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居民健康为中心做好城市公共卫生工作——专访北京市东城区卫生局局长王伟

一、以居民健康为中心 做好城市公共卫生工作——访北京市东城区卫生局局长王炜（论文文献综述）

易磬培^[1]（2018）在《中国住房租赁制度改革研究》文中提出中国自1978年启动住房体制改革以来,住房租赁制度发展一直存在三点问题与不足。一是,中国住房体制存在“重购轻租”的问题,住房租赁制度在住房体制中长期处于从属性、辅助性地位。“重购轻租”的住房体制对于新增加国有土地供应的依赖性极大,不断推高城市房价,造成城市经济动荡,并带来贫富剧烈分化的严重问题。二是,中国住房租赁市场长期保持着“二元制”的市场结构。住房租赁市场被划分为“商品型”和“保障型”两种类型,长期相互隔离、独立运行、并行发展。这种“二元制”的市场结构将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彼此拆分,导致“商品型”市场过快过热,“保障型”市场缺乏活力等问题,并且致使政府的保障房建设投入不堪重负。三是,在住房租赁法律制度中,长期存在“重房东-轻房客”制度倾向,私有住房出租人利用所有权的绝对力、支配力、强大力,在住房租赁关系中占据着明显的优势性地位。这种“重房东-轻房客”制度体系,阻碍着房屋资源使用性功能的发挥,有损于社会的公平正义。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期中国住房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是构建“租购并举”的住房新体制,解决城镇新增居民的住房需求,使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十三五”规划纲要》、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更是进一步明确了要加快住房租赁制度改革,强化住房租赁立法,培育多渠道、多类型、专业化、规模化的住房租赁市场等具体改革任务。本文第一部分（即第一章）着重论述中国住房租赁制度存在问题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未来中国住房租赁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将住房租赁制度摆在与住房所有制度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具体而言,一是,提升住房市场的比重、层级和地位,将住房租赁市场提升至与住房交易市场相同层次的水平。二是,改变“二元制”的住房租赁市场结构,打通保障型市场与商品型市场之间的制度隔阂,引导社会各界资源积极投身住房租赁市场的建设,构建社会市场模式。三是,改变出租人优位的法律制度体系,建立承租人优位的制度体系;确定承租权为一项准物权,赋予承租人对抗性的法律能力;推动住房资源实用性功能的发挥,实现物尽其用。第二部分（即第二章）着重分析盎格鲁-撒克逊住房模式下的住房租赁制度与日耳曼住房模式下的住房租赁制度的利弊得失。通过对比发现,盎格鲁-撒克逊住房模式下的住房体制普遍存在“重购轻租”的特色,住房市场发展迅速,但社会保障制度效率低下,“市场失灵”情况频繁发生。而日耳曼住房模式下的住房体制普遍“重视租赁”的特色,住房市场发展平稳、稳健,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效果良好,但市场活力有所不足。中国当前改革要充分借鉴两种模式的发展经验,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确立租购并举的改革目标,公平分配个人、社会和国家的住房保障责任,寻找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平衡点,实现经济建设与住房保障事业的协调发展。第三部分为第三、四、五章,是对住房租赁制度改革内容的具体展开。三章分别探讨如何构建社会化的住房租赁市场,如何构建承租人优位的法律制度,以及如何完善住房租赁相关配套制度等问题。第三章指出,构建社会化的住房租赁市场,就是通过市场机制将国家、社会、个人力量充分结合起来,利用市场机制实现住房保障。一是,打破商品型、保障型两个租赁市场间的制度隔阂,降低保障型住房租赁市场的准入门槛,推行货币化的住房保障形式,将商品型市场与保障型市场合二为一,建立一元制的住房租赁市场结构。二是,扩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房屋来源,丰富住房租赁市场的供给结构,鼓励房地开发企业的库存房源、城镇家庭的私有住房、农村集体土地租赁住房以及政府持有的经济适用房等产权形式进入住房租赁市场。三是,推动住房租赁中介机构转型发展模式,鼓励资本市场开发住房租赁金融产品,推动不动产证券化建设,保障住房租赁市场的繁荣与活跃。第四章指出,构建承租人优的法律制度体系,就是要赋予承租人得以对抗出租人、第三人的权利能力,强化租赁占有关系,确立承租权以准物权地位。具体制度设计分为三步:首先,在合同法体系内,建立起区分“居住租赁”与“经营租赁”的立法思想,将“居住租赁”从合同法（债权）一般理论中别除出来,特殊立法。其次,在“居住租赁”中进一步区分“家计居住”与“非家计居住”,确认“家计居住”中的承租人承租权以准物权地位,各类其他类型的居住租赁方式以“家计居住”为核心,环绕“家计居住”依次排开,进行分层次、有梯度地立法安排。再次,赋予承租权以准物权地位,其准物权效力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经登记的承租权享有追及力、排他力、优先力,可以独立对抗第三人。复次,建立特殊债权规则,对出租人的法定解除权、约定解除权、任意解除权等内容进行限缩。最后,增设出租人的容忍义务,公平协调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在房屋日常管理使用事宜上的利益冲突。第五章指出,推动住房租赁市场的建设,构建“租购并举”的住房新体制,必须配套改革其他制度。一是,建立社会管控制度。建立针对特殊时期住房租金的市场管控制度和针对“二房东”现象的行为管控制度,保障市场有序、理性地配置住房资源,实现公平与效益相统一。二是,完善住房租赁市场的管理制度。将住房租赁登记制度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构建住房租赁征信体系,完善住房租赁交易平台,保障住房租赁市场安全、高效、稳定运行。三是,改革与住房租赁息息相关的社会管理制度。启动户籍制度配套改革以及公积金制度配套改革等等,允许租房落户、租房提取公积金,鼓励租房消费。

胡小璞^[2]（2013）在《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提供家庭保健服务的可行性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目的：通过描述项目县2012年为儿童、青少年、育龄人群和中老年人群提供健康教育、健康检查、健康咨询的家庭保健活动全貌,为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的拓展转型提供发展思路；为探索农民健康权益保障,推动农村健康促进工作的开展整理出可行的方式方法。方法：以继续加强家庭保健服务并发挥其在传染病预防健康教育中的作用项目（以下简称“家保项目”）的中部两省的5个项目县（A-E）作为研究平台,对其提供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家庭保健服务的过程进行观察。首先,综合运用深入访谈法、专题小组讨论法、现场自填法、观察法等方法,在保健服务开展的不同阶段,了解项目县的管理和服务人员开展家庭保健的思路、体会、愿望和要求。其次,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利益集团理论、健康相关行为改变理论、管理者才干等理论研究保健服务过程中的“现象”背后的原因。最后,应用家庭保健的评价框架来评估观察期满后的工作成效。结果：（1）项目县家庭保健服务活动的效果。5个项目县开展家庭保健的制度变迁过程可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CD）、强制性制度变迁（AE）和制度阻滞（B）三种类型。CD两县立足需求,结合现有的服务能力,开展了针对性的保健服务活动,收到了较好的服务效果,是“差异化”运营模式的代表；AE两县秉承以往的保健服务的运作方式,运动式的将“健康教育、健康检查和健康咨询”覆盖到试点乡镇,是“一刀切”管理：而B县在服务过程中面临系统内外和体制上的诸多障碍,还处于“脱困”的阶段,其制度化的进程是“停滞状”的。（2）人口计生系统提供家庭保健的可行性评估。2012年5个县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家庭保健服务活动,但离整体、多维、针对性的家庭保健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依据可行性分析框架,人口计生系统提供家庭保健服务需要在诸如国家政策缺位、服务队伍的绩效管理手段欠缺、管理/服务能力不足和保健成效与制度初衷有差异等主客观方面进行提升。（3）农村健康促进工程的理论探索。“大部制”为家庭保健的资源整合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未来应从服务对象的需求出发,构建家庭保健的服务整合框架。在此框架下,政府根据责任和能力提供家庭保健的公共产品和一部分必要的准公共产品,做好评价、政策研究和保障三方面的工作。其主要职责是构建有益于健康的制度环境,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装置引导家庭和个人关注健康、促进社会力量发展健康事业。结论:项目县对家庭保健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管理者才干”实质性的推动了家保项目,项目和人口计生系统的常规工作相结合也实实在在的为辖区居民“关爱健康”添砖加瓦,尽管在现有体制内人口计生系统提供家庭保健还存在方方面面的障碍。未来家庭保健的发展,应坚持以服务整合为基础的顶层制度设计,真正以服务对象的需求为导向,而不是服务提供者的需求,这样才能把好事儿落实,把实事儿办好。

贺小林^[3]（2013）在《我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分析与制度完善 ——基于9个试点城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自2007年开始试点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为了解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运行情况,发现试点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总结试点经验,探索政策发展规律,为完善城居保政策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本研究拟通过文献研究、历史分析、政策比较、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来探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面临的问题,提出了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本论文将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1）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的变迁历程、影响因素,以及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变迁具有哪些特征,存在怎样的问题?（2）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核心政策目标与执行状况、当前试点城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运行情况、以及在制度公平性这一核心政策目标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3）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评估与风险识别,重点关注参保意愿的情况如何?哪些影响因素了居民的参保?服务利用的情况如何?哪些因素影响服务利用?制度满意度的情况如何?哪些因素影响了居民满意度?（4）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面临哪些制度瓶颈和深层次问题?需要怎样的配套措施来完善和推进居保制度改革?通过研究和回答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以达到梳理政策脉络、提供理论指导、了解政策现状、识别政策风险、提供政策建议的目的。首先,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的政策变迁历程来看,建国以来关于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的相关政策历经了三个主要阶段：一是依附于公费和劳保制度的居民“半费”保障阶段（1951-1992）。二是制度缺失下的居民自我保障阶段（1993-2007）。三是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试点和完善阶段（2007-至今）。研究发现,财政约束与政府观念是城镇居民医保政策变迁的首要影响因素,而传统医保政策发展的路径依赖与利益集团的薄弱也间接影响了居保政策的出台。从制度变迁的契机来看,机制缺欠与新医改政策议题的扩散则成为决定城镇居保政策出台的关键因素。从总体上看,我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是一场渐进式的改革,具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从应急性到系统性改革的特征。其次,本研究以国务院关于城镇居民医疗保障情况的试点调查的九个城市的居保政策作为蓝本,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的政策运行情况进行详细分析和比较。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在参保人群、筹资标准、服务利用、政策待遇、管理监督等环节的政策规定进行了分析和比较研究,找出试点城市居保政策的共同点和特征,经验和不足。通过对9个城市的实证调查数据来了解居保的参保、筹资、服务利用、实际受益、居民负担、制度满意度等情况进行了分析,来识别政策存在的问题和风险。（1）从试点城市医保政策的筹资公平性来看,采用通过国际上研究公平性比较通用收入五分法,通过计算城镇居民医保的Gini系数、集中指数以及Kakwani指数来分析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公平性。通过计算,2007年城镇居保医疗保险筹资的Kakwani指数为0.18。说明筹资在人群中是累进的。表明筹资后的收入公平性有所改善。2011年城镇居保医疗保险筹资的Kakwani指数为0.37。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也呈累进特点,即较低收入居民承担的卫生筹资负担比较高收入的居民轻。体现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筹资环节的公平性。（2）从试点城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服务利用公平性来看：被调查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城市的服务需求和利用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显着特征：一是服务需求与收入情况不匹配,收入越低的人群越容易患病,其服务需求越高,存在着与收入密切相关的健康不平等。低收入组在两周患病率、慢性病患病率、因病卧床率均远高于高收入组。二是服务利用与收入情况密切相关。收入越低的人群,未就诊比例越高。其中因经济困难而未就诊的比例在历年均是排名第一的关键因素。随着收入的降低,未就诊的比明显最高。（3）从试点城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负担公平来看：依然存在着由于疾病而因病致贫的现象。研究表明虽然城镇居保医疗保险对缓解和减少医疗家庭灾难性支出和因病致贫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家庭经济情况和患病严重程度的不同,实际负担的“不公平”现象依然存在。再次,研究还就试点城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的参保、服务利用和满意度进行了专门研究和评估。首先,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的参保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来看,城镇居保的参保率增长比较迅速。但历年均有少部分人群应参保为参保,存在着一定的“逆向选择”风险。其次,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服务利用来看,虽然城镇居保制度的出台时间较晚,其具有制度的后发优势,发展比较快的特征。但参保居民与应参保未参保居民在患病情况方面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差别。缺乏对未参保居民的政策吸引力。再次,从城镇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来看,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个人基本特征及健康状况变化、是否患病等健康因素对是否参加体检具有显着影响；婚姻状况、健康意识、家庭收入对患病是否就诊影响不显着。除了两周内是否患病这一因素显着外,其他因素对是否应住院未住院均没有显着影响。最后,本研究归纳并总结了试点过程中我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存在的瓶颈问题,并结合目前学界关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发展的理论探索以及专家咨询的意见,参考一些地方典型经验做法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的政策建议与实施路径。从现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制度瓶颈问题来看,各个环节均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1）在参保环节：存在着对参保人群界定不清；由于户籍制度的原因造成了参保范围狭窄,大部分流动人口和农民工被排除在制度之外；部分人员参保意愿不强,连续参保的激励薄弱；“自愿参保”的原则造成一定程度的选择性参保,制度覆盖面扩展迅速但可能难以维持等问题。（2）在筹资环节环节：存在着筹资与财政补偿分类复杂；筹资水平增长过快,造成了地方政府财政和各地居民的负担不均。（3）在服务利用环节：存在着参保居民的服务利用依然存在着收入相关的不平等状况,参保居民对保障范围和保障水平不满意。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服务水平也有待提高。（4）在医疗保险制度管理与统筹环节：存在着医保基金管理过度强调财务平衡和结余水平高导致制度效率损失；医疗费用支付机制不科学,尚未建立有效的医疗服务购买机制；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未能与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形成有效的配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度统筹衔接问题逐步显现等问题。为此,本研究依据循证决策理论,从政策理念、政策原则、政策环境、政策可行性等方面的考虑出发,进一步就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改革优化过程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重点探讨,就居保政策各个环节的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的针对性的政策建议。重点强调了在短期内要大幅度提高城镇居保的筹资水平和保障水平,空间均十分有限的现行制度环境下,迫切需要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改革：一是进行医保支付制度的改革；二是结合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促进社区卫生服务尤其是家庭责任医生制度的构建,以形成医保费用的“守门人制度。”三是必须加强对医保基金的监督和管理,提高医保机构的经办效率。

张大维^[4]（2010）在《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城市社区建设”为研究对象,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视角,试图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否形成,主要内容和理论价值如何?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怎样,主要经验和实践意义何在?论文通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等研究方法,遵循“发生逻辑（为什么）——理论体系是什么——实践成效怎么样”的分析思路,采用“新情况——新问题——新理论——新实践”的研究框架。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第一,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已经形成且已整合成架构合理、指导实践取得巨大成功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第二,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取得了显着成效,积累了丰富经验,为统筹城乡社区发展奠定了基础。社区是社会的细胞,建设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由此可见,社区建设和党的建设是新时期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关注的两大主题。新中国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20年、全面推进城市社区建设10年、积极推进和谐社区创建5年,农村社区建设从试点走向铺开,城乡社区统筹发展的趋势正在形成,我国社区建设的成就巨大,对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形成的新理论与新实践进行系统研究显得十分必要。然而,当前学术界在取得大量研究成果的同时却也出现了一些明显不足：从西方研究范式出发,来阐释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的较多,从我们党执政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化道路,并从学理上分析总结我们党城市社区建设新理论和新实践的较少；等等。本文关注实践中的问题,转换研究范式,从实际问题出发梳理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社区建设的四个主题,也即党的理论和实践体现的四条主线：居民自治、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文明。本论文阐释围绕着这四条主线展开,使其贯穿于党的理论和实践的始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具有独特的发生逻辑。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最初目的,是要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所引发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和实践就是围绕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展开的。总体来看,我国巨大社会转型出现的新情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组织和社会分工。新情况引发新问题,与之相关联,我国的社会建设面临的新问题也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民稳问题,即单位制解体与基层社会管理主体缺失及管理真空问题；民生问题,即公共需求增长与公共服务或产品供给短缺问题；民主问题,即公民的选择权、自由权、差异性增强与自治渠道、自治制度、自治机制不完善问题；文化问题,即精神文明建设与核心价值体系统领问题。面对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党和国家逐步形成了通过社区来整合社会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并指导着城市社区建设实践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形成了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选择走城市社区建设道路以后,逐步展开了理论探索并通过实践试错来完善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各次全会的精神、中央领导同志的论述、中央政府报告的概括、中央政策法规的阐述,政界学界理论的成果,等等,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总体来讲,业已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体系,是关于建设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及其内含的居民自治、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等各要素的意义价值、宗旨目标、内涵外延、组织架构、体制机制、方式方法、手段途径、网络体系等的整体性理论体系。其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一是逻辑起点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理论；二是中轴核心理论,即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理论；三是外围结构理论,包括社区居民自治理论、社区管理有序理论、社区服务完善理论、社区文明祥和理论等四大支柱理论。这三部分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的轴心体系。其中,逻辑起点理论是方法论,中轴核心理论是价值观,外围结构理论是保护带。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是由其指导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决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取得了巨大实践成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道路大致经历了传统旧式社区建设阶段、过渡转型社区建设阶段、现代新型社区建设阶段、和谐社区建设与城乡社区统筹发展阶段四个阶段。本文侧重于呈现过渡转型社区建设及其以后阶段的实践发展。在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概括起来便是“五个建立、五个格局”：一是社区组织体系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基层社会有序管理格局；二是社区民主制度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广泛参与居民自治格局：三是社区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小社区大服务格局；四是社区建设保障机制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齐抓共建格局；五是社区文明氛围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文明祥和格局。实践的巨大成效实际上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创造了理论实践价值。其理论价值体现在：一方面,从时间和内容范畴上看,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实践意义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及其内含的“一个正确分析、五个紧紧抓住”等具体实践经验,既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拓宽了发展空间,也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参考借鉴,为最终实现城乡社区一体化发展格局奠定了基础。

廖胜平^[5]（2010）在《北京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3）》文中指出游民,这个独具特色的群体,中国的历朝历代几乎对它束手无策。但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后,经过对游民短短几年时间的教育改造,就使其销声匿迹了三十年。本文截取1949—1953年这个特定的时间段,以北京为中心来考察建国初期的这一场特殊的社会改造活动——游民整治与改造。由于建国初期的其他运动如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都声势浩大,而游民改造由于规模局限于各城各地和缺乏全国范围的整体规划,加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不足,群众的参与度不够,因此,这次社会改造运动比起那些波澜壮阔的运动而言,就像大浪中的小浪花,被湮没了。之所以选取这个研究课题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它的历史意义。这样一次触及灵魂的社会改造运动,却鲜有人问津,因此,恢复它的历史原貌,提升它的历史功绩,是我辈义不容辞的责任;二是它的学术价值。游民研究,学术研究很少,本课题可以促进对游民的学术挖掘;三是它的现实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游民问题重新袭来,而且日益严重,使我们不得不寻求解决它的良策。那么,建国初期游民问题的成功解决,个中有没有今天值得借鉴的经验,其中的一些失误怎样去避免?本文以北京当时主要游民群体为剖析对象,全景式地复原了建国初期北京游民改造的全过程,对当时危害甚巨的游民组织的整治进行了述论,并对这次游民改造工作是非得失进行了总结。同时,对时下日益严重的游民问题及其解决出路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在研究的过程中,本文以第一手的档案材料为历史还原的实证基础,采用解剖麻雀法,力求历史整体考察与个案分析相结合,同时借鉴社会学、政治学等有关理论和方法,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综合研究。本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是对选题缘由与意义、核心概念及相关概念、研究状况以及文章结构、研究思路与方法等进行论述。第一章,是近代北京游民问题的处理和中国共产党对游民的策略。首先回顾晚清时期、民国时期、日占时期的北京游民问题及处理,然后概述建国前后的北京游民及其引起的社会问题,最后阐述建国以前中国共产党对游民的认识、针对游民的政策和策略,及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游民策略实践的绩效。第二章,是对乞丐的收容与改造。这一章是对游民的一个重要群体——乞丐的改造进行考察。主要包括收容和改造两个相互衔接的步骤和环节,重点在对乞丐的改造。改造的环节主要有思想教育、制度养成、劳动训练和照顾安置,论述了乞丐从好逸恶劳转变为自食其力的过程,同时对乞丐的去向和改造的绩效也进行了分析。第三章,是对妓女的改造与安置。从历史概况、前期准备、具体实施、训练教育、善后安置等环节对禁娼和妓女改造作全景式的梳理,还简述了对暗娼和游妓的处理。第四章,是对其他社会游民及其组织的处理。主要是对游民的其他群体诸如散兵游勇、流氓、小偷、恶霸等的打击和处理。并介绍了对当时北京最大的游民组织——一贯道的取缔和打击。第五章,游民工作的影响与经验教训。游民改造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方面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对社会秩序的重建、国民经济的恢复、游民灵魂的塑造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次游民改造过程中,政府无论是在整体层面,还是在技术操作方法,都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同时,在整个改造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失误和偏差,本文不隐恶,对游民改造的不足和缺陷进行了归纳。结束语。历史的还原并不是本文的全部目的,党史研究的另一个目的是资政育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游民及游民问题古今中外皆存在,本文还对现代游民的成因和出路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基于以上述论,可以明确的是:第一,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北京市政府,没有像以往政府一样只为了市容整洁采取临时收容、过期不管的政策,而是本着对游民终身负责的态度,把游民问题当做一个社会问题从长远的角度加以考量,彻底进行解决;第二,建国初期北京的游民改造,无论是前期的准备工作,还是最艰巨的改造环节以及最后的安置,从政策本身和取得了绩效来看,都是比较成功的,其经验尚有一定的现实价值;第三,现在的国情以及游民本身的状况与建国初期的情况区别很大,因此对建国初期处理游民问题的一些成功经验不能生搬硬套,只能是有选择性的吸纳。第四,游民问题的解决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要想在短期内彻底解决游民问题是相当困难的,只有把游民消融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让他们完全回归社会正常秩序中来,游民问题才算是得到了比较妥善的解决。因而,我们必须把解决游民问题当做是一个系统工程来建设,群策群力,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来加以考量。当然,由于时代条件所限,建国初期的游民改造,无论是在策略、决策,还是在实际执行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不足和遗憾,这又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反思的余地和空间。

金国军^[6]（2010）在《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模式研究与绩效评价》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看病难、看病贵”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要求对医疗保健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不同研究机构提供了多套医改方案,并且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医改的基本框架已经成型,但对具体实施争议颇多。然而与各种改革意见争论不休不同,社区卫生服务的改革和发展成为社会各界高度认同的基本改革策略之一。遵照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各地区要积极探索建立科学合理的社区卫生服务收支运行管理机制,规范收支管理,有条件的可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试点的指示,2005年,上海市在长宁区、松江区启动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试点,主要包括: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实行医保总额预付制度和改革收入分配机制三项内容的措施。2006和2007连续两年国务院召开会议,要求在城市开展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构建城市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分工合理、配合密切、互为补充、双向转诊的新型城市医疗服务体系。随后,国务院有关单位连续出台了9个社区卫生服务文件,对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推动,这些都表明中国社区卫生综合改革开始进入逐步发展的时期。本文在阐述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上海市社区卫生综合改革发展历程和成就的基础上,创新地总结了上海市社区卫生综合改革发展模式-“1236”模式,并对上海市2004-2008年社区卫生综合改革的成果进行实证分析和绩效评价分析。通过构建社区卫生服务系统动力学概念模型和逻辑模型,我们发现存在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具体存在:系统整体性投入足量,但不平衡;卫生资源在系统内部分配缺乏合理性;居民对于社区卫生服务总体满意度较高,但个体满意度有待提高等主要问题。另外在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过程中还存在影响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的种种瓶颈,比如政策、人才和保障补偿瓶颈等。随后本文针对这些主要问题提出了发展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在政策、功能、人才、财政、绩效评价和网络建设六方面的种种具体建议,从而为我国的医疗卫生改革的基本的基本-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的顺利进展提供价值参考。

卢爱国^[7]（2008）在《使社区和谐起来：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文中指出社会和谐是人类孜孜以求的共同理想,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区是社会的“全息缩影”,是社会功能性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决定:和谐社会建设经由社区建设,社区建设途径社区体制改革。然而,社区行政化已成为和谐社区建设的主要制约性因素;学术界对新近出现的社区体制改革模式缺乏深入反思。有鉴于此,本文以城市社区体制改革为研究对象,秉承“宏观着眼、微观入手”的实证研究准则,深刻剖析目前社区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梳理和评析当下出现的社区体制改革模式,并探寻替代性选择。社会系统是由经济运行机制、政治运行机制、社会运行机制三个子系统所构成的结构性的动态系统。社会系统转型不是直线式转型,也不是均等式转型,而是一个持续地从不均衡到均衡的动态演化过程。中国社会系统第一次转型以经济运行机制转型为主,是政府自我革命与市场发育的双重变迁过程。与政治运行机制主动转型不同,社会运行机制变革显得盲目与被动。中国第一次转型使经济运行机制与社会运行机制之间产生巨大的“落差效应”,要求社会再次转型,开展社会建设,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单位制解体带来功能外移,社会问题社区化,使社区成为社会问题的仓储域和利益主体的博弈域,意味着和谐社区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谐社会建设经由和谐社区建设,社会体制改革途经社区体制改革,包括社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社区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两个方面。从权力和资源分配看,中国城市社区体制改革经历了行政性分权改革和社会性分权改革两个阶段。通过行政性分权改革,产生了“上海模式”,建立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管理体制;通过社会性分权改革,产生了“江汉模式”,逐步形成“两级政府、四级管理”的治理结构。“江汉模式”的理念是实现“两个分离”,即在社区社会管理中,实行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管理的分离;在社区公共服务中,实行政府组织“掌舵”与民间组织“划桨”的分离。然而,“江汉模式”在实际运行中遇到了“体制性问题”,垂直整合、条条运行、部门包办的城市科层体制阻碍了“两个分离”。正是由于“体制性障碍”,“江汉模式”在实践运行以及制度扩散中,并没有完全实现其背后的理念和价值取向。伴随政府职能社区化,社区建设难以走出部门垂直整合和社区居委会被行政吸纳的困境。也就是说,政府主导的城市社区体制改革在价值取向与行为后果上存在冲突和矛盾。这一“政府悖论”的产生有双重原因:从客观上看,“政府悖论”源于路径依赖,权威主义行政体制惯性和民间资源的缺失迫使各政府职能部门建立排他性的行政系统,吸纳所有社会资源和权力,并垄断性的提供公共服务和开展社会管理;从主观上看,政府部门、社区居委会、居民都是“经济人”,都是有独立偏好的利益主体,我国现行科层体制为利益主体自我扩张和“投机”提供了坦途。社区体制不顺最终导致社区治理绩效低下,公共产品短缺。改革是当代中国的基本特征。社区体制改革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改革能解决某一时段内存在的问题,但在改革过程中又会出现新的问题,进而又引发后续的改革。江汉区社区体制改革开启了中国政府职能社区化行动,但改革的限度又引发了政府职能社区化失范的“浪潮”。在新一轮社区体制改革进程中,有的城市出于为社区居委会减负目的,在现有体制不变的前提下,探索了四种社区工作站模式。这些模式尽管取得了一定绩效,但都存在限度。公司治理模式实现了社区自治管理与社区行政管理在职能上的分开,有利于避免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和提高社区行政管理效能;但社区自治管理与社区行政管理在组织上不分,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公共服务在组织和职能上也没有分开,难以避免社区居委会边缘化。社站内置模式在社区自治管理、社区行政管理、社区公共服务上都没有实现组织和职能上的分开,尽管有利于避免社区居委会边缘化,提高社区行管理效能,但是难以避免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居站并行模式实现了社区自治管理与社区行政管理、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公共服务在组织上分开,有利于避免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和边缘化,也有利于提高社区行政管理效能;但是社区自治管理与社区行政管理、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公共服务在职能上不完全分开。居站分离模式实现了社区自治管理与社区行政管理在组织和职能上分开、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公共服务在组织上分开,有利于避免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和提高社区行管理效能;但是社区行政事务与社区公共服务在职能上不完全分开,难以避免社区居委会边缘化。四种社区体制改革模式分别从不同层次突破了现行社区体制,但没有从根本上超越垂直整合模式,因而必须探寻替代性选择。理顺社区体制需要深化城市行政体制改革,体制改革需要探寻可行路径。植根于中国本土“情境”,借鉴国外公共事务治理经验,走出当下社区治理困境的途径是构建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体系,形成多元合作治理网络。合作首先需要合理分工。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是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管理、政府组织“掌舵”与民间组织“划桨”相分开的过程,也是对政府包办模式的替代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价值取向的转换、治理主体功能边界的界分、治理主体秩序的重组和治理机制的创新。首先,在社区体制改革中,必须遵循公平、效率、民主、秩序等基本价值取向。其次,综合事务属性、责任主体、相近事务合并等三重标准,重新梳理、整合和细分社区公共事务。再次,重新配置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其他社会组织的权力和资源,重塑治理结构,建立“多中心”主体秩序。最后,创新社区公共事务治理机制,根据社区公共产品提供与生产分开原则,不同事务采取不同治理机制,其中社区行政事务采取行政机制,社区公共服务主要采取准市场机制,社区自治事务采取自治机制。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是规范和推进政府职能社区化,构建服务型政府和培育公民社会的路径选择。

赵秀萍^[8]（2008）在《基于合作治理的苏州健康城市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健康城市是世界卫生组织为应对城市化问题给人类健康带来的挑战而倡导的一项全球性战略行动。其目的是通过提高人们的认识,动员市民与地方政府和社会机构合作,以此形成有效的环境支持和健康服务,从而改善环境和健康状况。本文采取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和案例分析方法,比较分析国内外健康城市发展和应对策略;通过对国内外,尤其是苏州市健康城市实践活动的分析,对不同主体（政府、企业、第三部门）的参与、合作机制进行分析,探讨符合国际理念和中国实情的健康城市发展对策,以期指导和推动健康城市项目的发展。由于每个城市的状况各不相同,采取的策略与方式也各不相同,既有宏观型,以政府实施为主的,也有微观型,以非政府组织参与为主的,或两者兼而有之。本文以苏州市健康城市建设为例,从宏观上提出苏州健康城市的4个发展策略:政府承诺、部门合作、行业促进、公众参与,其中政府承诺是前提,部门合作是关键,行业促进是补充,公众参与是根本。从微观上提出以“细胞工程”建设为载体,动员公众参与的健康城市发展对策。一是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推动健康机关建设。采取行政推动、技术指导、效能监督相结合的策略。二是充分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推动健康社区建设。以健康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以活动为载体,采用行政推动的方式大力开展健康社区建设。三是充分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引导健康企业建设。采用市场化手段,充分发挥第三部门作用,开展健康企业国际认证,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到健康城市建设中来。其中开展健康企业认证是作者结合工作中的认识和思考,提出的创造性建议,是参与机制上的突破,如果能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笔者认为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目前健康城市相对停滞、影响力不大这一局面。

吴马^[9]（2006）在《模式创新 破解社区卫生发展困局》文中提出

董芬^[10]（2006）在《城区居民主要慢性疾病谱及患者就医取向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背景与目的 近年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慢性非传染性疾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s,NCD）的患病率逐年提高,在全球范围内NCD的负担也迅速增加,NCD已成为影响居民健康水平的主要原因。目前,社区卫生服务对慢性病患者已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如何发展社区卫生服务,通过社区平台开展慢性病防治、保障群众健康已逐步成为当前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研究的重点。 本研究以宁波市江东区为研究现场,采用流行病学现场调查的方法,了解当地居民慢性病的最新疾病谱及其经济负担,分析其在各级医疗机构中医疗费用的支出,探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慢性病防治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对患者就医取向及其影响因素的详细研究,了解居民最新的卫生服务需求和需求量的变化、卫生资源配置及其利用率,提出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方向和措施。 材料与方法 研究现场为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该区现有7个街道,77个社区,居户107875户,实际居住人口292552人。本研究实行普查与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调查。调查包括两部分:卫生机构资源调查和居民家庭入户询问调查。卫生机构资源调查采用普查的办法,居民家庭入户询问调查采用二阶段抽样的方法,按街道、居委会、住户的层次,随机抽取研究样本。家庭健康询问调查包括人口学特征、家庭经济状况、医疗保健情况、前两周内及一年内患病情况及诊疗情况等。 居民主要慢性疾病谱采用频数和百分比进行统计描述,经济负担指标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描述。运用SAS8.02统计软件Anacor程序对患者就医取向与年龄、教育程度、就业状况、收入水平、职业、疾病种类、医保形式、选择原因等指标间的关系进

二、以居民健康为中心 做好城市公共卫生工作——访北京市东城区卫生局局长王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居民健康为中心 做好城市公共卫生工作——访北京市东城区卫生局局长王炜（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住房租赁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提供家庭保健服务的可行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3）我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分析与制度完善 ——基于9个试点城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北京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3）（论文提纲范文）

（6）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模式研究与绩效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7）使社区和谐起来：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8）基于合作治理的苏州健康城市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城区居民主要慢性疾病谱及患者就医取向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以居民健康为中心 做好城市公共卫生工作——访北京市东城区卫生局局长王炜（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住房租赁制度改革研究[D]. 易磬培. 华南理工大学, 2018(12)
• [2]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提供家庭保健服务的可行性分析[D]. 胡小璞. 武汉大学, 2013(07)
• [3]我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分析与制度完善 ——基于9个试点城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D]. 贺小林. 复旦大学, 2013(03)
• [4]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张大维. 华中师范大学, 2010(12)
• [5]北京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3）[D]. 廖胜平. 中共中央党校, 2010(10)
• [6]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模式研究与绩效评价[D]. 金国军.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0(05)
• [7]使社区和谐起来：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D]. 卢爱国. 华中师范大学, 2008(10)
• [8]基于合作治理的苏州健康城市建设研究[D]. 赵秀萍. 同济大学, 2008(10)
• [9]模式创新 破解社区卫生发展困局[J]. 吴马. 中国医药导报, 2006(28)
• [10]城区居民主要慢性疾病谱及患者就医取向的研究[D]. 董芬. 浙江大学, 20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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