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11月号“数学能力月月赛”答案（论文文献综述）
陈实[1]（2017）在《伪满洲国童话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伪满洲国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期间,殖民者将童话作为意识形态宣传和文化侵略的一种工具,指派或倡导作家创作一种将“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殖民宣传植入其中的童话,意在教育和影响青少年。同时,一些爱好童话创作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以“附逆”“迎合”“解殖”等姿态,发表了数量不可忽视的童话作品,并在伪满洲国后期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本论文主要由五章构成。第一章从探究伪满洲国童话的源流开始,对伪满洲国的童话概念进行梳理,以这一时期公开出版的童话作品为线索,分析殖民者如何利用童话进行“未来国民”的塑造,分析伪满洲国童话写作的两种分流与多重向度,以此呈现殖民地童话创作的复杂性与特殊性。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别以“一刊”“一报”“一人（作家）”的案例形式,对伪满洲国的童话创作进行从平台到作家的全面分析。这三个案例将以实证的方式具体对应第一章中提出的“两种分流及多重向度”:第二章以《满洲学童》作为案例,代表着殖民者的“植入与控制”。对《满洲学童》杂志及其所刊部分童话的考述,将重现伪满洲国“植入式童话”这一创作现象,揭露殖民者对儿童刊物的把控与设置,探讨他们利用童话来虚构乐土的实质。同时,以该杂志上“抗击英美”的童话为例,更深层次分析“献纳文体”的时代寓意,探究童话作家真心与无意的迎合,以此重现殖民地童话创作的纠结与挣扎;第三章以《泰东日报》作为案例,展示两种分流之中较为复杂的“中间层”,这里包含了“把控”“游离”“解殖”等多种形式的童话创作,且“把控”下有“附逆”“合作”“迎合”,“游离”中有“自觉与不自觉”“自我与时局”,“解殖”时有“消解与挣扎”。这些童话创作分流中的多重向度,正是隐藏于《泰东日报》这类报刊的文艺栏目之中。同时本章将着重分析《泰东日报》文艺副刊所掀起的“童话热潮”,并以此追溯伪满洲国时期“关东州”特殊童话土壤与作家源流的形成过程;第四章以伪满洲国时期着名童话作家杨慈灯为案例,将他作为童话作者中“游离与解殖”的代表。该章对杨慈灯的生平进行考证,梳理他在公开媒体上发表的作品,分析其军旅作品与童话作品之间的关系,并着重论述其童话创作中的两个向度。以此展现游离于殖民者“官方意识”之外的童话作家的生存与创作情况;第五章是对伪满洲国“满系”“日系”“蒙系”“俄系”“鲜系”作家多语系、多族群童话创作情况的考察,尽可能地呈现童话创作的交汇处与多样性,以期从伪满洲国各语系及族群童话写作的幻想、植入与附和之中,探究殖民者倡导的“植入式童话”与作家主观意识形态之间“同与异”的撕扯与张力。结语部分则探讨日本殖民者如何全面立体地渲染“新大陆”“新满洲”,如何将“苦海”虚构为“乐土”,并重点分析童话作为“解殖文学”的重要价值。对伪满洲国童话的研究,将再现这一时空的童话写作现象,弥补这一时期童话史料的缺失,衔接童话研究的断层,为中国文学史提供多样性的参考,与其他殖民地文学研究互为烛照、补充与参考,暴露日本殖民者培养“未来国民”的文化殖民计划,从儿童文学参与文化殖民的角度提出新思考,同时也将为这一时期的民族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等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
潘文峰[2]（2015）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梳理和探讨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一、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社会转型对文学批评的影响。70年代以来的各种事件使威权意识形态面临紧迫的任务:必须自我调整并在一定程度上顺应民意才可能继续维持其威望或合法性。而威权意识形态在调整过程中需要一种新的美感和文学样式为之效力。在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表述上摒弃“文艺为政治服务”而倡导“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正是这种调整的结果。然而,文艺与政治的对立紧张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政治意识形态内部在文艺“路线”上的分歧使80年代前期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建设几经波折。1984年底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强调“创作自由”和对党在文艺领导方面的“偏左”进行检讨,进一步推动了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此后,尽管仍面临政治的压力,但文学创作和批评理论走向多元化成了不可逆转的潮流。二、讲究政治实用的经典文论和传统批评范式不甘心被边缘化,仍试图利用各种造势（“伤痕文学”论争、“现代派”论争、“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等）掌控文学发展与批评理论建设的方向。三、人道主义思潮的回归对文学批评的影响。过去一个时期,尤其是“文革”的惨痛教训,使人道主义成为不可阻挡的思想潮流。立足于实现人的“本质”与“自由”是80年代文学理论批评建设的一个基点。“文学无为而治”、“文学主体性”、“文艺本体”、“纯文学”等批评理论的倡导,无不深含人道主义的情怀。以上三方面犬牙交错,深刻地影响了80年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绪论主要说明选题的研究范围、本论题已有的研究成果与不足以及本文的研究目标、路径和各章的主要内容。第一章、第二章梳理“左翼”文艺理论批评发展及其一元化历程,以及70年代末以来威权意识形态对文艺政策的调整及由此引起的论争。了解“左翼”文艺批评理论发展及其一元化历程,是把握80年代文学批评论争的思想资源与目的的前提和基础。综观80年代一系列的文学批评论争,其实就是原有文学格局瓦解之后不同的文学观念及其话语权之间对峙与冲突的具体表征。其中,“革命”（或政治）的文学观和“人”的文学观之间的对峙与冲突最引人注目;而如果把这种冲突放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背景下观照,那么,其实质可以归结为:文学作为一种阶级与组织的“斗争武器”（为建立某种“规范与秩序”）和文学作为“人”的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之间矛盾的历史延续。第三章论述80年代文学批评中两种范式的冲突与转换。从“五四”时期起,人性、人道主义、创作方法与形式往往成为了文坛聚讼的中心。在此后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它们屡屡被当作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话题来讨论。在“革命”文学批评理论的视域中,从大的方面来讲,持论“人性”、创作方法与形式的正确与否,不仅关乎文艺事业的成败,也关乎革命事业的成败;从小的方面去看,对待人性、人道主义、创作方法与形式的态度往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政治思想状况。其结果,不符合于“革命”要求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和创作方法不可避免地被视为“落后”或“反动”;不符合“革命”要求的“形式”则被贴上各种标签——现代派的形式主义、唯心主义、反现实主义等。80年代,以上这些“传统”观点逐渐失魅,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文学批评观念赢得社会共鸣。第四章主要探讨80年代文学批评中的关键词或流行术语——“文学批评标准”、“新方法”、“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主体性”、“文艺本体”、“纯文学”、“重写文学史”的历史背景、理论意义与理论盲点。第五章从“双百”的实施状况和思维特征两个方面来考察80年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局限。“双百”实践的历史语境,大致反映了一个时期学术发展与争鸣的“上限”。在80年代,“双百”实践的政治化和工具化倾向依然十分明显,这妨碍了“争鸣”的深度和广度,妨碍了文学批评理论的更新速度与创新力度;而一个时代批评的总体思维特征,则反映了其理论自觉的程度。80年代文学批评在递变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新的普遍的思维模式,即以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政治与文学、外部与内部、社会与个体作为思维逻辑,前者意味着保守落后,后者意味着现代和先进。这说明80年代文学批评在反思经典批评理论的过程中缺乏“自我批判”的自觉,仅是一种“体系内的批判”,不具有足够的“艺术总体性”的理论自觉。结语部分总结80年代文学批评的理论意义,指出其扭转了长期以来单纯追求文学与批评的经世致用倾向,开启“文学之为文学”及自身本质属性的全面探索。
张真[3]（2015）在《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俗文学研究是日本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汉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研究传统。中国俗文学作为汉文学的重要内容,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形成一股热潮。不仅成为日本人学习汉语的教材,还对江户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对近代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受众基础。随着近代以来西学的不断传入,日本现代学术制度逐步形成,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俗文学学科早于中国本土在日本得以确立,中国俗文学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追溯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俗文学学科史时,是不能忘记早稻田大学的初创之功的。早稻田大学前身东京专门学校在坪内逍遥的主持下创设了第一个以中国俗文学为特色的纯文学科系,而开设中国俗文学相关课程的第一任讲师就是森槐南。森槐南在东京专门学校首开中国俗文学课程的影响无疑是很深远的,其在中国俗文学学科史上的意义需要重新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仅就早稻田大学一校而言,由他所开创的传统也一直被保留并发扬光大。在早稻田大学的中国俗文学学科初创之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也相继开设中国俗文学课程,建立中国俗文学学科体系,并由此成为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和日本汉学史上的“东西两鼎”。由于两校的中国俗文学研究者各有其师承关系,其治学方法形成了颇具各自特色的流派,故往往冠以“学派”之称。本文第三章、第四章主要通过东京、京都两大学派的学术源流、师承谱系、学术竞争等方面,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展现两大学派的整体面貌,尤其是对狩野直喜、盐谷温、幸田露伴、铃木虎雄、青木正儿等人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作了较为详细地探讨。在上述三所着名大学以外,近代日本尚有不少以高等学府为中心的中国俗文学研究阵地。随着对外扩张的逐渐推进,日本在以东亚为主的殖民地设立了两所帝国大学:京城帝国大学、台北帝国大学。京城帝大在儿岛献吉郎、辛岛骁的主持下,台北帝大在久保天随、神田喜一郎、原田季清等人的主持下,都展开了各具特色的中国俗文学研究。除此以外,尚有不少私立大学展开了各具特色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以宫原民平为代表的拓殖大学和以奥野信太郎为代表的庆应义塾大学。近代学术转型时期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中,有不少问题并非由某一位学者在某一篇论文或某一部论着得以解决,而是数十年间众多学者共同研究的结果,成为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的重要问题。戏曲、小说、说唱文学等各个文体中都有这样的重要问题,第六章选取南戏、《水浒传》、敦煌俗文学等几个重要问题的研究史加以探讨。近代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不仅是日本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学术的重要一环,即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学术现象,它的发生、发展始终与国际学术相联系。第七章通过盐谷温与欧洲汉学家的交往、王国维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与日本学界的关系及以《红楼梦》研究为视角的近代东亚三国学术交流为典型个案,试图勾勒出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西方、日本、中国及中、日、韩等东亚三国间的学术联系与互动关系。
任玲玲[4]（2013）在《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思想界、文艺界展开了连续不断的批判、改造运动。文艺方针背离文学的功能,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日益扭曲,直至“文革”期间出现“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局面。浩然是建国以来,“左”的文学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受益者,同时也是受害者。所谓“政治化写作”,是指作家迎合或者根据当局的政治需要,为直接配合政治宣传,而以图解政策、图解社会、图解生活为创作手法的应景式的文艺写作。它是中国革命过程中,为适应革命的政治需要而被不断提倡起来的“左”倾文艺传统的产物,也是作家缺乏起码的文艺价值和文艺个性,而自觉不自觉地阿谀政治的结果。以浩然为典型的政治化写作,是建国以来极“左”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文艺标签。“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在运用翔实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浩然的政治化写作进了剖析:首先,结合浩然不同阶段的文学创作,分析其如何通过故事结构表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等意识形态化的主题。本文通过分析浩然不同时期的作品内容及创作经过、浩然创作活动与社会政治形势的对应关系,剖析浩然政治化写作的发展过程。浩然早期的短篇小说可以解读为宣传性型文艺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内容几乎都是歌颂新中国农村移风易俗、公而忘私、爱社如家、助人为乐之类的好人好事,是配合国家大事所做的政策宣传。《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是浩然以图解“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主题的政治图解型长篇小说。浩然“文革”期间创作的《西沙儿女》和《三把火》是僵硬的“文革”式写作,是“文革文学”的典型代表。“文革”后,浩然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勉强写了一些反映改革开放的作品,但由于已形成了固定的政治化写作模式,难以有所突破。其次,通过浩然的成长经历,分析浩然政治化写作的思想基因。浩然是一个孤儿,在解放区政府的帮助之下有了家、有了工作。从一个只受过三年多小学教育的农家子弟成长为受人尊敬的党报记者和走进文学殿堂的知名作家,一路革命走来,他有着有表现自己、向上爬的强大动力。对党的感恩戴德和多年从事党报记者的经历,使得浩然在当“文革”假“革命”之名要求文学为其服务时,浩然不但不会觉得别扭,反而会觉得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从而顺理成章地沿着这个思路去营构他的作品,去迎合“文革”政治的需要。正是由于这些社会的、政治的客观的条件以及作家自身主观意愿,促成了浩然在“文革”文坛上的特殊地位。最后,通过分析极“左”的时代氛围清理浩然政治化写作的文化逻辑。浩然作品的走红有他的社会氛围。读者、编辑、出版社、评论界,甚至各种各样的座谈会,都有“左”的要求,都在推动浩然去写“左”。浩然的问题,既是他个人问题,又是时代问题。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文革”结束,中国社会整体是一个极“左”时代。浩然要歌颂这个时代,必然要跟着这时代的要求走。建国后对胡风、丁玲、萧也牧、甚至后来对周扬等人文艺思想的批判,导致中国的文艺政策越来越“左”。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合作化、集体化、地主富农的反革命阴谋、批斗党内走资派等这些政治运动,自然成为浩然的作品主题。紧跟政治指挥棒的浩然,至死都坚持自己作为一个“时代歌者”的“真诚”性,对于自己所受到的质疑感到委屈、苦闷。将浩然放在当代思想史的大背景下,运用文学史、社会史、思想史、心态史等跨学科的方法,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政治化写作进行深层次的清理,使文学能够重回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对当下社会文化、文艺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易图强[5]（2011）在《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文中研究表明“畅销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畅销书”,是指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的畅销书；广义的“畅销书”,既可以是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也可以是通过行政手段发放或摊派而产生。畅销书的本质是,在一定的时间里迅速形成了对某类或某种图书的群体性追捧、阅读的社会行为。只要具备这一特点,任何图书都可以视为畅销书。图书的畅销,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政治现象、文化现象,在素来重视政治、文化的中国更是如此。拙文以广义畅销书为视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40年间（有时酌情延伸至1989年以后）畅销书的出版传播活动进行纵向研究。新中国40年间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可以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1949.10—1957.5,1957.6—1966.4,1966.5—1976.10,1976.11—1982.9,1982.10—1989.5。每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与历史主题。受此制约,每个历史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各不相同,每个历史时期出版的畅销书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也各不相同。1949.10—1957.5,是中国社会制度发生转变的时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废旧立新、蓬勃向上、“多元并举”、“百花齐放”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整体上呈现生动活泼的气象。例如,20世纪50年代尤其50年代的早期、中期,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革命文学图书成为文学畅销书出版传播的主干,中国古典文学图书、以新中国建立前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图书乃至西方资本主义文学图书的出版传播也都枝繁叶茂,这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难得一见,更是“文革”时期根本见不到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意识形态对文艺的控制比较宽松。革命文学图书的空前畅销产生了巨大影响：培植了广大民众的革命英雄崇拜情结,传播了爱国、爱共产党、爱人民,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主流价值观。1957.6—1966.4,是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革命文学图书继续大量出版发行但遭受挫折,苏联译着的出版传播暗淡下来；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影响巨大；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图书市场一道亮丽风景。“斗志昂扬”、“火药弥散”的时代特征,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曲折发展的态势。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中国引进出版的俄苏译着急剧减少,1960年之后几乎绝迹。这是1956年后中苏关系日益恶化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翻译界、出版界有意识地破除对苏联的迷信之反映；1963.4—1964.11,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纷纷出版并广为流传,这是当时阶级斗争迅速扩大化的直接表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图书出版业提出的必然要求。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使青少年儿童增强了阶级观念,提高了革命警惕性,但历史尘埃落定之后,就会发现,这种畅销书为“左”倾错误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让仇恨的种子种植于稚嫩、纯洁的少年儿童的心灵。1966.5—1976.10（“文革”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疯狂年代,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噩梦岁月。这一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是：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大批判”文集铺天盖地,“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迷信盛行、万马齐喑的时代特点,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畸形、扭曲的局面——品种极其单一,极不平衡。例如,这一时期,毛泽东着作的出版发行发展到疯狂的地步,这是因为：“文革”开始后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林彪对毛泽东着作别有用心的鼓吹与奉承,人们盲目崇拜毛泽东。“文革”时期疯狂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加剧了个人崇拜,强化了现代迷信,为林彪捞取了政治资本,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播知识的作用。科学技术图书是“文革”时期的一大畅销板块,最具个性的科学技术图书是“赤脚医生”图书。“赤脚医生”图书大量出版发行的基本原因是：贯彻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响应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赤脚医生”图书是“赤脚医生”获得医药知识的重要途径,甚至成了他们现学现用、现查现医的救急书。1976.11—1982.9,是拨乱反正时期,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严重“书荒”之后国民“大补”文学名着,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出现了工具书、通俗文学作品、日常生活图书、经济图书和少儿读物的出版传播热。拔乱反正、初步改革的历史主题,解放思想、渴望知识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景象。例如,文化教育图书空前畅销,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全社会重视教育、崇尚知识、尊重人才的体现。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小学教辅、大中专教材和工具书等方面的畅销书,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广泛地传播了文化科技知识。这一时期出版的最具轰动效应的文学畅销书是《第二次握手》,它突破了“文革”时期强加于文艺创作的清规戒律,解放了思想,解放了人性,推动了拨乱反正,促进了科技发展。1982.10—1989.5,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向纵深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经济学着作、教材继续热销；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金庸的武侠小说与琼瑶的言情小说如火山般爆发；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改革开放、思想启蒙的历史主题,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景象。这是国民阅读的沸腾岁月,是图书出版传播的黄金时代。例如,1979—1989,经济学着作、教材纷纷出版并畅销起来,原因在于：高等院校的恢复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经济学教材提供了稳定的读者群；经济的调整、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推进,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出版传播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力；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面世与流行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行政力量的参与和媒体的宣传,让经济学着作、教材的流传如虎添翼。经济学畅销教材、着作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金庸与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这是由于：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全面铺开,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和市民阶层；从1985年开始,以市场为取向的出版经营体制改革有了实质性突破,迫使出版社不得不重视经济效益;版权保护意识的缺乏,民营书业的兴起,客观上促进了琼瑶与金庸小说出版传播的繁荣；金庸与琼瑶的小说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审美需要和阅读心理。以金庸和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畅销书,解放了国人的人性,为大众提供了文化营养,促使编辑出版人员开始转变观念,推动了中国大陆本土通俗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晦涩难懂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译着也大行其道,这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启蒙的需要,是协作出版结下的硕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畅销书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学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且泽惠于后世,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资源。“文革”结束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畅销书在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例如,就传播内容而言,“文革”结束前,主要流行政治理论读物和革命文学作品,而改革开放后,主要流传文化教育读物、经济读物和娱乐休闲读物。就文学畅销书而言,“文革”结束前,革命文学经典、俄苏文学作品洛阳纸贵,而改革开放后,港台文学作品、西方文学作品风行中国。在新中国40年间,最稳定的两类畅销书是政治理论类和科学技术类,起伏最大的两类畅销书是文学类和文化教育类。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与时代变迁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时代制约着、决定着畅销书,另一方面,畅销书反映着时代、影响着时代。前者是指,畅销书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迫切需要催生了体现这种时代要求的畅销书,时代创造了某种图书得以畅销的条件。时代的特点与需要,决定着畅销书的选题结构,决定着畅销书的主题与功能,决定着畅销书的文本。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依托于时代、依赖于时代；后者是指,一定时代的畅销书体现该时代的历史特征、历史主题,映射该时代的社会心理、大众心态,体现该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体现该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体现该时代国民的知识水平、思维水准与精神高度。图书的畅销又影响着时代的发展,或是推动社会发展,或是阻碍历史前进。总之,时代作用于畅销书,畅销书又反作用于时代,即畅销书离不开时代,时代又呼唤畅销书。畅销书是时代的符号、标志,是反映历史特征、历史主题的载体,是记录时代精神、大众心态的媒介。畅销书是社会变化的睛雨表,是时代变迁的映射,是观察历史发展的窗口。因而,畅销书嬗变的过程,折射出时代变迁、社会演变的轨迹；畅销书的文本,浓缩了所在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的面貌与国民的阅读水准。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史,是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缩影。勾勒新中国畅销书的历史嬗变,剖析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分析其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解读其文本（包括内容与形式）,是考察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的非常有效的途径。
冷天翔[6]（2011）在《复杂性理论视角下的建筑数字化设计》文中研究指明全球的发展正在从“工业-扩张”模式向着“信息-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复杂性理论范式正在取代简化还原的理论范式,在全球性数字化平台的整合下,一种新型社会——信息化社会已现雏形。计算机屏幕已经取代了传统的绘图板,建筑专业基础大部分内容的面貌已经被新兴技术——以处理信息为主的工作方式、信息互联型社会和环境生态问题——所改变。文章回顾了建筑理论从简单性范式有意或无意地朝复杂性理论范式发展和转变的过程,指出建筑实践在数字化技术成熟起来之后才反映出理论上提出的复杂性原则,再次证明理论和实践结合才能真正发展。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详细阐释了早期数字先锋建筑师是部分解构建筑师转变而来,以及数字化技术逐渐泛化后出现对新型审美体验的追求和对技术适应性、可持续发展的探索；然后,本文继续讨论了数字技术应用于本土化的诸问题,提出了基于本土问题意识的理论结合实践的发展道路。文章研究的主要创新体现在从复杂性理论到建筑数字设计实践落实的几个关键结合点上,并从一些具体的实际操作策略的层面详细阐释当前建筑数字设计实践：第一,阐明了复杂性理论对于建筑学的重要启示意义,并基于复杂性理论视角为当前数字化建筑设计构建了理论框架。本文指出复杂性理论重新审视主客辩证关系、有序与无序的辩证关系、信息的重要作用,对建筑学有重要启示意义；并在详尽分析了当前建筑师对复杂性理论的接受程度和方式的基础之上,构建了数字化建筑设计的理论框架,框架包括三条从微观到宏观的原则：双重逻辑原则、关联原则和全息原则。第二,提出了以复杂性理论为基础的数字化建筑设计方法发展方向。详细区分了传统设计方法与数字化的设计方法差异,提出未来的数字化设计方法是建立在复杂性理论基础之上的。本文认为数字化建筑设计方法的发展方向是：更重视条件间的动态约束、更重视解决问题过程步骤（即算法）、更重视“人-机”智能系统结合。第三,阐释了我国传统观念与复杂性理论的契合之处,为本土化的数字化建筑实践提供理论参考。提出我国传统观念与复杂性理论的两点契合之处——有机整体论和朴素生成论；同时指出传统观念的不足之处：不重视量化关系,不重视系统局部和单元的主体性。我国的传统观念为我们接受复杂性理论找到了本土化的联系点,为数字化技术解决本土化建筑问题提供了基础锚点。
王昌善[7]（2011）在《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几代专家和学者的努力下,我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与一些邻近的领域相比,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的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小学教科书制度的历史研究还显得较为薄弱。目前,尚未见有对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进行整体性研究的成果。因此,从整体上梳理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发展的历史沿革,分析其构成的基本要素,探究其形成原因、实施效果和经验教训,其研究成果对充实我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丰富我国教科书和课程理论研究具有较重要的理论价值,并能为深化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对完善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制度、提高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的质量具有较重大的现实意义。本论文致力于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整体研究,主要探究该制度的历史沿革、基本要素、形成原因、实施效果与借鉴和启示。全文共分五章,各章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首先介绍了研究缘起并对论题进行了界定,然后分析了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阐述了研究思路与论文构架,最后讨论了研究可能取得的突破。第二章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历史沿革。把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历史分为如下三个时期：（1）光绪3年（1877年）至光绪23年（1897年）：自由制；（2）光绪24年（1898年）至对日抗战开始（1937年）：以审定制为主；（3）对日抗战至国民政府迁台（1949年）：以国定制为主。主要运用历史学视角,充分发掘和爬梳了各种史料,尽可能地展现了制度化逐步实现的背景、过程及结果。第三章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基本要素。主要运用教育学的视角,对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基本要素包括编审机构、编审人员、编审标准、编审程序、编审周期分别进行了考察和评价。第四章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制度的形成原因。主要运用社会学视角,深入地探讨了三个历史时期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包括自由制、审定制、国定制的成因。乃以国家作为博弈主体,多方利益集团博弈妥协的结果。主要包括支配集团内部的博弈、支配集团与被支配集团之间的博弈、政治精英与学术精英之间的博弈等。第五章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制度的实施效果。主要运用教育学的视角,对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实施效果包括经验与启示和教训与反思两方面进行了整体辩证地考察。论文最后总结了研究所得,分析了研究不足,指出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喻永庆[8]（2011）在《《中华教育界》与民国时期教育改革》文中提出《中华教育界》是我国近代教育期刊中刊行时间长、影响大的刊物之一,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以说,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领域的佼佼者无不在它上面留下了声音,中国教育界的每一次波动无不在它上面存有痕迹,它是中国教育发展与变革的见证者和推动者,对教育的现代化与中国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论文通过对《中华教育界》的研究,疏理了它的内在发展纹理,再现了中国近代办刊人的生存状况与教育活动场景,探讨了近代教育期刊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与教育技术方面的历史功绩,这不仅能够拓展中国教育史研究视野,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而且为当前教育期刊的健康发展与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经验借鉴与历史启示。论文分为九个部分：引论部分,重点论述了选题源起与研究价值,勾画研究现状与学术动态,阐明论题内涵、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力争对全文的构思与写作做一个宏观涵盖和概述。第一章“《中华教育界》创办动因”,主要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时代呼唤、陆费逵的教育情结、中华书局教科书编辑与发行的需要、早期中华书局同仁的共同努力等方面,多角度考察《中华教育教》创办的内外部动因。第二章“《中华教育界》的发展与运作”,该章对《中华教育界》的内在发展纹理进行了疏理,针对期刊的发展、期刊的编纂及期刊的主编、作者的一些情况进行了阐述,全面展现《中华教育界》的内部运作情况,并从其与中国教育互动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其永葆青春活力,始终站在中国教育的最前沿,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尽职尽力,并最终成为中国近代教育期刊典范的原因。第三章“《中华教育界》与民国时期教科书的发展”,以中华书局的教科书出版为例,探讨《中华教育界》与中华书局教科书编纂、出版、发行的关系,从《中华教育界》刊发最新的教科书编写法令与审定文件,规范教科书市场；广泛开展征文活动,完善教科书的编写；刊发广告,加大教科书的宣传力度；发表有关教科书研究的文章,加速教科书革新步伐等四个方面加以展开,重点研究《中华教育界》在民国时期教科书发展中扮演的历史角色与时代贡献。第四章“《中华教育界》与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兴衰”,借助《中华教育界》中有关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文献,系统探讨了近代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发生、发展、消亡的实况。从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发展轨迹,国家主义教育人员的群体及其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主要观点与活动几个方面入手,还原近代历史上国家主义教育思潮活动的历史场景,并对当时国家主义教育思潮在当时教育中产生的影响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第五章“《中华教育界》与道尔顿制实验的推进”,重点研究了《中华教育界》在道尔顿制实验上的影响,借助当时的其它教育类出版物,对道尔顿制在中国的发展状况、重要代表人物与实验学校进行了梳理,并对《中华教育界》在积极配合道尔顿制的输入,加快道尔顿制的宣传；大量刊发实验报告,引导道尔顿制的深入；多方面开展讨论,促进道尔顿制的健康发展；集中对道尔顿制进行反思,总结其发展历程等方面进行了诉说,深入地探讨道尔顿制在中国的传入、实验到消亡的全过程。第六章“《中华教育界》广告与民国时期教育的传播”,以《中华教育界》刊载的教育类广告为基础,探究了这些广告的种类与刊登广告的策略,并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这些广告在民国时期教育理论与教育技术传播方面的历史功绩。第七章“《中华教育界》在民国时期教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从《中华教育界》作为担当着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信息发布平台；导引着近代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推动着近代教育的发展三个方面对《中华教育界》在民国时期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评说,同时也就其对当前教育期刊与教育改革的健康发展进行了反思。余论“近代教育期刊与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从《中华教育界》这一个案出发,对研究的主旨进行深华,探讨近代教育期刊的总的发展概况和其与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总结近代教育期刊与中国教育发展相互促进、互相影响的时代特征。
何建国[9]（2011）在《领袖着作与意识形态：孙中山着作的出版与传播研究（1919—1949）》文中研究说明孙中山在致力于革命事业的过程中博览群书、笔耕不辍。他长期对中西新旧之学的汲取成为其革命思想的源头,并逐渐沉淀、物化为文本,形成丰厚的着述,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然而在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因其是乱党的首领、讨伐的对象,他的着作涉嫌“邪说”、“赤化”及妨碍治安等只能秘密出版。孙中山逝世后,他所创立的中国国民党逐步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他本人也由往日被通缉的要犯而成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同时,中国国民党通过一系列的决议使孙中山的思想逐渐由个体而群体进而被确立为一个时代的思想——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中国国民党为了实现建构意识形态这一目标,把孙中山的着作奉为“圣经”,对其大量编辑,并且逐步建立了集印刷、出版、发行为一体的较为完善的推广体系。不仅把孙中山的原着改编成多种形式出版,而且还编印出版对其原着的阐述性着作。此外,还将孙中山着作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对孙中山着作的编辑、出版与推广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一项施政内容。抗战爆发后,中国国民党宣传部、三青团以“摊派”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征印《总理遗教》、征印《三民主义》百万册的运动。在政府的倡导下,孙中山着作成为图书市场中一个醒目的、具有巨大号召力的符号。因此在官方之外,民间机构顺势而为,迎合政府的意图,也大量出版孙中山的着作。官民交互之下的孙中山着作出版经历了从秘密到公开,从民间主导到官方主导,从拒绝承印到主动承印再到被动捐印的过程。孙中山着作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出版所呈现的基本特点是出版机构多,持续时间长,版本种类繁、形式内容异。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充分施展国家权力,借助国家力量,通过编印书刊、散发传单、演讲宣传、艺术宣传、社会教育、读书运动、张贴标语、呼喊口号及现代媒介等各种渠道来宣传孙中山的学说。特别是在教育界、学术界开展一系列对孙中山学说的植入与推广活动。它们或者以中性的和暗示性的语言,欲使其等同于普遍真理；或者向全社会导读孙中山的着作,提供当局所认可的“有用之学”,试图“说服”全体国民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信仰三民主义。它不仅在“加工”知识,而且也在“加工”人。在政治家、教育家、出版家及名流学者等社会各个阶层的合力推动下,南京国民政府所推广的意识形态逐步扩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使日常生活与政治有机交叠,成为普通民众生活的组成部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许多值得关注并令人深思的问题。首先,孙中山生前精心修订的《三民主义》,竟然在日后的出版过程中错误百出,乃至鱼目混珠。国民党中宣部对孙中山着作的发行,也逐步由全部承担出版费用过渡到部分承担,最后发展为不承担费用。其次,国民党内部对孙中山着作众说纷纭的解读,不断赋予其“新”的意义。同时,对孙中山着作的阅读逐渐从个体走向了集体,从自主性转变为强制性,从主动演变为被动,从积极发展为消极。再者,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在经费、组织、宣传技能以及具体宣传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孙中山的着作在历史的时空中,被不断地扭曲和利用,简约为一种象征、一种仪式、一种符号等一系列的“他者”。南京国民政府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在使主义学术化的同时,也在使主义符号化、工具化、商品化。更为关键的是,孙中山的宏伟蓝图在现实的具体实践中没有落实到位,这种背驰使得中国国民党试图通过宣传孙中山的学说来“启蒙”大众,实现信仰三民主义的愿望,在实际的施政中却是在消解着这一构想。人们在对学说认知、期待实现的过程中,逐渐走向了“反启蒙”的立场。孙中山着作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张力,导致以统一思想为出发点的意识形态宣传,事与愿违地收获了思想混乱,言论庞杂,以致于根本无法形成统一的思想,最终使国民党所宣传的三民主义变成了一个抽象名词。孙中山着作所背书的政府信用在文本与实践的巨大反差中丧失殆尽,使广大民众丧失了对三民主义的信仰。纵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着作的出版与传播,它有组织、有计划地指向特定的政治目标,是官方话语对大众话语的精神改造。它既是中国国民党再造知识权威的过程,也是建构意识形态的过程,同时还是解构意识形态的过程。
方桂香[10]（2009）在《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研究 ——以新加坡南洋商报副刊《文艺》、《文丛》、《咖啡座》、《窗》和马来西亚文学杂志《蕉风月刊》为个案》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以1967年至1983年新加坡华文日报《南洋商报》的副刊《文艺》、《文丛》、《咖啡座》和《窗》的缩微胶卷原始材料，对出版期12年的副刊文本进行具体分析。复以1969年至1974年共61期（跨5年4个月）的马来西亚文学杂志《蕉风月刊》的具体文本分析，组成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一幅历史风貌广阔的图景。论文总共为搜集到的缩微胶卷原始材料做了84个统计图表。因此，论文每一章的分析与论述都有统计数字为依据，也就是在有力的数字基础上说话。本论文是新加坡文学史上第一部全面并大规模论述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30万言博士论文。它把横跨12个年头的最重要现代主义文学报刊巨细糜遗一网打尽，为这块尚无人涉足的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处女地开拓了蹊径。这个研究有力说明这些现代主义文学报刊有别于新马当时的现实主义文学报刊，也有别于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报刊。论文详尽地展示梁明广和陈瑞献这两位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领导人自成一格的思想导向与文艺理论，以及译着与创作。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不是要以一段文学运动的历史，来证明一套特定文学理论的正确与否，换句话说，不是先有理论才去寻搜历史的证据。情况刚好相反，论文的研究使命是在于把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历史脉络梳理清楚，同时也理出运动的发起与进行过程中，发动与推动者的所思所想，间中也以现代性，文化传译与文化生产场域等相关理论，来确认这场运动及其作品的切合时宜、重要意义以及深远的影响。基于这个前提，论文以时长12年的文学运动及其文化生产场域为个案，从故纸堆中挖掘出千头万绪的原始材料，然后通过综合、归纳、统计、演绎、比较与评价等研究方法，再加上历史当事人的佐证，来为这段历史整理出一个客观的总图象。
二、2002年11月号“数学能力月月赛”答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11月号“数学能力月月赛”答案（论文提纲范文）
（1）伪满洲国童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东亚殖民主义视野下的伪满洲国童话 |
| 第一节 伪满洲国文学史料体系的建立 |
| 第二节 东亚殖民主义视野下的伪满洲国童话 |
| 第一章 伪满洲国童话写作与“未来国民”的塑造 |
| 第一节 伪满洲国“童话”的源流 |
| 第二节 何为伪满洲国的童话 |
| 第三节 “未来国民”的塑造 |
| 第四节 伪满洲国童话的勃发 |
| 第五节 童话创作的多重向度 |
| 余论 |
| 第二章 《满洲学童》与“植入式童话” |
| 第一节 殖民者的想象与读物把控 |
| 第二节 《满洲学童》的“精神强化”与“植入式童话” |
| 第三节 童话中“鬼畜米英”的修辞与实践 |
| 第四节 童话“击灭米英”的时代寓意 |
| 第五节 献纳文体:童话真心与无意的迎合 |
| 余论 |
| 第三章 《泰东日报》童话:在形式与立场之间 |
| 第一节 《泰东日报》“童话土壤”的形成 |
| 第二节 辽东半岛“童话的热潮” |
| 第三节 形式与立场——童话复杂的边界 |
| 余论 |
| 第四章 杨慈灯童话的两个向度 |
| 第一节 杨慈灯小传 |
| 第二节 伪满洲国的现实之昼与童话之夜 |
| 第三节 两个向度:奇幻讽刺与幽暗控诉 |
| 余论 |
| 第五章 幻想、植入与协和:同与异的张力 |
| 第一节 虚实与浮沉——中国作家的童话创作 |
| 第二节 描绘与把持——“日系”作家的童话创作 |
| 第三节 失语与掺杂——“鲜系”“俄系”文人的无奈 |
| 第四节 幻想、植入与协和:同与异的张力 |
| 余论 |
| 结语: “乐土”的建构与解构 |
| 第一节 “王道乐土”的立体虚构 |
| 第二节 作为“解殖文学”的童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满洲学童》现存原刊目录(共82本) |
| 附录二: 1931-1945年《泰东日报》所刊童话作品目录索引 |
| 附录三: 1931-1945年杨慈灯作品目录 |
| 附录四: 1945-2017年伪满洲国文学研究论文目录 |
| 博士在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第一章 文学政治本体论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 |
| 第二章 文学格局的变化与话语权的博弈 |
| 第一节 “伤痕美感”论争 |
| 第二节 从第四次文代会到“作协四大” |
| 第三节 “反自由化”与“自由化” |
| 第三章 批评范式的冲突与转换 |
| 第一节 “人”的文学观的再勃兴 |
| 一 “人学”涌动:“阶级话语策略”的解构 |
| 二 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论争:“共性”与“个体”的回归 |
| 第二节 现实主义的论争:从“革命”到“人文理想” |
| 一 “革命”的进化 |
| 二 人文的回归 |
| 第三节 “朦胧诗”及“三个崛起”的论争:价值取向的分歧 |
| 第四节 “现代派”的论争:文学的另一种可能与“方向”的冲突 |
| 第五节 “人本思想”的时代共鸣 |
| 第四章 理论批评的超越、拓展/盲点 |
| 第一节 威权文艺批评标准的超越 |
| 第二节 “方法”的突破 |
| 一 “新方法热” |
| 二 “论阿Q的性格系统” |
| 三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 |
| 第三节 性格组合论:“内宇宙”的探索 |
| 第四节 “主体性”的双重“救赎” |
| 一 理论的救赎 |
| 二 “主体”的救赎 |
| 第五节 “艺术本体”/“纯文学”的虚与实 |
| 一 理论背景 |
| 二 “文艺本体”:悬空/意义 |
| 三 “纯文学”的两面性 |
| 第六节 “重写文学史”:偏狭中的行进 |
| 第五章 80年代文学批评的限度 |
| 第一节 “双百”的历史困境 |
| 第二节 “体系内批判”:二元对立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3）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学科的生成背景 |
| 第一节 汉学传统与中国俗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
| 第二节 西学的传入与文学观念的变革 |
| 第三节 汉学的复兴与近代学术制度的形成 |
| 第二章 早稻田大学与中国俗文学学科的初创 |
| 第一节 以中国俗文学为特色的文学科 |
| 第二节 森槐南: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之鼻祖 |
| 第三节 森槐南的追步者 |
| 第三章 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东京学派 |
| 第一节 赤门文士:东京学派之先声 |
| 第二节 盐谷温:东京学派之主帅 |
| 第三节 节门弟子:东京学派之干将 |
| 第四章 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京都学派 |
| 第一节 京都大学与京都学派 |
| 第二节 狩野直喜:京都学派中国俗文学研究之先驱 |
| 第三节 京都学派的“三尊” |
| 第五章 东西两鼎以外的中国俗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久保天随及台北帝国大学东洋文学讲座 |
| 第二节 宫原民平:拓殖大学“支那学”开山之祖 |
| 第三节 奥野信太郎与庆应义塾大学的中国俗文学研究 |
| 第六章 近代日本关于中国俗文学重要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日本小说中的中国故事研究:以《太平记》为例 |
| 第二节 南戏研究 |
| 第三节 《水浒传》研究 |
| 第四节 敦煌俗文学 |
| 第七章 国际视野下的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日本汉学与国际汉学的互动关系 |
| 第一节 盐谷温与欧洲汉学家的交往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王国维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与日本汉学界之互动 |
| 第三节 从“贾氏系图”看近代东亚三国的《红楼梦》研究之关系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大事编年 |
| 附录二：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着述目录 |
| 附录三：《太平记》所引诸葛孔明故事来源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悄然归去的浩然 |
| 第一节 孤独的落幕 |
| 第二节 为谁写作 |
| 第二章 家庭出身和青年时代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歌者 |
| 一、从孤儿到户主 |
| 二、记者生涯 |
| 第二节 作家梦 |
| 一、一张“作家证” |
| 二、从《红旗》到北京市文联 |
| 第三章 早期创作活动 |
| 第一节 “文革”前的短篇小说 |
| 一、主要作品集 |
| 二、作品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创作经验 |
| 一、无产阶级理想人物的塑造 |
| 二、创作公式 |
| 第三节 评论界对浩然短篇小说的评价 |
| 一、肯定浩然对社会主义新生活、新事物的歌颂 |
| 二、批评浩然对阶级斗争表现不足 |
| 第四章 《艳阳天》的创作及其社会影响 |
| 第一节 创作背景及经过 |
| 一、《艳阳天》的创作背景 |
| 二、《艳阳天》的创作经过 |
| 第二节 《艳阳天》的主要内容与改编 |
| 一、主要内容 |
| 二、《艳阳天》的版本差异与不同时期的推介 |
| 三、小说文本的外溢 |
| 第三节 阶级斗争的文学描述 |
| 一、《艳阳天》的创作特色 |
| 二、《艳阳天》里的阶级阵营与阶级矛盾 |
| 三、《艳阳天》关于阶级斗争的日常化、生活化的描述 |
| 第四节 评论界对《艳阳天》的解读与批判 |
| 一、“文革”时期的评论 |
| 二、“文革”后的评论 |
| 第五章 《金光大道》的创作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金光大道》的创作经过及主要内容 |
| 一、《金光大道》创作经过 |
| 二、《金光大道》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 |
| 一、“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叙述 |
| 二、“农业合作化”的文学叙述 |
| 第三节 《金光大道》的政治宣讲 |
| 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
| 二、“高大全”的示范性与样板性 |
| 三、革命话语对日常生活的入侵 |
| 第四节 小说文本的外溢 |
| 一、小说文本的改编 |
| 二、电影《金光大道》的拍摄与影响 |
| 第五节 《金光大道》的相关评论 |
| 一、“文革”期间的评价 |
| 二、“文革”后的评价 |
| 第六章 “文革”中的经历及其它创作 |
| 第一节 “文革”期间经历 |
| 一、走红的农民作家 |
| 二、“文革”中两桩公案 |
| 第二节 《西沙儿女》的创作与影响 |
| 一、《西沙儿女》的创作 |
| 二、《西沙儿女》内容与特色 |
| 第三节 迎合与彷徨:《百花川》创作与修改 |
| 一、《百花川》的内容 |
| 二、从《三把火》到《百花川》 |
| 第四节 对“文革”期间浩然的评价 |
| 一、浩然作品的评价 |
| 二、对浩然“文革”表现的评论 |
| 第七章 “文革”后浩然的境况和文学活动 |
| 第一节 遁走“泥土巢” |
| 一、“文革”后的经历 |
| 二、“文艺绿化”工程 |
| 第二节 “文革”后的创作 |
| 一、“反思”过去寻找新出路 |
| 二、主要作品 |
| 三、对浩然“文革”后作品的评价 |
| 第八章 浩然作品的艺术分析 |
| 第一节 浩然创作的四个阶段 |
| 第二节 政策、主题与故事情节 |
| 第三节 语言特色 |
| 第九章 浩然政治化写作的文化逻辑 |
| 一、浩然晚年受到的批评 |
| 二、浩然政治化写作的逻辑分析 |
| 附录1 打倒“四人帮”后浩然在北京市文联恢复大会上的检讨 |
| 附录2 浩然关于老舍之死的第一次访谈 |
| 附录3 浩然作品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畅销书"概说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主旨与内容 |
| 四、研究的意义、创新点与方法 |
| 五、研究的难点与步骤 |
| 第一章 "改天换地"、"多元并举"时代的畅销书(1949.10—1957.5)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49.10—1957.5)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 |
| 四、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 |
| 五、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 |
| 六、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二章 "斗志昂扬"、"火药弥散"时代的畅销书(1957.6—1966.4)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57.6—1966.4)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革命文学图书出版传播遭受曲折,苏联译着出版传播暗淡下来 |
| 四、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 |
| 五、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 |
| 六、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亮丽风景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三章 迷信盛行、万马齐喑时代的畅销书(1966.5—1976.10) |
| 一、时代的历史特征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66.5—1976.10)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 |
| 四、"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 |
| 五、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 |
| 六、"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四章 拨乱反正、初步改革时代的畅销书(1976.11—1982.9) |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76.11—1982.9)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国民"大补"文学名着 |
| 四、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 |
| 五、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 |
| 六、《第二次握手》个案剖析 |
| 七、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思想启蒙时代的畅销书(1982.10—1989.5) |
| 一、时代的历史主题与图书出版业概况(1982.10—1989.5) |
| 二、畅销书出版传播概述 |
| 三、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 |
| 四、经济学教材、着作继续畅销 |
| 五、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 |
| 六、金庸与琼瑶小说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 |
| 七、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 |
| 八、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 |
| 九、畅销书的历史作用 |
| 第六章 "文革"结束前与改革开放后畅销书的比较 |
| 一、传播者比较 |
| 二、传播内容比较 |
| 三、传播渠道比较 |
| 四、受众比较 |
| 五、传播效果比较 |
| 第七章 新中国畅销书与时代变迁之关系的整体评析 |
| 一、时代制约着畅销书 |
| 二、畅销书反映着时代 |
| 三、畅销书影响着时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复杂性理论视角下的建筑数字化设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绪论——新范式下的建筑数字化设计 |
| 1.1 背景:技术和理论范式的变迁 |
| 1.1.1 信息社会已现雏形 |
| 1.1.2 理论范式的变迁 |
| 1.2 选题原因:当代建筑师面对新技术的理论焦虑 |
| 1.3 研究现状及理论基础 |
| 1.3.1 基本概念 |
| 1.3.2 国外相关理论综述 |
| 1.3.3 国外相关实践综述 |
| 1.3.4 国内相关理论和实践综述 |
| 1.4 论文的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
| 1.4.1 论文的研究范围和主要内容 |
| 1.4.2 论文的研究意义和主要创新 |
| 1.4.3 论文的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认识问题的角度:建筑的简单性与复杂性 |
| 2.1 新范式——复杂性理论的发展 |
| 2.1.1 复杂性(Complexity)的概念 |
| 2.1.2 复杂性理论范式的发展 |
| 2.2 复杂性理论范式对于建筑的意义 |
| 2.2.1 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
| 2.2.2 "无序/有序"的辩证关系 |
| 2.2.3 对信息概念的重新认识 |
| 2.3 从复杂性视角评二十世纪现代建筑的问题 |
| 2.3.1 现代主义建筑的前提——简单性范式 |
| 2.3.2 现代建筑运动的裂缝——严谨派与浪漫派的辩证运动 |
| 2.3.3 现代建筑运动的失败 |
| 2.4 转向复杂性认识:后现代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
| 2.4.1 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和而不同 |
| 2.4.2 后现代主义建筑中的复杂性概念 |
| 2.5 认识问题与解决问题 |
| 2.5.1 解决问题的核心——问题表象 |
| 2.5.2 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对建筑问题的认识 |
| 2.5.3 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对建筑问题的表象 |
| 2.6 小结:新时代建筑师具有的新观念 |
| 第三章 解决问题的核心:建筑问题的数字化表象 |
| 3.1 建筑师面对的新问题:计算机会遮蔽建筑师的灵感吗? |
| 3.1.1 表达的工具——设计媒介 |
| 3.1.2 灵感的体验形式 |
| 3.1.3 计算机遮蔽了建筑师的灵感吗? |
| 3.2 数字化表象的优势所在 |
| 3.2.1 数字化技术解决建筑问题如何可能? |
| 3.2.2 数字化表象的优势所在 |
| 3.3 数字化工具是解决复杂性问题的必然选择 |
| 3.3.1 从欧氏几何到非欧几何 |
| 3.3.2 新的数字化表象:"形式+信息"的数字逻辑化 |
| 3.4 从数字设计到数字建造——从文件到工厂 |
| 3.4.1 线性还原——"拍平" |
| 3.4.2 CNC技术和自动建造技术 |
| 3.5 当代数字建筑师的实践分类 |
| 3.5.1 严谨派与浪漫派在数字化时代的延续 |
| 3.5.2 从"构型"到"找型"的跨越 |
| 3.5.3 第一代和第二代数字先锋建筑师 |
| 3.6 小结:正确对待建筑的数字化设计 |
| 第四章:数字化表现——从解构开始 |
| 4.1 多元化的体验——表现从未消失 |
| 4.1.1 重表现建筑阵营的谱系 |
| 4.1.2 数字表现的两个阶段——从"解构"到"差异而生成" |
| 4.2 解构建筑及其表现 |
| 4.2.1 解构:复杂性的隐喻 |
| 4.2.2 解构建筑三种创作动力 |
| 4.2.3 解构与建筑的数字化设计 |
| 4.3 代表人物——盖里 |
| 4.3.1 盖里的特质 |
| 4.3.2 CATIA的开创性应用 |
| 4.3.3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 |
| 4.4 小结 |
| 第五章:数字化表现——差异与生成 |
| 5.1 形式的涌现:形式与形式背后的算法 |
| 5.1.1 更接近大自然的有机形式 |
| 5.1.2 数字时代对形式的定义及描述 |
| 5.1.3 走向数字图解 |
| 5.2 差异与生成 |
| 5.2.1 转向德勒兹——差异与生成 |
| 5.2.2 非标准建筑 |
| 5.2.3 折叠(Folding) |
| 5.2.4 平滑(Smooth) |
| 5.2.5 编织(Weave) |
| 5.2.6 审美愉悦的复杂性理论视角阐释 |
| 5.3 代表人物——扎哈·哈迪德 |
| 5.3.1 连续流动的美学特质 |
| 5.3.2 参数化主义? |
| 5.4 数字表现性的局限 |
| 5.5 小结:复杂性视角下的数字建筑艺术 |
| 第六章:数字化适应性——可持续发展中的复杂性 |
| 6.1 理性传统在数字时代的延伸 |
| 6.2 适应性的设计策略 |
| 6.2.1 超越产品主义 |
| 6.2.2 柔性制造系统(FMS) |
| 6.2.3 开放、系统的生态技术 |
| 6.2.4 高度协作——设计与流程 |
| 6.3 代表人物——诺曼·福斯特 |
| 6.3.1 整体适宜的设计哲学 |
| 6.3.2 SMG专家模型小组(Specialist Modeling Group) |
| 6.4 数字化建筑设计方法的发展方向 |
| 6.5 小结:适应性造就复杂性 |
| 第七章 地域化的观念与策略 |
| 7.1 复杂性与中国传统观念 |
| 7.1.1 有机整体论 |
| 7.1.2 生成论 |
| 7.1.3 中国传统思维观念的缺憾 |
| 7.2 地域化的实质 |
| 7.2.1 全球化与地域化之间的微妙平衡 |
| 7.2.2 数字化是工具、地域特色是内容 |
| 7.3 本土建筑师的实践 |
| 7.3.1 新奇与疑惑 |
| 7.3.2 本土建筑师的若干实践 |
| 7.3.3 本土建筑数字化教育发展概况 |
| 7.4 小结:急需提高建筑师的全面能力 |
| 第八章 走理论与经验结合之路 |
| 8.1 建筑与复杂性思潮、数字技术的互动关系 |
| 8.2 数字时代的建筑美学 |
| 8.3 可持续的技术适应性理论 |
| 8.4 走理论和经验结合之路 |
| 8.5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书目 |
| 中文参考书目 |
| 博士论文 |
| 中文杂志 |
| 外文参考书目 |
| 外文杂志 |
| 网络资源 |
| 翻译名词索引 |
| 附录1:近年国内外建筑师相关数字化设计实践 |
| 附录2:2010亚运游泳跳水馆 |
| 附录3:广州市火车东站天幕广场天幕 |
| 附录4:淮安体育中心体育场屋盖系统 |
| 附录5:佛山世纪莲体育中心网球馆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答辩委员会对论文的评定意见 |
（7）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论题界定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论文构架 |
| 第四节 可能的突破 |
| 第二章 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光绪3年至光绪23年:自由制 |
| 第二节 光绪24年至对日抗战开始(1937年):以审定制为主 |
| 第三节 对日抗战至国民政府迁台(1949年):以国定制为主 |
| 第三章 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基本要素 |
| 第一节 编审机构 |
| 一、我国近代中央政府中小学教科书编审机构之概况 |
| 二、我国近代中央政府中小学教科书编审机构之评价 |
| 第二节 编审人员 |
| 一、我国近代中央政府中小学教科书编审人员之概况 |
| 二、我国近代中央政府中小学教科书编审人员之评价 |
| 第三节 编审标准 |
| 一、我国近代中央政府中小学教科书编审标准之概况 |
| 二、我国近代中央政府中小学教科书编审标准之评价 |
| 第四节 编审程序与编审周期 |
| 一、审定程序及其评价 |
| 二、审定周期及其评价 |
| 第四章 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形成原因 |
| 第一节 自由制之成因 |
| 一、采取放任态度 |
| 二、无需专门审定 |
| 第二节 审定制之成因 |
| 一、晚清政府学部中小学教科书审定制之成因 |
| 二、北京政府教育部中小学教科书审定制之成因 |
| 三、国民政府前期教育部中小学教科书审定制之成因 |
| 第三节 国定制之成因 |
| 一、统制思想 |
| 二、与民争利 |
| 三、解救书荒 |
| 第五章 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实施效果 |
| 第一节 经验与启示 |
| 第二节 教训与反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8）《中华教育界》与民国时期教育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引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华教育界》的创办动因 |
| 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时代呼唤 |
| 二、陆费速的教育情结 |
| 三、教科书编辑与发行的需要 |
| 四、早期中华书局同仁的共同努力 |
| 第二章 《中华教育界》的发展与运作 |
| 一、《中华教育界》的发展概况 |
| (一) 《中华教育界》初创期:1912 |
| (二) 《中华教育界》发展期:1913-1917 |
| (三) 《中华教育界》改革酝酿期:1918-1920 |
| (四) 《中华教育界》快速发展期:1921-1937 |
| (五) 《中华教育界》复刊期:1947-1950 |
| 二、《中华教育界》的编辑 |
| (一) 《中华教育界》的栏目设置及其变化 |
| (二) 《中华教育界》的编排设计与出版发行 |
| (三) 《中华教育界》的宗旨及其比较 |
| (四) 《中华教育界》的专号设置 |
| 三、《中华教育界》的编者与作者 |
| (一) 《中华教育界》的主编群 |
| (二) 《中华教育界》的作者群 |
| 第三章 《中华教育界》与民国时期教科书的发展 |
| 一、刊发最新的教科书编写法令与审定文件,规范教科书市场 |
| (一) 教育部的法令与法规 |
| (二) 中华书局教科书的审定文件 |
| (三) 各报刊对中华书局教科书的评论 |
| (四) 各地对中华书局教科书的审查意见 |
| 二、广泛开展征文活动,完善教科书的编写 |
| (一) 教科书教授案的征集 |
| (二) 教科书中教材的征集 |
| (三) 教科书编写意见 |
| 三、刊发广告,加大教科书的宣传力度 |
| (一) 连续刊登广告 |
| (二) 提前刊发广告 |
| (三) 变换广告标题 |
| (四) 革新广告内容 |
| 四、发表有关教科书研究的文章,加速教科书革新步伐 |
| (一) 教科书存废问题的讨论 |
| (二) 教科书现状的批评 |
| (三) 教科书的地位与功能 |
| (四) 教科书的选择与使用 |
| (五) 教科书的编纂 |
| 第四章 《中华教育界》与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兴衰 |
| 一、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发展轨迹 |
| (一) 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萌芽与兴起 |
| (二) 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高涨 |
| (三) 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消退 |
| 二、《中华教育界》: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主要理论宣传阵地 |
| 三、国家主义教育思潮人员群体分析 |
| 四、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主要观点与基本活动 |
| (一) 国家主义教育的基本要义 |
| (二) 国家主义教育的主要观点 |
| (三) 国家主义教育的主要活动 |
| 五、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及其评价 |
| (一) 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 |
| (二) 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评价 |
| 第五章 《中华教育界》与道尔顿制实验的推进 |
| 一、道尔顿制在中国的发展概况 |
| (一) 道尔顿制的萌芽与兴起期 |
| (二) 道尔顿制的极盛期 |
| (三) 道尔顿制的消退期 |
| 二、道尔顿制的主要代表人物与实验学校 |
| (一) 道尔顿制的主要代表人物 |
| (二) 道尔顿制的主要实验学校 |
| 三、《中华教育界》与道尔顿制实验 |
| (一) 积极配合道尔顿制的输入,加快道尔顿制的宣传 |
| (二) 大量刊发实验报告,引导道尔顿制的深入 |
| (三) 多方面开展讨论,促进道尔顿制的健康发展 |
| (四) 集中对道尔顿制进行反思,指导其在今后的发展 |
| 四、道尔顿制的影响与评价 |
| (一) 道尔顿制对中国教育产生的影响 |
| (二) 道尔顿制实验在中国的评价 |
| 第六章 《中华教育界》广告与民国时期教育的传播 |
| 一、《中华教育界》中广告的分类 |
| (一) 书籍广告 |
| (二) 杂志广告 |
| (三) 征文、启事广告 |
| (四) 文具与教学用具广告 |
| (五) 字典、辞典等工具书广告 |
| (六) 函授学校广告 |
| 二、《中华教育界》中广告的特色 |
| (一) 事件营销 |
| (二) 重点推介 |
| (三) 折扣促销 |
| (四) 突出文本 |
| 三、《中华教育界》中广告对民国时期教育的影响 |
| (一) 对教育理论的传播 |
| (二) 对教育技术的传播 |
| 第七章 《中华教育界》在民国时期教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 一、《中华教育界》在民国时期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 |
| 二、《中华教育界》对当前教育期刊的启示 |
| 余论:近代教育期刊与中国教育的现代化 |
| 一、近代教育期刊与中国教育现代化同步发展 |
| 二、近代教育期刊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相互促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领袖着作与意识形态：孙中山着作的出版与传播研究（1919—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范围 |
| 一、关于研究对象的说明 |
| 二、几个概念的界定 |
| 三、研究范围的说明 |
|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现状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本文的框架及资料 |
| 一、本文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资料与方法 |
| 第一章 读书与着述:孙中山着作的形成 |
| 第一节 孙中山的阅读世界 |
| 一、学生时代的读书生活 |
| 二、在英国伦敦的读书生活 |
| 三、在日本旅居的读书生活 |
| 四、晚年的读书生活 |
| 五、孙中山的读书习惯与特点 |
| 六、孙中山的藏书 |
| 第二节 《建国方略》的成书 |
| 一、《孙文学说》成书考 |
| 二、《实业计划》成书考 |
| 三、《民权初步》的成书 |
| 第三节 《三民主义》的成书 |
| 一、三民主义的名称由来 |
| 二、《三民主义》的成书 |
| 第四节 孙中山的其他着作 |
| 一、《总理遗嘱》与《建国大纲》 |
| 二、其他着作的成书 |
| 第二章 邪说与圣经:孙中山着作走向神圣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孙中山地位与形象的演变 |
| 一、"逆首"、"孙汶"与"孙大炮" |
| 二、"中山"与"国父" |
| 第二节 孙中山着作走向神圣 |
| 一、恭诵总理遗嘱 |
| 二、胡适与孙中山着作 |
| 第三节 孙中山思想由个人到群体到时代 |
| 一、孙中山思想由个人到群体的确立 |
| 二、孙中山思想由群体到时代的确立 |
| 第三章 编辑与发行:中国国民党官方对孙中山着作的出版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出版 |
| 一、孙中山着作的编译 |
| 二、孙中山着作的印刷与出版 |
| 三、孙中山着作的发行 |
| 第二节 征印总理遗教 |
| 一、征印总理遗教的缘起 |
| 二、征印工作的开展 |
| 三、征印工作的余波 |
| 第四章 形式与摊派:《三民主义》百万册运动 |
| 第一节 征印运动的缘起 |
| 一、抗战时期的三民主义青年团 |
| 二、征印运动的发起 |
| 第二节 征印的过程与结果 |
| 一、征印运动的组织与宣传动员 |
| 二、版本的选择 |
| 三、各地的征印情况 |
| 四、收复区的征印情况 |
| 五、印刷与发行 |
| 六、征印结果 |
| 第三节 征印成果探析 |
| 一、三青团组织的松懈 |
| 二、征印与摊派 |
| 第五章 特色与差异:不同场域中的孙中山着作出版 |
| 第一节 官方视域下的孙中山着作 |
| 一、《三民主义》版本摭议 |
| 二、《总理全集》的编纂 |
| 第二节 文化市场中的孙中山着作 |
| 一、孙中山着作的秘密出版 |
| 二、孙中山与消费市场 |
| 三、民间机构对孙中山着作全集本的出版 |
| 四、主义商品化 |
| 第六章 学术与政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孙中山着作研究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党义研究会 |
| 一、党义研究会的成立 |
| 二、党义研究会的成果 |
| 第二节 学术团体的建立与研究工作的开展 |
| 一、国民党对研究孙中山着作的重视 |
| 二、学术团体的建立 |
| 第三节 孙中山着作的研究成果 |
| 一、主义学术化 |
| 二、主义学术化成果探析 |
| 第七章 型塑与建构:孙中山着作与三民主义教育 |
| 第一节 从党化教育到三民主义教育 |
| 一、党化教育的缘起 |
| 二、党化教育在广东 |
| 三、三民主义教育方针的确立 |
| 第二节 课程的设置与教科书的编纂及审查 |
| 一、课程设置 |
| 二、教科书的编纂 |
| 三、教科书的审查 |
| 第三节 课堂教学的开展与效果 |
| 一、课堂教学的实施 |
| 二、课堂教学的效果探析 |
| 第八章 推广与宣传:孙中山着作的传播 |
| 第一节 孙中山着作的传播者 |
| 一、孙中山本人对其学说的宣传 |
| 二、国民党政要对孙中山学说的宣传 |
| 三、基层国民党党员对孙中山学说的宣传 |
| 四、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宣传 |
| 五、国际友人对三民主义的宣传 |
| 第二节 孙中山着作的推广与宣传 |
| 一、建立宣传机构,培养宣传人才 |
| 二、宣传书刊的编印 |
| 三、传单的散发 |
| 四、宣传品的审查 |
| 五、演讲宣传 |
| 六、社会教育宣传 |
| 七、叛变人员现身说法 |
| 八、艺术宣传 |
| 九、读书运动 |
| 第三节 宣传工作的缺陷与弊端 |
| 一、经费的短缺 |
| 二、宣传工作执行的缺陷 |
| 三、宣传技能的低劣 |
| 四、渠道的阻塞与宣传的变异 |
| 第九章 阅读与信仰:孙中山着作的符号化 |
| 第一节 孙中山着作的阅读群体 |
| 一、青年、学者对孙中山着作的阅读 |
| 二、国民党政要对孙中山着作的阅读 |
| 三、各级机关工作人员及党员的阅读 |
| 四、孙中山着作的阅读态度 |
| 第二节 孙中山学说的信仰状况 |
| 一、社会各界对孙中山学说的了解程度 |
| 二、社会各界对孙中山学说的信仰 |
| 第三节 孙中山着作的符号化 |
| 一、孙中山着作的工具化 |
| 二、孙中山着作的标语化与口号化 |
| 结语 |
| 附录 |
| 孙中山着作出版大事记 |
| 总理遗教、总裁言论认印薄及缴费收据印制使用办法 |
| 中央宣传部奖励翻印总理遗教办法 |
| 中国国民党历任宣传部部长一览表 |
| 南京国民政府历任教育部部长一览表 |
| 各级党部中山室筹设办法 |
| 改善专科以上学校三民主义课程办法 |
| 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推行"三民主义一万册运动"实施办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研究 ——以新加坡南洋商报副刊《文艺》、《文丛》、《咖啡座》、《窗》和马来西亚文学杂志《蕉风月刊》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动机 |
| 第二节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的意义和开拓性 |
| 第二章 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特殊人文历史情境 |
| 第一节 现代性与西方自由思潮对新加坡现代主义文学推动者的陶冶 |
| 第二节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对新加坡现代主义文学推动者的启发 |
| 第三节 西方现代主义的特征及其对新加坡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 |
| 第四节 结语 |
| 第三章 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发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
| 第一节 新加坡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
| 第二节 新加坡华文文学思潮的历史演变 |
| 第三节 新加坡社会政治环境的转变 |
| 第四节 革命现实主义作为左翼政党的政治武器 |
| 第五节 革命现实主义文史家的偏颇 |
| 第六节 革命现实主义的式微 |
| 第七节 现代主义文学在70年代从边缘突围到中心 |
| 第八节 结语 |
| 第四章 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概况 |
| 第一节 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是文化传译的佳例 |
| 第二节 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 |
| 第三节 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的定义 |
| 第四节 现实主义文学的僵化与"六八世代"现代主义作家的崛起 |
| 第五节 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推动者的文艺理论与思想 |
| 第六节 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推动者的革新策略 |
| 第七节 结语 |
| 第五章 梁明广与陈瑞献的成就及对新加坡文学的贡献 |
| 第一节 梁明广: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最重要的推手 |
| 第二节 陈瑞献: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最重要的作家 |
| 第三节 陈瑞献把在新加坡掀起的现代主义文学风潮带到马来西亚 |
| 第四节 五月出版社丛书是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作品结集 |
| 第五节 为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经典定位:以陈瑞献作品为案例 |
| 第六节 结语 |
| 第六章 新加坡南洋商报副刊《文艺》版分析 |
| 第一节 《文艺》计刊载193个作者共605篇作品 |
| 第二节 梁明广编版的"二不主义"透出冲决平庸的远见 |
| 第三节 《文艺》发表量最高的作家陈瑞献领先带动风气 |
| 第四节 《文艺》其他主要作家与作品概览 |
| 第五节 《文艺》其他主要作家作品选析 |
| 第六节 《文艺》版面穿插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独特人物线描 |
| 第七节 结语 |
| 第七章 新加坡南洋商报副刊《文丛》版分析 |
| 第一节 《文丛》编者目标明确引领读者望向世界文化窗口 |
| 第二节 梁明广编《文丛》侧重政治、侦探、幽默与电影的译介 |
| 第三节 陈瑞献编《文丛》侧重书评、访谈与文学艺术作品的译介 |
| 第四节 《文丛》平等重视本地作家的创作 |
| 第五节 《文丛》版面设计的精美创意引人注目 |
| 第六节 结语 |
| 第八章 新加坡南洋商报副刊《咖啡座》(1978年-1983年)与《窗》(1979年-1980年)版分析 |
| 第一节 《咖啡座》与《窗》为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开启新窗口 |
| 第二节 陈瑞献的艺术与文学的互动是现代主义创作的新天地 |
| 第三节 《咖啡座》推出13个新颖的最短栏目 |
| 第四节 陈瑞献在《咖啡座》与《窗》从纯文学走向多元文艺创作 |
| 第五节 梁明广在《咖啡座》与《窗》发表科幻、侦探、推理多元文类作品 |
| 第六节 《咖啡座》与《窗》积极推广幽默文艺 |
| 第七节 《咖啡座》与《窗》其他重要作者作品概览 |
| 第八节 《窗》作品统计分析及选摘 |
| 第九节 结语 |
| 第九章 马来西亚文学杂志《蕉风月刊》分析 |
| 第一节 《蕉风》革新成为新马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另一重镇 |
| 第二节 《蕉风》发表新马作者的大量作品中仍以诗歌为主轴 |
| 第三节 《蕉风》的翻译文学是新马华文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特殊风景线 |
| 第四节 《蕉风》的专号、专题、专辑以及《蕉风文丛》特色鲜明 |
| 第五节 马来西亚华文现代主义文学最重要的编者与作者 |
| 第六节 结语 |
| 第十章 结论: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总体评价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2002年11月号“数学能力月月赛”答案（论文参考文献）
- [1]伪满洲国童话研究[D]. 陈实.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9)
- [2]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研究[D]. 潘文峰. 南京大学, 2015(05)
- [3]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论[D]. 张真. 南京大学, 2015(01)
- [4]浩然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写作[D]. 任玲玲. 南京大学, 2013(07)
- [5]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D]. 易图强. 湖南师范大学, 2011(07)
- [6]复杂性理论视角下的建筑数字化设计[D]. 冷天翔. 华南理工大学, 2011(07)
- [7]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研究[D]. 王昌善. 湖南师范大学, 2011(07)
- [8]《中华教育界》与民国时期教育改革[D]. 喻永庆. 华中师范大学, 2011(10)
- [9]领袖着作与意识形态：孙中山着作的出版与传播研究（1919—1949）[D]. 何建国. 华东师范大学, 2011(10)
- [10]新加坡华文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研究 ——以新加坡南洋商报副刊《文艺》、《文丛》、《咖啡座》、《窗》和马来西亚文学杂志《蕉风月刊》为个案[D]. 方桂香. 厦门大学, 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