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投资发展(2002-2003):回顾与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刘雅婕[1]（2021）在《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文中提出中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刻,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侧资源错配结构性矛盾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制约因素。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战场,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深刻认识并解决制造业资源错配问题,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以我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为核心内容,按照“是什么,会如何,怎么办”的逻辑开展研究工作,重点分析资源错配的测度、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及开放视角下的改善路径三大问题,为认识我国资源错配问题提供理论与经验证据。本文首先通过文献梳理,明确资源错配的概念定义与测算方法,聚焦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要素资源——资本和劳动力,选取利润函数法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进行多维度、长期趋势的测算。然后将资源错配引入要素收入份额分解,发现资源错配通过影响要素产出效率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在此基础上,基于行业数据对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再分解,并计算出资源错配的绝对影响。最后,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探索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带来的信息开放和外商投资准入政策变化带来的外资开放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及其微观机制。本研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与结论:第一,是什么——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现状如何?理论分析基于Hsieh&Klenow（2009）提出的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设定市场存在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放松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求解企业最优生产决策。结果表明,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通过扭曲要素边际产出价值,导致效率损失。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对整体资源错配、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我国资源错配在1998-2013年期间得到改善。从长期趋势看,总体资源错配和资本错配发展呈W型,效率损失波动变化。劳动力错配整体呈改善态势,因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逐渐减少。第二,会如何——资源错配会对劳动收入份额有何影响?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全要素生产率问题,本文创新性地将资源错配引入利润函数,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进行分解,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丰富关于资源错配经济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理论分析表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来自技术进步偏向引发的技术进步偏向效应、要素密集度变化导致的资本深化效应以及由要素市场扭曲带来的资源错配效应。本文构建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程组,求解分行业要素替代弹性,利用制造业各行业数据,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变化进行再分解。结果发现,资源错配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的影响为负,资源错配效应的绝对影响先降后升,影响力仅次于技术进步偏向效应。纠正资源错配对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改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第三,怎么办——如何改善资源错配?本文将对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分析信息开放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本文以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作为信息开放的代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互联网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互联网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互联网渗透率的增加有助于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互联网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错配存在异质性影响。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对改善低技术行业资源错配作用最大、对纠正密集使用该要素行业的要素错配效果更强、对改善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互联网打破信息传递壁垒,加速信息流通,通过降低企业管理费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2）互联网增强市场竞争,增加低效率企业淘汰概率,使资源从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提升市场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基于我国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投资的增加可以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投资有利于缓解中、低技术行业的资源错配、对纠正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更有助于缓解东部地区的资源错配。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外商投资会激发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淘汰低效率企业,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2）外商投资会提高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缓解东道国的资本约束,减少金融摩擦并改善资本错配。本文有三个创新点:第一是理论分析框架的创新。本文将资源错配以“价格楔子”的形式引入传统要素收入份额的分析框架中,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进行了再分解,从理论层面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补充已有研究不足。第二是研究思路与研究视野的创新。本文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分析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双重差分法对互联网发展和外商投资对资源错配的影响进行因果识别和推断。第三是经验证据的更新。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分别测算了我国制造业的资源错配效率损失情况,发现我国资源错配发展呈W型,为认识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动态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分析视角。未来应不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不断完善市场价格体系,提高要素流动性水平,依托市场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提高生产要素资源利用效率。其次,要加快“互联网+”战略实施,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融合,发挥互联网对改善资源错配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加大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切实发挥外商投资对优化资源配置、矫正要素扭曲的积极作用,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改革的全面深化。最后,要释放人力资本红利,促进劳动力与岗位、产业的匹配程度,提高人力资本转化效率。
白继山[2]（2021）在《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评估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农业大国,迅速地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第一制造大国,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120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30516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970.6倍,年均增长11.0%。而在上述瞩目成绩的背后,也需认识到,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驱动要素应逐步实现从劳动力要素驱动主导到资本要素驱动主导,再到知识要素驱动主导的升级过程。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处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跨越的进程中,从供给侧来看,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是改善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来源。工业作为中国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其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投入拉动向TFP增长驱动转变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是否能够顺利完成跃迁。目前对于中国工业TFP增长的研究已十分丰富,但大部分研究均局限在新古典增长框架下进行,使用索洛余值的方式理解TFP增长。根据诱致性技术变革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可知,TFP增长来源于技术进步,而研发行为本身具有偏向（Biased）特征,并总是体现为使用充裕要素和节约稀缺要素。如果打破新古典中性TFP增长的设定方式,则能够为研究技术进步打开新的局面,特别是在技术进步存在偏向特性的情况下,探讨这种偏向是否适宜于中国工业TFP的增长,将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话题。工业技术进步偏向应如何定义和测度?不同的技术进步偏向,其产生的来源有何不同?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如何判断,其评价维度有哪些?中国工业的高速经济增长究竟多大程度来源于非中性的技术进步?中国在工业化前期、中期、后期阶段,是否拥有不同的技术进步偏向?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产生的来源是什么,地区和行业层面有何差异特征?若以技术进步偏向是否促进了工业TFP增长作为适宜性的评价标准,中国工业宏观、地区和行业层面的技术进步偏向是否适宜,目前有何提升空间?中国工业宏观、地区和行业层面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如何才能通过调节影响因素,进一步提高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基于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在一个能够体现非中性技术进步的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框架下,构造了技术进步偏向的识别方程,明确技术进步偏向的判定标准和依据;然后进一步根据Acemoglu（2002）的导向型技术进步理论,明确了技术进步偏向产生的两种决定效应;并在一个嵌入技术进步偏向的经济核算框架,以技术进步偏向是否促进了工业TFP增长作为适宜性的评价标准,对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进行了定义,并明确了适宜性的评价维度与总体原则。随后,本文基于中国工业宏观层面、31个省份的地区层面以及35个行业层面的全面数据,通过分析中国工业要素禀赋以及要素稀缺性的演进历程,明确了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诱致基础;然后通过使用Klump等（2012）提出的非线性三方程联立的标准化供给面系统,采用非线性似不相关估计（NLSUR）方法,对中国工业宏观、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技术进步偏向进行全方位的识别,明确中国工业三个层面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历程以及决定机制。再次,本文进一步使用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评估框架,从两个维度对中国工业在宏观、地区和行业层面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进行全面评估,明确现有的技术进步偏向是否适宜,确定未来适宜性的可改进空间。最后,在明确了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改进方向之后,本文对中国工业宏观、地区和行业层面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明确未来通过何种途径,才能提高三个层面的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加强技术进步偏向对于工业TFP增长的促进作用,为工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通过研究,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有:（1）从理论上来看,工业技术进步的偏向由市场规模决定效应和价格决定效应联合决定,前者倾向于促使技术进步偏向于充裕要素,后者倾向于促使技术进步偏向于稀缺要素,两种决定效应的作用力完全相反,效应更强的一方决定了技术进步偏向的最终走向。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存在两个评价维度,其中第一个维度是判断技术进步偏向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进行耦合之后,是否促进了工业TFP增长;第二个维度是判断技术进步偏向与要素效率的比较优势进行耦合之后,是否促进了工业TFP增长。当技术进步偏向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或者要素效率比较优势耦合之后,两者对工业TFP增长的总效应为正,技术进步偏向方能满足适宜性的要求,从而保障工业TFP的增长。（2）从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诱致基础来看,宏观层面资本持续深化引发的市场规模决定效应以及劳动成本上升带来的价格决定效应均存在加强的趋势,但近期劳动力稀缺引发的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可能引发价格决定效应作用出现快速增强的特征,从而诱发工业技术进步朝着劳动偏向转换。此外,中国东、中、西部省份和资源、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诱致基础存在明显的差异特征。（3）从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历程与决定机制来看,工业宏观、地区和行业层面的技术进步大多呈现出由资本偏向转为劳动偏向的趋势,价格决定效应取代市场规模决定效应,成为影响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主导效应,绝大部分行业和地区技术进步偏向的决定机制已经完成了转换,但不同地区和行业的技术进步偏向转折点存在先后差异。其中,东部和中部省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发生转折的时间较早,约在2004年左右;而西部省份发生2006年前后。另一方面,资源密集型行业在2001-2016年期间未出现明显的技术进步偏向转折,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进步在2008年转为劳动偏向。（4）从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的评估结果来看,由于技术进步偏向和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耦合作用对工业TFP增长的影响均十分微弱,技术进步偏向和要素效率比较优势耦合作用对工业TFP增长的影响均十分明显,因此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判断均由第二个维度的评估结果所决定,说明在中国工业劳动效率水平更具优势的情况下,只有劳动偏向的工业技术进步才是适宜的。随着工业技术进步完成了资本偏向到劳动偏向的转变,工业宏观、地区和行业层面的技术进步偏向总体上呈现出了由强非适宜状态向弱适宜状态的过渡,也就是技术进步偏向和要素效率比较优势的耦合作用由抑制工业TFP增长,转向促进TFP增长所影响。其次,西部省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转折早于东部和中部省份,但东部和中部省份的适宜性程度高于西部省份。最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进步偏向较早转为弱适宜状态,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弱适宜状态尚未完全稳定,资源密集型行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强非适宜问题仍然十分突出。（5）从影响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主导因素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水平、资本深化程度以及劳动稀缺性是影响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主要因素。在确定劳动偏向为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适宜性状态之后,具体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稀缺性的上升,能够提升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程度;资本深化水平的提升则将降低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程度。需注意的是,各因素对工业地区和行业层面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作用方向和力度,存在明显的差异特征。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凝练了三条提升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程度的政策建议:一是从宏观层面来看,在工业技术进步偏向已经完成由资本偏向转为劳动偏向的状态下,需顺应人口红利消失的现实背景,既要在内因方面,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增强其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价格决定效应,提高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程度;也要在外因方面,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由此内外结合,提高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程度,从而为工业TFP增长注入更多动力。二是从地区层面来看,对于东部和中部省份来说,应进一步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保持适宜性程度稳定在较高水平,其中东部省份还可以通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促进适宜性程度的提高;中部省份可以通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促进适宜性程度的提高,并重点加强人力资本水平对适宜性的促进作用。西部省份应紧跟中部和东部省份的脚步,尽快促使西部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跨过门槛,早日成为提升工业技术进步劳动偏向适宜性的重要推动力,加快提升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程度。三是从行业层面来看,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说,应通过提升行业规模、盈利水平、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水平,将其技术进步偏向性稳定在适宜状态,并不断提升其适宜性程度。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来说,应通过增加研发水平,扩大其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优势。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来说,应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扩大其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优势。对于资源密集型行业来说,应推进其技术进步偏向的决定效应重新回到市场化调节之中,并有效发挥各影响因素对其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推进其技术进步偏向由非适宜状态尽快转向适宜状态,并以适宜性转变成为扭转其TFP负增长的契机。
严宏[3]（2021）在《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就必须首先保障城乡居民享受基本的均等化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通过改变社会经济的福利状态,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发展条件和收入的高低。然而,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需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不同地区间,尤其是城乡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矛盾。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仍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并且这种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状况,随着“三农”问题的凸显,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农村公共品供给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对于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重要要求和贯彻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服务便是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分配是国民收入的均等化分配的重要方面,能够增进社会经济福利,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保障农村居民生存权,享受基本的均等化公共服务,尊重农村公共品需求的表达权是尊重农民民主权利的重要内容,更是“三农”问题的重要方面。西南地区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方面与东部、中部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并且这种差距仍在扩大。鉴于西南地区所处的地理、政治、文化、生态地位的特殊性,这种差距的扩大会随着一些不确定、不和谐因素的出现会越发的凸显,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更多的问题。首先,西南地区作为我国少数民族重要聚集区主要涵盖四川省、西藏、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五个省市区民族自治区。该地区主要为农村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矿产基地和生态保障区,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边疆稳定、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次,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欠发达地区,相对于东部仍然比较落后;西南地区包括了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四省藏区多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此外,我国构建了“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其中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就在西南地区。近些年来,由于受特定区位、自然条件、历史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限制,与东部地区相比,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公共品供给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公共品供给失衡问题已成为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本研究针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数量和质量不足,供给区域失衡,有限的资金渠道限制供给,单一的供给模式无法有效实现村民的需求表达等现状,立足西南地区,开展了如下研究:一是导论与基础分析。本部分围绕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以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并依据公共品理论、公共品供给主体理论、农村公共品供给理论、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理论对本研究的农村公共品概念、研究范畴,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进行了界定,并将农村公共品划分为生活服务型公共品、生产保障型公共品、发展促进型公共品三类。二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理论逻辑提出与现实基础的研判。本部分基于西南地区农村生活服务型、农业生产保障型及发展促进型三类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考察、投资效率和结构效率评价基础上,提出发展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逻辑起点、开展理论论证,剖析现实基础,提出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机制。三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的现状和投资效率分析。本部分在以往公共品供给研究文献分析基础上,立足西南地区,通过对农村公共品进行准确分类基础上,开展生活服务型公共品、生产保障型公共品、发展促进型公共品的投资效率和结构效率评价基础上,深入探究不同类型农村公共品效率提升研究。四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案例分析。本部分主要通过西南地区“珙县农村修路”、“万春镇L村路灯维修”、“成都农贷通”三个案例,开展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模式及绩效评价研究。五是国外农村公共品供给经验借鉴。本部分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经验进行总结,比较了不同国家间的共性与差异。提出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经验借鉴。六是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配套制度设计。本部分从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新制度设计引导非营利组织和个人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激励机制、强化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及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加强农村公共产品质量监管,开展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配套制度设计分析。基于上述分析,形成如下研究结论:一是当前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且低质量、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失衡且模式单一、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低、农村公共品供给区域间失衡、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错位等突出问题,并进一步梳理其成因,包括:农村公共品需求日益增长且出现多元化态势、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不健全、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监管不足、农村公共品供给单向决策限制、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权责划分不明确。二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技术效率水平呈现出梯度变化特征,即从高到低依次是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各地区对农村公共品自身资源利用有效程度的差异和资金投入的差距相对较大。具体来看,重庆市和四川省的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技术效率较高;西南地区的农村公共品投资的投入和产出效果存在差异。三是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结构效率呈现梯度变化特征,即从高到低依次是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区域间在农村公共品资源配置和投资结构上的差距显着,但总体上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结构效率逐渐改善。四是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得较为显着的成效,较大的改善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状况,满足了农民多元化公共品需求的表达,极大地调动了农村公共品受益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农民的满意度评价较高,但存在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五是依据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经验的概括总结,本文从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新制度设计引导非营利组织和个人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激励机制、强化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及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加强农村公共产品质量监管开展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配套制度设计分析。
石宇飞[4]（2020）在《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及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本质就是要使中国经济拥有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产业结构,把中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强国,装备制造业更是重中之重。本研究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世界经济后危机时代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表现、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产生的基础和条件、中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及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经济效应进行了评价。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到2001年中国入世前;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至2013年;第四阶段是从2013年至今。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进口和出口占世界比重持续提高,但在2013年以后增幅开始放缓,甚至停滞。中国装备制造业不同程度地面临进口和出口压力。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在2003年之前表现为比较劣势,而后则表现为比较优势。中国装备制造业贸易竞争力指数2003年前后先提升而后平稳。从影响力系数变动趋势看,中国装备制造业对三次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呈渐趋提高态势,中国装备制造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影响力的提高幅度明显超过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影响最大,其次为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生产诱发系数总体上呈现缓慢提高的趋势。出口和资本形成一直是中国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的关键推动力量,而消费和进口则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不仅对装备制造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制约,同时也对其它产业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装备制造业仅对出口项目的最终需求呈现出提高的趋势,对其它三个最终需求项目的依赖程度均呈现下降的趋势。从装备制造业产业角度看,装备制造业资产负债率渐趋下降,下降幅度超过中国工业总体下降水平。从装备制造业企业角度看,装备制造企业盈利能力逐步提升。中国装备制造企业资产运用效率、资金利用效果、盈利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近期有小幅回落,营业净利率显示中国装备制造产业企业改进经营管理、提高盈利水平的能力在提升;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近些年的财务风险有所降低,企业资产主要源自负债的倾向逐步下降,但不同企业的资本结构仍然存在显着的结构性差异;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流动比率整体偏低,流动资产规模不足,但现金比率普遍较高;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总资产和固定资产周转利用效率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有所提升,但产业分工地位仍需提升。具体而言:一是中国装备制造业通过中间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有所增加,中国装备制造业基础研发、中间品与零部件生产能力有所增加,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所提升,但最终品出口比重仍然较大,需要进一步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提高中间品出口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二是出口增加值结构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呈现显着差异性,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出现下降态势。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装备制造业垂直专业化比重开始出现下降,出口之中本国中间品出口增加值重复计算部分,以及其重要组成来自国外账户重复计算部分均出现下降。三是中国装备制造业各产业部门全球价值链前向生产长度和后向生产长度表现并不相同,而且呈现阶段性特征。金融危机后全球价值链前、后向生产长度均出现增加,但产业分工地位出现下移。从装备制造业竞争力形成的社会基础角度看,中国人力资本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资本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技术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从经济基础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品市场,国内市场需求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内需支撑,国际市场需求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外需支撑;从产业基础角度看,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投入仍然以传统服务业为主,新兴产业投入所占比重仍然较低,这导致装备制造业研发投入低,科技水平相对较弱,中国高新技术制造业对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产生了积极作用,具体表现在高新技术制造业对装备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在总量和比重上呈现出双重提高趋势,且提高幅度显着超过中低技术制造业的中间投入;从制度基础角度看,阶段差异化产业政策推动装备制造大国转向装备制造强国,环境规制渐趋加强倒逼装备制造业提升排污处理能力,稳定的金融支持是装备制造业积极扩大发展的基础。中国推动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应着重推动装备制造业产业融合、加大装备制造业研发投入、提升创新驱动力,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助推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杨薇[5]（2020）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文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发展理念与愿景,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的,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五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历史研究、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在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外交关系、教育政策等宏观背景下,呈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个国家之间留学生教育发展过程的立体影像。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根据国内和国外两个立足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留学生教育,可以分为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和接收来华留学生两大分支领域,既有在教育政策指导下发展的共通性,也有遵循各自轨迹发展的独立性。依据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大教育政策的颁布实施以及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规模等具有标志意义的史实,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划分为“重新起步时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加速发展时期”三个主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留学生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经历等不同角度,客观呈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通过对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回溯,本研究得出以下认识:40年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始终贯穿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进程;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前提条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自身的教育水平是与我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教育政策的导向决定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整体统筹规划、到各自相对独立发展、再回归统筹兼顾趋势的演进过程,充分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政策取向。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通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整体的法制化进程;认识到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是教育服务贸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直接服务国家公共外交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可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把留学生教育置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之中,置于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之中,高度重视留学生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加快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需要统筹派出和接收两个不同的方向,平衡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发展留学生教育,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教育的多重功能,不断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筑“民心相通”的教育之路。
刘雪梦[6]（2020）在《FDI对中国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伴随着全球技术和产业的深刻变革,新工业革命的兴起,绿色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工业发展模式已成为制约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因此,促进工业经济、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即提高工业生态效率是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此外,现有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FDI）在工业生态效率的变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关于二者间的关系还存在较多分歧,且有关FDI对工业生态效率影响机理的文献相对较少。有鉴于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FDI异质性特征,在对FDI数量和质量及工业生态效率进行界定后,分析了FDI对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采用中国2001-2017年30个省、市（西藏和港澳台数据不全予以剔除）面板数据及包含共同前沿和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分别对FDI和工业生态效率进行了测度,并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和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FDI对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样本期内,中国工业生态效率整体偏低,区域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东部地区的工业生态效率高于全国均值,中西部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从总影响来看,FDI质量对工业生态效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而FDI数量的溢出效应不显着,工业生态效率与FDI数量和质量呈正相关关系。（3）从间接影响来看,FDI质量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改善了工业生态效率,而FDI数量分别通过弱化环境规制负面效应及恶化产业结构产生正负外部性,其综合溢出效应并未通过显着性检验,即FDI数量对工业生态效率影响不显着。所以,在引资过程中需加强对FDI质量的甄别、提高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及改善投资环境,以促进FDI与工业生态效率正向互动的良性循环。
黄嘉瑜[7]（2020）在《周边格局中的中国 ——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文中指出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重心不断向东转移,全球利益格局持续向板块网络结构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经过改革开放后持续多年发展,中国发展模式越来越成为了广大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崛起的典范,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重大方面越来越被世界关注。2013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更赢得越来越多国家认可。中国在国家治理、国际关系、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的全新理念,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周边甚至是全球众多国家。在全球利益格局向“板块网络”结构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本文立足于中国在区域内快速崛起的事实,着重研究‘中国是否成为了周边格局中的“中心”国家?’这一重大问题。首先,本文在理论上对相关概念及其界定标准进行了梳理,这是本文得以展开的理论基础。第一,厘清“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各自的内涵,从理论上证明是否存在着“边缘”国家成为“中心”国家的可能性?第二,“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究竟是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影响如何——是只有负面的,还是也存在着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同样,随着全球利益格局向“板块网络”结构转化,区域格局中的“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是否也同样适用上述分析?第三,为说明中国在周边格局中是否成为“中心”国家,也需要明确“周边格局”这一概念。“周边”究竟包括了哪些国家?只有合理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从理论上解决“中国是否成为了周边格局中‘中心’国家”这一问题。其次,结合经典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和中国和平发展的事实,得出“中国在周边格局中正在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的结论。中国经济在周边格局中的影响力不断加深,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在周边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中国不断融入区域价值链并对其进行重塑;地缘通道方面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地缘通道网络;中国成为了周边贸易的中心,中国成为周边国家越来越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双边贸易的地理结构趋向平衡,并且在与周边国家的双边贸易中,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技术依赖逐渐增加;在国际金融方面,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扮演着周边地区金融稳定器的角色,同时中国发起和倡议的国际金融组织在周边地区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中国形成了以周边地区为重点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相对应地中国也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中心。但在另一方面,与传统“中心”国家相比,中国尚存一定的差距,中国并没有完全实现在周边格局中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在周边格局中中国仍然处于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中,但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兼顾承担相应的区域责任,为周边国家提供相应的区域公共产品,实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责、权、利意识也更为清晰,也更加重视多边规则,供给区域公共产品是中国在周边格局中从“边缘”走向“中心”的重要标志,在这方面已有一些颇值关注的典型案例。最后,中国在周边格局中实现从“边缘”向“中心”跨越的过程中,取得了超越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成绩,但背后同样交织着更加复杂的矛盾,其中既有周边国家给中国的压力,也有周边国家背后的全球性大国给中国制造的外部压力。大国压力与周边压力相互交织,促使中国不仅要处理好和周边国家间的双边关系,更要从全球层面来经略周边。“一带一路”倡议旨在破解中国当前周边外交面临的困局,以确保中国在周边格局中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节奏。第一章至第四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首先从理论上阐明了周边格局中中国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可能性;其次,结合中国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发展现实,得出了“中国在周边格局中正在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的结论;然后,中国不仅仅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在周边“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中承担起相应的区域责任;最后,梳理了中国从“边缘”走向“中心”过程中遇到的困局及破解。第五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根据本文前四章的分析得出了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孙振杰[8]（2020）在《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研究 ——以京津冀为例》文中认为旅游业具有广泛关联、综合性强的特点,不仅内部各要素之间联系密切,在区域协同发展中的作用受到重视,与相关产业融合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并且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综合功能正在逐步显现。旅游业发展已进入了“大旅游”时代,功能不断多元化,发展目标不仅包括经济目标,还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目标;面向新时代,旅游成为人民美好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党十八大及以后提出和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给旅游业转型升级带来了机遇。共生理论主要用于研究生物种群之间物质能量交流关系,为认识旅游业与相关各方面的关联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但目前的旅游共生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和城市旅游共生、旅游产业和企业共生、旅游资源和产品共生等方面,还缺乏系统完善的理论框架。长期以来对旅游发展与“五位一体”各方面共生研究的不充分导致旅游业无法发挥应有的效益,面向旅游发展的新时代,迫切需要开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加强旅游发展与各方面的协调共生,在“五位一体”建设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本文遵循“协调共生、协同共赢”理念,将旅游发展的定位提高到社会经济整体的高度,把旅游发展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五位一体”的各方面对接,提出旅游共生体系统及其协调演化的理论框架,并以京津冀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有利于实现“大旅游”管理。全文共分为研究背景与基础理论、理论构建、实证分析、结论与展望四个部分,包括八章内容,具体如下:研究背景与基础理论部分包括第一、二章,指出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理论基础。首先说明了研究背景与缘起,论述了旅游共生体系统的提出过程及研究意义、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然后介绍了共生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及其生物学、生态学和社会科学含义,回顾共生理论在城市与区域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情况,综述了旅游共生相关研究的国内外进展,然后概括介绍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等其他基础理论。理论构建部分包括第三、四章,提出旅游共生体系统理论及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理论。首先界定了旅游共生、旅游共生单元、旅游共生体系统、旅游共生度与共生系数等概念,在研究旅游共生的现实表现和基础动因、旅游共生关系的主要类型、旅游共生体形成条件的基础上,形成旅游共生体系统理论;然后通过分析旅游共生关系在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两个维度上演化的不同特征,提出运用共生度和共生系数判定两个维度上旅游共生关系演化状态的方法,阐释其演化机制,形成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理论。实证分析部分包括第五、六、七章,是对京津冀旅游内部共生体系统、外部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及评价的研究。首先解释了京津冀旅游共生的基础,研究了京津冀旅游行业共生体和旅游市场共生体的时空演化情况,从京津冀旅游协同过程及进展和构建旅游发展指数角度,整体上认识京津冀旅游内部共生体系统的协调演化;然后把京津冀旅游发展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五位一体”各方面分别视为单个共生单元,从共生关系、共生体的时空演化等角度分别对京津冀旅游-经济、旅游-政治、旅游-文化、旅游-社会和旅游-生态共生体展开研究;最后,对京津冀旅游共生体系统的协调演化状态和关联协调程度进行评价,分析旅游共生体系统演化中的主要风险,提出了促进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进化的对策措施。研究结论与展望部分,即第八章。该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归纳,指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可能的创新之处,并提出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研究发现:（1）运用共生理论把各种旅游关联现象抽象为旅游共生单元的共生关系,能够整合形成旅游共生体系统,既包括旅游内部的共生体系统,也包括对接“五位一体”各方面形成的旅游外部共生体系统。（2）旅游共生关系在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两个维度上都形成了四种基本类型的关系,任何共生关系都是这两个维度上的不同组合。（3）旅游共生体演化是共生单元通过相互适应走向协调关系的过程,实质上是旅游共生关系在两个维度上的协调演化,用共生度和共生系数指标的正负值、大小比较等标准可以判定旅游共生体协调演化所处的不同阶段和状态。（4）京津冀旅游内部共生体系统演化过程顺利,旅游行业共生体形成了一体化的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旅游市场共生体正在向高水平的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演化。（5）京津冀旅游外部共生体系统整体处于明显的进化过程,表现为京津冀旅游-经济共生体和旅游-社会共生体进化良好,旅游-政治共生体和旅游-文化共生体进化较好,旅游-生态共生体进化一般;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分析京津冀旅游共生体系统的关联协调度,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
杨均华[9]（2020）在《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文中指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关系到人类的福利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森林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恢复和保护良好生态环境的关键,而退耕还林工程则是中国实现良好生态环境的重要工具和抓手。生态环境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并且,生态环境既是人类赖以生存基础,又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条件,影响到人类福利和社会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退化、资源枯竭、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肥力下降和灾害频发的形势,中国政府在1999年开始试点实施退耕还林工程。退耕还林是一项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资金投入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政策性最强和农户参与程度最高的公共生态工程。作为一项公共政策,退耕还林的实施方案和原则分别采取“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和“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退耕还林投资是政府利用公共财政资金开展生态建设,具有转移支付功能,但其实施方案和原则又是以私人承包制为基础,农户是退耕还林的供给主体,而不是公共组织,是借助寻求私人利益的退耕户参与,有助于促进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激励。从福利经济学视角出发,农户福利改善既是生态治理的前提条件,也是生态治理的重要目标。随着退耕还林的可持续实施,政府赋予退耕还林的改善农户民生的福利目标更加突出,从生态优先,兼顾农户生产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再到促进农民脱贫致富和增加农民收入目标,进一步发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集中连片地区的扶贫开发、增强农业绿色生产发展能力和精准脱贫目标。可见,改善农户福利成为退耕还林工程的重要目标。那么,在退耕还林工程可持续实施的背景下,退耕还林如何影响农户福利及其效果究竟如何?这是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绩效的关键所在,也是解决“三农”问题重要途径,更是优化和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实际证据。因此,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已20年有余,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果对完善退耕还林政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福利经济学视角,在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等多维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在全面地和系统地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构建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农户福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全面回顾退耕还林发展进程及其主要成效的基础上,利用长期大样本农户追踪调研数据,首先,分析退耕区农户福利动态变化现状;其次,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评估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主观福利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客观福利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差分模型（PSM-DID）以及回归分解法探究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采用Logit模型和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优化退耕还林政策建议,为进一步改善农户福利状况和提高农户福利水平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本研究的结论如下:（1）通过对退耕区农户福利现状分析,在主观福利方面,退耕区农户生活满意度明显提升。退耕户的生活满意的户数高于非退耕户的户数,分别为596户和402户;退耕还林与农户平均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0.0547,表现为正相关关系,散点图的趋势线的截距为1.5967,其斜度略微向右上方倾斜。在客观福利方面,首先,样本总体、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水平及增速不断显着提高,收入来源和结构呈现多样化,农户获得的退耕补贴超过农业补贴,其比较优势在逐步下降,退耕补贴呈现倒“U”型状,农户获得的年均退耕补贴为360.73元,农业补贴（包括粮食补贴、农资补贴、农机补贴和良种补贴）为98.92元,退耕补贴是农业补贴的近4倍。其次,退耕区农户贫困程度变化受到国家贫困线标准变动的影响大,随着贫困人数的减少,农户贫困内部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农户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在1999～2006年间都呈现下降趋势,且贫困广度下降幅度大;在2007～2014年间农户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都呈现了在波动中上升趋势。最后,与非退耕户相比,退耕户的劳动力利用结构发生了显着调整。1999～2014年,退耕户外出打工投劳的均值为168天、林牧渔业投劳为均值为116天、种植业投劳均值为100天、非农经营投劳均值为36天,退耕户以土地为基础投劳为均值216天,非农就业投劳均值为204天。（2）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主观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样本总体看,退耕还林工程能够改善和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农户若参与退耕还林,能使其生活的“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降低3.9%和4.79%,并使农户的生活感到“满意”的概率提高52.86%。就贫困户和非贫困不同群体看,退耕还林工程不仅能够促进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也可以促进非农困户的生活满意,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都从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中受益,增进了两类群体的主观福利水平,并且退耕还林提升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大于非贫困户。就不同区域看,退耕还林影响不同区域农户生活满意度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其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长江流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黄河流域。（3）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客观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样本总体看,在控制诸多决定因素的条件下,退耕还林工程促进农户短期收入增长和长期收入增长,其幅度分别为175元和148元,在不考虑退耕补贴的情况下,农户增收水平有所下降,但仍能实现长期收入增长;将退耕还林参与变量分解为退耕年份变量后,由于政府为强化退耕还林成果,不断出台相关政策,研究发现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影响存在阶段性波动,农户增收存在着年份差异。在考察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来源和结构中,退耕还林促进了农户增收来源多样化,其工资增收为38元,本地增加20元,外地增加41元外地工资贡献大;退耕后,农户经营行为变化显着,其生产经营结构调整明显,农业经营增幅为15元,其中,种植业为31元、林牧渔业12元;二三产业（非农经营）收入增幅为21元。就不同区域看,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都实现了增收,但存在显着地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户增收幅度依次为106元、113元、120元、64元和76元。农户生产结构、就业结构和耕地生产力对退耕还林的农户增收福利发挥了显着的中介作用。（4）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回归分解法探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并建立退耕还林扶贫瞄准分析指标。结果显示,退耕还林工程农户扶贫瞄准效果不高,1999～2014年的退耕瞄准率为44%,且随着工程可持续推进,退耕瞄准率整体逐步上升,最高达到2008年的59%;相应的退耕漏出率整体上为56%,且随着工程推进,漏出率在下降;退耕有效覆盖率为8%。退耕还林工程对样本总体农户扶贫效果显着,并且退耕还林工程农户扶贫效果是存在显着的年份差异和区域差异。在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就退耕参与看,1999～2014年间,退耕还林扶贫效果的贡献率为1.18%。就退耕年份看,退耕第二至八年具有脱贫作用,同样地,其脱贫贡献小,脱贫效果不大;另一方面,退耕第一年、第九至十六年脱贫贡献呈反向状态。就退耕区域看,退耕参与在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的脱贫贡献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11.32%）、黄河流域（9.16%）、东部地区（6.41%）、长江流域（4.17%）和中部地区（1.23%）。（5）运用面板数据logit模型和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土地对农村劳动力约束得到放松,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和转移倾向较快,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就业参与的可能性显着提高。退耕还林促进了非农就业参与、外出务工参与和非农经营劳动参与,较未退耕户分别显着地提高了20.1%、15.7%和4.4%的可能性。退耕还林释放的部分农业劳动时间,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其中,外出务工劳动供给贡献大。退耕第2年至第7年对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但在之后的退耕年份,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逐步降低,并逐步变得不显着。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不同区域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经营就业劳动时间,但存在显着区域差异。
初楠臣[10]（2020）在《俄罗斯城镇化过程与空间格局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背景下,中俄两国进入了开放合作新阶段,将打开全面开放合作的新格局,城镇化是促进中俄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基础,研究俄罗斯城镇化是认识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目前国内关于俄罗斯城镇化的研究还较为缺乏,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城镇化文献和相关理论基础上,论述了苏联时期、俄罗斯时期的城镇化发展过程、城镇化发展特征、城镇化发展问题,在俄罗斯联邦、8个联邦区、83个联邦主体三个尺度单元上,系统地研究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城镇化演变过程与空间格局。首先,分阶段探讨苏联时期的城镇化发展基础,分析俄罗斯时期的城镇化过程和问题;其次,研究俄罗斯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格局变化;再次,测度俄罗斯城镇化水平、研究俄罗斯城镇化空间分异格局;最后探讨俄罗斯未来城镇化空间发展战略对策与中俄边境地区发展合作问题。该研究通过对俄罗斯城镇化历史过程、条件、背景和城镇化政策等方面的综合研究,加深对俄罗斯城镇化特征和问题的认识,对于认识俄罗斯国情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为促进中俄经济合作提供实践参考。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包括:1.从城镇化的基本理论、概念特征、发展阶段、水平测度、影响因素等方面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综述,探讨城镇化、城镇化水平、城镇化空间格局的科学内涵。苏联时期罗蒙诺索夫、巴兰斯基、科洛索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萨乌什金等学者提出了生产力布局理论、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经济区划理论,其提倡国民经济发展以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在全国范围内有针对性地构建生产专业化部门间相互协调发展的地域单元,保障各个生产部门的最优专业化生产,同时强调农工业的协调、有机组合发展等,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城镇化发展阶段理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理论、增长极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等理论要点和对本文的启示,为开展俄罗斯的城镇化空间格局研究奠定理论基础。本文认为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俄罗斯城镇化的必要前提,二、三次产业向城镇集聚是俄罗斯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城镇生产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物质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是俄罗斯城镇化发展的结果;俄罗斯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是人类活动在地域空间上的变动,是经济、社会、交通、政治、文化等因素在地域上呈现的空间结构与分布规律。2.在回顾苏联时期和俄罗斯时期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分析不同阶段城镇化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总结俄罗斯城镇化存在的问题。苏联时期城镇化过程基本呈现“S”形曲线特征,符合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其城镇化先后经历了列宁执政时期的停滞和恢复、斯大林执政时期的波动增长、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缓慢增长、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发展等4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的引导下,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大推动城镇化的发展,通过向城市内部迁移人口或通过行政区划管制将农村居民点变成城市,推进城市急速发展,人口城镇化率由1917年17%增加至1991年74%,实现了从农业为主的落后国家转型为工业为主的现代化国家。俄罗斯城镇化发展整体表现出叶利钦执政时期停滞、普京执政时期缓慢增长的变化趋势,人口城镇化率未有显着涨幅,其先后经历了2000-2007年经济快速增长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2009-2013年经济恢复与微增长期、2014年-至今欧美制裁下的停滞和发展期等,俄罗斯的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延续了苏联长期经济内生结构性的失衡问题,城镇化发展产业动力不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城镇体系结构不合理,城镇化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城市与农村聚落萎缩现象普遍,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等。3.结合人口重心、人口增减变化率、人口密度变化率、人口地理集中度、人口熵度等定量模型分析俄罗斯的人口重心迁移、人口数量变化、人口密度变化、人口迁移流动等格局变化,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生活水平、社会发展、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特征构建俄罗斯的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和变异系数赋权的综合确权法测度俄罗斯及其83个联邦主体的城镇化水平,基于Arc GIS从3D立体、2D平面的视角研究俄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地理基础是俄罗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依托,自然资源是俄罗斯城镇化发展的物质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人口经历了先降后增的变化,人口重心不断朝西北向迁移,2005-2016年间,俄罗斯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增幅不大,经济城镇化发展显着,经济城镇化是俄罗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70%左右的联邦主体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低于平均水平,部分联邦主体存在城镇化率虚高的现象;空间上,不同联邦主体间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显着,城镇化水平高值区是俄人口高密度核心地、俄人口快速增加区和俄人口重要流入地,主要分布于莫斯科、圣彼得堡、达吉斯坦-斯塔夫罗波尔-克拉斯诺达尔-罗斯托夫-沃罗涅日-伏尔加格勒-萨拉托夫-萨马拉-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彼尔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里雅宾斯克-秋明-新西伯利亚-克麦罗沃-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的带状区域,城镇化水平低值区是俄人口低密度边缘区、俄人口快速减少区和俄人口主要流出地,分布在远东区东北部、西伯利亚区南端、西北区北端,整体呈现“核心高-边缘低”、“中部高-南北低”、“西部高-东部低”的分异特征。4.基于俄罗斯的国情背景,在研究俄罗斯城镇化发展过程及问题的基础上,根据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情况和长远发展趋势,探讨未来俄罗斯城镇化空间发展战略对策,主要包括,（1）顺应当前世界城镇化以及信息化技术的发展趋势,加强大都市区和城市群的发展建设,重点发展莫斯科、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堡-车里雅宾斯克-乌法-彼尔姆等3个超大型城市群,喀山-萨马拉-陶里亚蒂-乌里扬诺夫斯克-伊热夫斯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巴尔瑙尔等8个大型城市群;（2）基于增长极理论和点-轴理论,重点建设西伯利亚和远东区的增长极,培育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大区域增长极,符拉迪沃斯托克、伊尔库茨克、哈巴罗夫斯克等区域增长极,形成由这些增长极及西伯利亚铁路轴带组成的点-轴系统;（3）大力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高铁、港口、机场、信息设施等,加强国土空间的连接效率和整个国土的紧凑度、一体化联系;（4）大力实施开放开发战略,加快边境地区城镇化的开放发展,尤其是中俄边境地区的发展与合作,包括:促进产业的分工和合作、扩大能源项目的协作、开发多样化的旅游资源和产品、培育多形式的跨境电商合作通道、加快基础设施的改造与共享、推动合作园区的建设与发展、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等。
二、中国投资发展(2002-2003):回顾与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投资发展(2002-2003):回顾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研究重点、难点及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资源错配的定义与理论沿革 |
| 2.1.1 资源的概念与定义 |
| 2.1.2 资源错配的概念与定义 |
| 2.1.3 资源错配的理论沿革 |
| 2.2 资源错配的测算方法 |
| 2.2.1 生产函数法 |
| 2.2.2 生产前沿法 |
| 2.2.3 利润函数法 |
| 2.2.4 指标法 |
| 2.3 资源错配的成因 |
| 2.3.1 市场环境因素 |
| 2.3.2 政府(制度)因素 |
| 2.4 资源错配的经济影响 |
| 2.4.1 微观层面 |
| 2.4.2 中观层面 |
| 2.4.3 宏观层面 |
| 2.5 文献述评 |
| 3 中国资源错配与市场化改革:理论与经验 |
| 3.1 市场化改革的基本逻辑 |
| 3.2 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与劳动力错配 |
| 3.2.1 劳动力价格机制 |
| 3.2.2 劳动力流动性 |
| 3.3 资本市场化改革与资本错配 |
| 3.3.1 利率市场化 |
| 3.3.2 资本流动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动态变化与水平测度 |
| 4.1 资源错配的测度 |
| 4.2 数据选择与处理 |
| 4.2.1 数据库介绍 |
| 4.2.2 数据清理与匹配 |
| 4.2.3 变量选取说明 |
| 4.3 资源错配的动态变化:要素边际产出视角 |
| 4.3.1 省份维度 |
| 4.3.2 行业维度 |
| 4.3.3 所有制维度 |
| 4.4 资源错配的效率损失 |
| 4.4.1 省份维度 |
| 4.4.2 行业维度 |
| 4.4.3 企业性质维度 |
| 4.5 本章小结 |
| 5 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5.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5.2 资源错配下的要素收入份额再分解 |
| 5.3 参数估计方法与结果 |
| 5.3.1 参数估计方法 |
| 5.3.2 数据与变量说明 |
| 5.3.3 分行业估计结果 |
| 5.4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解析 |
| 5.4.1 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4.2 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基于开放的视角 |
| 6.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6.2 信息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以互联网为例 |
| 6.2.1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 6.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3 微观机制检验 |
| 6.3 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来自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证据 |
| 6.3.1 外资准入政策 |
| 6.3.2 识别策略与数据说明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4 微观机制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2）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评估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标及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点与价值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价值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1.2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1.3 内生增长理论 |
| 2.1.4 新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工业技术进步的测度 |
| 2.2.2 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测算 |
| 2.2.3 工业技术进步偏向及其适宜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技术进步偏向的定义 |
| 3.1.1 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 |
| 3.1.2 非中性技术进步 |
| 3.1.3 技术进步偏向的定义 |
| 3.2 技术进步偏向产生的决定效应 |
| 3.2.1 市场规模决定效应 |
| 3.2.2 价格决定效应 |
| 3.3 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概念界定与评价维度 |
| 3.3.1 Kmenta级数展开的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框架 |
| 3.3.2 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定义 |
| 3.3.3 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两种评价维度 |
| 3.3.4 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总体判断原则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诱致基础 |
| 4.1 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
| 4.1.1 指标选择 |
| 4.1.2 数据说明 |
| 4.2 工业资本深化的禀赋变化路径 |
| 4.2.1 宏观层面工业资本深化的禀赋变化路径 |
| 4.2.2 地区层面工业资本深化的禀赋变化路径 |
| 4.2.3 行业层面工业资本深化的禀赋变化路径 |
| 4.3 工业要素稀缺性的变化趋势 |
| 4.3.1 宏观层面工业要素稀缺性的变化趋势 |
| 4.3.2 地区层面工业要素稀缺性的变化趋势 |
| 4.3.3 行业层面工业要素稀缺性的变化趋势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历程与决定机制 |
| 5.1 技术进步偏向的识别方法 |
| 5.1.1 标准化的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 |
| 5.1.2 要素效率增长率的动态改进 |
| 5.1.3 非线性供给面系统估计方程 |
| 5.1.4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2 中国工业要素替代弹性的识别结果 |
| 5.2.1 宏观层面工业要素替代弹性的识别结果 |
| 5.2.2 地区层面工业要素替代弹性的识别结果 |
| 5.2.3 行业工业层面要素替代弹性的识别结果 |
| 5.3 中国工业要素效率改进的测算结果 |
| 5.3.1 宏观层面工业要素效率改进的测算结果 |
| 5.3.2 地区层面工业要素效率改进的测算结果 |
| 5.3.3 行业工业层面要素效率改进的测算结果 |
| 5.4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历程与决定机制 |
| 5.4.1 宏观层面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历程与决定机制 |
| 5.4.2 地区层面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历程与决定机制 |
| 5.4.3 行业层面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历程与决定机制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的适宜性评估 |
| 6.1 中国工业TFP增长率的演变历程 |
| 6.1.1 宏观层面工业TFP增长率的演变历程 |
| 6.1.2 地区层面工业TFP增长率的演变历程 |
| 6.1.3 行业层面工业TFP增长率的演变历程 |
| 6.2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第一维度评估结果 |
| 6.2.1 宏观层面适宜性的第一维度评估结果 |
| 6.2.2 地区层面适宜性的第一维度评估结果 |
| 6.2.3 行业层面适宜性的第一维度评估结果 |
| 6.3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第二维度与总体评估结果 |
| 6.3.1 宏观层面适宜性的第二维度与总体评估结果 |
| 6.3.2 地区层面适宜性的第二维度与总体评估结果 |
| 6.3.3 行业层面适宜性的第二维度与总体评估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
| 7.1 研究假设 |
| 7.2 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
| 7.2.1 指标选择 |
| 7.2.2 数据说明 |
| 7.3 模型构建与估计方法 |
| 7.3.1 模型构建 |
| 7.3.2 估计方法选择 |
| 7.4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
| 7.4.1 宏观层面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4.2 地区层面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4.3 行业层面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8.3.1 研究不足 |
| 8.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3）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及评述 |
| 1.3.1 公共品内涵研究 |
| 1.3.2 公共品供给主体研究 |
| 1.3.3 农村公共品需求研究 |
| 1.3.4 农村公共品供给研究 |
| 1.3.5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 |
| 1.3.6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研究内容 |
| 1.6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农村公共品 |
| 2.1.2 农村公共品供给 |
| 2.1.3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基于W-L模型的农村公共品最优供给 |
| 2.2.2 多中心治理理论 |
| 2.2.3 基于效率研究的福利经济学理论 |
| 第3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逻辑与现实基础 |
| 3.1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逻辑起点 |
| 3.1.1 政府供给与政府失灵 |
| 3.1.2 市场供给与市场失灵 |
| 3.1.3 第三方供给与志愿失灵 |
| 3.1.4 农户参与 |
| 3.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基础 |
| 3.2.1 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且结构失衡 |
| 3.2.2 农村公共品需求日益增长且出现多元化态势 |
| 3.2.3 农村公共品供给地区差异明显 |
| 3.2.4 第三部门壮大 |
| 3.2.5 农民收入水平提高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的历史演进与现状考察 |
| 4.1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发展历程 |
| 4.1.1 改革开放前中央“大统一”单一制农村公共品供给 |
| 4.1.2 改革开放至分税制改革中央地方分层的农村公共品供给 |
| 4.1.3 分税制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 |
| 4.1.4 全面税改后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探索 |
| 4.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种类多元化供给现状考察 |
| 4.2.1 生活服务型农村公共品 |
| 4.2.2 生产保障型农村公共品 |
| 4.2.3 发展促进型农村公共品 |
| 4.3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3.1 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且低质量 |
| 4.3.2 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失衡且模式单一 |
| 4.3.3 农村公共品供给碎片化 |
| 4.3.4 农村公共品供给区域间失衡 |
| 4.3.5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错位 |
| 4.4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种类多元化供给问题的成因分析 |
| 4.4.1 农村公共品需求日益增长且出现多元化态势 |
| 4.4.2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不健全 |
| 4.4.3 农村公共品供给单向决策限制 |
| 4.4.4 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缺乏监管不到位 |
| 4.4.5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权责划分不明确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效率测算、演化趋势和影响因素研究 |
| 5.1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效率测算 |
| 5.1.1 研究方法 |
| 5.1.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5.1.3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测算 |
| 5.1.4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区域异质性分析 |
| 5.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效率的时间演化趋势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期间划分 |
| 5.2.3 核密度估计结果分析 |
| 5.3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结构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结构效率空间理论模型 |
| 5.3.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5.3.3 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效率测算分析 |
| 5.3.4 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案例分析 |
| 6.1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模式应用及分析 |
| 6.1.1 政府—市场—农民供给模式:以“珙县农村修路”为例 |
| 6.1.2 村集体—政府—市场供给模式:以“万春镇L村路灯维护”为例 |
| 6.1.3 政府—自治组织—私人部门供给模式:以“和顺镇H村图书馆建设”为例 |
| 6.1.4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模式评价 |
| 6.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绩效评价:以“农贷通”为例 |
| 6.2.1 “农贷通”平台介绍 |
| 6.2.2 数据来源与样本介绍 |
| 6.2.3 “满意度评价内容与基本情况 |
| 6.2.4 “农贷通”平台满意度综合评价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国际经验借鉴 |
| 7.1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1.1 美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1.2 德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1.3 日本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1.4 韩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模式 |
| 7.2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共性与差异 |
| 7.2.1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共性 |
| 7.2.2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差异 |
| 7.3 主要发达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多元化的借鉴与启示 |
| 7.3.1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体系 |
| 7.3.2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健全农村合作组织体系 |
| 7.3.3 多主体筹措资金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配套制度设计 |
| 8.2.1 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体系 |
| 8.2.2 明确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8.2.3 引导非营利组织与村级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 |
| 8.2.4 强化农民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 |
| 8.2.5 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健全农村公共品质量监管体系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博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4）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及国际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与目的 |
| 1.1.1 选题意义 |
| 1.1.2 选题目的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中国装备制造业及其发展问题 |
| 1.2.2 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界定 |
| 1.2.3 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测度与评价 |
| 1.2.4 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效应研究 |
| 1.3 技术路线、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 1.3.1 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4.2 本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产业发展及产业国际竞争力相关理论 |
| 2.1 产业及其国际竞争力定义与内涵 |
| 2.1.1 产业 |
| 2.1.2 竞争力 |
| 2.1.3 国际竞争力 |
| 2.1.4 产业国际竞争力 |
| 2.2 产业竞争力及产业发展相关理论 |
| 2.2.1 绝对优势理论 |
| 2.2.2 比较优势理论 |
| 2.2.3 要素禀赋理论 |
| 2.2.4 竞争优势理论 |
| 2.2.5 产业结构理论 |
| 第3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历程与发展特征 |
| 3.1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历程 |
| 3.1.1 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萌芽期 |
| 3.1.2 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期 |
| 3.1.3 装备制造业稳定发展期 |
| 3.1.4 装备制造业发展转型期 |
| 3.2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特征 |
| 3.2.1 品牌经营意识持续增强,可持续发展后劲足 |
| 3.2.2 整体技术含量持续改善,上下游产业链衔接愈加紧密 |
| 3.2.3 国际化合作趋势凸显,服务进一步扩展和深化 |
| 3.2.4 多角度入手,侧重节能环保 |
| 3.2.5 区域分布多样化和区位集中化 |
| 第4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成效与国际竞争力表现 |
| 4.1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成效 |
| 4.1.1 产业关联效应和波及效应总体稳定 |
| 4.1.2 装备制造业企业经营成效改善明显 |
| 4.2 国际竞争力波动中提升 |
| 4.2.1 国际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 |
| 4.2.2 出口贸易显示性比较优势波动中提高 |
| 4.2.3 贸易竞争力总体提升,但结构差异显着 |
| 第5章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测度与分析 |
| 5.1 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贸易增加值分解框架与数据来源说明 |
| 5.2 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分解分析 |
| 5.2.1 中国装备制造业总体出口情况分析 |
| 5.2.2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增加值构成分析 |
| 5.3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分析 |
| 5.3.1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测度方法 |
| 5.3.2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分析 |
| 5.3.3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分析 |
| 5.4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析 |
| 5.4.1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长度分析 |
| 5.4.2 中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分析 |
| 5.5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测度 |
| 5.5.1 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构建 |
| 5.5.2 中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测度 |
| 第6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形成基础分析 |
| 6.1 生产要素 |
| 6.1.1 人力资本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 |
| 6.1.2 资本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 |
| 6.1.3 技术要素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
| 6.2 需求条件 |
| 6.2.1 国内市场需求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内需支撑 |
| 6.2.2 国际市场需求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外需支撑 |
| 6.3 产业基础 |
| 6.3.1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升装备制造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 |
| 6.3.2 高新技术制造业作为中间投入总量和比重双重提升 |
| 6.4 制度基础 |
| 6.4.1 阶段差异化产业政策推动装备制造大国转向装备制造强国 |
| 6.4.2 环境规制渐趋加强倒逼装备制造业排污处理能力 |
| 6.4.3 稳定的金融支持是装备制造业积极扩大发展的基础 |
| 第7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略 |
| 7.1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存在的问题 |
| 7.1.1 国际贸易竞争力有提升但趋势减速,且结构分化明显 |
| 7.1.2 产业科技创新中间投入仍显不足 |
| 7.1.3 国内消费和进口制约装备制造业发展 |
| 7.1.4 样本企业资本结构中负债比重渐趋下降,同时资源利用效率下降 |
| 7.1.5 垂直专业化比重出现逆转下降,产业国际分工地位需要进一步提升 |
| 7.1.6 “逆全球化”潮流影响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自主创新能力还需提升 |
| 7.2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问题解决方略 |
| 7.2.1 推动装备制造业产业融合以提升国际竞争力 |
| 7.2.2 加大装备制造业研发投入,提升创新驱动力 |
| 7.2.3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助推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
| 7.2.4 提升全球价值链引领能力,促进产业升级。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开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具有紧迫性 |
| (二)目前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研究仍不足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留学、留学生、国际学生 |
|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 |
| 四、文献综述 |
| (一)中国留学生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与进展 |
|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教育研究现状 |
| (三)文献研究述评 |
| 五、分析的理论基础 |
| (一)世界体系理论 |
| (二)推拉因素理论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 |
| (三)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理论 |
| 六、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1978-1992) |
| 第一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俄为师”的留学生教育 |
| 二、重视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的初步建立 |
| 四、留学生教育的暂时停滞与缓慢恢复 |
| 第二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重新开启 |
| 一、大规模派出留学生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 |
| 二、重新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遣留学生 |
| 三、建立派出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四、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丰硕成果 |
| 第三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 |
| 一、扩大接收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政策 |
| 二、重新开始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 |
| 三、逐步创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 |
| 第四节 重新起步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关系是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二、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具有显着国别差异 |
| 三、探索建立系统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第二章 深化改革时期的繁荣发展与局部失衡(1993-2009)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逐步发展 |
| 一、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政府间协议推动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三、通过校际交流项目派遣留学生 |
| 四、管理体系的完善促进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新成果 |
| 六、派出留学生安全问题开始集中显现 |
| 第二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一、从“积极稳妥发展”到“扩大规模”政策的转变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因 |
| 三、孔子学院建设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的结构分布特点 |
| 五、进一步规范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成果逐步显现 |
| 第三节 深化改革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政治环境为留学生教育提供发展机遇 |
| 二、市场因素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局部结构失衡 |
| 四、派出和接收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
| 第三章 留学生教育契合国家战略的功能日益突出(2010-2018)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新进展 |
| 一、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 |
| 二、中俄人文交流机制推动赴俄留学生教育发展 |
| 三、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机制促进向泰国和马来西亚派遣留学生 |
| 四、非通用语种建设加快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派遣留学生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的管理日趋完善 |
| 六、留学生教育深化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综合情况的了解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提质增效的新格局 |
| 一、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重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加速发展 |
| 三、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教育援助的持续增长 |
| 四、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以临床医学专业为例 |
| 五、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变迁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及应对措施 |
| 第三节 加速发展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呈现双向增长趋势 |
|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从强调规模向规模与质量并重的观念转变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安全面临新挑战 |
| 第四章 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历史经验及深层次问题 |
| 第一节 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
| 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对留学生教育的影响和制约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教育水平是与中国教育合作的基础 |
| 三、中国经济实力和教育政策决定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走向 |
| 第二节 派出与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内在联系与特征 |
| 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演进过程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特征 |
| 第三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
| 二、法制化建设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保障 |
| 三、国际化和市场化是“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
| 四、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
| 第四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
| 一、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仍缺乏系统规划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应加速转变观念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亟待多方联动 |
| 第五章 新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留学生教育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充分认识留学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留学生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 |
| 二、留学生教育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融入全球教育体系 |
| 三、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优秀的开拓者与践行者 |
| 第二节 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一、建立科学严谨的出国留学信息统计机制 |
| 二、加大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派留学生的资助力度 |
| 三、加强“一带一路”区域研究,提供就业政策支持 |
| 第三节 全面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 |
| 一、尊重教育发展规律,服务国家整体发展 |
| 二、加快推进法治化进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
| 三、适当控制规模,发展“一带一路”精英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6）FDI对中国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生态效率的相关研究 |
| 1.3.2 FDI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 |
| 1.3.3 FDI对生态效率影响的相关研究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 |
| 第二章 FDI对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机理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FDI数量 |
| 2.1.2 FDI质量 |
| 2.1.3 工业生态效率 |
| 2.2 FDI对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 |
| 2.2.1 FDI通过产业结构影响工业生态效率 |
| 2.2.2 FDI通过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工业生态效率 |
| 2.2.3 FDI通过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生态效率 |
| 2.2.4 FDI通过技术创新影响工业生态效率 |
| 第三章 FDI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 3.1 FDI的测度 |
| 3.1.1 FDI数量的测度 |
| 3.1.2 FDI质量的测度 |
| 3.2 中国利用FDI的现状分析 |
| 3.2.1 中国利用FDI数量现状 |
| 3.2.2 中国利用FDI质量现状 |
| 第四章 工业生态效率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 4.1 工业生态效率的测度 |
| 4.1.1 测算方法 |
| 4.1.2 指标选取 |
| 4.2 工业生态效率的现状分析 |
| 4.2.1 工业生态效率的时空变动分析 |
| 4.2.2 工业生态效率的区域差异分析 |
| 第五章 FDI对工业生态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
| 5.1.2 模型的构建 |
| 5.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2.1 总的影响结果与分析 |
| 5.2.2 间接影响结果与分析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治污方式,制定差异化策略 |
| 6.2.2 加强对FDI质量的甄别 |
| 6.2.3 优化投资环境,实现用高质量的外资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7）周边格局中的中国 ——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一)全球利益格局的板块网络结构与世界经济重心东移 |
| (二)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的整体提升与区域主义相互促进 |
| (三)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与发展中国家融入区域生产网络 |
| (四)区域内中国的快速崛起与中国承担起相应区域责任 |
|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理论界定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边缘”走向“中心”的理论依据 |
| 第二节 “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关系 |
| 一、悲观论:“中心”对“边缘”的盘剥 |
| 二、乐观论:“中心”对“边缘”的溢出 |
| 三、从悲观到乐观的态度转变 |
| 第三节 全球利益格局的“板块网络”结构 |
| 一、全球利益格局向“板块网络”结构发展 |
| 二、“板块网络”结构下的地缘关系: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 |
| 三、“板块网络”结构下的中国定位:“边缘”还是“中心” |
| 四、“板块网络”结构下的中国机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第四节 “板块网络”结构下的中国与周边国家 |
| 一、中国“周边”的概念界定 |
| 二、国际经济视角下中国在周边格局中的定位 |
| 三、国际政治视角下中国在周边格局中的定位 |
| 第二章 中国正在成为周边格局中的中心国家 |
| 第一节 中国提升在周边经济格局中的影响 |
| 一、中国经济增速快且维持稳定 |
| 二、经济总量在周边经济中的重要性逐年增加 |
| 三、融入区域价值链并对其进行重塑 |
| 第二节 形成以中国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地缘通道网络 |
| 一、中国边境口岸体系四通八达,涉及多个周边国家 |
|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管道运输、航空运输通道现状 |
| 第三节 中国成为周边贸易中心 |
| 一、中国成为周边越来越重要的双边贸易伙伴 |
|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双边贸易地理结构趋于均衡 |
| 三、周边国家对中国技术依赖逐渐增加 |
| 第四节 中国成为周边地区金融主导力量 |
| 一、中国逐渐成为周边地区的金融稳定力量 |
| 二、中国发起和倡导的国际金融组织在区域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
| 第五节 中国成为周边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轮轴” |
| 一、中国成为周边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中心 |
| 二、周边是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设重点 |
| 第三章 中国走向周边格局“中心”的责任:区域公共产品供给 |
| 第一节 中国角色转变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 |
| 一、周边格局角色转变是中国提供区域公共产品内在动力 |
| 二、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与中国周边外交理念相契合 |
| 第二节 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缺失与中国的合理补充 |
| 一、周边地区的公共产品存在供需矛盾 |
| 二、中国对霸权国主导的国际公共产品的补充与超越 |
| 三、地区认同的缺失与命运共同体理念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践 |
| 一、上海合作组织 |
| 二、周边命运共同体 |
| 第四章 中国走向周边格局“中心”遇到的困局及破解 |
| 第一节 中国走向周边格局“中心”过程中遇到的外交困局 |
| 一、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边海争端问题 |
| 二、大国战略博弈问题 |
| 三、非传统安全问题 |
| 第二节 以“一带一路”破解中国走向“中心”的外交困局 |
| 一、“一带一路”助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全方位合作 |
| 二、“一带一路”推动中国地缘政治经济重构 |
| 三、“一带一路”加速对区域价值链的重塑 |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 一、逻辑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一)加速中国在周边格局中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政策建议 |
| (二)加强中国同周边国家间关系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1995-2018年LALL分类下周边国家自中国进口额 |
| 附录2 :1995-2018年LALL分类下周边国家向中国出口额 |
| 致谢 |
（8）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研究 ——以京津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缘起 |
| 一、旅游业的功能不断多元化 |
| 二、旅游发展的目的是助力人民美好生活 |
| 三、人地关系协调发展 |
| 四、京津冀旅游协同持续推进 |
| 第二节 旅游共生体系统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一、旅游共生体系统的思考过程 |
| 二、旅游共生体系统研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三、旅游共生体系统研究的意义 |
| 四、旅游共生体系统的相关说明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框架 |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 三、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基础理论与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共生理论的内涵 |
| 一、共生理论的提出——生物学内涵 |
| 二、共生理论的发展——生态学内涵 |
| 三、共生理论的发扬——社会科学内涵 |
| 四、共生理论的前景 |
| 第二节 共生理论在城市与区域等研究中的综述 |
| 一、概述 |
| 二、微观经济领域 |
| 三、城市与区域协调 |
| 四、区域产业经济 |
| 五、管理学领域 |
| 六、共生哲学 |
| 第三节 旅游共生研究综述 |
| 一、旅游共生研究的总体进展 |
| 二、旅游共生理论的探索 |
| 三、区域和城市旅游共生研究 |
| 四、旅游利益相关主体共生研究 |
| 五、旅游与生态环境共生研究 |
| 六、旅游产业和旅游企业共生研究 |
| 七、旅游资源整合和旅游产品共生研究 |
| 第四节 其他基础理论 |
| 一、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
| 二、协同论 |
| 三、产业生态学理论 |
| 四、利益相关者理论 |
| 五、博弈论 |
| 第三章 旅游共生体系统构建 |
| 第一节 旅游共生的基础解释 |
| 一、旅游共生 |
| 二、旅游共生单元 |
| 三、旅游共生的现实表现 |
| 四、旅游共生的基础动因 |
| 第二节 旅游共生关系分析 |
| 一、旅游共生关系及其类型 |
| 二、旅游共生度与共生系数 |
| 三、旅游共生界面与共生环境 |
| 四、旅游共生成本与共生效益 |
| 第三节 旅游共生体系统理论模型构建 |
| 一、旅游共生体形成的条件 |
| 二、旅游共生体与旅游共生体系统 |
| 三、旅游共生体系统的结构 |
| 四、旅游共生体系统理论模型 |
| 第四章 旅游共生体系统的协调演化 |
| 第一节 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概述 |
| 一、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的含义 |
| 二、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的实质 |
| 三、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的研究视角 |
| 第二节 组织形式维度上旅游共生体系统的协调演化 |
| 一、组织形式维度上不同旅游共生关系的特征 |
| 二、组织形式维度上不同旅游共生关系的对比 |
| 三、组织形式维度上不同旅游共生关系的判定 |
| 第三节 行为方式维度上旅游共生体系统的协调演化 |
| 一、行为方式维度上不同旅游共生关系的特征 |
| 二、行为方式维度上不同旅游共生关系的对比 |
| 三、行为方式维度上不同旅游共生关系的判定 |
| 第四节 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的机制 |
| 一、旅游共生对象选择的机制 |
| 二、内生动力机制 |
| 三、外生动力机制 |
| 第五章 京津冀旅游内部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 |
| 第一节 京津冀旅游共生关系的基础 |
| 一、京津冀地区概况 |
| 二、京津冀旅游共生关系的条件 |
| 三、京津冀旅游共生关系的基础 |
| 第二节 京津冀旅游行业共生体的协调演化分析 ——对旅行社和旅游饭店行业共生关系的研究 |
| 一、旅游行业间的共生关系 |
| 二、共生单元的主质参量 |
| 三、旅游行业共生体协调演化的过程 |
| 四、旅游行业共生体协调演化的空间格局 |
| 第三节 京津冀旅游市场共生体的协调演化分析 ——对国内旅游市场共生关系的研究 |
| 一、京津冀旅游市场共生体 |
| 二、主质参量的选择 |
| 三、旅游市场共生体的协调演化 |
| 四、旅游市场共生体协调演化的规律与建议 |
| 第四节 京津冀旅游内部共生体系统的协调演化 |
| 一、京津冀旅游共生关系的形成 |
| 二、京津冀旅游共生关系的新阶段 |
| 三、京津冀旅游内部共生体系统的协调演化 |
| 第六章 京津冀旅游外部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 |
| 第一节 京津冀旅游外部共生关系的形成与表现 |
| 一、京津冀旅游外部共生关系概述 |
| 二、京津冀旅游-经济共生关系 |
| 三、京津冀旅游-政治共生关系 |
| 四、京津冀旅游-文化共生关系 |
| 五、京津冀旅游-社会共生关系 |
| 六、京津冀旅游-生态共生关系 |
| 第二节 京津冀旅游外部共生体系统的质参量 |
| 一、各共生单元的主质参量 |
| 二、各共生单元的指标选择和数据来源 |
| 三、各共生单元主质参量的计算 |
| 第三节 京津冀旅游外部共生体系统的协调演化 |
| 一、京津冀旅游-经济共生体的协调演化 |
| 二、京津冀旅游-政治共生体的协调演化 |
| 三、京津冀旅游-文化共生体的协调演化 |
| 四、京津冀旅游-社会共生体的协调演化 |
| 五、京津冀旅游-生态共生体的协调演化 |
| 第七章 京津冀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的评价与对策 |
| 第一节 京津冀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的评价 |
| 一、京津冀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概况 |
| 二、京津冀旅游共生体系统的关联协调度分析 |
| 三、京津冀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的主要特征 |
| 四、京津冀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的主要风险 |
| 第二节 京津冀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进化的对策 |
| 一、形成旅游共生观念 |
| 二、完善旅游共生界面 |
| 三、优化旅游共生环境 |
| 四、推进全域旅游共生 |
| 五、大力实施“旅游+”和“+旅游”战略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一、旅游共生体系统及其协调演化理论 |
| 二、京津冀旅游共生体系统的协调演化 |
| 第二节 可能的研究创新 |
| 一、整合形成统一的旅游共生研究框架 |
| 二、提出旅游共生体系统理论模型 |
| 三、形成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理论 |
| 四、京津冀旅游共生体系统的协调演化及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一、旅游共生体系统理论模型仍需完善 |
| 二、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的指标和方法还要充实 |
| 三、旅游共生关系的形成机制有待深入 |
| 四、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进化对策措施的针对性还应强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退耕还林工程 |
| 2.1.2 农户、退耕户、非退耕户 |
| 2.1.3 福利、福利分类、福利度量方法、福利效应、农户福利 |
| 2.1.4 生活满意度、收入增长、扶贫 |
| 2.1.5 非农就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物品理论 |
| 2.2.2 外部性理论 |
| 2.2.3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5 福利经济学理论 |
| 2.3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机理 |
| 2.3.1 研究视角的再诠释 |
| 2.3.2 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农户福利效应的研究维度 |
| 2.3.3 作用机理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退耕还林工程发展历程与农户福利现状分析 |
| 3.1 退耕还林工程发展历程 |
| 3.1.1 启蒙与初创阶段 |
| 3.1.2 恢复与探索阶段 |
| 3.1.3 试点与示范阶段 |
| 3.1.4 启动与调整阶段 |
| 3.1.5 巩固与发展阶段 |
| 3.1.6 担当新任务与新使命阶段 |
| 3.2 退耕区农户福利发展的现状分析 |
| 3.2.1 退耕区农户主观福利的现状分析 |
| 3.2.2 退耕区农户客观福利的现状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主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2 模型构建 |
| 4.2.1 Ordered Probit模型 |
| 4.2.2 Binary Probit模型 |
| 4.3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4.3.1 变量选择 |
| 4.3.2 描述性统计 |
| 4.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4.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4.4.2 退耕还林对样本总体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4.3 退耕还林对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4.4 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5.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机理 |
| 5.2 计量模型构建与方法说明 |
| 5.2.1 计量模型构建 |
| 5.2.2 方法说明 |
| 5.3 变量定义、样本匹配与描述统计 |
| 5.3.1 变量定义 |
| 5.3.2 样本匹配(PSM)及其匹配质量检验 |
| 5.3.3 描述性统计 |
| 5.4 计量经验结果与分析 |
| 5.4.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2 退耕还林对农户分项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3 退耕年份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4 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5 中介效应检验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6.1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的影响机理分析及研究假设 |
| 6.2 计量模型构建 |
| 6.2.1 双差分模型(DID)的适应性分析 |
| 6.2.2 双差分(DID)模型的构建 |
| 6.2.3 回归分解计量模型构建 |
| 6.3 变量设置、样本匹配、贫困判定标准与描述性统计 |
| 6.3.1 变量设置 |
| 6.3.2 样本匹配(PSM)及其匹配质量检验 |
| 6.3.3 贫困判定标准 |
| 6.3.4 退耕还林扶贫福利瞄准效率情况 |
| 6.3.5 描述性统计 |
| 6.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4.1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效果福利的影响 |
| 6.4.2 退耕年份对农户扶贫效果福利的影响 |
| 6.4.3 不同区域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的影响 |
| 6.4.4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贡献的影响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7.1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福利的影响机理分析 |
| 7.2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
| 7.2.1 变量设置 |
| 7.2.2 统计性描述 |
| 7.3 计量模型的构建和方法说明 |
| 7.3.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7.3.2 方法说明 |
| 7.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7.4.1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参与福利的影响 |
| 7.4.2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4.3 退耕年份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4.4 不同区域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创新农户增收福利的退耕补偿机制,提高退耕补贴标准 |
| 8.2.2 建立和完善农户增收福利的还林生态补偿机制 |
| 8.2.3 促进农户增收福利的退耕后续产业向新型农林经营模式转变 |
| 8.2.4 搭建和完善农户非农就业福利平台 |
| 8.2.5 提高退耕还林扶贫瞄准扶持机制 |
| 8.2.6 提升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水平的认知导向 |
| 8.3 本研究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介绍 |
（10）俄罗斯城镇化过程与空间格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当前国内外城镇化研究趋势与问题 |
| 1.2.1 国内外城镇化研究进展 |
| 1.2.2 俄罗斯城镇化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
| 1.3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与拟解决关键问题 |
| 1.3.2 研究方案 |
| 1.3.3 创新点 |
| 第2章 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城镇化 |
| 2.1.2 城镇化水平 |
| 2.1.3 城镇化空间格局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城镇化发展阶段理论 |
| 2.2.2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2.2.3 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
| 2.2.4 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 |
| 2.2.5 增长极理论 |
| 2.2.6 核心-边缘理论 |
| 第3章 苏联时期的城镇化基础 |
| 3.1 列宁执政时期的城镇化停滞和恢复 |
| 3.2 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城镇化波动增长 |
| 3.2.1 国民经济一 ·五—二 ·五计划时期 |
| 3.2.2 二战及战后恢复时期 |
| 3.3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城镇化缓慢增长 |
| 3.4 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城镇化发展 |
| 3.4.1 国民经济八·五—十·五计划时期 |
| 3.4.2 国民经济十一·五—十二·五计划时期 |
| 第4章 转型时期俄罗斯城镇化特征与问题 |
| 4.1 叶利钦执政时期的城镇化停滞 |
| 4.2 普京执政后的城镇化提升阶段 |
| 4.2.1 经济快速增长期 |
| 4.2.2 全球金融危机期 |
| 4.2.3 经济恢复与微增长期 |
| 4.2.4 欧美制裁下的停滞与发展期 |
| 4.3 俄罗斯城镇化问题与特征 |
| 4.3.1 城镇化发展产业动力不足 |
| 4.3.2 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 |
| 4.3.3 城镇体系结构不合理 |
| 4.3.4 城镇化基础设施严重落后 |
| 4.3.5 城市与乡村聚落萎缩现象较为普遍 |
| 4.3.6 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突出 |
| 第5章 俄罗斯人口城镇化空间格局分析 |
| 5.1 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的人口增长变化 |
| 5.1.1 1992-2007年人口严重下降 |
| 5.1.2 2008年-至今人口整体增长 |
| 5.2 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的人口结构变化 |
| 5.3 俄罗斯的人口空间格局变化及原因 |
| 5.3.1 俄罗斯的人口重心迁移格局 |
| 5.3.2 俄罗斯的人口数量增减变化格局 |
| 5.3.3 俄罗斯的人口密度变化格局 |
| 5.3.4 俄罗斯的人口迁移流动格局 |
| 5.4 俄罗斯的城镇化水平变化 |
| 5.4.1 俄罗斯的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
| 5.4.2 俄全境的城镇化水平变化 |
| 5.4.3 俄联邦主体的城镇化水平变化 |
| 5.5 俄罗斯城镇化空间格局变化及原因 |
| 5.5.1 俄全境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变化及原因 |
| 5.5.2 俄联邦主体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变化及原因 |
| 第6章 俄罗斯城镇化空间发展战略与中俄边境地区发展合作 |
| 6.1 俄罗斯城镇化空间发展战略对策 |
| 6.1.1 加强大都市区和城市群的发展建设 |
| 6.1.2 培育西伯利亚区和远东区的增长极 |
| 6.1.3 加强高铁、机场、港口等区域基础设施建设 |
| 6.1.4 加快边境地区城镇化的开放发展 |
| 6.2 中俄边境地区的发展与合作 |
| 6.2.1 促进产业的分工和合作 |
| 6.2.2 扩大能源项目的协作 |
| 6.2.3 开发多样化的旅游资源和产品 |
| 6.2.4 培育多形式的跨境电商合作通道 |
| 6.2.5 加快基础设施的改造与共享 |
| 6.2.6 推动合作园区的建设与发展 |
| 6.2.7 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中国投资发展(2002-2003):回顾与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D]. 刘雅婕. 浙江大学, 2021(01)
- [2]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偏向适宜性的评估与影响因素研究[D]. 白继山. 西南大学, 2021(01)
- [3]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D]. 严宏. 西南大学, 2021(05)
- [4]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及国际竞争力研究[D]. 石宇飞. 吉林大学, 2020(03)
- [5]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D]. 杨薇.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6)
- [6]FDI对中国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D]. 刘雪梦. 西安石油大学, 2020(12)
- [7]周边格局中的中国 ——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D]. 黄嘉瑜. 外交学院, 2020(08)
- [8]旅游共生体系统协调演化研究 ——以京津冀为例[D]. 孙振杰.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9]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D]. 杨均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10]俄罗斯城镇化过程与空间格局研究[D]. 初楠臣.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2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