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1年11月份水泥、平板玻璃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论文文献综述）
周佳[1]（2020）在《大气污染物许可排放量分配及综合评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形势依然十分严峻。2018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只有121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即六项污染物浓度均达标,达标比例为36%）,依然有190个城市PM2.5浓度超标（超标率为56%）,治理PM2.5污染依然任重道远。《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全国83.73%SO2、63.77%NOx和80.14%烟粉尘排放量是由固定点源中的工业部门排放。现在我国主要通过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源环境管理制度体系来科学合理地管理固定源的污染物排放量。排污许可制度通过核定企业污染物许可排放量、监管污染物实际排放量来挂钩污染物浓度,进而直接关联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效果。然而,排污许可制度改革至今,依然无法实现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挂钩,无法定量评估当前的企业污染物许可排放量分配方法在效果、效率、公平等方面的真实价值,无法较好地支撑排污许可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总量控制制度的改革。基于上述背景和管理需求,本研究梳理总结了分配领域与评估领域的研究进展和不足,从而确定了科学问题,即如何构建点源尺度大气污染物许可排放量分配及综合评估体系。第一,针对科学问题中的分配问题,本研究创新性地构建了基于排放标准法（M1）、排放标准+城市传输法（M2）、环境容量法（M3）的点源尺度（企业排放口）大气污染物许可排放量分配模型。本研究基于城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M0）的企业（排放口）大气污染物排放现状,结合当前排污许可制度分配方法实践和城市大气污染物传输矩阵、城市大气污染物环境容量等最新研究成果,以及结合通过工业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筛选出来的工业锅炉、水泥、玻璃、焦化、钢铁等5个工业行业,构建了3种企业（排放口）大气污染物许可排放量分配模型。第二,针对科学问题中的评估问题,本研究创新地整合构建了包括效果评估（环境质量贡献度评估）、效率评估（费用效益评估）、公平评估（公平性评估）、3E综合评估在内的分配结果综合评估体系。在这一部分,首先,以基础排放清单为底部清单,分别加上了基于M0与M1、M2、M3分配结果的点源排放清单,以北京及周边城市为核心模拟区域,本研究构建了三层嵌套网格WRF-CMAQ模型,来开展分配结果效果评估。其次,基于效果评估中的M1、M2、M3与M0的污染物模拟浓度差值,以及基于M1、M2、M3与M0的污染物排放量差值,结合健康终端、暴露人口、反应系数、货币化参数,本研究分别构建了基于环境风险评估和货币化评估的健康效益评估模型,以及污染物减排量货币化评估模型,来开展分配结果效率评估。然后,基于M0、M1、M2、M3的城市5工业行业的污染物排放量,分别加上M0城市其他工业行业的污染物排放量,并结合北京及周边城市的工业GDP、工业利润、工业增加值、工业就业人口等经济社会数据,本研究构建了基于环境基尼系数（EGC）法和绿色贡献系数（GCC）法的公平性评估模型,来开展分配结果公平评估。最后,基于上述的效果、效率、公平评估结果,按照由专家建议构建了污染物浓度、净效益、EGC、GCC等评估结果对应的分数表,并根据专家建议的效果、效率、公平等维度的权重系数,创新性地构建了基于环境质量贡献度（AQA）、费用效益（CA）、公平性（EA）的单项评估评分模型以及基于3E综合评估的综合评估评分模型,来开展分配结果综合评估。本研究有5个主要结果:（a）在许可排放量分配结果方面,M1、M2、M3的北京及周边城市SO2许可排放量分别是7.90、4.92、22.27万t/a,其NO2许可排放量分别是21.91、13.56、15.34万t/a,其一次PM2.5许可排放量分别是3.54、2.22、7.82万t/a。（b）在效果评估结果方面,M1、M2、M3的北京及周边城市SO2模拟浓度分别是30.53、29.83、34.902)/8)3,其NO2模拟浓度分别是49.98、49.43、49.502)/8)3,其PM2.5模拟浓度分别是62.15、61.44、63.912)/8)3。（c）在效率评估结果方面,M1、M2、M3的北京及周边城市健康效益分别为196.05、220.41、102.24亿元,其成本分别为4.85、8.17、5.09亿元,其净效益分别为191.20、212.23、97.15亿元。（d）在公平评估结果方面,M1、M2、M3的基于经济社会数据与SO2排放量的EGC分别为0.4530、0.4573、0.4783,其与NOx排放量的EGC分别为0.4598、0.4696、0.4642,其与一次PM2.5排放量的EGC分别为0.3861、0.4319、0.4479;M1、M2、M3的基于经济社会数据与SO2、NOx、一次PM2.5的GCC中,北京的均高于1.5,唐山的均低于0.5,其他城市的高于或低于1.0。（e）在综合评估结果方面,M1、M2、M3的3E综合评估分数分别是56.91、57.94、55.74。其中,M1、M2、M3的AQA评估分数分别是47.54、47.97、45.97,其CA评估分数分别是76.66、76.91、68.68,其EA评估分数分别是49.66、52.27、55.82。本研究有4个主要结论:（1）城市大气污染物传输矩阵、城市大气污染物环境容量能被引入点源尺度分配方法,使分配方法能够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挂钩。（2）分配结果的效果评估、效率评估、公平评估能很好地集成为分配结果3E综合评估,从而使多种分配方法能在单项维度和综合维度分别进行比较。（3）包含效果评估、效率评估、公平评估、3E综合评估在内的综合评估体系能够定量评估分配方法在效果（环境质量贡献度）、效率（费用效益）、公平（公平性）、3E综合等不同维度的表现。（4）从不同分配方法3E综合评估分数（M2>M1>M3）分析,说明在当前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下,标准+传输法>排放标准法>环境容量法。其中,在不同分配方法AQA评估分数比较方面,M2>M1>M3。在不同分配方法的CA评估分数比较方面,M2>M1>M3。在不同分配方法EA评估分数比较方面,M3>M2>M1。本研究的成果表明,本研究构建的分配及综合评估体系推动我国污染物许可排放量分配方法及其评估技术的发展,为排污许可、总量控制等研究领域提供研究思路、技术、方法方面的参考。此外,本研究为我国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的点源污染物许可排放量的科学合理分配提供技术支撑,支撑排污许可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总量控制制度的改革。
黄蓉[2]（2020）在《重庆工商辅导处研究（1946-1948）》文中研究说明旷日持久的抗日民族战争造成了极大的损耗和破坏,国民政府在战后的复员工作还未达到“复原”的效果时,内战的爆发便打乱了经济恢复的步伐。各地工商界普遍面临原料缺乏、资金不足、金融紊乱、销路不畅等诸种困难,大量商店倒闭,工厂歇业停产。而战后的国家垄断资本凭借利用国民政府接收的敌伪物资空前膨胀,加之美货涌进,进一步挤压了民营事业的生存空间,政府和民族资本家的关系逐渐紧张。1946年5月,党外人士王云五以“社会贤达”身份出任经济部长,标榜实行以官营为重心向民族工商业转变的施政方针。在经济部负责的收复区工矿事业接收工作将要结束之际,王氏向行政院提议在上海、广州、汉口、天津及重庆（后增沈阳）几个重要工商城市各设工商辅导处一所,以指导与扶助民营工矿电商事业为职志。各工商辅导处于该年陆续成立。经济部工商辅导处在民国经济史研究中属于边缘化角色,目前尚未见到任何相关的专门研究。作为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后期设立的工商行政机构,其工作内容与历史命运为我们观察战后中国经济格局变化、工商业的恢复与重建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该机构虽成立于内战爆发后,其工作内容并非以军事为导向,而主要是谋求国统区工商业复兴,协调政府与工商界的关系。但研究者的缺位,使这一机构的真实面目长期掩于历史。本文以重庆工商辅导处（1946—1948）为研究对象,试图把该机构从成立到撤销的过程作一历时性的考察,同时与战后西南地区工商业经济急遽变化作一共时性的探究。该处的成立背景反映出抗战胜利后至内战爆发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恢复与重建的复杂情势,通过探究该机构的关系网络与具体活动的开展,对了解战后西南地区民营企业于此纷乱时局下艰难的经营状况,以及对即将倒台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于各种危机下的一些重大经济政策措施的出台及其实施经过、结果,都有莫大的意义。重庆工商辅导处运作期间,负责民营工商业的调查、调整、辅导、扶助事宜,在资金周转、设备补充、原料供应、销路开拓和对有竞争性的舶来品输入的限制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急剧变化的国内形势并未给该处太多施展拳脚的时间,立法院在审核1948年预算时,将各地工商辅导处裁撤。是年秋冬,各地工商辅导处停办业务。当时随着国民党的军事失利,经济爆发全面危机,工商辅导处发挥的效用当然难堵漏卮。此后的国统区经济已完全陷入“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之境。职是之故,以重庆工商辅导处为棱镜,似可折射国统区、尤其是西南地区在国共武力博弈时期经济的曲折演进。将战后重庆地方社会的变动与该机构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力求做到“大历史”和“小历史”的统一,通过透视机构背后的人物及事件,进一步展现战后重庆在区域社会变动中的真实样态与历史图景。本文突破以往的“政治—军事”内战视角,回到历史现场,将这一内战时期的边缘机构首次列于史学讨论的议题,让其再次现身于过往史实而重新被记录。进而尝试突破以往“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解释框架,探讨区域经济在央地关系变动中的浮沉,延伸了大后方经济史的研究时段,对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后期的经济史、近代西南区域经济史等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刘君[3]（2020）在《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文中研究说明1929年,在南京国民政府鼓励创办企业,颁布《公司法》、《工厂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传入中国半个多世纪的乳业的本土化渐趋完成的时代背景之下,沈九成因个人际遇创办生生牧场。在5年左右的时间里,生生牧场便发展为近代上海最大的华商牛乳场。自1929年至1949年的20年时间里,在生生牧场的发展变迁中,其经理凡四变。据此,生生牧场20年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1929年至1933年,由沈九成的长子沈鹏程担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创办和初步发展期;二是1933年至1940年,沈九成出走三友实业社后,自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快速发展期;三是1940年至1946年,由沈九成的三子沈万灵担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调整期;四是1946年至1949年,生生牧场被中国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接收,为生生牧场的衰退期。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生生牧场的发展战略和销售战略均有所不同。1929年至1933年,生生牧场初始创办,奶牛的采购、员工的招聘、土地的租赁,以及生产设备的买入,奠定了生生牧场营业及发展的基础。此一时期,生生牧场通过文化濡化、竞争者定位、与三友实业社合作等销售方法,将企业的新鲜牛奶消费群体牢牢固定在社会上层人士之中。1933年,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之后,通过产品结构的调整、销售模式的扩大、以及制定灵活的销售策略,使生生牧场的规模快速增长,其消费者群体由社会上层人士逐渐向社会中层人士下移。但是,随着日寇的入侵、上海的沦陷,生生牧场的销售规模因日伪政府的配给制度而萎缩。1940年8月24日,沈九成被绑架之后,将生生牧场交由三子沈万灵经营。沈万灵在艰难困苦的沦陷时期,调整生生牧场的销售战略,以生生牧场的“A”字消毒牛乳只为社会上层人士提供。这一销售战略的调整,维持了生生牧场在日伪时期的艰难生存。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企业员工联合国民党的战后接收人员,诬告沈九成、沈万灵为汉奸。生生牧场因此被中央信托局接收。在中央信托局管理上海生生牧场时期,其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多方干扰,不断萎缩,使得生生牧场走向衰落。基于对生生牧场1929至1949年间四个时期生产销售活动的研究,从微观的视角展现了近代的企业发展与社会环境变迁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一方面,牛奶的消费人群从社会上层人士扩展至社会中上层人士,又因为社会环境的变迁上移至社会上层人士。物的社会生命史,不仅是一个经济关系,还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需要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的保障。经营自由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是企业生产销售活动能否正常展开的必要条件。生生牧场的发展历程,是近代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时期经济增长和经济衰落的见证。
樊烨[4]（2020）在《政策效果评价、要素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8-2018年的产能过剩治理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产业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增长理论的重要实践。多年来,学术界和政策实践领域对于政策评价的效果和标准一直存在较多争议。本文在梳理现有文献与理论的基础上,将效率作为评价产业政策效果的主要指标,利用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以及要素资源配置扭曲程度,这一广泛使用的效率和增长标准,构建了政策效果评价的理论框架。之后,选择2016年过剩产能治理（“去产能”）政策作为政策评价标的。过剩产能治理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政策。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先后在6个时间段进行过产能过剩的集中治理,涉及多个行业,使用了多种政策手段。2016年政策以煤炭和钢铁行业为重点,实施了2000亿的财政补贴,是最近也是最有力度的一次“去产能”。在理论模型和数据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4条假设。假设1:2016年去产能政策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假设2:2016年去产能政策的政策效果主要体现在提高产能利用率,不会提升纯化全要素生产率。假设3:“去产能”政策将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扭曲程度。假设4:“去产能”政策效果具有扩散性和传导性。主要内容如下:首先,根据政策制定和实施时间,本文选择2008-2018年,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电解铝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政策评价基础,并按照常见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处理。之后,利用数据对4种企业TFP计算方法进行了比较,并从中选择计入控制变量的ACF法作为分析政策效果的主要分析方法,同时计算了剔除产能利用率的纯化全要素生产率。随后,使用以拟自然实验为理论基础的双差分方法,对2016年的政策效果进行了分析,并且对比了纯化前后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最后,本文使用2种方法分析了要素资源配置扭曲程度,并进行了政策实施前后的对比。本文的主要理论结论包括以下4方面。一是需要根据理论假设和数据选择TFP测算方法,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理论。目前主流的企业TFP测算方法存在一定差异,同时行业异质性对于企业TFP测算方法存在影响。二是产能利用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大影响。本文测算了严重过剩行业的TFP值,发现行业TFP可能为负值,且纯化前后TFP差异较大等。三是尽管行政性过剩产能治理政策机制能够发挥作用,但会导致实际生产效率下降,加深要素资源配置扭曲程度;而市场机制依然能够在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中发挥作用,市场化的过剩产能治理政策机制有力推动实际生产效率的回复和上升,减轻要素资源扭曲。本文的创新之处集中于以下4方面。一是从“冲击”的视角评价政策效果,以TFP测算、要素资源配置扭曲程度和双差分模型为理论基础,构建具有一般意义的政策效果评估框架,对于科学考察经济政策实绩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二是使用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构建企业层面的生产函数核算指标体系,并对主流TFP测算方法进行了对比,根据理论假设和检验效果进行了取舍。三是通过纯化全要素生产率,有效地分离“产能利用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现对企业“真实”生产效率的测算,有效提高了政策效果评价的精确性。四是将政策效果评价延伸到资源配置方面,利用要素资源错配指数,测算了政策冲击对于企业要素资源配置扭曲的影响。
吴盛杰[5]（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刘志海[6]（2019）在《平拉法及格法玻璃生产工艺在我国的发展历程》文中指出1平拉法玻璃生产工艺的发明平拉法玻璃生产工艺是平板玻璃水平成形方法之一。玻璃液从成形池的自由液面连续地向上拉引,板根边部被一对拉边器夹住,以保持一定的板宽,通过成形室冷却器急冷后而形成玻璃带。被向上拉引的玻璃带,在玻璃液表面
曹颖琦[7]（2019）在《产能均衡动态监测及失衡风险预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产能均衡发展是新工业化发展路径的前提和保障,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产能失衡包括产能供给不足和产能过剩两种表现形式,20世纪90年代后期之前,工业经济主要表现为产能供给不足,被称为“短缺”经济。9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产能供给提高,随之开始面临产能过剩风险。产能过剩行业涉及到金属冶炼、矿物制品、机械装备等传统重化工业,近几年风电、光电设备以及能源化工等一些新兴产业也未幸免。产能过剩的存在阻碍了各类市场要素向实体经济领域尤其是工业领域的聚集,削弱了工业经济发展和创新后劲。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对产能过剩风险加以化解,势必会加剧市场恶性竞争,造成行业亏损面扩大、企业职工失业、银行不良资产增加等问题,危及产业健康发展,阻碍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同时产能严重过剩风险已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财政收入下降、金融风险积累、能源资源瓶颈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甚至影响到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大局。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产能过剩行业雪上加霜,以产能过剩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产能失衡问题已经发展成中国转型时期面临的重要风险问题。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风险以及对产能进行动态调整既依赖于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也离不开政府适时合理的政策干预,合理的干预政策应有效逐步降低行业产能过剩风险发生率,缩短产能过剩平均持续时间,减弱其波动幅度。全方位监测工业产能均衡动态变化,对其变动轨迹予以长期追踪,分析其特征和模式变动越来越成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建立产能均衡动态监测体系,基于动态因子模型建立理论模型,紧扣概念内涵构建产能均衡动态监测指标体系,编制产能均衡动态监测指数,分析我国工业整体和大类行业产能均衡变动规律。在产能均衡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基础上挖掘失衡风险预警指标,编制工业整体和大类行业产能失衡风险预警指数,计算预警概率,进行预警效果评估,完善产能失衡风险预警体系。主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理论基础与基本概念。该部分系统梳理了同产能均衡变动研究密切相关的经济周期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和产业关联理论。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给出产能均衡的定义、性质和形式,构造刻画产能过剩风险的发生时间、持续时间、发生率、相对规模等系列动态分析指标。第二,产能均衡动态监测体系及实证。该部分首先基于动态因子模型构筑产能均衡变动理论模型。其次选取可观测指标构建产能均衡动态监测指标体系,在备选指标基础上以1991年到2016年的工业年度数据和工业整体及大类行业2001年1月到2017年9月的月度数据为样本,以PPI为基准变量采用时差相关分析方法筛选出具有同步性质的指标集,从中剔除造成严重信息冗余的指标构成产能均衡动态监测目标变量。再次应用合成指数（Composite Index,CI）、扩散指数（Diffusion Index,DI）和Stock-Watson指数编制产能均衡动态监测指数,刻画我国工业产能均衡变动的动态过程,分析产能过剩发生的时间、持续时间、相对规模和可能程度等动态特征。最后就产能均衡动态监测指数与宏观经济的周期协同性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第三,产能均衡变动的影响因素及失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构建。从市场因素、非市场因素、影响因素的传导通道和投资四个方面对产能均衡变动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将各个影响因素与可观测统计指标相对应,构建失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第四,产能失衡风险预警分析。首先改进了Harding-Pagan转折点识别算法,采用改进后的Harding-Pagan识别算法对产能均衡监测指数进行识别。其次对第4章构建的预警指标体系进行校验,编制预警指数,以Harding-Pagan识别结果为因变量采用Probit模型估计预警概率,给出高风险阈值。最后对预警指标的预警效果进行评估,分析预警指标的边际效应。第五,典型行业产能均衡动态监测及失衡风险预警。该部分以12个典型大类行业为例进行产能均衡动态监测和失衡风险预警分析。监测分析方面,详细分析典型大类行业产能过剩风险发生次数、发生率、平均持续时间、最高深度和相对深度等动态特征以及典型行业间的周期协同性;并以全部35个大类行业为样本分析产能过剩风险发生率的行业特征成因和阶段性特征。预警分析方面,在分别编制典型大类行业风险预警指数、估计风险预警概率、给出行业高风险阈值基础上,评估预警效果,分析各预警指标边际效应;并就产能失衡中的典型问题进行探讨,分别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面板Probit模型,分析投资“潮涌”现象的现实表现。该部分是产能均衡动态监测及失衡风险预警研究在行业层面的推广和延伸,是前述三部分分析方法向行业层面的拓展,产能过剩风险发生的行业特征成因分析、阶段性特征分析和对“投资潮涌”现象的探讨起到一定的归纳和提升作用,完善了产能均衡监测和预警研究体系结构。本文主要结论:第一,对我国工业整体产能均衡变动的监测和分析发现:产能过剩风险连续3个月及以上发生率为33.84%,连续6个月及以上发生率为20.2%,2001年1月到2017年9月间,共出现四次过剩,其中2001年7月到2002年2月和2014年9月到2015年3月程度较轻;2008年9月到2009年8月连续一年时间的衰退,平均深度高达214.33%,谷值深度718.13%;2011年9月到2012年9月持续13个月,时间最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负向冲击影响巨大:危机后,主要工业经济指标大幅下滑,工业经济增速换挡态势显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负向冲击对工业经济增速换挡的助推效应明显;危机后产能均衡变动基本表现特征恢复,具体表现在产能过剩持续的时间和深度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但是平均周期长度增加,产能均衡变动进入低波动,宽周期模式。第二,对大类行业产能均衡变动的监测和分析发现:行业产能过剩风险发生特征具有显着异质性,连续3个月及以上产能过剩风险发生率范围从3.24%到52.3%,平均持续时间从3个月到11.3个月,平均深度则从23%到417.8%,呈现严重的结构失衡,结构性问题已成为我国工业产能均衡的巨大阻碍。第三,对大类行业产能均衡监测指数研究发现:产能过剩风险发生呈现多源性特征。行业特征对产能过剩风险发生具有显着影响,具有高的价格影响关联度,高的投资关联度,处于产业成长阶段的行业产能过剩风险发生率低;反之,价格影响关联度低,投资关联度低,处于产业成熟阶段的行业产能过剩风险发生率高。进入产业生命周期成熟阶段行业产能过剩风险发生率相比其他行业高约6个百分点。经济周期变动因素左右着行业产能过剩严重程度和过剩的波及程度,尤其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外源性负向冲击影响,绝大多数行业产能过剩程度被严重放大,深度增加,某些行业达700%以上,波及程度比危机前增加15%,随着对外开放程度加深,同全球经济连接日益紧密,外源性影响将逐步增强。工业整体和大部分典型行业在2011年9月到2012年9月出现长时间的产能过剩状态,不能排除“四万亿”强刺激方案的影响,具有政策干预因素诱发特点。第四,对大类行业间产能均衡波动的周期协同性和阶段性特征分析表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行业间产能均衡变动的周期协同性增强,工业产能均衡微波动特征与行业衰退普遍性特征共存,行业抗冲击能力弱化,需要精准把握调控政策的时间和力度,避免政策干预负效应。第五,对工业和大类行业失衡风险预警研究表明: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产业间的传导在工业产能失衡风险的准确预警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信息传递渠道逐渐畅通,产业融合进程的加快,未来代表产业间传导特征的统计指标作用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在产能失衡风险预警甚至是宏观经济周期预警分析中增加代表行业间传导的指标将会极大改善预警效果。本文针对投资“潮涌现象”构建的固定资产投资相对增速指标对行业产能均衡变动有显着的负向影响,说明行业非理性投资会显着加大产能过剩风险。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构建基于动态因子模型的产能均衡动态监测体系,赋予了产能均衡统计监测研究新的解释框架和分析路径以产能均衡概念为研究起点,建立理论模型,紧扣概念内涵选取可观测指标构建产能均衡动态监测指标体系,以可观测指标的共同成分变动作为产能均衡监测的对象,采用基于动态因子模型的Stock-Watson指数方法编制产能均衡动态监测指数。聚焦于动态变化的产能均衡统计监测研究弥补了传统单指标研究片面和多指标研究缺乏系统性的不足,赋予了产能均衡统计监测新的解释框架和分析路径。2.发掘重要预警指标,完善产能失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从产能均衡变动的影响因素中发掘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指数）、重要关联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相对增速指标,纳入产能失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从政策不确定性、产业间传导和投资的非理性跟风行为三方面改善和提升预警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三方面预警指标对改善失衡风险预警效果具有积极意义。3.转折点识别方法的改进转折点的识别是时间序列分析的重要内容,是计算失衡风险预警概率的关键问题,直接关系到预警效果的好坏。对Harding-Pagan方法进行改进,叠加了关于波动幅度的限制和峰谷值备选点位置限制,可以有效控制噪声干扰,准确定位和识别产能过剩风险,更切合现实与研究宗旨。本文的政策建议聚焦于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应加强行业产能均衡动态监测及失衡风险预警;第二,要注重合理搭配和使用逆周期政策;第三,调整优化投资规模与结构,及时叫停和遏制企业非理性投资;第四,要合理利用各种要素在产业间的传导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提升整体竞争实力;第五,要有序淘汰落后产能,并建立和完善产业调整支持政策。
张婷[8]（2019）在《过渡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审视》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中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创造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全确立,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次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近代以来,上海以港兴商,以工商业市,从中国的地理划分区域来看,是近现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相对聚集的地区。对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在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展开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长期以来,海外相关研究整体上受限于“西方中心”的研究视角,与此同时,国内相关着作的研究重点聚焦于宏观叙事,这就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突破口。本论文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视角,以新中国的过渡时期为研究背景,审视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程,剖析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渊源与历史缘由,重点探究上海对中央宏观政策的具化和实践,突出上海地区“承上启下”的重要功能,分析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特点。期待能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涵和深刻外延的理解,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些许借鉴之处。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工作的重心也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如何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认真面对并加以正确解答的一个历史性的课题。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汲取了苏联对资产阶级政策的若干经验与教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对中国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若干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的确立,为新中国建立之初上海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根据马克思主义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逐步形成了关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政策。依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上海市政府在接管在沪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在沪外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通过对在沪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加工、订货、收购、统购、包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使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经历了深刻的改组和发生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发生,为以后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1951年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国家资本主义最早就在上海得到了实践,给以后全国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不断推进。上海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在加强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的同时,积极推进在沪同业公会和在沪私营工商业企业的改造。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夺剥削者”的科学假设和苏联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提出了“和平赎买”的政策,这一阶段的公私合营是在“和平赎买”政策下开展的。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和平赎买”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形成的典型示范效应先行、以“和”为贵的理念、“赎买”形式多样化等若干特点,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平稳推进。在“和平赎买”政策的推动下,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得以顺利进行。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生产关系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场伟大的变革,这场伟大的变革曾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嬗变产生过重大影响。20世纪50年代,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从过渡形式到具体步骤,以及它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根本方向上,应当充分肯定。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奠定了国民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基础,强化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统一战线联盟,这些历史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成果。然而,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在社会经济模式的选择和理解上,过于单一;在方法步骤上,“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在改造过程中,过早地追求基本上消灭个体生产和私人资本的目标,则是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半个多世纪以来,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国过渡时期社会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当今社会主义改革不断深入推进的历史条件下,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追溯过渡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感受过渡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与当下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关联性,它所带给后人的思考,仍不失为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
白林[9]（2019）在《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利用蒙古国对外关系中央档案馆、蒙古国中央档案馆、蒙古人民革命党档案馆以及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地方省档案馆解密的档案资料,以1949年至1964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工人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为研究主线,重点探讨中国援建工人历年在蒙古工作和生活状况及其演变过程,力图借此反映出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兄弟国家,中蒙在建交后双方外交及经济关系的发展脉络。文章主体共分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叙述中国派遣援建工人赴蒙的历史过程。1949年中蒙建交后,只因首任中国驻蒙古大使吉雅泰误解周恩来的语意,与蒙方交涉在蒙华侨问题时主动提出派遣中国工人赴蒙的问题。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经济百废待兴和朝鲜战争爆发以及中国派兵参战等原因,中蒙双方派遣工人的交涉暂停。直到1955年,中蒙两国签订协定,中国派遣大批工人赴蒙参加生产建设。受中蒙关系变化的影响,1963年中国停止派遣援建工人,1964年中国在蒙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第二章主要考察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的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情况。蒙古领导人既需要大批中国工人赴蒙援建,又对他们持有“猜忌”、“警惕”的矛盾心理。而这种矛盾心理均表现在蒙方分配中国工人工作及其生活条件等方面。例如,给中国工人过于分散分配工作;与苏联工人和蒙古工人比较起来看,中国工人工作待遇和生活条件有明显的差距。但是,中国工人在中国政府的宣传和教育下,援建工作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第三章分析中蒙双方如何处理两国工人之间的矛盾及其处理方针的演变过程。针对中国工人违法乱纪的行为与两国工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中国政府主动要求之下,经中蒙双方协商决定,按照蒙古法律处理工人之间的司法问题。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等原因,蒙古司法机关和警察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经常出现偏袒或袒护本国人的现象。因此,在中方要求下,中蒙双方进行商讨并调整为共同协商解决司法问题。中蒙关系恶化后,蒙方不顾中方的反对,单方面强行处理工人之间的司法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窦海玉、于深水事件”。第四章探讨中蒙两国关系的变化及其中国援建工人回国的过程。1955年中国援建工人抵达蒙古后,因各种原因及其3年工作期满等原因,部分中国工人提前陆续回国。中苏关系恶化后,由于蒙古采取“等距离”外交政策,在1959年至1961年初期间,期满和提前回国的工人很少。受中苏关系的影响,中蒙关系恶化后,中国工人期满和提前回国人数剧增。特别是1962年访华期间,泽登巴尔与周恩来发生意识形态争论,加剧了中蒙两党和两国关系。蒙古政府全面调整对华政策,1964年单方面宣布运送中国工人全部回国。第五章讨论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五年计划中的影响。1955年开始,蒙方引进大批中国工人,使其参加国民经济建设当中。与此同时,针对蒙古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中蒙双方签订经济援助协定,中国向蒙古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蒙古领导人不顾苏联反对,不仅学习中国“大跃进”运动,而且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也开展了“大跃进”运动。中国工人积极参加其中创造出了很多成果。直到1964年,中国工人全部回国而中国提供的援建项目被迫暂停。中国对蒙古派遣劳动力和提供经济援助的行为,与对其他国家提供的援助有较大的区别。中国对蒙古援助行为不仅输出自身经济发展模式,它还具有排除或消减苏联在蒙古的影响力的这一政治任务。中国通过提供经济援助,扩大在蒙古的政治影响,以此将来与苏联角逐蒙古问题。但是,中国派遣劳动力援蒙的行为,不仅影响中蒙双方领导人做出有关两国关系的决策,而且在1960年代初期促进了中蒙两国关系恶化的进程。
侯叶[10]（2019）在《中国近现代以来体育建筑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面临成熟与转折并存的时代大背景,中国体育建筑在实际建设发展层面已取得丰厚成绩,却面临转型需求;在学科发展层面有了多元扩展,却亟需理性总结、回顾得失。此时,将中国体育建筑的发展历程进行尽可能完整、客观的回顾总结,不但有利于体育建筑学科的完善,也有利于我们理性地应对这个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代。体育建筑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外延广阔,却又专业性强的研究课题。本文针对“中国近现代体育建筑”的命题沿着两个轴向进行研究:在纵轴上,基于时间线索,从线性历史观视角将近现代以来的中国体育建筑分为四个时期进行梳理。在横轴上,基于要素脉络,从系统视角对体育建筑的发展背景、发展概况、演变特征进行总结和分析。其中,演变特征则主要包括功能、形式、技术（结构技术、材料技术、设备技术、数字化技术等）三要素,以形成多层次的研究系统。本文采用跨学科研究法、文本研究法、实地考察法和访谈法作为研究方法,引入系统论作为理论基础,构建以时序系统、空间系统、背景系统、建筑系统为内容的多层次系统构架,从而形成清晰明确的研究框架。本文第一章为绪论,指出课题的时代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范围、相关文献综述、研究内容和方法以及研究的创新点。第二章为中国近现代体育建筑的发展基础,从中国古代传统体育建筑与文化和西方现代体育建筑与文化两方面来探讨中国近现代体育建筑的发展来源及发展土壤。第三章到第六章分别分析了中国近现代体育建筑各时期包括近代时期、现代时期、改革开放到新千年间的当代时期、新千年后的当代时期的发展进程,对每一时期的发展概况以及功能、形式、技术的发展特征进行分析。第七章为中国体育建筑体系演变解析及未来发展预判。一方面从要素的角度总结分析中国近现代体育建筑的演变特征,探讨现状问题;另一方面结合未来社会发展背景预判中国体育建筑发展趋势,并提出理性设计策略。中国近现代体育建筑从薄弱的基础开始发展,经历四个时期,功能、形式、技术均有所演变发展。在新常态的社会背景下,基于未来体育事业和建筑事业的发展,中国体育建筑将面临功能、形式和技术的理性回归。
二、2001年11月份水泥、平板玻璃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1年11月份水泥、平板玻璃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论文提纲范文）
（1）大气污染物许可排放量分配及综合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论文中涉及的符号和缩写词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科学问题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4 主要研究内容及论文框架 |
| 1.5 研究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际排污许可制度现状 |
| 2.1.1 美国排污许可制度 |
| 2.1.2 欧盟排污许可制度 |
| 2.1.3 其他国家排污许可制度 |
| 2.2 中国排污许可制度的演化和改革 |
| 2.2.1 中国排污许可制度演变过程 |
| 2.2.2 中国排污许可制度改革进展 |
| 2.2.3 中国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 |
| 2.2.4 深化中国排污许可制度改革方向与建议 |
| 2.3 污染物许可排放量分配方法研究 |
| 2.3.1 基于操作简便的分配方法 |
| 2.3.2 基于环境质量目标的分配方法 |
| 2.3.3 基于多目标优化的分配方法 |
| 2.4 影响许可排放量分配结果的因素识别 |
| 2.4.1 可分配的污染物许可排放总量 |
| 2.4.2 分配原理 |
| 2.4.3 分配尺度 |
| 2.4.4 分配指标体系 |
| 2.4.5 污染物种类 |
| 2.5 许可排放量分配结果评估研究 |
| 2.5.1 评估维度 |
| 2.5.2 许可排放量分配结果的评估方法研究进展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污染物许可排放量分配模型构建 |
| 3.1 研究对象 |
| 3.1.1 区域与城市:北京及周边城市 |
| 3.1.2 分配的行业与企业排放口 |
| 3.2 数据与方法 |
| 3.2.1 数据来源 |
| 3.2.2 基于排放标准法的分配模型构建 |
| 3.2.3 基于排放标准+城市传输法的分配模型构建 |
| 3.2.4 基于环境容量法的分配模型构建 |
| 3.3 结果与讨论 |
| 3.3.1 典型企业分配结果与讨论 |
| 3.3.2 行业分配结果与讨论 |
| 3.3.3 城市分配结果与讨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分配结果的环境质量贡献度评估 |
| 4.1 研究背景 |
| 4.2 数据与方法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WRF-CMAQ模型构建 |
| 4.2.3 WRF-CMAQ模拟结果验证 |
| 4.3 结果与讨论 |
| 4.3.1 北京及周边城市的月主导风向和月均风速 |
| 4.3.2 SO_2、NO_2、PM_(2.5)模拟浓度 |
| 4.3.3 SO_2、NO_2、PM_(2.5)模拟浓度差值 |
| 4.3.4 SO_2、NO_2、PM_(2.5)模拟浓度差值对比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分配结果的费用效益评估 |
| 5.1 研究背景 |
| 5.2 数据与方法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健康效益模型构建 |
| 5.2.3 减排成本模型构建 |
| 5.3 结果与讨论 |
| 5.3.1 健康效益 |
| 5.3.2 减排成本 |
| 5.3.3 净效益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分配结果的公平性评估 |
| 6.1 研究背景 |
| 6.2 数据与方法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基于环境基尼系数法的公平性评估模型构建 |
| 6.2.3 基于绿色贡献系数法的公平性评估模型构建 |
| 6.3 结果与讨论 |
| 6.3.1 环境基尼系数 |
| 6.3.2 绿色贡献系数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分配结果的3E综合评估 |
| 7.1 研究背景 |
| 7.2 数据与方法 |
| 7.2.1 数据来源 |
| 7.2.2 3E综合评估模型构建 |
| 7.3 结果与讨论 |
| 7.3.1 不同分配方法的环境质量贡献度评估分数 |
| 7.3.2 不同分配方法的费用效益评估分数 |
| 7.3.3 不同分配方法的公平性评估分数 |
| 7.3.4 不同分配方法的3E综合评估分数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研究展望 |
| 8.3.1 研究的不足 |
| 8.3.2 在我国环境管理、环境政策领域的应用 |
| 8.3.3 在污染物许可排放量分配及综合评估体系领域的研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课题 |
| 致谢 |
（2）重庆工商辅导处研究（1946-194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缘起 |
| 二、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一) 机构介绍 |
| (二) 时空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一) 战后经济复员研究 |
| (二) 战后民营经济研究 |
| (三) 战后西南地区经济研究 |
| 四、研究方法、创新点、难点 |
| (一) 理论与方法 |
| (二) 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战后经济复兴与重庆工商辅导处的设立 |
| 第一节 战后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 |
| 一、“胜而不利”:抗战胜利后工商业陷入困境 |
| 二、从战时到平时:国民政府经济政策调整 |
| 第二节 工商辅导处的筹备与设立 |
| 一、督导还是辅导:筹设阶段的争论 |
| 二、重庆工商辅导处的成立 |
| 第二章 重庆工商辅导处的人事组织与关系网络 |
| 第一节 重庆工商辅导处的人事与组织 |
| 一、人事的安排与调整 |
| 二、组织的架构及运行 |
| 第二节 重庆工商辅导处与相关政府机构的关系 |
| 一、重庆工商辅导处与经济部 |
| 二、重庆工商辅导处与地方政府 |
| 第三章 地方市场的萎缩与重庆工商辅导处的应对 |
| 第一节 战后西南地区的工业及市场萎缩 |
| 一、战后内迁工厂及人员的东返 |
| 二、“美货”对西南地方市场的冲击 |
| 第二节 重庆工商辅导处与地方工业生产的恢复及建设 |
| 一、重振民营工业生产的举措 |
| 二、工业融资:参与四联总处发放生产事业贷款 |
| 第四章 重庆工商辅导处的命运 |
| 第一节 “奉令结束”:重庆工商辅导处的裁撤与业务移交 |
| 一、力难维持:财政困窘下的撤销 |
| 二、重庆市社会局接办业务 |
| 第二节 战时经验的失灵:滞后性制度调整的限度 |
| 一、经济统制的演化:从工矿调整处、战时生产局到工商辅导处 |
| 二、难堵漏卮:重庆工商辅导处对战后西南经济的局部修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3）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依据 |
| 1.2.1 理论依据 |
| 1.2.2 现实依据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近代奶业史的研究 |
| 1.3.2 近代农业企业史的研究 |
| 1.4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生生牧场的创办与生产经营的展开(1929-1933年) |
| 2.1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背景 |
| 2.1.1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个人际遇 |
| 2.1.2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政策背景 |
| 2.1.3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行业时机 |
| 2.2 生生牧场的创办 |
| 2.2.1 奶牛的采购及其生产管理 |
| 2.2.2 土地的租赁 |
| 2.2.3 员工的招聘 |
| 2.2.4 生产设备的买入 |
| 2.3 沈鹏程时期生生牧场生产经营的展开 |
| 2.3.1 文化濡化:形塑消费者饮食习惯的企业经营方法 |
| 2.3.2 横向拓展:以奶妈为竞争者定位的企业经营策略 |
| 2.3.3 纵向连合:与三友实业社合作的企业经营模式 |
| 第三章 生生牧场的迅速发展与销售规模的扩大(1933-1940年) |
| 3.1 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的经过 |
| 3.1.1 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与沈九成出走三友实业社 |
| 3.1.2 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 |
| 3.2 从单一鲜奶到全面化战略:生生牧场产品结构的调整 |
| 3.2.1 牛奶 |
| 3.2.2 冰淇淋 |
| 3.2.3 奶油 |
| 3.2.4 其他乳制品 |
| 3.3 生生牧场的销售模式 |
| 3.3.1 订户模式 |
| 3.3.2 专卖店模式 |
| 3.3.3 杂货店模式 |
| 3.3.4 交易会模式 |
| 3.4 生生牧场的销售策略 |
| 3.4.1 药品、食品、饮品:产品的物质功能定位 |
| 3.4.2 “国货”:产品的政治功能定位 |
| 3.4.3 营养与健康:产品的社会功能定位 |
| 3.4.4 早餐与现代性:产品的生活方式功能定位 |
| 3.5 生生牧场迅速发展的原因 |
| 3.5.1 沈九成与穆藕初交往考证 |
| 3.5.2 沈九成的经营经验与企业家才能的展现 |
| 第四章 生生牧场销售战略的调整与等级结构的嵌入(1940-1946年) |
| 4.1 沈九成被绑案与沈万灵接手生生牧场 |
| 4.2 生生牧场生产等级的提升 |
| 4.2.1 上海市乳业等级制度的建立 |
| 4.2.2 生生牧场的质量控制与等级提升 |
| 4.3 生生牧场消费等级的嵌入 |
| 4.3.1 近代上海的社会分层与牛奶的品牌选择 |
| 4.3.2 生生牧场消费人群的社会结构 |
| 4.3.3 日伪时期生生牧场销售对象的上移 |
| 第五章 生生牧场的衰退与政治权力的介入(1946-1949年) |
| 5.1 中国国民党接收生生牧场的经过 |
| 5.2 中央信托局与生生牧场的衰退 |
| 5.2.1 中央信托局接收生生牧场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 |
| 5.2.2 中央信托局管理上海生生牧场时期的衰退 |
| 第六章 结论 |
| 附录 :沈九成父子年谱初编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4）政策效果评价、要素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8-2018年的产能过剩治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政策与政策效果评价 |
| 第二节 产业政策 |
| 第三节 产能过剩 |
| 第四节 全要素生产率 |
| 第五节 纯化全要素生产率 |
| 第三章 产能过剩治理的政策分析和政策过程 |
| 第一节 传统产业的产业政策分析 |
| 第二节 过剩产能治理的政策工具 |
| 第三节 2008-2013年治理产能过剩的政策过程 |
| 第四节 2016年的“去产能”政策 |
| 第四章 理论模型 |
| 第一节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计算 |
| 第二节 纯化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
| 第三节 全要素生产率的加总和分解 |
| 第四节 要素扭曲程度的测算及分解 |
| 第五节 双差分回归模型 |
| 第五章 数据处理及计算 |
| 第一节 变量指标的处理方法 |
| 第三节 控制变量 |
| 第四节 描述性统计 |
| 第六章 产能过剩治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第一节 测算TFP |
| 第二节 计入控制变量后对TFP的修正 |
| 第三节 估算产能过剩行业的产能利用率 |
| 第四节 TFP的纯化 |
| 第五节 政策效果评价 |
| 第七章 政策冲击对要素资源配置的影响 |
| 第一节 政策冲击对不同生产率企业市场份额的影响 |
| 第二节 HK模型分析要素资源配置扭曲程度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5）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资料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四、几个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建立南京城市经济的新秩序 |
| 第一节 中共接管城市的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市新政权的建立 |
| 第三节 建立市场和金融的新秩序 |
| 第四节 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 |
| 第二章 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的商业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公营商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第三节 私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四节 城乡交流与商业转型 |
| 第五节 重塑工商关系 |
| 第三章 南京的第一次商业调整 |
| 第一节 第一次商业调整的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中央调整商业的政策 |
| 第三节 南京调整商业的过程 |
| 第四节 南京调整商业后的情况 |
| 第四章 抗美援朝时期的商业与政治 |
| 第一节 战时经济政策及其在南京的执行 |
| 第二节 公营贸易体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战争动员对社会商业的影响 |
| 第五章 “三反”“五反”运动与商业的转型 |
| 第一节 “三反”运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工商界的“五反”运动 |
| 第三节 “五反”运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第四节 第二次商业调整 |
| 第六章 国营商业走向计划经济模式 |
| 第一节 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 |
| 第二节 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的难点与问题 |
| 第三节 国营商业向计划经济的过渡 |
| 第四节 国营商业体制的继续变革 |
| 第七章 私营商业与自由市场的改造 |
| 第一节 改造私营批发商 |
| 第二节 粮食的统购统销与市场的剧变 |
| 第三节 国家资本主义与私营零售商的改造 |
| 第八章 走向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二节 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 |
| 第三节 对小商小贩的改造 |
| 第四节 “反冒进”与市场的回归 |
| 结语 |
| 一、“中观”视角下地方社会经济变革的复杂性 |
| 二、政治驱动:商业改造中的决定性要素 |
| 三、南京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
| 参考资料 |
| 后记 |
（6）平拉法及格法玻璃生产工艺在我国的发展历程（论文提纲范文）
| 1平拉法玻璃生产工艺的发明 |
| 2我国平拉法玻璃生产工艺的发展 |
| 2.1平拉法玻璃生产工艺试制成功 |
| 2.2平拉法玻璃生产工艺技术引进 |
| 3 两次有影响的推广会议 |
| 3.1 临沂推广小型平拉法现场会 |
| 3.2 自贡平拉玻璃技术改造研讨会 |
| 4 三次发展高峰及取缔、淘汰 |
| 4.1 第一次发展高峰及自行抑制 |
| (1) 第一次发展高峰始点:1979年 |
| (2) 行业跌入低谷, 发展得到抑制 |
| 4.2 第二次发展高峰及政策取缔、关闭、淘汰 |
| (1) 第二次发展高峰始点:1992年 |
| (2) 国家清理整顿, 遭到取缔、关闭、淘汰 |
| 4.3第三次发展高峰及政策持续淘汰 |
| (1) 第三次发展高峰始点:2003年 |
| (2) “十一五”期间, 落后产能遭淘汰 |
| (3) 2010年及以后, 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 |
| 5 平拉 (含格法) 玻璃退出历史舞台已成必然 |
| 5.1 按国家政策连续性要求, 应退出历史舞台 |
| 5.2按产品质量及节能减排要求, 应退出历史舞台 |
| 6 结语 |
（7）产能均衡动态监测及失衡风险预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论文结构与创新点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基本概念 |
| 2.1 理论基础 |
| 2.2 基本概念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产能均衡动态监测体系及实证 |
| 3.1 产能均衡变动理论模型 |
| 3.2 产能均衡动态监测指标体系构建 |
| 3.3 景气指数在产能均衡动态监测体系中的应用 |
| 3.4 产能均衡动态监测指数实证 |
| 3.5 产能均衡动态监测指数与宏观经济的周期协同性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产能均衡变动的影响因素及失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构建 |
| 4.1 产能均衡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 产能失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产能失衡风险预警分析 |
| 5.1 转折点识别 |
| 5.2 预警指标的校验 |
| 5.3 产能失衡风险预警及效果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典型行业产能均衡动态监测及失衡风险预警 |
| 6.1 典型行业的选择 |
| 6.2 典型行业产能均衡动态监测实证 |
| 6.3 典型行业产能失衡风险预警及效果评估 |
| 6.4 典型问题探讨——投资“潮涌现象”的现实表现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总结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过渡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1.2.1 过渡时期 |
| 1.2.2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 |
| 1.2.3 社会主义改造 |
| 1.2.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1.3 研究回顾与现状 |
| 1.3.1 海外相关研究回顾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回顾 |
| 1.4 研究重点和思路 |
| 1.4.1 研究拟解决的问题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资料来源 |
| 1.6 研究的原创性与不足之处 |
| 1.6.1 研究的原创性 |
| 1.6.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建国前的中国共产党与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 |
| 2.1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轫 |
| 2.1.1 外资的进入和发展 |
| 2.1.2 官僚资本的形成与发展 |
| 2.1.3 民族资本的形成与发展 |
| 2.2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特点 |
| 2.2.1 在沪外资的垄断性与掠夺性 |
| 2.2.2 在沪官僚资本的买办性与投机性 |
| 2.2.3 在沪民族资本的不平衡性与落后性 |
| 2.3 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政策的确立 |
| 2.3.1 监督和管制在华外国资本主义工商业 |
| 2.3.2 接收和管理在华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 |
| 2.3.3 保护和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
| 第三章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 |
| 3.1 关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理论和相关政策在上海的形成 |
| 3.1.1 马克思主义关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点 |
| 3.1.2 列宁对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理论深化 |
| 3.1.3 中国共产党关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理论与发展 |
| 3.1.4 上海关于区别对待资产阶级政策不断具化 |
| 3.2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3.2.1 接管在沪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 |
| 3.2.2 改造在沪外国资本主义工商业 |
| 3.2.3 调整在沪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
| 3.3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
| 3.3.1 在沪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
| 3.3.2 在沪国家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
| 3.4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整顿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者 |
| 3.4.1 三大政治运动对在沪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教育 |
| 3.4.2 “四反”、“五反”对在沪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洗礼 |
| 3.4.3 “五反”后在沪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历史转折 |
| 第四章 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 |
| 4.1 关于过渡时期理论与上海若干政策的形成 |
| 4.1.1 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基本观点 |
| 4.1.2 苏联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深化 |
| 4.1.3 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4.1.4 上海在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相关政策的制定 |
| 4.2 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上海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推进 |
| 4.2.1 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在沪上工业中进一步发展 |
| 4.2.2 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在沪上商业中进一步发展 |
| 4.3 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上海资本家及其行业组织的改造 |
| 4.3.1 在沪同业公会的逐步改造 |
| 4.3.2 在沪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改造 |
| 4.4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上海资本主义的反响 |
| 4.4.1 在沪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举步维艰 |
| 4.4.2 在沪资本家的矛盾心态和消极行为 |
| 第五章 “和平赎买”政策下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5.1 “和平赎买”政策的来源与在上海的确立 |
| 5.1.1 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夺剥夺者”的科学假设 |
| 5.1.2 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和实践 |
| 5.1.3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拓展 |
| 5.1.4 上海对“和平赎买”的政策具化 |
| 5.2 “和平赎买”政策在上海的实践 |
| 5.2.1 公私合营申请的主动化趋向 |
| 5.2.2 公私合营的试点和扩展 |
| 5.2.3 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到来 |
| 5.3 上海实践“和平赎买”政策的影响 |
| 5.3.1 上海资本主义的快速转变和消失 |
| 5.3.2 促进了上海国民经济结构的变迁 |
| 5.3.3 推动了上海部分工商业的外迁 |
| 5.4 上海实践“和平赎买”政策的若干特点 |
| 5.4.1 典型示范效应先行 |
| 5.4.2 以“和”为贵的理念 |
| 5.4.3 “赎买”形式多样化 |
| 第六章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启示 |
| 6.1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贡献 |
| 6.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 |
| 6.1.2 奠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基础 |
| 6.1.3 强化社会主义建设的统一战线联盟 |
| 6.2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时代局限性 |
| 6.2.1 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
| 6.2.2 社会经济结构逐步趋于单一化 |
| 6.2.3 社会中间阶层的弱化与缺失 |
| 6.3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对当代的启示 |
| 6.3.1 社会主义改革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继承 |
| 6.3.2 保障政府和市场的优势互补 |
| 6.3.3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放松 |
| 附录 |
| 表1:1949-1956 上海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
| 表2:1949-1956 上海商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
| 表3:1949-1956 上海私营工业加工订货变化情况 |
| 表4:1949-1956 上海私营商业经销代销变化情况 |
| 表5:1949-1957 上海公私合营工业与私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 |
| 表6:1949-1956 上海公私合营及私营工业户数与产值增长情况 |
| 表7:1949-1957 上海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统计 |
| 表8:1952-1957 上海主要消费品零售量统计 |
| 表9:1950 上海工厂和商店申请停业、歇业数 |
| 表10:1949-1956 上海上层资产阶级人士安排情况 |
| 表11:1952-1957 上海市工业生产情况 |
| 表12:私营工商业者区别情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 期刊论文 |
| 课题参与情况 |
（9）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问题的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三、史料来源 |
| 四、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本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援建工人的交涉派遣经过 |
| 第一节 中蒙两国关系的历史背景 |
| 一、20世纪20年代中蒙两党关系 |
| 二、中共对蒙古独立态度之转变 |
| 三、中蒙两国建交与互派大使 |
| 第二节 中国援建工人问题的缘起 |
| 一、派遣援建工人的初步交涉 |
| 二、援建工人交涉中断的原因 |
| 三、重启派遣援建工人的交涉 |
| 第三节 中国援建工人的派遣过程 |
| 一、派遣和引进工人的前期工作 |
| 二、第一批援建工人赴蒙古 |
| 三、援建工人陆续来到蒙古 |
| 四、派遣援建工人逐渐减少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援建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 |
| 第一节 对中国援建工人的管理和分配 |
| 一、对中国援建工人的管理 |
| 二、中国援建工人的工作分配 |
| 第二节 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的工作状况 |
| 一、援建工人工作基本步入正轨 |
| 二、援建工人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
| 三、援建工人生产工作量的减少 |
| 第三节 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的生活状况 |
| 一、援建工人抵达蒙古后的生活 |
| 二、蒙古对中国援建工人的福利政策 |
| 三、中蒙关系恶化与对援建工人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司法问题及其处理 |
| 第一节 早期援建工人的“违法乱纪”及处理 |
| 一、早期援建工人违法乱纪行为及其原因 |
| 二、援建工人违法乱纪行为的处理方针 |
| 三、中蒙两国工人之间的友谊及其冲突 |
| 第二节 中蒙关系恶化与司法纠纷的加剧 |
| 一、蒙古民众对援建工人的态度 |
| 二、中、蒙两国工人之间矛盾的加剧 |
| 三、援建工人生存环境恶化与双方谈判 |
| 第三节 “窦海玉、于深水事件”的发酵及其解决 |
| 一、双方在援建工人问题上的矛盾激化 |
| 二、“窦海玉、于深水事件”发生的经过 |
| 三、双方对“窦海玉、于深水事件”的交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的回国过程 |
| 第一节 蒙古外交政策的变化及对援建工人的影响 |
| 一、中苏分裂与蒙古“等距离”外交政策 |
| 二、蒙古公开攻击中共与泽登巴尔访华 |
| 三、蒙古外交政策变化及其对援建工人的影响 |
| 第二节 援建工人回国的决策及过程 |
| 一、援建工人提前回国及其原因 |
| 二、双方动员援建工人期满后继续留蒙 |
| 三、援建工人期满回国的谈判及工人回国 |
| 第三节 援建工人全部回国及其双方的争论 |
| 一、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的交涉 |
| 二、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的过程 |
| 三、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的余波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经济援助与中国援建工人的成效 |
| 第一节 蒙古第二个五年计划与中国的援助 |
| 一、二五计划与经济援助的初步交涉 |
| 二、双方经济援助谈判及协定的签订 |
| 三、二五计划中援建工人的建设成就 |
| 第二节 蒙古三年计划与中国的援助 |
| 一、三年计划的制定与中国的经济援助 |
| 二、蒙古政府对中国“大跃进”的态度 |
| 三、全面开展“大跃进”与援建工人 |
| 第三节 蒙古第三个五年计划与中国的援助 |
| 一、三五计划的拟定与周恩来访问蒙古 |
| 二、对“大跃进”态度转变与苏联的经援 |
| 三、援建工人建设状况及其援建项目中断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中国近现代以来体育建筑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课题背景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1.3 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2 中国体育建筑发展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针对整体历程的发展研究 |
| 1.2.2 针对部分时间段的发展研究 |
| 1.2.3 针对部分区域的发展研究 |
| 1.2.4 针对世界体育建筑的发展研究 |
| 1.2.5 体育建筑学科丰富的研究成果 |
| 1.2.6 细化的研究类型和多元化的研究意识 |
| 1.2.7 文献综述小结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基于系统论的理论架构 |
| 1.3.4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创新点 |
| 1.4.1 研究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未尽事宜 |
| 本章注释 |
| 第二章 中国近现代体育建筑发展基础 |
| 2.1 中国古代传统体育建筑与文化 |
| 2.1.1 中国古代体育运动 |
| 2.1.2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 |
| 2.1.3 中国古代“体育建筑” |
| 2.2 西方现代体育建筑与文化 |
| 2.2.1 西方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历程及场馆建设 |
| 2.2.2 西方大众体育运动发展 |
| 2.3 小结 |
| 本章注释 |
| 第三章 近代时期中国体育建筑的萌芽 |
| 3.1 西方体育建筑的被动输入 |
| 3.1.1 满足西人娱乐休闲需求的体育建筑 |
| 3.1.2 青年会主导下的体育文化传播及体育设施建设 |
| 3.1.3 教会学校中的体育建筑 |
| 3.1.4 殖民政权主导的体育建筑 |
| 3.2 本土体育建筑的主动发展 |
| 3.2.1 现代建筑师的培养与成熟 |
| 3.2.2 现代体育概念的本土萌芽及发展 |
| 3.2.3 华商建设的娱乐体育建筑 |
| 3.2.4 公立学校体育建筑的建设 |
| 3.2.5 城市公共体育场建设及发展 |
| 3.3 现代体育建筑功能的泊来与探索 |
| 3.3.1 竞技体育功能标准化探索 |
| 3.3.2 从单纯到复合的功能演进 |
| 3.3.3 总体规划思想的萌芽 |
| 3.4 西式风格的泊来与“中国固有式”的探索 |
| 3.4.1 西式风格的泊来、模仿与改良 |
| 3.4.2 ―中国固有形式‖的探索与创造 |
| 3.4.3 风格承载的文化意义 |
| 3.5 现代大跨体育建筑技术的初步探索 |
| 3.5.1 现代材料和传统本土材料的互补应用 |
| 3.5.2 屋架体系的初步应用与发展 |
| 3.5.3 现代设备设施的设置与自然通风采光措施的结合 |
| 3.6 小结 |
| 本章注释 |
| 第四章 现代时期中国体育建筑的探索 |
| 4.1 建国初期体育建筑的建设探索 |
| 4.1.1 过渡时期的简易场馆建设 |
| 4.1.2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场馆建设起步 |
| 4.2 “大跃进”及“大调整”时期的体育建筑 |
| 4.2.1 大跃进时期的场馆建设 |
| 4.2.2 调整时期体育建筑的收缩简化方针 |
| 4.3 “文革”时期的体育建筑 |
| 4.3.1 ―文革‖期间建筑事业的停滞与体育事业的低潮 |
| 4.3.2 不退反进的体育建筑建设 |
| 4.3.3 作为外交手段的援外体育建筑 |
| 4.4 适合中国国情的功能体系的初步建立及坎坷发展 |
| 4.4.1 从―引入‖到―研究‖的体育建筑学科萌芽 |
| 4.4.2 政治运动影响下功能定位 |
| 4.4.3 平面形式的初步丰富 |
| 4.4.4 多重使用需求下的多功能拓展 |
| 4.4.5 总体规划与整体布局思想的起步 |
| 4.5 政治风潮影响下的形式制约与探索 |
| 4.5.1 民族形式——从推崇到批判 |
| 4.5.2 现代主义——夹缝中的艰难探索 |
| 4.6 大跨建筑技术体系的研究与创新 |
| 4.6.1 结构技术研究潮流及大跨结构的创新发展 |
| 4.6.2 饰面材料及性能材料的初步丰富 |
| 4.6.3 基于功能发展的设施设备技术探索 |
| 4.7 小结 |
| 本章注释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到新千年间中国当代体育建筑的发展 |
| 5.1 以“亚运会”为核心的体育赛事举办及场馆建设 |
| 5.1.1 重点保障的竞技体育事业 |
| 5.1.2 洲际级别的赛事及场馆建设 |
| 5.1.3 逐渐稳定的国家级别赛事举办及场馆建设 |
| 5.1.4 奥运会的申办工作及场馆设施规划 |
| 5.2 竞技场馆建设的初步丰富 |
| 5.2.1 体育馆的丰富发展 |
| 5.2.2 体育场的建设开展 |
| 5.2.3 游泳馆的建设开展 |
| 5.2.4 冰雪体育建筑在东北区域的建设 |
| 5.2.5 其它小众竞技体育建筑的零星建设 |
| 5.2.6 体育中心的建设开展 |
| 5.3 校园体育建筑与大众体育建筑的起步 |
| 5.3.1 校园体育建筑的起步 |
| 5.3.2 大众体育建筑的发展 |
| 5.4 理论及作品的输入输出 |
| 5.4.1 国际体育建筑发展成果的输入 |
| 5.4.2 援外体育建筑的输出 |
| 5.5 市场经济改革下的功能新发展 |
| 5.5.1 市场经济对赛事举办及场馆建设的影响初显 |
| 5.5.2 基于经济因素的场馆多功能研究与探索 |
| 5.6 多元思潮涌入下体育建筑的创作繁荣 |
| 5.6.1 现代主义的形式新探索 |
| 5.6.2 与结构紧密结合的形式创作 |
| 5.6.3 体育建筑中的地域性思考 |
| 5.6.4 环境意识与城市意识的思考觉醒 |
| 5.7 开放交流中的技术发展 |
| 5.7.1 国产材料的创新及国外材料的引入 |
| 5.7.2 结构技术的创新 |
| 5.7.3 新型设施设备的应用 |
| 5.7.4 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引入 |
| 5.8 小结 |
| 本章注释 |
| 第六章 新千年后中国当代体育建筑的飞速发展 |
| 6.1 奥运策略下的竞技体育建筑发展高峰 |
| 6.1.1 奥运争光计划及竞技体育事业的持续发展 |
| 6.1.2 国际级别赛事的举办及战略扩展 |
| 6.1.3 国家级综合赛会及其场馆建设 |
| 6.1.4 国际单项赛会及其场馆建设 |
| 6.1.5 省级运动会及其场馆建设 |
| 6.1.6 其它类型盛会及其场馆建设 |
| 6.2 竞技体育场馆类型的进一步丰富 |
| 6.2.1 传统综合型体育场馆的丰富建设 |
| 6.2.2 专项体育建筑类型的建设兴起 |
| 6.2.3 体育中心的蓬勃发展 |
| 6.3 校园体育建筑及大众体育建筑的发展新契机 |
| 6.3.1 校园体育建筑的飞速发展 |
| 6.3.2 大众体育建筑的发展进步 |
| 6.4 全球化与市场经济深化改革下的发展转变 |
| 6.4.1 建筑行业的开放及体育建筑创作的全球化 |
| 6.4.2 市场经济深化改革下的体育建筑发展转变 |
| 6.4.3 快速城市化下的建设机遇 |
| 6.5 体育建筑功能发展新特征 |
| 6.5.1 总体布局的新特征 |
| 6.5.2 复合化的功能模块设置 |
| 6.5.3 灵活化的功能设计 |
| 6.6 体育建筑形式发展新思潮 |
| 6.6.1 建筑形态的有机化 |
| 6.6.2 立面设计的表皮化 |
| 6.6.3 结构美学的新表现 |
| 6.6.4 对地域性的丰富思考和追求 |
| 6.6.5 生态理念下的形式探索 |
| 6.7 体育建筑技术的飞跃发展 |
| 6.7.1 数字化技术的革命性发展 |
| 6.7.2 张拉、混合结构的发展潮流 |
| 6.7.3 材料的性能挖掘与创新 |
| 6.7.4 设施设备技术的发展革新 |
| 6.7.5 生态节能技术体系的探索 |
| 6.8 小结 |
| 本章注释 |
| 第七章 “新常态”下中国体育建筑发展面临问题及设计策略探讨 |
| 7.1 中国近现代以来体育建筑系统元素演变脉络及特征分析 |
| 7.1.1 社会背景发展脉络分析 |
| 7.1.2 功能演变脉络及特征分析 |
| 7.1.3 形式演变脉络及特征分析 |
| 7.1.4 技术演变脉络及特征分析 |
| 7.2 目前体育建筑发展面临的问题 |
| 7.2.1 体育建筑建设存在误区 |
| 7.2.2 对现存体育场馆历史价值和保护意识不足 |
| 7.2.3 体育产业化发展水平有待提高 |
| 7.2.4 建筑形式的"形而上学" |
| 7.2.5 技术利用的不适宜 |
| 7.3 基于“新常态”社会背景的体育建筑发展背景 |
| 7.3.1 新常态下的社会发展背景 |
| 7.3.2 新常态下的体育事业发展趋势 |
| 7.3.3 新常态下的建筑事业发展趋势 |
| 7.4 新常态下平衡化的体育建筑发展趋势探讨 |
| 7.4.1 综合竞技场馆与专项竞技场馆的平衡 |
| 7.4.2 竞技体育建筑、校园体育建筑与大众体育建筑的平衡 |
| 7.4.3 新建场馆与改建场馆的平衡化发展 |
| 7.5 新常态下中国体育建筑理性设计策略探讨 |
| 7.5.1 适宜化的总体布局策略 |
| 7.5.2 灵活、整合的功能设置策略 |
| 7.5.3 多样化的形式创作策略 |
| 7.5.4 理性的技术发展策略 |
| 7.6 小结 |
| 本章注释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2001年11月份水泥、平板玻璃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论文参考文献）
- [1]大气污染物许可排放量分配及综合评估研究[D]. 周佳. 南京大学, 2020(04)
- [2]重庆工商辅导处研究（1946-1948）[D]. 黄蓉.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3]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D]. 刘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4]政策效果评价、要素资源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8-2018年的产能过剩治理为例[D]. 樊烨.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5]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6]平拉法及格法玻璃生产工艺在我国的发展历程[J]. 刘志海. 玻璃, 2019(06)
- [7]产能均衡动态监测及失衡风险预警研究[D]. 曹颖琦.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8]过渡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审视[D]. 张婷.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9]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D]. 白林.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8)
- [10]中国近现代以来体育建筑发展研究[D]. 侯叶.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