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温州中小企业的文化变革（论文文献综述）
张慧[1]（2020）在《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组织的功能及其实现研究》文中认为创业教育是推进高等职业教育综合改革和提高学生就业质量的重要突破口,创业教育组织在推进高职院校创业教育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外力推动下我国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组织数量快速增长,但组织数量的增长并没有带来质量的提升。创业教育组织的功能缺位是造成其质量难以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功能缺位致使组织目标模糊和零散,进一步导致组织行为低效和泛化,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与审视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组织的功能与价值。在异质性视阈下,探讨高职院校这个特殊场域中创业教育组织的功能及其实现问题是促进组织发展和功能优化的基本前提。基于功能主义分析范式,将创业教育组织功能实现进一步分解为功能实现方式和实现机理,文章整体遵循“客观功能（是什么?）—功能实现方式（怎么样?）—功能实现机理（为什么?）—功能实现路径（如何做?）”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为了探究出更科学合理的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功能,本研究将组织功能定位于客观展现出来的实际结果,而非主观逻辑推导出来赋予组织的结果。据此,本研究选择案例研究方法,在实地调研典型高职创业教育组织的基础上,具体运用三级编码、单案例分析和跨案例比较的方法对数据进行梳理与分析。结合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的经验功能主义理论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构建了“客观功能—社会实践（组织行为）—行为机理”的理论分析框架,社会实践也就是组织的行为方式,它决定和反映组织的客观功能,行为机理体现组织行为的内在规律和作用关系。因此,首先从调研的实证数据中提炼高职创业教育组织的客观功能,以及实现这些功能的主要方式;在此基础上,探究与分析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功能实现的内在机理;最后,在厘清高职创业教育组织行动逻辑的基础上,分析由于组织行动逻辑偏差和实践障碍导致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组织功能实现的优化路径。通过对调研数据的三级编码分析得出,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呈现出“决策实施功能”、“中介融通功能”、“类型强化功能”和“文化聚散功能”四项客观功能。其中,决策实施和中介融通是显功能,即组织有意安排而产生的作用;类型强化和文化聚散是潜功能,即组织无意安排,由组织行动间接、内隐地产生的作用。创业教育组织作为高职院校推动创业教育精细化发展的专门性组织,除了设计、实施和服务于创业教育发展;还要通过多种方式去破解专业教育和创业教育之间的壁垒,推动专创融合发展;高职创业教育组织的行动,无形中强化与凸显了高职教育作为一种类型化教育的特征;同时在行动中逐渐形成浓厚的高职创业文化氛围,并成为创业文化的认同者和传承者。实现上述四项功能,高职创业教育组织主要采用“组织变革”、“融合策略选择”、“适应性联结”和“树立标志”的方式。从宏观层面的战略规划,到组织自身改革和具体的行为实践,再到创业教育文化孕育与认同的历程,高职创业教育组织的实践行动体现出从外围实践到专创融合的纵深推进过程、从局部试点到浸润体系的范围扩展、以及从具体实践到抽象升华的逻辑向度。高职创业教育组织的功能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就是组织选择采用上述行为方式的原因,内在地体现了“资源赋能机理”、“规则调适机理”和“互动整合机理”。在内外部环境作用下,创业教育组织行动始终处于“理性化”和“反思性监控”的过程中,组织通过反复的实践行动形成自身,并通过组织行动再生产出行动条件;再生产的过程包含着意义、规范性要素和权利的交织与互动。具体而言,其一,高职创业教育组织行动受到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驱动与引导。我国高职创业教育组织行动是典型的外部驱动型,创业教育经费投入和大学生创业园建设推动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在短期内广泛实践;与此同时,组织行动受到行政权利和专家权利的共同影响。其二,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受到合法性秩序和表意性符码的规约与调适作用。政策导向是组织行动及其自我调控的风向标;高职创业教育理念和文化是组织行动及其行动调控的助力器。其三,高职创业教育组织行动是互动整合过程中的适应性行为和特色化选择。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在“同级组织之间”以及“组织和系统之间”的互动整合过程中,通过组织学习、联盟合作、互利共生等提升组织的适应性,而准确定位、组织竞争、文化认同等促进组织的特色化选择。基于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功能实现的内在机理,推演出组织功能实现的行动逻辑。也就是说,高职创业教育组织要想有效地发挥其功能,组织行动的驱动力应当由政府主导转变为外部动力和内生动力共同推动;在多元交互网络中组织应当找到自己的适切位置,明确自身的功能和价值,挖掘并培育组织的优势与特色;同时也应该认识到,“组织化”并非组织行动的目的,任何组织都是为了满足某种社会目的或需求,对于创业教育组织来说,创业教育理念逐渐融入高职教育系统的过程,正是组织功能得到全面、彻底实现的过程,组织本身则处于“去组织化”过程中。然而反观现实,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内生动力不足、互动整合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和模仿趋同现象、多元协同藩篱与组织行为异化等问题依然明显。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提出“理念先行—以点带面—错位发展—多元联动”的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功能优化路径,以期为我国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
刘志永[2]（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王天宇[3]（2020）在《中国特色小镇功能分析 ——从中小企业提升与乡村振兴互动的角度》文中研究表明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极大激发了我国的发展活力与潜力,使我国在各方面取得巨大发展成就,尤其表现在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带动我国整体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然而在我国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同时由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缺乏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现代化的有机协调共进,导致时至今日,农村发展仍然处于比较明显的滞后状态。党的十九大鲜明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特别强调对农村发展、对特色小镇建设的全面支持,并且着重指出,没有农村、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国家的整体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需要有创新性思路的引领。乡村振兴战略迫切需要依据中国特色和具体国情来进行推进深化,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首先认为,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现代产业的坚实支撑（包括一、二、三产业）。农村整体与现代经济发展的严重脱节,农村现代化就是一种无本之木。因此,欲加快推进我国农村现代化和农村高质量全面发展,必须依靠以现代产业为核心的现代经济要素在农村的植入、扎根、支撑及对农村传统体系的持续改造,打造农村发展、乡村振兴的强大内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农村发展与植入现代经济要素、依靠现代产业全面带动农村现代化发展方面,曾经有过许多积极的探索,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兴起,作为我国中小企业的早期代表有过辉煌的历史,极大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农民收入大幅增加和农村日益富裕,对农村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加之资金供应向大企业倾斜,技术人才和技术品牌的严重缺失,特别是国内市场环境总体上由短缺经济过渡到过剩经济,而路径依赖下的乡镇企业恰恰缺乏在过剩经济中最重要的竞争和发展利器——技术特色。在这些背景条件下,我国大多数乡镇企业持续发展的空间越来越狭窄,前景日益渺茫。同时,我们也充分关注到,除了乡镇企业的衰落,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同样处于艰难困境之中,其原因与乡镇企业如出一辙,关键就是技术进步缓慢、缺乏大企业的技术引领、特别是缺乏极其有利于中小企业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的集聚协作平台,及因集聚协作而引发的众多技术进步激励效应。由此,特色小镇建设就具有重大意义:依托本地独特资源禀赋,瞄准我国数量最多的中小企业转型提升,引入集聚相关产业链的中小企业及本地特色乡镇企业,细化分工协作,培育、壮大、发展具有明显现代意义的特色产业,成为农村发展最重要的经济依靠力量,以现代产业支撑并全面协调融合推进乡村振兴。在中国经济建设进入一个全新发展时期及目前特殊历史发展阶段的背景下,特色小镇建设不仅为乡村发展带来重要的现代力量,更重要的是,特色小镇建设历史性契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两大重要难题:即既通过集聚协作效应加速中小企业提升,又充分依靠这一支现代力量加快乡村振兴步伐,实现两者有效互动提升。因此,特色小镇就担当起历史的重任,成为中小企业加快技术进步的集聚平台、乡村振兴的重要增长极、农村全面对接城市化和工业化及现代服务的重要通道。在这基础上,本文充分研究现代产业对传统农村的全面改造,认为现代产业带来了全新的革命性气息:现代产业本身是对传统农村产业的根本性改造;现代产业带来全新的思想文化观念;现代产业所要求的全新社会服务和空间环境;现代产业所带来的农村与外界全面对接等。本文同时进一步深化分析特色小镇的功能:第一,植入现代产业,促进乡村振兴。将现代产业的根系进一步深入到乡镇一级,并且十分强调专业化集聚,充分发挥规模经济和产业集聚效应,壮大乡村发展的经济基础;特色小镇通过现代产业与乡村资源的对接,拉动乡村资源的价值回归,创造更多的乡村社会财富,成为乡村发展和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增长极;第二,特色小镇对中小企业发展提升机制。通过产业规模集聚协作效应,总体上加速中小企业技术进步:通过规模效应、协作效应、学习效应、品牌效应等产业集聚所产生的细分效应,更利于营造中小企业提升产业竞争力的良好环境。特色小镇及特色产业的市场关注度和影响力的扩张,有利于中小企业所集聚的产业品牌与特色小镇品牌的提升。结合目前我国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两大发展难题（乡村振兴与中小企业提升）来研究中国特色小镇发展的功能指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具有显着的中国特色和强烈的时代要求。特色小镇发展必须紧密契合乡村振兴与中小企业提升的迫切要求,从而充分发挥其在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中的独特功能。并且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分析强调中国特色小镇以“特色产业”为生命线,无“特”就无“特色小镇”。而产业特色愈明显,就愈能促进特色小镇更加蓬勃健康发展。本文最后对我国特色小镇的典范——浙江“大唐袜艺小镇”进行深入的案例分析,令人鼓舞的是,从产业特色、品牌效应、企业提升、乡村富裕、农村发展等不同角度,“大唐袜艺小镇”都交出了令人满意的阶段性答卷。本文对中国特色小镇如何在全新的发展阶段,历史性契合特色小镇发展、乡村振兴和中小企业提升的三者互动关系与机制,进行了有一定创新性意义的研究,从而进一步清晰突出中国特色小镇的功能倾向。
刘君[4]（2020）在《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文中认为1929年,在南京国民政府鼓励创办企业,颁布《公司法》、《工厂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传入中国半个多世纪的乳业的本土化渐趋完成的时代背景之下,沈九成因个人际遇创办生生牧场。在5年左右的时间里,生生牧场便发展为近代上海最大的华商牛乳场。自1929年至1949年的20年时间里,在生生牧场的发展变迁中,其经理凡四变。据此,生生牧场20年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1929年至1933年,由沈九成的长子沈鹏程担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创办和初步发展期;二是1933年至1940年,沈九成出走三友实业社后,自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快速发展期;三是1940年至1946年,由沈九成的三子沈万灵担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调整期;四是1946年至1949年,生生牧场被中国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接收,为生生牧场的衰退期。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生生牧场的发展战略和销售战略均有所不同。1929年至1933年,生生牧场初始创办,奶牛的采购、员工的招聘、土地的租赁,以及生产设备的买入,奠定了生生牧场营业及发展的基础。此一时期,生生牧场通过文化濡化、竞争者定位、与三友实业社合作等销售方法,将企业的新鲜牛奶消费群体牢牢固定在社会上层人士之中。1933年,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之后,通过产品结构的调整、销售模式的扩大、以及制定灵活的销售策略,使生生牧场的规模快速增长,其消费者群体由社会上层人士逐渐向社会中层人士下移。但是,随着日寇的入侵、上海的沦陷,生生牧场的销售规模因日伪政府的配给制度而萎缩。1940年8月24日,沈九成被绑架之后,将生生牧场交由三子沈万灵经营。沈万灵在艰难困苦的沦陷时期,调整生生牧场的销售战略,以生生牧场的“A”字消毒牛乳只为社会上层人士提供。这一销售战略的调整,维持了生生牧场在日伪时期的艰难生存。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企业员工联合国民党的战后接收人员,诬告沈九成、沈万灵为汉奸。生生牧场因此被中央信托局接收。在中央信托局管理上海生生牧场时期,其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多方干扰,不断萎缩,使得生生牧场走向衰落。基于对生生牧场1929至1949年间四个时期生产销售活动的研究,从微观的视角展现了近代的企业发展与社会环境变迁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一方面,牛奶的消费人群从社会上层人士扩展至社会中上层人士,又因为社会环境的变迁上移至社会上层人士。物的社会生命史,不仅是一个经济关系,还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需要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的保障。经营自由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是企业生产销售活动能否正常展开的必要条件。生生牧场的发展历程,是近代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时期经济增长和经济衰落的见证。
赵静[5]（2020）在《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原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企业家作为重要的市场微观主体,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开始日益受到社会关注。李克强总理早在2014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就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希望通过双创行为来激发民族的创业精神和创新基因,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与公平正义。现实经济运行中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也的确印证了这样一种观点: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或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一批充满活力的企业及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群体。通过研究国内外企业家群体的时空分布,可以发现,从分布时间来看,企业家群体的出现是离散而非连续的;从分布空间来看,某一特定时期企业家群体在地域上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非均匀性。企业家群体的分布缘何呈现出这种时间上的非连续性和空间上的非均匀性?企业家群体形成的背后存在怎样的深层次原因?是否可以归纳和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适性的影响因素,以便对当代企业家群体的培育壮大提供有益参考?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也正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本文分析内容共八章。第一章交代了研究背景和意义,并对全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可能的创新之处进行了介绍。第二章梳理分析了企业家理论的相关文献。第三章、第四章基于国内外大量的文献研究和案例梳理,分析了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间非连续性和空间非均匀性特征及原因。并选取了不同时空背景下企业家群体崛起演进的典型阶段进行详细阐述,从宏观视角出发探讨了企业家群体形成的主要原因。第五章引入企业家行为理论,构建了个体企业家行为选择模型,分析了个体企业家创业决策过程及影响因素,考察了微观层面企业家形成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个体企业家到群体企业家的形成机理。第六章构建了企业家群体形成的影响因素模型,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第七章从空间异质性视角出发,分别基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构建了空间面板模型,深入考察了我国省域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相关性、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第八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结合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家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对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展望。通过较为系统的分析,本文主要得到了如下结论:第一,通过对国内外历史上企业家群体崛起演进典型时期的分析,本文发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技术革命、市场变化、地理发现、政府政策和战争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对这种时间分布的非连续性特征进行诠释。同时,通过对特定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企业家群体崛起典型案例的分析,本文认为,不同区域企业家创业精神、地方政府政策、地区金融资源、区域地理位置和交通完善状况等因素可以对企业家群体空间分布的非均匀性特征作出解释。此外,通过案例分析还得出了几个具有启发性的观点:企业家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路径依赖性;制度环境和企业家创业活动之间的良性耦合非常重要;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有助于企业家群体的产生和发展。第二,本文认为,个体企业家创业决策过程可以分为企业家捕捉市场机会和企业家实现市场机会两个阶段,并进一步细化为企业家识别市场机会、评价市场机会、掌握市场机会和应对不确定性四个重要环节。这一创业决策过程中企业家创业活动将受到企业家个人创业能力、外部市场环境、政府政策变化、信息供给状况四个主要因素的影响。区域内群体企业家的形成更多是基于创新——模仿的的“扩散模型”,领头企业家通过成功的创新活动产生了示范带动效应,随之引起了潜在企业家的跟随模仿,进而在区域内产生了扩散效应。第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家群体形成与企业家创业能力、外部市场环境、信息供给状况以及政府政策扶持等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外部市场环境和信息供给状况对我国企业家群体形成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相比之下,政府政策支持力度的作用效果较弱。这一结论暗示了未来加大创业政策扶持力度,或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国企业家的创业活动状况。第四,基于空间异质性视角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省域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溢出效应十分显着,企业家活动活跃的地区对邻近地区的企业家形成具有明显的溢出和带动效应。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企业家群体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均具有促进作用,但相对而言技术创新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力度较弱。第五,结合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家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本文提出了消除区域之间市场壁垒、加快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应用、提升金融资源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和效率、完善企业家创业扶持政策、加大欠发达地区互联网资源的投入、重视企业家接班人培养等几方面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国家或地区层面企业家群体的培养提供一些借鉴。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研究视角与立足点的创新。本文将企业家群体的时空分布特征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并首次提出了企业家群体时间分布的非连续性特征和空间分布的非均匀性特征。二是创新性地构建了个体企业家的行为选择模型,探讨了个体企业家及群体企业家的形成机理。本文引入不确定性,以个体企业家创业行为选择为切入点,构建了企业家行为选择模型,考察了微观层面企业家创业决策过程及影响因素,并拓展性分析了从个体企业家到群体企业家的传导机制。三是基于空间溢出视角分析了我国省域企业家群体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细化并分别构建了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并探讨了这两类空间权重矩阵下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效应大小。四是首次将以互联网发展为代表的信息供给指标引入实证分析中,探讨了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家群体形成是否会产生某些影响。
李其成[6]（2019）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的核心是金融监管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否需要以及应该如何配置。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混业经营、金融创新以及地方金融业的繁荣,对中国现有中央集权垂直式的监管权力配置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现有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剧烈变化。当前各国都在着力加强对金融整体性风险的防范,如何对新型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过去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都相对集中在中央一级政府部门间金融监管权的配置上,对地方政府能否享有以及如何享有金融监管权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面对市场的新变化,地方政府实际已广泛参与到了地方金融监管之上,承担着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但不同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成熟统一的模式,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在定位、正当性、内容等重要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能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金融监管权,应首先明确金融监管权的性质、地位、特征等问题。金融监管权的根本属性是公权力,并呈现多元性与多重性特征,这决定了其行使需要合理配置。在权力的配置过程中,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以权力的“功能性”理论为基础,而监管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则以“结构性”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结构性”理论下,我国金融市场、权力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共同决定并创生了中国进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迫切内在需求,其中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第一大动因,地方政府的金融竞争是直接动力,维护金融安全是根本目的,而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其政治背景。我国现有监管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条件。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状况及其得失,对现有配置模式的建构和完善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金融监管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服从并深受国家权力央地分配的制约。具体到金融领域,其历程可总结为:从金融中央集权到有限的地方竞争——中央逐渐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力——为应对全球局势而进一步向中央集中——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之路确立。当前,坚决走市场化道路,应是最大的国情,亟需金融监管权配置模式改革与之适应。中国当前监管模式为中央“一行两会”为主体、多头分工式的中央一级金融监管,中央监管权在地方通过地方派出机构履行职能,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存在协调不力、监管真空、限制创新、制约发展等突出问题,亟需向地方政府配置权力,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弥补中央政府监管的不足。当前地方政府通过中央政府及其部门政策、文件等方式获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权,是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虽无法律、法规明确、具体的授权,但有模糊的事实上的监管权力。国家最新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呈现了双层监管的发展趋势。中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模式发展至今,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存在诸多的困境。地方政府缺乏法定的金融监管权,对于金融监管事务的参与,均是通过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个别授权,或地方政府的主动承担,缺乏制度化、体系化的权力配置。这种监管权集中于中央一级的配置模式,不论是应对传统金融模式及其创新,还是应对发展迅猛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都力不从心。其中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监管对象覆盖不足、制度弹性缺失、地方立法权缺位、责任不明等问题。就央地分权而言,世界上现存在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以及单层监管两种模式,前者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后者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监管模式。美国和加拿大存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在金融监管的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德、日等国均为非典型的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仍以中央政府监管为主。总体而言,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之于中国的启示,在于其权力配置方式和依据的法治化。相比较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金融监管权,但在中国现有配置模式中,除个别地区通过地方法规形式予以确定之外,均是行政式的、实用主义的配置模式,缺乏法治化的特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启示还在于其无论何种央地配置模式,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有与国情合适与否。央地分层的监管体制与中央集权式的监管体制,受到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形式的极大影响,但是二者并非一一对应,最终决定其模式的,是一国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制度赖以存在的整个国情。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实用主义配置的现实,已经显着表明向其配置权力的必要性。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应该在重新厘清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目标、价值及原则的基础上,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首要价值定位于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其次要有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最后,还应有利于实现地方经济民主。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目标,则是实现金融监管权理论上的结构化、制度上的法治化和实践中的高效率。为此,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应当以合理分权、依法分权和权责对等为主要原则,坚持法治化的根本路径。中国当前最根本症结并非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有无的问题,而在于法治化的缺失。考虑到地方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发挥各地方权力机构的作用,通过地方立法进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金融监管权主体、对象、内容的配置,应把握以下原则:主体上,要坚持地方监管机构的独立化、专业化和责任化,并建立地方统筹监管、中央指导的央地监管机构关系;内容上,必须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两个界限。此外,任何规范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其所在的制度体系,金融监管权的科学化央地配置,应当以完善的顶层权力配置为依托,改严格分业式监管为统筹式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关系、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从而培育强大而稳健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减少市场失灵。
赵晓奔[7]（2019）在《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业协同演化研究是产业组织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的一个前沿课题。本文尝试结合产业组织学、演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复杂系统理论等相关学科理论,对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进行研究,以期提供能够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制度、技术创新和产业之间的协同演化。三者之间的协同演化是通过“企业家精神”建立反馈环进行协同演化的:制度激励企业家迸发出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推动技术创新,进而驱动产业发展,而制度变迁由地方政府竞争引致而起。这其中包含制度与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三个环节,其中企业家精神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把制度、技术创新、产业三者之间的关系耦合起来。本文提出地方政府竞争影响制度变迁的机制。地方政府之间开展竞争,为了赢得优势,地方政府必须加强学习,从而在现有存量知识的基础上改善知识结构并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地方政府竞争行为主要通过四条途径型塑制度变迁。一是意识形态。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史,就是思想观念不断突破、调适的过程,伴随着思想观念的变化是制度变迁,从经济和政治方面相应地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思想观念是否及时转变,转变得快还是慢,是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内容。二是政治企业家的知识和偏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取决于官员素质和能力之争,有能力的官员能感知到并实现发展机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没有能力的,就会丧失机遇,一旦失去机遇就可能延误一代甚至几代的发展。显然,政治企业家的学习对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地方政府类公司化”的管理模式。地方政府最为突出的类公司特征是地方政府官员具有了类似于“企业家”的决策权力。“地方政府类公司化”揭示了地方政府活动的主要内容和方式,是影响制度变迁的重要途径。四是地方政府治理水平。一个地方的制度创新水平与这个地方的治理水平大有关系。地方政府改进治理水平的过程,也就是一些规范社会运作和维护公共秩序的制度变迁过程。鉴于地方政府官员的能力水平,加之地域文化影响,使每个地方的政府治理水平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其次,采用模拟仿真、案例分析、实证研究三种方法进行研究。从复杂自适应系统的角度构建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的概念模型。该模型由产业环境行为和企业行为构成一个人工生命环境,企业在一定产业环境中运行。潜在企业根据市场竞争情况决定是否进入市场,在位企业根据盈利、资本存量、市场份额等情况决定是否退出。产业环境行为包括政府支持、区域企业家精神、市场总需求,企业行为包括创新、产品竞争、市场退出、建立新企业。根据概念模型和参数赋值,运用MATLAB对模型进行模拟仿真。设定20个时期进行模拟实验,模拟模型运行的结果与理论分析基本吻合。一是制度、技术创新和产业规模均随时间的变化不断增长。二是发现居民对创业创新的认知和新增企业数量对企业家精神的生成和演化影响较大,新增企业家数量体现市场竞争激烈程度。这说明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深刻的影响。三是制度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与产业、制度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均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制度、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与产业之间协同演化。以温州电气产业发展为例对制度、技术创新和产业协同演化进行分析。实践证明,推动温州电气产业演化的动力是制度和技术的协同演化,而制度与技术的协同演化是通过激发企业家精神来推动的。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在温州电气产业演化过程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政府官员的知识和偏好型塑了温州电气产业发展所必需的制度变迁方向。设定计量模型,构建了制度质量方程、技术创新方程、企业家精神方程、产出规模方程。研究结果表明,制度滞后一期对制度质量产生负向显着影响,产业规模、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对制度质量都产生正向显着影响;企业家精神、制度质量、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产生正向显着影响;制度质量、二阶制度质量对企业家精神产生正向显着影响;二阶资本投入、人力资本、制度质量、二阶制度质量、一阶企业家精神都对产出规模有正向显着影响。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机制。再次,本文在四个方面进行了创新尝试。一是根据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以企业和产业互动演化为框架,设计产业发展人工生命环境,构建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概念模型,并运用MATLAB进行仿真模拟。这是本文的主要创新。二是建立制度与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三个反馈环,并构建能力—机会—企业家精神生命周期矩阵图,分析企业家精神在制度、技术创新协同演化过程中的“催化剂”作用。三是构建地方政府竞争—学习—制度变迁分析框架,提出中国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通过意识形态、政治企业家知识和偏好、地方政府公司类公司化、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等途径型塑制度变迁。四是构建制度质量方程、技术创新方程、企业家精神方程、产出规模方程,设定计量分析模型。第四,提出了四点简要政策建议。一要建立健全决策科学、运行规范、执行有效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二要把改善营商环境作为制度竞争的核心。三要营造积极进取、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四要引进高端创新要素。
王磊[8]（2019）在《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民营经济近年来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党的十九大就鼓励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一系列重大论述,为民营经济指明发展方向,标志着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前,如何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从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在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研究方法上尚不规范,研究内容也不够深入和具体,相关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本文通过系统的文献研究从而寻找理论依据并阐述了民营经济及高质量发展的定义、性质及内涵,剖析了民营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与宏观制度变迁历程相互之间的辨证关系,指出了宏观经济制度对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探讨了制度障碍和制度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当前,我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整体不高、整体创新力和竞争力不强、市场竞争环境不够公平安全等五大困境。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上还存在现代产权制度、市场准入和市场竞争制度、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等障碍,在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上还存在意识形态、社会认知偏见、企业家精神等障碍。本文结合案例民营企业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和现实实践,借鉴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了从产权制度、市场准入和公平市场竞争制度、财税金融制度等方面进行正式制度创新,以及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消除社会认知歧视与偏见、激发保护企业家精神等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创新建议,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李彦博[9]（2017）在《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县域经济是以行政县为特定区域,以县级财政的独立为标志,以县级区域内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为基础,以市场需要为导向,并以特定县之下的镇、乡、村各层次的经济元素间的互动为基本结构,通过人力资源、资金、物资、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交流互换,从而具有整体功能的经济系统。县域经济作为基础性的经济,也构成了县域发展的中心环节,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比较显着的成绩,但是当下的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创新力不足、发展不协调、资源能耗大、市场封闭等等一系列迫切的问题,严重阻碍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继承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进一步推进科学发展观在现实中的运用,使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在此背景下,开展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从中国县域经济发展这一命题切入,运用理论分析法、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等,阐明中国县域经济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功能和主要特征,分析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其突出问题,并立足于现实、把握好理论,针对突出问题提出发展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对策,以期全面认识当前中国县域经济及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索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和有效模式,进而为决策者制定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相关政策提供有益参考。首先,对县域经济的理论进行概述。界定了县域经济的基本概念;从不同角度划分了县域经济的类型;明确了中国县域经济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展现出了县域经济产业构成多样、经济体系开放、地域特色鲜明、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特征。在阐明基本概念、类型和特征的基础上,探索发现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实现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培育经济新增长极的重要途径,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途径。认识县域经济的作用、准确把握其特点是我们进一步了解我国县域经济的基础。其次,阐明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提出了现代西方发展理论,包括主体功能区理论、增长极理论、区域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不平衡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理清了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进程与脉络,从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的先后提出,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指明了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县域经济的发展要把新发展理念作为根本性的指导理论。再次,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大体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即新开始阶段（1978—1982年）、探究摸索阶段（1983—1991年）、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2年）、科学发展阶段（2003—2012年）、新发展阶段（十八大以来至今）。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概况进行了介绍,对整体状态、分布状况和基本情况进行了展示。对中国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即“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晋江模式”进行了实例分析;挖掘各个模式背后的成功经验与教训,继而得出我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中的经验启示。然后,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现状进行分析。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要素结构不断完善,县域经济有了明确定位。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创新力不足,体制机制不健全;发展不协调,贫富差距大;资源消耗大,发展难以持续;市场封闭,资金等要素不足;城乡分治,一体化进程缓慢。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我国先后又出现了“江阴模式”、“神木模式”、“双流模式”、“新晋江模式”等新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这些成功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意义其实并不仅仅在于促进了自身县域经济的发展,更重要在于它为中西部落后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某种借鉴。基于对新型模式进行梳理和总结,丰富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宝库,为县域经济的下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最后,文章基于理论、现状和问题的分析,通过对典型模式的总结,为了促进县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分别是:加快制度创新,深化机制体制改革;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民营经济和特色产业;响应国家战略,纳入国家区域发展布局;发展文教事业,提升县域软实力。以期在刚性的原则下做到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将新发展理念融入到县域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每一个维度,实现县域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蔡星星[10]（2017）在《传统社会关系网络与体制转轨过程中民营企业的制度安排 ——基于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新阶段,制度的创新与社会秩序的确立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难题。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基本确立,但是在制度转型的过程,由于外在制度的缺失,为了应对复杂的外部不确定性,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微观经济活动中,其生产经营有必要开启内在制度的模式。利用中国传统关系网络与市场关系网络相结合的模式,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营企业制度,促进中国经济在转型时期的稳定发展。论文首先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融合社会网络理论来探究中国社会关系网络与民营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特点,进而利用社会网络理论分析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的结构,探讨这种融资结构网络对温州金融稳定性的影响,从而说明中国传统关系网络的稳定功能。理论方面,为了说明中国传统关系网络的拓展模式,论文对传统“差序格局”理论进行了延伸,首次构造出中国私人与中国民营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三维立体模型。用以阐明传统关系网络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仁义礼智信”为指导原则的,从而可以突破血亲关系限制,实现人与人之间相处善道的关系网络系统。它是一个均衡的网络系统,在其内部可以实现“利我”与“利他”的统一,从而构建起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信任体系。企业成长理论认为转型时期,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在于对信任资源的整合,一旦信任关系得以建立,企业的关系网络便可以在市场中得到无限的延伸。因此,由传统关系网络参与民营企业生产经营的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现企业内部与外部信任的特殊路径。中国民营企业的关系网络包括企业家私人关系网络与企业自身的关系网络。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自身关系网络会超越企业家私人网络在企业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难以消除企业家私人关系网络对企业关系网络的影响。理论上,这种关系网络可以通过公司制改革,完全去除血亲关系的影响,但是,目前中国民营企业的现状是,并不是所有的民营企业都适用于公司制改革。因而,在转型时期企业关系网络运行机制表现为两个特征:一方面民营企业要努力延长企业家个人关系网络的范围和质量。另一方面则利用自身关系网络,在网络的非嵌入节点寻找关键客户,建立与其牢固的关系,将非嵌入型节点转变为嵌入型节点,从而消除转型时期不确定性因素对民营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这种组织制度安排实质是将血亲等关系融入到生产关系中,实现对信任资源的整合,从而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在实证方面,由于温州民营企业的融资关系网络普遍具有中国传统关系网络的特征,文章以温州民营企业的融资关系网络为例,借助抽样调查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三部分论述。从而验证以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为代表的传统关系网络具有稳定的网络结构。第一部分,主要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结合温州2010-2015的经济数据与温州121家企业高管人员的现场访谈与调研,发现温州民营企业关系网络的特点:（1）温州民营企业企业主拥有自己的圈子文化;（2）温州民营企业的关系网络具有灵活的伸缩能力,且血缘、地缘、业缘关系在关系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3）温州民营企业私人关系网络的扩张具有局限性,而且企业自身关系网络的扩展也受到企业主私人关系网络与血亲关系的束缚难以实现自由扩张。因此,温州民营企业的融资关系网络便具备了内外有别、远近亲疏、自我封闭的特性。第二部分,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PAJEK软件,结合温州上市公司及其合作伙伴（239）的数据进行测算,同时利用问卷调查进行个案分析与验证,阐释温州融资关系网络的风险防范功能。数据显示,温州民营企业的融资关系网络并不是积聚成块,而是存在大小不等的派系,具有结构性阻断风险传播的功能。温州民营企业擅长借助私人关系网络的行为,使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险防范机制:（1）私人关系网络的规模受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限制,借贷规模存在边界性;（2）网络成员间的信任程度依血亲关系的密切度因人而异,人际关系网络展现出小团体自我封闭的特性,同时也受到伦理道德的约束,形成网络的自我约束机制;（3）网络内的核心企业可以对网络风险提前干预,保证融资网络的安全。（4）网络内成员的合作关系以及核心企业事先干预的能力,可以形成对商业银行的保护屏障,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虽然部分风险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转移至银行,但是国有银行也可以凭借其庞大的资产与管理优势,最终化解风险,避免风险向社会的蔓延。从而决定了温州民营企业借贷风险传播的有限性以及融资关系网络结构的稳定性。第三部分,则是借助风险传染的动态理论模型与MATLAB软件对温州的融资网络结构进行仿真测度与分析,再次验证:（1）当网络内的企业发生个体风险时,网络的传染比率处于低位水平,融资关系网络的结构是稳定的。（2）“中心企业”在关系网络内具有重要的风险控制作用。因此在未发生全国性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温州民营企业以血缘亲缘关系为基础的融资关系网络的结构是稳健的。从而说明传统关系网络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外在因素对这种关系网络系统的干扰,在逐步完善外在制度的同时,文章提出了依托熟人网络建立互助制公司与依托“中心企业”熟人关系网络进行银行信贷担保的策略与主张,以及政府在转型过程中应当充当的角色等政策建议。
二、试论温州中小企业的文化变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温州中小企业的文化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1）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组织的功能及其实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外力推动下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组织迅速兴起 |
| 二、高等院校创业教育组织定位不清与行动低效 |
| 三、异质性视阈下高职创业教育组织的功能缺位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 |
| 一、创业教育 |
| 二、创业教育组织 |
| 三、功能及功能实现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意义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方法选择 |
| 一、研究目的 |
| 二、案例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分析框架设计与构建 |
| 一、经验功能主义理论及其分析范式 |
| 二、结构化理论之结构二重性原理 |
| 三、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与数据处理 |
| 一、研究对象的选择 |
| 二、数据收集与方法 |
| 三、数据分析与流程 |
| 第四节 研究技术路线 |
| 第三章 高职创业教育组织的客观功能 |
| 第一节 数据情况与编码过程 |
| 一、数据概述 |
| 二、三级编码过程 |
| 第二节 高职创业教育组织的客观功能阐释 |
| 一、决策实施功能:专人专事推动高职创业教育精细化发展 |
| 二、中介融通功能:打破高职专业教育和创业教育间的壁垒 |
| 三、类型强化功能:产教融合进程中技术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
| 四、文化聚散功能:促进高职院校创业文化认同和文化传承 |
| 第三节 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各功能的关系 |
| 一、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功能的综合表征 |
| 二、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功能的循环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功能的实现方式 |
| 第一节 数据分析过程 |
| 一、单案例分析 |
| 二、跨案例比较 |
| 第二节 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功能实现方式分析 |
| 一、组织变革:新建、转型与重构 |
| 二、融合策略选择:纽带牵引、另起炉灶、深度介入 |
| 三、适应性联结:移植与改造、淬炼与强化、嫁接与统整、转化与运用 |
| 四、树立标志:从“占有场域”到“质量取胜”,再到“文化认同” |
| 第三节 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功能实现方式间的关系 |
| 一、组织功能及其实现方式的对应关系 |
| 二、组织功能及其实现方式的层次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功能的实现机理 |
| 第一节 资源赋能机理:高职场域中的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协调 |
| 一、高职创业教育组织配置性资源供给 |
| 二、高职创业教育组织权威性资源供给 |
| 三、创业教育组织行为的资源驱动与引导作用 |
| 第二节 规则调适机理:合法性秩序与表意符码的双重作用 |
| 一、高职创业教育组织行为的合法性秩序 |
| 二、高职创业教育组织行为的表意符码 |
| 三、合法性秩序与表意符码对组织行为的双重作用 |
| 第三节 互动整合机理:组织同级之间及其与高职系统的作用关系 |
| 一、高职创业教育组织与同级组织间的互动整合 |
| 二、高职创业教育组织与高职系统间的互动整合 |
| 三、互动整合中组织的适应性行为与特色化选择 |
| 第四节 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功能实现机理的整合模型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功能实现的现实困境和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功能实现的行动逻辑 |
| 一、从“政府引导”向“外推内生”的协同动力机制过渡 |
| 二、组织在多元交互网络中的“功能定位”与“特色生成” |
| 三、从“组织化”到“去组织化”的创业教育理念融入过程 |
| 第二节 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功能实现的困境分析 |
| 一、内生动力不足阻碍组织持续行动和功能扩展 |
| 二、互动整合过程中的路径依赖与模仿趋同现象 |
| 三、组织边界造成多元协同藩篱与组织行为异化 |
| 第三节 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功能实现的优化路径 |
| 一、理念先行:强化技术创新创业为核心的高职创业教育研究 |
| 二、以点带面:加快软件建设带动高职创业教育组织有效行动 |
| 三、错位发展: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组织适应性提升与特色培育 |
| 四、多元联动:构建政校行企协同互动的生态系统与治理格局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访谈提纲(教师卷) |
| 附录 B:访谈提纲(学生卷)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2）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3）中国特色小镇功能分析 ——从中小企业提升与乡村振兴互动的角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研究及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重点 |
| 三、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框架 |
| 第三节 论文的创新与完善 |
| 一、论文的创新点 |
| 二、论文进一步完善 |
| 第二章 特色小镇、中小企业提升和乡村振兴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特色小镇研究综述 |
| 一、特色小镇的内涵 |
| 二、特色小镇发展的理论基础 |
| 三、特色小镇的功能定位 |
| 四、特色小镇的培育建设 |
| 第二节 中小企业升级研究综述 |
| 一、中小企业升级的概念 |
| 二、中小企业升级路径 |
| 三、中小企业升级的影响因素 |
| 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困难原因 |
| 第三节 乡村振兴研究进展 |
| 一、乡村振兴的内涵 |
| 二、乡村振兴路径研究 |
| 三、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体系 |
| 四、乡村振兴的难点、障碍及其关键 |
| 第四节 特色小镇、中小企业升级和乡村振兴相关研究简评 |
| 第三章 特色小镇、中小企业与乡村振兴三者契合互动的逻辑 |
| 第一节 三者互动关系所反映的现实发展困局 |
| 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发展与农村发展的脱节 |
| 二、中小企业亟需适宜发展平台加快转型提升 |
| 三、特色小镇建设的契合互动效应 |
| 第二节 三者契合互动的内在逻辑关系 |
| 一、乡村振兴是三者互动关系的中心目标 |
| 二、特色小镇是三者互动关系的中枢平台 |
| 三、中小企业提升:三者互动关系的动力因素及其契合 |
| 第三节 三者互动关系的理论解释 |
| 一、三者互动的目标是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
| 二、特色小镇建设:打造乡村振兴增长极 |
| 三、中小企业转型提升:企业集聚理论的应用 |
| 第四节 乡村振兴战略中特色小镇的功能指向 |
| 一、农村全面对接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平台 |
| 二、植入现代产业,对接中小企业,打造现代经济体系 |
| 三、融入现代经济体系,挖掘乡村存量资源的现代价值 |
| 四、特色小镇建设将成为我国乡村发展的样板 |
| 五、特色小镇引发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性完善的紧迫需求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小镇提升中小企业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困境 |
| 一、目前中小企业总体发展状况 |
| 二、中小企业发展困境的表现 |
| 三、中小企业发展困境的原因 |
| 第二节 特色小镇提升中小企业的优势体现 |
| 一、更具针对性的综合服务优势 |
| 二、凸显产业链集聚的加速提升优势 |
| 三、比较城市地区的综合成本优势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小镇提升中小企业的特色功能 |
| 一、特色小镇:特色产业和特色资源孵化平台 |
| 二、特色产业:专业性中小企业竞争性的集聚 |
| 三、集聚效应:中小企业提升加速器 |
| 第四节 中国特色小镇提升中小企业的作用机制 |
| 一、集聚效应:特色小镇加速器的核心功能 |
| 二、集聚产生的规模效应 |
| 三、集聚产生的协作效应 |
| 四、集聚产生的学习效应 |
| 五、集聚产生的品牌效应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小镇推动乡村振兴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乡村振兴的阶段性要点及理论解释 |
| 一、当前中国乡村衰落主要表现及原因 |
| 二、乡村振兴的内涵与理论解释 |
| 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径探讨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小镇推动振兴乡村的功能 |
| 一、增长极:中国特色小镇推动振兴乡村的核心功能 |
| 二、中国特色小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三大支撑功能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小镇振兴乡村的促进机制 |
| 一、资源要素集聚机制 |
| 二、现代发展动力机制 |
| 三、协调统筹融合机制 |
| 第四节 简要小结 |
| 第六章 大唐袜艺小镇:产业集聚转型提升的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大唐袜艺小镇的发展演进 |
| 一、大唐镇基本概况 |
| 二、大唐袜艺小镇的产业演进过程 |
| 三、大唐袜艺小镇的空间演进过程 |
| 第二节 大唐袜业小镇发展效应分析 |
| 一、特色产业:集聚与集约效应 |
| 二、乡村振兴:综合带动效应 |
| 三、本地及周边地区现代化发展:带动效应 |
| 第三节 简要总结与借鉴 |
| 一、特色小镇的区位与资源特色 |
| 二、特色小镇的特色产业培育 |
| 三、特色小镇的产业与文化融合 |
| 四、特色小镇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协作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一、中国特色小镇发展与中小企业提升和乡村振兴三者有效互动契合 |
| 二、中国特色小镇的适宜环境将加速中小企业提升 |
| 三、中国特色小镇促进乡村振兴的功能机制 |
| 第二节 剖析特色小镇发展典型案例的启示 |
| 一、发挥优势,注重服务 |
| 二、搭建平台,强化融合 |
| 三、有机契合,互促共进 |
| 第三节 相关政策建议 |
| 一、在特色小镇的遴选与培育方面:产业产品特色是第一选择 |
| 二、在特色小镇的产业培育方面:专业化合作是主要方向 |
| 三、在特色小镇服务中小企业方面:适宜综合环境是重要考虑 |
| 四、在特色小镇促进乡村振兴方面:制定乡村全面发展规划是重要保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4）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依据 |
| 1.2.1 理论依据 |
| 1.2.2 现实依据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近代奶业史的研究 |
| 1.3.2 近代农业企业史的研究 |
| 1.4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生生牧场的创办与生产经营的展开(1929-1933年) |
| 2.1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背景 |
| 2.1.1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个人际遇 |
| 2.1.2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政策背景 |
| 2.1.3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行业时机 |
| 2.2 生生牧场的创办 |
| 2.2.1 奶牛的采购及其生产管理 |
| 2.2.2 土地的租赁 |
| 2.2.3 员工的招聘 |
| 2.2.4 生产设备的买入 |
| 2.3 沈鹏程时期生生牧场生产经营的展开 |
| 2.3.1 文化濡化:形塑消费者饮食习惯的企业经营方法 |
| 2.3.2 横向拓展:以奶妈为竞争者定位的企业经营策略 |
| 2.3.3 纵向连合:与三友实业社合作的企业经营模式 |
| 第三章 生生牧场的迅速发展与销售规模的扩大(1933-1940年) |
| 3.1 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的经过 |
| 3.1.1 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与沈九成出走三友实业社 |
| 3.1.2 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 |
| 3.2 从单一鲜奶到全面化战略:生生牧场产品结构的调整 |
| 3.2.1 牛奶 |
| 3.2.2 冰淇淋 |
| 3.2.3 奶油 |
| 3.2.4 其他乳制品 |
| 3.3 生生牧场的销售模式 |
| 3.3.1 订户模式 |
| 3.3.2 专卖店模式 |
| 3.3.3 杂货店模式 |
| 3.3.4 交易会模式 |
| 3.4 生生牧场的销售策略 |
| 3.4.1 药品、食品、饮品:产品的物质功能定位 |
| 3.4.2 “国货”:产品的政治功能定位 |
| 3.4.3 营养与健康:产品的社会功能定位 |
| 3.4.4 早餐与现代性:产品的生活方式功能定位 |
| 3.5 生生牧场迅速发展的原因 |
| 3.5.1 沈九成与穆藕初交往考证 |
| 3.5.2 沈九成的经营经验与企业家才能的展现 |
| 第四章 生生牧场销售战略的调整与等级结构的嵌入(1940-1946年) |
| 4.1 沈九成被绑案与沈万灵接手生生牧场 |
| 4.2 生生牧场生产等级的提升 |
| 4.2.1 上海市乳业等级制度的建立 |
| 4.2.2 生生牧场的质量控制与等级提升 |
| 4.3 生生牧场消费等级的嵌入 |
| 4.3.1 近代上海的社会分层与牛奶的品牌选择 |
| 4.3.2 生生牧场消费人群的社会结构 |
| 4.3.3 日伪时期生生牧场销售对象的上移 |
| 第五章 生生牧场的衰退与政治权力的介入(1946-1949年) |
| 5.1 中国国民党接收生生牧场的经过 |
| 5.2 中央信托局与生生牧场的衰退 |
| 5.2.1 中央信托局接收生生牧场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 |
| 5.2.2 中央信托局管理上海生生牧场时期的衰退 |
| 第六章 结论 |
| 附录 :沈九成父子年谱初编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5）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原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结构安排 |
| 1.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关于企业家理论的文献综述 |
| 2.1 企业家的内涵、素质、职能 |
| 2.2 企业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2.3 企业家产生的影响因素 |
| 2.3.1 与企业家自身特质相关的影响因素 |
| 2.3.2 与企业家外部环境相关的影响因素 |
| 2.4 研究述评 |
| 第3章 企业家群体的时间分布特征研究 |
| 3.1 国外历史上的企业家群体 |
| 3.1.1 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家群体 |
| 3.1.2 “一战”前的企业家群体 |
| 3.1.3 “二战”后的企业家群体 |
| 3.2 中国历史上的企业家群体 |
| 3.2.1 明清时期的企业家群体 |
| 3.2.2 辛亥革命后的企业家群体 |
| 3.2.3 改革开放后的企业家群体 |
| 3.3 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间非连续性及原因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群体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
| 4.1 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时期的德国、日本与中国 |
| 4.2 改革开放以来的温州、台州与芜湖 |
| 4.3 企业家群体空间分布的非均匀性及原因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行为选择模型的企业家个体及群体形成机理 |
| 5.1 企业家行为理论 |
| 5.1.1 企业家行为选择相关文献 |
| 5.1.2 不确定性与企业家行为 |
| 5.1.3 互联网、信息供给与企业家行为 |
| 5.2 个体企业家创业行为选择模型 |
| 5.2.1 企业家捕捉市场机会过程 |
| 5.2.2 企业家实现市场机会过程 |
| 5.2.3 验证企业家创业行为选择模型的案例分析 |
| 5.3 企业家群体形成的路径分析:创新——模仿过程 |
| 5.3.1 领头企业家的创新及示范效应 |
| 5.3.2 潜在企业家的模仿及扩散效应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企业家群体形成原因的实证检验 |
| 6.1 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 |
| 6.1.1 理论分析 |
| 6.1.2 模型构建 |
| 6.2 指标选取和变量描述 |
| 6.2.1 指标选取 |
| 6.2.2 变量描述 |
| 6.3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 6.3.1 模型设定 |
| 6.3.2 平稳性单位根检验 |
| 6.3.3 协整检验 |
| 6.3.4 误差修正模型VECM检验 |
| 6.4 结论与政策含义 |
| 第7章 中国企业家群体形成原因的空间计量分析——基于区域市场环境的视角 |
| 7.1 空间计量方法简述 |
| 7.1.1 空间相关性与异质性 |
| 7.1.2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 |
| 7.1.3 空间相关性的测度 |
| 7.1.4 空间计量模型的种类 |
| 7.2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相关性 |
| 7.2.1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总体特征 |
| 7.2.2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格局 |
| 7.2.3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相关性 |
| 7.3 我国企业家群体分布的空间效应计量 |
| 7.3.1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
| 7.3.2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7.3.3 计量结果分析 |
| 7.4 结论和政策意义 |
| 第8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理论基础 |
| 一、金融监管的公权力属性 |
| 二、金融监管的正当性理论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的多元与多重 |
| 一、金融监管权主体的多元化 |
| 二、金融监管对象的全覆盖 |
| 三、金融监管内容的系统化 |
| 第三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结构化”性质 |
| 一、国家权力的央地配置 |
| 二、“结构化”视角下的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 |
| 第四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 |
| 一、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根本动因 |
| 二、地方政府金融发展的竞争需要是直接动因 |
| 三、维护金融安全是终极动因 |
| 四、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重要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变迁和现状 |
| 第一节 中央金融监管权模式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9:中央银行“大一统”时代 |
| 二、1979-1992: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与地方监督保障 |
| 三、1992-2003:分业监管与地方干预 |
| 四、2003-至今:分业监管与金融监管协调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历史考察 |
| 一、1949 年以来我国权力央地关系的发展 |
| 二、我国金融监管央地关系的变迁 |
| 第三节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现状分析 |
| 一、中央金融监管权配置现实 |
| 二、金融监管权集中配置于中央的弊端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现实 |
| 四、央地双层监管的显着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困境 |
| 第一节 地方金融监管的多重困境 |
| 一、应对传统金融的困境 |
| 二、地方金融监管法律依据普遍缺失 |
| 三、地方监管机构定位不清 |
| 四、应对互联网金融冲击的困境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合法性危机 |
| 一、金融立法现状 |
| 二、现行金融立法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监管央地配置域外模式借鉴 |
| 第一节 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 |
| 一、美国的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二、加拿大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三、美国、加拿大分权型多层监管体制特征 |
| 第二节 集中型单层监管模式 |
| 一、英国金融监管权集权型单层配置模式 |
| 二、德国依托地方银行的地方监管模式 |
| 三、日本中央政府部门行政授权地方监管模式 |
| 四、欧盟合作性金融监管模式 |
| 五、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单层监管模式的特征 |
| 第三节 域外金融监管的比较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域外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 |
| 二、监管权力央地配置模式的决定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制度建构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宏观设计 |
| 一、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价值取向 |
| 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配置目标 |
| 三、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主要原则 |
| 第二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法治化路径 |
| 一、通过法律制度配置监管权力 |
| 二、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的作用 |
| 第三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主体配置 |
| 一、监管机构配置的基本原则 |
| 二、中央指导下的地方统筹监管模式 |
| 第四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内容配置 |
| 一、厘清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二、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内容 |
| 第五节 配套制度设计 |
| 一、中央从严格分业走向行业统筹 |
| 二、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关系 |
| 三、创造地方金融监管权实现的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 本文主要创新之处和不足 |
| 第2章 制度、技术创新和产业演化相关理论综述 |
| 2.1 制度的一般理论 |
| 2.1.1 制度的基本概念 |
| 2.1.2 制度的分类 |
| 2.1.3 制度的功能 |
| 2.1.4 制度变迁 |
| 2.2 技术创新一般理论 |
| 2.2.1 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关系 |
| 2.2.2 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关系 |
| 2.2.3 技术创新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关系 |
| 2.2.4 技术创新与公共政策 |
| 2.2.5 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的关系 |
| 2.3 产业演化一般理论 |
| 2.3.1 演化经济学的起源 |
| 2.3.2 现代演化经济学 |
| 2.3.3 协同演化 |
| 第3章 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之间的协同演化分析 |
| 3.1 地方政府引致制度变迁分析 |
| 3.1.1 地方政府竞争理论 |
| 3.1.2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竞争模式演化 |
| 3.1.3 地方政府竞争和制度变迁 |
| 3.1.4 地方政府竞争的有效形式是制度质量的竞争 |
| 3.2 技术创新影响因素分析 |
| 3.2.1 技术创新系统内部因素分析 |
| 3.2.2 技术创新系统外部因素分析 |
| 3.3 产业演化生命周期和产业演化机制分析 |
| 3.3.1 产业演化生命周期 |
| 3.3.2 产业演化机制 |
| 3.4 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分析 |
| 3.4.1 制度与技术创新的协同演化 |
| 3.4.2 技术创新与产业的协同演化 |
| 3.4.3 制度与产业的协同演化 |
| 第4章 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概念模型及仿真 |
| 4.1 现代演化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支持 |
| 4.1.1 自组织理论 |
| 4.1.2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
| 4.2 产业演化基本模型 |
| 4.2.1 NW模型 |
| 4.2.2 WKD模型 |
| 4.2.3 历史友好模型 |
| 4.3 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概念模型 |
| 4.3.1 产业环境主体的行为分析 |
| 4.3.2 企业主体的行为分析 |
| 4.4 模拟模型仿真 |
| 4.4.1 模拟平台MATLAB简介 |
| 4.4.2 模拟程序流程框架 |
| 4.4.3 模拟参数设置 |
| 4.4.4 模拟实验与仿真结果分析 |
| 第5章 案例分析：温州电气产业的演化 |
| 5.1 温州电气产业的发展历程 |
| 5.1.1 第一阶段(20 世纪70 年代)：萌芽阶段 |
| 5.1.2 第二阶段(20 世纪80 年代初－90 年代初)：初创阶段 |
| 5.1.3 第三阶段(20 世纪90 年代初－本世纪初)：成长阶段 |
| 5.1.4 第四阶段(本世纪初至今)：转型发展阶段 |
| 5.2 温州电气产业协同演化分析 |
| 5.2.1 制度供给与温州电气产业发展 |
| 5.2.2 技术创新与温州电气产业发展 |
| 5.2.3 制度、技术创新与电气产业协同发展的分析 |
| 5.2.4 计量分析 |
| 第6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简要政策建议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模型仿真程序代码 |
| 致谢 |
（8）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民营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与政策建议 |
| 四、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问题与对策建议 |
| 五、评析 |
| 第三节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视角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第五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的创新点 |
| 二、本文的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概念厘清 |
| 一、民营经济的概念与范围界定 |
| 二、民营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私有经济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 |
|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 |
| 二、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体系 |
| 一、制度与制度变迁 |
| 二、制度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
| 三、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体系 |
| 第三章 民营经济发展历程与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 |
| 一、民营经济的重生和形成阶段(1978-1988) |
| 二、民营经济的徘徊发展阶段(1989-1991) |
| 三、民营经济的稳定发展阶段(1992-2001) |
| 四、民营经济的巩固提升阶段(2002-2007) |
| 五、民营经济的冲击和成长阶段(2008-2012) |
| 六、民营经济的转型升级阶段和前景展望(2013 至今) |
| 七、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 |
| 一、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
| 二、民营经济发展正式制度的变迁与现状 |
| 三、民营经济发展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与现状 |
| 四、民营经济发展制度变迁的方式 |
| 第四章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制度障碍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困境 |
| 一、整体创新力和竞争力不高 |
| 二、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整体不高 |
| 三、市场竞争环境不够公平安全 |
| 四、税费社保负担过重、融资难融资贵 |
| 五、经营管理观念和机制不科学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式制度及其实施机制障碍 |
| 一、现代产权制度不健全 |
| 二、市场准入和市场竞争制度不公平 |
| 三、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不畅 |
| 四、财税金融制度不合理 |
| 五、创新激励的体制机制不完善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障碍 |
| 一、意识形态方面的制度障碍 |
| 二、社会认知偏见障碍 |
| 三、企业家精神激发与保护不够 |
| 第五章 基于安徽某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案例概述 |
| 一、案例的选取及理由 |
| 二、数据来源 |
| 三、发展历史概述 |
| 四、局限性 |
| 第二节 案例公司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困境分析 |
| 一、阻碍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内部因素 |
| 二、阻碍公司在高质量发展的外部因素 |
| 第三节 公司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正式制度障碍 |
| 一、影响公司高质量发展中的市场准入障碍 |
| 二、影响公司高质量发展中的产权问题 |
| 三、影响公司高质量发展的税收制度 |
| 四、影响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金融制度 |
| 第四节 公司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非正式制度障碍 |
| 一、社会认知偏见对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
| 二、企业家精神的弘扬对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度创新的建议 |
| 第一节 国际经验借鉴 |
| 一、产权制度创新的国际经验 |
| 二、市场准入和公平市场竞争制度创新的国际经验 |
| 三、财税制度创新的国际经验 |
| 四、金融制度创新的国际经验 |
| 五、创新激励制度的国际经验 |
| 六、激发保护企业家精神的国际经验 |
| 第二节 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正式制度创新的建议 |
| 一、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 |
| 二、建立健全公平宽松的市场准入与市场竞争制度 |
| 三、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 |
| 四、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 |
| 五、完善创新激励的体制机制 |
| 第三节 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建议 |
| 一、形成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意识形态 |
| 二、尽快消除社会认知歧视与偏见 |
| 三、激发保护和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和研究成果 |
（9）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县域经济的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县域经济的概念和类型 |
| 一、县域经济的概念 |
| 二、县域经济的基本类型 |
| 三、中国县域经济的内涵 |
| 第二节 中国县域经济的主要特征 |
| 一、产业构成的多样性 |
| 二、经济体系的开放性 |
| 三、鲜明的地域特色性 |
| 四、发展的不平衡性 |
| 第三节 发展中国县域经济的作用 |
| 一、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
| 二、发展县域经济是实现区域合作发展的重要基础 |
| 三、发展县域经济是培育经济新增长极的重要路径 |
| 四、发展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 |
| 五、发展县域经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途径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现代西方发展理论 |
| 一、主体功能区理论 |
| 二、增长极理论 |
| 三、区域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 |
| 四、不平衡发展理论 |
| 五、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 |
| 一、邓小平发展理论 |
|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
| 三、科学发展观 |
| 四、新发展理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考察与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实例分析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历程 |
| 一、1978—1982年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开始阶段 |
| 二、1983—1991年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探究摸索阶段 |
| 三、1992—2002年是中国县域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
| 四、2003—2012年是中国县域经济步入科学发展阶段 |
| 五、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中国县域经济迈入新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概况 |
| 一、中国县域整体状态及分布状况 |
| 二、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 |
| 第三节 中国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实例分析及其启示 |
| 一、中国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实例分析 |
| 二、中国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经验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就 |
| 一、东部地区发展成效显着,中、西部地区蓬勃发展 |
| 二、要素结构得到不断完善,部分县域经济发展迅速 |
| 三、充分利用地区中的资源,县域经济有了明确定位 |
| 第二节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
| 一、创新力不足,体制机制不健全 |
| 二、发展不协调,贫富差距大 |
| 三、资源消耗大,发展难以持续 |
| 四、市场封闭,资金等要素不足 |
| 五、城乡分治,一体化进程缓慢 |
| 第三节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型模式及经验启示 |
| 一、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型模式实例分析 |
| 三、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新型模式的经验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加快制度创新,深化机制体制改革 |
| 一、加快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
| 二、完善土地经营制度 |
| 三、深化县域金融制度改革 |
| 四、落实“直管县”体制改革 |
| 五、深化市县行政体制改革 |
| 第二节 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
| 一、发展农业机械化 |
| 二、建设农业科技园区 |
| 三、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 |
| 四、农业产业合作化组织建设 |
| 第三节 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
| 一、树立“新型”理念 |
| 二、转变政府职能 |
| 三、推动城乡一体化 |
| 第四节 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民营经济和特色产业 |
| 一、助推工业化发展 |
| 二、推动县域服务业 |
| 三、壮大民营经济 |
| 四、打造特色品牌 |
| 第五节 响应国家战略,纳入国家区域发展布局 |
| 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
| 二、精准扶贫战略 |
| 三、建设生态宜居城市 |
| 第六节 发展文教事业,提升县域软实力 |
| 一、人才强县战略 |
| 二、提升文化软实力 |
| 三、注重宣传推广 |
| 四、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表1 全国行政区划(2015年底) |
| 附表2 2014年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100强排名 |
| 附表3 2016年中国县域经济百强榜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传统社会关系网络与体制转轨过程中民营企业的制度安排 ——基于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
| 导论 1.1 |
|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1.2 |
|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3 |
| 可能的创新点 第2章 |
| 文献综述 2.1 |
| 关于“关系”的理论研究综述 2.2 |
| 社会关系网络研究的理论综述 2.3 |
| 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研究的经济学价值 第3章 |
| 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网络的结构研究 3.1 |
| 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网络的结构 3.2 |
| 传统人际关系网络与市场经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3.3 |
| 研究小结 第4章 |
| 中国民营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以温州民营企业的融资关系网络为例 4.1 |
| 中国民营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研究分析 4.2 |
| 温州民营企业关系网络与融资关系网络的状况 4.3 |
| 研究小结 第5章 |
| 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的结构以及风险防范机制的分析 5.1 |
|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简介 5.2 |
| 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的结构以及风险防范机制的分析 5.3 |
| 案例分析 5.4 |
| 研究小结 第6章 |
| 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结构的风险传染效应 6.1 |
| 风险传染的动态理论模型 6.2 |
| 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的风险传染仿真模型 6.3 |
| 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的风险传染效应分析 6.4 |
| 案例分析 6.5 |
| 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的局部脆弱性及其解释 6.6 |
| 研究小结 第7章 |
| 结论、政策建议、局限性以及未来研究的方向 7.1 |
| 结论 7.2 |
| 政策建议 7.3 |
| 研究的局限性 7.4 |
| 未来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附录1 附录2 附录3 附录4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情况 致谢 |
四、试论温州中小企业的文化变革（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组织的功能及其实现研究[D]. 张慧. 天津大学, 2020(01)
- [2]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3]中国特色小镇功能分析 ——从中小企业提升与乡村振兴互动的角度[D]. 王天宇.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4]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D]. 刘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5]企业家群体形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原因研究[D]. 赵静.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2)
- [6]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D]. 李其成.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7]制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演化研究[D]. 赵晓奔.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1)
- [8]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D]. 王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9(09)
- [9]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究[D]. 李彦博. 武汉大学, 2017(06)
- [10]传统社会关系网络与体制转轨过程中民营企业的制度安排 ——基于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的分析[D]. 蔡星星. 厦门大学, 20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