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反思：从经验到理性的转变——20世纪上半叶我国史学研究简评

一、历史学的自省:从经验到理性的转折——略评20世纪上半叶我国的史学史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钱茂伟,王笑航^[1]（2021）在《董朴垞《中国史学史长编》: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史学史代表作》文中指出在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史上,董朴垞的贡献值得发掘。20世纪三四十年代,董朴垞受梁启超治史学史构想的启发撰成《中国史学史初稿》。此后征求师友建议,不断完善其书,经过长期努力,于1975年着成《中国史学史长编》。由于缺乏清稿、所找出版社不对路等因素,此书至今仍未能出版。《中国史学史长编》通贯古今、分期叙述,以专题化的方式论述中国史学的发展,并且采取了概要加文选的模式行文,书后附有八表,使得此书特点独具。从《中国史学史初稿》到《中国史学史长编》,既反映了董朴垞治史学史的进步,也反映了中国史学史由传统国学风格到现代史学风格的嬗变。《中国史学史长编》堪称20世纪70年代的史学史代表作,填补了1964-1976年中国史学史编纂的空白。

陈勇,宫陈^[2]（2021）在《早期中国史学史研究范式论略——以蒙文通为考察中心》文中指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核心主题是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围绕这一主旨衍生出"重新认识史实"和"重新认识史学"这两大主题,前者推动了近代中国通史着作的编写与出版,后者催生了作为学科专史的中国史学史的诞生。较早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反思的学者有梁启超、朱希祖等。其后,姚名达、蒙文通、金毓黻等人先后就中国史学史进行了具体探索。早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范式呈现出取舍于经史之间的特征,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人以史官、史着、史家为撰述主体探究史学的发展,蒙文通则突出传统学术中的经学、义理等观念对史学发展走向的影响,形成一种自觉区别于梁启超等人的中国史学史的叙述模式,在早期中国史学史的书写中别具一格。深化当下中国史学史研究,可从蒙文通等早期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着述中汲取养料。

陈雪^[3]（2020）在《抗战时期（1931-1945）我国中学历史教育研究》文中指出抗日战争（1931—1945）时期,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日本发动文化侵略企图通过灭其史的手段从精神上消弭我国国人的民族意识,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下,“救亡图存”成为了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主题,史学与历史教育成为唤醒民族意识、提升民族自信心、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弘扬民族文化、建设国民精神国防的重要力量。这一时期,为了充分发挥历史教育的社会功能,提振国民的民族信心,南京国民政府以“三民主义”为教育宗旨、以“战时需作平时看”为教育方针,指导学校历史教育的开展。共产党则以“新民主主义思想”为教育宗旨、以“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为教育方针,在革命根据地积极开展历史教育,宣传革命思想。与此同时,历史学家也深刻地意识到史学与历史教育的重要功用,他们基于自身的自觉意识及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发出史学为抗战服务的呼声,并取得了一系列的史学理论成果。以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胡适、李大钊、吕思勉等人为代表,对我国史学理论进行探索,形成了新史学、实证主义史学、民族主义史学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等史学流派,成为了这一时期我国史学理论发展的主流。极大促进了我国史学的科学化发展,同时也赋予了近代历史教育新的历史内涵。通过对这抗日战争时期的我国历史教育的系统梳理可知,历史教育在学校的实施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出现了许多不足。但是它作为统治阶级宣传其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始终与我国革命建设事业息息相关,并为抗战建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不同历史时期历史教育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抗战时期中学历史教育的价值取向主要受社会危机、统治阶级的要求、史学家的导向性、中西文化思潮以及史学自身的逻辑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体现出以下特征:“历史教育为政治服务”的价值定位、“以新民为培养目标”的价值追求、“以民族意识和国际意识迸发”的价值诉求、“以凸显历史教育社会功能”的价值实践。透过表象挖掘实质,能让我们对抗战时期中学历史教育的概况产生更全面的认识,从而为当下历史教育的开展提供启示和借鉴,即历史教育要始终贯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历史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历史教育要培育学生科学的历史观、历史教育要注重科学的教学方法。

姜萌^[4]（2020）在《范式转移与继往开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一百年》文中指出100年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萌生时期（20世纪20年代）、文献学时期（20世纪30—50年代）、意识形态化时期（20世纪60—80年代中期）、唯物史观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会通时期（21世纪以来）;四个范式:文献学范式、意识形态范式、唯物史观范式、社会史范式。纵观中国史学史研究100年发展历程,学术层面影响史学史研究的因素主要有三:一是史学认识论水平,二是已有研究成果水平,三是研究者学术素养。只有不断提高史学认识论水平,批判承继前人研究成果,提高研究者学术素养,才能实现研究范式创新和开创研究新局面。史学认识论较长时间未有大突破,对前人研究反思总结不足,以及新生代研究者学术素养有待进一步提高,使中国史学史研究继往开来面临不小困难。

陈永霞^[5]（2019）在《论20世纪20-40年代朱谦之的史学批评》文中指出朱谦之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着名的史学家,其史学生涯中,大量运用了史学批评,他以史学批评的方式建构了自己的历史理论、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论。与同时代其他人的史学批评相比,朱谦之史学批评更多地关注了西方学人及其历史哲学。其史学评论是在宏大架构之下展开的,不同于传统批评方法,突出了对史学现象、史学观念及史学思想的评论,具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史料与史观并重,是其史学批评的重要学术标准,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吴忠良^[6]（2018）在《南高学派与中国史学史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史学史作为20世纪上半叶产生和形成的一门学科,离不开诸多学者的添砖加瓦,其中就包括南高学派诸人的努力。由于梁启超和柳诒徵的影响,南高学派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史学史,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史学史进行分期、论述史家和史学流派,以及写作中国史学史等方面。他们的学术探索推进了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在中国史学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卞梁^[7]（2018）在《近代西人眼中的台湾（1865-1895）》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在广泛搜集及阅读诸多近代赴台西人所着文本的基础上,尝试较为清晰、全面地分类概括近代西人所见台湾的方方面面,提炼出具有普遍共性的西人“台湾印象”;结合十九世纪西方文化背景及中西交往环境,对西人“台湾印象”的建构方式进行解析;在行文中,注重对樟脑战争、牡丹社事件、中法战争等关键历史节点进行论述,以西人的视角来审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对近代台湾发展轨迹所产生的影响;综合借鉴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理论,运用实证主义、功能主义、东方学、西方优越论等学科方法,分析影响西人台湾印象形成的多方面因素,并进行一一例证,最终将十九世纪西人眼中台湾的大致面貌呈现出来。本文认为,由于十九世纪赴台西人一方面长期处在西方优越论与西方中心主义裹挟之下,一方面又对神秘的东方文明充满着好奇,因此来台后,他们始终处于一个矛盾的心态中,他们在深深着迷于台湾的美景风物的同时,又试图以自己所认同的文化观点来定义台湾,获得对台湾的所谓话语权。这也决定了他们常用微观与直观的手法来记录台湾的客观事物,而对台湾的文化层面多进行主观评价与臆断,有时甚至以公然伤害乃至于出卖台湾来谋求自身的利益。这种主客观并存的论述基调正是其矛盾心态的外在表现。近代西方人在建构其“台湾印象”的背后,是复杂的西方优越论、东方主义、基督教“救世”心态等观念的作用。当然,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在不断深入了解台湾社会的过程中,西人又受到台湾当地文化的渲染与影响,这使得他们逐渐产生了台湾认同,大力向西方介绍台湾。因此,近代西人眼中对台湾“矛盾”的解读或许便是“他者”眼中近代西方“殖民霸权”的另一种解释。最后,西人所留叙台文献在近代台湾史研究方面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这无疑是我国历史文献学和中外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赵鑫喜^[8]（2014）在《朱谦之史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朱谦之（1899-1972）,字情牵,祖籍福建福州,着名史学家、哲学家、东方学家,涉猎广泛,着述丰硕,被同时代学人王亚南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自1932年受聘任教于中山大学,历任中大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所长、历史学部主任等职,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在中大的二十年,是他学术研究的黄金二十年、“奋斗的二十年”,在此期间,他的史学研究成果最丰,贡献最大。他于1933年创办《现代史学》杂志,倡导“现代史学”,强调史学的致用功能。朱谦之的“现代史学”思想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史坛可谓独树一帜,标新立异,显得“另类”。他左右开弓,既批判以傅斯年为首的考证考古派只顾埋头整理史料,“有史实而无理论”；又批判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观派“有理论而缺乏史实”,不顾中国的历史事实,盲目套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公式,存在“公式主义”的错误。他把前者的方法视为“正”,把后者的方法视为“反”,而称他的“现代史学”为“合”,他试图在克服上述两派缺陷的基础上融合它们的优点,推陈出新,做“转型期史学的先驱”。本文通过三章内容对他的史学思想进行了仔细梳理,第一章追溯了朱谦之史学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和时代背景；第二章梳理了朱谦之史学思想的内涵；第三章探究了朱谦之史学思想的实践。朱谦之”现代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特点：兼采西说,包容博取；体系完整,特色鲜明；联系实际,现实感强；重思辨,轻实证。

王应宪^[9]（2012）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再探讨》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以来,新史学思潮汹涌澎湃,传统史学现代转型的步履加快了。在历史学的科学化进程中,中国史学史逐渐发育成为历史学的新兴分支学科,并典型地表现在大学教育中。在制度建置、课程体系、教员教本方面都已具有一定规模,中国史学史的知识结构与学科体系赖此建立。在历史学高度专业化的当下,回顾这一发展历程,对于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陈尚胜^[10]（2011）在《全球化与民族性:郑鹤声史学精神探析》文中提出郑鹤声先生的史学论着向以史料充分而见长,同时还表现出超前的全球化视野和浓郁的民族情怀。以16世纪为近代史开端的《中国近世史》,从国际贸易、外币流入与金融安全、外来宗教传播与内政安全、西学传入与科学民主思想传播等层面阐述了全球化对于中国近三百年历史之影响;他坚信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在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中所肩负的重要责任,故明清时期对外关系史、中国史学史和文献学以及清朝边疆民族史,也构成了他的主要研究领域。

二、历史学的自省:从经验到理性的转折——略评20世纪上半叶我国的史学史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历史学的自省:从经验到理性的转折——略评20世纪上半叶我国的史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董朴垞《中国史学史长编》: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史学史代表作（论文提纲范文）

（2）早期中国史学史研究范式论略——以蒙文通为考察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3）抗战时期（1931-1945）我国中学历史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20世纪20-40年代朱谦之的史学批评（论文提纲范文）

（6）南高学派与中国史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近代西人眼中的台湾（1865-1895）（论文提纲范文）

（8）朱谦之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再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四、历史学的自省:从经验到理性的转折——略评20世纪上半叶我国的史学史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董朴垞《中国史学史长编》: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史学史代表作[J]. 钱茂伟,王笑航. 史学史研究, 2021(04)
• [2]早期中国史学史研究范式论略——以蒙文通为考察中心[J]. 陈勇,宫陈. 史学理论研究, 2021(01)
• [3]抗战时期（1931-1945）我国中学历史教育研究[D]. 陈雪. 西南大学, 2020(01)
• [4]范式转移与继往开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一百年[J]. 姜萌.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2)
• [5]论20世纪20-40年代朱谦之的史学批评[J]. 陈永霞.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3)
• [6]南高学派与中国史学史研究[J]. 吴忠良.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18(01)
• [7]近代西人眼中的台湾（1865-1895）[D]. 卞梁. 福建师范大学, 2018(09)
• [8]朱谦之史学思想研究[D]. 赵鑫喜.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9)
• [9]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再探讨[J]. 王应宪.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05)
• [10]全球化与民族性:郑鹤声史学精神探析[J]. 陈尚胜. 文史哲, 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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