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值得注意的一种语言现象（论文文献综述）
孙玉文[1]（2022）在《汉语史学科建设问题:总体趋势与分支走向》文中提出构建具有时代气息的汉语史理论,构建并完善汉语史研究新的中国学派,是广大汉语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总结汉语史研究的经验和教训,今后汉语史学科的发展,当在自觉利用学科优势的前提下,全力做好六个方面的基础工作:加强汉语和汉字关系的研究;加强文言和白话关系的研究;进一步区分概念和语词;加强汉语形音义的综合研究;加强语音、词汇、语法各分支学科的内部联系以及语音、词汇、语法相互联系的综合研究;加强汉语史各分支学科跟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以及文学、文献等相关学科的合作,互相启发、互相切磋、联合攻关,形成新的学科研究方向、新的交叉学科。在此基础上,汉语史各分支学科即汉语语音史、汉语词汇史、汉语语法史、汉语修辞史、汉字史,当制订各自的研究方案,拓展研究领域,创新研究方法,共同推进汉语史学科的全面发展。
赵羚[2]（2021）在《中文经济合同中“责任”表述的局部语法研究》文中提出商务汉语教学一直是专门用途汉语教学的热点领域。合同文本是规范和约束商务活动的书面契约,属于典型的商务领域受限语言。“责任”是合同文本重要的功能之一,针对规范的合同语言现象细致的分析与对比,有助于丰富和深化特定领域的专门用途汉语教学与研究。本研究选取标的物为房屋的租赁合同和买卖合同,自建包含312篇合同文本共计61万字的专题语料库,结合Swales（1981）的语步分析、Sinclair（2004）的扩展意义单位和局部语法分析方法,考察有关“责任”表述在合同文本的分布、具体的语言型式及在不同类型文本的差异问题,主要包括（1）租赁合同和买卖合同的“责任”表述主要分布在文本的哪些部分?（2）租赁合同和买卖合同的“责任”表述局部语法型式分别有哪些?（3）租赁合同和买卖合同中“责任”表述局部语法型式有什么异同?研究发现:（1）结合合同法规的要求和对语料文本的分析,租赁合同有9个语步,买卖合同有13个语步。两类合同语步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和杂糅现象。“责任”表述在两类合同的各语步中分布不均。（2）有关“责任”表述的语言标记共有8个,包括实义动词“负责、承担、负担”,情态动词“应（应该、应当）、必须（须）、需、不得”,短语“是|有|负……责任”,分别传递不同的语义韵。从责任语言标记出发总结概括的局部语法型式,租赁合同有29个,买卖合同有27个。两类合同“责任”表述的功能范畴一致,共有12个,功能范畴可根据实际的责任表述省减。合同文本存在四种责任类型,包括费用支付、标的物及产权管理、后果补救以及事件申请。（3）两类合同局部语法型式的功能范畴和责任类型一致,但在责任标记和局部语法型式的使用上存在差异。整合总结出的33个“责任”局部语法型式,可应用于对同类购销合同的“责任”表述发现。本研究以Firth（1957）的受限语言思想为基础,从微观层面对商务领域的合同文本有关“责任”表述进行局部语法分析,有助于精细刻画功能与语言形式的对应关系研究,这一分析过程同样适用于数据驱动的商务汉语学习。
李唐[3]（2021）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小说中的一股暗流 ——纳撒尼尔·韦斯特小说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美国现代文学史上,纳撒尼尔·韦斯特是一位个性独特的作家。他的主要作品是集中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四部小说,但在30年代,他的小说或是主流评论家眼中的粗鄙、拙劣之作,或一经问世便被淹没在时代主潮中。20世纪50年代之后,韦斯特文名大起。他的小说被视为“完美的艺术品,胜过他那代人留下的任何东西”。他本人被认为是20世纪前期“被忽视的才华横溢的主要作家”,是堪与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福克纳等文坛翘楚比肩的一流作家。美国的韦斯特研究在上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先后出现两次热潮,期间不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涌现出来。但韦斯特研究在我国并未形成规模,与之相关的评论文章寥寥可数,学术价值较高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在过往的韦斯特研究中,未曾有人就韦斯特创作的独特之处,充分阐释他的小说何以在30年代屡遭责难,而在其作古后的后现代时期备受推崇。本文以分析韦斯特四部小说与美国30年代文坛主旋律相悖的文学特征为主线,同时以韦斯特小说连带其精神生活原型,分析其思想特质。在明、暗两条线索的交织中,解读韦斯特独具感知力和尖刻性的小说创作,开掘韦斯特小说的独特价值。《鲍尔索·斯奈尔的梦幻生活》是韦斯特的第一部小说。早期评论家普遍谴责这部小说,将它盖棺定论为一本没有价值的小册子。时至今日,即便是在韦斯特研究成果相对丰硕的美国学界,也少有人论及这部作品。韦斯特在小说中借主人公鲍尔索之口恶意嘲弄宗教、艺术和生活。鲍尔索是一个颇具自传色彩的形象,他对犹太教的嘲辱态度派生于韦斯特对自身犹太血统的憎恨情绪;他在揶揄天主教和基督教神话时表现出的矛盾心理派生于韦斯特模糊的文化身份认知。正是基于身份感的撕裂和矛盾的文化心理,韦斯特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忧郁悲观而又惯于嬉笑怒骂的文化气质。他在嘲弄艺术的过程中,泛用令人作呕的文饰和意象,甚至将描写丑陋污秽的艺术世界发展成为一种兴致。他在嘲弄生活的过程中,频繁运用超现实的笔法将生活写得荒唐、痛苦,却又屡屡否定超现实主义以精神渴望的力量对世界的修复和再创造。这部小说透视出韦斯特在创作之初矛盾、阴郁的心理特征和精神气质,透视出他达达般的艺术态度和生活感受。更重要的是,它奠定了韦斯特小说悲观、消极的基本论调。也正因此,这部小说在30年代的美国文坛迥然独异,且难于被评论界所接受。《孤心小姐》是韦斯特的代表作,这部小说清晰地呈现出韦斯特文学的核心主题:现代人的执着追求与追求无果后的精神幻灭。小说中的世界被一张由暴力和色情交织而成的网笼罩着,其中的人物无一例外地挣扎在苦难之中。他们所遭受的是一种染有愤懑感和绝望感的精神疾苦。尽管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探寻苦难的出口,但殊途同归,所有的精神探索都以幻灭告终,没有人能够获得救赎,这就使他们从根本上质疑生活的意义和人之存在的目的。这些人物多以人格破碎的意象派特征见于文本,他们派生于韦斯特对大萧条时期美国社会的独特理解。韦斯特深切地感知到彼时的美国已然沦为一座精神荒岛,因而他竭力刻画一个紊乱、破碎而又弥漫着苦难的世界,侧重表现这个世界中人们的精神文化危机。与同时期主流文学不同的是,这部小说并非出自对历史的真实描摹,但却更加明确而尖刻地书写出时代危机之下的病态社会。因而,尽管它在彼时的美国文坛尤显独步,却同样是时代的忠实缩影。《难圆发财梦》是韦斯特笔下招致诟病最多的作品,评论界关于这部小说的谴责之辞主要集中在两种观点上:这是一部模仿阿尔杰小说的拙劣之作;这部小说毫无价值可言。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基于部分评论家对韦斯特创作意图的误解。韦斯特固然摹写阿尔杰英雄,模仿阿尔杰的语言风格和叙述方式,但这是他以戏仿技法改写阿尔杰小说的结果,其目的在于颠覆以美国梦为代表的美国传统价值观念。这部小说在反映美国恐怖氛围方面百无禁忌。韦斯特塑造出颇具政治色彩的可怖形象,让其频频制造社会恐慌,并以美国理想为口实,实现独裁统治。韦斯特以此暗示美国社会弥漫着法西斯政治恐惧,这种恐惧更像藏匿在人们灵魂深处的恐怖幽灵,终将导致人们的精神世界分崩离析。彼时的美国作家普遍关注时代危机之中社会大众的心理需求,他们在书写美国梦的时候往往注重表现其在精神层面的升华。韦斯特则竭力说明,美国梦是将美国推向末路的噩梦。这部小说不仅颇为尖刻地解构了美国传统价值观念,它也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呼吁人们警觉本国法西斯主义的作品。《蝗灾之日》是韦斯特的最后一部小说,也是描写好莱坞最好的作品之一。韦斯特在这部小说中以描绘好莱坞艺术世界为契机,完成了对美国现代文明和整个西方世界的终极书写。韦斯特以超现实的笔法描绘出一个怪诞离奇的好莱坞世界,这个世界是他将自己在好莱坞的所见所感作以艺术加工之后的结果,他旨在以此影射花哨而虚假的美国现代文明。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好莱坞边缘人,他们是病态文化的符号,也是人类痛苦的缩影。当他们被生活逼到绝境,在他们的绝望中衍生出一种可怕的混乱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毁掉好莱坞,也可以毁掉整个世界。韦斯特以此隐喻大萧条时期美国大众心底的绝望一旦被触动,转而将变成一种不可抑制的毁灭性力量。与此同时,韦斯特在这部小说中营造出一种末世般的狂暴氛围,并在这种氛围中将他一以贯之的悲观、绝望情绪推向了极致。彼时的美国正努力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韦斯特却着意宣告,精神文化危机所带来的不仅是现代文明的衰落,更是人类史上的灭顶之灾;美国已处在末路,整个世界正濒临毁灭。韦斯特小说创作的独特之处根源于他罕见的感知力和尖刻性,他不仅洞悉到同时代人不曾察觉的、潜藏在人们灵魂深处的绝望,更在创作中一以贯之地深度刻画这种绝望。黑色不是杂糅进韦斯特某一部小说的色彩,而是他文学创作的主调。他的小说就像一股暗流,悄然涌动在30年代文坛主流之下。那一时期的人们普遍关注外化的剧烈社会冲突,他们的社会心理尚未察觉到这股暗流的存在,他们所看到的只是韦斯特小说粗鄙、拙劣的外观,因而他们不喜欢,更不理解韦斯特小说。时至50年代,韦斯特悲观、绝望的精神气质成为二战之后人们的普遍心理情绪,他小说中那股静静流淌在人们灵魂深处的暗流,成为澎湃于后现代时期主流文坛之上的浊流。韦斯特小说的价值也正在于这种独特的感知力和尖刻性,他笔下的黑色世界包孕着他所掘示出的社会本真。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小说史上,韦斯特是对现代人精神世界认知尤深的作家,也是最早感知到美国社会中的某些症结并将其公之于众的作家。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一位颇具社会良知的作家。从被谴责、被排斥到拥有一定数量的读者,韦斯特小说不仅是30年代美国社会的透视镜,透过他的小说也可以看到现代人社会心理的嬗变。
连婉廷[4]（2021）在《象征、动员与认同：音乐的三重政治功能研究 ——以“中宣部100首歌曲”为分析对象》文中认为音乐是一种包含人类丰富情感与复杂认知的艺术表达,能够为人类提供多样化的社会功能,例如审美功能、教化功能、娱乐功能等。音乐的题材、体裁是丰富多样的,不过并非所有的音乐都主要服务于政治。在政治场域之中,部分音乐作品能够发挥政治功能,这类作品以表达政治信息为目的,塑造了“音乐政治表达”,发挥了相应的“音乐政治功能”。与普通的音乐表达不同的是,只有在政治场域中传递政治信息的音乐表达,才是音乐政治表达。由此,立足于音乐政治表达分析音乐政治功能,是政治学研究中具有音乐与政治交叉研究属性的重要范畴。政治与音乐具有相关性,虽然政治与音乐是看似相互独立的文明系统,拥有各自的形成逻辑与各自成熟的研究领域,但是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每一个独立的子系统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联。这些关联推动了事物的产生、发展与变化,引发了由学科之间相互交融所产生的新理论、新方法与新逻辑,这些新的知识体系拓展了人类认知,丰富了人类文明成果,也构成了解释音乐政治表达的依据,为厘清政治与音乐之间的逻辑,提供丰富的学术想象空间和理论探索驱动。音乐政治表达能够发挥某种政治功能,象征、动员与认同便是其中三重较为常见的功能。自古以来,音乐政治表达的例子屡见不鲜,无论是中国古代礼乐文明中“乐与政通论”,还是柏拉图所提及的派地亚过程中音乐对教化民众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抑或是亚里士多德对音乐调性和德性之间的关联性阐述,都能够反映出政治家通过音乐的强动员性、象征作用和塑造情感的价值,从而教化民众以实现促进社会稳定等政治目的。从音乐的社会价值来看,音乐能够充实人类精神、调动人类情感、传承人类文化以及塑造人类文明,无论运用明示还是隐喻的方式,音乐政治表达都在政治文化中传递着政治信息,并以艺术表达和意识形态传播的姿态广泛存在。本文的总体架构是总分总的形式,第一章总体概括了音乐政治功能的基本内涵、三重功能的内在关联以及相关基础理论。最后一章总结了音乐政治表达的双向性和从责任视角延伸音乐政治研究的可能性。中间三章以并列式的方式进行展开,三种功能都通过功能主义中“结构-过程-功能”的研究层次进行具体分析。首先,概念性的解释音乐政治表达的内涵是本研究的基础与前提。因为,并非所有的音乐表达都能够实现政治功能,并且不同音乐所发挥的政治价值不同。不同音乐的具体内容、传播路径不同,这些差异成为了是否能够实现音乐政治表达以及实现何种政治功能的依据。因此,本研究并非在针对音乐的艺术性进行探索,而是立足于政治学的视角,将部分音乐作品作为分析对象,进而挖掘三重音乐政治功能的机理。其次,音乐政治功能很多,但是象征、动员与认同是较为常见的并且对政治需要而言十分重要的音乐政治功能。辨析音乐政治功能可以借鉴社会学的功能主义理论,并将其细化为“结构-过程-功能”三个维度。结构方面,从音乐的自身结构以及音乐的社会分工来理解音乐政治表达的微观结构与社会宏观结构。过程方面,音乐的政治情感、政治认知表达能够促成某种政治目标的实现,这一过程便是音乐政治表达能否发挥某种政治功能的过程。功能方面,不同的结构与过程可以塑造不同的音乐及其音乐的政治实践,音乐可以通过特定的结构与过程实现某种政治功能。最后,本文终章总结了音乐政治表达具有双向性的特点,对于政治稳定而言音乐政治表达的作用可能是正向的,亦可能是反向的。反向作用易引起群体性事件,引发争乱等。因此音乐政治表达需要从责任的视角对音乐创作者责任以及政府对音乐宣传的责任两个方面加以延伸。本文的研究重心在于三重政治功能,不同政治功能的产生逻辑不同,因此三重音乐政治功能的分析重点也有所不同。首先,音乐政治象征方面。能否实现音乐政治象征功能在于音乐符号能否通过政治意义的在场,实现符号的价值转向。通过政治权力的作用使广义的政治意义进行强化,从而实现音乐政治象征。其次,音乐政治动员方面。实现音乐政治动员功能的核心在于是否能够进行情感的唤起,进而引发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变化,从而通过音乐对人们的思想与行为进行动员。最后,音乐政治认同方面。实现音乐政治认同功能的关键在于音乐中所表达的身份信息,能否使认同主体产生同一性、归属感、利益满足。因此,符号、情感与身份是厘清音乐象征功能、音乐动员功能与音乐认同功能的核心理论,具体展开如下。第一,音乐政治象征功能是通过音乐符号与政治意义相结合,形成的能够给人呈现出神圣性、权威性的音乐政治符号。音乐政治象征是包含政治意义的音乐符号,符号与象征之间的普遍差异在于意义的在场。因此,音乐政治象征既是音乐符号,更是饱含政治意义的政治象征。借助皮尔斯符号三元论可以发现,符号意义通过像似、指示与规约的方式被修辞,从而表达某种既定的意义。音乐政治象征通过音乐符号表达某种政治意义,并通过政治权威的认可、塑造和强化这一政治意义,最终生成具有权威性与神圣性的音乐符号,进而产生象征性权力。虽然各国国歌是音乐政治象征功能的标志性作品,但是发挥政治象征功能的音乐表达远不止于此。所以,本文将“中宣部100首优秀歌曲”进行分类,从音乐的国家政治象征、音乐的政党象征以及音乐的政治精神象征三重角度进行作品梳理。研究发现,音乐政治象征功能具有神圣性、修辞性、权力转化性的特征,即政治象征的音乐表达具有神圣性、音乐的政治意义需通过修辞性实现、音乐的政治象征过程中的权力具有转化性。第二,音乐政治动员功能通过音乐情感的价值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促发群体参与政治运动,以实现政治目标。政治动员与相对较静态的政治象征不同,政治动员的目的是为了影响人们的思想与行为,通过唤起并培育政治情感,实现对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的动员。音乐的价值在于它既能够携带政治信息,同时也是情感的表达。音乐自身的旋律与节奏的配合更替能够引发听众对情感的期待和释放,再加之歌词中明确表达的政治信息,使音乐更适合于唤起和培育某种政治情感,并且音乐的社会感染性能够影响广泛的人群。因此,音乐在抗战、“下乡”等政治情景中都发挥着不可磨灭的动员功能。研究发现,音乐政治动员功能具有人民性、明确性、社会感染性特征,即音乐政治动员以创作人民性内容为主、音乐政治动员事件具有明确性、音乐的社会感染性是实现音乐政治动员的关键要素。第三,音乐政治认同是通过音乐的情感信息与文本信息,向公民传递情感与认知,以促进公民认同心理的政治过程。因为音乐政治认同功能是建立在公民认同基础上的,所以身份不仅是理解政治认同的核心要素,也是解释音乐政治认同的核心脉络。音乐中的政治信息不仅能够表达与身份相关的内容,同时也能够代表不同的身份。在音乐政治认同表达中,无论是由血缘、族群构成的“先天”的历史与文化观念,还是被“后天”的情感与社会认知改造而形成某种政治情感,抑或是通过利益驱动而形成的政治认知与政治倾向,都需要通过认同主体对音乐表达中的有关身份的信息进行价值判断。研究发现,音乐政治认同具有公民性、分层性、边界性,即公民性是音乐政治认同的来源、音乐政治认同的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以及传播内容具有分层性、音乐文化认同的跨边界性能够跨越政治的边界。总体来看,本文聚焦于自上而下的音乐政治表达范畴,因为正是这类音乐作品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家国情怀。然而,在广泛的政治文化中,自下而上的表达也是音乐政治表达中不可忽视的范畴,例如美国摇滚中具有大量的体现反叛精神的音乐作品。因此,政治责任对音乐政治表达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责任能够促进音乐政治表达的有序发展,发挥功能最大化。政治责任是完善音乐宣传体系的重要依据。一方面,政治责任可以使政府能够指导、改进和监督音乐宣传的内容、制度和机制。另一方面,音乐政治表达也需要基于具有政治责任意识的创作动机。就此而言,本议题还具有更加广阔的探索空间。
王慧[5]（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认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倪晓明[6]（2021）在《《论衡》会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会通”的角度切入《论衡》的研究。文章从书与人两条线交融的视角出发,试图挖掘作家身份与文本形态的融会贯通属性。总体上,文章又分文体、文本、文心、文脉四个范畴,而王充的士大夫身份是勾连四个范畴的桥梁。第一章谈王充的文体意识及其文化动因。《论衡》是王充创作实践与认识观念的统一体。在“论”体层面,王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文体意识。与兰台文人作家群相比,王充的批判气质使其能对“论”体进行深入探索。从王充到刘勰,展现的是文体探究由朦胧模糊到逐渐清晰的文体发展历程。“论”体的正俗功能,促使王充将其作为“疾虚妄”的选择;王充的博通之学,则为其驾驭“论”体提供客观保障。越文化、书肆、班氏家族,共同铸就王充的博通学风。王充的个人气质与学术素质使其与“论”体交融为一,相互成就。第二章从文本素材角度还原了王充的士大夫身份。《验符》篇涉及的素材大多是汉代的文书,王充对文书内容进行节录与转写处理后,将其移入《论衡》的文本之中,而官吏身份是其能够阅读官方文书的前提,他对文书的熟悉也是其官吏身份的反映。这表明王充的真实身份应当是融“文人”与“官吏”于一身的士大夫。王充征引文书有两大意义:其一是文书的史料价值。《论衡》所载汉事与常见史书存在详略不同、文字出入等差异。其二是征引素材的宣汉意义。王充将政府公文用于文章写作,含有宣汉的政治意味。此举致力于匡正儒生的复古观念,是从素材到理念的双重纠偏。第三章谈王充颂汉的文化意味。为汉辩护是王充创作《论衡》的首要动机,是其为文之用心。首先,王充的颂汉理念与其对《春秋》的继承密不可分。《春秋》“惩恶劝善”的理念为王充“颂汉”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其次,王充与东汉前期的其他文士存在颂汉理路的细微差异。王充依违五经,东汉文士依附五经。东汉其他文士对汉德的歌颂不出经义的范畴,王充的颂汉则超出了五经的界限。东汉文士通过依附往圣的方式抬高汉圣,王充则通过对比往圣的方式以凸显汉帝王的优越性。第四章谈《论衡》在后世的接受。总体来讲,20世纪以前的《论衡》评价呈现出褒贬不一的态势。由于历代的文章评判标准不同,《论衡》的评价也随之起伏不定。黄晖撰写的《论衡校释》是融“会校”与“通释”于一体的“会通型”学术专着。张舜徽先生对《论衡》之接受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张氏由《论衡》崇博尚通的学风奠定自身博通的治学路径。其二,张氏服膺《论衡》贬斥师法与其自身转益多师的学术阅历有关。其三,张氏以《论衡》“作”、“述”、“论”三科为依托,由考辨体例到编纂语选,实现了体用的会通。其四,张氏由认同《论衡》“反是古非今”理念,到推崇知今之学,将教学与科研、时代与学术融会贯通,知行合一。
朱文宇[7]（2021）在《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文中认为官箴书即为官之箴言,是中国古代阐释为官道德与从政经验的特殊着作形式。近年来,官箴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文化现象进入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尚有深入空间: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多数成果相对侧重于文本内在信息的梳理,而疏于从政治制度、政治价值、政治思想或政治生态等角度探讨文本背后的政治文化内涵;其次,在研究对象上,明宣宗御制《官箴》作为极罕见的由皇帝本人亲自撰写的官箴书,却少有学者进行专题研究。因此,兼顾官箴文化和政治文化两个维度对明宣宗御制《官箴》加以全面解读,是对学界现有成果的一次有益补充。本文以明宣宗御制《官箴》为核心研究对象,系统而动态地考察了该文献的出台背景、写作主体、阅读客体、基本内容、写作手法、流传方式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重点梳理出其两个维度的文献地位和文献价值:一是,官箴文化维度。其一,较之主流官箴文献,明宣宗御制《官箴》具有以下内在特性:从写作主体角度看,主流官箴书多由各级官吏所作,而此箴的作者是皇帝本人,这也导致它在语气态度、箴规力度、逻辑起点等方面,衍生出与主流官箴书的多重差异;从阅读客体角度看,主流官箴书多为面向全体官吏或特定层级（类别）官吏所作,而此箴逐一针对三十五个（类）国家机构的主官加以训谕,既有全面性,又有针对性;从中心内容角度看,主流官箴书有“为官之道”与“从政经验”两大取向,而此箴既有道德性,又有针对各岗位官员的现实性;从写作手法角度看,主流官箴书以概论体和语录笔记体居多,行文风格相对自由,而此箴采用了较为罕见的“百官箴体”,且通篇四言,无一句例外。其二,明宣宗御制《官箴》促使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官箴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此箴无论是在强化“官箴”文体,还是深化官箴文化发展方面,都发挥了历史性的推进作用:从作品角度看,此箴带动了明代中后期官箴作品数量骤增、篇幅扩大、体裁创新、内容多元化;从作者角度看,此箴带动了明代中后期官箴创作的主体意识强化,不仅作者数量骤增,作者所处的政治、文化、社会圈层也迅速扩大。二是,政治文化维度。其一,明宣宗御制《官箴》是由皇帝本人亲自撰写的官箴书,其中关于诸司官员职责和道德的说法已经不是主流官箴书的温和劝勉之语,而是出自最高统治者的命令和要求,其精神要旨也不再是主流官箴书基于官僚群体内部利益的功利性诉求,而是皇权对诸司官员服务帝制国家的相关期待。因此,这部作品不仅反映了皇帝对内外诸司的政治定位、对各机构主官政治角色的理解,实际上还具有类似行政法典与道德法典的文献属性,并代表了皇帝总结过去、治理当下、寄望未来的现实政治意图。即宣宗试图通过此箴应对王朝统治策略上的“宽严”之辨,整顿官僚队伍,营造一个和谐、健康、有序的政治生态。其二,明宣宗御制《官箴》在内容和结构上的特殊性使这部作品具有了典章制度史书的分析价值,这一点与宣宗的深层用意有关。即宣宗试图通过此箴将各主要政府机构的职能、运作方式、地位和重要性以文字形式确定下来,对帝国政治结构作出体制和机制上的统筹、布局和规划。其三,明宣宗御制《官箴》清晰地表达了明宣宗朱瞻基心目中的理想政治秩序及其治国理念。宏观来看,此箴的根本政治诉求是巩固明朝统治秩序,确保国家政治体系、政治局势的长期稳定发展,以及政治过程的有序运行。具体来看,要全面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两个层面着手:一是国家机关层面的总体设计,二是官僚队伍层面的道德规范。其四,明宣宗御制《官箴》既是明宣宗朱瞻基构建理想政治生态的重要手段,是宣德朝政治实践的缩影和成果,同时也是串联起明代政治生态演变的一条线索,并构成了明代乃至整个帝制时代政治文化的一种象征:一方面,此箴反映了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之间的契合性。从权力互动角度看,此箴是皇权对官僚权力的一次正面界定,它不仅表达了皇帝对于官僚士大夫政治角色的理解和要求,实际上它也是皇权对于宋代以来逐渐活跃的士大夫政治所作出的一次积极回应;从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角度看,此箴更高度契合了儒家士大夫“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在明代后来的历史中,此箴逐渐凝结为一种理想政治的典范和“祖制”依据,它不仅在官僚士大夫中间广为传颂,甚至直接构成了其对抗现实政治的有力武器。明代中后期舆论场高度活跃,以激扬道德、鼓励政治批评为基本精神,此箴正是这种政治文化的推演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此箴也反映了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之间的分歧性。从君主专制政体的精神内核角度看,此箴本质上是明初皇权政治发展演变的产物,遵循的是一套相对独立于士大夫政治的运行逻辑。它既是明初强势皇权的表达方式,同时又反映了皇权政治的内在局限;从思想渊源角度看,此箴也透露出与儒家士大夫政治理念的重要差别。根据此箴提及孔子的两次表述,其侧重点主要在于“周”所代表的帝王治统,而非儒家士大夫所尊崇的“孔孟”道统。而在帝制时代,治统与道统之间存在必然的冲突性,从根本上说,是秩序观与民本观、“私”与“公”的分歧。
孔令通[8]（2021）在《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等传世文献中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汉代职官的设置情况,同时,在玺印、封泥、简牍等出土文献中亦存在着大量的汉代职官材料,这些内容对於研究汉代职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广泛搜1整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职官材料,与《百官表》进行比照,并讨论相关问题。论文分爲上下编:上编爲研究篇。绪论介绍了出土文献中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分爲五节,将出土文献中所见高祖至吕后时期、文景时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的职官与《百官表》进行了对比,并总结了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之中央职官。经过对比发现《百官表》所述职官体系至文景时才开始颇具雏形,至西汉中期方形成,而西汉晚期是“省减”期,注重机构的裁撤与省并。第二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分爲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侯国及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三节。汉承秦制,但其实刘邦称帝前後都部分继承了楚制,因此这一部分着重追溯职官至战国时期,并对其职能进行概括总结。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侯国即已存在侯家吏和上属於中央的两套行政系统。第三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分二节:第一节爲郡职官,第二节爲县职官。重点梳理了西汉早期和西汉中晚期的郡县属吏,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郡守以军事职能爲主,属吏设置相对简单。西汉中晚期,郡属吏设置增多。且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亦存在汉廷所辖职官与少数民族职官两套行政系统。第四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本章分爲工矿商业类、军事类、农林水利类、畜牧类、仓储类五节,对西汉时期的盐铁官、都水官、工官等秩比县令长的职官进行了考察。下编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编,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集成五个表格,分别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王国、郡、县、侯国职官表,其中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分爲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和未见於《百官表》职官两个表格。
王硕[9]（2021）在《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文中提出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偏好的差异研究是欧洲化议题下的一个主要子问题。问题在于为何极需经济援助的候选国塞尔维亚,在面对入盟巨大的经济收益诱惑下,对欧政策偏好却是保持距离、欲迎还拒;而对俄罗斯的非物质援助深表感激,甚至为支持俄罗斯主动牺牲自我利益,而坚持与欧盟政策相背离?以往关于欧洲化的行动逻辑,主要是从理性选择模式的结果性逻辑,抑或是从个人认知心理模式的适当性逻辑来分析,他们皆以简约的个体客观理性或主观理性作为狭隘的前提假定,导致经验世界与抽象理论错位,越来越无法解释现实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中的诸多“例外”,亟需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而理论综合是创新的主要方式之一,即从相关的多层次和多学科理论中拟合出简约且与相关理论平均差异最小的中介变量来搭建新的分析框架[1]。本文以关系性逻辑为基础,在单位层次和体系层次选取适切的自变量,引入群体情感为中介变量作为黏合驱动剂,以此构建出能够解释塞尔维亚对俄欧的政策偏好差异的新视角。全文共五个章节,具体来说:第一章先是梳理传统理性选择模式与个人认知心理模式对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基本假定,以及两者之间的可弥合性。然后阐释群体情感的生成过程及基本特点,论证群体情感既是国家理性的基线,也是个人情感的趋同,分析其作为中介变量弥合两种模式错位性对立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这为下文国家对外政策偏好自变量的选取以及探讨各要素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先是阐述当前国际社会中群体分化的现象越发明显,然后立足于探讨群体情感中介作用的研究目的,在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多样化自变量中,选取具有粘合物质主义与观念主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特征的四个自变量,分别是单元层次的共同历史记忆和本土实践,以及体系层次的地区安全结构和地区规范。最后论证群体情感这一中介变量不仅与自变量之间在作用上存在先后顺序,在逻辑上也存在着因果关系,即群体情感先是被这些自变量影响,然后又传递影响着因变量。第三章在单元层次进一步细致论证共同历史记忆与本土实践是如何在内部通过群体情感类别化进程来塑造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其中,共同历史记忆在时间维度上积累出政治基调情感,政治基调情感塑造着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舆情态势,维系着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合法性,框定着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宏观方向。本土实践是决策者在空间维度上因时因事的激发出群体即时情感,因为任何对外政策分析模式本质上都是地方性的,尤其是在现代民主政体下,决策者与普通民众存在信息、兴趣、影响力的差异,决策者要保证某特定对外政策的主导性,就必须去个性化,以某一群体内情感的高级识别者身份,通过引导和利用即时情感来影响国内民众对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注意偏向、概率判断以及行为选择。第四章在体系层次上进一步细致论证地区安全结构与地区规范是如何在外部通过群体间情感评价进程来建构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外部环境。地区安全结构相较于国家间经济军事的物质力量对比,更加强调关系性权力与国家之间的亲疏关系,亲疏关系决定着国家间彼此对威胁的认知与判断。目前在东亚与欧美地区分别在希望与焦虑情感关系主导下形塑出零和博弈的安全结构,欧美与中东欧地区分别在焦虑与羞辱的情感关系主导下碰撞出了外源合作安全结构,中东欧与东亚地区分别在羞辱与希望情感关系主导下促成了内源合作安全结构,不同地区安全结构对国家对外政策偏好有着不同的外部体系压力。同时,地区规范存在着多样化的困境,往往通过羞辱施压等手段来迫使主权国家将其内化,进而转变其国家对外政策偏好。至此,本项研究证实了群体情感与和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之间具有因果相关性的理论预设。第五章是以塞尔维亚为例来对上述理论框架进行实证检验。先是分析塞尔维亚的政策偏好特点是对欧超越经济务实主义,对俄超越个人精英偏好,传统的理性选择模式和个人认知心理模式无法很好的解释塞尔维亚的欧洲化进程;然后根据穆勒求同法,得出群体情感是影响塞尔维亚政策偏好的决定性中介变量;最后对塞尔维亚对俄欧情感的类别化与比较进程进行分析。
高原[10]（2021）在《罗伯特·瓦尔泽“密码卷帙”中的羞感书写 ——《强盗》小说残篇和《1926年〈日记〉逸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lser,1878-1956）是一位曾被长期忽略和低估的瑞士现代主义作家。在瓦尔泽的作家生涯中,尤其是在伯尔尼时期（1921-1933）,他遭遇了出版危机、生存危机、言说/叙述危机和手写危机等一系列的危机。这一时期他的创作题材、语言风格、叙述方式、手写习惯等较此前均有明显转变。在他留存的“密码卷帙”中,他的文学书写越来越指向自我,文本中的主人公常常以失败作家的形象出现,试图以隐晦的自我辩解重构作家身份。诸如此类的应对策略和他迂回的叙述方式均与以掩饰为主要特征的“羞”的诗学手段相关。本研究从“羞”这一文化人类学现象出发阐释瓦尔泽“密码卷帙”中的书写方式,并选取《强盗》小说残篇和《1926年〈日记〉逸稿》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瓦尔泽文学书写中的“羞”及作品主人公遮掩“羞”的诗学策略问题,讨论瓦尔泽如何以“羞”的叙述方式作为化解叙述困境的诗学手段,以及瓦尔泽为何采用“密码卷帙”这种以隐匿文字符号为目的的手写形式。本研究第一章介绍了论题缘起、瓦尔泽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对“羞”这一概念做出差异性理论梳理,分析“羞”在不同语境下生成的前提、诱因、反应机制和典型的处理方式。第三章讨论文化人类学及社会伦理语境下“羞”的作用机制,重点剖析了《强盗》小说主人公面对各种危机和羞辱时通过藏匿自我身份以消解“羞”的策略。此外,由失败作家而引发的“羞”还体现在“强盗”与叙述主体之间疏离/紧密的共生关系上。第四章诠释了掩饰“羞”的情感面具和诗学面具。《强盗》主人公通过夸张的情感和行为方式来转移“羞”,以故作顺从对权力关系进行颠覆和反讽,还以故作无耻的态度忽略并否认“羞”的在场。瓦尔泽用自己的一幅肖像画编织“强盗”的外形着装,将本人掩盖在这个失败作家的形象之中。而瓦尔泽的手稿本身也是一种遮掩,本研究结合瓦尔泽的书信和文本解读了“密码卷帙”的独特手写形式,这种掩饰性极强的手写方式也是瓦尔泽化解手写危机的诗学策略。第五章从《〈日记〉逸稿》出发阐明了小说中叙述主体“我”通过日记体文学书写,对既定的文学规约表示反讽和质疑的意图,小说呈现的元叙述、自我反思、悖论对话性等特征均为掩饰叙述危机的文学手段,而小说中主题的偏离与推延、意义的消解以及内容指涉义的变换也都是瓦尔泽用来掩饰并克服言说失败的诗学手段。第六章对掩饰“羞”的诗学策略和瓦尔泽的“羞感”诗学实践进行了总结。总而言之,瓦尔泽的“密码卷帙”从文本层面展示了“羞”的情感诱发机制和文学个体对“羞”的处理方式。瓦尔泽用独特的叙述方式建构文本是为了掩饰作为失败作家的“羞”,他的微型铅笔手稿可以被视为一种对抗手写危机的文化技术,也是一种遮掩和消解“羞”的诗学策略。从文本层面的回避到叙事层面的遮掩、再到书写行为中的隐藏,瓦尔泽在内容、叙述和语言符号的三重掩饰中,将“羞”作为一种创作理念融入他的文学书写。本研究发现,瓦尔泽作品中“羞”的美学价值就蕴含在掩饰性的本质之中,他对“羞”的表现和处理方式可以视为一种掩饰性的诗学手法。本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是从“羞”现象出发对瓦尔泽“密码卷帙”中两部小说及其文学叙述和文学书写进行了多维度的阐释,发现瓦尔泽无论在叙述层面上的遮掩,还是独特的手写形态,其中所藏匿的都是“羞”的应对策略以及“羞感”诗学实践。对“羞”的文学应对策略既是瓦尔泽对作家身份认同的核心,也是他书写方式的诗学本质。本研究将“羞”这一文化人类学现象拓展为瓦尔泽的特殊诗学手段,他的这种极具掩饰倾向、又在掩饰中展露深层意图的独特书写可以被视为是一次对“羞感”诗学的书写实践。
二、值得注意的一种语言现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值得注意的一种语言现象（论文提纲范文）
（1）汉语史学科建设问题:总体趋势与分支走向（论文提纲范文）
| 一、汉语史学科研究的基础工作 |
| 二、汉语语音史 |
| 三、汉语词汇史 |
| (一)古代有些词语后来消失了，有的彻底消失，有的作为词素参与后代构词。 |
| (二)后代产生了一些新的词语，有的在原来的词或词素基础上产生，有的借用别的语言的词，有音译，也有意译，少数情况下是模仿自然声音创造新词。 |
| (三)有些词语自古至今都在使用，有常用词，也有非常用词，汉语有不少非常用词都从先秦两汉传承直今，这种现象很值得研究。 |
| 四、汉语语法史 |
| 五、汉语修辞史 |
| 六、汉字史 |
（2）中文经济合同中“责任”表述的局部语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方法意义 |
| 1.3.3 实践意义 |
| 1.4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商务汉语研究 |
| 2.1.1 专门用途语言与商务汉语 |
| 2.1.2 商务汉语研究与教学 |
| 2.1.3 小结 |
| 2.2 合同语言研究 |
| 2.2.1 语言学视角 |
| 2.2.2 教学视角 |
| 2.2.3 小结 |
| 2.3 局部语法研究 |
| 2.3.1 局部语法的理论机制 |
| 2.3.2 局部语法的发展 |
| 2.3.3 小结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 3.1 概念界定 |
| 3.1.1 合同相关定义 |
| 3.1.2 “责任”相关定义 |
| 3.1.3 局部语法相关定义 |
| 3.2 研究问题 |
| 3.3 研究方法 |
| 3.4 研究工具 |
| 3.4.1 文本清理工具 |
| 3.4.2 语料加工工具 |
| 3.4.3 语料标注与分析工具 |
| 3.4.4 有限状态自动机构画工具 |
| 3.5 研究步骤 |
| 3.5.1 语料处理及统计阶段 |
| 3.5.2 局部语法描写阶段 |
| 3.5.3 对比分析阶段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两类合同的“责任”分布 |
| 4.1 租赁合同 |
| 4.1.1 合同文本语步结构 |
| 4.1.2 “责任”表述在各语步的分布 |
| 4.1.3 责任人在各语步的分布 |
| 4.1.4 小结 |
| 4.2 买卖合同 |
| 4.2.1 合同文本语步结构 |
| 4.2.2 “责任”表述在各语步的分布 |
| 4.2.3 责任人在各语步的分布 |
| 4.2.4 小结 |
| 第五章 两类合同“责任”表述局部语法分析 |
| 5.1 租赁合同“责任”标记 |
| 5.1.1 责任标记的频次 |
| 5.1.2 责任标记的特点 |
| 5.1.3 小结 |
| 5.2 租赁合同“责任”局部语法结果与分析 |
| 5.2.1 实义动词 |
| 5.2.2 情态动词 |
| 5.2.3 短语 |
| 5.2.4 小结 |
| 5.3 买卖合同“责任”标记 |
| 5.3.1 责任标记的频次 |
| 5.3.2 责任标记的特点 |
| 5.3.3 小结 |
| 5.4 买卖合同“责任”局部语法结果与分析 |
| 5.4.1 实义动词 |
| 5.4.2 情态动词 |
| 5.4.3 小结 |
| 第六章 两类合同对比分析 |
| 6.1 词汇-语法型式 |
| 6.2 功能范畴体系 |
| 6.3 局部语法型式 |
| 6.4 语义韵分析 |
| 6.5 购销合同检验 |
| 6.6 局部语法的教学启示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研究发现 |
| 7.1.1 合同“责任”表述分布 |
| 7.1.2 “责任”局部语法分析 |
| 7.1.3 租赁和买卖合同异同 |
| 7.1.4 创新点 |
| 7.2 研究局限及展望 |
| 7.2.1 研究局限 |
| 7.2.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商务汉语教材 |
| 附录二 租赁合同样例 |
| 附录三 买卖合同样例 |
| 附录四 购销合同样例 |
（3）20世纪30年代美国小说中的一股暗流 ——纳撒尼尔·韦斯特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韦斯特小说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与研究难点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鲍尔索·斯奈尔的梦幻生活》:朦胧粗晦的讥讽之作 |
| 第一节 宗教感受:精神痛苦之源 |
| 第二节 消极反叛的艺术态度 |
| 第三节 悲观虚无的生活感受 |
| 第二章 《孤心小姐》:无从救赎的精神危机 |
| 第一节 专栏读者:人间苦难的忠实缩影 |
| 第二节 玛丽与贝蒂:无路可遁的现代女性 |
| 第三节 施拉克:丧失信仰的“游魂” |
| 第四节 “孤心小姐”:没有教堂的“牧师” |
| 第三章 《难圆发财梦》:分崩离析的传统价值 |
| 第一节 劝世之言:美国梦想已然破灭 |
| 一、拙劣的模仿,还是高妙的戏仿? |
| 二、美国梦,还是美国噩梦? |
| 第二节 警世之语:美国自由岌岌可危 |
| 一、法西斯势力蠢蠢欲动 |
| 二、“赤色恐惧”悄然蔓延 |
| 第四章 《蝗灾之日》:终将消亡的现代文明 |
| 第一节 超现实的艺术世界 |
| 第二节 好莱坞“狂人”群像 |
| 一、好莱坞演员:“弗兰肯斯坦魔鬼” |
| 二、托德·哈克特:韦斯特的自画像 |
| 三、好莱坞电影迷:“来加州找死的人” |
| 第三节 破碎的狂欢世界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4）象征、动员与认同：音乐的三重政治功能研究 ——以“中宣部100首歌曲”为分析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政治与音乐关系的相关研究 |
| (二)政治与音乐研究的诸视角 |
| (三)现有研究评价 |
|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结构 |
| 四、研究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音乐政治功能的内涵阐释与相关理论 |
| 一、音乐政治功能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政治象征、政治动员与政治认同 |
| (二)政治功能与音乐政治功能 |
| (三)政治表达与音乐政治表达 |
| 二、音乐政治功能的三重分析视角及其内在关联 |
| (一)音乐政治功能三重分析视角的依据 |
| (二)音乐政治功能的三重关系辨析 |
| 三、音乐政治功能的相关理论基础与阐释 |
| (一)政治象征中的符号与音乐符号 |
| (二)政治动员中的情感与音乐情感 |
| (三)政治认同中的身份与音乐身份认同 |
| 第二章 音乐政治象征功能 |
| 一、符号视角下音乐政治象征功能的解析 |
| (一)音乐符号与音乐政治象征的差异 |
| (二)符号学视角下音乐政治象征功能 |
| 二、音乐政治象征功能的分析 |
| (一)音乐的政治精神象征功能 |
| (二)音乐的政党象征功能 |
| (三)音乐的国家政治象征功能 |
| 三、音乐政治象征功能的特性 |
| (一)音乐政治象征艺术幻象的神圣性 |
| (二)音乐政治象征内容的修辞性 |
| (三)音乐政治象征的权力转化性 |
| 第三章 音乐政治动员功能 |
| 一、情感视角下音乐政治动员功能的解析 |
| (一)政治动员中音乐的情感实践 |
| (二)情感视角下音乐政治动员功能 |
| 二、音乐政治动员功能的分析 |
| (一)音乐的政治行为动员功能 |
| (二)音乐的政治思想动员功能 |
| 三、音乐政治动员功能的特性 |
| (一)音乐政治动员事件的确定性 |
| (二)音乐政治动员方式的感染性 |
| (三)音乐政治动员内容的人民性 |
| 第四章 音乐政治认同功能 |
| 一、身份视角下音乐政治认同功能的解析 |
| (一)政治认同中音乐的身份认同 |
| (二)身份视角下音乐政治认同功能 |
| 二、音乐政治认同功能的分析 |
| (一)音乐的政治历史与文化认同功能 |
| (二)音乐的政治情感认同功能 |
| (三)音乐的政治利益认同功能 |
| 三、音乐政治认同功能的特性 |
| (一)音乐政治认同内容的公众性 |
| (二)音乐政治认同传播的分层性 |
| (三)音乐政治认同表达的跨边界性 |
| 结语:音乐政治功能研究的前景 |
| 一、理论拓展的空间 |
| (一)音乐政治表达双向性与音乐创作责任 |
| (二)音乐政治表达中的政府责任 |
| 二、学科交叉的可能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的评析 |
| 三、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贡献与不足 |
| (一)可能的贡献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认识前提 |
| 一、观念概念的界定 |
| (一)观念概念的语义分析 |
| (二)观念概念的多学科视角分析 |
| (三)观念概念的相似术语辨析 |
| 二、观念分析的维度 |
| (一)观念的结构要素与承载者 |
| (二)观念的呈现机制 |
| (三)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 |
| 第二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历史脉络 |
| 一、政治学中的观念研究传统 |
| (一)传统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总体概况 |
| (二)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
| 二、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衰落 |
| (一)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局限 |
| (二)新理论范式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观念研究在衰落时期的进展 |
| 三、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复兴 |
| (一)观念研究复兴的驱动因素 |
| (二)观念研究复兴的多重表现 |
| 第三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大流派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第四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取向:建构制度主义 |
| 一、建构制度主义的生成逻辑 |
| (一)建构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的分析基础 |
| (一)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双重性 |
| (二)不确定性 |
| (三)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 |
| (四)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 |
| 三、建构制度主义的多重取向 |
| (一)观念制度主义 |
| (二)话语制度主义 |
| (三)修辞制度主义 |
| (四)沟通制度主义 |
| 第五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发展反思 |
| 一、观念转向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 |
| (一)各流派理论张力的缓和 |
| (二)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 |
| 二、观念转向对现实政治世界的反思 |
| (一)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审视 |
| (二)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论衡》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综述 |
| 二、本文的研究思路 |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论”体意识与博通之学 |
| 第一节 自然与自觉:王充文体意识的过渡性 |
| 一、关于“文体意识” |
| 二、自然:王充文体意识的整体面貌 |
| 三、自觉:王充“论”体意识的明确 |
| 四、王充文体意识的过渡性 |
| 第二节 王充“论”体意识的文学史意义 |
| 第三节 “论”体与王充的博通学风 |
| 一、王充与“论”体的交融 |
| 二、博通与越文化 |
| 三、博通与书肆 |
| 四、博通与班氏家族 |
| 第二章 士大夫身份与《论衡》征引文书的意义 |
| 第一节 文本素材与身份重估 |
| 一、以叙述代议论:从《验符》篇“庐江湖水出金事件”谈起 |
| 二、偏重主旨:《验符》篇研究史略 |
| 三、以文书为素材:《验符》篇素材来源剖析 |
| 四、士大夫:王充身份重估 |
| 第二节 史料与宣汉:《论衡》征引文书的双重意义 |
| 一、史料价值:对东汉史书记载的补充 |
| 二、政治意味:文书与宣汉 |
| 第三章 《论衡》颂汉的文化意味 |
| 第一节 《春秋》与颂汉:王充颂汉动因析论 |
| 一、历史意识的缺失:王充颂汉动因研究史略 |
| 二、采善贬恶:王充对《春秋》的接受及其颂汉学术基础的确立 |
| 第二节 依违五经:王充颂美汉帝王的独特理路 |
| 一、 “五、三”与王充颂美汉帝王的背景 |
| 二、高汉于周:王充对汉代圣王图谱的勾勒 |
| 三、依违与依附:王充与东汉文士颂汉的差异 |
| 第三节 颂汉视野与王充对东汉文章的推崇 |
| 一、知行合一:王充对兰台文士颂汉理念的认同与实践 |
| 二、颂汉无罪:王充赋论观平议 |
| 第四章 《论衡》接受发微 |
| 第一节 历代《论衡》接受举隅 |
| 一、六朝:对书与人的全面肯定 |
| 二、唐代:肯定《论衡》与贬低王充 |
| 三、宋代:“非圣无法”与“以人废言” |
| 四、清代:官学打压与私学赞扬 |
| 第二节 文脉不绝:黄晖及其《论衡校释》平议 |
| 一、黄晖与《论衡校释》成书始末 |
| 二、“会校”:校勘的方法与理念 |
| 三、“通释”:归纳与分类方法的结合 |
| 第三节 通人通学:《论衡》对张舜徽先生治学理路的影响 |
| 一、弃专尚通:博通的治学路径 |
| 二、不拘师法:学术为天下公器 |
| 三、体用结合:考辨体例与撰述实践 |
| 四、古为今用:知今之学最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与回顾 |
| 三、研究思路 |
| 四、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官箴文化的发展与宣宗御制《官箴》的出台 |
| 第一节 明初以前官箴文化的发展历程 |
| 一、发轫期 |
| 二、成长期 |
| 三、成熟期 |
| 第二节 仁宣时期的官制与官员 |
| 一、近侍机构 |
| 二、中央行政系统 |
| 三、地方行政系统 |
| 四、军事管理系统 |
| 第三节 宣宗御制《官箴》出台的历史背景 |
| 一、由严入宽:宣宗御制《官箴》出台的政治环境 |
| 二、官风颓弛:宣宗御制《官箴》出台的直接原因 |
| 第二章 宣宗御制《官箴》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内容 |
| 一、宣宗圣谕 |
| 二、箴言三十五篇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特点 |
| 一、以皇帝本人为制箴主体 |
| 二、以内外诸司为阅读客体 |
| 三、以道德训诫为中心内容 |
| 四、以四言韵文为体式风格 |
| 第三章 宣宗御制《官箴》与宣德时代政治生态的构建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期许 |
| 一、宣宗御制《官箴》的政治构想 |
| 二、宣宗御制《官箴》的官德要求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与宣德朝行政治理 |
| 一、肃纲纪 |
| 二、汰冗官 |
| 三、简贤才 |
| 第三节 蒸然之象:宣德朝政治生态的转变 |
| 一、大醇小疵的官场风气 |
| 二、宣宗的帝风与宣德时代的君臣关系 |
| 第四章 宣宗御制《官箴》的流传及对后世的影响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的流传 |
| 一、文本形态《官箴》的流传 |
| 二、特殊形态《官箴》的流传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对明代中后期官箴书的影响 |
| 一、官箴作品的繁荣发展 |
| 二、官箴作者的广泛参与 |
| 第三节 宣宗御制《官箴》对明代中后期官场与官风的影响 |
| 一、正己:官德的培养 |
| 二、谏君:圣德的培养 |
| 第五章 宣宗御制《官箴》的内在精神脉络与明初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宣宗御制《官箴》与明初君主专制 |
| 一、御制与官箴:强势皇权的表达方式 |
| 二、共生与合作:皇权政治的内在局限 |
| 第二节 宣宗御制《官箴》与明初士大夫政治 |
| 一、得君与行道:官僚士大夫的政治理想 |
| 二、周孔与孔孟:皇权政治与士大夫政治的必然冲突 |
| 结论 |
| 一、明宣宗御制《官箴》的官箴文化定位 |
| 二、明宣宗御制《官箴》的政治文化定位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情况 |
| 后记 |
（8）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 |
| 二、已有研究的不足 |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高祖至吕后时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二节 文景时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三节 西汉中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四节 西汉晚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五节 未见於传世文献且无法判断归属的中央职官 |
| 第二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职官考述 |
| 一、楚汉之际王国职官 |
| 二、汉初之异姓诸侯王王国职官 |
| 三、汉初之同姓诸侯王王国职官 |
| 四、西汉中晚期之王国职官 |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侯国职官考述 |
| 一、楚汉之际侯国职官 |
| 二、自刘邦称帝至武帝时侯国职官 |
| 三、自武帝时至西汉末侯国职官 |
| 第三节 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 |
| 第三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职官考述 |
| 一、边郡管理系统 |
| 二、内郡管理系统 |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县职官考述 |
| 一、西汉早期县职官设置 |
| 二、西汉中晚期县职官设置 |
| 第四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 |
| 第一节 工矿、商业类 |
| 一、工类 |
| 二、矿业类 |
| 三、商业类 |
| 第二节 军事类 |
| 第三节 农林、水利类 |
| 一、农林类 |
| 二、水利类 |
| 第四节 畜牧类 |
| 第五节 仓储类 |
| 下编 |
| 一、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表 |
| 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的西汉中央职官表 |
| 出土文献中未见於《百官表》的西汉中央职官表 |
| 二、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职官表 |
| 三、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职官表 |
| 四、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侯国职官表 |
| 五、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县道邑职官表 |
| 引用谱录简称 |
| 参考文献 |
| 职官索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9）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的选题依据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关于国家对外政策分析模式的研究 |
| (二)关于国际关系中情感的研究现状 |
| (三)关于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研究 |
| 三、主要的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点 |
| 第一章 群体情感: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中的中介变量 |
| 一、主流对外政策分析模式的偏好假定及评价 |
| (一)传统理性选择模式的偏好假定及缺陷 |
| (二)个人认知心理模式的偏好假定及缺陷 |
| (三)两种模式对国家对外政策偏好解释的可弥合性 |
| 二、群体情感的引入及对两种模式偏好的弥合 |
| (一)群体情感的生成过程及概念阐释 |
| (二)群体情感是国家理性的基线 |
| (三)群体情感是个体情感的趋同 |
| 第二章 以群体情感为中介变量的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分析层次 |
| 一、现实变化对对外政策偏好分析要素提出的新要求 |
| 二、单元层次:共同历史记忆与本土实践 |
| (一)国家是群体情感的载体 |
| (二)共同历史记忆: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时间维度 |
| (三)本土实践: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空间维度 |
| 三、体系层次:地区安全结构与地区规范 |
| (一)地区安全结构以亲疏关系来形塑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
| (二)地区规范内化以回旋镖效应作用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
| 第三章 群体内情感类别化进程是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形成的内在动力 |
| 一、历史记忆以基调情感为媒形塑国家对外政策偏好方向 |
| (一)从共同历史记忆到政治基调情感 |
| (二)从政治基调情感到对外政策偏好的方向 |
| 二、本土实践以即时情感为介引领国家对外政策偏好选择 |
| (一)群体决策者引领即时情感的手段 |
| (二)群体决策者利用即时情感进行身份选择 |
| (三)即时情感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偏好选择的途径 |
| 第四章 群体间情感比较进程是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形成的外部路径 |
| 一、地区安全结构以群体间情感碰撞为媒限定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环境 |
| (一)零和竞争结构:欧美焦虑情感与东亚希望情感的碰撞 |
| (二)外源合作结构:欧洲焦虑情感与中东欧羞辱情感的碰撞 |
| (三)内源合作结构:东亚希望情感与中东欧羞辱情感的碰撞 |
| 二、地区规范内化以群体间情感评价为介推进国家对外政策偏好转变 |
| (一)地区规范内化通过群体间情感评价增强国家的内省能力 |
| (二)地区规范内化通过群体间情感评价增强国家的外辱压力 |
| 第五章 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塞俄与塞欧之间的比较 |
| 一、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偏好差异的特点 |
| (一)塞尔维亚对欧政策偏好超越经济务实主义 |
| (二)塞尔维亚对欧政策超越个人精英偏好 |
| (三)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差异的原因比较 |
| 二、群体情感在塞对俄欧政策偏好中的中介作用 |
| (一)塞尔维亚国内群体情感的类别化 |
| (二)塞对俄欧的群体间情感比较 |
| 三、结论与反思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10）罗伯特·瓦尔泽“密码卷帙”中的羞感书写 ——《强盗》小说残篇和《1926年〈日记〉逸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表 |
| 1 引言 |
| 1.1 论题缘起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 |
| 2 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羞”的探究 |
| 2.1 羞的前提:自我意识 |
| 2.2 羞的诱因:他者目光 |
| 2.3 羞的反应机制:隐藏回避 |
| 2.4 羞的处理方式:面具 |
| 2.5 小结 |
| 3 “羞”与身份的遮掩——《强盗》小说中的生存危机 |
| 3.1 “强盗”的身份藏匿 |
| 3.1.1 作家?强盗?——社会身份与美学身份的反叛 |
| 3.1.2 孤立与孤例——社会隔离与主体救赎 |
| 3.1.3 无名与命名——隐而不表的模糊化身份 |
| 3.2 “强盗”的身份伪装 |
| 3.2.1 教化与规训——对规约的应对 |
| 3.2.2 性别演绎——女性化倾向的掩饰与文学 |
| 3.2.3 孩童的天性和任性——身份逃避与文学活力 |
| 3.3 “我”和“强盗”——理想身份与现实身份的分裂与弥合 |
| 3.4 小结 |
| 4 “羞”的隐匿面具——“强盗”的藏与“密码卷帙”的隐 |
| 4.1 以情感掩饰“羞”感 |
| 4.1.1 目光的审视——闪躲或对峙 |
| 4.1.2 伪装的顺从——权力关系的颠覆 |
| 4.1.3 对嘲讽者的嘲讽——对“羞”的忽略与否认 |
| 4.2 文学形态面具 |
| 4.2.1 衣饰与掩饰——现实与虚构身份的文学编织 |
| 4.2.2 在手稿中逃遁——“密码卷帙”中的手写危机 |
| 4.3 小结 |
| 5 “羞”与叙述的掩饰——《1926 年〈日记〉逸稿》中的言说危机 |
| 5.1 叙述主体的自我审视 |
| 5.1.1 日记的写作练习——对“展示的危机”的展示 |
| 5.1.2 元叙述与自白——对书写过程的观照和自省 |
| 5.1.3 想象的对话者——面对审视和评判的自辩 |
| 5.2 叙述内容的消解 |
| 5.2.1 主题的推延——欲盖弥彰的遮掩 |
| 5.2.2 “谈”情“说”爱——语义的偏移 |
| 5.3 小结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四、值得注意的一种语言现象（论文参考文献）
- [1]汉语史学科建设问题:总体趋势与分支走向[J]. 孙玉文.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01)
- [2]中文经济合同中“责任”表述的局部语法研究[D]. 赵羚.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
- [3]20世纪30年代美国小说中的一股暗流 ——纳撒尼尔·韦斯特小说创作研究[D]. 李唐. 吉林大学, 2021(01)
- [4]象征、动员与认同：音乐的三重政治功能研究 ——以“中宣部100首歌曲”为分析对象[D]. 连婉廷. 吉林大学, 2021(01)
- [5]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6]《论衡》会通研究[D]. 倪晓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7]明宣宗御制《官箴》研究[D]. 朱文宇. 吉林大学, 2021(01)
- [8]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D]. 孔令通. 吉林大学, 2021(01)
- [9]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D]. 王硕. 吉林大学, 2021(01)
- [10]罗伯特·瓦尔泽“密码卷帙”中的羞感书写 ——《强盗》小说残篇和《1926年〈日记〉逸稿》研究[D]. 高原. 浙江大学, 202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