此同时,回到小说文本中,具体考察“补天石被弃”的神话如何隐喻了贾宝玉成长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失败,在抛“母”入“父”的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双重背叛（一是对母性代表的混沌天然性灵的背叛,一是对父系代表的“象征秩序”的背叛）。进而考察因这种背叛产生的自我忏悔、矛盾、犹疑、痛苦能否与中国精神思想演变史中“士”阶层（知识分子）的身份困惑进行连接?而贾宝玉在文化取向上选择的女儿纯洁论或者说审美诗意,如何被文本赋予“形而上”的意味?这是否能够成为一种新的思想救赎的尝试?第四章:将身份认同上升至“终极关怀”的层面,分别从叙述策略、乌托邦叙事动机几个层面,来探讨《红楼梦》对人的存在终极价值的思考和追索。一方面,借助叙事学分析小说的神话结构、谶纬模式铺叙出的“宿命论”如何与小说主体、人物角色的自主意识构成叙事张力?另一方面,通过将《红楼梦》放置在中国精神史的流变中,去考察《红楼梦》提出了怎样的终极价值认同难题,其对大观园乌托邦式的设计能否成为在价值虚无中确定价值的一种尝试?最后,借助昆德拉对小说存在意义的解读,认为《红楼梦》在终极价值认同上的贡献,即是以回忆书写本身完成对自我、读者创伤的疗治,完成对荒诞虚无的对抗,完成对诗性价值的肯定。
张铁云[7]（2016）在《从创造性阐释到本土化建构 ——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理论支撑和现实变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构成部分。作为科学社会主义政治传播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政治传播的持论与认知,深邃而精辟,恢宏且具象,极大地彰显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思辨特质与价值判断维度,为推进近代政治交往及人类思想发展历程作出了伟大贡献。—般而言,政治沟通是政府机构或人员通过大众传播媒介面向公众开展的—种有组织、有计划、有—定规模的政治信息交流活动,目的在于搭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桥梁,确保政府各项工作有效运转。从总体来看,我国政治传播在价值观构建、政治形象塑造、社会整合与控制等方面确实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全方位地发挥了其功能。然而,受媒介生态从“政府宣传”到“政治传播”的转轨制约,作为政府公共关系建设的重要载体,我国现行政治交往还面临着传播机制滞后、公众信任危机与职业人才队伍匮乏等发展困境,且这些难题及其弊端在网络化时代暴露得更加明显和剧烈,严重影响了我国政治社会化和现代化进程。鉴于此,本文在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传播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现实境况,借用互联网时代的媒介技术成果,试就如何推动政治沟通走出桎梏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破题之策,并使公众对社会主义政治传播思想的精神气质和内在特征产生全面、客观、理性的觉解与判断,以增进识见。
张富林[8]（2014）在《章学诚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人,清代乾嘉时期重要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及文史批评家。毋庸置疑,章学诚作为清代重要的史学大师,其史学成就最为显着,同时,他在文学上也颇有建树,其以文证史、以史统文的文史观,决定了文学思想在其整个学术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章学诚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实践丰富多彩,别具一格,是其整个学术思想与创作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对其文学成就的研究尚显薄弱,研究领域还有待拓展,探研深度还有待深化,有鉴于此,本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学视角出发,对章氏在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研和总结,这对研究章氏的文学思想,甚至其整个学术思想,有一定价值。论文由导论、正文和附录三部分构成。导论部分,对该选题的来源以及研究的意义、现状和方法进行了具体阐述。正文部分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主要从历时的视角出发,梳理了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文学思想。章学诚不合时好,一生过着浮家泛宅、颠沛流离的漂泊生活,为养家糊口,他多次主讲书院,历聘志局,在车尘马足之隙,笔耕不辍,为世人留下了丰厚的学术着述,但由于居无定所,部分着述散佚不存。纵观章氏一生,其文学思想由萌生到成熟历经三个时期：家学熏染形成志趣时期、文学思想的形成时期及文学思想的成熟时期。第二章具体阐述了章学诚的古文理论与实践。古文理论着重阐述了章氏在文道、文质及文气方面的观点,在文道关系上,章氏提出了文以明道、道不离文的观点；在文质关系上,章氏提出了文生于质、质重于文、质不离文的辩证观点；在文气观上,章氏提出了气贵于昌、文非气不立及集义养气的观点。章学诚的古文实践最为丰富多彩,成就卓着,其游记散文,短小精悍,结构谨严,层次分明,详略得当,重点突出,语言质朴,通过记游,表达人生感悟,给人以哲理上的启迪。章学诚关心国计民生,主张文期经世,其在晚年连续上书六篇政论文章,直陈时务,提出整顿吏治、完善举报制度、改良科举制度等革新举措,其政论散文,能结合社会现实,针对时弊,有感而发,结构严谨,主次分明,议论缜密,具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学术散文是章学诚古文创作的重镇,其学术散文深于设喻,精于通类,长于排比,善于用事,结构缜密,内容翔实,论说雄奇,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第三章具体阐述了章学诚的诗学观及其诗歌创作。在诗歌理论上,章氏认为,由于诗体异于文的特殊性,运用比兴寄托寓意,是诗歌创作中经常运用的手法。章学诚轻视诗歌的工艺,反对片面讲究形式技巧,相反,他特别强调诗义的重要性,认为诗与非诗的标准不在于工艺的完美与否,而在于有无诗义,因此,章氏强调作诗应以学问为基础,要言之有物。章学诚不擅写诗,所作诗歌无多,从内容上看,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咏史诗,借咏史来发抒自己的思想情怀；二是作《题<随园诗话>》,批判袁枚蛊惑闺壶及诬枉黑白；三是作七古长诗一篇,历叙一生的遭际。第四章具体阐述了章学诚的小说理论与实践。章学诚的小说理论丰富多样,他把中国古代小说的流变分为四种类型,即目录学小说、志怪小说、传奇小说和演义小说,提出了中国古代小说“历三变”的流变理论；阐明了小说运用虚构手法进行叙事的虚构理论,论述了小说虚构叙事的原因,分析了小说进行虚构应遵循的原则,即必须符合伦理道德标准,历史人物要符合历史真实,符合“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着寓言”等原则,对于虚构的作品,在阅读时应做到心知其意和意会；阐明了小说在补正史所缺、编撰方志史籍及劝诫教化等三个方面的功用理论。当然,章学诚在其小说理论中也表现出两难抉择的矛盾心理：既轻视小说,又看到小说所具有的作用；既要求小说创作应遵循史家的实录原则,又承认小说创作中运用虚构手法的合理性；既为小说突破史家固有的传统观念而哀叹,又认为小说的嬗变非人力所为。这种矛盾心理,是由其史家固有的传统观念与其进步的文学观相互冲突造成的,同时,他也提出了解决的方案。章学诚的小说创作主题多样,或表现劝善惩恶,或表达感恩图报；叙事方法精妙纷呈,或巧于虚构,或巧设悬念,或善设对比,或善用巧合,此外,小说精于取材,善于剪裁,人物描写方法不拘一格,语言平实,朴拙无华。第五章具体阐述了章学诚史学着述中的文学实践——传记理论与实践。章学诚界定了传记的内涵,梳理了传记文体的流变,提出了传记撰写的文学性原则,即传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的原则,论断宜守谨严的原则等。章学诚传记创作数量可观,类型多样,不拘一格,有传、列传、家传、别传、小传等,这些传记有的出自文集,也有的出自方志,章学诚注重从具体需要出发,选择与实际内容相适合的传记形式,使内容与形式得到完美统一。章学诚的史学传记无论是叙事方法,还是人物刻画,都颇具文学价值。第六章具体阐述了章学诚的八股文理论及其影响下的写作教育。章学诚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八股文理论：八股文有高下不同的品位,八股文有特定的为文原则,八股文有鲜明的技巧趣味。但也不难看出章氏对八股文的矛盾心理：一方面轻视八股文,另一方面,又时对八股文持肯定的态度,章氏虽反对八股文的写作,但并非主张要废除这一重要文章形式,而是倡导一种高品位的有质八股文的写作,也正是通过这一主张,来调和他的八股文理论中固有的矛盾心理。章学诚一生主讲于多家书院,教授八股时文,为读者留下了关于写作教育的丰厚论述,其写作教育深受八股文理论的影响。第七章具体阐述了章学诚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章学诚是重要的文史批评家,有着丰富的批评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文学批评理论。他认为批评主体应具备文德思想,即“临文必敬”和“论古必恕”。章学诚在批评实践中总结出丰富多样的批评方法,即源流互质法、心理批评法、反证批评法、采择批评法及比喻批评法等。章学诚一生致力于文史校雠事业,以品评古今文史利病得失为己任,他对桐城派古文文统、义法提出了质疑和批判,此外,章学诚对袁枚亦深恶痛绝,对其诗学观、古文观、考据观及其《随园诗话》也进行了批评和清算。第八章具体阐述了章学诚关于文学史的意识观念及其当代意义。章学诚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法,以诗教为中心,构建起了文学的史的初步体系,他指出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即由六艺之文发展为战国之文,又由战国之文流变为后世之文,虽然形态各异,但一脉贯穿,构成了完整的文学发展的历史序列。章学诚还对文体流变的历史作出了梳理,认为后世文体源于六经,至战国时期,后世文体大致已发展完备。附录分两部分内容：一是根据章氏原着以及参考相关资料,制作了章学诚着作年表,通过年表,可以清晰直观地了解章氏的着述历程；二是考证了章学诚部分佚文篇目。
廖业扬[9]（2013）在《当代中国乡村治道变革论 ——基于社会转型风险治理的视界》文中研究说明自古以来,中国每当遇到社会大变迁之际,乡村社会治理问题就会凸显出来。然而,当今中国社会大变迁与以往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变迁都有着质的区别。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在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集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等多种现代性要素共同推动下的整体性的社会转型。从而使得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异常复杂、不解定性因素骤增,社会分化加剧、社会问题大增、社会矛盾突出,各类社会转型风险大量出现,这表明,当下中国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因此,社会转型风险治理成为国家治理包括乡村治理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尤其是对中国乡村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否适时地和因地制宜的变革乡村治道以适应乡村社会转型及其风险治理要求,已经成为关系到乡村社会和谐稳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顺利推进的一个重大的现实的治理问题。在吸收借鉴学界已有相关成果基础上,本研究试图并致力于揭示乡村社会转型风险及其治理与乡村治道及其变革的内在关联性,从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视角探讨乡村治道变革的内在逻辑。其研究意义在于,（1）理论意义。助推风险社会理论及其相关理论在中国研究与当代中国社会大转型的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度结合,进而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理性认识;有助于拓展和丰富转型期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内容、议题和分析框架;深入地探讨了乡村社会转型风险与基层政府治理模式、政府职能变革与乡村治道变革的内在关联性;一方面,从乡村治道的分析途径剖析了乡村社会转型风险产生的根源,另一方面,也从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的内在要求,说明当代中国乡村治道变革的逻辑依据。（2）实践意义。有助于提高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的危机意识与防控社会转型风险的自觉性;为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建设新农村、创新乡村治理模式、发展基层民主提供有益的对策性参考;为加快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和加速服务型政府尤其是民生服务型基层政府建设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基本思路和建议。这一研究主题与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任务也有很大的关联性。在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研究是一个议题十分广泛的研究领域,学者云集,成果丰富。通过研究发现,虽然已有学者论及了乡村社会风险治理问题,但是,系统地研究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与乡村治道变革内在关联的成果并不多见;学界对当下中国乡村治理问题所建构的分析概念和分析框架仍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空间;社会转型固然是乡村社会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但相比较而言,当代中国乡村治道的滞后与僵化是更为根本的原因。据此,本研究试图着重进行了如下方面的研究,第一,较为系统地概括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风险的基本类型及其表现,描述了在社会转型和风险社会背景下,农村及农民所面对的主要风险。第二,借鉴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侧重从乡村治道的维度来剖析乡村社会转型风险的成因,为此建构了“乡村威权型治道”、“公司化威权型基层政府”的分析概念和分析框架。第三,结合对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的调查,初步总结和分析了改革开放后乡村治道变革的主要得失及其根源,从中得出了需要深化农村改革、进一步推动乡村治道变革的基本结论。第四,根据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的内在要求,提出了乡村社会转型治理的基本思路、途径和对策。为此建构了“民生服务型基层政府”的分析概念和分析框架,提出了建立健全“乡村民主治理体制与机制”、“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基本对策。总之,本研究侧重于从变革乡村治道以求解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之道的探讨;基本结论是:变革威权型治道,走乡村民主治理之道是降解和化解乡村社会转型风险的根本途径本研究主要创新点,（1）研究视角有所创新。以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为视角,较全面地概括了乡村社会转型风险的主要类型,并建构了相关的分析概念和分析模式,剖析了这些风险产生与存在的治道根源。（2）分析概念和分析框架有所创新。建构了“社会转型风险”、“乡村威权型治道”、“公司化威权型基层政府”、“民生服务型基层政府”等系列概念,以及由此构成的问题分析框架。（3）本研究融入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特色内容,提出了借鉴和吸取民族民间社会管理的地方性知识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能性。本研究不足之处,（1）本研究侧重于探讨通过变革乡村治道的途径来求解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之道,提出的是较为宏观的、方向性的对策建议,没有重视社会风险治理的技术流程设计和可操作的制度设计;（2）比较研究不足。缺乏不同性质模式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模式的比较研究;（3）没有深入探讨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包括国家治理转型与乡村治理转型的内在关联等研究,这些都有待于后续研究的拓展、提高与完善。
李有智[10]（2013）在《张承志的关键词》文中研究指明张承志以知青题材的小说确立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正如有评论家所说,当“痛悔歌哭、委屈饮恨”的“伤痕文学”作品流行之时（孟繁华）,他的那些描写知青在牧区生活的作品,为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王蒙最早关注了张承志的作品,非常敏锐地从中发现了“理想主义”的光彩,即当一些作品将知青运动描写成一场灾难时,张承志却肯定了那一代人的理想以及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在关于知青、红卫兵的长篇小说《金牧场》中,理想主义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其时,“理想主义”几乎成了张承志作品的一个代称。此后,对张承志知青作品更深入的研究也出现了,李敬泽就从文学史的意义上,再度阐发了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的意蕴。目前通行的文学史中,一般都是将《班主任》、《伤痕》等作为新时期文学解冻的一个标志,但李敬泽认为《班主任》、《伤痕》的政治文本意义大于文学文本意义,而且其语言、腔调等还停留在过去,还是为“文革式的文学逻辑”所控制；真正标志着解冻的文本,应该是《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这篇小说突出了叙事者“我”的“主体性”地位,一切均于“我”的视野中展开,这是此前的文革文学所未曾有过的。李敬泽也由此论证了张承志因为对“主体性”的坚持,与同代作家的距离渐次拉开,走向了一条“僻道”（《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短篇小说卷》前言）。1984年是张承志创作转向的一个标志,这一年他深入到宁夏民间地区,接触了回族底层的生活、民俗、历史等,写作内容、风格亦为之一变。这个转变性的标志已经为研究界所认可。张承志于民间的调查、体验中,发现了回族伊斯兰教中一个较小教派哲赫忍耶的百年受难史,这使得他于知青经历中所接受的底层价值观更加强化,作为深入民间的一个结果,即是长篇小说《心灵史》的发表。此一阶段创作中,有两个基本的术语或关键词出现频率极高,一个是“人民”,另一个是“人道”。在张承志的作品中,人民的基本内涵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特指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另一方面也主要指这些民众的精神、信仰等,张承志称之为“另一种未被认知的文化系统”。人民是一个对抗性的概念,它的对立面是官方、体制等,人民自有其记述历史的一套方式,这种方式在张承志看来更注重心灵自由和人的尊严。有一些批评家和研究者据此以为张承志有“崇拜人民”、“神化人民”的倾向,作品中存在着民粹主义因素。这是一种误解。张承志是一个具有启蒙思想的作家,他后来将人民的范围扩大,诸如城市平民、打工者等皆包容于此概念之中,他既看到了人民身上伟大纯朴的一面,也批评其落后自私的一面。与此同时,张承志通过宗教题材的小说作品,表现了一种人道精神。他写宗教,其意不在于宗教本身,不是描写如神秘、幽玄等境界,而是写人道。有些批评者囿于题材表面,以为张承志如此高扬宗教,成了宗教徒作家,他的作品就是宗教文学。这也是一种误解,对此,张承志专门作文解释、澄清。张承志所写的人道,并非一种理论,他描写底层人民坚守信仰,实际上即是坚守人的尊严。《心灵史》并不复杂难懂,它描写一群觉悟到了人的尊严的人群,跟那些要把他们再度打回到先前混沌状态中去的体制作战。所以,在张承志这里,人道就是人的意识的觉醒,是人对人格的维护,信仰即包括于其中。这和80年代学术界关于人道主义问题讨论的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张承志本人知悉此区别,有些批评家也注意到了此种区别。9 0年代前期,张承志中止了小说写作,这取决于他的文学观,他认为,目前的中国还不是“小说的大潮”来临的时候,小说需要从容、余裕,和必要的虚构,而对现实的批判和干预的冲动则使他难以平静地虚构,因而散文成了他9 0年代以后创作的主要文体,他将此一阶段称之为“后《心灵史》阶段”,并期望自己的文学有“独立的思想和新鲜的文风”（散文集《清洁的精神》后记）。在整个90年代,张承志散文主要内容是描写他所称之为的“三块大陆”,即内蒙古草原、新疆天山以及西北黄土高原这三块地方的民众生活,包括他们的历史、文化、风俗等,他自称在内蒙古发现了“自由”,在新疆天山发现了“美”,在西北黄土高原发现了“信仰”。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看,他提升了文学中少数民族题材的主体性地位。同期,张承志发表《清洁的精神》一文,提出“清洁”的概念,引发了诸多激烈的论争。许多批评家再次误解了这一术语,以为与伊斯兰背景相关。实际上,这个术语是张承志从中国古典文献中择取而出,并赋予了其新的内容：清洁包括两个内涵,一是底层价值,对抗权力和体制,二是心系家国、为民请命的传统,而清洁的载体则是士,也即知识分子群体。这反映了张承志对知识群体的看重,并不像一些人误解的那样,说他是敌视知识分子的。之后张承志又卷入了“人文精神讨论”的漩涡中,激烈批评中国文化的一个缺陷即无信仰,希望通过对伊斯兰文化的介绍,为中国文化输入一些异质的色彩,这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警觉和批评,而他自己也成了众矢之的。真正与张承志的伊斯兰背景有关的,是“正义”这一术语的提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连续发动了两次海湾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作为-个穆斯林,张承志的反应是愤怒的,他为此写下了数量不少的批评文章,并提出了正义的概念。张承志的文章不单纯是政论性质的,也不单纯批评战争行为,而是从思想角度,剖析那些美化战争的意识形态宣传,包括学者和媒体如何联手为战争正名。张承志对美国有两个判断,一方面美国是一个以战争为生存之道的国家,另一方面美国已成为一个以军工企业利益为基础的、右翼的新帝国主义,其目的是要重新控制世界。对此,张承志从穆斯林历史上发掘出了一个所谓“穆斯林屏障”的概念,即沿地中海一线的穆斯林国家对西方世界构成对抗,此屏障的存在即是阻碍了殖民主义的进程,此屏障的消失即是全世界殖民厄运的降临。另外,张承志又从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中寻求一种互助,他认为,只要日本有勇气摆脱那种脱亚入欧的“魔圈”,清除自身的“帝国脏污”,日本有可能与它的邻国一起对抗西方殖民主义。张承志的正义概念,具有极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它主要针对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知青、人民、人道、清洁、正义和红卫兵这六个大的关键词,大体上反映了张承志创作的总体风貌和特点,而贯穿着这六个关键词的,则是张承志一直坚持的底层价值观。
二、美国不当搜查对策体系析解（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不当搜查对策体系析解（论文提纲范文）
（1）肇庆市职务违法行为监察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简要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目标 |
| 1.4.3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研究法 |
| 1.5.2 调查研究法 |
| 1.5.3 比较研究法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职务违法行为 |
| 2.1.2 监察监督 |
| 2.2 职务违法行为的主体、内容、特点 |
| 2.2.1 职务违法行为的主体 |
| 2.2.2 职务违法行为的内容 |
| 2.2.3 职务违法行为的特点 |
| 2.3 职务违法行为监察监督的主体、内容、方式 |
| 2.3.1 职务违法行为监察监督的主体 |
| 2.3.2 职务违法行为监察监督的主要内容 |
| 2.3.3 职务违法行为监察监督的主要方式 |
| 2.4 职务违法行为与职务犯罪行为的关系 |
| 2.5 相关理论 |
| 2.5.1 寻租理论 |
| 2.5.2 反腐败理论 |
| 2.5.3 行政责任理论 |
| 2.5.4 权责一致原则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肇庆市职务违法行为监察监督的现状 |
| 3.1 肇庆市基本情况 |
| 3.1.1 自然与行政区划概况 |
| 3.1.2 人口、机构与从业人员概况 |
| 3.1.3 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概况 |
| 3.2 肇庆市监察委员会机构及人员编制情况 |
| 3.3 肇庆市职务违法行为主体情况 |
| 3.4 肇庆市职务违法行为监察监督措施及成效 |
| 3.4.1 强化自身监察监督 |
| 3.4.2 紧盯民生、扶贫等重点领域监察监督 |
| 3.4.3 综合运用多种监察监督方式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肇庆市职务违法行为监察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肇庆市职务违法行为监察监督存在的问题分析 |
| 4.1.1 对“一把手”、“小微权力”的监察监督仍不到位 |
| 4.1.2 对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监察监督作用不明显 |
| 4.1.3 监察监督的整体性、全面性还不强 |
| 4.1.4 案件查处不深入 |
| 4.1.5 监察监督硬件与软件配套不足 |
| 4.1.6 监察监督人员自身素质难以适应工作需要 |
| 4.2 肇庆市职务违法行为监察监督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2.1 配套法规不完善 |
| 4.2.2 配套制度不健全 |
| 4.2.3 部门协调整合不到位 |
| 4.2.4 信息公示不及时 |
| 4.2.5 主动意识有欠缺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内外对职务违法行为监察监督的做法及经验借鉴 |
| 5.1 国外对职务违法行为监察监督的做法 |
| 5.1.1 美国的做法 |
| 5.1.2 英国的做法 |
| 5.1.3 新加坡的做法 |
| 5.1.4 国外对职务违法行为监察监督的经验借鉴 |
| 5.2 国内对职务违法行为监察监督的做法 |
| 5.2.1 香港的做法 |
| 5.2.2 台湾的做法 |
| 5.2.3 国内对职务违法行为监察监督的经验借鉴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优化肇庆市职务违法行为监察监督的对策建议 |
| 6.1 强化对“一把手”、“小微权力”的监察监督 |
| 6.1.1 加强对“一把手”的权力监督 |
| 6.1.2 加大农村基层的监察监督力度 |
| 6.2 加大对重点领域、关键人员的监察监督力度 |
| 6.2.1 集中整治重点领域的违法违纪问题 |
| 6.2.2 重点关注关键环节的权力行使问题 |
| 6.3 构筑纵横连环全闭合监察监督机制 |
| 6.3.1 实行统一管理 |
| 6.3.2 建立协作机制 |
| 6.3.3 强化全面监督 |
| 6.4 抓好硬件、软件配套工作 |
| 6.4.1 改善硬件条件 |
| 6.4.2 组合使用调查措施 |
| 6.5 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
| 6.5.1 高质量推进全员培训 |
| 6.5.2 全面加强教育管理监督 |
| 6.5.3 严肃查处害群之马 |
| 6.6 加大信息公开 |
| 6.7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2）《红楼梦》高潮艺术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及背景 |
| 第二节 已有成果及现状 |
| 一、“高潮”的定义 |
| 二、《红楼梦》高潮艺术研究巡礼 |
| 第三节 《红楼梦》结构分析 |
| 一、八十回本《红楼梦》结构 |
| 二、一百二十本《红楼梦》结构 |
| 三、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高潮艺术的异同 |
| 第一章 家族势力振兴的高潮——元妃省亲 |
| 第一节 元妃省亲高潮艺术 |
| 一、省亲前层层铺叙 |
| 二、省亲中悲喜交集 |
| 三、省亲后牵引出更多“虚热闹” |
| 第二节 元妃省亲在全书中的高潮意义 |
| 一、高潮内涵:以“势”补天的高潮 |
| 二、高潮拐点:由“风月宝鉴”向“红楼故事”过渡 |
| 三、高潮影响:成为后续高潮事件的必要条件 |
| 第二章 世俗与脱俗冲突的高潮——宝玉挨打 |
| 第一节 宝玉挨打高潮艺术 |
| 一、顿挫之笔,层层造势 |
| 二、痛怛之情,竭力渲染 |
| 三、柔情脉脉,自然收束 |
| 第二节 宝玉挨打在父子冲突关系中的高潮艺术 |
| 一、众父子关系爬梳 |
| 二、贾政与宝玉父子关系爬梳 |
| 三、宝玉挨打在父子关系中的高潮艺术 |
| 第三节 宝玉挨打在全书中的高潮意义 |
| 一、高潮特征:宝玉对“意淫”的执念达到顶点 |
| 二、高潮内核:世俗与脱俗的冲突 |
| 三、高潮影响:关涉后续高潮事件的走向 |
| 第三章 由盛转衰的高潮——祭宗祠开夜宴 |
| 第一节 贾府现状 |
| 一、贾府权势达到巅峰 |
| 二、经济支撑力达到极限 |
| 三、人丁最兴旺、支派最繁盛 |
| 四、仪礼约束力最明显 |
| 第二节 祭宗祠开夜宴的高潮艺术 |
| 一、以陌生化手法渐次写出煊赫气势 |
| 二、以烘云托月之法写出欢乐与冷清 |
| 第三节 祭宗祠开夜宴在全书中的高潮意义 |
| 一、高潮本质: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
| 二、高潮导向:叙事基调由欢乐转向哀怨 |
| 第四章 “自杀自灭”的高潮——抄检大观园 |
| 第一节 抄检大观园高潮艺术 |
| 一、抄检前不断蓄势 |
| 二、抄检中运笔“特犯不犯” |
| 三、抄检后“提按顿挫” |
| 第二节 抄检大观园在全书中的高潮意义 |
| 一、高潮表征:“内囊”耗尽的顶点 |
| 二、高潮内涵:“自杀自灭”的高潮 |
| 三、高潮本质:“理想世界”被毁灭的高潮 |
| 四、高潮外延:贾府婢女悲剧的高潮 |
| 第五章 灵与肉毁灭的高潮——黛死钗嫁 |
| 第一节 宝黛爱情心路概况 |
| 一、爱的试探:砸玉剪穗鉴痴心 |
| 二、爱的发展:赠帕题诗表痴心 |
| 三、爱的成熟:情婢试玉乱痴心 |
| 四、爱的毁灭:焚稿成婚释痴心 |
| 第二节 黛死钗嫁高潮艺术 |
| 一、破败之事,连连爆发 |
| 二、一死一娶,悲惨难名 |
| 第三节 黛死钗嫁在全书中的高潮意义 |
| 一、高潮内涵:爱情之情的毁灭 |
| 二、高潮本质:诗灵诗心的毁灭 |
| 第六章 贾府衰败的高潮——贾府抄家 |
| 第一节 抄家前的诸种预兆 |
| 一、外部环境不断恶化 |
| 二、内部“自杀自灭”愈演愈烈 |
| 第二节 贾府抄家高潮艺术 |
| 一、抄家前危机四伏 |
| 二、抄家中凄惶无比 |
| 三、抄家后“树倒猢狲散” |
| 第三节 贾府抄家在全书中的高潮意义 |
| 一、高潮内涵:家族的衰败 |
| 二、高潮终结:对其他高潮的归结 |
| 第七章 《红楼梦》高潮艺术规律 |
| 第一节 六大高潮特点探究 |
| 一、结构层面:位置较为均匀 |
| 二、手法层面:反复多样 |
| 三、情节层面:关涉全局 |
| 四、人物层面:定型人物 |
| 第二节 高潮艺术的成因 |
| 一、“一回两事”的式微与“大旨谈情”的朦胧 |
| 二、作者的文化观念与现实遭际 |
| 三、悲剧精神的内在要求 |
| 主要参考文献(按音序排列)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3）色目人与元中后期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
| 二、前人研究 |
| 三、基本史料 |
| 四、论文创新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铁穆耳时代色目人与“守成”政治 |
| 第一节 、铁穆耳即位过程中色目人的作用 |
| 一、真金太子亡故后忽必烈对于继承人的初步构想 |
| 二、忽必烈对于继承人的最终确定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铁穆耳与康里人不忽木之间的关系隐藏的内部问题 |
| 一、康里人不忽木在忽必烈末年受到重用的原因 |
| 二、铁穆耳与阔阔真哈敦之间的矛盾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铁穆耳时代回回人赛典赤·伯颜的理财活动 |
| 一、赛典赤·伯颜在忽必烈统治末期一次“赈济”灾民事件的真伪辨析 |
| 二、赛典赤·伯颜理财团队未设立尚书省的原因 |
| 三、赛典赤·伯颜理财团队的理财措施及其结局 |
| 四、小结 |
| 第四节 、阿合马的被杀与忽必烈、铁穆耳时代重用阿合马之党羽阿里一事研究 |
| 一、阿合马被杀一事暗含的政治斗争 |
| 二、阿合马被杀后忽必烈对其尸体进行“示众”一事研究 |
| 三、阿合马之党羽回回人阿里在忽必烈与铁穆耳两朝受到重用的原因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时代的色目人与“革新”政治 |
| 第一节 、卜鲁罕皇后与哈剌哈孙两派之间的政治斗争 |
| 一、卜鲁罕皇后与哈剌哈孙两派分别选定皇位继承人的原因 |
| 二、爱育黎拔力八达“北上”决心的下定问题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海山的“新政” |
| 一、海山对哈剌哈孙一派的瓦解与打击 |
| 二、海山“新政”所蕴含的政治斗争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爱育黎拔力八达对尚书省的“大清洗”以及对回回人哈散的重用 |
| 一、海山对于两次废储事件的态度问题 |
| 二、回回人哈散与铁木迭儿之间的政治关系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硕德八剌、也孙铁木儿及图帖睦尔时代色目人政治势力的消长 |
| 第一节 、硕德八剌与“后党”之间的斗争 |
| 一、“后党”的统治 |
| 二、硕德八剌一派的反击以及对回回官员哈散的清洗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也孙铁木儿时代回回人的“献宝”问题 |
| 一、也孙铁木儿对也先铁木儿等“逆臣”进行“清洗”的原因 |
| 二、也孙铁木儿在回回人“献宝”问题上所隐含的政治倾向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钦察贵族燕铁木儿与儒臣之间的政治同盟 |
| 一、儒臣阶层在也孙铁木儿统治后期的境遇 |
| 二、钦察贵族燕铁木儿与儒臣之间政治同盟的形成 |
| 三、小结 |
| 第四节 、图帖睦尔时代钦察贵族燕铁木儿的政治活动 |
| 一、燕铁木儿支持海山次子图帖睦尔的原因 |
| 二、钦察燕铁木儿家族在蒙元时期的身份研究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妥懽贴睦尔时代色目人与蒙古人之间的政治斗争 |
| 第一节 、燕铁木儿家族势力覆亡的内幕 |
| 一、妥懽贴睦尔、燕铁木儿及卜答失里三者之间的关系 |
| 二、妥懽贴睦尔与伯颜之间联盟形成的条件 |
| 三、燕铁木儿家族的覆灭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脱脱与康里人哈麻之间的关系问题 |
| 一、脱脱驱逐其伯父伯颜的原因探析 |
| 二、脱脱与康里“奸臣”哈麻之间的关系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哈剌鲁人老的沙与奇皇后、爱猷识理达腊两派之间的斗争 |
| 一、奇皇后、爱猷识理达腊与哈麻争夺皇位的初次尝试 |
| 二、哈剌鲁人老的沙与奇皇后、爱猷识理达腊两派的形成 |
| 三、妥懽贴睦尔对于老的沙派与奇皇后、爱猷识理达腊派的态度 |
| 四、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4）刑事错案的防治 ——以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的规范运用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文献综述 |
| （三） 研究方法 |
| 1. 理论分析方法 |
| 2. 实证研究方法 |
| 一、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的定案法则——分析错案防治的一个理论工具 |
| （一） 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的概念 |
| （二） 实质证据-辅助证据适配的证明对象 |
| 1. 规范的证明对象 |
| 2. 派生（辅助）的证明对象 |
| （三） 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运用的配套证明标准与证明方法 |
| 1. 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运用的配套证明标准 |
| 2. 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运用的配套证明方法 |
| （四） 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界分与运用的必要性 |
| 二、 刑事错案在证据运用上的成因 |
| （一） 没有正确区分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 |
| （二） 没有正确运用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 |
| 三、 刑事案件的改判与证据运用之联系 |
| （一） 刑事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的情形 |
| （二） 证据自身以及证据运用的问题 |
| 四、 200件刑事案件改判原因统计及重点案件分析 |
| （一） 200起案件的改判原因统计 |
| （二） 典型案例分析 |
| 1. 辅助证据存在但非案件纠错的关键撬动点：以岳某某故意杀人罪为例 |
| 2. 辅助证据的正确运用成为案件纠错的关键撬动点：以卢某某故意杀人案为例 |
| 3. “反事实”视野中的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的运用：以李某星、李某华故意伤害罪为例 |
| （三） 案例分析小结 |
| 五、 实质证据-辅助证据界分理论如何助力错案治理 |
| （一） 降低证明标准，提高错案因素可视性 |
| （二） 规范证明方法，将后台化的情理推断（辅助证据）放到明面 |
| （三） 融入情理判断，提高裁判结果可接受性 |
| （四） 规范证明对象，使派生（辅助）证明对象明确化 |
| （五） 扩大证据范围，促进事实认定的合理性 |
| （六） 制定证据门槛，避免滥用规则带来的反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国际争端的政治性与法律解决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 一、“政治性争端”解决原理的本义:非裁判性理论的缘起与验证 |
|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政治性争端”非裁判性的理论与实践 |
|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性争端”非裁判性的理论与实践 |
| 二、“政治性争端”解决原理的本义:非裁判性实效保证的基石 |
| (一) “政治性争端”的非裁判性:国家同意原则的确立 |
| (二) “政治性争端”的非裁判性:国家同意原则的验证 |
| 三、“政治性争端”非裁判性原理的引申:国际裁判机构的审慎司法 |
| (一) “政治性争端”进入国际裁判领域的缘由 |
| (二) “政治性争端”国际裁判应予以因循的原则 |
| 1. 对高度敏感的“政治性争端”实行裁判回避之原则 |
| 2. 作出的裁判应对当事国留有余地的原则 |
| 四、“政治性争端”的解决方式:中国的基本选择 |
| (一) 中国对“政治性争端”解决方法的确当选择:立场分析 |
| (二) 中国对“政治性争端”解决方法的确当选择:实际案例 |
| 五、“政治性争端”非裁判性原理的悖论:中菲南海仲裁案解析 |
| (一) 对中菲南海仲裁案构成一起典型的“政治性争端”的定性 |
| (二) 对中菲南海仲裁案违背“政治性争端”非裁判性原理的分析 |
| 结论 |
（6）身份·性别·叙事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红楼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红学——一个聚讼纷纭的学科场域 |
| 第一节 走向文化诗学的阐释 |
| 第二节 对“文献、文本、文化”融合路径的可能性探索 |
| 第三节 学界研究现状分析和论文研究思路 |
| 一、有关红学方法论的现状分析与文献综述 |
| 二、论文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 |
| 三、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文化身份的弥散——“身份”与作为一个叙述文本的生产 |
| 第一节 双重身份与小说文本的历史性 |
| 一、文化归属上的旗人身份与贵族世家的形成 |
| 二、贵族的“世家”意识与《红楼梦》的美学品味 |
| 三、包衣身份与抄家带来的心理创伤 |
| 第二节 文本与历史的互动——旗人生计与小说的再叙述 |
| 一、贾府的经济收入与清代经济体制 |
| 二、贾府的经济支出与危机凸显 |
| 三、旗人生计问题之艰与贾府之衰败 |
| 第三节 虚构与真实——作为一部小说的《红楼梦》 |
| 一、究竟何为“虚构”？文学的虚构如何可能？ |
| 二、梦的立意与小说的写法：《红楼梦》的虚构策略之一 |
| 三、真、假辩证法与小说的写作策略：《红楼梦》的虚构策略之二 |
| 四、文学虚构的本质与必要 |
| 第四节 从史学范畴的“自传说”到小说领域的“自传性小说” |
| 一、自传？还是自传性小说？ |
| 二、从自传到自传性小说如何可能？ |
| 三、自我、经验与文学的重构——自传性文学的发生机制 |
| 四、叙述分层：叙事学理论对自传性小说的支持 |
| 第二章 性别认同的安排——性别规则与叙事形式 |
| 第一节 方法与背景 |
| 一、《红楼梦》性别研究的方法 |
| 二、历史语境中的女性话语 |
| 第二节 性别·美学·修辞——《红楼梦》安排与展示清代性别的方式 |
| 一、性别空间的流动：从闺房到大观园 |
| 二、有“个性”的领地——建筑样式、房屋分配、摆设与布景 |
| 三、作为“纯洁”象征的艺术——用“诗词”驱逐男性 |
| 四、“大观园图”作为“玷污”的入口：当大观园“入画”时 |
| 第三节 性别·情/礼·秩序——情/礼兼备与对伦理/道德秩序的审视 |
| 一、贾府秩序的建构——礼法的悖论性与情/理的流转 |
| 二、皇权与省亲别墅——大观园的政治结构与秩序 |
| 三、“情/礼”兼备——皇家行宫与女儿乐园的相互流转 |
| 四、母权与花园闺阁——女儿国的内在形式与法度 |
| 五、大观园礼法秩序的必要与“情/礼”兼备的尝试 |
| 第四节 权力流动与性别倒置——裙钗齐家与治国、补天的隐喻 |
| 一、地陷东南/贾府末世、女娲补天/裙钗治家的同构关系 |
| 二、流血不止(疾病)与家族血脉的渐枯——秦可卿、王熙凤的齐家症候 |
| 三、从女儿乐园到货利田庄——大观园性质的改变与探春的改革 |
| 四、女儿齐家与治国、补天的隐喻 |
| 第五节 性别·欲望·叙事——《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与从“欲”到“情”的动态演变 |
| 一、从《金瓶梅》到才子佳人小说的书写轨迹——明末清初小说从欲到情的主题转换 |
| 二、从《风月宝鉴》到《红楼梦》——去欲化的表现策略与书写困境 |
| 三、救赎与毁灭——对情之二重性力量的再思考 |
| 四、礼、欲夹攻中的情的双重困境 |
| 五、“礼”的重建与困境的解决 |
| 第三章 精神思想角色认同的失落——《红楼梦》对儒、道危机的阐释 |
| 第一节 儒的困境与曹雪芹文化认同危机的生产 |
| 一、政统、道统的合谋与文人的普遍性失语 |
| 二、皇权的高涨与文人的进退难题 |
| 三、《红楼梦》提出的思想难题 |
| 四、读书何为？——当儒学进入权力中心 |
| 五、进入仕途么？——贾雨村的启示 |
| 第二节 “归隐”是否可行？——文人能否脱离社会角色的扮演？ |
| 一、中国文人儒道互补的超稳定心理结构 |
| 二、《红楼梦》对佛、道的反思和批判 |
| 三、走向审美和诗意：《红楼梦》的家园意识与乡愁 |
| 四、情与悟的辩证与启示 |
| 第三节 进入“象征秩序”——贾宝玉的自我认同危机 |
| 一、从“女娲弃石”到进入“象征秩序”的心路历程 |
| 二、“爱”和“温柔”的名义：逃离象征秩序的双重艰难 |
| 三、叛离的痛苦与对真实存在的发现 |
| 第四节 “女儿”——能否成为文化危机的救赎？ |
| 一、“女性气质”作为形而上(道德纯洁、政治干净)的象征 |
| 二、宝玉的女儿崇拜与对女性生命形态的限缩 |
| 三、宝玉偏至的人生视角与对女儿气质的偏至选择 |
| 四、终将长大的“女儿”与终将逝去的“诗情” |
| 第四章 存在与虚无——终极关怀的认同延宕 |
| 第一节 叙述分层、叙述主体的意图转移与价值多元的表达 |
| 一、叙事套盒与《警世阴阳梦》、《姑妄言》 |
| 二、叙述分层的出现与《红楼梦》价值意义的多元性 |
| 三、叙述责任的转移与《红楼梦》亦真亦假虚构叙事效果的形成：从超超叙述层的“作者自云”——超叙述层的石头、空空道人、曹雪芹 |
| 四、叙述跨层与价值多元的辩难：从超叙述层的一僧一道到主叙述层的红尘众生 |
| 第二节 时间·宿命感·主体性 |
| 一、时间与小说叙述艺术 |
| 二、命、力与《红楼梦》的叙述张力 |
| 三、前五回情节安排中体现出的命与力 |
| 四、林黛玉的命/力挣扎与生命诗意美感的诞生 |
| 五、贾宝玉的抗争意识与死亡美学 |
| 第三节 乌托邦冲动——桃花源、后花园、大观园的“存在”方式和意义探寻 |
| 一、政治乌托邦的隐喻——桃花源的出现 |
| 二、情欲世界的开启——后花园的象征谱系 |
| 三、本真存在的叩问——大观园的乌托邦意涵 |
| 四、“自然”：作为乌托邦批判现实的力量 |
| 五、再解读：敞开“终极存在”中的乌托邦力量 |
| 第四节 意义追寻与人的存生本质——《红楼梦》作为精神史的线索 |
| 一、刘小枫的价值追问——意义追寻为何是人的存在本质？ |
| 二、《红楼梦》精神史索隐——面对历史(世界)之恶,诗人何为？ |
| 三、“赤子之心”的讨论与宝玉“出家”的再解读 |
| 第五节 对抗虚无与重建自我的方式——《红楼梦》的回忆书写 |
| 一、回忆：生命的形式与美学的形式 |
| 二、回忆书写的心理治疗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7）从创造性阐释到本土化建构 ——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理论支撑和现实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选题意义 |
| 1.3.1 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理论意义 |
| 1.3.2 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实践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阐释与建构：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理论支撑与“本土化”创造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政治沟通及其研究领域 |
| 2.1.2 西方政治沟通理论 |
| 2.1.3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传播思想 |
| 2.2 马克思恩格斯政治传播思想新解 |
| 2.2.1 批判与超越：认知维度奠定马恩政治传播思想的精神表征 |
| 2.2.2 着眼现实与服务社会：实践理性建构马恩政治传播思想的理论特质 |
| 2.3 马克思恩格斯政治传播思想在中国的“本土化创造” |
| 2.3.1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历程 |
| 2.3.2 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体系的重要特征 |
| 2.3.3 中国坚定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思想的必然性 |
| 第三章 嬗变与挑战：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剧烈变迁与发展困境 |
| 3.1 当代中国政治沟通发生的变迁 |
| 3.2 我国现行政治沟通建设面临的困境 |
| 3.2.1 单通道信息传送体制弊端丛生 |
| 3.2.2 政治传播受众群体模糊 |
| 3.2.3 政治传播话语僵化 |
| 3.2.4 政治传播主体建设匮乏 |
| 第四章 应对与愿景：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路径探究 |
| 4.1 既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又要加强媒体管理 |
| 4.2 利用新媒体设置议程,扩大传播力和影响力,获取认同 |
| 4.3 注重研究年轻群体知识架构与心理构成,吸引“新鲜血液”参与 |
| 4.4 打造科学化传播策略,追求长远效益 |
| 4.5 培育职业性政府公关传播人才,强化传播话语和政治修辞培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8）章学诚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来源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章学诚生平及其文学思想 |
| 第一节 章学诚的家世及其生平 |
| 第二节 章学诚文学思想的形成分期 |
| 第三节 章学诚重要着述述略 |
| 第二章 章学诚古文研究 |
| 第一节 章学诚论文、道内涵及二者关系 |
| 第二节 章学诚论文与质的关系 |
| 第三节 章学诚文气论 |
| 第四节 章学诚的古文实践 |
| 第五节 章学诚古文创作时间考辨 |
| 第三章 章学诚诗歌研究 |
| 第一节 章学诚的诗学观 |
| 第二节 章学诚的诗歌实践 |
| 第四章 章学诚小说研究 |
| 第一节 章学诚的小说理论 |
| 第二节 章学诚小说理论中的矛盾心理透视 |
| 第三节 章学诚小说的创作特征 |
| 第五章 章学诚史学着述中的文学实践——传记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章学诚论传记文体及其流变 |
| 第二节 章学诚论传记撰写的文学性原则 |
| 第三节 章学诚史学传记的文学价值 |
| 第六章 章学诚的八股文理论及其影响下的写作教育 |
| 第一节 章学诚的八股文理论 |
| 第二节 章学诚八股文理论中的矛盾性阐释 |
| 第三节 章学诚八股文理论影响下的写作教育 |
| 第七章 章学诚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章学诚关于批评主体应具备文德的观点 |
| 第二节 章学诚丰富多样的批评方法 |
| 第三节 章学诚对桐城派古文的批评 |
| 第四节 章学诚对袁枚及其《随园诗话》的批评 |
| 第八章 章学诚关于文学史的意识观念及其当代意义 |
| 第一节 章学诚文学史意识的初步体系 |
| 第二节 章学诚关于文体流变的观点 |
| 第三节 章学诚文学史意识的当代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章学诚着作年表 |
| 附录二 章学诚佚文篇目考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当代中国乡村治道变革论 ——基于社会转型风险治理的视界（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本研究的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与评述 |
| 一、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评述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治道与乡村治道 |
| 二、治道变革与乡村治道变革 |
| 三、社会转型风险与乡村社会转型风险 |
| 第四节 研究目的、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
| 三、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转型中国乡村治道变革研究进路 |
| 第一节 治理和地方治理理论 |
| 一、治理和地方治理理论内涵 |
| 二、治理和地方治理理论在本研究的运用 |
| 三、治理和地方治理理论在乡村治道变革中的应用 |
| 第二节 政府再造和社区再造理论 |
| 一、政府再造和社区再造理论内涵 |
| 二、政府再造与社区再造理论在本研究的运用 |
| 三、政府再造与社区再造理论在乡村治道变革中的应用 |
| 第三节 社群主义与协商民主理论 |
| 一、社群主义与协商民主理论内涵 |
| 二、社群主义与协商民主理论在本研究的运用 |
| 三、社群主义与协商民主理论在乡村治理实践中的应用 |
| 第四节 整体性治理与风险社会理论 |
| 一、整体性治理与风险社会理论内涵 |
| 二、整体性治理和风险社会理论在本研究的运用 |
| 三、整体性治理和风险社会理论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乡村社会转型风险诸面相 |
| 第一节 乡村突发公共事件剧增 |
| 一、乡村群体性事件频发 |
| 二、乡村公共卫生事件频现 |
| 三、乡村事故灾难事件增多 |
| 四、乡村社会治安事态严峻 |
| 第二节 乡村社会结构失衡 |
| 一、乡村人口结构失衡 |
| 二、乡村利益结构失衡 |
| 三、农民就业结构失衡 |
| 第三节 乡村文化与精神危机 |
| 一、乡村信仰危机 |
| 二、乡村伦理危机 |
| 三、乡村社会信任危机 |
| 四、乡村居民心理困顿 |
| 第四节 乡村发展遭遇多重困境 |
| 一、乡村债务风险上升 |
| 二、乡村生态环境恶化 |
| 三、乡村政治风险增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成因的治道探析 |
| 第一节 乡村威权型治道界说 |
| 一、乡村威权型治道之内涵 |
| 二、转型期乡村威权型治道成因论析 |
| 三、乡村威权治道的效应特征 |
| 第二节 乡村威权型治道基本架构 |
| 一、乡村威权型治道之理念 |
| 二、乡村威权型治道之体制和机制 |
| 三、公司化威权型基层政府 |
| 四、威权化村治 |
| 第三节 乡村威权型治道的主要风险 |
| 一、乡村威权治理观之风险 |
| 二、乡村威权型治理体制之风险 |
| 三、村治威权化之风险 |
| 第四节 后农业税时代乡村治理新困局 |
| 一、税改后乡村治理新困境 |
| 二、税改后乡村治理制度创新遇尴尬 |
| 三、“悬浮型”政权的合法性难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转型中国乡村治道变革之得失检视 |
| 第一节 乡村治道变革得失的评判 |
| 一、乡村治道变革得失评判之标准 |
| 二、乡村治道变革得失评判之维度 |
| 三、乡村治道变革得失评判之原则 |
| 第二节 转型期乡村治道变革的得与失 |
| 一、乡村治道变革之所得 |
| 二、乡村治道变革之所失 |
| 三、乡村治道变革得失的根源与启示 |
| 第三节 乡村治理若干重要关系之省思 |
| 一、中央和基层政府与农民关系 |
| 二、静态稳定与动态稳定关系 |
| 三、政治民主与社会民主关系 |
| 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关系 |
| 五、民主与民生关系 |
| 六、乡村治理之共性与多样性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转型中国乡村治道变革新逻辑 |
| 第一节 乡村治理合法性嬗变与乡村治道变革 |
| 一、乡村治理合法性的界定 |
| 二、转型期乡村治理合法性之嬗变 |
| 三、乡村治理合法性困局促发乡村治道变革 |
| 第二节 转型期农民权利新境遇与乡村治道变革 |
| 一、中国语境下的农民权利 |
| 二、转型中国农民权利新境况 |
| 三、农民的权利诉求推动着乡村治道变革 |
| 第三节 农民的需要变化与乡村治道变革 |
| 一、农民的需要之意涵 |
| 二、转型中国农民的需要新变化 |
| 三、农民的需要新变化对乡村治道变革的推动 |
| 第四节 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与基层政府职能转变 |
| 一、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 |
| 二、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与基层政府职能重心转移 |
| 三、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需要政府的职能回归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的再发现与启示 |
| 第一节 合寨村村民自治缘起的再认识 |
| 一、村民“自由”后的新遭遇:“吃得饱,睡不好” |
| 二、村域公共安全与秩序再造 |
| 三、合寨村村民自治成因探源:基于地方性知识的析解 |
| 第二节 合寨村村民自治制度与运行 |
| 一、合寨村村民自治基本制度架构 |
| 二、网络化社会管理 |
| 三、村治制度的完善 |
| 第三节 合寨村村民自治特色、绩效与与启示 |
| 一、合寨村村民自治的特色 |
| 二、合寨村村民自治的绩效 |
| 三、合寨村村民自治的启示 |
| 第四节 合寨村村民自治:问题、风险与治理前瞻 |
| 一、合寨村村民自治的主要问题 |
| 二、合寨村村民自治的治理风险 |
| 三、合寨村村民自治面临新挑战 |
| 四、超越村治局限:一个整体性治理前瞻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之道 |
| 第一节 重塑乡村治理观念体系 |
| 一、增强忧患、风险与危机意识 |
| 二、培育和弘扬公共精神 |
| 三、提升公共责任意识 |
| 四、树立以人为本治理理念与价值观 |
| 第二节 建设民生服务型基层政府 |
| 一、民生服务型基层政府的界说 |
| 二、建设民生服务型基层政府的理由 |
| 三、建设民生服务型基层政府的途径 |
| 第三节 建立健全乡村民主治理体制与机制 |
| 一、提升乡村民主治理的制度化水平 |
| 二、健全乡村民主治理体制 |
| 三、完善乡村民主治理机制 |
| 四、变革县政威权制,推动县政民主化 |
| 第四节 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
| 一、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界定 |
| 二、建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性 |
| 三、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思路 |
| 四、建立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基本途径 |
| 本章小结 |
| 余论:乡村民主治理:何以可欲,何以可能? |
| 一、民主治理的内涵 |
| 二、乡村民主治理:何以可欲,何以可能? |
| 三、推进乡村民主治理的原则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对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治理状况调查方案 |
| 附录2: 广西合寨村经济社会发展与治理状况调查问卷 |
| 附录3: 乡村实地调查照片选录 |
| 附录4: 对《贵州省雷山县西江镇西江村村规民约》的一个简评 |
| 附录5: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张承志的关键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对象、方法及基本内涵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意义及尝试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知青 |
| 第一节 知青对母亲(额吉)的感恩仪式 |
| 第二节 离开草原与身份转换：漫长的告别仪式 |
| 第三节 知青苦难生活的写照 |
| 第四节 对知青运动的评价 |
| 第二章 人民 |
| 第一节 “为人民”原则的时代印迹与特定内涵 |
| 第二节 禁忌的美学原则(一)：《黑骏马》中的草原女性形象 |
| 第三节 禁忌的美学原则(二)：《黄泥小屋》中的遥远“净土” |
| 第四节 “文明内部的发言”理论与民粹主义 |
| 第三章 人道 |
| 第一节 民间秘史的发现与创作题材的拓展 |
| 第二节 《终旅》、《西省暗杀考》中的“赴死”精神 |
| 第三节 《心灵史》中的人道主义和“牺牲之美” |
| 第四节 为中国文化提供参照 |
| 第四章 清洁 |
| 第一节 “清洁”概念的缘起、内涵及最终界定 |
| 第二节 古代清洁的人物 |
| 第三节 近现代清洁的人物 |
| 第四节 知识分子的“侠气”精神 |
| 第五章 红卫兵 |
| 第一节 张承志与“红卫兵”一词的相关史实 |
| 第二节 小说中的红卫兵形象及反省精神 |
| 第三节 红卫兵的遗产：反体制与血统论 |
| 第四节 对邵燕祥、刘心武等人“北戴河对话录”的批评 |
| 第六章 正义 |
| 第一节 “三国之旅”归来后对《金牧场》中“美国梦”的修正 |
| 第二节 “反对与对抗的立场”：视美国为新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 |
| 第三节 以日本为参照：寻求互助的正义 |
| 第四节 穆斯林屏障：从历史中寻求资源和支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四、美国不当搜查对策体系析解（论文参考文献）
- [1]肇庆市职务违法行为监察监督研究[D]. 邱旭画.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3)
- [2]《红楼梦》高潮艺术论[D]. 张明明.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3]色目人与元中后期政治[D]. 姜源.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4]刑事错案的防治 ——以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的规范运用为视角[D]. 陈若昕.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5]国际争端的政治性与法律解决方法[J]. 徐崇利. 国际政治研究, 2018(02)
- [6]身份·性别·叙事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红楼梦》研究[D]. 李丹丹.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8(01)
- [7]从创造性阐释到本土化建构 ——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理论支撑和现实变迁[D]. 张铁云. 广西大学, 2016(02)
- [8]章学诚文学研究[D]. 张富林. 扬州大学, 2014(12)
- [9]当代中国乡村治道变革论 ——基于社会转型风险治理的视界[D]. 廖业扬. 南京大学, 2013(04)
- [10]张承志的关键词[D]. 李有智. 南京大学, 20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