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3：上海重大工程完成投资553亿（论文文献综述）
江勇[1]（2020）在《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地热产业发展财税政策模拟与选择》文中提出地热能是一种绿色低碳、可循环利用的清洁能源,包括浅层地热、水热型地热和干热岩。根据《中国地热资源调查报告》,中国大陆336个地级以上城市浅层地热能资源年可采量折合标准煤7亿吨,中国大陆水热型地热资源年可采量折合标准煤19亿吨,中国大陆干热岩资源初步估算资源量折合标准煤856万亿吨,可见,我国地热资源丰富。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地热产业已初步具有商业价值,具备战略性替代能源的属性。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初始投资高、不确定性大,政策支撑力度不足,抑制了地热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基于此,本文重点围绕浅层地热资源和水热型地热资源,针对地热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开展研究,以更好地促进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本研究取得的创新性成果主要包括:（1）以系统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地热产业发展财税政策研究的理论框架。以系统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公共政策理论为基础,分析地热产业发展系统结构、系统机制、系统目标,阐述地热产业发展政策依据和特点,提出了本文的理论框架,为更全面、更深入地刻画社会经济、能源环境、地热产业、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指导,克服了前人文献中地热产业研究主要针对单因素或部分因素影响的局限性。（2）基于地热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复杂系统关系分析,构建了地热产业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为深入挖掘地热产业、社会经济、能源环境、政策影响等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提供了手段。通过地热产业发展的运行机理分析,构建了地热产业发展的系统动力学定量化模型总体结构和社会、经济、能源、环境、地热和政策子系统,使得分析更深入和严密。（3）从政策理论需求和实践需求两个维度设计地热产业不同政策组合,克服了以往研究中就问题谈问题,或就地热产业发展中某一项政策开展研究,导致地热产业发展政策研究系统性不强,科学性不充分的问题。本文从政策理论需求角度,分析了地热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政策工具和政策强度,从纵（政策强度）横（政策工具）两个方向分别作了政策需求分析;从政策的实践需求角度则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了现有单一政策和政策组合对地热技术水平、地热产业投资意愿等方面的效果,明确了现有政策的不足和问题。在此基础上,借鉴国外地热政策经验,对地热产业政策进行设计,克服前人研究中的局限性。（4）依据上述所设计政策方法,分别从全国层面和典型区域层面开展了政策效果模拟,根据能源、环境、经济多目标协调程度,综合考虑资源效应、减排效应和政府可支付能力,提出了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的财税政策组合建议。
朱春辉[2]（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研究 ——“分类”和“混改”条件下的理论与实证》文中指出我国国有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导致出现严重的治理问题,如国有资产流失、变相福利、企业生产率低下、产能过剩、过度负债等。究其根源在于未建立有效的管理层激励约束机制,管理层的人力资本价值及企业家才能在薪酬中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即管理层的薪酬激励存在扭曲的结构。事实上,国有企业内部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比其他企业更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而传统的西方现代企业理论因为本身过度强调资本要素的分配地位,存在较大缺陷,不能照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改革中,从而不能提供有效的理论和实践指导。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提出分类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企业改革方针,目标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提升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近来发生的华为事件业已证明,充分尊重劳动力价值的作用,以按劳分配为主结合要素贡献的企业收入分配机制是提升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突破口。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收入分配理论应当成为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本文尝试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构建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实践指导方针。本文研究主要包括以下部分:一是理论研究。首先,基于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不完全合约理论、企业家理论和市场竞争结构理论的多学科视角,对以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理论进行论述,阐明了国企管理层薪酬激励的理论前提。继而,本文由宏观增长理论切入,探讨国企依据管理层的异质性劳动和人力资本进行多元化的管理层薪酬激励,并说明了激励方式与结构对消费和企业产出的影响效应。紧接着从微观理论角度,把市场主体分为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按市场竞争结构分为共同竞争、国有企业领导和国有企业跟随等不同模式,借助多阶段博弈均衡分析方法,分别研究了国有企业管理层的不同薪酬激励方式及结构对企业产出及社会福利的影响效应。最后,通过宏微观互补的理论分析结果及寓义,设计了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改革实践的实证检验和分析思路。二是实证和案例分析。首先,本文利用我国上市企业的数据,使用倾向匹配倍差法和倍差法研究了不同属性、竞争模式和混合所有制试点条件下,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方式及结构对企业投融资、生产规模和绩效的影响效应及背后的经济逻辑;其次,为了考察薪酬激励对非上市混改试点企业的影响效应,引入我国中央和地方非上市国有企业的数据,分析了混改前后的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变化对地区国有企业的生产规模和绩效的影响效应;再次,本文以分类和混改条件下国有企业改革的典型试点企业为依据,分别考察了几家中央国有企业子公司以及万华化工、云南白药的管理层薪酬激励机制的变化及其对企业的生产规模、投融资和绩效的影响效应,在与昆明制药进行比较后,讨论了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机制改革的经验和不足。三是在总结前述理论研究、实证检验和案例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提出新时期深化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机制改革的若干政策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和研究结论:在理论上,本文尝试联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理论与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理论,阐明国有企业管理层收入分配改革的理论逻辑,揭示管理层薪酬激励方式与激励效应之间的内在逻辑。本文尝试把异质性劳动的理念引入到我国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机制中,基于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理论基础,结合现代企业理论,探索和总结国有企业管理层的收入分配理论。本文尝试构建了宏微观理论模型将国有企业分配机制及效应研究拓展到规范的理论分析中来。其中,宏观理论模型尝试把异质性劳动引入到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并讨论异质性劳动对国有企业分配机制的影响效应;微观双寡头竞争条件下的国有企业薪酬激励效应模型中,尝试把委托代理关系和管理层薪酬激励引入到产业竞争模型中。同时,本文尝试从不同的维度探讨管理层薪酬激励的影响效应。本文提出以下理论分析观点:一是国有企业管理层为企业的发展贡献了管理劳动,这类劳动既包括高密集的劳动时间,也包括挑战性和前瞻性的劳动内容,表明国有企业管理层具有独特的人力资本,他们既是劳动者参与按劳分配,又是管理要素的提供者,获得部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并在承担风险的基础上参与企业当前和未来利润的分配。二是根据以上的分配机制,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薪酬支付应当是包括普通的工资、奖金和股权的结构形式。国有企业依据管理人员自身的禀赋水平确定固定工资等级。国企管理人员的奖金激励与企业的绩效及经营指标联系,有助于提升企业的产出和利润。同时,以上两个部分的管理人员薪酬应当随企业的盈亏进行联动。三是企业管理层可获得股权激励分享企业的利润,管理层获得股权激励比重应与其付出的劳动时间及面对的风险进行匹配,建立合理的进入和退出机制,而股权激励的定价应当在多元化股权环境下完成。另外,企业应当设计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合理薪酬差距及管理层之间的合理薪酬差距,差距的合理性体现在给予股权合理的资本回报率,不然激励过度和激励不足都会对企业的产出和绩效产生不良影响。四是在国企与民企竞争的微观环境下,少量的产量奖金激励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较小,但较大比重的产量奖金会激励国有企业管理层做出过度投资决策,导致产能过剩,从而挤出民营企业的利润,减少社会福利水平。在竞争较为充分的行业或者业务领域,允许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激励,针对总股本10%股份进行激励通常能取得最优效果,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比重不宜超过20%。五是股权激励权重太高或者某些高级管理层的权重过高,会导致过度重视企业的未来利润,引起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损害社会福利。薪酬激励应当在竞争较为充分的行业占比较多,而其他激励模式（如晋升）则应当在垄断性较强的行业的国有企业实施,或者薪酬激励在国有企业中市场化较明显的管理岗位上比重较大,而在市场化较小和负有国有资本监督人或代理人的角色中则可突显其它激励模式（如晋升或公务员待遇）。在实践方面,本文首次尝试分析和检验不同竞争类型和股权结构的国有企业管理层的激励机制与激励效应,并提出分类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改进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形式和结构的政策指导意见。本文从数据分析中发现,在薪酬压抑下,国有企业实施高奖金激励更有助于降低融资约束,提升企业业绩和社会福利,尤其是中央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较强的行业及国有企业的混改进程中,扩大奖金占薪酬比重更有利于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国有企业实行股权激励在缓解融资约束、扩大企业规模及绩效层面上存在一定的正向作用。国企管理层的薪酬结构中,股权比重较高有助于避免过度奖金的负面作用。在股权激励计划的设计中,一定要避免以股权激励计划变相的充当延迟发放奖金的工具,增强激励计划设计的灵活性和合理性,以进一步突显出股权激励的正向效应;国有企业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股权激励差距过大,会导致产能过剩和过度投资问题,促进营收增长,却减少了社会福利。地方国有企业管理层间股权激励差距较大有利于改进企业的绩效、促进企业利润的增长;国有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后,限薪政策减弱,改善了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薪酬激励水平,同时拉开了企业内管理层薪酬的差距,改进了地区企业的产出和社会福利。本文从经典案例分析中发现:非上市国企子公司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促进了企业股权多元化及治理结构完善,破除了限薪机制,激活了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薪酬机制,中短期的奖金和长期的股权激励占比增加。但是,奖金机制不确定性较大,更具有激励合理性的股票期权计划也未引起重视;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上市国有企业管理层获得固定薪酬、绩效奖金薪酬和员工持股及分红,显着提升了企业的持续竞争力,并促进在行业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然而,股权激励机制无法灵活调整,管理层间及管理层与员工间的激励差距过大;混合所有制改革后上市非国企管理层的薪酬激励计划过度重视企业利润考核,而忽视更全面的绩效指标考核,会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以上研究结论对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机制的改革具有丰富的实践指导意义,本文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在分类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中,政府和企业的边界需要进一步明确,以利于明确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身份。依据分类改革设计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制度是当前国有企业分类改革背景下的应有思路。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后,股权变得更加多元化,应当引入管理层的市场化薪酬激励考核机制。国有企业应当通过市场化机制确定管理层的薪酬激励水平,合理化企业内管理层间及管理层与员工的薪酬差距。在分类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的进程中,国有企业要实现管理层的激励机制与考核约束机制的匹配。通过税收、机制调整和增强国资力量的办法来处理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机制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分配不均问题。应当实现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薪酬激励机制与建立国有企业“企业家”队伍的有机结合。
杨勇[3]（2019）在《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用习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一句话说:“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中国发展的奇迹有目共睹,但发展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人们对发展的反思也从未停止。发展是什么?中国是怎样实现经济发展的?中国的经济发展用什么来测度?中国怎样才能实现更好的经济发展?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反思而开展,并在一定的发展理论模型基础上,对发展状态进行较为客观的描述和评价。（1）发展是什么?不同学科对发展的理解和认识不同,但一般而言,发展被认为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变化过程。发展经济学对发展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从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到逐渐考虑社会变化、从重视发展的短期效应到注重发展的长期效应、从物质财富的积累到人本身的发展等。基于传统发展理论对发展的认识,李忠民教授提出“发展是可选择性的增多”的新认识,将发展置身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中,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则是在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三维空间中的发展。本文正是基于这一创新性认识,从发展经济学视角对发展及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内涵、特征进行较为完整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与评价指标体系。（2）中国是怎样实现经济发展的?对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原因的解释有多种观点,如一种认识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即改革开放是制度的变革,而制度本身对增长产生积极作用;也有认为是资源与要素禀赋产生的比较优势带来的增长效应,等等。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本文较为详细的论证了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三维九化”中国经济发展模型,并将其总结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即独具特色的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经验,并从发展经济学理论角度分析了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如何共同推动可选择性增多的内在机理,从而为正在形成与发展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完善与补充。（3）中国经济发展用什么来测度?GDP虽然从目前来看不可替代,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测度显然不能仅靠GDP来衡量,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和模型框架出发,本文构建了一维指数（中国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指数）、二维指数（中国市场化与工业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市场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指数）、三维指数（中国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指数）的测度模型,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对整个总体以及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发展进程分别进行了测度。在对指数的分析方面,分别从指数发展演变的时间趋势与特征、指数发展变化的空间相关与分异入手进行了时空分析,从而从总体上对中国特色经济发展进行了描述和评价。（4）中国怎样才能更好的实现发展?发展是可选择性的增多,将人力资本作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在已有传统计量方法基础上,构建了基于邻接关系、地理距离与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为基础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人力资本的空间集聚与溢出效应,以及人力资本对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MIU指数）的增长和发展效应,直接与间接效应。在发展是可选性增多的基础上,构建了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与各地区2000-2015年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1）从一维空间看,无论是市场化、工业化还是城市化的发展均经历过较快发展后面临发展增速的减缓。市场化指数方面,商品化维持较高水平,市场化（狭义）稳定增长,而金融化快速上升;工业化指数方面,工业化（狭义）有所下降,而信息化（知识化）发展迅速,生态化面临挑战;城市化方面,城镇化发展最快,国际化缓慢发展,社会化面临困难。从区域特征看,西部呈现出低低集聚特征,而沿海的高高集聚空间溢出作用发挥有限;不同区域内部也有热点与冷点,如西部的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省等省区,东部的河北、海南等省区。发展的不充分与不平衡表现明显。（2）从二维空间看,市场化与工业化（MI）、工业化与城市化（IU）、市场化与城市化（MU）协调发展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但指数增幅和发展速度不一。相对而言,工业化与市场化协调发展水平逐渐上升,市场化与城市化下调发展水平逐渐下降,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三个指数间的相对差异在逐渐缩小。地区特征呈现出三种状态,北京、天津、上海与江苏为三个指数均高;海南、贵州、云南、青海和新疆三个指数均低;浙江、广东、福建与内蒙古三个指数各不相同,区域发展的空间异质性特征明显,如浙江、广东与福建的市场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而市场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水平较高。ESDA分析结果表明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尤其是西部大部分地区处于低低集聚状态。（3）从三维空间看,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呈现上升趋势,但增速下滑。从四大区域看,东部发展指数最高,东北最低,且差距在增大,东部与中西部的指数差距有倒“U”性特征。空间关系看,无论是基于邻接关系、地理距离,还是经济地理的空间权重矩阵检验的结果表明,各地区间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具有典型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特征表现为京津冀与长三角的正相关性和西部地区部分省区的负相关性同时存在。泰尔指数的计算结果表明,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绝对收敛,且指数的差异较多来自组内差异。（4）人力资本的增长效应基本形成共识,而基于可选择性增多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中人力资本的贡献是否显着?基于传统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的人力资本的发展效应以及空间效应及其分解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发展效应也较为显着,从空间角度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从邻接关系、地理距离还是经济地理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测算的人力资本直接效应更为明显,间接效应或溢出效应不显着。相关结果还表明,物质资本对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较为显着,产业结构有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不显着,自然资源对发展存在“资源诅咒”。
陈俣秀[4]（2019）在《我国国内航班延误经济损失建模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愈演愈烈的航班延误不仅降低了我国民航运输业的整体运行效率、服务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同时也给民航运输业、旅客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带来巨额经济损失。全面和深入认识航班延误造成的经济损失,有助于加深整个民航运输业对提高民航运输服务品质、提高航班正常率重要性的认识,积极推动民航业各主体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航班延误的发生。此前国内虽有若干的研究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但主要集中于对航班延误导致航空公司经营成本增加和旅客时间价值损失的评估,尚缺少关于航班延误对航空公司收入和国民经济产生影响的研究,且评估方法的适用性仍需探讨。本文在航班延误治理相关问题跟踪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构建计量经济模型的方法,对我国国内航班延误导致的经济损失进行更全面、深入、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主要内容包含如下几个方面。在对航空公司制定航班计划基本规则深度理解的基础上,将对航班延误时间的统计扩展至既包含航班晚于航班计划进港时间落地而增加的航班延误时间,也包含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的、为了提高航班运行的稳定性而在无阻航班飞行时间基础上增加的计划缓冲时间,为国内航班延误经济损失评估奠定更全面的评估基础。针对航空公司经营成本与航班延误之间呈现非线性相关的问题,引入航班延误作为自变量之一,构建航空公司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模型,利用模型中航班延误变量系数所反映的数量关系,分析航班延误的变动对航空公司经营成本的影响,从而更科学地评估国内航班延误导致航空公司经营成本的增加。针对航班延误会对旅客航空运输需求和航空票价产生影响的问题,同时考虑到旅客航空运输需求和航空票价之间会产生相互影响,引入航班延误作为自变量之一,构建旅客航空运输需求和航空票价联立方程模型,分析航班延误变动对旅客航空运输需求和航空票价的影响,据此评估航班延误对航空公司经营收入的影响。从旅客出行全程角度出发,全面分析相对于计划进港时间的航班延误、计划缓冲时间以及航班取消和前序航班延误造成旅客错过衔接航班等情况下,延长的旅客出行时间;同时为了反映不同出行目的旅客对其出行时间价值的判断,对公商务旅客从航空出行所能创造经济价值的角度测算其出行时间价值,对休闲旅客从满足个人需求角度测算其出行时间价值,从而更为完整地评估和反映航班延误所导致的旅客时间价值损失。针对航班延误由于降低民航运输业的运行效率和产出,从而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巨大负面效应的问题,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构建国内航班延误对国民经济间接影响的分析模型,据此评估国内航班延误导致国民经济总产出的减少。通过上述分析和研究,本文明晰了航班延误损失产生的机理、提出航班延误经济损失测算的科学方法,对于丰富和深化我国航班延误治理研究的相关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利用构建的航班延误损失测算模型,对我国航班延误经济损失测算的结果,为行业主管部门和民航运输系统主体制定航班延误治理方案、进行航班延误治理投资提供了更加科学的决策依据。
张澜[5]（2019）在《并购财务信息披露与内部审计差异的治理机制研究 ——以保利集团并购BP公司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在此背景下,国有企业掀起了兼并收购的浪潮。如何对并购过程进行监督和管理?如何让国有企业兼并收购战略产生更好的绩效?如何在事后评价兼并收购战略是否成功?内部审计应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国家审计署在2018年1月发布了修订后的《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重新划定了内部审计机构的职责和权限,对内部审计工作成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当涉及到企业并购时,内部审计如何才能发挥重要作用值得审计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鉴于此,本文以“并购财务信息披露与内部审计差异的治理机制”为研究对象,以期能为治理该问题提供借鉴和参考。围绕上述研究对象,本文以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对BP股份有限公司的并购事件为背景开展研究。首先,从内部审计视角对BP公司在并购发生的事前和事中披露的财务信息执行分析性程序,发现BP公司存在利润率不高、毛利率下降明显、部分会计政策处理不合理、企业现金流发生明显异动等问题,有虚增利润、虚构现金流和盲目扩张的嫌疑;其次,通过对比审计结果发现了企业并购财务信息存在未披露重大投资、企业真实利润以及企业潜在安全风险与法律风险等情况;再其次,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并购财务信息与内部审计结果差异对并购产生了不利影响,即增加了并购价格、降低了并购方未来的财务收益和增加了并购方的经营风险和法律风险;最后,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BP公司应该采取措施进一步规范财务信息披露;（2）国有企业的并购行为可以引入内部审计机制规避被并购方虚假财务信息披露的行为,降低并购风险。此外,还可以采用惩罚机制提高财务顾问的工作质量,提请国家审计介入解决并购中发生的重大问题。本文主要创新点包括如下两个方面:（1）在分析视角上存在创新,从内部审计的角度对企业并购财务信息披露行为进行分析;（2）研究对象和内容存在着一定的创新,本文基于内部审计视角,选择被并购方BP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其被并购的过程中披露的财务信息进行研究,丰富了内部审计理论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并未完全详述财务报表分析理论中的所有内容,在财务分析理论运用方面有一定的局限,同时本文为国有企业规避并购财务信息差异而总结归纳的建议可能还存在遗漏。
李玉铭[6]（2018）在《远洋航运与上海城市变迁（1850-1941）》文中研究表明上海远洋航运业在开埠之前虽已有发展,但范围却仅限于朝鲜半岛、日本等邻近国家。1843年上海开埠后,随着贸易重心由广州逐渐转移到上海,作为中西贸易运输载体的远洋航运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上海。1850年英国大英轮船公司将伦敦——香港的定期远洋航线延伸到了上海,标志着近代上海定期远洋航运的历史正式开启。本文以近代上海远洋航运业发展过程中轮船企业的竞争、船舶的更替、航线的扩大以及远洋贸易结构的变革为主线,对近代上海远洋航运的发展与变迁进行了梳理与探究,并以此为视角来探讨近代上海远洋航运业在近代上海城市变迁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19世纪70年代以前,上海远洋航运业的经营者主要是在沪大洋行,他们凭借雄厚的实力垄断了当时上海的进出口贸易。在运输载体上主要是帆船,同时,为了提高效率争与夺市场,各大洋行争相使用了专门用来运输鸦片与茶叶的飞剪船。在货物运输方面,主要进口鸦片以及西方工业品,并以鸦片为主;出口方面则主要是中国的茶叶和生丝。1850年大英轮船公司开辟上海与欧洲间的定期航线,表明专业轮船公司开始介入上海远洋贸易,但直到70年代初,不管是大英轮船公司的一枝独秀亦或是与法国邮船公司、英国海洋轮船公司的“三巨头”争霸,由于轮船载重量小、运费高等限制性因素,专业轮船公司仍不是此一时期上海远洋运输的承运主力。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欧亚海底电缆的成功敷设以及轮船的大量使用等交通、通讯工具以及造船技术的发展与变革,使得上海远洋航运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自此以后,轮船逐渐代替帆船,成为上海远洋航运的主要运输载体,专业性的轮船公司也逐渐代替了在沪大洋行,成为上海远洋航运运输业的主要经营者。甲午中日战争后,上海远洋航运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这一方面表现为太平洋远洋航线的形成以及以上海为中心的全球远洋航运网络的形成。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变幻以及自身能力的衰落与发展,各国以上海为中心的远洋航运势力此消彼长,主要表现为由“一战”前的多国航运势力竞争到“一战”期间的英、日两国争霸,再到战后以英、日、美三霸并争为主的局面。随着远洋运输条件的改善与发展,远洋运输货物在此一时期亦发生了彻底的变革,进口方面逐渐由鸦片、西方的轻工业品转换成了机器设备、化工产品、燃料、五金器材等生产资料;出口方面也逐渐由生丝、茶叶转换成了其他农副产品以及部分工业产品。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的远洋航运业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虽因战事爆发,大部分远洋轮船公司曾一度暂停了上海的远洋业务,但随着战事转移,上海的远洋航运业很快又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发展程度甚至一时超过了战前。日本战后在完全控制中国内河航运、沿海航运的情况下,却唯独没有阻断上海远洋航运的原因是为了将上海作为战时战略物资的中转站,这是日本在战时为了尽可能的获取战略急需物资,以达“以战养战”目的,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远洋航运是直接沟通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的纽带与通道。在当时社会条件限制下,是远洋航运的船舶逐渐将西方先进的制度、理念、文化等西方文明带到了中国,进而使古老的农业文明开始与先进的工业文明开始发生碰撞。同时,也是远洋航运的船舶将中国的一批批茶叶、丝绸以及其他一些大宗的原料产品带入了西方社会,进而使东方文明开始逐渐的融入西方社会。作为近代远洋航运中心的上海,其同样充当了沟通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的重要角色,在这种沟通与交流中对于上海本地传统航运业、对于近代上海的港城建设等各方面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近代上海远洋航运业是在国力衰微、航运主权旁落的情况下,主要有外资轮船企业经营的,因而具有一定的殖民性与掠夺性。但另一方面,近代上海远洋航运的发展也使得上海作为一座枢纽性城市成功的将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了一起,在近代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随着远洋贸易的不断深入,将上海乃至中国带入了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之中。
杜娜[7]（2018）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 ——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文中研究表明近两年我国资本市场跌宕起伏,众多天使投资、VC、PE为资本市场提供了大量的资金,解决了我国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是,也存在着上市公司董监高利用信息优势操纵股价,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些损害大众利益的事件收到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另外,由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存在,收到融资紧张的企业在进行外源融资时,没有相对应的资金来源,因为企业的外部形象受损或者受到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还可能由于银行借贷资金成本高、金额还受到审批的限制。在资本市场,随着互联网的发达,大众非常关系该公司的声誉和形象问题,社会责任报告是一种重要的方式,作为企业来说,社会责任信息和财务信息互相补充,能一定程度上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后果,一份内容完善、质量过硬的社会责任报告,不仅能满足社会大众的信息需求,还能满足政府机构对企业行为的监督,并在一定程度上还能缓解信息的不对称,缓解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本文从融资约束的视角来探讨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实施后果,目前国内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还不多,本文对这两者的探究可以填补相关的学术空白,为以后的研究提供经验依据。本文从研究背景着手,对相关知识概念进行界定,并探讨研究意义。在方法上,文章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认真研究之前学者的学术成果,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并加以运用。在此基础上找出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和融资约束的理论依据,通过对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号传递理论、资本市场有效理论的分析,探讨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和融资约束之间的内生关系,发现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内容越完善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可以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的外部压力。在实证研究部分,以2011-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容量,发现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相比那些未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能缓解融资约束的压力。进一步研究发现,润灵环球责任评级分数越高,则面临较低的融资约束水平;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民营企业面临更高的融资约束压力;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相对于那些金融生态环境不完善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越完善的地区则面临较低的融资约束的压力。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了对完善社会责任报告内容的一些建议,并对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展望,倡议进行社会责任报告审计,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投资。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尽量考虑更全面的假设,比如是否主动披露、是否是治理板块等因素,这样不至于因为少考虑影响因素而使文章失去研究意义;2、在证明假设的时候对模型的灵活运用,考虑交叉因素引起的模型变化,不至于太单一,是结论失去借鉴意义;3、运用第三方专业评级机构对CSR报告的评分为衡量指标,避免了以前研究中过于主观和计量方法不准确等问题。
张文东[8]（2016）在《教育史视野下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1981年学位制度建立以来,我国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进入21世纪,我国的学位与研究教育更是突飞猛进,但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合理、学科建设水平不高等问题。当前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处于关键发展阶段,特别是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和福建发展对高层次创新人才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如何改革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从数量建设到质量建设的转型,是当前教育者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以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的时间为经,以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为纬,主要运用宏观阐述与微观考究结合、制度与实态并重及比较、统计和定量分析、高校考察等方法,对三十余年来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过程与演绎规律、经验教训与历史启示,进行系统与深入研究。本文认为:第一,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呈现以下几个特征:（1）福建省学位教育经历恢复和起步（1981-1991年）、稳步发展（1992-2000年）、全面快速发展（2001-2011年）三个阶段;从培养单位和授权点看,福建省1981年开始就有培养单位和授权点,但发展较慢,三十年间仅有硕士培养单位13个,博士培养单位8个,且学科分布相对集中于某些培养单位。这反映了福建省研究生培养单位对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专业型学位教育虽得到大力发展,但教育体系不够成熟,整体教育水平不高。（2）从培养规模和经费保障看,福建省研究生教育规模呈现快速增长,经历了初创与发展兴起阶段（1981-1991年）、规模扩大和调整改革阶段（1992-2004年）、深化改革和内涵发展阶段（2005-2011年）三个阶段;研究生教育经费保障也相应经历了由国家财政完全拨款到逐步呈现国家、社会、个人共同承担或补偿研究生培养费用的格局。（3）从师资结构看,研究生导师的数量也在逐年增长,但由于招生规模的扩大,生师比也在增大;研究生导师呈现高职称、年轻化,并且女性研究生导师比例在逐步增加的趋势。第二,通过对福建省13所研究生培养高校实地考察发现:（1）研究生教育规模在扩大,但与全国比仍然偏小;工科类学位点和专业学位授权点发展相对滞后,与福建的社会、经济发展多样化需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2）研究生教育布局不断完善,但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不断推进,但培养质量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究其原因,主要存在着研究生教育的省级统筹和规划、学科建设水平与特色、导师队伍建设、研究生教育协同育人机制、研究生教育经费保障等诸多方面不够完善的问题。第三,在剖析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特征、对培养高校做了实地考察研究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概况,提出了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趋势的五个“转变”:即从规模扩张向规模发展与质量提升并重转变;从封闭办学向开放办学转变;从学术型人才培养为主向学术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并重转变;从单一招考制度向招考制度多元化转变;从集中统一管理向依法自主办学转变。第四,PEST分析表明,当前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良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环境。在现象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差异化、协同发展、国际化、质量保障的发展战略思考和建议。总之,本文以时间为主轴,以教育史为视角,基于历史条件与时代背景,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两个层面,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学位制度建立30年（1981-2011年）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揭示了每个发展阶段的主要演绎特征,在史料研究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现阶段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现状特点,剖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采用了 PEST分析法,分析了今后面临的发展环境,提出了战略前瞻和对策思考。
王立元[9]（2011）在《中国A股上市公司IPO募资投向变更动因与后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股票市场的基本功能之一是对金融资源进行配置,它以发行虚拟证券的形式将资金从社会公众手中聚集到需要资金的企业,为企业提供直接融资的便利；此时,股票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功能完成了第一步,接下来则需要由企业将它们通过股票市场筹集到的资金进行使用,以增加企业的内在价值。上市公司通过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筹集到的资金如何使用对于一国经济的各个层面都有重要意义：就微观层面而言,它决定着上市公司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是投资者利益得以保障的基础；就中观层面而言,它决定着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是否得以实现,围绕募集资金使用展开的各种活动是所有股票市场行为的中心环节；就宏观层面而言,它甚至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然而中国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即上市公司大面积频繁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这是顺应市场变化的商业决策,还是股票市场功能扭曲下的恶意融资?是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提升的动力,还是公司绩效下滑的先兆?要清晰地回答这些问题十分困难。群发性的募资变更行为是中国上市公司行为规律发生作用的一个具体表现,在资本市场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背景之下,为这一行为规律探索一条可以因循的逻辑线索具有相当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现有的国外文献中,对募集资金使用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过度投资、投资不足和随意使用自由现金流、公司的低效率投资行为、以及新股发行后长期业绩不良等问题,专门研究募资投向变更问题的相关成果几乎未见；而国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募资投向变更的动因和募资投向变更的后果的研究。其中对募资变更动因的探讨是这一研究相对集中的领域,相关研究文献从不同的视角切入,或用规范分析方法或用实证研究方法论证了引发上市公司募资投向变更行为的原因,概括起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募资投向变更行为对公司及市场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应对其进行严格监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变更募资投向是上市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应对市场环境变化及宏观政策调整的一种自然反应,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不应盲目否定。对上市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产生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对募资投向变更行为的反应,一是募资投向变更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对募资投向变更后的市场反应的研究文献均采用了事件研究法,但研究结果却出现了两种相反的观点,其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市场对于上市公司变更募资投向的行为是否作出了反应,这是判断市场有效性的重要依据之一；第二,市场对于上市公司募资变更行为作出了积极反应还是消极反应,这是判断投资者对改变募集资金投向这种行为的态度是否理性的重要依据。对于募资投向变更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现有文献涉及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两种方法。在相关的实证研究中,已有文献绝大多数采取会计研究法以财务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结论也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变更募资投向使公司业绩下降,另一种则认为变更募资投向提高了公司业绩。关于上市公司募资投向变更的现有研究成果涉及到这一行为的动因及其产生的影响,内容可谓全面,但尚未形成有机的整体,且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第一,对于上市公司募资投向变更问题的探索静态而孤立。现有文献中的规范研究简单地将各种募资变更行为同质化,以“变更”和“不变更”作为判断上市公司优劣的标准；实证研究则通常只考察1-3年的数据或者典型个案,分析结果的解释力有限。第二,对于上市公司募资投向变更问题的探索缺乏清晰的逻辑线索。现有文献没有深入地探究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公众投资者以及监管部门这些市场行为主体在改变募资投向这一行为产生及发展过程中各自的作用以及内在的关联,缺乏对募资变更行为生成机制的系统分析。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研究上市公司募资投向变更行为方面,提供一份完整的募资变更资料和一条贯穿首尾的逻辑线索。本文以1990年～2009年在中国股票市场进行IPO且发生过募资投向变更行为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全景式地展示了自中国股市建立以来上市公司募资投向变更的情况,对引发上市公司募资投向变更的制度及非制度诱因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并对募资投向变更行为的动因,及其对市场及公司绩效的作用后果进行了实证检验。根据本文对募资投向变更行为的定义以及设定的相关数据采集标准,从第一例募资投向变更行为发生的1993年至考察期末的2009年,中国股票市场上累计有538家上市公司变更过IPO募资投向,这成为本文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样本。在此基础之上本文的实证研究内容主要包括：（1）公司治理总体水平以及内外部公司治理机制与募资投向变更行为是否存在相关关系；（2）管理者的股权融资偏好以及投资者的资产选择偏好与募资投向变更行为是否存在相关关系；（3）股票市场对上市公司改变IPO募资投向的行为做出了怎样的反应；（4）上市公司改变IPO募资投向对公司的绩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经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得到了以下几组研究成果：1.关于募资投向变更行为的制度及非制度诱因,本文给出如下解释：就制度性因素而言,中国现行的股票发审制度,具有很强的政府主导特性,这种政府主导的对股票的供给从总量到结构都呈现出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加之制度具有的项目主导特性,这使得拟发行股票的企业在争夺发行资格的竞争中,以项目作为唯一的核心指导企业的决策行为,从而形成募资变更行为事前强化的激励机制。上市公司在变更IPO募资投向行为发生之后,来自公司外部监管层面的处罚惩戒机制失效,来自公司内部中小股东层面的诉讼赔偿机制缺失,表现出制度约束弱化的特征。这种变更行为事后弱化的约束机制,加上以供给主导特性、项目主导特性和供给非有效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事前强化的激励机制,形成了中国上市公司大面积变更IPO募资投向行为的制度根源。就非制度因素而言,一方面,中国金融市场上的低股权融资成本使企业的管理者具有了股权融资的外在激励,股权融资近乎为零的自由现金流约束又产生了内在激励,使其具有较强的股权融资偏好；企业本身对资金的渴求与管理者对股权融资的偏好遇上制度性的强激励与弱约束,便催生了上市公司的募资投向变更行为。另一方面,投资者对上市公司选择的投资项目具有相当的偏好,具体表现为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单一资产偏好以及由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引发的投资选择偏好,上市公司为确保发行成功以及发行时获得较高的定价,会在发行前选择项目时有意识地迎合投资者的偏好,而在发行成功募集资金到位后,又变更这些项目。作为市场参与主体的管理者与投资者的偏好导致了上市公司变更募资投向行为的非制度性激励机制的强化,而以所有权性质结构中的“委托人-代理人缺位”问题和股权分配结构中的“大股东控制”问题为特征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缺陷,和以公司控制权市场及经理人市场约束失效为特征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缺陷则是上市公司募资投向变更行为非制度性约束机制弱化的具体表现。非制度性激励机制的强化与非制度性约束机制的弱化同样成为上市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重要诱因。2.关于募资投向变更的动因及后果,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通过二项回归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公司治理水平越高,上市公司变更募资投向的可能性越小,募资变更的概率与公司治理水平负相关；公司治理水平越高,募资变更的程度越低,募资变更程度与公司治理水平负相关。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组成部分的所有权性质结构、股权分配结构、独立董事占比、B股H股发行状况、以及公司控制权转移状况等均与上市公司募资投向变更的概率和程度呈显着的相关关系。通过因子分析,本文将影响上市公司募资投向变更的非制度因素归结为资本成本因子、负债水平因子、自由现金流因子和多元化经营因子,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募资投向变更的概率和程度与资本成本因子、负债水平因子和多元化经营因子都有显着的相关关系。通过事件研究法对上市公司变更募资投向行为的市场反应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发现：上市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在短期内并没有引起市场的剧烈反应,说明市场对于募资投向变更这一行为并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但上市公司的募资投向变更行为却使投资者在短期内获得了超额收益,也就是说市场并没有将募资变更行为当作一种“失信行为”而通过股票价格予以惩罚,反而将其当作具有某种“价值”的信息予以追捧,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上市公司随意变更募资投向的助推剂。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将上市公司的系列财务指标转换成为反映公司经营绩效的综合得分,以此作为基础研究公司在变更募资投向前后的绩效水平及其变化情况,本文得到以下结论：在变更募资投向之前变更样本的绩效水平更低,说明经营绩效较差的公司更容易变更募资投向；对变更样本在变更前后公司绩效的t检验结果表明,虽然统计上并不显着,但改变募资投向的行为确实提高了公司的总体经营绩效水平。本文的研究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创新：第一,研究对象的创新。已有文献的实证研究样本局限于有限年份的截面数据或者某一行业领域的样本公司,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的的说服力。本文的数据统计在1990～2009历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的相关公告的基础上得出,涉及中国股票市场建立以来所有变更过IPO募资投向的公司,对募资投向变更总体情况的反映更为全面。第二,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对募资投向变更问题的研究遵循一条“前因-后果”的逻辑线索；对于募资变更动因的探讨,无论是制度诱因还是非制度诱因,均从变更行为“事前”与“事后”两个方面考察引致该种行为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对于募资变更后果的探讨,则以该种行为产生影响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为线索展开研究,分别检验作为短期效应的市场反应和作为长期效应的公司绩效。这是以往的研究文献不曾有过的尝试。第三,研究方法的创新。已有涉及上市公司募资投向与公司业绩关系的研究文献均采用单一财务指标,如息前税后利润、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等。本文在检验募资投向变更行为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时,选取了反映公司资产运营能力、债务清偿能力、盈利能力的12个财务指标构成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反映公司整体绩效水平的综合得分,并以此作为被解释变量考察上市公司募资投向变更行为的作用后果。上市公司募资投向变更是上市公司投融资行为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有很多具体的问题有待深入的探究。本文在尝试理清募资投向变更行为的“前因-后果”这一逻辑线索的同时,在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上还存在着相当的不足,如股权再融资中的募资变更问题、募资变更行为的监管问题、关联变更行为中的大股东利益侵占问题尚未涉及,实证检验未能结合问卷调查或者具体案例比较分析等方法,这将是本文今后继续深入研究努力的方向。
陈世伟[10]（2011）在《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社治理研究 ——基于浙江镇海乡村社区的实证考察》文中研究说明土地制度是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也是农村社会组织与管理体制的基础。现存的农民与集体、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以及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农村土地权属关系建立起来的。在历史上,每一次土地分配及产权归属的重大变化,最终都导致农村社会结构及组织管理制度的变化。本文以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乡村社区为对象,考察土地流转与村社治理的关联,认为土地流转对农村社区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组织体系、服务体系、社会稳定等各方面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农村社会由相对单一、封闭走向多元、开放,村庄的地域边界、人口边界、经济边界、组织边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建立在土地集体产权和户籍身份基础上的村民自治运行环境逐步瓦解,居民对村委会等传统组织的认同感下降,关系纽带日益松弛,所有这些都对村社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推动村社治理从“村民自治”向“社区自治”转型。第一章对土地流转的政策和实践进行了概括和分析。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是在不断扩大、强化和稳定农民的土地产权,土地政策主要围绕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允许土地流转展开。特别是党的十七届三中以后,进一步强调保障并扩大土地流转,农地流转更加迅速和普遍。本章首先梳理了我国土地流转的政策演变和实践历程,概括并评析几种土地流转的代表性模式,然后重点考察不同时期镇海的土地流转情况,最后对几个重点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第二章考察土地流转与社区经济结构变迁。重点考察土地流转对社区技术结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的影响,认为土地流转促进了土地的规模经营,提升了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农村从业劳动力的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在这个过程中,集体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农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第三章对土地流转与社区社会结构转型进行考察。土地流转和人员流动使传统相对封闭的城乡二元社会走向城乡一体化。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变化的推动下,农村社区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动,就业结构、城乡结构、阶层结构等子结构都有了较大的改善。第四章对土地流转与社区组织体系进行分析。适应农村社区化管理改革的需要,镇海把构建具有农村社区化特色的组织网络作为重点和切入点,在传统的“三驾马车”之外建立了新兴的融合性社会组织。新兴组织的出现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主政给村社治理增添了新的变量,改变了社区的权力结构。第五章对土地流转与社区服务体系进行考察。镇海推行的农村社区化管理改革实践结果表明,在社区这个平台,国家公共服务与社区自服务、国家管理与农民自我管理实现了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通过合理划定社区规模、搭建服务平台、建设社工队伍、构建服务机制,建立了政府公共服务、社区自助互助服务和自愿者服务、市场商业化服务“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实现了农村社区服务的全覆盖。在实践运作中,镇海创造性的形成了“81890”服务模式和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初步形成了政府支持、社区运作、社会参与、需求导向的基层合作治理社会公共服务的新模式。第六章考察土地流转对社区社会稳定的影响。发现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利益冲突加剧,引发的纠纷也逐渐增多,对社会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究其因,主要是因为土地规则是不确定的,或者说规则是被不断“选择性执行”的。因此,我们必须对各种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保持足够的警惕。第七章对土地流转与村社治理变迁的机制机理进行分析。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解释土地制度、产权流动与村治变迁的机制机理；二是认为土地流转和人口流动使村庄的地域边界、人口边界、产权边界、组织边界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存在冲突与共生的关系；三是从共产党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特别是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变化和调整来考察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揭示乡村土地政治的本质。最后是结论和展望,认为随着人地流动的加剧,建立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和户籍身份基础上的村民自治无法满足居民的民主诉求和民生需要,为此,需要建构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村社治理模式。作为未来可能的新型乡村治理形式,农村社区“居民自治”是新时期村民自治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国家政权整合乡村社会的平台和载体。要推动村社治理从“村民自治”向“社区自治”顺利转型,就要在尊重居民自身需求和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基础上,着力在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产权、加快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实行村民委员会与村经济合作社分离上下功夫。
二、2003：上海重大工程完成投资553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3：上海重大工程完成投资553亿（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地热产业发展财税政策模拟与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科学问题与研究内容 |
| 1.2.1 科学问题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产业政策研究 |
| 2.1.1 产业政策内涵 |
| 2.1.2 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 |
| 2.1.3 中国产业政策的演进 |
| 2.1.4 产业政策的制定 |
| 2.2 产业政策研究方法 |
| 2.2.1 主要研究视角 |
| 2.2.2 主要研究方法 |
| 2.3 地热产业的政策研究 |
| 2.3.1 地热产业政策工具 |
| 2.3.2 地热产业政策研究方法 |
| 2.4 评述 |
| 3 理论基础 |
| 3.1 系统理论 |
| 3.1.1 系统内涵 |
| 3.1.2 系统基本特征 |
| 3.1.3 系统基本规律 |
| 3.1.4 系统科学方法论 |
| 3.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2.1 可持续发展内涵 |
| 3.2.2 可持续发展的内容 |
| 3.3 公共政策理论 |
| 3.3.1 外部性理论 |
| 3.3.2 公共产品理论 |
| 3.4 本文研究的理论框架 |
| 3.4.1 地热产业发展系统结构、机制与目标 |
| 3.4.2 地热产业发展政策的依据与特点 |
| 3.4.3 理论框架 |
| 4.地热产业发展的运行机理 |
| 4.1 地热产业发展特点 |
| 4.1.1 地热产业发展现状 |
| 4.1.2 地热产业链构成 |
| 4.1.3 地热产业链作用机制 |
| 4.2 地热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4.2.1 地热产业发展与社会发展 |
| 4.2.2 地热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 |
| 4.2.3 地热产业发展与能源替代 |
| 4.2.4 地热产业发展与环境规制 |
| 4.2.5 地热产业发展与政策支持 |
| 4.3 财税政策对地热产业发展的影响 |
| 4.3.1 财税政策对地热产业发展的作用关系 |
| 4.3.2 财政政策对地热产业发展的效应模型构建 |
| 4.4 地热产业发展的系统关系 |
| 4.4.1 地热产业能源替代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的关系 |
| 4.4.2 地热产业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及生态环境的关系.. |
| 4.4.3 地热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政策导向及生态环境的关系 |
| 4.5 本章小结 |
| 5 地热产业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
| 5.1 总体结构 |
| 5.1.1 模型结构 |
| 5.1.2 系统动力学建模步骤 |
| 5.1.3 模型假设和时间边界 |
| 5.2 子系统的构建 |
| 5.2.1 人口子系统的构建 |
| 5.2.2 经济子系统的构建 |
| 5.2.3 能源子系统的构建 |
| 5.2.4 环境子系统的构建 |
| 5.2.5 地热子系统的构建 |
| 5.2.6 财税子系统的构建 |
| 5.3 模型表达式推导与检验 |
| 5.3.1 模型表达式推导 |
| 5.3.2 模型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地热产业发展的政策设计 |
| 6.1 政策理论需求分析 |
| 6.1.1 政策的需求分析思路 |
| 6.1.2 政策工具分析 |
| 6.1.3 政策强度分析 |
| 6.2 政策实践需求分析 |
| 6.2.1 现有地热产业政策 |
| 6.2.2 现有政策效果分析 |
| 6.3 典型国家地热政策 |
| 6.3.1 美国地热政策 |
| 6.3.2 冰岛地热政策 |
| 6.3.3 日本地热政策 |
| 6.3.4 经验与启示 |
| 6.4 地热产业发展政策框架设计 |
| 6.4.1 政策工具设计 |
| 6.4.2 政策强度设计 |
| 6.5 本章小结 |
| 7 地热产业发展政策模拟与选择 |
| 7.1 国家层面的模拟 |
| 7.1.1 不同补贴情景的模拟 |
| 7.1.2 不同税收情景的模拟 |
| 7.1.3 不同碳价情景的模拟 |
| 7.1.4 不同政策组合的模拟 |
| 7.2 区域层面的模拟 |
| 7.2.1 区域层面的情景设置 |
| 7.2.2 北京市地热产业财税政策模拟 |
| 7.2.3 吉林省地热产业财税政策模拟 |
| 7.2.4 雄安新区地热产业财税政策模拟 |
| 7.3 结果对比与政策选择 |
| 7.3.1 国家层面政策对比与选择 |
| 7.3.2 区域层面政策对比与选择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及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录1 系统动力学模型主要方程 |
| 附录2 区域地热产业政策 |
（2）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研究 ——“分类”和“混改”条件下的理论与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目的和范围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范围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1.3.2 管理层薪酬水平和管理层薪酬差距的测度 |
| 1.3.3 管理层薪酬的决定因素 |
| 1.3.4 管理层薪酬激励对企业投融资的影响效应 |
| 1.3.5 管理层薪酬激励对企业业绩的影响效应 |
| 1.3.6 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背景下的管理层薪酬激励 |
| 1.3.7 简要评析 |
| 1.4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4.1 国有企业及国有企业改革 |
| 1.4.2 管理层薪酬结构 |
| 1.4.3 股权激励 |
| 1.4.4 薪酬激励的影响效应 |
| 1.5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研究的创新点 |
| 1.6.2 存在的不足之处 |
| 2.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 2.1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 |
| 2.1.2 委托代理理论 |
| 2.1.3 不完全合约理论 |
| 2.1.4 企业家理论 |
| 2.1.5 市场竞争结构理论 |
| 2.2 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的理论分析 |
| 3.1 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多角度的审视 |
| 3.1.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 |
| 3.1.2 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理论的拓展 |
| 3.1.3 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理论的拓展 |
| 3.1.4 不同竞争模式和股权结构下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薪酬激励机制分析 |
| 3.2 基于国有企业薪酬激励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 |
| 3.2.1 经济个体及经济行为的前设条件 |
| 3.2.2 经济个体的效用需求及资源配置 |
| 3.2.3 经济个体的生产劳动过程 |
| 3.2.4 经济个体劳动生产率的异质性 |
| 3.2.5 模型求解 |
| 3.2.6 理论模型的讨论 |
| 3.3 基于双寡头竞争的国有企业薪酬激励理论模型 |
| 3.3.1 基于工资和产量奖金的国有企业薪酬激励――规模报酬递减 |
| 3.3.2 基于工资和产量奖金的国有企业薪酬激励――规模报酬不变 |
| 3.3.3 基于工资和股权激励的国有企业薪酬激励――规模报酬递减 |
| 3.3.4 基于工资和股权激励的国有企业薪酬激励――规模报酬不变 |
| 3.3.5 理论模型的讨论 |
| 3.4 理论研究结论的经验检验思路 |
| 4.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现状 |
| 4.1 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的历史变迁 |
| 4.1.1 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回顾 |
| 4.1.2 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的历史变迁 |
| 4.2 我国上市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现状 |
| 4.2.1 数据和变量的说明 |
| 4.2.2 基于上市企业管理层薪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3 基于上市企业管理层个体薪酬汇总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 我国非上市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现状 |
| 4.3.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和股权激励 |
| 4.3.2 我国非上市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的描述性统计 |
| 5.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1 我国上市企业及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效应 |
| 5.1.1 我国上市企业及国有企业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影响效应 |
| 5.1.2 我国上市企业及国有企业管理层股权激励差距的影响效应 |
| 5.1.3 我国上市企业及国有企业管理层奖金激励的影响效应 |
| 5.2 非上市国有企业薪酬激励的影响效应 |
| 5.2.1 管理层薪酬水平对各地区国有企业营收和利润的影响效应 |
| 5.2.2 管理层薪酬差异及变化对各地区国有企业营收、利润增速的影响效应 |
| 6.分类和混改条件下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的案例分析 |
| 6.1 中央国企子公司的员工持股激励方案试点分析 |
| 6.1.1 试点企业员工持股股权激励的特征 |
| 6.1.2 股权激励试点企业的激励效应 |
| 6.2 万华化学的管理层薪酬激励案例分析 |
| 6.3 云南白药的管理层薪酬激励案例分析 |
| 6.4 昆明制药的管理层薪酬激励案例分析 |
| 6.5 案例分析的启示 |
| 7.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 研究总结 |
| 7.1.1 关于理论分析内容的总结 |
| 7.1.2 新时期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改革的实证分析总结 |
| 7.1.3 “分类”和“混改”条件下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改革案例分析总结 |
| 7.2 研究结论 |
| 7.2.1 理论层面 |
| 7.2.2 实证分析层面 |
| 7.2.3 案例分析层面 |
| 7.3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3）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论文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结构 |
| 1.4 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工具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2.1 经济发展理论 |
| 2.1.1 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理论 |
| 2.1.2 中国发展经济学理论 |
| 2.1.3 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 |
| 2.2 发展测度的实践 |
| 2.2.1 西方发展指数的测度实践 |
| 2.2.2 国内发展指数的测度实践 |
| 2.3 述评 |
| 2.3.1 对发展的理解 |
| 2.3.2 对发展测度的认识 |
| 第3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及其测度分析 |
| 3.1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 |
| 3.1.1 发展与中国特色经济发展 |
| 3.1.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 |
| 3.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机制分析 |
| 3.2.1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三个层次 |
| 3.2.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机制体系 |
| 3.3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测度方法 |
| 3.3.1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
| 3.3.2 综合评价方法 |
| 3.3.3 指数分析方法 |
| 第4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一维测度:市场化指数 |
| 4.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4.2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内涵 |
| 4.3 中国市场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 |
| 4.3.1 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
| 4.3.2 测度方法 |
| 4.4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4.4.1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4.4.2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趋势分析 |
| 4.4.3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描述 |
| 4.5 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4.5.1 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4.5.2 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的空间特征 |
| 4.6 小结 |
| 第5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一维测度:工业化指数 |
| 5.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5.2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基本内涵 |
| 5.3 中国工业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 |
| 5.3.1 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
| 5.3.2 测度方法 |
| 5.4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5.4.1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5.4.2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趋势分析 |
| 5.4.3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描述 |
| 5.5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5.5.1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5.5.2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空间特征 |
| 5.6 小结 |
| 第6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一维测度:城市化指数 |
| 6.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6.2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内涵 |
| 6.3 中国城市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 |
| 6.3.1 指标体系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
| 6.3.2 测度方法 |
| 6.4 中国城市化指数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6.4.1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6.4.2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趋势分析 |
| 6.4.3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描述 |
| 6.5 中国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6.5.1 中国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6.5.2 中国地区城市化进程的空间特征 |
| 6.6 结论和启示 |
| 第7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二维测度 |
| 7.1 测度和分析方法 |
| 7.1.1 指数测度 |
| 7.1.2 指数的聚类分析 |
| 7.2 市场化与工业化发展指数测度 |
| 7.2.1 市场化—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全国的视角 |
| 7.2.2 市场化—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地区的视角 |
| 7.3 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指数测度 |
| 7.3.1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分析-全国的视角 |
| 7.3.2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地区的视角 |
| 7.4 市场化与城市化发展指数测度 |
| 7.4.1 市场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分析-全国的视角 |
| 7.4.2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地区的视角 |
| 7.5 小结 |
| 第8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三维测度 |
| 8.1 测度和分析方法 |
| 8.1.1 指数的测度 |
| 8.1.2 指数的评价与分析方法 |
| 8.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测度结果-基于全国的视角 |
| 8.2.1 指数的测度结果 |
| 8.2.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时间趋势与阶段划分 |
| 8.3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测度结果-基于地区的视角 |
| 8.3.1 指数的测度结果 |
| 8.3.2 指数的聚类分析 |
| 8.3.3 指数的空间分析 |
| 8.4 指数发展的不平衡分析 |
| 8.5 小结 |
| 第9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一个应用分析 |
| 9.1 问题的提出 |
| 9.2 文献述评 |
| 9.3 模型构建、变量与数据 |
| 9.3.1 计量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 |
| 9.3.2 变量说明和特征事实 |
| 9.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9.4.1 模型的选择与分析 |
| 9.4.2 SDM的偏微分分解 |
| 9.5 结论与进一步的思考 |
| 第10章 结论与思考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政策建议 |
| 10.3 研究的局限性和改进的方法 |
| 10.4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我国国内航班延误经济损失建模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技术路线 |
| 1.3 本文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航班延误经济损失问题研究综述 |
| 2.1 航班延误导致航空公司损失的研究综述 |
| 2.1.1 航班延误导致航空公司经营成本增加的研究综述 |
| 2.1.2 航班延误导致航空公司收入降低的研究综述 |
| 2.2 航班延误给旅客造成损失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3 航班延误对国民经济间接影响的研究综述 |
| 2.4 航班延误经济损失研究内容和方法的述评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航班延误的分类及国内航班延误时间的统计 |
| 3.1 引言 |
| 3.2 航班延误概念界定 |
| 3.3 本文采用的国内航班延误时间统计方法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内航班延误对航空公司经营成本影响的评估方法 |
| 4.1 引言 |
| 4.2 航空公司经营成本特性及航班延误对航空公司经营成本的影响 |
| 4.2.1 直接营运费和间接营运费 |
| 4.2.2 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 |
| 4.3 国内航班延误导致航空公司经营成本增加的评估方法 |
| 4.3.1 国内航班延误导致航空公司经营成本增加评估方法的选择 |
| 4.3.2 航空公司成本函数模型的构建 |
| 4.4 国内航班延误导致航空公司经营成本增加的实证研究 |
| 4.4.1 数据描述 |
| 4.4.2 航空公司成本函数模型的估计 |
| 4.4.3 国内航班延误导致航空公司经营成本增加的实证结果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内航班延误对航空公司收入影响的评估方法 |
| 5.1 引言 |
| 5.2 旅客航空运输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 航空票价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4 国内航班延误导致航空公司收入减少的评估方法 |
| 5.4.1 旅客航空运输需求和航空票价联立方程模型的构建 |
| 5.4.2 利用联立方程模型评估航班延误对航空公司收入的影响 |
| 5.5 国内航班延误导致航空公司收入减少的实证研究 |
| 5.5.1 数据描述 |
| 5.5.2 旅客需求与航空票价联立方程模型系数的估计 |
| 5.5.3 国内航班延误导致航空公司收入下降的实证结果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内航班延误给旅客造成损失的评估方法 |
| 6.1 引言 |
| 6.2 旅客航班延误的类型 |
| 6.3 旅客航班延误时间的统计方法 |
| 6.3.1 PAD_1与PAD_2的统计方法 |
| 6.3.2 PAD3 的统计方法 |
| 6.3.3 PAD4 的统计方法 |
| 6.4 民航旅客时间价值评估的方法 |
| 6.5 国内航班延误导致旅客损失的实证研究 |
| 6.5.1 旅客航班延误时间的统计 |
| 6.5.2 民航旅客时间价值的计算 |
| 6.5.3 国内航班延误导致旅客损失的实证结果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国内航班延误对国民经济间接影响的评估方法 |
| 7.1 引言 |
| 7.2 民航运输业对国民经济贡献评估方法的分析 |
| 7.3 国内航班延误对国民经济间接影响的投入产出分析 |
| 7.3.1 投入产出分析方法 |
| 7.3.2 航班延误对国民经济间接影响的分析 |
| 7.4 国内航班延误对国民经济总产出影响的分析模型 |
| 7.5 国内航班延误对国民经济间接影响的实证研究 |
| 7.5.1 民航运输业完全感应系数的计算 |
| 7.5.2 国内航班延误减少的国民经济总产出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航班延误治理措施的建议 |
| 8.1 引言 |
| 8.2 航班延误产生的根本原因及治理重点 |
| 8.3 对航班延误具体治理措施的探讨 |
| 8.3.1 提高行业主体对民航运输系统资源的管理水平和技术利用水平 |
| 8.3.2 进一步完善行业政府主管部门的航班正常考核机制 |
| 8.3.3 加大力度拓宽旅客获取航班信息渠道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总结与展望 |
| 9.1 本文工作总结 |
| 9.2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一 民航运输业完全感应系数 |
| 附录二 国内航班延误减少的各生产部门总产出 |
（5）并购财务信息披露与内部审计差异的治理机制研究 ——以保利集团并购BP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财务信息披露的研究现状 |
| 1.2.2 内部审计的研究现状 |
| 1.2.3 财务信息披露与内部审计差异的研究现状 |
| 1.2.4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2 财务信息披露与内部审计的理论分析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2 财务信息的相关理论 |
| 2.2.1 被并购方财务信息披露方式 |
| 2.2.2 财务信息分析方法 |
| 2.2.3 财务信息分析在并购流程中的体现 |
| 2.3 内部审计的相关理论 |
| 2.3.1 内部审计的重要手段 |
| 2.3.2 内部审计在并购信息披露尽职调查中的作用机制 |
| 2.4 内部审计关注被并购方财务信息披露的必要性 |
| 2.4.1 内部审计可以降低发生内幕交易的风险 |
| 2.4.2 内部审计可以增加财务顾问评估报告的可信度 |
| 3 保利集团并购BP公司的基本情况 |
| 3.1 并购双方的基本情况 |
| 3.1.1 保利集团的基本情况 |
| 3.1.2 BP公司的基本情况 |
| 3.2 并购发生过程及对双方的影响 |
| 3.2.1 并购动因 |
| 3.2.2 并购过程与产权控制关系转换 |
| 3.2.3 并购结果对并购双方的影响 |
| 3.3 BP公司并购财务信息披露情况 |
| 3.4 保利集团对BP公司的内部审计情况 |
| 4 BP公司并购财务信息披露与内部审计的差异及影响 |
| 4.1 基于内部审计视角的并购财务信息分析 |
| 4.1.1 内部审计视角的并购财务信息分析框架介绍 |
| 4.1.2 背景分析 |
| 4.1.3 会计与财务分析 |
| 4.1.4 分析结论 |
| 4.2 内部审计结果 |
| 4.2.1 重大决策无评估依据 |
| 4.2.2 不遵守财经纪律及存在廉政纪律风险 |
| 4.2.3 项目建设管理程序不合法 |
| 4.2.4 财务核算不规范 |
| 4.2.5 未严格执行相关内控制度 |
| 4.3 并购财务信息披露与内部审计的差异 |
| 4.3.2 并购财务信息披露与内部审计差异的具体情况 |
| 4.4 财务信息披露差异对并购的影响 |
| 4.4.1 差异增加了并购价格 |
| 4.4.2 差异降低了并购方未来的财务收益 |
| 4.4.3 差异增加了并购方的安全生产风险和法律风险 |
| 4.5 并购财务信息披露与内部审计差异的成因 |
| 4.5.1 受到母公司经营压力的影响 |
| 4.5.2 公司财务顾问未有效履职 |
| 5 BP公司并购财务信息披露差异的治理机制及借鉴 |
| 5.1 BP公司财务信息披露差异的治理机制 |
| 5.1.1 规范BP公司财务信息披露 |
| 5.1.2 增强BP公司未来竞争力 |
| 5.2 防范国有企业并购财务信息披露差异的政策建议 |
| 5.2.1 引入内部审计机制控制并购质量 |
| 5.2.2 采用惩罚机制提高财务顾问的工作质量 |
| 5.2.3 由国家审计介入解决重大问题 |
| 6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远洋航运与上海城市变迁（1850-194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与概念界定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四、解决的关键问题 |
| 第一章 兴起与革新:近代上海远洋航运的发轫 |
| 第一节 帆船时代:近代以前上海远洋航运概述 |
| 一、唐宋时期远洋帆船贸易 |
| 二、清代至开埠前的远洋帆船贸易 |
| 三、上海与长崎远洋帆船贸易 |
| 第二节 开埠初期上海远洋贸易形态与结构 |
| 一、开埠初期西方工业品的进口 |
| 二、鸦片走私进口贸易 |
| 三、丝、茶的远洋出口贸易 |
| 第三节 定期远洋航线的开辟与交通、通讯工具的变革 |
| 一、定期远洋航线的开辟 |
| 二、帆船到轮船:远洋运输方式的转变 |
| 三、垄断到竞争:远洋运输主体的变更 |
| 四、传统到现代:远洋贸易方式的变革 |
| 小结 |
| 第二章 发展与竞争:远洋航运与近代上海对外贸易 |
| 第一节 近代上海远洋航运的全面发展 |
| 一、日本加入上海远洋航运的竞争 |
| 二、太平洋远洋航运网的形成 |
| 三、以上海为中心的全球远洋航线 |
| 第二节 英、日、美远洋航运势力的角逐 |
| 一、一战期间英日远洋航运的分霸格局 |
| 二、一战后各国远洋航运的恢复 |
| 三、英、日、美的三国航业争霸 |
| 第三节 远洋贸易结构的变革 |
| 一、传统远洋贸易的衰落与终结 |
| 二、新兴远洋贸易品的兴起 |
| 小结 |
| 第三章 恢复与繁荣:孤岛时期上海远洋航运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远洋航运概况 |
| 一、远洋航线的恢复 |
| 二、交易量的回升与贸易中心的回归 |
| 三、主要远洋航线 |
| 第二节 远洋航运与孤岛时期上海 |
| 一、上海民众生活物质仰赖外洋供给 |
| 二、工业原料进口与商品出口 |
|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供给需求与上海远洋航运 |
| 一、日本“以战养战”的战时经济体制 |
| 二、日本战时航运政策与在华第三国之关系 |
| 小结 |
| 第四章 促进与变革:远洋航运与近代上海港城变迁 |
| 第一节 近代上海沿海、内河航运业的发展与革新 |
| 一、技术变革与沙船的衰落 |
| 二、新式轮船公司的建立 |
| 第二节 远洋航运与近代上海港区变迁 |
| 一、港区与洋船停泊区的开辟 |
| 二、远洋贸易与港区功能变迁 |
| 第三节 远洋航运与近代上海港城建设 |
| 一、外资码头的修建与兴起 |
| 二、船舶修造业的建立与发展 |
| 小结 |
| 结语 |
| 一、贸易、失序、进步与近代上海远洋航运 |
| 二、国家行政力量与近代上海远洋航运 |
| 三、远洋航运与近代海上丝绸之路新起点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7）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 ——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政策背景 |
| 1.1.2 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现状 |
| 1.1.3 提出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概念定义 |
| 1.3.1 国内外企业关于CSR内涵的发展历程 |
| 1.3.2 CSR信息披露的定义 |
| 1.3.3 融资约束的内涵 |
| 1.4 本文的创新点 |
| 1.5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1.5.3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CSR报告的文献综述 |
| 2.1.1 CSR报告的国外文献综述 |
| 2.1.2 CSR报告的国内文献综述 |
| 2.2 融资约束的文献综述 |
| 2.2.1 融资约束的国外文献综述 |
| 2.2.2 融资约束的国内文献综述 |
| 2.3 CSR报告影响融资约束的文献综述 |
| 2.3.1 CSR报告影响融资约束的国外文献综述 |
| 2.3.2 CSR报告影响融资约束的国内文献综述 |
| 2.4 文献评述与启示 |
| 2.4.1 文献评述 |
| 2.4.2 文献启示 |
| 第三章 CSR报告披露制度与融资约束现状 |
| 3.1 CSR报告的国内外披露制度 |
| 3.1.1 G4披露框架分析 |
| 3.1.2 国际化标准组织ISO26000 |
| 3.1.3 CASS-CSR披露框架分析 |
| 3.2 融资约束现状、成因分析 |
| 3.2.1 现阶段融资方式 |
| 3.2.2 融资约束的现状 |
| 3.2.3 融资约束的成因 |
| 第四章 理论基础 |
| 4.1 披露CSR报告的理论视角 |
| 4.1.1 委托代理理论 |
| 4.1.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4.1.3 优序融资理论 |
| 4.2 融资约束存在原理分析 |
| 4.2.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4.2.2 不完全市场理论 |
| 4.3 CSR报告影响融资约束的相关理论 |
| 4.3.1 决策有用性理论 |
| 4.3.2 声誉效应理论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实证分析 |
| 5.1 CSR报告影响融资约束的研究假设 |
| 5.2 模型设计 |
| 5.2.1 早期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模型 |
| 5.2.2 优化后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模型 |
| 5.2.3 CSR报告影响融资约束的模型设计 |
| 5.2.4 变量定义及衡量指标 |
| 5.3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5.4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5 变量相关性检验 |
| 5.6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5.6.1 A股公司普遍上存在融资约束 |
| 5.6.2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与融资约束 |
| 5.6.3 CSR报告质量与融资约束 |
| 5.6.4 治理板块与否对融资约束的影响 |
| 5.7 稳健性检验 |
| 5.7.1 样本选择检验 |
| 5.7.2 CSR报告披露质量的衡量检验 |
| 5.7.3 融资约束的衡量检验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的局限性 |
| 6.3 研究建议 |
| 6.3.1 加快企业披露CSR报告制度的法规建设 |
| 6.3.2 提高CSR报告的公信力和整体质量 |
| 6.3.3 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 |
| 6.3.4 增强企业与外部之间的交流 |
| 6.3.5 加快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的建设 |
| 6.3.6 加大CSR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力度 |
| 6.4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1 |
| 附录 2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教育史视野下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概述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二、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概况 |
| 三、国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概况 |
| 第三节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学位教育发展的研究 |
| 二、关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一、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二、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二章 中国学位建立30年福建省学位教育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福建学位教育的发展阶段 |
| 一、福建学位教育的恢复和起步(1981-1991年) |
| 二、福建学位教育的稳步发展(1992-2000年) |
| 三、福建学位教育的全面、快速发展(2001-2011年) |
| 第二节 学位授予单位与授权点的发展历程 |
| 一、学位授予单位发展过程 |
| 二、学位授权点发展历程 |
| 第三节 福建学位授予规模与结构的历史变迁 |
| 一、学位授予规模 |
| 二、学位授予结构 |
| 第四节 福建不同门类的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的历史特征 |
| 一、不同门类硕士学位授予的历史特征 |
| 二、不同门类博士学位授予的历史特征 |
| 第三章 中国学位建立30年福建省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福建研究生教育的发展阶段 |
| 一、研究生教育初创与发展兴起阶段(1981-1991年) |
| 二、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和调整改革阶段(1992-2004年) |
| 三、研究生教育深化改革和内涵发展阶段(2005-2011年) |
| 第二节 福建研究生教育规模与结构的发展历程 |
| 一、研究生招生规模和结构 |
| 二、在校研究生规模和结构 |
| 第三节 福建研究生导师规模与结构的发展过程 |
| 一、研究生导师规模 |
| 二、研究生导师的结构 |
| 三、生师比情况 |
| 第四节 福建研究生教育经费保障的发展历程及特点分析 |
| 一、福建省研究生教育保障机制的演化 |
| 二、不同阶段研究生资助保障制度对比 |
| 第四章 现阶段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特点、问题与趋势(2012年以来) |
| 第一节 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现状与特点 |
| 一、福建省13所研究生培养高校实地考察情况 |
| 二、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现状特点 |
| 第二节 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问题与分析 |
| 一、研究生教育的省级统筹和规划问题 |
| 二、学科建设水平和特色问题 |
| 三、导师队伍建设问题 |
| 四、研究生教育协同育人机制问题 |
| 五、研究生教育经费保障问题 |
| 第三节 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趋势分析 |
| 一、从规模扩张向规模发展与质量提升并重转变 |
| 二、从封闭办学向开放办学转变 |
| 三、从学术型人才培养为主向学术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并重转变 |
| 四、从单一招考制度向招考制度多元化转变 |
| 五、从集中统一管理向依法自主办学转变 |
| 第四节 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环境PEST分析 |
| 一、政治、政策环境及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关系分析 |
| 二、经济环境及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关系分析 |
| 三、社会、文化环境及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关系分析 |
| 四、技术环境及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关系分析 |
| 第五章 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前瞻与对策 |
| 第一节 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战略前瞻 |
| 一、差异化问题 |
| 二、协同发展问题 |
| 三、国际化问题 |
| 四、质量保障问题 |
| 第二节 福建省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大政策和支撑保障,推动研究生教育发展方式转变 |
| 二、建设优势特色学科,夯实研究生教育发展基础 |
| 三、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增强研究生综合创新能力 |
| 四、突出对台合作办学,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 |
| 五、重构教育治理体系,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 |
| 第六章 结语 |
| 附录1 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大事记 |
| 附录2 论文相关图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中国A股上市公司IPO募资投向变更动因与后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本文的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成果综述 |
|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 |
| 1.4 本文的主要创新与不足 |
| 2 上市公司IPO募资投向变更行为的理论分析 |
| 2.1 上市公司募资投向变更行为的现象描述 |
| 2.1.1 募资投向变更行为的概念界定 |
| 2.1.2 募资投向变更的总体概况与具体描述 |
| 2.2 上市公司募资投向变更行为的制度诱因 |
| 2.2.1 股票市场发行审核制度——强化的激励机制 |
| 2.2.2 募资投向变更监管制度——弱化的约束机制 |
| 2.3 上市公司募资投向变更行为的非制度诱因 |
| 2.3.1 市场行为主体偏好——强化的激励机制 |
| 2.3.2 公司治理结构缺陷——弱化的约束机制 |
| 3 上市公司IPO募资投向变更动因的实证分析——公司治理机制 |
| 3.1 研究方法 |
| 3.1.1 Logistic回归模型 |
| 3.1.2 本章的研究设计 |
| 3.2 研究假说 |
| 3.3 变量选择与样本描述 |
| 3.3.1 变量与样本的选择及描述性统计 |
| 3.3.2 变量的多重共线性及异方差检验 |
| 3.4 检验结果与结论 |
| 3.4.1 公司治理因素对募资投向变更行为的总体影响 |
| 3.4.2 不同公司治理机制对募资投向变更行为的影响 |
| 3.4.3 本章研究结论 |
| 4 上市公司IPO募资投向变更动因的实证分析——行为主体偏好 |
| 4.1 研究方法 |
| 4.1.1 因子分析法 |
| 4.1.2 本章的研究设计 |
| 4.2 研究假说 |
| 4.3 变量选择与样本描述 |
| 4.3.1 变量与样本的选择 |
| 4.3.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
| 4.3.3 原始变量因子分析 |
| 4.4 检验结果与结论 |
| 4.4.1 以公共因子为解释变量的回归分析 |
| 4.4.2 以公共因子为解释变量的分组检验 |
| 4.4.3 本章研究结论 |
| 5 上市公司IPO募资变更行为的作用后果——市场反应 |
| 5.1 理论假说 |
| 5.1.1 对募资投向变更市场反应的预期 |
| 5.1.2 对募资投向变更市场反应影响因素的假说 |
| 5.2 研究方法 |
| 5.2.1 事件研究法 |
| 5.2.2 本章的研究设计 |
| 5.3 变量和样本的选取 |
| 5.3.1 事件研究时窗的选择 |
| 5.3.2 募资变更样本的选择 |
| 5.3.3 多元回归变量的选择 |
| 5.4 检验结果与结论 |
| 5.4.1 募资投向变更公告的市场反应 |
| 5.4.2 募资投向变更公告市场反应的分组分析 |
| 5.4.3 募资投向变更公告市场反应的影响因素 |
| 5.4.4 本章研究结论 |
| 6 上市公司IPO募资变更行为的作用后果——公司绩效 |
| 6.1 理论假说 |
| 6.2 研究方法 |
| 6.2.1 会计研究法 |
| 6.2.2 本章研究设计 |
| 6.3 变量和样本的选取 |
| 6.3.1 公司绩效评价样本的选择 |
| 6.3.2 因子分析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3.3 多元线性回归变量的选择 |
| 6.4 检验结果与结论 |
| 6.4.1 以因子分析法计算的公司绩效综合得分 |
| 6.4.2 募资投向变更前后公司绩效的均值检验 |
| 6.4.3 变更投向样本公司绩效的分组均值检验 |
| 6.4.4 变更投向样本公司绩效的多元回归检验 |
| 6.4.5 本章研究结论 |
| 7 结论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关于募资投向变更行为的制度诱因的理论解释 |
| 7.1.2 关于募资投向变更行为非制度诱因的理论解释 |
| 7.1.3 关于公司治理机制与募资投向变更关系的研究结论 |
| 7.1.4 关于行为主体偏好与募资投向变更关系的研究结论 |
| 7.1.5 关于募资投向变更行为的市场反应的研究结论 |
| 7.1.6 关于募资投向变更对公司绩效影响的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社治理研究 ——基于浙江镇海乡村社区的实证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图表目录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 研究的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进展及理论综述 |
| (一) 制度和产权的视角 |
| (二)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视角 |
| (三) 土地制度的内在矛盾及改革方向 |
| (四) 土地制度改革及对乡村社会政治的影响 |
| 三、研究思路与本文结构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本文结构 |
|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五、相关概念的简要说明 第一章 土地流转的政策与实践 |
| 一、土地流转政策的历史演变 |
| (一) 1982～1983年底:不允许土地流转 |
| (二) 1984～1991年:初步允许土地流转 |
| (三) 1993年～至今:土地流转日趋规范化 |
| 二、土地流转的几种代表性模式 |
| (一) 以两田制为特征的山东平度模式 |
| (二) 以土地股份合作制为特征的广东南海模式 |
| (三) 以土地换社保为特征的浙江嘉兴模式 |
| (四) 以宅基地换房为特征的天津模式 |
| (五) 以农村土地资本化为特征的成都温江模式 |
| 三、镇海土地流转概况 |
| (一)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土地流转开始起步 |
| (二) 20世纪90年代:土地流转加速 |
| (三) 本世纪以来:土地流转全面铺开 |
| 四、进一步的讨论 |
| (一) 土地流转是否必然带来规模经营? |
| (二) 如何看待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
| (三) 为什么地方政府和村干部热衷于土地流转? |
| 五、几点启示 |
| (一) 土地流转一定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和利益 |
| (二) 土地流转一定要因时因地制宜 第二章 土地流转与社区经济结构变迁 |
| 一、传统农业升级换代 |
| 二、农民就业日益多元 |
| 三、产业结构显着优化 |
| 四、村集体经济迅速发展 |
| 五、农民收入不断提高 第三章 土地流转与社区社会结构转型 |
| 一、城乡二元体制的建构 |
| 二、社会结构的艰难转型 |
| 三、社会阶层变动与形塑 |
| (一) 社会分层的理论诠释 |
| (二) 建国后我国农村社会分层的历史变迁 |
| (三) 个案呈现 第四章 土地流转与社区组织体系重构 |
| 一、镇海的村社组织体系 |
| (一) 传统组织 |
| (二) 新兴组织 |
| 二、社区内部组织关系 |
| (一) 传统"三驾马车"的相互关系 |
| (二) 村民委员会与社区工作站的关系 |
| (三) 村民委员会与专业经济合作社的关系 |
| 三、乡村组织关系 |
| (一) 乡镇党委与村党组织的关系 |
| (二) 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 |
| 四、进一步的讨论 |
| (一) 社区工作站会不会导致村委会虚化和边缘化? |
| (二) 如何监督"一权独大"的村党组织书记? |
| (三) 如何看待私营企业主主政的能人治理模式? 第五章 土地流转与社区服务体系 |
| 一、"服务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服务性渗透 |
| 二、"国家单方供给":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制度困境 |
| (一)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模式的路径依赖 |
| (二) 农村公共服务"国家单方供给"的制度困境 |
| 三、"多元合作治理":社区服务体系的重构 |
| (一) 社区公共服务 |
| (二) 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介入: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 |
| (三) 农村社区化管理:国家公共服务与社区自服务的有效衔接 |
| (四) "81890"服务模式:多元合作治理的范例 第六章 土地流转与社区社会稳定 |
| 一、土地流转的利益冲突 |
| 二、土地流转对乡村社会稳定的影响 第七章 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社治理 |
| 一、土地制度、产权流动:村治的变迁 |
| (一) 土地改革与乡村治理体系的重建 |
| (二) 合作化、集体化与乡村治理体系的重组 |
| (三) 家庭联产承包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变革 |
| (四) 土地流转及其对乡村治理的挑战 |
| 二、土地流转与村社边界:开放与封闭的冲突与共生 |
| (一) 经济边界开放 |
| (二) 社会边界封闭 |
| 三、土地、农民与国家:乡村土地政治 |
| (一) 国家建构与阶级解放:土改时期国家与农民 |
| (二) 全面控制与依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的国家与农民 |
| (三) 国家赋权与公民权的生长:家庭承包制时期的国家与农民 结论与展望 |
| 一、村社治理转型的演进逻辑 |
| (一) 村社治理转型的逻辑起点:什么农村与谁在创造? |
| (二) 村社治理转型的方向:从"村民自治"到"社区自治" |
| 二、村社治理转型的基础和条件 |
| (一) 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产权 |
| (二) 加快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 |
| (三) 实行村民委员会与村经济合作社分离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
四、2003：上海重大工程完成投资553亿（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地热产业发展财税政策模拟与选择[D]. 江勇.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08)
- [2]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激励研究 ——“分类”和“混改”条件下的理论与实证[D]. 朱春辉.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3]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研究[D]. 杨勇. 陕西师范大学, 2019(12)
- [4]我国国内航班延误经济损失建模与实证研究[D]. 陈俣秀.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9(09)
- [5]并购财务信息披露与内部审计差异的治理机制研究 ——以保利集团并购BP公司为例[D]. 张澜. 贵州财经大学, 2019(03)
- [6]远洋航运与上海城市变迁（1850-1941）[D]. 李玉铭.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9)
- [7]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 ——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D]. 杜娜.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18(04)
- [8]教育史视野下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福建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D]. 张文东.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5)
- [9]中国A股上市公司IPO募资投向变更动因与后果研究[D]. 王立元. 东北财经大学, 2011(07)
- [10]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社治理研究 ——基于浙江镇海乡村社区的实证考察[D]. 陈世伟. 华中师范大学, 2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