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卫的家庭历史小说

一、先锋派家族历史小说论（论文文献综述）

苏钰钦^[1]（2021）在《先锋小说的抒情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郭佳音^[2]（2021）在《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文中提出李锐作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思想性较强的作家,以独特的写作姿态,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样貌。然而,在重视李锐价值的同时,学界对他的研究是较为不足的;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没有新作问世,李锐的评论研究处于一种相对边缘化的态势。过往对李锐作品的探讨,多数集中在叙事、语用、主题等方面,对单一作品的类型化研究较为充分,而相对地缺乏整体性的归纳。事实上,李锐是一位很典型的“观念先行”的作家;以作品的语言和题材等表征对其进行观照,未免将李锐研究或片面化、或复杂化了。当然,这并非是说李锐的艺术表达受制于创作观念,而是他在创作早期即树立了完整的思想框架,并以此确立了自己的小说的价值立场。他对于当代文学中的种种“流行病”持批判和警惕的态度,时刻关注和反思当代中国的文学、文化现象与思潮,并将这种反思纳入自己的创作实践当中。他的创作以“人”的价值为核心,以“方块字”作为深刻表达的载体,通过现实、历史、神话多维度的深入探索,跳出具象的“伤痕”写作,抵达更为广泛的人类的普遍精神困境。本文以“先锋性”作为概括和认知李锐创作观的关键词,通过对他创作观的梳理,旨在理清李锐小说创作的内部逻辑与发展过程,以达到整体性的把握。李锐的小说创作虽然数量不多,但在现实观、历史观、神话观的书写方面都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文学样本,并且在对观念的实践当中,形成了一条明晰的艺术路径。本文的第一章在回顾先锋思潮的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对李锐的小说文本、创作谈、思辨式随笔的阅读和分析,发现李锐的思想内涵具有鲜明的先锋性,而文学表达也吸纳了先锋文学在形式上的成功探索;他的小说创作整体晚于先锋文学主潮,呈现出对先锋文学的反思。故而,以“晚到”的先锋对其被遮蔽的先锋性进行概括。对李锐的先锋性的探讨,不但是挖掘李锐创作观的深层精神资源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对新时期以来先锋文学的流向的一重展现,在此基础上,对“永远的先锋”的可能性提出追问。第二章则聚焦李锐的“吕梁山”书写,探讨他的小说创作的现实维度。李锐最为学界所熟知的作品当属《厚土》,而《厚土》也的确奠定了李锐其后三十余年的文学创作的基调。他在《厚土》中,利用吕梁山封闭、逼仄的乡土“空间”与恒久、循环的自然“时间”,搭建起了一个富有“异托邦”意味的“精神乡土”空间。这不但成为他文学想象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成为他艺术情感的稳定载体;虽然作为知青在吕梁山度过的时间只有六年,但是在整个文学创作历程中,他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这片“精神乡土”。不过,他并没有将这片“厚土”视作自己的文学终点,而是将“异托邦”的空间、时间维度逐一打开,眼睁睁地看着它在现代语境中破碎和消亡。在《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里,李锐以城市对乡土的无情收割与吞没,呈现了乡村伦理、乃至人本价值在当下的失语。第三章进入李锐小说创作中的历史维度,探讨其对历史的独到思索。在《厚土》经验基础上的“吕梁山”书写,被《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这两部作品推至顶峰,在民间声音的铺陈当中实现对宏大叙事和精英话语的消解,体现其对人本价值的思索和追寻。《旧址》与《银城故事》这对呼应性很强的长篇小说,往往被视作新历史小说或家族小说,其背后亦透出他对历史话题的把控和野心。李锐通过对家族史的叩问与想象,重拾了被启蒙话语所踏破的民间视野,以历史的“边角料”构筑起对宏大话题的重温与解读。第四章探讨李锐小说中的神话书写。在梳理自鲁迅“故事新编”始的文脉基础上重新认识当代文学中的神话重述,探究在李锐的创作转向神话之后的变化。他过去所触及的现实、历史维度在神话书写中交叉收束,形成了现实、历史、神话的三者同构,共同书写人最真实的生存困境,和最温暖的生命底色,以及在现代性不可阻挡的车轮面前,人的情感与信仰如何走入一片荒芜与悲凉之中。第五章对李锐整个创作中显现出的艺术观念和路径进行回顾与归纳。在表现出强烈的艺术自觉的同时,相较于先锋文学主潮突出的形式实验而言,李锐小说的艺术手法显得较为传统和隐蔽。然而其“众声喧哗”的叙事结构和“一跃而下”的口语狂欢,以及其背后流露出的对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注,同样构成了李锐小说的艺术价值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在对李锐小说进行更丰满的呈现的基础上,肯定其在中国作家主体性重建方面,所做出的独特而坚定的回答。

张钧钧^[3]（2020）在《潘军小说叙事话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一位在叙事话语上不断求新求变的先锋派作家,潘军在文学史和批评界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本文借助经典叙事学的研究框架和方法,同时吸收精神分析学、新历史主义、读者接受、文化批评等理论,以文本细读为依托,在与其他作家作品的比照中,系统细致地考察潘军小说在叙事话语层面取得的成果与创新。本文主要从叙述声音、叙述视角、叙事时间三个角度展开论述:在叙述声音方面,潘军在叙述者和叙述层次的设置上可谓独辟蹊径。潘军将不确定性移置到叙述者身上,他一些小说中的叙述者通过传达“惑人”的叙述信息反向造成自身的谜之身份,从而唤起读者对其紧密的关注。潘军在小说中借助复杂的叙述分层,制造层次之间的“对话”效果;同时他使小说次叙述层的生成不再是单个主叙述层作用的结果,而是多个层次间共同“讨论”的产物。潘军在单篇作品中不满足于固定的叙述者类型,他采取变化的叙述者介入姿态造成文本内叙述者显隐不定的效果,而这也成为了一种叙述特征贯穿在潘军众多作品之中。在叙述视角方面,潘军早期创作中运用的几种聚焦方式已显露出他在视角构思上的超前性。在潘军之后创造的小说如《三月一日》《重瞳》等作品中,潘军将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融入视角处理之中,创造了“窥梦”视角、“亡灵”视角等独具匠心的聚焦手段。这些罕见新颖的叙述视角拓展了作品的审美空间,也提升了当代文学的表现能力。在叙事时间方面,本文主要从时序、频率、时距三个层面考察潘军小说的时间操纵。时序层面,潘军习惯在小说中通过时间倒错和顺时序链中事件的循环往复来营造作品的宿命色彩,表现自己在历史发展中的一种恐惧感和无奈感。在时距层面,潘军经常通过省略叙述来营造作品暧昧、不确定的多元意味。他擅长在遣词细微之处营造空缺,喜用简约对话在读者心中激起“话外之画”的想象,从而使作品具有了莫测其妙的审美韵味。在频率层面,重复叙述地巧妙运用使潘军在小说中消解了历史的确定性和故事的悲剧性,而作家自身的心灵状态和生存感触也在重复叙述中得到呈现。潘军小说新颖别致、机巧多变的叙事话语不仅拓展了小说本身的审美空间,也丰富了当代小说的表现方式。

丁萌娟^[4]（2020）在《非理性：先锋文学创作接受英美哥特文学传统影响的契机》文中研究表明英美哥特文学传统对中国先锋小说的创作是有影响的,先锋作家在创作自述中直接或间接的谈到了对哥特式文学作家创作的接受,这构成了研究英美哥特文学传统对先锋小说产生影响的前提。英美哥特文学传统是自二十世纪始被重新发掘的研究领域,对原始哥特小说的定位在不断刷新的阐释中亦愈来愈高,本论文通过影响研究、比较研究、文化学研究、文本细读等方法对英美哥特文学传统的再解读,梳理出先锋作家对哥特文学传统接受的各个面向,同时开掘两者间创作的精神深层内涵的共通与存异。从新的角度切入欧美作家对先锋作家创作产生的影响,意在对先锋小说的重新定位,发现非理性作为文学发酵转型期的因子存在,挖掘文本所蕴含的现代性核心元素,试图证明这些现代性核心元素对非理性的支撑作用,并促成文学面貌的为之一变。文章共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对哥特文学传统、先锋文学范围进行界定,并详细介绍研究对象;第二,综述国内外哥特文学传统与先锋文学的研究现状,发现哥特传统文学对先锋文学影响研究领域的空白;第三,概说本论文的创新点及研究价值与意义。第一章缘起总说哥特小说与先锋小说的影响与比较研究存在的可能性因素,把哥特与先锋所拥有的反启蒙立场、社会形式的变动进行剖析,发现两者所共同蕴含的双重现代性,使之在研究影响的基础上更具备文化以及社会转型时期人类精神遭遇上的共通性。第二章以神秘作为解读哥特对先锋文学影响的一把钥匙,它促成了文学由古典向浪漫的转型,同时使浪漫又带有现代因素的一面。对想象、色彩、语言三个方面所携带的神秘因素进行阐释,发现非理性手段的运用旨在重回原始的人的生命想象,并倡之以精神的高蹈。第三章将阴郁作为哥特与先锋文本的核心表征,通过怪诞和恐怖两种非理性表现形式展示现代性生活下的颓废面貌,在两者之间,通过对暴力、死亡、空间等的多位一体塑造,揭示人存在的孤独与精神迷失状态;发现英美哥特传统创作与先锋作家在影响之外,文学对人类共通情感的反映。第四章以流浪母题切入哥特小说对先锋作家的影响,发现作家在自述中谈及英美哥特传统作家对流浪的描写。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在路上的冒险精神与无家可归的精神流浪出走,打破了现代文明理性生活秩序,企图寻找在路上的精神高原。第五章用虚无作为现代精神幻灭的核心,证明哥特与先锋作家企图在新的叙事传统中对历史、自我等做出新的阐释。将历史符号化的过程视为现代精神迷失中由怀旧心绪引起的新的叙事转折,强调对自我主体力量的感召、对自我的重新定义。结语就英美哥特传统对先锋作家的创作影响做总结,发现非理性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并对哥特传统小说创作在对先锋小说产生影响之外就两者质的不同做出说明。

张余^[5]（2020）在《虚构的真实 ——格非小说论》文中研究指明以先锋派作家的身份踏入文坛,格非在当代作家中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特的文学气质。先锋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文学观念上颠覆了旧的真实观,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另一方面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格非的创作中同样体现出一种异于以往文学创作的真实观,其创作的真实观与其他先锋派作家创作的真实观具有同质的因素,但又保持着一种个体化的差异。本文立足于格非小说创作的真实观,将格非的创作历程视为一个整体,旨在考察其真实观与小说创作之间的动态关系:真实观无形中引导其小说创作,小说创作又是他接近真实的唯一通道。论文由绪论、主体三章和结语共五个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主要从格非的文论出发,从中提炼出其创作秉持的真实观。格非认为反映真实是作家的使命,而真实包括两种,一是现实,二是存在,二者具有明显的区别。小说创作即是通过虚构的方式表现真实。第一章主要通过分析文本的故事层次、主题内涵,把握人物命运遭际,捕捉个体心灵变化,对格非小说的表现对象——现实、历史和存在作逐一考察,从而揭示格非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意图抵达真实。第二章则从叙事手法分析格非为表现真实所做出的努力。以空缺指涉生活本源性的缺乏,以“桔形”的特殊结构暗示现实的复杂脉络,以反讽表现对存在的根本矛盾的思考,这些是格非在小说创作中不可或缺的技巧。第三章主要分析格非小说的语言,认为他的语言具有陌生化、隐喻性、哲理化三个特征。陌生化语言有助于疏离日常生活的琐碎无意义,从而接近为社会现实所忽略的存在;隐喻性语言在格非小说中多表现为以意象映射种种可能的存在,或象征人物命运,或阐释个体困境;哲理化语言则是对格非意图表达的真实进行凝炼后的文学呈现。结语部分对格非为抵达真实所做出的努力作出总结和评价,认为格非的小说创作一方面与时代变化相呼应,另一方面也受到格非本人创作真实观的引导;同时也对格非小说与普通读者之间关系相对紧张的原因作简单分析和反思。

严毓棋^[6]（2020）在《弃权者的权利 ——格非小说的历史意识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试图弥合格非研究中先锋批评与知识分子写作批评之间的割裂,还原格非迄今三十年的完整写作历程,分析格非的写作之于当代生活的意义。格非的写作中包含着对自我与历史关系的思考与表达,是为格非小说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包含着格非对具体历史状态的认知及构成这一状态来由的追溯,更包含着对这一状态的超越意图。由此格非的写作作为个人主体的行动构成了对历史进程的介入力量。基于此种判断,本研究依据自然时间对格非的写作历程分段,通过对各时期格非作品的细读与思想状态的一般把握,勾连不同时期的时代精神,呈现格非小说历史意识的发展过程。格非80年代小说以先锋形式实验闻名,其短篇小说写作表征了一代人呼之欲出的自我意识与对既定历史叙述的挑战精神。而90年代的长篇小说写作构成了对前一时期的反题,自我意识的内在矛盾与外部局势的变化拓展了格非历史意识的结构,他将自我置于更大的历史格局中思考后,感知到的是一个无力的个人。对这种失败体验的接受构成了新世纪以来格非历史意识与写作的起点,格非将自己置于一种弃权者的状态下重新思考和写作历史。格非不再将自我定义为先验的或必须完成的终极,而是以对话的姿态面向历史,始终保持自我与历史的紧张思考。这样的思考尽管有行动力不足的隐患,但足以为人们反思当下生活提供启迪。

邱丹^[7]（2020）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文中研究指明先锋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景观,它是新时期语境下西方文化刺激与文学审美现代性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先锋小说通过对宏大话语与叙事成规的颠覆,创造了全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手法及语言体验,为小说本体的回归创造了可能。这场带有审美哗变色彩的叙事美学变革,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意义非凡。而传统文学资源作为先锋小说变革的重要参照体系,其脉流也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在先锋叙事中,并参与着先锋话语的建构。可以说,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不仅仅有反叛,同样包蕴着继承与转化。本论文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锋派作家的先锋小说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先锋小说特质,阐明传统与传统文学相关理论,深入探究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反叛与继承的艺术呈现,挖掘先锋与传统、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探寻中国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存在的价值与不足。这也是新世纪对先锋小说的再思考,对先锋小说处理中西方文学资源关系的再思考,以期发掘共通性的学理性特征,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参考。首先,论文结合中西方的文化语境,阐释西方先锋派与中国先锋派的差异,并明确中国先锋派文学的发生、发展与特质。中国先锋派文学发生在文学断裂之后,经由了从舶来到消融本土的整合,作为带有现实焦虑的形式变革,它不像西方先锋派文学那样激进、深刻,更倾向于“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变革。在中国先锋小说发展的浪潮中,“先锋”的释义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对先锋作家与先锋小说进行整体剥离与指认,对于先锋小说相关问题的阐述与论证,至关重要。其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超越是通过对传统文学观念、主题话语、叙事策略等方面的多重变革实现的。由于“传统”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内部的变奏异调,就需要对“传统”“传统文学”“文学传统”等概念进行有力地阐释与辨析,并把握传统文学的主题、故事、形象及时间等叙述内容与叙事层面所呈现的美学特征,探寻文学与现实、作家与现实、文学内容与形式、文学社会功能等方面所体现的传统文学观念,为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做好铺垫。再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与转化,呈现了从不自觉借鉴到自觉汲取的发展线索。将先锋小说整体性作为考量时,不能忽略传统文学资源从“潜在”资源转向“显在”资源的原因,这是由传统文学本身、先锋文学本身、语境变革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过程也体现先锋作家在中西方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对资源突围与认知方面所进行的调整与变化。正是由于传统文学中叙事传统在题材类型与叙事技艺上的精妙之处,抒情传统在情感抒发与诗词意象运用上的独到特色,才使得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从叙述内容到叙事方略的继承与转化成为可能。另外,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叙述内容与叙事方略等方面的择取与拓新,呈现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融合的审美特点。先锋小说在反叛传统文学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学中一些经典的题材类型、文学母题、精湛的叙事手法还是有所保留、有所继承、有所转化。先锋小说呈现了对侠义公案、才子佳人、武侠江湖、历史家族等题材类型的吸纳与超越;对“命运”“神秘”“地域”等传统母题的延揽与新构;还呈现了对“故事套故事”“旧瓶新酒”“借笔墨拈出”“以虚构补充”“故事新编”等故事处理方式的延续与新变;对传奇人物、传奇情节及异端境界等传奇叙事手法的吸纳与转化。同时,由于语言的相对稳定性、文化母语的潜在记忆与惯性作用、传统文学语言的艺术魅力等因素,先锋小说在自然景物类词汇、意象类词汇词义、诗词歌赋、诗性语言等方面也呈现了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汲取与新变。最后,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反叛与继承的总体向度上,对先锋小说资源转化中遇到的问题与突围的策略进行了问题求解性的探索,阐明传统与先锋之间带有悖论性的复杂关系,并进一步辩诘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先锋小说的创作路径,也引发了文学创作应该如何看待“传统”,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学资源”,如何处理多种创作资源、多种创作手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先锋小说在创作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多种美学力量碰撞所产生的审美张力,它在对传统文学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也展现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体认与反思,其所生成的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审美缺憾无疑对当下乃至未来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传统文学资源庞大、多元、驳杂,有很多“生机”可待挖掘。虽然先锋小说深受西方文学影响,但传统作为血液中不可抗拒的因子,也在无形之中影响着先锋小说的创作。反过来,丰饶的传统也在先锋小说的创造性转化中得以赓续、绵延。未来文学的方向,不仅要放眼世界,也要彰显民族文学的文化气韵,在超越中确立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唯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在接收新知与转化传统中不断延续、不断生长。

姜晓梅^[8]（2020）在《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着力探讨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的关系。通常意义上我们习惯把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的先锋写作当作80年代特殊时代语境与文学前提应运下的产物。它面对的是80年代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走向世界的共同理想,承继的是自意识流小说、寻根派、现代派等的艺术探索。它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经验的借鉴和学习使它不自觉地打上了西方、外来的烙印。而当先锋作家们慢慢退去形式实验的热情,尤其是后期向传统回归之后,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的江南作家身份以及他们精神深处所潜藏的江南文化基因从早期形式实验、学习西方的热忱的压抑中浮现出来。在江南文化独特的文化精神——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催化、引导下,通过感觉这一中间桥梁,驱动着苏童、叶兆言、格非由早期不断向着临界感觉逼近的形式实验向着具有中国古典美学韵味的传统的回归。不仅如此,苏童、叶兆言、格非还在江南文化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推动下,自身的南方意识更加自觉,文学写作中的南方元素的运用也愈发自觉且富有创造性。这些江南文化元素混合着中国古典诗学经验的创造性生发,充满江南文化韵味的既不同于以往诗意江南,又不同于现代破败江南的新江南形象在意欲重建江南新的地方志的苏童、叶兆言、格非笔下展露无遗。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透过对感觉的极端重视,不仅使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能够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代情境下迅速感应、学习西方,而且也无形中影响着他们的文学情感、写作策略、美学追求等,使他们能够在持续不断的创作生涯中不断创新求异,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经验技巧的同时又能对江南文化、中国文学传统进行审美的能动性创造,由此实现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的双向建构。本文试图把握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双向建构的过程,在文学新传统的再造以及建构的新江南形象中细致展现他们之间的双向建构关系,以此进一步丰富、完善先锋文学研究的新面向。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论文首先介绍了江南的形成及自然、经济、文教等方面的主要特征。着重展示江南在自然地理、行政区划以及经济因素等方面的形成演变过程。力图从大江南到小江南,从饭稻羹鱼到商品经济,从好勇尚武到崇文重教等的变化过程中把握一个动态发展的江南。第一章江南文化的孕育形成及其精神特质。这一章主要从江南文化的形成过程把握江南文化形成发展的脉络以及由此孕育而出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即从吴越文化到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从本土诗性文化特色的形成到城市、商业文化的繁荣发展,江南文化如何逐渐形成区别于注重道德伦理的北方中原文化所不同的诗性与审美特质。第二节主要介绍文学审美的自觉与唯美化的追求。着重介绍在诗性文化形成的过程中,由动荡的生存环境所孕育出处理主客体关系的诗性智慧如何催生了文学审美自觉使得文学朝着日趋唯美化风格迈进。第三节主要介绍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烛照下的文学。着重介绍江南文化中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形成以及这种精神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力图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观念、繁荣富庶的商品经济、士人及文化世家的推崇等方面把握审美享乐主义精神对注重感官享受的内容、精致的形式、唯美化的风格等方面的影响。第二章眷恋与逃离:审美享乐精神对苏童、格非、叶兆言的影响。这一章主要探讨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精神对苏童、格非、叶兆言情感心理、文学主题、美学追求等方面的影响,试图从反叛精神与先锋意识、逃离与回归下的不断寻找、守望人性等角度把握江南文化深层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这些作家文学创作中的情感取向、文学趣味、美学追求等方面的影响。第三章有韵味的文学探索:古典诗意与荒诞怪异的交融。这一章主要是从文学探索的角度,考察苏童、格非、叶兆言在江南文化深层次的影响下,快速感应西方文化思潮,怀着一种对江南文化颇为复杂的依恋与反叛之情所做出的具有异质性、先锋性的文学探索。着重介绍审美享乐主义精神注重感官享受的特质对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人的形式实验的影响。第一节向着感觉进发的形式实验。这一节主要介绍他们是如何通过打破叙述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叙事变革为感觉在文本中的畅通无阻提供保障,同时又通过对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变革使打通的感觉世界能够无限逼近临界感觉。第二节变异的感觉:轻化的孤独感、荒诞感、神秘感。这一节主要是介绍扭曲变形的孤独感、荒诞感、神秘感从感觉世界的裂隙中迸发出来,成为他们显示对生存世界的独特体验、宣泄过剩的话语表达欲望时的情感偏爱。第三节传统的诱惑:抒情性与古典性的复归。这一节主要介绍在激越的形式实验与怪异的情感宣泄之后,文学传统,尤其是江南深厚的文学传统在感官享受、生存体验等方面散发出的无穷魅力如何使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人的创作由早期浓烈的西方影响印记,回归到充满江南诗意的抒情性和古典性。第四章文学新传统的再造:苏童、格非、叶兆言重建新江南的努力。这一章主要从苏童、格非、叶兆言的写作策略入手,详细分析他们在建构江南地方志的欲念的感召下,以自身的成长经验为背景,以早期的文学探索为基础,重建文学新传统的努力。苏童以先锋手法集大成的《河岸》展示了重新进入历史与现实的方式;格非则继续沉潜哲学沉思,以他的神秘主义诗学建构着他的精神世界;而叶兆言则在对传统的叛逆中展现着他对未来的希冀。第五章别样的江南:苏童、格非、叶兆言的新江南想象。这一章主要是从苏童、格非、叶兆言建构的新江南想象入手,展现他们在江南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经过对文学新传统的探求,在传统的诗意唯美之外建构起的充满腐败堕落又暗含无限可能的新江南形象。尽管苏童、叶兆言、格非基于他们自身的文学经验所进行的探求还存在着诸多局限,然而,他们通过自身的写作却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江南文化的内涵,这也构成了他们先锋写作的重要意义。

张鹤腾^[9]（2020）在《戈舟小说论析》文中研究说明弋舟从2000年登上文坛至今已有20年,他已被公认为70后作家群中个性辨识度颇高,文学成绩较为优异的代表性作家。弋舟早期的作品以模仿先锋文学为主,更加注重语言形式上的新奇,但随着写作阅历的增加,他逐渐将先锋精神深深地放置在现实主义的写作路向中,力求作品形式与思想并重。在如今枝繁叶茂的当代文坛上,70后作家已成为茁壮成长的一枝,弋舟在其中硕果累累,小说作品也获得了国内的众多奖项,他凭借自己独特的文学气质成为70后作家中具有独特魅力的“那一个”。本文将以弋舟的小说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综合分析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作者个人经历等因素,运用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叙事学等为理论依托,对弋舟小说的创作主题、人物形象、叙事艺术等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梳理研究。同时将其放在文学史的视野内,在与其他70后作家的比照中深入挖掘其作品独特的思想内蕴和美学品格,寻找他作品未被世人发掘的力量。在关注他优点的同时也注意并提出其“小众化”创作的劣势和缺憾,以期对作家进行督促。文章对于前人研究中的一些争议之处也将进行讨论,进而将对弋舟及其小说作品的研究向前更加推进一步。本文还对当今社会中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作家要平衡作品“趣味”和“意味”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这对于弋舟本人、70后作家群以及整个当代文坛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本文绪论部分主要围绕两方面进行研究:一是对弋舟的创作情况以及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二是结合时代背景从70后作家这一文学史话题切入,在他们建构日常生活叙事空间的风格流变中给弋舟一个合理的文学史定位。论文正文部分由四个章节组成。第一章对弋舟小说的主题类型进行辨析,通过对弋舟小说的全面阅读,从其中归结出三个最主要的主题类型。首先弋舟对城市中人缺乏主体意识这种存在状态以及他们对这种状态的反叛进行了审视;其次弋舟给出了以自我追责式的忏悔救赎来进行自我拯救的方法;再次,弋舟抛开阶级的圈定,书写生活对所有阶层的压迫,这显示了对于遭受到生活劝退威胁的所有在世之人的悲悯。他通过这三个主题完成了对于自我和他人的审视,在自救的同时救人。第二章分析了他小说中较为独特的三种人物形象:承受着心理孤独和生理压抑的老年人群体,从八十年代走来见证时代溃败理想消逝的中年人,以及拒绝乡愁却也无法在异乡找到精神落脚处的青年人。本章举例分析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探讨弋舟通过对老、中、青三代人物形象的刻画揭示社会变迁之于个体影响的创作意图,以及由此透视出时代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精神积弊。第三章以叙事学理论为依托论析了他作品独特的叙事艺术,他多在小说架构上使用具有新意的“追问式”叙事结构,追求叙事视角的多变,对“特殊化儿童视角”的运用扩大了小说的叙事空间,并在叙事语言上呈现出诗性与智性结合以及视觉化特点,这些都体现了他在叙事方面对小说的精心打磨。第四章在前三章的基础上从弋舟创作的整体角度论述其作品的“小众化”因素以及其创作的“得”与“失”。文章阐述了他对先锋精神的坚守,并论证了其作品将先锋精神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独特品质,通过对部分作品的分析揭示出其在创作中将古典故事与现代故事进行对照融合的意图,或在作品中彰显出古典意趣,具有将“古典”与“现代”进行杂糅的创作新意。同时文章也指出了他的小说有故事零散、隐喻堆叠的问题,以及部分作品中出现自我重复现象的缺憾。

范玉彬^[10]（2020）在《论毕飞宇小说的叙事伦理》文中研究说明叙事伦理是孕育于1980年代、形成于1990年代初的文艺理论范畴。1990年代后期,经由刘小枫等学者介绍,传播至国内学界,并成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视野和方法,为现当代文学拓展学科创新空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毕飞宇是成名于1990年代的“60后”作家代表,其小说叙事的核心旨归是对个体生命伦理的观照与表现,在叙事中完成了作家、人物与读者间生命感觉的对话与共鸣。毕飞宇在对现实的敏锐体察下,着力探寻个体命运与历史、现实间的伦理关系,追问现代社会之于生命个体的价值意义,以及人类获得自由的出路,展现出对人的终极价值关怀。论文旨在探究毕飞宇小说以生命和人性关怀为主体的叙事伦理,通过分析其作品中对个体命运和个人生存的伦理解释,以及对人类生命多重存在可能性的呈现,探究其小说文本中丰富的伦理意蕴和审美效应。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从“创伤记忆”和“极权批判”两方面,分析毕飞宇早期历史叙事在消解传统历史叙述基础上建构的全新叙事伦理。作家以具有现代性意涵的伦理意识,重述以往被遮蔽的个体创伤经验,揭示权力伦理与生命个体的互动关系,表达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与主体价值重塑的理想;第二章,从革命与战争年代知识者的伦理坚守和现代都市知识者的公共性伦理缺失两方面,分析毕飞宇小说以自省式的姿态,对知识分子批判性、公共性伦理品格重建的努力。第三章,探讨性别叙事中的伦理关怀。毕飞宇从女性伦理主体的觉醒与尊重及男性尊严的伦理困境呈现两方面,来表达对不同性别主体的人文关怀,包容人类生命的多样形态。第四章,分析毕飞宇小说中“技艺”叙事的伦理隐喻意味。作家将“技艺”所包含的“手艺”“艺术”元素融入小说创作,在技艺的施展过程中,生命本体超越了肉身的局限性而获得了全新的存在意义。作家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关注技艺伦理与生命伦理之间的紧密联系,探索世间美好的感性生命形态,充分彰显现代个体自由叙事伦理对生命价值的关怀。

二、先锋派家族历史小说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先锋派家族历史小说论（论文提纲范文）

（2）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3）潘军小说叙事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非理性：先锋文学创作接受英美哥特文学传统影响的契机（论文提纲范文）

（5）虚构的真实 ——格非小说论（论文提纲范文）

（6）弃权者的权利 ——格非小说的历史意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论文提纲范文）

（8）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9）戈舟小说论析（论文提纲范文）

（10）论毕飞宇小说的叙事伦理（论文提纲范文）

四、先锋派家族历史小说论（论文参考文献）

• [1]先锋小说的抒情性研究[D]. 苏钰钦. 华侨大学, 2021
• [2]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D]. 郭佳音. 浙江大学, 2021(02)
• [3]潘军小说叙事话语研究[D]. 张钧钧.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4]非理性：先锋文学创作接受英美哥特文学传统影响的契机[D]. 丁萌娟.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虚构的真实 ——格非小说论[D]. 张余.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1)
• [6]弃权者的权利 ——格非小说的历史意识研究[D]. 严毓棋.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7]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D]. 邱丹. 辽宁大学, 2020(01)
• [8]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D]. 姜晓梅.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9]戈舟小说论析[D]. 张鹤腾.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10]论毕飞宇小说的叙事伦理[D]. 范玉彬. 兰州大学, 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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