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层闸管单位内部改革的初步尝试（论文文献综述）
肖赛玥[1]（2021）在《国企“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研究 ——以S市112厂为例》文中提出考察典型单位制元素的生成与发展历程是单位制变迁研究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在传统单位制社会,职工群众以“单位人”的身份工作、生活在各个单位组织之中。单位组织开展的文艺活动是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加之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需要借助文艺形式向职工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宣传和生产动员,“单位文艺”成为单位组织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在社会结构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单位制面临着转型或消解的趋势,与单位组织相依存的“单位文艺”同样面临命运抉择。单位制变迁的总体趋向是为适应社会发展逐步褪去单位组织的社会服务属性,回归以生产为主的企业属性,学界称之为“单位去社会化”。依据这一演变逻辑,文艺作为非生产、管理属性的元素,似乎难以摆脱被剔除的命运。然而,笔者通过实证考察发现文艺在当下的单位组织中仍有其发挥价值的空间。据此,本研究以在单位制变迁进程中依旧保留传统单位制组织形态的大型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将“单位文艺”作为单位制变迁历程中,单位组织内部的保留性元素加以考察。通过不同历史时期“单位文艺”的生成与功能变迁历程的探究,解析单位制变迁背景下单位组织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所进行的积极探索。受研究对象的历时性和复杂性因素影响,本研究主要采取质性研究方法,以S市112厂为研究个案,对112厂“单位文艺”的生成与发展历程展开实证考察。研究对“单位文艺”价值的考量是围绕“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展开的,主要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是从历史维度对“单位文艺”的缘起与生成进行溯源,为“单位文艺”工具化属性的形成探寻历史源流;其次以“单位文艺”生成的历史轨迹作为逻辑主线展开研究。遵循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范式,依据“单位文艺”的生成历程与功能预设、功能实现、功能延展和功能转向的对应关系,将“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嵌入到“单位文艺”的生成与发展的时间序列之中。从不同历史时期的“单位文艺”的艺术图景中探究“单位文艺”如何助力单位组织实现动员机制的有效实施;再次是结合“单位人”对“单位文艺”的记忆表达和功能认知,探讨“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基于文艺是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的特性,笔者引入时间维度从即时性、阶段性和积累性三个层次探讨“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并着重从积累性实效层面考察“单位文艺”对“单位意识”形塑起到的正向作用。研究结尾,笔者尝试运用本土实践经验与经典理论进行对话。借鉴布尔迪厄的文艺生成理论对“单位文艺”的生成结构中“文艺场域”与“权力场域”的结构关系进行分析。依据文艺生成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探究“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的时代推动因素。本研究将“单位文艺人”视为“文艺生产场”中的行动者,通过分析“单位文艺人”的“习性”的产生,以及“习性”对“单位文艺人”的行动的影响,探讨“单位文艺人”作为行动者在“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过程中的作用。本研究将“单位文艺”定位为单位体系中,助力单位组织动员机制有效实施的协作要素。研究发现:（1）“单位文艺”的功能定位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文艺的价值禀赋一脉相承。在历次朝代更迭、社会变革的进程中,文艺在思想启蒙、教化民众方面发挥的功能促使中国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形成了一种价值认同与文化自觉。一方面是对文艺的工具属性的价值认同。能够发挥政治服务、社会服务功能的文艺形态往往比纯粹的审美性的文艺形态更被推崇。政治精英把文教当作统治中不可或缺的治理工具,文化精英则将文教当作一种应然的使命。另一方面是形成文化自觉。中国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善于汲取国内外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情境中的文艺工作经验,逐步构建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文艺生成结构和运行逻辑。上述两点共识不仅是推进“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的历史动因,也是中国文艺价值史观中亘古未变的核心命题。（2）从“文艺生产场”的场域结构来看,“文艺场域”与“权力场域”之间的结构依附关系促使“单位文艺”从生成伊始便走向组织化、制度化的文艺运行轨道。对资源与秩序具有绝对支配和管理权的权力主体从官方角度对“单位文艺”的功能建构过程进行把控,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单位文艺”的思想宣传、文化教育、生产动员等诸项功能的有效实施。“文艺场域”中“单位文艺人”作为能动的行动者,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导向的内化与再生产促进“单位文艺”的功能识别,另一方面则通过对意识形态导向的“过滤”和“化解”,形成“去功能化”的“单位文艺”记忆表达。（3）“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是随着时间的累积而逐渐呈现的。依据“单位文艺”发挥实效的时间长短可分为即时性实效、阶段性实效和积累性实效三个层次。研究发现,“单位文艺”对形塑“单位意识”中的积极要素具有正向作用。随着时间的积淀,以“单位意识”形塑为典型实效的积累性实效是单位制变迁进程中,“单位文艺”能够成为从传统单位制时期过渡到后单位制时期的保留元素的核心价值所在。组织架构和管理体制的调整促使以组织空间为单位共同体依存形式的共同体格局趋向松动或瓦解,而思想意识层面的精神共同体依旧存在,集体主义荣辱观与使命感等积极“单位意识”不仅是传统单位制时期的宝贵财富,在新时期同样具有重塑国企单位组织社会价值的现实意义。
吕蕾[2]（2021）在《基层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问题研究 ——以M区税务局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从二十世纪初开始政府购买服务的实践,作为政府采购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进行服务型政府构建过程中,实现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提升等方面,政府所发挥的功能更加重要。税务机关对于国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职能包括:履行国家税收征管职能以及税收管理权,而基层税务局作为与纳税人直接接触的一线税务机关,通过办税服务厅和办税服务窗口,为纳税人提供办税服务,是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直接执行者,因此基层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工作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税收征管能力,涉及政府形象和信誉的问题,更与每个纳税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伴随着现代经济体系对税务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国家税制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基层税务机关的工作量急剧增加,办税大厅的工作压力增大。为提高办税服务质量,合理配置人力资源,节约管理成本,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从2015年开始,部分地区的基层税务局进行了购买办税服务的实践。2018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全国税务系统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下文简称《指导性目录》）,对税务局能够进行购买的服务内容等进行了规定和说明,对基层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推动和指导。新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下称《办法》）于2020年3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对政府购买服务概念的最新定义,也是最明确的定义,对政府购买服务的行为首次以正式部门规章的形式在具体操作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完善。但由于办法实施时间尚短,指导和规范效应还难以显现,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购买服务制度不完善、购买服务流程不规范、购买服务监管不到位等,导致基层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工作质量不高。本文将基层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作为研究对象,在充分参考政府购买服务方面的国内外文献资料,搜集整理了全国普适和税务系统内部关于政府购买服务的法律政策、工作规范等文件资料的基础上,从基层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的概念入手,基于新公共管理、公共支出、委托代理等基本理论,采用“购买方—承接方—消费方”的分析框架。以M区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为例,结合对纳税人的问卷调查和对税务局内部有关人员和服务提供方的访谈,分析以M区税务局为代表的基层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的背景与现状,并进一步归纳总结基层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基层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的制度不完善、流程不规范和监管缺位三个方面,找出存在问题的原因,最后从加强基层税务局购买服务培训和队伍建设,提升购买办税服务方式运用的准确性和灵活性,规范基层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预算编制,建立基层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绩效评价机制,建立全方位的监管体系,积极加入本地政府购买服务信息交流平台六个层面提出优化基层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工作的对策建议。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有三点:一是对政府购买服务有关的法律规定与政策等进行了系统性地整理。本文对涉及我国政府购买服务内容的法律法规进行了全面梳理,按照时间线找出政府购买服务概念的历史沿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下简称《政府采购法》）与政府购买服务有关的专门法律法规之间建立一种逻辑关系,以期对政府购买服务的涵义进行更加准确、清晰、合乎当前经济环境的解析;第二,选择办税服务的供给、生产和消费三个环节以及办税服务的提供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三类主体当作主要的研究对象,构建基层税务机关购买办税服务的三类主体分析框架。能够全方位、真实可靠地反映出以M区税务局为代表的基层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的基本现状;三是本文的研究依据《办法》对“政府购买服务”的最新定义,以及《指导性目录》中的分类,建立在将基层税务局购买的“办税服务”纳入“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这一分类基础之上进行讨论。
宋晓娟[3]（2021）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区是居民基于中意而结成的共同体。就私人生活而言,居民可能以个体或家庭的形式存在,但受房屋产权、物理位置、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居民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社区组织。同一社区空间内的组织之间共享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甚至还可能存在成员重叠。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生物学领域将不同种属按某种厉害关系生活在一起叫做共生,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做出了相似的现象解释,而社区则成为了最常见的共生关系发生域,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来透视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心几经调整。但到本世纪之初,城市社区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且管得着但不愿管的现象仍很普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就社会管理传统下的网格化管理（2004-2012）而言,其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源自于政府,因此从主质参量来看,其与政府管理方式同质,是后者向社区的进一步下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改革。作为社会的微观构体,城市社区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在网格化管理强化的同时开始注重治理主体的培育,实践创新的单位则以区、街道为主。以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市社区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分析得出,这三年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重点依次是: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和政社互动。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的实践由同质延伸转向了异质化发展。研究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关键变量发现,社区有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这些主体在通过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产生互动,互动中的物质信息交流以单向为主,互动的结果是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的提升。变量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的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偏利共生。实践步入近几年（2016至今）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单位由区、街道转向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与社区治理要素又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从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来看,自2016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延续着常态化发展,核心在于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已有问题的探索性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后,网格化管理承接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重要使命,实践方式做了一些应急性调整与“补漏”式改进。就社区治理要素的发展而言,以民政部在2018年选出的101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已对最新进展做了补充）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以协商共治为整体目标导向,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的治理格局,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式。从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核心变量来看,城市社区生成了丰富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发起了多样化的共治活动,活动中的物质信息呈多方多向流动,最终导向了驻区组织的非同步化发展,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城市社区共生行为模式属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在中国城市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似乎始终未曾远离。每一次新实践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而新问题又成为了实践再次创新的动力。目前,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城市社区实践面临诸多问题,对称互惠共生是其进化方向。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的发展需要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条件的多重转变,对称互惠共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这一转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基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实践现状,结合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要想完成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深度融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强化政府对内部层级部门间网络的管理能力。城市社区治理要素发展的实质是社区内公私合作程度的提升与基层党政部门对公私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的语境下,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是理解网络化治理的两个维度。对比理论植根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社区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化治理是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双维度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共生理论认为,动力与阻力是影响共生关系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要想推动共生关系发展必须提升动力,消解阻力。网络化治理是城市社区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理想状态的技术工具,形塑网络化治理的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主体增容（共生单元）、强化组织互动（共生界面）、加速物质信息流动（共生条件）之力;阻力则主要是由社区组织的互动方式（共生界面）与组织性质（共生单元）决定的。研究发现,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党政领导力、利益驱动力和科技支撑力。这些动力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单一治理网络可以由多种动力来形成,但通常只有一种动力在发挥主导作用。综合比较前面所有的样本社区及笔者所调研的其他社区,笔者发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城建社区的动力因素最为全面,且已初步推进了网络化治理建设。以城建社区为例,本文从实践层面剖析了这些动力因素导向网络化治理的运作过程。此外,本文以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向心力”中的最高施力方（基层党组织）领导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离心力”为例,剖析了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内在张力。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明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强化动力、消解阻力之方法。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价值理念是影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共生（共生除可以是一种主体间形态外,还可以是组织行为的先导,即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原价值,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以社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为基点的,所以前者的实施路径也是后者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条件三个共生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成果配置”是共生关系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也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实施路径的基本面向。有鉴于此,本文从共生价值体系（价值理念）、治理组织建设（共生单元）、治理行动选择（共生界面）和科学技术支撑（共生条件）四个方面探寻了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施路径。
张毅[4]（2021）在《结构-功能视角下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研究 ——基于A省土地整治项目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模式以其独立性、专业性、权威性等特质而备受推崇,承载着政府绩效改进和政府公信力提升等美好的治理愿景。但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发现,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治理愿景与现实图景之间存在着显着鸿沟,评估过程的形式主义、评估结果的运用失力等问题使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面临局部失灵,独立性、专业性、权威性的理想效用存在名不副实问题。如何增强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有效性不仅成为摆在政府和第三方评估机构面前的实践难题,也构成了学界日益关注的重要理论命题。本文聚焦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有效性问题,在结构-功能理论视阈下对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理想功能发挥的结构性障碍,进行理论阐释与实证挖掘,力图为增进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提供新的理论参考与智力支持。纵观国内外既有研究文献,可以发现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有效性问题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相关问题描述、原因分析与对策探讨为本研究提供了分析视角与解释维度上的多重启发。不过,既有研究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也存在诸多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首先,既有成因阐释存在碎片化问题,缺少一个系统的分析架构。这一方面导致在理论上难以清楚区分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问题的表面原因与深层原因、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问题表现与问题诱因等,难以形成对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问题与成因的整体性把握;另一方面,不利于找准不同维度的问题症结及其相对定位,针对其结构性偏差实现定向施策。其次,在研究观点上,既有研究多将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有效性问题归因于政府部门或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利益偏好、目标冲突等主观动机因素,亦或必然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因素,而较少系统探察其中主体能力因素,尤其是政府部门能力缺陷对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独立性与权威性的客观影响。最后,在研究方法上,既有研究多理论分析而少实证研究,有基于多案例的量化统计分析而鲜有基于典型案例过程的定性分析,缺乏在深度解剖多元行动者行为逻辑及其互动结构基础上,系统打通对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问题的各方影响因素。为此,在参鉴既有研究进展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本文试图通过进一步的理论阐释与实证挖掘,推进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的系统性研究。本文以结构功能理论为分析视角,并融合委托—代理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相关分析维度,得出了一个拓展性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的“组织-工具-执行”分析框架。首先,框架中的三个维度分别指向政府委托部门、第三方评估机构、参评政府部门三个核心行动者,以及三者在第三方评估活动中各自侧重承载的组织性功能、工具性功能、执行性功能。其次,本文在依据“三元”主体及其功能类型划分搭建的主架构基础上,将影响各主体理想功能发挥的因素归结为“选择—能力”双重维度。其中,选择维度关涉三元主体各自在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过程中的利益偏好、目标冲突等主观因素,能力维度关涉三元主体担负各自功能的客观能力因素。基于“组织-工具-执行”框架下的“三元二维”因素分析,本文将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影响因素一方面进行归纳整合,从碎片化到结构化;另一方面进行细化、拓展,从片面到主客观要素兼顾,从而在总体上实现对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问题成因的系统化挖掘与阐释。基于上述理论框架,本文借助实证案例A省的土地整治项目,对其第三方评估过程进行了深描,从中管窥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问题的系统成因,发现:首先,在组织层面,政府委托部门因组织功能发挥中的政治置换与规范悬浮问题,引致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独立性异化,构成了影响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的价值脱嵌因素;在工具层面,第三方评估机构主要因工具性功能发挥中的自我规约与专业势差问题,引致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专业性妥协,构成了影响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的代理风险因素;在执行层面,参评政府部门主要因执行性功能发挥中对项目信息的理性过滤和供给偏误问题,引致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权威性消解,构成了影响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的信息偏差因素。整体来看,价值脱嵌、代理风险与信息偏差分别在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组织、工具、执行环节,构成了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独立性、专业性、权威性的阻滞因素,三方面因素兼具先后性与独立性、相互诱发且整体聚合,既分别侵蚀着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有效性,也合力构成了制约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结构性矛盾亦给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的改善设置了潜在障碍,包括主体选择因素调节的权衡性障碍、能力因素克服的客观性障碍、关键因素识别的模糊性障碍以及结构性矛盾调节的嵌入性障碍等。对此,本文在结合既有研究发现与观点的基础上,从系统性调适而非绝对管控、多元价值制衡、代理升级以及信息助推等层面,对如何通过基础理念与基本策略的优化,破解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优化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及其障碍等,进行了方向性思考。
冯麒颖[5]（2021）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研究》文中指出纪律建设是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生命线”,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表明,党的纪律是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指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纪律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共产党将纪律建设进一步制度化和法治化,并开展相应的顶层设计,制定了一系列党内法规来指导党内具体的纪律建设实践。多次查处的大案表明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等问题,为此,必须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此外,新时代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靠铁的纪律。纪律严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着标识,同时也是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本质特征之一。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并将其发展为党保持强大战斗力的重要法宝。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纪律建设提升到与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这表明了纪律建设在党建过程中的紧迫性。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克难的深水区,党的执政地位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党中央从战略高度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以极大政治魄力革新党的纪律,勇于对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亮剑”,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取得了令国内外高度赞赏的成绩。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积极探索治党的新方法,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彰显了党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本色。绪论部分,通过阐释研究源起及意义、文献综述等交代清楚立题依据。第一章,主要阐述研究所用的核心概念,如党的纪律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党的纪律类型、构成及各部分之间的逻辑体系以及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基础。第二章,重点阐述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基础,着重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思想家关于无产阶级建设的主要理论,由此为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夯实了理论基础。第三章,阐释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依据。党的纪律建设从无到有经历了革命、建设及改革三个阶段,百年历史积淀积累了丰富的治党经验,在此基础上总结百年来党的纪律建设的基本规律。百年来党的纪律建设始终保持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期间经历了艰难曲折探索阶段,并最终迎来了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新时代。第四章,重点阐释党的十八大以来纪律建设的新成就。梳理了党的纪律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形成的建设思路、制度设计和理论创新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纪律处分条例方面做出了突破性成就,并在反腐倡廉方面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在制度设计、运行体制、规范体系及监督机制等方面呈现出完整的制度逻辑,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党的纪律建设的新格局。第五章,阐释了当前党的纪律建设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及存在问题。党的纪律建设必须与时俱进,在发展中发现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案,新时代是党的纪律建设的时代境遇,但也带来诸多思想政治等方面的挑战,如理想信念不牢固、政治不坚定等。第六章,阐释了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理论体系的构建,具体包含党的纪律建设的主要关系,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基本原则,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主要目标等内容。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将政治纪律建设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通过“两学一做”深入开展党的纪律建设,并深化监督执纪各种形式,巩固党的反腐败成果,充分发挥巡视监督的利剑功能。第七章,阐释新时代背景下推进党的纪律建设的主要对策,如加强党内纪律教育;创新党的纪律教育方法;加强纪律建设的制度保障;加强纪律建设的监督机制等。总之,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挑战,需要着力深化和拓展与纪律建设相关的学术研究。相对而言,该领域的学术研究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无法及时有效地应对党的纪律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党的纪律建设需要以问题为中心深入开展理论与实践层面研究,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丰富和发展党的纪律建设的基本理论与实践经验。“无规矩,不成方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精力做好党的建设工作,并把党的纪律建设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将其上升至关乎党和国家未来发展命运的战略层次,充分表明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决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诸多新问题、新情况,要求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纪律建设,以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只有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才能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力,进而凸显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党的纪律建设是维护党内团结的可靠保障,“党的团结统一靠什么来保证?要靠共同的理想信念,靠严密的组织体系,靠全党同志的高度自觉,还要靠严明的纪律和规矩”。纪律和规矩是党内法规的主体内容,加强党内纪律建设就是要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个人树立各种高标准和严要求的行为规范,并将这些规矩内化为全体党员的政治认同,以实际行动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力量,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尽管党中央坚决与一切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且在重大关键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突破,但党的纪律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依然任重而道远。
黄艳[6]（2020）在《江西省税务局省局机关绩效管理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绩效管理作为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一种重要管理方式,是企业提升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更是政府部门创新行政管理方式的重要举措。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党中央、国务院越来越重视行政体制改革和管理方式创新,提出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新理念,并在绩效管理领域进行了长期地摸索和实践,在党的十八大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税务部门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职能和税收执法部门,传统管理模式在新时代背景下遭遇阻碍和挑战,推行绩效管理既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重要体现,也是推进政府转型、实现税收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在党中央、国务院倡导建设服务型政府、推动政府改革的精神下,国家税务总局于2013年开始探索引入符合税务系统管理特色的绩效管理模式,2014年下半年在全国全面推开。江西省税务局在总局的部署下,在2014年全面推开绩效管理,这不仅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家税务总局重要部署的体现,也是响应江西省政府建设“忠诚型、创新型、担当型、服务型、过硬型”政府的时代要求。从试行1.0版、2.0版到正式实施3.0版,再到升级运行4.0版、5.0版,到现在不断优化改进的6.0版、7.0版、8.0版,江西省税务机关绩效管理发展至今已6年有余,从无到有,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现在的日益规范,绩效管理逐渐成为江西省税务机关开展工作、管理干部的重要抓手,是提升纳税服务水平、提高纳税人满意度的重要手段。但由于推行时间短、经验少、制度体系不完善等因素,税务机关绩效管理在科学统筹、指标设定、流程管控、结果运用、组织与个人考评衔接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和缺陷。因此,本文立足江西省税务局机关视角,借鉴国内外优秀经验,采用实证分析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组织、部门和个人角度,对江西省税务局机关绩效管理运行现状、存在问题和如何改进等方面进行研究,就解决当前问题和困境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为税务机关推进绩效管理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通过深入分析和总结,本文认为江西省税务局机关在实施绩效管理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指标设计存在缺陷。现行绩效管理指标体系中,存在指标内容重点不够突出、考核内容不够科学、分值权重分配不够合理、减负力度有待推进等问题。二是管理机制有待完善。遵循绩效管理四大闭环过程中,存在大数据应用率不高、日常监管较为薄弱、评价过程不够科学等问题。三是绩效结果运用效果欠佳,主要体现在组织绩效与个人绩效关联度不够、评价过程缺乏制度依据、结果运用缺乏力度等。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建议进一步提高指标编制质量、优化分值权重配比、优化指标计分方式、增强外部评价权重等,切实增强指标的合理性、科学性、可操作性。二是健全绩效管理机制,通过加快大数据平台建设、完善过程监管机制、完善岗责体系建设、优化个人考评机制等,进一步优化完善现有管理机制,为绩效管理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三是强化结果运用,在原有结果运用办法和举措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健全结果运用配套制度、丰富绩效结果运用激励手段、引入淘汰机制等意见建议。四是加大绩效文化培育力度,要加强绩效文化建设,浓厚绩效氛围;转变重结果轻过程的绩效思维;加大绩效培训力度;加强基层调研等。
李晓宁[7]（2020）在《交流与认同：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小区居民关系的民俗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近郊兴建了大量的高层商品楼小区,众多居民从内城迁往城郊的商品楼住宅区。这些新兴城市社区是居民交流关系生成的重要文化空间,本文以北京的方庄小区为个案,采用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生动的个人叙事,主要从日常交流实践的视角探究社区居民的居住关系。地处南二环与南三环之间的方庄小区是北京市政府于1984年正式批准开发建设的高层集合住宅小区。1992年全部完工的方庄是当时北京市规模最大的住宅区,也是北京市最早对个人和外籍人士销售商品房的住宅区。它所代表的是在各个城市周边开始发生的城市居民与郊区农民集聚于同一社区的新型居住关系。方庄小区是由原地的农民、个人置业者、带有企业和单位分配住房政策性质的集团购房者所共同组成,这种居住关系的生成,意味着全体居民将要经历一个社区认同与文化融合的公共文化实践的过程。居民的共同体意识并不是像原来所在村落那样成为一种绝对的需要,不同的年龄群体或者性别群体会根据不同的需求构成各自的日常交流方式。在社区公共生活秩序的建构中,不同的交往行为具有不同的意义。本文设置了几个基本问题来进行研究:家庭生活需求的满足中居民的日常交流实践,个人娱乐需求满足中居民的日常交流实践,服务性的社区公益活动的参与和社区认同,基于社区生活的文艺创作对于社区认同的作用。从家庭层面来看,家庭的日常生活虽然不依赖但也不能完全离开居住社区。从个人层面来看,拥有不同的业余爱好与修养背景的居民结成形式多样的趣缘群体。参与个人喜爱的兴趣团体成为个人融入社区的重要方式。此外,社区新型居住关系的建构离不开居民自觉自愿进入公共领域从事公益活动,做出各种实际的奉献。居民自发创作关于社区生活的文艺作品包含居民的真实感受与想象,这些文艺作品激发了人们关于社区的想象,从而增进了对社区的认同。城市社区居民进行着形式多样的日常交流实践,这些交流既满足着家庭生活的需求,也满足着个人娱乐休闲的需要。居民在社区公益活动参与中获得个人成就感与社区认同感,活动参与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流。社区生活催生人们的文艺创作,这些包含真实与想象的创作促进对社区共同体的想象,从而达成认同。不管个人生活还是家庭生活都无法脱离社区,基于不同需求的交流实践构成对社区共同体的认同。虽然方庄小区具有特殊性,居民构成关系呈现多元特征,因其成立时间较早,人们经历了比较充分的社区公共生活秩序以及文化建构的过程,积累了丰富经验,值得我们去研究。我们注意到家庭在社区日常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也注意到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在未来城市社区的发展过程中,民俗学以城市居民小区为单元进行研究是可靠且具有操作性的一种方法。从文化交往的意义,关注居民如何积极建立互动合作和相互服务的关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传统的居住关系在蜕变为一种新型居住关系过程中,仍然保留了传统生活文化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精神。如何通过交流实现认同是本文的核心问题,将个案置于整个中国城市发展中,民俗学应该关心人们的文化需求以及他们如何创造自己满意的生活,他们不断提出新需求从而建立了当前灵活多样的合作形式与日常生活交流方式。
肖云峰[8]（2020）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创新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新时代。巡视工作作为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纪的重要手段,被确定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党的巡视工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逐步创立、发展和完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党的组织、落实党的指示、维护党的纪律、净化党的肌体、密切党群关系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迈向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每轮中央巡视工作完成后,习近平同志都主持中央政治局或其常委会议听取汇报,并作重要讲话,指示部署工作。巡视工作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齐头并进,大放异彩。在实践方面,明确巡视工作定位,强化中央直接领导,坚持问题导向,建立巡视组组长库,实行“一次一授权”“三个不固定”,开展专项巡视,推行“巡查式”“点穴式”“回访式”“机动式”巡视,强调政治担当,推动巡视成果运用,顺利实现一届任期巡视全覆盖、做到全国“一盘棋”;在制度方面,两次修改巡视工作条例,制定相关配套规定,建立“十大协调机制”,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在理论方面,提出中央巡视工作方针、政治巡视等理论成果,理论框架不断完善。党的十九大以来,巡视工作继续深化,新党章将巡视巡察工作作为独立一条进行规定,党中央制定印发了中央巡视工作五年规划,巡视工作被纳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包括巡视监督在内的“四个全覆盖”权力监督格局正在形成。截止2020年8月份,十九届中央巡视工作已经开展五轮,其中创造性地将巡视整改和脱贫攻坚列入巡视内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前,巡视工作正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初心、不辱使命,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党的自我净化的道路上不断创新前行。巡视工作永远在路上,当前虽然取得一系列瞩目成就,但总的来看还处于创新发展、不断完善过程中,在组织架构、制度体系、工作机制、理论研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尚需完善之处。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马克思经典理论和西方关于权力监督制约思想为理论基础和借鉴,通过文献分析、历史分析、系统分析、实证分析等方法,重点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的发展历程、实践现状和理论发展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的深入分析归纳和总结提升,以期挖掘展现第一手的基础资料,提炼总结巡视工作理论,提出具有创新性和建设性的发展完善路径。本文按照党内巡视工作理论基础研究-历史演化分析-当前发展述评-未来发展路径的思路,共分六章展开研究论述。在理论基础研究部分,首先在总结分析学界对巡视制度定义基础上,突破以往片面化的描述,将党内巡视制度定义为党政机关为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内监督,而通过严格程序制定的,涵盖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巡视机构开展巡视监督的规章制度等文件规定,以及由此形成的工作体系及相应工作机制、工作规则的总称。并通过与构成“四个全面覆盖”的其他三种监督方式,即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的比较分析,进一步厘清巡视监督的的概念,并概括出巡视工作的政治性、社会性、权威性等基本属性。对巡视工作理论基础和借鉴从中国古代巡视监察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西方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分析。在历史演化分析部分,将党内巡视工作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创立阶段、建国初期曲折前进阶段和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的恢复完善阶段进行研究,对历史脉络进行了考查梳理,总结归纳了阶段发展特征。特别对于现阶段研究尚少的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期间巡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史料挖掘,补充了诸如年度巡视工作情况等珍贵资料。总结了巡视工作在历史发展中所取得的保证了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加强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推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打牢了群众关系和执政基础等历史成效。在当前发展述评部分,首先,论述了党内巡视工作适应了新时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辅助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全面从严治党,在时代发展中发挥了应有作用。其次,对新时代巡视工作的实践创新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其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实现了一届党委任期之内巡视全覆盖,高效运用巡视成果,保证巡视工作取得实效。其中,特别结合2015年和2017年两次修订修改巡视工作条例情况,对巡视工作体系设计与运行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再次,对新时代巡视工作的理论创新进行了全面归纳,具有开创性的提炼总结了巡视工作思想、巡视工作方针、政治巡视等理论成果。在未来发展路径部分,首先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巡视工作所取得的珍贵工作经验,即巡视工作要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增强巡视工作权威,要坚持创新驱动,深入挖掘工作潜力,要坚持制度建设,依法依规开展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回归巡视监督本位,要坚持群众路线,打造公开透明形象。在此基础之上,指出当前巡视工作在发现问题、成果运用、工作网络、理论研究等方面面临的困境,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要通过提高巡视工作质量、构建巡视监督网络、完善制度建设、加强理论研究等措施与路径改进发展巡视工作。
何珍[9]（2020）在《农村人居环境的多中心治理研究 ——以安徽省W县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成了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传统“乡政村治”模式下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进展,农民生活得到改善,但在社会改革不断推行的过程中,“乡政村治”模式在新时代面临城镇化、行政化和管理科学化等挑战,其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中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如治理主体单一,治理过程缺乏活力。新时期党和政府不断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始终强调要加强社会治理创新。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开始逐渐合作参与治理工作,因此,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创新,构建农村人居环境多中心治理模式具有重要意义,这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各主体的参与活力,全面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努力形成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新格局,营造良好的农村宜居环境。本文以安徽省W县为研究对象,从多中心治理的视角来研究县域范围内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情况。研究发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等治理主体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如政府主体职责履行不到位,市场主体参与治理程度低,社会主体参与治理不深入,多元主体治理协同性不足。原因包括:行政规则体系不健全,政府角色定位不准确;企业经济人倾向明显,公共物品供给效率低;社会自治能力不强,环境治理参与动力不足;主体利益存在失衡,综合治理价值导向不足。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本文尝试提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联动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治理模式,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始终坚持政府有限主导、倡导市场积极介入、引导社会精准参与,构建多元协作机制,切实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多元主体的互动和合作实效,有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目标。
黄晓意[10]（2020）在《泰州市戴南镇强镇扩权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一些乡镇经济迅速发展,但是相应的行政管理体制还停留在落后的乡镇政府的层面上,社会管理、规划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过来制约了经济发展。推进经济发达镇进行强镇扩权,既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迫切需要。从2010年起,戴南镇成为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镇,遵循《江苏省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意见》文件精神,在创新管理体制、深化人事改革、实行综合执法、建立便民中心、破除体制束缚、建立目录清单、强化监督服务等七个方面进行改革。改革使戴南镇政府职能得到转变,政府效能得到提高,服务能力得到提升,实现产城一体发展。但是由于强镇扩权的改革模式仍在探索之中,戴南镇的改革还存在诸多问题:经济区域扩展与行政区域管理之间的问题,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影响经济发展的问题,部门设置、人员编制与实现高效服务职能的问题,下放的权力和戴南镇政府的承受力及需求有偏差的问题,土地需求与用地瓶颈制约之间的问题等。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案例分析和访谈等方法,注重对戴南镇强镇扩权的成效、问题作全面客观的分析,针对实际存在的问题,总结不同地区改革的经验,针对法律、制度、各方关系、权力监督、职能转变、队伍建设等方面,综合研究,提出进一步深化戴南镇强镇扩权成效的对策。
二、基层闸管单位内部改革的初步尝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基层闸管单位内部改革的初步尝试（论文提纲范文）
（1）国企“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研究 ——以S市112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单位文艺 |
| 1.3.2 单位文艺组织 |
| 1.3.3 单位文艺人 |
| 1.4 理论基础 |
| 1.4.1 结构功能主义 |
| 1.4.2 艺术场域理论与文艺生成理论 |
| 1.5 研究设计 |
| 1.5.1 研究对象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田野过程介绍 |
| 1.6 研究框架与篇章结构 |
| 1.6.1 研究框架 |
| 1.6.2 篇章结构 |
| 1.6.3 阶段划分依据 |
| 1.7 研究意义 |
| 1.7.1 理论意义 |
| 1.7.2 现实意义 |
| 第2章 “单位文艺”溯源 |
| 2.1 中国传统文教思想与文艺社会功能说 |
| 2.1.1 为治世而兴诗教 |
| 2.1.2 “文以载道”理念的形成与沿用 |
| 2.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教思想的传承与文艺使命的延展 |
| 2.2.1 从“文以载道”到“文以化人” |
| 2.2.2 文艺跃升为革命战斗的武器 |
| 2.3 苏联模式中的文艺工作经验 |
| 2.3.1 文艺是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
| 2.3.2 开辟工人阶级的学校和乐园 |
| 2.3.3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土化探索 |
| 小结 |
| 第3 章 生成期:“单位文艺”的早期萌生 |
| 3.1 “单位文艺”早期生成的历史语境 |
| 3.1.1 “单位文艺”形成的宏观社会语境 |
| 3.1.2 “单位文艺”形成的地域环境 |
| 3.2 “单位文艺”的生成动因与功能预期 |
| 3.2.1 国家层面:价值理念的形塑与传播工具 |
| 3.2.2 单位层面:助力单位组织动员机制有效实施 |
| 3.2.3 个人层面:满足多元精神文化诉求的主要路径 |
| 3.3 “单位文艺”的早期文艺景观与功能实现 |
| 3.3.1 爱国主义教育与爱国情感抒发 |
| 3.3.2 弘扬集体主义劳动精神 |
| 3.4 “单位文艺组织”的早期雏形 |
| 3.4.1 “自发原生型”业余文艺团体 |
| 3.4.2 “路径依赖型”业余文艺团体 |
| 3.4.3 “模式借鉴型”文艺活动阵地 |
| 3.4.4 “辅助拓展型”文艺活动空间 |
| 小结 |
| 第4 章 过渡期:“单位文艺”的震荡式过渡 |
| 4.1 过渡期的“别样文艺景观” |
| 4.1.1 “大跃进”时期的“文艺跃进” |
| 4.1.2 “文革”时期的“模式化”文艺生产 |
| 4.1.3 绑缚“政治胞衣”的“单位文艺” |
| 4.2 过渡期的常态化“单位文艺”实践 |
| 4.2.1 “单位文艺”的检阅与提升 |
| 4.2.2 文化主管部门与权威大众媒体联合树立舆论导向 |
| 4.2.3 单位组织自有媒体助力“单位文艺”的传播与推广 |
| 4.3 功能预设与功能实效的偏差 |
| 4.3.1 不同利益主体对“单位文艺”的功能预期的博弈 |
| 4.3.2 个体对功能实效的感知与内化的偏差 |
| 小结 |
| 第5 章 成长期:“单位文艺”的蓬勃发展盛景 |
| 5.1 改革开放初期:“单位文艺”的发展新契机 |
| 5.1.1 文艺政策制度调整 |
| 5.1.2 单位组织体制变革 |
| 5.2 成长期:“单位文艺”的发展态势 |
| 5.2.1 文艺活动常态化与文艺形态多样化 |
| 5.2.2 文艺活动组织规模日趋扩大 |
| 5.2.3 发挥“典型单位制”区域的引领与示范作用 |
| 5.3 “单位文艺”的功能延展:单位组织文化的系统构筑 |
| 5.3.1 自制影视剧——单位组织文化的影像呈现 |
| 5.3.2 厂歌、厂旗和厂徽——单位组织文化的识别符号 |
| 5.3.3 厂庆文艺活动——单位组织历史的文艺呈现 |
| 5.3.4 文艺公关——维系单位组织公共关系的纽带 |
| 小结 |
| 第6章 转型与发展期:“单位文艺”发展中的挑战与自我调适 |
| 6.1 转型期“单位文艺”发展中的现实挑战 |
| 6.1.1 国企单位组织的角色转换 |
| 6.1.2 代际更迭导致“单位文艺组织”的凝聚力下降 |
| 6.1.3 文化多元化与“单位文艺”的效用困境 |
| 6.2 多元功能诉求促成“单位文艺”的功能转向 |
| 6.2.1 国家层面:重塑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 |
| 6.2.2 单位层面:“内聚外展”双向驱利力下的功能延展 |
| 6.2.3 个人层面:搭建情感融入与情感记忆的桥梁 |
| 6.3 “单位文艺”的自我调适与功能的演变进路 |
| 6.3.1 “单位文艺”的自我调适 |
| 6.3.2 “单位文艺”功能的演变进路 |
| 小结 |
| 第7章 “单位文艺”的评价 |
| 7.1 “单位文艺”的民间记忆与功能解读 |
| 7.1.1 “单位文艺人”对“单位文艺”的功能解读 |
| 7.1.2 “非单位文艺人”对“单位文艺”的功能解读 |
| 7.2 引入时间维度解析“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 |
| 7.2.1 即时性实效 |
| 7.2.2 阶段性实效 |
| 7.2.3 积累性实效 |
| 7.3 “单位文艺”与“单位意识”的形塑 |
| 7.3.1 “单位意识”的内涵与形塑过程 |
| 7.3.2 “单位文艺”的运行特质 |
| 7.3.3 “单位文艺”的形塑策略 |
| 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讨论 |
| 8.1 “文艺生产场”的运行逻辑与“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 |
| 8.1.1 结构的附属:“权力场域”中的“单位文艺” |
| 8.1.2 “文艺场域”的内部结构 |
| 8.1.3 作为行动者的“单位文艺人” |
| 8.2 “单位文艺”的未来发展趋向 |
| 8.2.1 “单位文艺”的“回潮”现象 |
| 8.2.2 “单位文艺”发展的合理性与持续性 |
| 8.2.3 “单位文艺”发展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
| 8.3 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单位文艺爱好者访谈提纲 |
| 附录2:单位文艺管理人员的访谈提纲 |
| 附录3: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
| 在读博士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基层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问题研究 ——以M区税务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及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二)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三)对现有研究的评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及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政府购买服务 |
| 二、基层税务局 |
| 三、办税服务 |
| 四、基层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 |
| 第二节 基层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的理论基础 |
|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 |
| 二、公共支出理论 |
| 三、委托代理理论 |
| 第二章 基层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概述 |
| 第一节 基层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背景 |
| 一、政府购买服务的法规与政策发展历程 |
| 二、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和承接主体 |
| 三、政府购买服务的组织管理模式 |
| 四、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选择 |
| 第二节 基层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概况 |
| 一、基层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现状 |
| 二、基层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成效 |
| 第三章 基层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的现状分析——以M区税务局为例 |
| 第一节 案例选取原因 |
| 第二节 M区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的基本情况 |
| 一、购买者概况 |
| 二、承接者概况 |
| 三、购买办税服务的主要内容 |
| 四、资金投入 |
| 第三节 M区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的实施分析 |
| 一、购买办税服务动机 |
| 二、承接者的选择与管理 |
| 三、具体组织实施过程 |
| 四、M区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的成效与困境 |
| 第四章 基层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基层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存在的问题分析 |
| 一、购买办税服务制度不完善 |
| 二、购买办税服务流程不规范 |
| 三、购买办税服务监管缺位 |
| 第二节 原因分析 |
| 一、制度体系尚未搭建 |
| 二、科学的监管模式尚未形成 |
| 三、思想认识不到位 |
| 第五章 优化基层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工作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加强基层税务局购买服务培训和队伍建设 |
| 第二节 提升购买办税服务方式运用的准确性和灵活性 |
| 第三节 规范基层税务局购买服务预算编制,加强源头管理 |
| 一、设立政府购买服务专户,加强预算制度的约束力 |
| 二、在决算报表中增设购买服务预算执行情况表 |
| 第四节 建立基层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绩效评价机制 |
| 一、建立前后衔接的管理制度 |
| 二、制定基层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的绩效评价机制 |
| 第五节 创新监管方式,拓宽监督渠道,建立全方位的监管体系 |
| 一、建立双向监督通道 |
| 二、拓宽监督渠道 |
| 第六节 积极加入本地政府购买服务信息交流平台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1:M区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满意度调查问卷 |
| 附录 2:M区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调查访谈记录 1 |
| 附录 3:M区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调查访谈记录 2 |
| 附录 4:M区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调查访谈记录 3 |
| 致谢 |
（3）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为关注热点的社区管理研究 |
| (二)以社区网络化治理为前沿议题的社区治理研究 |
| (三)社区由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发展研究 |
| (四)共生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城市社区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 |
| (四)共生 |
| 二、理论基础 |
|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共生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同质下延: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兴起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缘起 |
|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初始历程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创形态(2004)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步成长(2005-2012) |
| 二、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同质化下延分析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主体多数属于体制内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政府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推进了政策执行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与限度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限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偏利共生:网格化管理强化与治理主体培育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新探(2012 年末-2015) |
| (一)2013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减负增效 |
| (二)2014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三社联动 |
| (三)2015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政社互动 |
| (四)2013-2015 年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总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偏利共生行为模式研判 |
| (一)共生单元具备: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设立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单向为主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提升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与困境 |
| (一)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 |
| (二)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非对称互惠共生:网格化管理新突破与治理要素新发展 |
| 一、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的新实践(2016-至今)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新突破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要素的新发展 |
| (三)近年来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整体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非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剖释 |
| (一)共生单元具备:丰富的治理主体生成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多方发起的活动开展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多向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组织间非同步性进化 |
| 三、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与问题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导向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前行的目标、动力与阻力 |
| 一、网络化治理:中国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 |
| (一)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发展的理想状态 |
| (二)网络化治理:实现理想状态的工具设计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系统结构 |
| (四)网络化治理系统结构建构的基础条件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党政领导力 |
| (二)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利益驱动力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科技支撑力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阻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
| (二)目标和利益冲突下委托代理关系的内在张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现路径 |
| 一、共生: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 |
| (一)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 |
| (二)价值理念是影响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共生价值体系 |
| 二、丰富共生主体: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建设 |
| (一)在双向需求导向下,选择刚性约束 |
| (二)在目标需求导向下,采用弹性约束 |
| (三)在利益需求导向下,实施有效激励 |
| 三、完善共生界面: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行动选择 |
| (一)以协商为基础,形成主体间的共识共信 |
| (二)以共治为主线,强化主体间的共担共监 |
| (三)以共享为旨归,推动全主体的双维进化 |
| 四、优化共生条件: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技术支撑 |
| (一)以用户为中心,建设治理网络平台 |
| (二)以平台为依托,联通社区治理主体 |
| (三)以问题为导向,健全运行保障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结构-功能视角下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研究 ——基于A省土地整治项目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对既有研究的总体评价与展望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研究的理论准备 |
| 一、概念界定 |
| (一)政府绩效评估 |
| (二)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 |
| (三)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 |
| 二、理论资源 |
| (一)结构功能理论 |
| (二)委托代理理论 |
| (三)公共选择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一)结构-功能分析框架及其拓展 |
| (二)价值脱嵌: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组织有效性问题 |
| (三)代理风险: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工具有效性问题 |
| (四)信息偏差: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执行有效性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治理愿景与有效性命题 |
| 一、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治理愿景 |
| (一)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时代背景 |
| (二)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价值意蕴 |
| (三)理想效能:独立—专业—权威 |
| 二、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有效性命题 |
| (一)现实鸿沟:局部“失灵” |
| (二)何以矫治:从“失灵”到有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案例选择:A省土地整治项目的第三方评估 |
| 一、我国土地整治领域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实践探索 |
| (一)演进历程:产生与嬗变 |
| (二)运作模式:主体与流程 |
| 二、A省土地整治项目中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应用概况 |
| (一)A省土地整治项目的基本情况 |
| (二)A省土地整治项目第三方评估体系的建构 |
| (三)A省土地整治项目第三方评估的总体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价值脱嵌: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独立性异化 |
| 一、选择维度: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价值的政治置换 |
| (一)目标的权衡性大于科学性 |
| (二)内容的形式化大于实质性 |
| 二、能力维度: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价值的规范悬浮 |
| (一)过程监管的结构性盲区 |
| (二)结果审查的专业性乏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代理风险: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专业性妥协 |
| 一、选择维度: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代理的自我规约 |
| (一)生存压力下的被动性迎合 |
| (二)谋利导向下的主动性合谋 |
| 二、能力维度: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代理的专业势差 |
| (一)普适性工具的跨域间隙 |
| (二)有限条件下的“次优解”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信息偏差: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权威性消解 |
| 一、选择维度: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信息的理性过滤 |
| (一)道德风险下的信息失真 |
| (二)府际竞争下的信息修饰 |
| 二、能力维度: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信息的自然偏误 |
| (一)有限人力分配下的信息失准 |
| (二)有限技能匹配下的信息耗散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的提升路径 |
| 一、对研究问题的回应:三重偏离下的结构性矛盾 |
| (一)三重偏离之间兼具先后性与独立性 |
| (二)三重偏离之间相互诱发且整体聚合 |
| 二、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提升的障碍 |
| (一)选择因素调节的权衡性障碍 |
| (二)能力因素克服的客观性障碍 |
| (三)关键因素识别的模糊性障碍 |
| (四)结构性矛盾调节的嵌入性障碍 |
| 三、提升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的可能方略 |
| (一)理念优化:系统性调适而非绝对管控 |
| (二)价值绞合:以多元制衡扩增独立空间 |
| (三)代理升级:以机构建设提升专业素养 |
| (四)信息助推:以流程再造筑牢权威基础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A省土地整治项目绩效第三方评估结果简况 |
| 附录二 A省土地整治项目绩效第三方评估调研访谈提纲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5）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研究起源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文献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及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党的纪律建设的核心概念及逻辑体系 |
| 第一节 党的纪律建设的核心概念 |
| 一、纪律 |
| 二、党的纪律 |
| 三、党的纪律建设 |
| 第二节 党的纪律的类型与构成 |
| 一、党的纪律类型 |
| 二、党的纪律构成 |
| 第三节 党的纪律建设的逻辑体系 |
| 一、党的纪律建设逻辑 |
| 二、党的纪律建设体系 |
| 第二章 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的有关论述 |
| 一、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的理论认识 |
| 二、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的内容和原则 |
| 三、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的基本形式 |
| 第二节 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一、党的纪律建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课题 |
| 二、铁的意志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的根本特点 |
| 三、平等性和彻底性是执行党的纪律根本要求 |
| 第三章 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依据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纪律建设 |
| 一、中共建党初期党的纪律建设初探期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发展期 |
| 三、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成熟期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
| 一、建国初期党的纪律建设创立及实践 |
| 二、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党的纪律建设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纪律建设的曲折发展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到十八大以前党的纪律建设 |
| 一、改革开放初期党的纪律建设的拨乱反正 |
| 二、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党的纪律建设的发展 |
| 三、党的十六大以来党的纪律建设的新发展 |
| 第四节 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经验 |
| 一、党面临的形势越严峻就越要坚守党的纪律 |
| 二、明确党的纪律建设的基本遵循和执纪形态 |
| 三、优化党的纪律建设的惩戒方式与执行结构 |
| 四、彰显了党的纪律建设的治理功能 |
| 第四章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成就 |
| 第一节 新时代党的“纪律处分条例”的修订 |
| 一、“纪律处分条例”修订概况 |
| 二、“纪律处分条例”修订原则 |
| 三、“纪律处分条例”修订目标 |
| 第二节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一、形成了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 |
| 二、“惩-教”结合的纪律建设实践新模式 |
| 第五章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 第一节 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必要性 |
| 一、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性 |
| 二、党的纪律建设根本要旨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的环境挑战 |
| 一、全球化带来的外部环境挑战 |
| 二、市场利益化带来的立场矛盾 |
| 三、信息网络化带来的思想迷失 |
| 四、党情复杂化带来的内在困境 |
| 第三节 党的纪律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思想堕落动摇党的理想信念 |
| 二、不讲党的纪律损害党的政治权威 |
| 三、纪律松弛破坏党的团结统一 |
| 四、不讲规矩污染党内政治生态 |
| 第六章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关系、原则和目标 |
| 第一节 党的纪律建设要处理的主要关系 |
| 一、纪律建设与政治建设的关系 |
| 二、纪律建设与思想建设的关系 |
| 三、党的纪律与党的组织建设的关系 |
| 四、纪律建设与作风建设的关系 |
| 第二节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 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
| 第三节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主要目标 |
| 一、坚定做到“两个维护” |
| 二、扞卫党的领导地位 |
| 三、永葆党的自我革命的先进性 |
| 第七章 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加强党内纪律教育 |
| 一、坚定理想信念,突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纪律教育 |
| 二、抓好“关键少数”,强调以党内法规为根本的党内纪律教育 |
| 三、严明政治纪律,夯实以落实主体责任为内涵的党内纪律教育 |
| 第二节 创新党的纪律教育方法 |
| 一、传统培训方法与创新教育手段相结合的教育法 |
| 二、“零距离”警示教育与党性教育基地建设相结合的教育法 |
| 三、解决思想政治问题与个人问题相结合的教育法 |
| 第三节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制度保障 |
| 一、完善制度体系,扎紧制度的笼子 |
| 二、强化纪律执行,守住法规纪律底线 |
| 第四节 完善党的纪律建设的监督机制 |
| 一、构建党的纪律监督的内在动力机制 |
| 二、构建党内与党外两种纪律监督机制 |
| 三、构建党的纪律监督的考核评价机制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江西省税务局省局机关绩效管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和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处 |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绩效管理 |
| 2.1.2 政府绩效管理 |
| 2.1.3 税务机关绩效管理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2.2.2 目标管理理论 |
| 2.2.3 激励理论 |
| 3 江西省税务局机关绩效管理发展历程及现状 |
| 3.1 税务机关推行绩效管理发展历程 |
| 3.1.1 税务机关推行绩效管理背景 |
| 3.1.2 税务机关绩效管理发展阶段 |
| 3.1.3 征管体制改革前绩效管理模式分析 |
| 3.2 江西省税务局机关绩效管理现状 |
| 3.2.1 基本框架 |
| 3.2.2 实施现状 |
| 4 江西省税务局机关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 |
| 4.1 指标设计存在缺陷 |
| 4.1.1 指标重点不够突出 |
| 4.1.2 考评标准科学性有待提升 |
| 4.1.3 分值权重合理性有待提高 |
| 4.1.4 指标减负力度有待推进 |
| 4.2 管理机制不够健全 |
| 4.2.1 大数据平台应用率有待提高 |
| 4.2.2 日常监管环节较为薄弱 |
| 4.2.3 绩效评价不够科学 |
| 4.3 结果运用效果欠佳 |
| 4.3.1 个人组织观念淡薄 |
| 4.3.2 奖惩措施力度不够 |
| 4.3.3 结果不够公平公正 |
| 5 优化江西省税务局机关绩效管理建议 |
| 5.1 构建科学合理指标体系 |
| 5.1.1 提高指标编制质量 |
| 5.1.2 优化分值权重配比 |
| 5.1.3 优化指标计分方式 |
| 5.1.4 增加外部评价权重 |
| 5.2 健全绩效管理机制 |
| 5.2.1 加快大数据平台建设 |
| 5.2.2 完善过程管控机制 |
| 5.2.3 完善岗责体系建设 |
| 5.3 搭建顺畅个人考评体系 |
| 5.3.1 推进组织绩效和个人绩效衔接 |
| 5.3.2 改进工作任务评价机制 |
| 5.3.3 优化现实测评方式 |
| 5.3.4 加大加减分权衡力度 |
| 5.4 强化绩效结果运用 |
| 5.4.1 完善结果运用配套制度 |
| 5.4.2 丰富结果运用激励举措 |
| 5.4.3 引入淘汰机制 |
| 5.5 加大绩效文化培育力度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交流与认同：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小区居民关系的民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结构 |
| 五、资料的来源 |
| 六、创新点 |
| 第一章 北京城郊不同的居住关系 |
| 第一节 北京内城居住关系 |
| 一、北京城市空间格局 |
| 二、胡同里的四合院和大杂院 |
| 三、邻里之间的生活互助 |
| 四、邻里之间的信仰结社 |
| 第二节 近郊菜农村落 |
| 一、近郊农村 |
| 二、作为生产共同体的村落:蔬菜种植 |
| 三、作为生活共同体的村落 |
| 第三节 北京住宅:从平房到高楼 |
| 小结 |
| 第二章 从蒲黄榆到方庄小区 |
| 第一节 搬迁上楼:村落共同体的解体 |
| 第二节 北京首个商品楼住宅区 |
| 一、方庄地区的建立 |
| 二、方庄地区的居民组成 |
| 三、空间资本化与城市居住空间的高楼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小区中家庭之间的交流 |
| 第一节 以舞为媒:“越跳越熟,越跳越亲” |
| 一、舞队之中 |
| 二、舞场之外 |
| 第二节 共享养娃与家长社交:“快乐小陶子”公益绘本读书会 |
| 一、扎根社区的亲子阅读 |
| 二、社区之内的居民交流实践 |
| 三、走出社区的儿童集体活动 |
| 小结 |
| 第四章 休闲模式与社区认同 |
| 第一节 方庄民间艺术馆 |
| 一、从地下群租房到方庄民间艺术馆 |
| 二、串珠手工艺术班 |
| 第二节 美娘合唱团 |
| 第三节 书画协会 |
| 一、“这是我的另一个家” |
| 二、以书画结友 |
| 第四节 围圈踢毽 |
| 一、作为传统体育运动的踢毽 |
| 二、结伴踢毽 |
| 第五节 社区邻里节 |
| 小结 |
| 第五章 作为公共服务的社区参与 |
| 第一节 寻找地方历史、手绘方庄地图 |
| 一、寻找“蒲黄榆”的由来 |
| 二、手绘方庄地图 |
| 第二节 “十姐妹”志愿环保服务队 |
| 第三节 治安巡逻队 |
| 第四节 八老议政团 |
| 第五节 “掌上四合院” |
| 一、掌上四合院 |
| 二、从网络社群到面对面交流 |
| 小结 |
| 第六章 社区的想象与建构 |
| 第一节 作为心理认同的集体想象 |
| 第二节 “想象的共同体”:社区生成的重要方式 |
| 一、社区小报《方庄生活》 |
| 二、网络互动 |
| 三、参与和旁观:个人叙事的社区活动 |
| 第三节 社区的真实与想象:围绕社区生活的文艺创作 |
| 一、文字书写:现代社区的重要认同方式 |
| 二、观看与记录:方庄的光影记录 |
| 三、歌唱“我们的社区” |
| 四、画中“方庄”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现状与发展方向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的理论分析 |
| 2.1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的基本内涵 |
| 2.1.1 巡视的概念界定 |
| 2.1.2 巡视工作的基本属性 |
| 2.1.3 巡视工作制度体系构成 |
| 2.2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的理论分析 |
| 2.2.1 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 |
| 2.2.2 理论渊源-中国古代巡视监察思想 |
| 2.2.3 理论借鉴-西方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 |
| 2.3 巡视监督与其他监督方式的比较 |
| 2.3.1 巡视监督与纪律监督 |
| 2.3.2 巡视监督与监察监督 |
| 2.3.3 巡视监督与派驻监督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的发展历史考查 |
| 3.1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的发展历程 |
| 3.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创立阶段 |
| 3.1.2 建国初期的曲折前进阶段 |
| 3.1.3 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的恢复完善阶段 |
| 3.2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历史发展中取得的主要成效 |
| 3.2.1 保证了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
| 3.2.2 加强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
| 3.2.3 推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
| 3.2.4 打牢了群众关系和执政基础 |
| 第四章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创新发展 |
| 4.1 新时代巡视工作发展的时代适应性 |
| 4.1.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巡视工作提供保障 |
| 4.1.2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巡视工作促进推动 |
| 4.1.3 全面依法治国需要巡视工作相辅相成 |
| 4.1.4 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巡视工作深入发力 |
| 4.2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实践创新 |
| 4.2.1 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
| 4.2.2 顺利实现巡视全覆盖 |
| 4.2.3 高效运用巡视成果 |
| 4.3 新时代巡视工作发展的理论创新 |
| 4.3.1 巡视工作思想 |
| 4.3.2 巡视工作方针 |
| 4.3.3 政治巡视 |
| 第五章 新时代巡视工作体系设计与运行机制创新 |
| 5.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两次修订完善 |
| 5.1.1 《巡视工作条例》2015 年的修订变化 |
| 5.1.2 《巡视工作条例》2017 年的修改变化 |
| 5.1.3 巡视工作条例修订完善的现实意义 |
| 5.2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基本原则 |
| 5.2.1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
| 5.2.2 实事求是、依法依规 |
| 5.2.3 依靠群众、发扬民主 |
| 5.3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组织基础 |
| 5.3.1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及其职责 |
| 5.3.2 巡视工作办公室及其职责 |
| 5.3.3 巡视组及其职责 |
| 5.4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纪律与责任 |
| 5.4.1 巡视工作领导机关的纪律与责任 |
| 5.4.2 巡视工作配合部门的纪律与责任 |
| 5.4.3 巡视工作人员的纪律与责任 |
| 5.4.4 被巡视单位的纪律与责任 |
| 5.5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运行机制 |
| 5.5.1 巡视工作的两层客体 |
| 5.5.2 巡视工作手段及协调机制 |
| 5.5.3 巡视工作程序及流程模块化设计 |
| 第六章 巡视工作的未来发展 |
| 6.1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经验启示 |
| 6.1.1 坚持统一领导,增强巡视工作权威 |
| 6.1.2 坚持创新驱动,深入挖掘工作潜力 |
| 6.1.3 坚持制度建设,依法依规开展工作 |
| 6.1.4 坚持问题导向,回归巡视监督本位 |
| 6.1.5 坚持群众路线,打造公正透明形象 |
| 6.2 新时代巡视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
| 6.2.1 巡视发现问题能力欠缺 |
| 6.2.2 巡视成果运用不够扎实 |
| 6.2.3 巡视监督网络尚未完备 |
| 6.2.4 巡视制度体系不够完善 |
| 6.2.5 巡视理论研究还显薄弱 |
| 6.3 巡视工作今后发展完善的路径探索 |
| 6.3.1 提高巡视工作质量 |
| 6.3.2 构建巡视监督网络 |
| 6.3.3 完善巡视制度建设 |
| 6.3.4 加强巡视理论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农村人居环境的多中心治理研究 ——以安徽省W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多中心治理方面的研究 |
| (二) 农村人居环境方面的研究 |
| (三) 国内外文献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一、核心概念 |
| (一) 多中心 |
| (二) 农村人居环境 |
| 二、理论基础 |
| (一) 多中心治理理论 |
| (二) 公共物品理论 |
| (三) 公共选择理论 |
| 第二章 W县农村人居环境多中心治理的调研概述与分析 |
| 一、W县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基本情况介绍 |
| (一) W县的区域概况 |
| (二) W县作为案例的代表性分析 |
| (三) W县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现状 |
| 二、W县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发展脉络 |
| (一) 单中心治理模式的实践 |
| (二) 单中心向多中心的转型 |
| (三) 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初探 |
| 三、W县农村人居环境多中心治理模式初步探索的成效 |
| (一) 政府治理理念有所转变 |
| (二) 市场参与项目逐渐增多 |
| (三) 自主治理氛围开始形成 |
| 第三章 农村人居环境多中心治理的问题与成因 |
| 一、农村人居环境多中心治理存在的问题 |
| (一) 政府主体职责履行不到位 |
| (二) 市场主体参与治理程度低 |
| (三) 社会主体参与治理不深入 |
| (四) 多元主体治理协同性不足 |
| 二、农村人居环境多中心治理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
| (一) 行政规则体系不健全,政府角色定位不准确 |
| (二) 企业经济人倾向明显,公共物品供给效率低 |
| (三) 社会自治能力不强,环境治理参与动力不足 |
| (四) 主体利益存在失衡,综合治理价值导向不足 |
| 第四章 国内外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经验借鉴和启示 |
| 一、国内外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经验借鉴 |
| (一) 韩国的新村运动 |
| (二) 欧盟的乡村社区建设 |
| (三) 浙江省“千万工程”经验 |
| (四) 苏州市“康居特色村”建设 |
| 二、国内外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启示 |
| (一) 发挥政府引导作用 |
| (二)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
| (三)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
| (四) 健全多元投入机制 |
| 第五章 农村人居环境多中心治理的对策研究 |
| 一、健全行政体系,坚持政府有限主导 |
| (一)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发挥政府统筹协调作用 |
| (二)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全方位监督考核 |
| 二、完善参与机制,倡导市场积极介入 |
| (一) 搭建信息平台,增加企业参与的社会资本 |
| (二) 加强政企互动,培育市场主体的公共精神 |
| 三、健全社会网络,引导社会精准参与 |
| (一) 加强组织引导,打造长效环境治理机制 |
| (二) 强化自治能力,动员居民发挥主体作用 |
| 四、倡导主体平等,构建多元协作机制 |
| (一) 厘清多元利益关系,健全利益均衡机制 |
| (二) 建立治理委员会,完善对话合作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期间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10）泰州市戴南镇强镇扩权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 研究的背景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关于强镇扩权定义的研究 |
| (二) 关于强镇扩权动因的研究 |
| (三) 关于强镇扩权取得成效的研究 |
| (四) 关于强镇扩权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的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主要内容 |
| 五、论文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和理论基础 |
| 一、强镇扩权 |
| 二、政府治理与分权理论 |
| 三、组织扁平化理论 |
| 第二章 泰州市戴南镇强镇扩权的基本实践 |
| 一、戴南镇强镇扩权的背景 |
| 二、戴南镇强镇扩权的基本做法 |
| (一) 创新管理体制 |
| (二) 深化人事改革 |
| (三) 实行综合执法 |
| (四) 建立便民中心 |
| (五) 破除体制束缚 |
| (六) 建立目录清单 |
| (七) 强化监督服务 |
| 三、戴南镇强镇扩权取得的成效 |
| (一) 政府职能得到转变 |
| (二) 政府效能得到提高 |
| (三) 服务能力得到提升 |
| (四) 实现产城一体发展 |
| 第三章 泰州市戴南镇强镇扩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泰州市戴南镇强镇扩权存在的问题 |
| (一) 经济区域扩展与行政区域管理之间的问题 |
| (二) 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影响经济发展的问题 |
| (三) 部门设置、人员编制与实现高效服务职能的问题 |
| (四) 下放的权力和戴南镇政府的承受力以及需求有偏差的问题 |
| (五) 土地需求与用地瓶颈制约之间的问题 |
| 二、泰州市戴南镇强镇扩权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 法律因素 |
| (二) 利益因素 |
| (三) 意识因素 |
| (四) 体制因素 |
| 第四章 我国强镇扩权几种模式的探索及启示 |
| 一、广东模式 |
| 二、浙江模式 |
| 三、两种模式的经验启示 |
| 第五章 泰州市戴南镇强镇扩权有效推进的对策 |
| 一、完善法律法规 |
| 二、强化制度建设 |
| 三、理顺各方关系 |
| 四、加强多元监督 |
| 五、转变政府职能 |
| 六、提升队伍建设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基层闸管单位内部改革的初步尝试（论文参考文献）
- [1]国企“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研究 ——以S市112厂为例[D]. 肖赛玥. 吉林大学, 2021(01)
- [2]基层税务局购买办税服务问题研究 ——以M区税务局为例[D]. 吕蕾.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3]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D]. 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4]结构-功能视角下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有效性研究 ——基于A省土地整治项目的考察[D]. 张毅. 吉林大学, 2021(01)
- [5]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研究[D]. 冯麒颖. 兰州大学, 2021(09)
- [6]江西省税务局省局机关绩效管理问题研究[D]. 黄艳.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5)
- [7]交流与认同：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小区居民关系的民俗学研究[D]. 李晓宁. 山东大学, 2020(07)
- [8]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创新研究[D]. 肖云峰. 河北大学, 2020(09)
- [9]农村人居环境的多中心治理研究 ——以安徽省W县为例[D]. 何珍. 苏州大学, 2020(03)
- [10]泰州市戴南镇强镇扩权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 黄晓意. 苏州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