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科技管理史系成立

一、我校科学史与科技管理系成立（论文文献综述）

高晔^[1]（2020）在《互联网时代课程知识的传播机制研究 ——以内蒙古师范大学为个案》文中认为本文紧密围绕课程知识传播这一研究对象,本文所指的课程知识是指纳入课程中教师所教、学生所学的知识,是课程论探讨的对象。以教育学、传播学相关理论为依据,针对互联网时代课程知识传播的运用状况,并根据互联网时代课程知识传播的发展趋势,系统化地提出了互联网时代课程知识的传播机制。全文主要包括以下六部分:引言部分介绍了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简要介绍互联网时代加强课程知识传播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其次,系统回顾和梳理了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与课程知识传播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作出关于国内外研究的述评。最后,阐述了本研究的基本思路、主要方法和主要内容,从而为开展课程知识的传播机制研究铺垫了扎实的研究基础。一是关于互联网时代的课程知识传播类型的分析。论文的课程知识是课程论的探讨对象,课程知识的传播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以促进学习者发展为目的的学习活动。通过分析互联网与社会、互联网对课程知识的影响,提出互联网时代课程知识的传播影响主要有:互联网促进课程知识的共享,同时课程知识传播的方式更加的多元。二是探究互联网时代课程知识传播的发展过程。论文以内蒙古师范大学作为个案考察互联网时代课程知识的传播过程及影响。互联网时代的课程知识人际传播,诸如学生通过电子邮件、QQ、微信等即时通讯与老师或学生交流课程知识的相关问题可以极高地提高人的工作效率。课程知识的组织传播是以组织为单位的有纪律规范和组织保障实施的传播,其影响是组织内成员可以更好地共享课程知识。课程知识的大众传播如慕课等平台创新了传统的教学方式,有利于课程知识更好的走向共享。三是阐述了互联网时代课程知识传播的运用现状。梳理内蒙古师范大学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内蒙古师范大学的现实环境,得出在互联网时代引领下,内蒙古师范大学不断深化转型发展理念,不断鼓励各类新媒介融入学生的学习生活中。课程知识的人际传播（微信、电子邮件）课程知识的组织传播（学校官方网站、电子资源数据库）与课程知识的大众传播（网络课程、微博等）日渐成为学生获取课程知识的新型手段。四是分析课程知识的传播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发展存在的问题。即从互联网时代课程知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这三种类型的课程知识传播的方式存在的问题。得出课程知识的人际传播中获取动力不足;课程知识的组织传播的利用率低,不益于课程知识的共享;课程知识的大众传播存在互动性不足以及学习效果甚微等诸多问题。五是提出互联网时代课程知识传播的应对策略。主要结合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新趋势,指出要想完善课程知识传播机制与解决课程知识传播过程存在的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在学校层面,应该积极推行教师媒介素养教育的培训;还应该对学生展开培训,设置媒介素养课程。在教师层面,教师应注重学习资源的开发和积累,培养自己与学生通过互联网等新型手段交流课程知识的路径方法。在学生层面,应该引导与监督学生学会利用各类移动终端来获取课程知识。通过提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法,让课程知识得以实现更好的传播以及为其他学校课程知识传播的发展、为我国课程理论的发展贡献力量。

郭书剑^[2]（2020）在《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文中认为当前中国大学人才竞争的主要对象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强势群体亦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作为政府与大学协作的产物,制度化学术精英因拥有经官方认证的学术权威与学术声誉而受到大学的强烈推崇与热烈追求。大学围绕制度化学术精英而展开的人才竞争直接刺激并引发学术精英的流动。某种意义上,制度化精英主义愈兴盛则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而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则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愈频繁。1999年以来,中国大学学术精英在不同地区、不同省市的不同层次大学间进行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大学学术精英在全国的分布格局随各地、各校人才竞争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总体上,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散中有聚”“聚中有散”;以跨域流动为主,但同域流动现象亦值得关注;众多普通院校和地方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具活力的机制、更富成效的举措在学术精英竞争中“异军突起”,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成了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新局面。中国地方政府人才竞争的背后是为经济增长而竞争,更是为政治晋升而竞争。为赢得政治锦标赛,地方政府所出台的人才政策对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具有较强的激发性、引导性与支持性。因地制宜制定人才政策,与时俱进变革人才政策,是地方政府维持人才竞争力、保持人才竞争优势的必要之举。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大学重点建设的逻辑是竞争博弈,而竞争博弈的载体则是学术锦标赛。在市场化大学排名与行政化学科评估的驱动下,中国大学着重以学术管理资本主义的方式吸引海内外学术精英,以不断争取国家的政策关照与政府的重点支持。大学人才竞争所促成的流动,对学术精英学术发展的影响,既有特殊性也存共通性。大部分学术精英流动后的学术生产力、学术影响力和学术竞争力得到提高。这一方面是由于流动对知识生产与创新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则与学术锦标赛密切相关,其不仅驱动大学支持学术精英发展学术,还驱动大学要求学术精英发展学术。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是一个复杂现象。由于学术精英吸收能力的异质性与学术精英竞争优势的可转移性,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对大学发展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可以明确的是,学术精英流入对大学学科发展的积极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学术精英流出对大学学科发展的消极影响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基于此,学术精英流动不应成为大学间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更不应诱致大学间针锋相对的“人才战争”。在面向世界、追求卓越的发展战略下,需要正确理解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以历史的、发展的、全球的眼光认识和体察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所具有的阶段性、特殊性和一般性。这对中国大学全面深刻地了解自己,实事求是地制定科学合理的“双一流”建设目标、采取正确有效的学术精英队伍建设策略至关重要。

陆颖^[3]（2019）在《理工类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以南京工业大学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人文社会科学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总称,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同时也是一种价值体系,是对人类世界观、价值观的总论。20世纪90年代高等院校合并,理工类高校纷纷建立人文社会科学相应学科和专业,设立人文社会科学处,以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学为目标而努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指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工类高校发展人文社会科学,能够切实加强学校教育实力和科研水平,培养具备具有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综合型人才。但我国理工类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弱,发展时间短暂,目前只有少数高校取得显着成效,理工类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整体水平还不高,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仍然任重道远。因此我国理工类高校迫切需要推行科学有效的对策,加强人文社会科学建设,使得校内人文社会科学持续发展和创新发展。本次研究主要采用了文献法和案例研究法。以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为理论依据,探索理工类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背景、发展意义以及国内外学者有关理工类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建设及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对比分析和数据分析,从学校实施的相关管理政策、校内学院分布、教师学历分布及学校科研基地、人文社科科研项目、人文社会学科科研人员主要成果等情况着手,寻找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学校重视程度不够,生源吸引力度不强,社科发展时间不久,科研成果质量不高,人文文化氛围不浓,团队合作力度不足等。本论文的参考对象是国内外几所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时间悠久,人文社会科学已有一定规模体系的理工类高校。总结这些高校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路径和方法,挖掘他们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实践经验,为我国大部分理工类高校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提供借鉴和参考价值。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思考,提出着力引进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带头人、设置新兴特色交叉学科、建设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群,营造校园人文文化氛围、建设人文社会科学类实验室、搭建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平台等切实可行的对策,以促进理工类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董国豪^[4]（2017）在《普赖斯学术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普赖斯是20世纪着名的科学史家、科学学家、科学计量学家,也是有多学科贡献和影响的学者。此前已有学者关注到普赖斯的学术思想和价值,并主要从科学计量学视角入手分析,但由于资料欠缺尚未出现较为全面的综合研究。本文以新获得的普赖斯档案文献为基础,通过文献调查法、定量分析法等手段,从多个方面展开研究,力图完整展现普赖斯的学术思想和价值。通过梳理普赖斯的生平和学术经历,了解了他如何走上学术之路,以及如何从金属物理研究领域转向科学史（科学仪器）、科学学和科学政策研究。通过文献解读,将普赖斯的学术生涯划分为数学和物理、科学仪器研究、科学史定量研究、科学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政策研究等六个主题,以及科学史思想萌芽期、科学史方法研究主导期、科学史应用研究拓展期等三个时期。论文对普赖斯的科学技术观进行初步分析,认为其核心是对科学和技术本质特征的总体把握,主线是对科学与技术相互关系的思考,价值规范包括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等方面。论文探讨了普赖斯科学史定量研究的形成之路:普赖斯从科学增长指数规律起步,继承并发展了基于历史统计的科学史定量研究方法,形成了 "普赖斯三定律";利用"科学引文索引"探秘科学知识的网络结构,开启了科学计量学引文分析主流方向。普赖斯在定量研究之外,还经常使用历史案例分析等人文研究方法;通过"互育",普赖斯将物理学思想和方法应用于科学史研究,踏上了科学史定量研究的坦途;物理学出身的这段经历是普赖斯"互育"思想形成的关键。论文还研究了普赖斯和中国学界的渊源。早在1956年,普赖斯与竺可桢等中国科学史家们首次直面交流,但此后因联系中断等原因而影响甚微;改革开放前夕,普赖斯经由钱学森和中国同行建立了通信联系,其本人亦在国内科学学和科学计量学界获得了较高声誉;普赖斯一生未曾来到中国,他的学术思想主要通过作品译介等方式在国内传播并被选择性接受。最后,论文探讨了普赖斯与贝尔纳、默顿研究科学的不同出发点和走向,讨论了科学史定量研究的思想基础、有关争议和未来发展,关注了影响因子的是与非,并透过普赖斯的学术实践反思科学技术史学科发展。

刘小燕^[5]（2016）在《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科技期刊的变迁与发展》文中指出采用数据统计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科学传播学的视角全面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高等学校主办的1 276种科技期刊创、复刊的发展历程。依据创、复刊数量规模的波动,将其发展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夕的复苏期（1977-1978）、改革开放初期的的第一次规模扩张期（1979—1988）、规模稳定期（1989—1999）、新世纪的跨越发展与精品期刊战略引领期（2000—2013）等4个阶段,并选择每一发展阶段的代表性期刊或不同类型期刊,勾绘其科学史册、科技学科支撑、学术育人和科技文化传承等四大功能进化的轨迹,并从其学科分布、地域分布、办刊宗旨,以及网络传播和信息化建设所致传播方式、编辑出版形态和管理模式的变化入手,考察其演变规律。在演化发展所经历的改革开放和21世纪两个重要节点,高校科技期刊从传统出版的规模扩张到新世纪数字出版转型的节点上到底出现了哪些矛盾以及如何解决,并就此提出应对策略。研究结果表明：（一）改革开放以来新创办的高校科技期刊集中在医学（407种）、综合性自然科学（310种）、工程技术（254种）和农学（103种）这四大类型,占到总量的84.2%,与改革开放时期关注民族医疗卫生事业、成套进口工程技术设备、重视基础自然科学研究和以农为治国之本的国策大致吻合,创复刊地域集中分布在京、鄂、苏、沪、陕等五大高等教育基地,在时间特征上以1979—1988年间为创刊高潮,并形成了高校科技期刊规模扩张的顶峰,“211”“985”高校期刊渐成办刊主力,同时1978年在东部沿海沿江一带开始出现英文期刊,达到71种,显现出国际学术大融合的新趋势；（二）《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浙江大学学报》中英文版、《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复旦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等7所高校发表了263名两院院士的3340篇科技论文,在1978年—20世纪80年代末引入以SCI为导向的科技评价体系之前发文数量最多,占到32.7%。其中发文人数占7校369名两院院士总数的71.3%。这显示了评价体系引入前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自然状态,显示了与其优势学科高度契合的现象,从7所大学获选院士前发文数多于获选院士后发文的比较,也凸显了高校学报学术育人和学科孕育的独特作用；（三）在20世纪80年代末引入以SCI为导向的科技评价体系之后,很多着名高校逐渐推出“千篇工程”以及制定一系列奖励措施鼓励追求SCI论文数量,甚至泛化至科技期刊评价、学位点评估、研究生毕业、教师职称评定、高校排名、院士评选、千人计划、国家基金评审、国家奖励等越来越多的领域,最终使其收录中国科技论文的总篇数由1987年的4880篇递增至2014年的26.35万篇,所占的世界份额从0.73%上升到14.9%,并连续6年位居世界第二位,其中高校的贡献率达到80%以上,表明以SCI为主导的科学评价体系对高校产生的深刻影响远高于其他事业单位,而承受的最大代价之一就是高校科技期刊大量一流论文的外流。（四）自2009年由教育部科技司主导实施的中国高校精品·优秀·特色期刊评比,试图彰显这个特殊群体,以精品期刊建设引领高校科技期刊走出SCI的阴影,而实际上再陷其窠臼,评选伊始被SCI收录期刊的自动进入精品,门槛也渐趋增高,并越来越看重SCI,但它显然是一种有效的和有意义的矫正,985和211高校所办期刊始终占有精品期刊的绝大多数,连续3次以上获奖的占到62%,说明以高校精品科技期刊为代表的高校科技期刊群具有相对稳定性,并引领了中国高校科技期刊发展的新趋势。（五）进入21世纪之后,网络传播彻底颠覆了纸质传媒的传统地位成为传播主渠道,基于中国知网的《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网络传播分析表明,21世纪的网络传播是纸媒传播（以邮发订阅5000册为最高发行量）增量的数千倍,而网络传播本身亦逐年增长,2005—2009年下载量从103502次迅速上升至272428次,递增了2.7倍,2010年以后后呈现出平稳增长趋势,均保持在250000次以上,其中国外访问下载10827次,占总下载次数的0.48%;《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则从2005年的33072次递增至2010年的220352,递增7倍以上,其中国外访问下载2593次,占总下载次数的0.25%。这表明期刊电子版的网络传播成为传播的主要途径,纸质版的传统传播发行显得微不足道,同时在国外传播的比例仅占总下载次数的0.5%,封闭与开放、本土化与国际化、纸媒与网媒形成尖锐矛盾。研究结论认为：（一）在现有总量为1 276种高校科技期刊中的1 020种（79.9%）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历经复苏回暖→规模扩张→稳定提升→转型跨越的演化轨迹,实现了从改革开放初期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办刊模式向新世纪精品期刊的引领、网络传播与国际化的发展路径的转型,形成与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三分天下的办刊势态,形成了距离作者、读者最近的一个期刊群体,并以科技学科支撑和学术育人为主要功能支点,以反映本校教学科研的内向性为特征的独特期刊群体,越是高层次大学的期刊其内向性越是明显,对本校学科的支撑和人才培育的作用愈加明显。像《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发表温诗铸院士的40余篇摩擦学稿件,并3次出版摩擦学专辑,创办《摩擦学》期刊、渐成世界重要的摩擦学研究重镇,并成为国际摩擦学会副主席等,有力支撑并推动了该校摩擦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赵柏林院士在《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持续发文48年,廖山涛的代表作,包括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成果,几乎均发表于此,显现了高校科技期刊对学科建设的支撑和科学顶尖人才的形塑的突出功能。（二）SCI评价体系由单一的期刊采购订阅依据,不恰当地的向各个领域特别是高等教育各个层面的泛化使用,以及唯SCI马首是瞻和SCI崇拜的形成,直接导致高校科技期刊生态严重失衡,以科学大师为主构成的学术高地似乎渐被夷为平地,民族自主创新、大众创新、万众创新的保护面临极大风险。一方面,我国科研活动产出的论文数量被SCI收录的数量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高,而另一方面,由于SCI在科研绩效评价中的不当泛化,我国绝大多数高水平论文发表于国外SCI外文期刊,导致高校科技期刊等中文科技期刊的地位和水平岌岌可危,大多沦为教师评职和研究生毕业的自留地,并每年向国外期刊支付2.5亿元的版面费。这显然不利于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不利于大众创新、万众创新国家重大战略的推进和落实,不利于我国（?）学技术文化综合竞争力、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不利于高校知识服务产业的发展。（三）网络传播、数字出版、精品期刊引领了21世纪高校科技期刊新的发展方向,互联网逻辑下高校科技期刊面临着数字化、国际化与专业化办刊模式的挑战与转型。在新常态的出版格局中,高校科技期刊面临大量随俗为变和与时俱进的新问题,除云框架下的网络传播进一步提升以外,XML、微信等技术也在为科技期刊所用,使传播更为顺畅,集群发展、应对国际竞争、数字化发展、规范文章显示度、明确作者的贡献度、提升期刊内容的传播度,均是前所未有的新问题,预示着更新管理方式、办刊理念、传播方式、建立精品意识、特色意识、依靠新的科技不断改造出版业等议程设置,将决定高校科技期刊的未来走向。（四）高校科技期刊在青年教师和博硕士研究生培养中、在高校学科建设中的创新、累积、传承作用方面、在高校知识创新的传播交流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彰显了其强大的育人功能、学科培育功能和窗口效应,《清华学报》等期刊发展的百年史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一论点。它也从理论上证实,纯粹意义上的大学就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是生产知识和思想的场所,而知识和思想的生产必须写成文字经由媒介发表才会作用于社会和传之后世,这就是高校科技期刊之所以产生和之所以存在的逻辑基础。在这个意义上,高校科技期刊就是高校师生精神家园的一部分,是知识和思想生产链条最重要的终端。目前,它已融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成为国家科技发展水平、民族文化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也是民族自主创新的重要媒介载体。因此,我们应该在国家知识创新体系、高等学校创新体系的大框架下,重新认识和挖掘高校科技期刊的作用和潜力,使其成为高校知识创新的重要园地。其中,尤其是不以SCI论英雄,调整以SCI为导向的科学评价体系,鼓励科技工作者将原创成果用母语在国内期刊发表,大幅度提高对优秀中文科技期刊的支持力度,积极推进科技期刊本土化和民族自主创新战略,恢复和修复高校科技期刊的原生态,汲取历史教训,在办好纸质期刊的基础上,将重点转向数百倍、数千倍于纸质期刊发行量的网络传播效益的最大化追求,将信息化建设和管理的成败与否作为当代高校科技期刊竞争取胜的关键,以网络传播、数字出版、精品期刊为引领,以此切入和突破,求生存、求发展,回归本真、守正创新,积极应对集群化、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虚拟化、网络化、信息化的挑战,开创其美好未来。正所谓：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以达纲举目张之效。

杨婷婷^[6]（2015）在《“文革”前后高校科技期刊的演化及其科技传播》文中提出运用科学史考证、分析等方法对“文革”前期、“文革”十年以及“文革”结束与改革开放起步期的高校科技期刊的出版与传播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与历史考察,以期为高校科技期刊这一传播载体在“文革”前后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传播态势与范式研究提供借鉴,填充“文革”前后科技期刊史相关研究的缺失与不足。文章较全面地调查了“文革”前期、“文革”十年、“文革”结束与改革开放起步期由高等学校创办的192种科技期刊,在总体概述的基础上选取每个时期创办、出版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以此作为高校科技期刊在该时期的主要传播典型。主要从中选取了“文革”之前发表两院院士文章较多,以化学、物理、数学等为优势学科的《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文革”时期两校合刊的《清华北大理工学报》“文革”结束与改革开放起步期出版专版专刊以体现其建筑工程特色的《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等作为主要的代表性期刊,对其分别进行系统的文献统计、文本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高校科技期刊在这三个时期的具体定位经历了——“文革”前期重视科学研究、鼓励“双百方针”,主张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服务；“文革”时期宣扬阶级斗争与个人崇拜,突出“两条路线”、“两种方向”,批判西方科学理论； “文革”结束与改革开放起步期拨乱反正,重提“双百方针”——的变化轨迹,即从学术刊物,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再复归学术刊物的定位变化。研究结论认为：“文革”前后的高校科技期刊虽难逃政治的冲击而有“失范”之语,但就媒介组织形态来说,三个时期高校科技期刊的媒介组织重心依旧在高校本身。就传播内容来说,一些高校科技期刊还是传播了有一定学术研究价值的科研成果,如《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凭借自身的学术质量与专业权威性,刊登了大量反映其学科优势的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气象学等学术研究论文； “文革”时期两校合刊的《清华北大理工学报》仍刊登了相当数量的科学技术研究论文,涉及物理、化学、生物医药、地质地理、建筑工程、电子工程等门类,其中也不乏若干代表这一时期科技发展前沿的学术论文； “文革”结束至改革开放起步期的《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重新登载反映其学科优势与特色的桥梁、建筑、道路、结构、材料、测量等方面的研究论文以及探索基础理论的文章；以及“文革”时期在高校科技期刊中兴起的科学史研究与马克思《数学手稿》研究热潮等都对之后的科学研究、科技传播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革”前后高校科技期刊这一特殊的期刊种群在反映高校科技研究重点与成就,完善高校学科建制,促进当时社会科技传播方面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高慧^[7]（2014）在《高校科技管理政策的绩效评价与优化研究 ——基于政府、市场和高校三维关系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校科技产出成果的质量和数量不仅决定着高校的地位和声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在促进高校科技发展过程中，高校科技管理政策无疑发挥着重要的引导和规范作用。高校科技管理政策作为高校为组织、支持和管理其科技活动以获取外部资源、提高其科技创新能力等而制定的行动准则，尽管在促进高校科技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面对政府的干预和市场的强势冲击，以及后学院科学时代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对高校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提出的挑战，高校科技管理政策越来越不能够适应当今高校科技发展的需要，有必要对高校科技管理政策绩效进行科学评价，并提出优化高校科技管理政策的基本策略。基于对目前高校科技管理政策现状的分析，本文以政府、市场和高校三个权利主体在科技管理政策中的利益博弈关系为分析视角，综合运用资源依赖理论、科学经济学理论和后学院科学理论，以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高校科技管理政策的发展逻辑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通过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深入分析高校科技管理政策存在的问题，在对高校科技管理政策绩效进行评价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优化策略。对于丰富高校科技管理政策理论，指导高校科技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对高校科技管理政策的内涵与功能以及相关理论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确立了以高校科技组织管理政策、高校科技项目经费管理政策、高校科技成果奖励政策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为结构的高校科技管理政策研究框架。其次，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对我国高校科技管理政策的演变逻辑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认为高校科技管理政策是政府、市场与高校在历时性上的博弈互动和在共时性上的协调妥洽的发展统一的过程。第三，对政府、市场和高校三个权利主体对高校科技管理政策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构建了高校科技管理政策形成的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市场、高校的博弈行为及其博弈关系。第四，选择“985工程”大学、“211工程”大学，省属本科院校三所不同层次类型高校的科技管理政策文本进行深入研究，分析了不同层次类型高校科技管理政策的特征。第五，构建高校科技管理政策绩效的评价指标，运用实证方法对高校科技管理政策绩效进行评价，发现高校科技管理政策存在的问题。最后，在综合运用相关理论对高校科技管理政策存在的问题进行解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高校科技管理政策优化的若干策略。本文主要创新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确立了高校科技管理政策的政府、市场和高校三维关系的分析框架。二是提出了高校科技管理政策的发展逻辑是政府、市场和高校在历时性上的博弈互动，在共时性上的协调妥洽的理论观点。三是构建了高校科技管理政策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构了高校科技管理政策绩效评价的证据理论模型。

周来新^[8]（2012）在《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构建的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为了解决基础和临床“两张皮”的困境，提高生物医学科技投资效益，促进向生物医学研究为人类健康服务的原始目的回归，“转化医学”的概念被提出。但转化医学作为生物医学发展的新模式和科技管理的新理念，涉及整个医学科研管理体系的变革，目前发展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当前有关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研究很少开展且多集中于基础到临床、临床到应用障碍的横断面研究，尚未见到基于转化医学整个发展体系的科研组织模式的系统研究。研究符合转化医学发展特征的科研组织管理模式对推动转化医学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个人深入访谈、案例研究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在充分了解转化医学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剖析影响转化医学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因素，解析转化医学的本质特征及其对科研组织创新的内在要求，比较分析现有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总结组织管理经验和策略，现场研究调查科研人员对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的认识和意见，创建符合转化医学发展特征的科研组织模式和转化医学中心建设构想，为推动转化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和管理参考。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导论。总结分析转化医学的提出背景、发展现状、面临的挑战、科研组织管理现状，提出本课题的研究意义。通过检索相关文献，归纳国内外对于转化医学、科研组织管理、管理模式、协同创新等的相关概念和理论研究的成果，并阐述研究方法，提出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制定技术路线。第二章是影响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形成及发展的理论因素研究。提出科学管理理论、系统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现代管理理论等管理理论为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的创新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系统借鉴。总结分析当代生物医学发展影响转化医学发展的实践因素，提出了当代生物医学的发展对科研组织管理创新的新要求，为研究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依据。第三章是转化医学内涵本质及其对管理创新影响的研究。对转化医学概念进行了深化和拓展，认为转化医学是一个致力于克服基础研究与临床和公共卫生应用严重失衡的医学发展新模式，其核心是在“健康问题－基础研究－临床应用－人群健康－卫生政策”（T1-T2-T3-T4）之间，建立“连续、双向、开放和循环”的研究促进过程。提出要从4T模式来认识转化医学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转化医学发展对科研组织模式创新的要求，明确了转化医学科研管理模式构建应重点关注的内容。第四章是转化医学科研组织管理现状的案例研究。通过中外11个转化医学中心的案例研究，展示国内外转化医学现实运行模式的特征，指出美国已建成“新型医学研究合作的孵化中心”，中国主要是“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模式”，且尚未建立针对性的管理机制。提出建设转化医学中心是推进转化医学发展的一个有益载体，明确转化医学发展的理念引导、建设途径、政策机制、人才培养等关键问题，为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的构建提供现实参考。第五章是转化医学科研组织管理模式构建的问卷调查研究。从转化医学的理念、组成要素、管理机制等方面对15个单位360名科技人员问卷调查，重点阐述转化医学的理念普及范围、发展体系主要内容、机制创新和改革重点，并以这三个方面要素为主体内容提出了构建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的设想方案，为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的构建提供基本框架和要素。第六章是模式构建。明确提出系统化、开放性、质量效益、可行性和指导性是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构建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并依据转化医学发展内涵确定用综合法构建其组织管理模式；用“管理理念＋管理体系＋管理机制”来认识和理解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的构建框架。综合分析前面几部分研究结果，构建了“全维式交叉协同”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并提出转化医学中心的建设构想方案，为转化医学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思维范式和方法参考。并在模式构建的基础上，提出对中国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改革的建议。第七章是全文总结。对全文进行总结和讨论，展望转化医学的发展，总结本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本课题从转化医学的基本特征和内涵本质出发，立足于转化医学提出和发展的特定需求，以整体和系统的理论和观点进行课题设计和思考，研究了基于转化医学整个发展体系的科研组织管理要素，对转化医学科研组织管理的目标进行了准确定位，创新提出转化医学科研组织管理模式和转化医学中心建设构想，为转化医学的快速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和管理参考，也为丰富和完善转化医学的发展理论作出一定贡献。

姚锐^[9]（2011）在《中国博士后制度发展 ——政策分析的视角》文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经济成就,激发起世界诸多学者对这一转型国家发展道路的浓厚兴趣。公共政策的演进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径,对公共政策进行分析有利于理解和总结中国转型的成功经验。中国博士后制度创建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博士后制度与人才制度、科技制度以及高等教育系统有着紧密关系,提供了一个分析中国转型时期公共政策变革的样本。博士后制度是在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宏观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型人才培养制度。科学技术本身不断增长的复杂性是博士后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动力,科学技术的功利价值则是外部诱因。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专业科学家的产生,随着科学革命的深化,攀登到“巨人的肩膀上”的历程更加漫长艰难,科学研究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条件越来越超出科学家个人的负担能力,迫切需要进行有组织的、社会化的科学研究。科学技术的功利价值及其本身的复杂性,引发了政府的积极参与。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被应用于生产实践,证明了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洞见。工业革命对科技的需求进一步刺激了技术创新,形成了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良性互动。知识生产最初是满足“闲逸的好奇”动机的个别活动,17世纪开始演变为以科学社团、科学期刊为载体的社会活动。随着19世纪末大企业建立的科研机构取代个别发明家占据主流地位,科技创新日渐体制化,推动一个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知识生产的社会部门的崛起。科学家的培养则从手工作坊模式转变到与工业化生产相一致的生产线模式。科学技术是广泛发挥作用的生产要素,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独立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的需求日渐增长,最终导致了博士后制度的兴盛。20世纪后半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建立起博士后制度。博士后制度起源于培养青年科研人员的单纯目的,科学研究需要大批训练有素的年轻学者。理想的博士后制度安排是,博士学位获得者经历博士后研究阶段,提升科研能力,成为独立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然而在实际的发展进程中,博士后制度生成了一种附加功能。博士学位授予规模稳定增长,而学术职位的供给又随着经济景气程度而波动,从长期来看追求学术职位的人越来越多,学术职位供不应求。博士后研究就成了部分追求学术职位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一种过渡方案。中国博士后制度诞生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为了培养国家经济发展亟需的高层次人才,很短时期内恢复了高等教育秩序,建立起学位制度,派出留学生。李政道和国内一批学者的积极倡导建立博士后制度,得到国务院有关部委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支持,1985年国务院发文确定试点博士后制度。在博士后制度的创立过程中,学者、研究机构、大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积极互动,形成了高效的政策关系网。中国博士后制度作为一种培养年轻高层次人才的制度,为促进我国教育、科技、经济及社会发展,培养高水平的科研和管理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已经证明,博士后制度是一项富有远见的战略决策,是一条快速培养高水平人才的成功之路,是一种组织高水平科研活动的有效方法,是加强国际人才竞争的重要手段。我国博士后制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政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邓小平等积极参与了博士后制度的政策制定,国务院领导下出台了一系列跨部门的政策,提供各种优惠条件,打破了人才流动的各种体制性障碍,从而吸引优秀博士从事博士后研究。政策环境制约政府对公共政策工具的选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博士后制度的政策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最终被纳入解决公共问题的常规手段。在博士后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逐渐下放权力,从万能政府过渡到有限政府。解决问题的另一种手段是政府直接干预。政府作用的发挥是通过杠杆机制来实现的,可以用较少的资源引导社会其他部门投入更多资源来解决政策问题,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由于政府对博士后的重视,使博士后实际上演变为“准学位”制度,博士后成为光彩照人的头衔。地方政府引入博士后从政,更拔高了博士后的地位。从博士后制度的经验来看,政策引导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政府手段和市场手段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在商品生产领域,市场手段更有效；反之,政府手段对于解决公共问题则是必要的,在公共领域,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正是一国政府发展科学、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所在。美国政府在博士后制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联邦政府为绝大多数博士后提供了研究经费。最近几年,由联邦政府直接支持的博士后人数远远超过中国国家资助的博士后人数。另一方面,联邦机构开始着手关注博士后政策,改进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生活和科研条件。美国博士后研究人员中绝大部分是外国人,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博士后最后居留美国。博士后制度实际上成了美国从全球吸引高水科研人才、进行科技竞争的战略工具。博士后研究人员在博士后阶段为美国科技创新做出很大贡献,成为科学研究的生力军。大学是培养博士后的主要基地,授予博士学位的高校一般都设立博士后职位。美国大学是执行基础研究的部门,受到联邦政府巨额科研经费资助,大学用政府科研经费设立博士后职位,因而绝大部分博士后研究人员实际上间接得到联邦政府支持。基础研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科技创新的基石。博士后制度是美国政府保持竞争优势的战略工具。在美国,博士后是培养人才的成熟制度,绝大多数科学经历博士后训练后才能进入学术界。美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博士后群体,为美国学术界、产业界提供高水平的研发人才,保障了美国科研劳动力市场的充分供给。博士后研究人员中,绝大多数是外国学者,其中不少人在完成博士后训练后,留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博士后制度成为美国从全世界掠夺人才的工具。美国政府在博士后制度中的作用常常被忽视。政府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博士后制度的发展,今后将更加积极地干预博士后制度。我们应当警惕美国政府有意隐瞒自己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大肆渲染自由主义政策,声称政府撤出在经济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并把自由放任政策当成普遍适用的模式,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华盛顿共识”。然而,美国通过科技政策深深地介入商业经济的各个环节,对国内产业大力支持。美国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被布洛克批评为“隐形发展主义”,具有较大的迷惑性和伪善性。隐形发展主义的实质是诱导发展中国家放弃政府的责任,从而在科技、人才等核心领域依附于发达国家,丧失竞争能力,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当前我国博士后制度发展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科技资源配置严重失衡；企业与研究机构和大学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导致企业博士后发展缓慢,筹集科研经费、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水平的预期政策目标不理想；受制于理论上的争议和认识上的误区,博士后制度未来政策走向不明确。面对激烈的国际科技和人才竞争,发展博士后制度、培养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具有非常迫切的现实意义。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发展在于政策创新。美国博士后制度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联邦政府庞大的科研经费支持下,绝大多数博士后由主要执行基础研究的部门——大学来培养,博士后制度与科技体制、人才战略浑然一体。自我约束机制在欧美大学的成长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博士后制度也是依赖于自我约束增强适应能力,维持较高的学术水平,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借鉴美国经验不是盲目照搬,而应当保持自己的特色,我国博士后制度的特色是政府的积极支持。在借鉴美国经验的时候,要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我国博士后制度未来发展要特别警惕“隐形发展主义”的误导,坚持在公共领域积极主动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卡尔·波兰尼认为完全自由、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是虚假的幻象,从来没有真实存在过,政府干预对于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来说必不可少。美国政府鼓吹所谓的自由主义放任政策,而实际上通过发展科技加强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它实行的是“隐形发展主义”。我们必须认清其本来面目,从国际科技及人才竞争的现实出发,有针对地制定适当的政策。政策创新关键是机制创新。首先是决策机制,决策主体之间要互相协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适当分权,以形成统一高效的政策体系。其次是建立法制化的、随时间和具体条件改进的支持机制,保障博士后制度发展所需的充足资源。改革人才培养机制,提升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促进博士后制度的国际化。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注意政策主体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田先钰^[10]（2008）在《R&D产业组织与管理研究》文中指出尽管R&D产业作为独立产业形态被纳入产业分类体系中已近40年,但将其作为一个独立产业部门进行系统而全面研究尚处于萌芽状态。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对R&D产业微观构成主体行为、经验性地描述特定细分R&D产业、R&D产业形成与发展等领域,这对于全面把握R&D产业内在运行逻辑和规律明显不够。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不仅应将R&D产业作为类同于其他战略性产业进行解读,而且应将其作为国家创新中最为基础和核心组成部分来考察其运行逻辑与规律,并以此为依据来制定R&D产业发展战略和产业规制策略。本研究从R&D产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中最为基础和核心组成部分这一视角,以系统科学、管理科学、经济学、产业组织和行为科学及工程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采用理论推演和一手资料的归纳演绎相结合、综合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国内实证与国际对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对R&D产业重新界定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R&D产业的系列基本问题,立足于R&D产业所具有的独特性以及R&D产业微观构成主体及其行为,对R&D产业组织形态及其合理化以及R&D产业管理的一般理路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并结合我国R&D产业实际,从中观层面上提出了促进我国R&D产业组织形态合理化演进的公共政策建议。研究表明,R&D产业不仅是一个公共性与市场性以及互补性与兼容性并存的独特产业形态,而且是一个满足多样性需求由多元化微观组织机构构成的复杂系统;区别于一般企业的市场行为,作为R&D产业微观构成主体的独立R&D组织的策略行为包括R&D项目组合、R&D模式选择、R&D成果转化模式、国际化以及知识产权运用策略五个维度,这些行为的具体体现不仅与R&D组织自身的能力和资源有关,而且受到其所处的市场和法律制度环境影响;随着社会分工和交换的深度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传播手段的高级化,R&D产业组织形态越来越表现出地理分布格局的轮辐式、微观构成的多元化、产业关联的依附性集聚等特点;作为一个多属性并存的产业,R&D产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不仅有赖于政府计划职能的有效应用,而且应充分发挥市场及社会公众与志愿团体的志愿意向来促进R&D资源的合理流动;R&D产业组织要实现其合理化不仅应着眼于结构性供需平衡、促进R&D资源合理配置以提高知识生产效率,而且应促进R&D从业主体的多元化,并通过规范和引导其行为来实现R&D组织在产业空间上依附性集聚;通过R&D活动的专业化可以促进R&D社会总收益提高,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而导致的R&D活动内部化倾向,以及R&D活动的利害相关者集体的非理性行为所导致的社会伦理问题应最终落脚于加强R&D产业管理措施的创新上;R&D产业管理创新不仅应从立法上规范和引导R&D产业微观构成主体行为、健全宏观管理体制、平衡中观供需结构等方面着手,而且应加强R&D产业与相关产业的界面管理以及将独立R&D组织的治理机制进行制度性安排。

二、我校科学史与科技管理系成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校科学史与科技管理系成立（论文提纲范文）

（1）互联网时代课程知识的传播机制研究 ——以内蒙古师范大学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论文提纲范文）

（3）理工类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以南京工业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普赖斯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科技期刊的变迁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6）“文革”前后高校科技期刊的演化及其科技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7）高校科技管理政策的绩效评价与优化研究 ——基于政府、市场和高校三维关系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8）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构建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博士后制度发展 ——政策分析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R&D产业组织与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我校科学史与科技管理系成立（论文参考文献）

• [1]互联网时代课程知识的传播机制研究 ——以内蒙古师范大学为个案[D]. 高晔.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2]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D]. 郭书剑.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3]理工类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以南京工业大学为例[D]. 陆颖. 南京工业大学, 2019(01)
• [4]普赖斯学术思想研究[D]. 董国豪. 北京科技大学, 2017(08)
• [5]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科技期刊的变迁与发展[D]. 刘小燕. 西北大学, 2016(04)
• [6]“文革”前后高校科技期刊的演化及其科技传播[D]. 杨婷婷. 西北大学, 2015(10)
• [7]高校科技管理政策的绩效评价与优化研究 ——基于政府、市场和高校三维关系的分析[D]. 高慧. 武汉理工大学, 2014(04)
• [8]转化医学科研组织模式构建的研究[D]. 周来新. 第三军医大学, 2012(06)
• [9]中国博士后制度发展 ——政策分析的视角[D]. 姚锐. 南京大学, 2011(07)
• [10]R&D产业组织与管理研究[D]. 田先钰. 江苏大学, 20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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