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风公司9条道路移归地方管理（论文文献综述）
王宁[1]（2020）在《基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通立场的“民主仁学”理论评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视野下,探究儒学在当下发展的新形态或许能够对当代中国价值观的重塑提供鉴戒意义。儒学作为中华文明的主流,自近现代以来,一直饱受争议而其发展几经波折。时至今日,在中、西、马三大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背景下,学界提出的“民主仁学”是不同于上一辈儒者“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思维模式,而是在儒学发展的宏观透视下,尝试将民主与儒家仁爱一同糅合为道体来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进行新的可能性探讨。全文藉由吴光先生提出的“民主仁学”为切入点,首先,从纵向的历史分期与演进轨迹的角度,引出新儒学对传统儒学现代价值的探索,然后从横向的文化学术背景出发,探究当代新儒家对儒学与现代民主融通问题的探索,由此探析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化与“民主仁学”的形成背景。其次,从体用论、文化观以及价值观三大方面对“民主仁学”的内在逻辑体系进行分析。通过对其逻辑架构的深入剖析,探究其可能有的贡献与局限。最后,探讨了“民主仁学”这一理论形态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互动关系的思考。毋庸置疑,在新时代对于儒学创造性转化的研究工作仍在路上。“民主仁学”仅是儒学在当代发展的一种新形态,尽管对于其提法还存有诸多疑问,但无疑在学理上仍值得进一步探讨。总之,在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被确定为当代中国建设和发展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全社会共同进行的自觉构建的过程中,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应是在明明白白的自觉反思中,拣择适应中国现时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优秀精华部分,并对其重新加以阐释与转化,推动当代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良性互动,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薛曹阳[2]（2019）在《雄县史志中的营造活动及建筑遗产保护研究》文中提出河北省雄县是“雄安新区千年大计”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县始建于东汉末年,唐代设关,五代建镇,宋元设州,明清为县,现属河北省保定市管辖。雄安新区的“雄”字便是来自于雄县,处九河之稍,世守北陲,扼津负险,举莫与京。雄县地处华北平原腹地,是通往北方高原和山区的必经之路,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雄县作为未来几十年将要重点建设的城市,当地的建筑史与城市发展历程尚未有系统的研究成果。由于地面遗存实物较少,本文以文献研究为主。文献又以古典文献为主,包括当地县志、州志、府志等,以及正史、地理与笔记类的志书、文集等材料。通过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解读、辨析和考证,结合实地的调研走访,探讨了从古至今雄县周边自然环境的变迁,考证了部分曾经存在的山体与河流的位置和走向;研究了从东汉到民国时期,这里经历的堡垒-军镇-州城-县城的营造变化;并以明清为例,总结了雄县城市格局的特点,结合历史材料,大致推断出了清代雄县的城市区划、街道走向和建筑布局。同时,还原了县城内重要建筑如衙署建筑、县学建筑、雄关、养济院、归义驿、马神庙以及现存的宋辽古地道等,对其形制、布局以及作用进行推测和讨论。另外,以宋元明清为主,分析了古代雄县营造活动的关联因素,涉及到地理、政治、军事、交通、经济、文化等六个方面,其中着重讨论了北宋雄州城的军事防御方式。最后,梳理雄县现存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当地遗产保护工作的提出建议思路。通过对城市历史的分析和论述,回顾发展历程,明确在各个年代影响城市营造的因素并寻找相关规律,本文将对当下雄安新区的建设及雄县城区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遗产保护提供借鉴与参考。
周乔木[3]（2018）在《方拱乾父子流贬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方拱乾是清初“别有认识意义”的一位诗学名家:他出身桐城科举望族,与其流贬出关的五子,同属于顺康之际知识分子的精英群体,也是最早活跃在京城诗坛的一批桐城诗人。本论文结合方拱乾《苏庵集》康熙刻本、黄传祖《扶轮广集》《扶轮新集》诗歌选本和相关地方志等新材料,在完成方拱乾年谱简编和方孝标“认工赎罪”时期诗歌作品系年的基础上,通过对方氏父子在此期间诗歌创作的全面梳理,探讨他们的理论和创作特质,进而把握他们乱世流贬的独特生存状态和对清初诗坛、包括桐城诗学的重要影响。第一章:剖析方拱乾父子流贬的时代背景因素。主要把握两个问题:首先聚焦导致方氏父子流贬的直接原因——“丁酉科场案”,尝试将其放在顺治“文治”的框架内加以考察,对他们流贬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再探讨。其次,着力分析学界一直倍感困惑的、方拱乾流贬前“非典型性”贰臣身份形成的原因。一方面通过梳理方拱乾短暂的崇祯时期仕宦经历及其遭遇的“万死”考验,来探讨其在时代戾气伤害下,对朝廷产生的疏离感和自保意识;另一方面通过挖掘方氏家族文化中科举传家精神内涵的形成与传递,探讨方氏父子在乱世之中仍坚持儒者“兼济天下”的理想及由此对科举出仕的始终不能忘怀。第二章:梳理流贬期间方拱乾、方孝标父子的诗学思想。鉴于以往研究尚未对此有系统的归纳,本章从大量搜集的方氏父子相关诗学文献出发,特别以方拱乾两千余条杜诗批注中蕴含的丰富诗学观点为基础,认为方氏父子流贬期间的诗学思想突出表现为自觉向儒家诗教传统回归的“性情”说,其产生于三个重要的诗坛背景:“性情”与“格调”之争、“真诗”说的重提和杜诗再度经典化。由此,从方氏父子“真”“浑”兼具的性情诗学观、“怨而不怒”的传统诗教观和“诗为大道”观三方面探讨其流贬期间诗学思想的内涵,并发现其作为清初桐城诗学的重要一家,与清中叶兴起的桐城诗派在“诗为大道”“诗文相通”“诗主情实”等标志性诗学主张方面颇有共通之处。第三章、第四章:剖析方氏父子的出关诗,包括途中及流地的诗歌创作。针对方氏父子更重以现实生活的真景、真事、真情、真理来表现“真我”之性情,从而与多数东北流人诗仍延续关内诗坛“以酬赠送别、山水宴集诸作为抒写襟性”和偏于诗歌言“情”的一面不同,分别从流人生活之“群”与“我”和绝域之“人”与“地”两个角度切入。第三章通过分析方氏父子之间及他们与吴兆骞等其他流放诗人创作上的互动,以及方拱乾家居独处状态的创作,来具体呈现宁古塔文化流人的文学创作生态。第四章通过分析方氏父子写作的宁古塔风俗诗和代书诗,来表现他们对宁古塔“人”与“地”的观察、接受和深层次的文化隔膜。第五章、第六章:分析“认工赎罪”时期的社会影响因素、方氏父子的交游和创作。第五章主要考述在康熙初“四辅臣”执政的历史背景下,方氏父子入关后为完成阜成门工程,生活状态从在宁古塔“流而聚”的集体放逐而被迫变为“还而散”的自我放逐,在此期间他们的行踪和主要交游情况,以及从中折射出流贬者的特殊心态。第六章分析方氏父子的行旅诗的创作,剖析当行旅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常态时,所面对的社会和家庭伦理环境挑战,以及在旅途这一特定的时间、空间场景下所生成的诗歌文本类型。主要分析方氏父子的抒怀之作中呈现的侨寓和行旅心态,兵事题材展现的南北对立主题和水患题材展示的任运退藏主题,从中可见方氏父子即使沦落到“社会边缘人”的地位,仍具有儒者不仅“独善其身”、且“兼济天下”的深厚家国情怀。本论文充分结合时代、家族的影响因素,对以方拱乾、方孝标父子为主的方氏父子流贬诗作整体、动态的研究,同时又关注其具体创作背景和情境的把握,包括文本生成过程、艺术手法、创作心态和文学观念的变化等。同时着重分析其诗歌作品在时代戾气之下呈现出怨而不怒的“中和之音”的特色。
魏鑫[4]（2016）在《移动源大气污染全程控制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机动车船、航空器、农业机械等移动源的保有量从整体上呈持续增长的态势。人们在享受着移动源为我们生产、生活带来的便捷的同时,也正经受着移动源导致的大气污染。在雾霾等大气污染现象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大气环境的“新常态”时,人们意识到移动源的排放污染已成为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我国近年来不容乐观的空气质量状况以及移动源数量日益增长的趋势来看,移动源的大气污染防治已迫在眉睫。移动源大气污染全程控制不仅依赖于环保技术的发展、产品设计水平等方面的提高,而且需要科学有效的法律制度作为支撑。我国移动源大气污染全程控制法律制度已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年制定,1995年、2000年、2015年修订）（以下简称《大气污染防治法》）为核心,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随着《大气污染防治法》的最新修订,移动源大气污染全程控制法律制度在内容上得到了丰富、具体规定上更加细致,但是我国现行的移动源大气污染全程控制法律制度仍存在诸多不足,体现在移动源大气污染全程控制法律制度的具体制度上:第一,在移动源标准上,移动源燃料标准与排放标准不严格,不同地区环境标准缺乏协调;第二,在移动源环保召回制度方面,适用对象范围狭窄,程序不明,法律责任不明;第三,在移动源排放检测与维修制度上,不同类型的检测制度缺乏协调统一,检测制度与维修制度缺乏有效衔接;第四,在移动源报废制度方面,适用对象范围狭窄,回收责任不明,规定的回收方式有限等。我国移动源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完善应当立足我国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外移动源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经验,正确认识并划分“移动源”,完善移动源标准、排放检测与维修制度、环保召回制度、报废制度等主要的具体制度,最终实现移动源在整个生命周期的大气污染全程控制,让政府更科学有效地履行环境行政管理职能,切实保障公民合法的环境权益。
邵彦涛[5]（2014）在《国家与边缘：近代兰州城市发展研究（1872-1949）》文中研究说明边缘指的是与“中国中心”相对的边缘位置,边缘研究的意义在于,边缘的存在界定了中心的范围,描述边缘成为描述中心的一个方式。边缘不仅接受来自中心的权威限定,还可能反叛、甚至对抗这种权威。在一个国家内部,边缘的存在界定了国家的范围,边缘也构成了重新认识和发现国家的最好位置。国家介入边缘的过程,也即中心与边缘互动的过程,构成了一个广义的国家史。本文选取近代兰州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以1872-1949年为历史的截面,并将之放置在“中国”观念变迁和西北政局演变的宏观层面上,针对边缘城市的空间格局、现代市政发展模式、经济发展动力和市民心态等问题,进行了层层剖析。我们认为兰州作为一个边缘城市,与中国核心地区复杂难辨的城市结构相比,其政治性、军事性、民族性更为突出,于空间格局上更接近中国人理想的空间构成,也更符合中国传统礼制的要求,更是“中国”式的；近代兰州市政现代化的进程表明,国家力量在场的强弱与兰州市政发展的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国家构建的政治动机是以兰州为代表的边缘地区获得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边缘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与中国中心地带不一致的特征,这种不一致,体现的是边缘社会与国家中心地带相比在发展步骤上的不一致、发展程度上的悬殊和发展能力上的孱弱,同时也说明了边缘社会的发展强烈依赖于国家中心地带的“反哺”、接济和帮助。国家中心地带的这种“反哺”、接济和帮助无疑体现了国家构建的政治动机,同时它也要求边缘社会在“国家建构”和国家认同等意识形态功能方面予以“回报”；民国以来,中央政府将西北地区纳入直接统治的政治冲动与兰州乃至西北地区要求获得发展的经济冲动之间存在许多不谋而合之处。尽管国家构建的政治动机为近代兰州城市地位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能量来源,但是国家现代化的进展却导致了近代兰州更为严重的边缘化。近代兰州在国内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化地位,并未因为抗战时期的发展而得到多大的改变,反而在西南地区的快速大规模发展中更加相形见绌；在我国东西部区域差距逐渐扩大而兰州及西北地区严重边缘化之时,“兰州中心说”却开始出现并在抗战时期获得广泛认同。“兰州中心说”凸显了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民族平等和公民平等的理念,却又反衬了兰州所处的边缘化地位并凸显了这一观念背后所深藏的反抗边缘化的意蕴。这一学说的内在紧张和不协调,也预示着要真正实现民族国家建构中所倡导的无中心、平等的价值观,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国家构建所带来的边缘地位的提升与国家现代化所导致的愈益边缘化之间的冲突,不仅仅存在于近代兰州城市,而是能够代表整个边缘社会的基本特征。了解这一点,不仅是在整体上把握边缘社会的切入点,也是对国家与边缘之关系、推动边缘社会发展和实现区域平衡等问题进行全方位审视的一个重要入手。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国家力量的介入和引导是边缘城市发展的基本原因和基本动力,也深刻影响和改变了边缘城市的空间格局和发展方向。而边缘社会和边缘人群不仅主动参与了国族概念的建构和国家建构的进程,还在实践中形成了对民族国家建构的行动反馈和知识再生产。“主动的边缘人”不仅积极认同中央权威以获取自身发展的合理资源,还在强调和树立自身“中心”、“中国”属性的同时,不断要求去除“边缘”的标签,实现与内地国人在身份和地位上的平等化。这也说明,在将边缘地区纳入“现代中国”政治版图的同时,还亟需完善二者之间的政治认同和价值融合。
赵亮[6]（2013）在《贵族与宪法 ——基于瑞典宪法史的比较研究》文中指出瑞典是西方发达国家之一，有独特而发达的宪法和宪政制度，但目前各国对瑞典宪法史研究的角度、深度和广度尚有待拓宽。本文认为，瑞典贵族对瑞典宪法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决定性的、巨大的和非常积极的推动性作用。古代瑞典人奉行日耳曼原始民主制，国王由上层贵族选举产生，贵族势力强大，通过与国王达成契约，在政治、军事、行政、经济等各方面与王权分享国家统治权。但在同时，贵族亦努力维护王权的存续，以昭示王权与贵族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应该共存以及王权应受到贵族制约的原则。在这种背景下，瑞典历史上王权的产生及统治并非依赖于王的武力征服。王权自其肇始即为贵族集团出于统治需要而主动设置和努力维护的象征性权力机构。这为后来瑞典的贵族等级能够长期而有效地制约王权提供了观念和制度基础。在这些基础上，瑞典逐渐产生了以“亭”为代表的各类地方自治机构和区域，并由此演化出地方性和全国性议会，且这些议会由具有实力的贵族把持和主导。因此，无论从瑞典王权产生的原因和产生的方式的角度观之，还是从瑞典王权产生后参与国家权力运行的范围和程度的角度来审视，瑞典的王权其实在国家权力机构的设置理念、组织构成以及权力的实施这三个层面，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贵族的有力制约。这种国家权力的构成模式，实质上是一种二元化模式的国家权力机构——即贵族和王权并存且互相制约的权力构成机制。在上述基础上，瑞典早在12世纪就出现了旨在昭示王权和贵族等级之间平等性的、契约性关系的宪法性文件，并在此后陆续出现了其他类似的法律文件，包括《韦斯特耶特兰法》、《兰德斯拉法》、《卡尔玛条约》、《克里斯托弗法》、《哈尔姆斯塔德条约》、《佛斯特罗斯条例》等。瑞典贵族通过这些法律文件，逐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确立起贵族必须而且能够与王权分享国家统治权的原则和观念。当然，在这一时期以及此后的时期不时出现过王权专制。然而，瑞典贵族并未采取推翻王权的手段来达到其分享政权的目的，而是通过与王权持续性的博弈、妥协甚至合作，使贵族在国家统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认可和强化，从而推动了1634年宪法和1720年宪法的出现，使瑞典于18世纪早期进入完全在贵族主导下的、议会主义的“自由时代”时代，结果是瑞典贵族的统治能力及实力达到了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然而，极端的议会主义最终导致物极必反的效果，导致18世纪晚期的瑞典出现君主专制。但是，正是由于君主专制的出现及其与贵族自古所推崇的立宪主义的冲突，接下来又导致了瑞典1809年的贵族政变以及在贵族的领导下制定了瑞典第一部现代化宪法——1809年宪法。在此后的1866年，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瑞典贵族又顺应大势，以和平的方式推动了贵族民主制向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改革，为瑞典贵族在瑞典宪法史中所发挥的一系列不可磨灭的作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如果将瑞典、英国、德国和法国贵族与宪法的关系作一比较，我们可以看到，瑞典与英国的情形更为相似，即：在历史上，两国的贵族都与王权保持了一种动态的均势；贵族既是王权的维护者，同时又是王权的制衡者；贵族既努力保持自己的特权统治地位，同时又能够与时俱进，适时地团结甚至接纳新生的资产阶级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两国的贵族都在客观上发挥了社会矛盾缓冲地带的功能。其结果，就是在经过统治阶级的内部博弈和统治阶级与新生资产阶级的博弈后，最终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相对而言，法国和德国的情形却是两个极端。法国贵族因其相对于王权的明显式微和对资产阶级的敌视，导致其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上被淘汰出权力舞台，并因此导致极端革命性的资产阶级宪法的产生。而在德国，则是因长期以来其上层贵族在政治、军事方面相对于王权的绝对优势，导致德意志直到19世纪中期才出现由高度保守的上层贵族制定的、自上而下的全国性宪法，尽管这种宪法的发展史是和平而稳健的。通过上述的分析和比较，本文得出结论，认为瑞典贵族是瑞典宪法形成和发展的核心推动力。综合各方面考量，瑞典贵族与宪法的关系与英国贵族与宪法的关系最为相似，二者都既制约王权又兼具保王传统，且能够与王权保持长期动态而和平的博弈，这为两国皆发展出堪称为典范的宪法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条件。
张学见[7]（2012）在《青岛港、胶济铁路与沿线经济变迁（1898-1937） ——现代交通体系视域下的研究》文中指出1898年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青岛从此沦为德占区，以此为契机，胶济铁路这一年正式开工兴筑，并于1904年全线开通。在此期间，青岛港也得以兴建。贯通鲁省南北部，并在济南与胶济铁路对接的津浦铁路也于1912年全线开通。从1903年至抗战前夕，山东公路建设开始起步，而这些已修的公路多围绕胶济铁路而建。由于山东境内的铁路、公路等现代交通网络尚不完善，运输能力还很有限，传统的水运、海运运输方式在近代山东并没有消失，其继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这些以水运、海运为主的传统运输方式与以铁路、公路为代表的现代运输载体，组成了一个近代山东新旧相间的运输网络，而它们的关系也很复杂，合作中夹杂着冲突。胶济铁路从1904年修竣，并开始营运，至抗战前的1937年，历经德占、日占、中国政府管理三个时期。这期间胶济铁路的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运输客货能力逐渐提高，然而近代山东乃至中国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决定了胶济铁路除了饱受战争摧残外，还有诸如税捐、日债、管理机构腐朽、疫情与匪患、自然灾害与人为浪费、中外官商的巧取豪夺等因素影响其运输业的发展，这导致了胶济铁路一直盈利不佳。胶济铁路作为现代交通方式嵌入鲁省境内，是西方近代物质文明东渐的一部分。铁路作为西方近代工业文明产物，其社会功用的最大化，由于受近代中国特殊社会历史背景制约，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但其现代性的一面，还是在以下多个方面对山东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近代以来随着胶济铁路、津浦铁路先后贯穿济南，济南虽然作为鲁省政治中枢的角色并没有改变，但其经济职能、经济地位在跃升。近代济南在东西、南北铁路两大干线的牵引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不过胶济铁路沿线其他中小城市并非都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决定一个城市发展趋向的因素很多，交通只是其中之一。胶州紧邻青岛、周村紧邻济南，由于区域经济资源有限，且具有积聚效应，当胶济铁路出现则引起这些资源过分向青岛、济南倾斜，最终导致其逆反性衰落。而近代胶济铁路沿线旅游业、转运业的兴起及铁展会在青岛的举办，则是交通对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体现。德国人修建胶济铁路的主要动机，就是方便运销以淄博为代表的鲁省中部煤炭。实际上胶济铁路修竣后对其沿线煤矿业的产、运、销乃至其自身采煤生产方式的革新，均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不过随着胶济铁路1922年从日人手中收回后，胶济铁路沿线煤矿与胶济铁路管理当局分属不同利益主体，它们在总体合作中还伴有冲突和争吵。此外还有诸如胶济铁路当局对华洋煤矿所采取的歧视性政策、天灾人祸、日煤倾销以及胶济铁路本身的运力不足等因素，严重地困扰着胶济铁路沿线煤矿业的发展。为此山东当局以及胶济铁路当局不得不采取诸如筹建鲁东煤业产销合作公司、收买博山轻便铁路、增购车辆、更换重轨来促进胶济铁路沿线煤矿业的健康发展。以美烟在山东中部广泛种植及其所带来的影响为例，山东区域农业经济，也深受胶济铁路的影响。胶济铁路沿线美烟的商品化、销售的国际化，促进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一定时期里农民生活质量，农村市场经济水平也得以提高。胶济铁路沿线烟草业的发展，还刺激了胶济铁路沿线高利贷与金融业的发展、带动了沿线城镇经济的勃兴、导致其他农作物种植及其相关产业的衰落。但随着胶济铁路沿线农民日益成为世界烟叶购销市场体系中的一员，一旦世界经济出现波动，导致烟叶价格下跌，其不得不承担由此带来的悲惨后果。鲁南、鲁西、鲁北及豫北、冀南的花生、棉花、牛等大宗物品从各自的产地市场流向济南中级市场、再最终转运至青岛终极市场，这些区域最终主要被纳入了青岛港的腹地范围。这些大宗货品沿着这样的运销流动轨迹，也与天津港、上海港之腹地有所重合。青岛港与它们有着竞争关系，但从上述物品主体流向来看，青岛港占有明显的优势。而这些广袤的区域之所以能主要成为青岛港的腹地，其原因很多，但主要是由于胶济铁路和青岛港自身的作用，及它们所采取的种种优惠措施。胶济铁路、青岛港为代表的现代山东交通体系，及它们所构建的贸易网络，直接导致了明清以来山东区域经济西强东弱而逐渐演变成东强西弱，山东整体经济面貌由此得到了根本性的变迁。通过青岛港、胶济铁路与沿线经济变迁为个案的考察，不难窥探出交通方式的现代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也是近代中国区域经济转型和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
冯剑[8]（2012）在《近代天津民间借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学界较少关注的近代天津城市民间借贷为研究对象，利用天津地方档案以及报纸、文献资料等第一手资料，对近代天津民间借贷进行了较为具体的研究。在研究中利用了经济学和社会学中有关信任、博弈、交易成本等理论工具，力图对近代天津民间借贷在近代的发展脉络以及其与近代天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进行描述。通过研究表明，近代天津民间借贷的借贷者和借贷资金广泛地分布于天津各个阶级和阶层，民间借贷对民生和工商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近代天津，民间借贷风险加大，社会信任度不高，欠债、避债以及因为民间债务导致的暴力和欺诈现象严重。近代天津高利贷现象盛行，而且社会危害逐渐加大，除了风险高和民间资金供求不平衡以及物价和市场变化的因素外，政府行为对此也有影响。近代天津的民间借贷个人日见信用缺失，保证信用应用广泛，抵押信用也日益流行。传统的民间消费和商业借贷组织和机构如合会、典当、银钱业依然在民间借贷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都出现了变迁、危机和衰落，面临着内部与外部的信任危机。典权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融资习俗，为民国法律所认可，也受到市场变化的影响。新式银行、合作社等成为民间借贷的新机构，民国时期的天津银行不仅对民间工商业借贷，一些银行也对民间消费借贷较为关注。但是，银行借贷手续繁琐，许多做法与民间习俗不相适应，银行对民间借贷也采取谨慎态度，对民间借贷的作用有限。近代天津政府对民间借贷非常关注，除了采取禁止高利贷、限制当息、立法规范民间借贷等干预措施外，政府也成立银行号规范并直接介入民间借贷。在天津出现自然灾害和市场危机的情况之下，政府还以借贷形式对民间民生和商业进行救助。但是,民间社会与政府并没有建立互相信任关系。近代天津民间借贷依然处在较为困难的形势之下。
杨荣庆[9]（2011）在《威权体制下自由主义话语及其命运台湾《自由中国》杂志研究》文中认为1949年的沧海横流、惊惶动荡之中,一批反共的自由主义者觉得有振起舆论、挽救时局的需要,即希望通过创办报纸和杂志的形式,从思想上来与共产党作斗争。他们随着国民政府的百万军民撤离大陆,退守台湾。流离动荡之中,他们在台北创办了《自由中国》半月刊杂志,并以之为思想与政治阵地,一而高擎“反共抗俄”的旗帜,一而继续鼓吹“民主自由”的政治理念。雷震、殷海光等便是这个杂志的主要的负责人和撰稿人。胡适也曾一度被作为这个杂志的挂名发行人。在与国民党蒋氏政权度过了一段短暂的为“反共抗俄”而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日子之后,《自由中国》逐渐张扬起自己的自由主义诉求,即开始向民众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声言个人自由高于国家自由、主张言论自由、实行民主政治、成立反对党以监督一党专制,并且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渡海来台的国民党政权在经过一番痛定思痛的反省之后,对国民党加以大力改造,非但没有实行民主政治,反而继续坚持一党专制的威权政治体制。随着朝鲜战争之后美国第七舰队的入驻台湾海峡及对台扶助政策,国民党政权走出风雨飘雨之后,加紧了对自由主义诉求的压制和打压,《自由中国》与国民党政权之间的歧见也便曰渐张裂而扩大,在经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胡适辞职抗议信及《计划教育质疑》等几次风波之后,胡适脱却发行人衔名,雷震被注销国民党党籍,《自由中国》批评时政的尺度也便节节升高,亦更多碰触当权者的禁忌,尤其是“祝寿专号”的刊发和“今目的问题”栏目的开辟,刺破国民党政权假借“反攻复国”的口号而威权统治台湾的政治神话。国民党政权遂对《自由中国》进行全面性的围剿和围攻,罗织罪名,污蔑构陷。在反对修改“宪法”及反蒋三连任的舆论鼓吹失败之后,雷震终于走上与台湾地方政治人物结合,筹组新党的实际政治活动,这导致国民党当局的最大恐慌,也造成《自由中国》与国民党政权的最后决裂,《自由中国》因此遭到当局取缔,岛内这波自由主义运动也在雷震被捕入狱的悲剧中落幕。《自由中国》生命历程中的三位关键角色：胡适、雷震及殷海比,长期成为学界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胡适的消极退让使他“自由主义之父”的光环渐渐消褪而蜕变为一个“乡愿”,不仅在新党组建上无所作为,对雷案也失语噤声：雷震从“坐而论道”到“起而力行”的突破,是岛内自由主义群体从媒体论政走向组党参政的开端,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榜样：殷海光的奋槌梃击,义无反顾为他奠定了历史的声名,但也加速了《自由中国》的毁灭,并为自己遭遇迫害埋下了祸根,他们各自的命运对岛内后续的自由主义运动当有着相当的借鉴意义。《自由中国》对“一个中国”的坚持和省籍问题的关注值得后人深思,它将祖国大陆反抗威权统治的自由主义精神“横向嫁接”到台湾,兴起了岛内自由主义运动的声浪,并为后来的党外运动所“纵向传承”。雷震被捕和《自由中国》终刊,威权政治笼罩台湾社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遭到压迫和迫害,但杂志所宣扬的自由民主理念并未就此熄灭,《文星》、《大学杂志》、《台湾评论》、《中国论坛》等刊物的接续出现,《自由中国》则是其重要源头。它们同样标举自由主义旗帜,在岛内播撒自由民生理念以及西方政党政治主张——即合法的有力的反对党的存在是监察、督促政治清明的良方。可见,《自由中国》充当了在台湾传播自由主义的先驱者的角色。
牛和清[10]（2011）在《民国时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1931-1937）》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缘于乡村破产,中国掀起了一场以‘拯救乡村、建设乡村’为目标的乡村建设运动。这场发轫于知识分子的运动,后来成为团体、地方政府、国家等广泛参与的乡村运动。山东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的重要地域。1931-1937年,在韩复榘任省主席期间,山东乡村建设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诸多模式。全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导论部分。简要介绍选题由来、研究空间、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并对山东乡村建设的时间、地域、概念等作了学术界定。第一章山东乡村建设运动兴起。本章介绍山东乡村建设兴起的国内背景和省内环境。知识分子的思考,南京国民政府振兴农村的措施以及山东环境及省政府的努力等诸多因素促进了山东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第二章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模式（上）。本部分介绍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情况。梁漱溟从传统文化、合作运动思想及当时流行的乡村建设思想汲取营养,形成了自己的乡村建设思想——以建设乡村来建设一个新国家。这一思想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面临着发展和挑战。第三章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模式（下）。本章节重点研究了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实践。以邹平、菏泽、济宁为例,分析了三大实验区的建设成就及发展异同,尤其对邹平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以此,总结了研究院乡村建设体系的特点、失败原因并对该模式进行评价。第四章青岛乡村建设模式。该部分介绍了青岛乡村建设的背景和建设情况,其中以李村乡区为例分析青岛乡村建设的特点。青岛自身的环境特点、沈鸿烈的乡村建设思想以及乡区建设办事处等机构的设立形成了青岛乡村建设模式。李村就是这一模式的具体体现。第五章山东教育厅乡村建设模式。本章节重点介绍教育厅以教育为手段进行乡村建设的情况。在何思源、董渭川的乡村建设思想指导下,教育厅形成了乡村教育辅导区、乡村民众教育实验区、乡村师范三种模式。第六章齐鲁大学乡村建设模式。齐鲁大学乡村建设模式作为基督教大学主办的乡村实验,具有独特性。她与外国教会、山东省地方政府、国民政府的关系,走出了一条与教育厅不同的乡村建设道路。第七章对乡村建设运动的思考。本部分归纳了这一时期山东乡村建设的特点与关系,成就及不足以及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民国山东乡村建设的实践活动对当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借鉴价值。山东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于全国乡村建设运动这一大背景,得力于各派的努力及省政府默许支持,取得了较大成就并成为民国乡村建设的重要代表之一。山东乡村建设除齐鲁大学乡建模式外,表面上是一场学者和教育团体领导实施的运动,实际上是一种政府拯救乡村的运动。
二、东风公司9条道路移归地方管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东风公司9条道路移归地方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通立场的“民主仁学”理论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 创新点 |
| 二 不足点 |
| 第一章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化与“民主仁学”的形成 |
| 第一节 新儒学对传统儒学现代价值的探索 |
| 一 “仁本礼用”的古典儒学 |
| 二 “中体西用”的改良儒学 |
| 三 “新体新用”的当代儒学 |
| 第二节 现代新儒家对儒学与现代民主融通问题的探寻 |
| 一 港台新儒家的开出论 |
| 二 大陆新儒家的复古论 |
| 三 后新儒家的融合论 |
| 第三节 “民主仁学”的提出 |
| 一 “民主仁学”的构想 |
| 二 “民主仁学”的演化 |
| 三 “民主仁学”的丰富 |
| 第二章 “民主仁学”的内在理论体系 |
| 第一节 “民主仁学”的体用论 |
| 一 民主仁爱为体 |
| 二 礼法科技为用 |
| 第二节 “民主仁学”的文化观 |
| 一一 元主导,多元辅补 |
| 二 会通古今,兼容中西 |
| 第三节 “民主仁学”的价值观 |
| 一 “仁”为根本之道 |
| 二 “义礼信和敬”为大德 |
| 第三章 “民主仁学”的理论评析 |
| 第一节 “民主仁学”的基本特征 |
| 一 “民主仁学”的人文性 |
| 二 “民主仁学”的兼容性 |
| 第二节 “民主仁学”的积极作用 |
| 一 推动儒家“内圣外王”的新发展 |
| 二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化 |
| 三 推动中西、古今关系的再思考 |
| 第三节 “民主仁学”的理论局限 |
| 一 “民主”何以成为本体 |
| 二 体用二元:疑似陷入“双重边缘化”困境 |
| 三 模糊儒学对接现代社会的有效路径 |
| 四 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淡化 |
| 第四章 “民主仁学”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互动关系的思考 |
| 第一节 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一 在中西之辩中推进“一元”与“多元”互补 |
| 二 在古今之辩中推进“传承”与“转化”并进 |
| 三 在理论与现实之辩中推进“理论”与“实践”融合 |
| 第二节 科学把握“马魂、中体、西用”的理论范式 |
|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
| 二 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原则 |
| 三 坚持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相统一原则 |
| 第三节 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推动当代中国价值观重塑 |
| 一 牢牢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和宗旨 |
| 二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传统价值观 |
| 三 批判借鉴西方现代价值观与后现代价值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2）雄县史志中的营造活动及建筑遗产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课题背景 |
| 1.2 研究对象与概念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古代城市研究 |
| 1.3.2 雄县相关内容研究 |
| 1.3.3 研究现状小结 |
| 1.4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研究 |
| 1.5.2 实地调研 |
| 1.5.3 案例对比 |
| 1.5.4 学科交叉 |
| 第2章 雄县营造文献初步考释 |
| 2.1 雄县历史沿革 |
| 2.2 古代地理概况 |
| 2.2.1 山 |
| 2.2.2 水体 |
| 2.2.3 疆界 |
| 2.3 雄县历代变迁 |
| 2.3.1 东汉易京城 |
| 2.3.2 北宋雄州城 |
| 2.3.3 明清雄县城 |
| 2.4 城市空间 |
| 2.4.1 城池 |
| 2.4.2 街道 |
| 2.4.3 区划 |
| 2.5 主要建筑 |
| 2.5.1 县治 |
| 2.5.2 学宫与文庙 |
| 2.5.3 其他建筑 |
| 2.5.4 地道 |
| 第3章 影响古代雄县城市营造活动的因素 |
| 3.1 地理环境 |
| 3.2 军事因素 |
| 3.3.1 拥城自守 |
| 3.3.2 边关重镇 |
| 3.3.3 元明战争 |
| 3.3 政治因素 |
| 3.3.1 北宋 |
| 3.3.2 明清 |
| 3.4 交通因素 |
| 3.5 经济因素 |
| 3.6 文化因素 |
| 第4章 雄县遗产保护研究 |
| 4.1 现存遗产 |
| 4.1.1 物质类 |
| 4.1.2 非物质类 |
| 4.2 宋辽古地道 |
| 4.2.1 遗址发现过程 |
| 4.2.2 保护现状 |
| 4.2.3 主要威胁 |
| 4.2.4 遗址价值 |
| 4.2.5 保护建议 |
| 4.3 雄县八景 |
| 4.4 历史元素 |
| 4.4.1 古井 |
| 4.4.2 金石 |
| 4.4.3 亭台 |
| 4.4.4 建筑 |
| 4.5 非物质文化遗产 |
| 4.5.1 古代名称 |
| 4.5.2 城市记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方拱乾父子流贬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流贬原因考辨及方拱乾贰臣身份成因探究 |
| 第一节 顺治“文治”的牺牲者：方拱乾父子流贬原因的再探讨 |
| 一、对“二方”联宗、刘正宗和方氏家难关系的考辨 |
| 二、顺治“文治”框架下对方氏流贬原因的再认识 |
| 第二节 短暂与多舛的仕明经历：“非典型性”贰臣形成原因之一 |
| 一、方拱乾在明朝短暂的仕宦经历 |
| 二、明末“万死”经历令方拱乾对时势具清醒认知 |
| 第三节 “吾家世业儒”:“非典型性”贰臣形成原因之二 |
| 一、方氏科举望族自觉传承的文化使命 |
| 二、方氏后人科举仕清的不懈努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流贬时期方氏父子的诗学思想 |
| 第一节 “真”与“浑”兼具的性情诗学观 |
| 一、“真诗”需抒写“我”之真性情 |
| 二、从忘我体验出发感知浑然之境 |
| 第二节 “怨而不怒”的传统诗教观 |
| 一、“不怒之怨,怨更深也” |
| 二、“愤而得其正” |
| 第三节 “诗为大道”观 |
| 一、“诗之道大矣” |
| 二、向杜诗学习如何表现“诗为大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方氏父子的出关诗：流人生活的“群”与“我” |
| 第一节 方氏父子的唱和诗 |
| 一、流贬途中的唱和 |
| 二、宁古塔时期的唱和活动 |
| 第二节 方拱乾的宁古塔家居诗 |
| 一、写作背景：宁古塔家居生活的冷清寂寞 |
| 二、仪式化写作：方拱乾的节令诗 |
| 三、风、雪、月、夜题材的反复咏歌 |
| 四、打破创作的自我禁忌——方拱乾的“和韵”诗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方氏父子的出关诗：绝域之“人”与“地” |
| 第一节 风俗诗：蛮荒与淳朴主题的交错表达 |
| 一、清初文人对宁古塔“苦寒”与“死地”的想象 |
| 二、方氏父子宁古塔风俗诗的内容与艺术特色 |
| 第二节 代书诗：独白式的倾诉 |
| 一、方氏父子自建“邮路”及与辽宁流人的文学往来 |
| 二、方氏父子流贬期间代书诗的数量、分类与诗体选择 |
| 三、方拱乾两首长篇代书诗的内容及艺术特色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认工赎罪”时期方氏父子行实考及交游考 |
| 第一节 清廷“认工赎罪”令的颁布及方氏父子的行实考述 |
| 一、康熙“认工赎罪”令之颁布 |
| 二、方氏父子“认工赎罪”时期的行实考述 |
| 第二节 方氏父子“认工赎罪”时期的交游考述 |
| 一、桐城“亲友圈”及重点人物关系考 |
| 二、“官场圈”及重点人物关系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认工赎罪”时期方氏父子的行旅诗创作 |
| 第一节 方氏父子流寓播迁中的抒怀之作与心态变化 |
| 一、航程的起点：从《出都》《问家》诸诗看方拱乾父子进入“认工赎罪”赎罪时期的心理基调 |
| 二、“客中家”与“客里还为客”：方氏父子不同的侨寓心态 |
| 三、方孝标《舟中》《发淮阴》诸诗传达的家庭伦理重负 |
| 第二节 兵事题材行旅诗与南北对立主题的集中呈现 |
| 一、方拱乾南下行旅诗正面展现兵戈意象 |
| 二、方孝标江南行旅诗侧面展现兵戈意象 |
| 第三节 水患题材行旅诗与任运退藏主题的集中呈现 |
| 一、方拱乾南下行旅诗的洪水情境与“泊”意象 |
| 二、方孝标江南行旅诗的风涛情境与“轻风浪”意象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一：顺治十六年(1659)冬方氏父子与吴兆骞乐府唱和诗统计表 |
| 附录二：方孝标“认工赎罪”时期诗歌作品系年表 |
| 附录三：方亨咸、方育盛和方膏茂作品辑佚情况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4）移动源大气污染全程控制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移动源大气污染全程控制法律制度的基本理论 |
| （一）移动源大气污染全程控制法律制度的概念 |
| （二）移动源大气污染全程控制的必要性 |
| （三）移动源大气污染全程控制的理论基础 |
| 二、移动源大气污染全程控制法律制度现状及其问题 |
| （一）移动源大气污染全程控制法律制度现状 |
| （二）移动源大气污染全程控制法律制度的问题 |
| 三、国外移动源大气污染全程控制法律制度的考察与启示 |
| （一）美国移动源大气污染全程控制法律制度的考察 |
| （二）德国移动源大气污染全程控制法律制度的考察 |
| （三）日本移动源大气污染全程控制法律制度的考察 |
| （四）国外移动源大气污染全程控制法律制度的启示 |
| 四、移动源大气污染全程控制法律制度的完善 |
| （一）制定严格的移动源标准 |
| （二）细化移动源环保召回制度 |
| （三）协调移动源检测制度与维修制度 |
| （四）健全移动源报废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课题 |
（5）国家与边缘：近代兰州城市发展研究（187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城市史视野中的国家与边缘 |
| 一、边缘、国家与城市 |
| (一) “现代国家”与其边缘 |
| (二) 边缘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
| (三) 城市的双重身份 |
| 二、对学术前史之梳理 |
| (一) 单体城市史研究综述 |
| (二) 兰州城市史研究综述 |
| 三、时间范围及结构安排 |
| (一) 时间范围的界定 |
| (二) 框架设计与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地理、文化与政治：近代兰州城市发展之背景 |
| 第一节 地域环境与历史：自然空间下的城市 |
| 一、从渡口到交通中心：兰州城市的形成和发展 |
| 二、边界的意义：宋朝弃守兰州之争 |
| 三、消失的边界：从“秦西极边郡”到“西州首邑” |
| 第二节 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内陆秩序的建立 |
| 一、肃藩驻地：西北政治中心地位的奠定 |
| 二、茶马贸易：西北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 |
| 三、同治回乱、左氏入甘与兰州近代史的开启 |
| 第三节 辛亥一役与西北内陆秩序的崩溃 |
| 一、辛亥前后的兰州：陕甘总督的末路 |
| 二、兰州城里的督军：赵维熙、张广建与陆洪涛 |
| 三、走出兰州城：刘郁芬与甘肃统一 |
| 第四节 国民政府与兰州中心地位的重建 |
| 一、“甘人治甘”及其思路的转变 |
| 二、控制甘肃：从雷马事变到邵力子入甘 |
| 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北的经营 |
| 小结：政治管辖范围的变迁 |
| 第二章 边缘最“中国”：近代兰州城市空间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
| 第一节 典型的城市形态：城墙与城池 |
| 一、虚与实的边界：兰州的长城与城墙 |
| 二、矩形内城与完美比例 |
| 三、关大城小与商业力量的凸显 |
| 第二节 内部空间格局的形成和演变 |
| 一、内宫式格局：行政建筑格局的演变 |
| 二、空间构型：寺庙的数量与地位 |
| 三、城市肌理：街道名称与政治蕴意 |
| 第三节 城市人口结构与分层 |
| 一、机械式增长：人口数量与变化规律 |
| 二、以公务为主：人口职业与发展水平 |
| 三、权力与等级：人口分层与社会生活 |
| 四、禁令与误判：回民与清真寺 |
| 小结：边缘最“中国”的成因及意义 |
| 第三章 国家构建与后发展：近代兰州市政建设的开展 |
| 第一节 “国家”的缺席与在场：清末民初的市政建设 |
| 一、协款的接济：清末市政的起步 |
| 二、从“不管”到“倒板”：民初市政的缓慢发展 |
| 三、“时间之刺激”：抗战初期市政的快速发展 |
| 第二节 市政与国政：兰州市制的三次设立及其困境 |
| 一、兰州市政筹备处的两次裁撤 |
| 二、第三次筹备与兰州市政府成立 |
| 三、市政府与无法解决的财政困难 |
| 四、裁局改科与行政级别的降低 |
| 第三节 植树：近代兰州城市现代化的彰显 |
| 一、生态危机与植树造林运动的兴起 |
| 二、全国最早的中山林和植树节 |
| 三、“中正山”造林的政治意蕴 |
| 四、落后的市政与先进的林政 |
| 小结：国家构建与边缘的反馈 |
| 第四章 边缘发展的困境：近代兰州经济成长的脉络 |
| 第一节 国家构建、转口贸易与交通发展 |
| 一、城市商业的繁荣和发展 |
| 二、货物中转与长途贩运贸易 |
| 三、交通与内陆秩序的拓展 |
| 第二节 “早起步”：城市工业化的演进 |
| 一、“两局”的创办与兰州机器工业的发轫 |
| 二、清末新政与升允的长远规划 |
| 三、北洋政府时期的停滞 |
| 第三节 “晚发展”：抗战时期的突飞猛进 |
| 一、国民政府的政策支持 |
| 二、重提左宗棠与工业化的压力 |
| 三、“大爆发”与工业化的进展 |
| 第四节 战时工业的发展动因：以毛纺织业为例 |
| 一、手工毛褐业与羊毛贸易 |
| 二、清末民初兰州织呢局的发展 |
| 三、兰州织呢局与其他织呢厂的对比 |
| 四、抗战以后兰州毛纺织业的兴盛 |
| 小结：国家构建与边缘化困境 |
| 第五章 反抗边缘化：现代国家建构与城市社会心态 |
| 第一节 “兰州中心说”的理想与现实 |
| 一、发现“新兰州”：从西北边疆到中国中心 |
| 二、兰州的“复活”：从“兰州中心说”到建都之争 |
| 三、边缘化与“兰州中心说”的现实 |
| 第二节 反抗边缘化：籍贯问题与群体冲突 |
| 一、兰州城市特质与籍贯问题的凸显 |
| 二、主客矛盾：政治斗争中的籍贯冲突 |
| 三、“包办教育”：教育领域的籍贯对抗之一 |
| 四、兰大学潮：教育领域的籍贯对抗之二 |
| 小结：国家现代化中的边缘心态 |
| 结语：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国家”与“边缘” |
| 一、国家建构是边缘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
| 二、边缘社会参与、推动了现代国家建构 |
| 三、反抗边缘化：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冲突 |
| 附录一 各历史时期的兰州城图 |
| 附录二 甘肃省政府职员籍贯结构分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贵族与宪法 ——基于瑞典宪法史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原因和意义 |
| 二、 学界研究现状概述 |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瑞典贵族与立宪主义萌芽 |
| 第一节 贵族的实质统治地位及其历史根源 |
| 一、 贵族的起源和发展 |
| 二、 贵族成为权力主体的原因及特点 |
| 三、 贵族长期把持政权的原因 |
| 第二节 王权的先天受限性及其历史原因 |
| 一、 王权的起源和发展 |
| 二、 对王权的制约因素 |
| 三、 王权受限性的本质 |
| 第三节 立宪观念下的国家权力机构 |
| 一、 国家权力机构的产生 |
| 二、 国家权力机构的贵族化 |
| 三、 立宪性国家权力机构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瑞典贵族早期参与制宪的行为 |
| 第一节 《韦斯特耶特兰法》 |
| 第二节 《兰德斯拉法》 |
| 小结 |
| 第三章 瑞典贵族与宪法性法律的产生 |
| 第一节 《卡尔玛条约》 |
| 第二节 《克里斯托弗法》 |
| 第三节 《哈尔姆斯塔德条约》 |
| 第四节 《佛斯特罗斯条例》 |
| 第五节 瑞典产生宪法性法律的原因 |
| 小结 |
| 第四章 瑞典贵族与宪法典的产生和发展 |
| 第一节 古斯塔夫一世专制下的成文宪法 |
| 第二节 埃里克十四世统治时期 |
| 第三节 贵族与约翰三世的合作 |
| 第四节 贵族与查理公爵的合作与分裂 |
| 第五节 贵族与古斯塔夫二世的合作 |
| 第六节 1634年宪法——王权与贵族合作传统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五章 瑞典贵族与宪法的近代化 |
| 第一节 1720年宪法 |
| 一、 17世纪的“削地”运动 |
| 二、 17世纪及18世纪初瑞典贵族境况概述 |
| 三、 王位之争为贵族崛起所提供的良机 |
| 第二节 1723年《议会法 》 |
| 第三节 1766年《出版自由法》 |
| 一、 帽党之争的背景 |
| 二、 阿尔维德·霍尔恩时期 |
| 三、 礼帽派主政时期 |
| 四、 睡帽派主政时期 |
| 第四节 极端议会主义及其后果 |
| 小结 |
| 第六章 瑞典贵族与宪法现代化 |
| 第一节 王权专制末期贵族势力的复苏 |
| 一、 国际背景 |
| 二、 军事形势 |
| 三、 贵族与古斯塔夫家族的关系 |
| 四、 贵族与议会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贵族与现代立宪思想的产生 |
| 一、 贵族与启蒙运动 |
| 二、 贵族与资产阶级革命 |
| 第三节 1809年宪法与贵族的主导性 |
| 一、 1809年宪法的主要特点 |
| 二、 从立法权角度进行的分析 |
| 三、 从行政权角度进行的分析 |
| 四、 从司法权角度进行的分析 |
| 五、 独特的监察员制度 |
| 六、 贵族的代表人物 |
| 七、 关于贵族主导性的分析 |
| 第四节 1809年宪法与贵族的局限性 |
| 一、 贵族的特权和议会代表权 |
| 二、 税收问题 |
| 第五节 贵族与1866年宪法现代化改革 |
| 一、 1809年后的局势 |
| 二、 贵族的保守思想 |
| 三、 贵族地位的变化 |
| 四、 贵族的分化和嬗变 |
| 五、 贵族对宪法的影响 |
| 六、 对贵族的评价 |
| 小结 |
| 第七章 瑞典贵族与宪法关系的特点——与欧洲其他主要宪政国家的比较 |
| 第一节 贵族与王权在政治地位上的对等性 |
| 一、 与英国的比较 |
| 二、 与德国的比较 |
| 三、 与法国的比较 |
| 第二节 贵族对宪法发展的主导性作用 |
| 第三节 议会作为贵族推动立宪的工具保证 |
| 第四节 贵族在立宪中的中庸性和保王性 |
| 第五节 贵族与王权之间政治斗争的和平性 |
|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青岛港、胶济铁路与沿线经济变迁（1898-1937） ——现代交通体系视域下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相关理论 |
| 四、学术史回顾 |
| 五、资料概况 |
| 六、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山东交通体系近代化转型 |
| 第一节 从帆船到轮船：山东水运概述 |
| 一、 内陆河运 |
| 二、 海运 |
| 第二节 从驿路到公路：近代山东公路建设的起步 |
| 一、 驿路 |
| 二、 近代山东公路建设概况 |
| 三、 近代山东公路的管理与运营 |
| 第三节 胶济铁路的诞生与诸种交通方式的复杂关系 |
| 一、 胶济铁路与津浦铁路的先后贯通 |
| 二、 胶济铁路与诸种交通方式的复杂关系 |
| 小结 |
| 第二章 胶济铁路的基本概况 |
| 第一节 胶济铁路的基础设施 |
| 一、 德占时期 |
| 二、 日占时期 |
| 三、 中国政府接管时期 |
| 第二节 胶济铁路管理机构变革 |
| 第三节 胶济铁路的营业状况 |
| 一、 德占时期 |
| 二、 日占时期 |
| 三、 中国政府接收时期 |
| 第四节 影响胶济铁路营业的不利因素 |
| 一、 战争的破坏 |
| 二、 日债的困扰 |
| 三、 其他诸种不良因素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胶济铁路与沿线城市、新式产业的兴衰 |
| 第一节 胶济铁路沿线城市的兴衰——以济南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二节 胶济铁路沿线新式行业（活动）的兴衰——以旅游业、转运业、铁展会为例 |
| 一、 旅游业 |
| 二、 转运业 |
| 三、 铁展会 |
| 小结 |
| 第四章 胶济铁路沿线煤矿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胶济铁路沿线煤矿产销状况——以 1930 年代为例 |
| 一、 胶济铁路沿线煤矿生产状况 |
| 二、 胶济铁路沿线煤炭销售系统 |
| 三、 上海煤炭销售系统 |
| 第二节 抗争与妥协：1931 年胶济铁路沿线煤商罢运风波 |
| 第三节 影响胶济铁路沿线煤矿业发展之若干要素 |
| 一、 歧视性政策 |
| 二、 胶济铁路运力不足 |
| 三、 天灾人祸 |
| 第四节 为改善山东煤矿业发展所采取之若干措施 |
| 一、 筹建鲁东煤业产销合作公司的尝试 |
| 二、 收买博山轻便铁路之波折 |
| 三、 采取的其他相关措施 |
| 小结 |
| 第五章 胶济铁路沿线农业经济的变动——以烟草业为例 |
| 第一节 胶济铁路沿线烟草业的发展 |
| 一、 胶济铁路促进了沿线美烟种植的区域化、专业化 |
| 二、 胶济铁路推动了沿线美烟的商品化、外向型发展 |
| 三、 制约胶济铁路沿线烟草业发展的若干因素 |
| 第二节 胶济铁路沿线烟草业发展的溢出效应 |
| 一、 刺激了胶济铁路沿线高利贷与金融业的发展 |
| 二、 带动了胶济铁路沿线城镇经济的勃兴 |
| 三、 导致其他农作物种植及其相关产业的转型 |
| 第三节 烟农的生活状况 |
| 小结 |
| 第六章 港口与腹地：胶济铁路沿线商贸流通概况 |
| 第一节 胶济铁路沿线商品运销之轨迹——以几种大宗农牧产品出口为例 |
| 一、 牛 |
| 二、 花生 |
| 三、 棉花 |
| 第二节 胶济铁路沿线进出口贸易特点评析 |
| 第三节 腹地的演变：以济南为个案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近代天津民间借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意义和学术史回顾 |
| 二、 资料和文献 |
| 三、 理论与方法 |
| 第一章 近代天津城市的发展变迁与民间借贷网络 |
| 第一节 近代天津城市的经济社会变迁与民间借贷网络的构成 |
| 一、 社会变迁与城市民间借贷 |
| 二、 工商业发展与城市民间借贷 |
| 三、 近代天津民间借贷金融网络 |
| 第二节 从“熟人社会”走向“生人社会”中的民间借贷 |
| 一、 家族与借贷 |
| 二、 兄弟、夫妇、亲戚、朋友、邻居、同乡与民间借贷 |
| 三、 从“五方杂处”到“中外杂居” |
| 第三节 高利贷 |
| 一、 高利贷产生的原因 |
| 二、 高利贷的资金来源 |
| 三、 高利贷的利率与形式 |
| 四、 高利贷的社会影响 |
| 五、 政府对高利贷的治理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民间私人借贷 |
| 第一节 民间私人消费借贷 |
| 一、 借贷物 |
| 二、 借贷的信用方式 |
| 三、 借贷的利息 |
| 四、 借贷的偿还 |
| 第二节 民间商业借贷 |
| 一、 借贷来源及利率 |
| 二、 借贷的方式 |
| 三、 借贷的拖欠与追偿 |
| 小结 |
| 第三章 独特的民间不动产典当制度：典权 |
| 第一节 出典 |
| 第二节 典后典主和承典人的权利和义务 |
| 第三节 典权的消灭 |
| 第四节 典权与其他民间交易形式 |
| 第五节 近代国家对典权的管理和规范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民间借贷组织：合会 |
| 第一节 合会概述 |
| 第二节 信任的崩溃：民国时期天津城市丧葬类合会的蜕变兴衰 |
| 一、 危机 |
| 二、 畸变 |
| 三、 崩会 |
| 四、 余波 |
| 五、 余论 |
| 小结 |
| 第五章 “穷人的后门”：近代典当业 |
| 第一节 典当业的定义和类型 |
| 一、 典当业的起源与沿革 |
| 二、 典当业的定义 |
| 三、 当业的类型和帮派 |
| 第二节 典当业的组织与运作 |
| 一、 典当业建立的程序 |
| 二、 典当业的运作 |
| 第三节 当息的博弈 |
| 一、 清末及北洋政府时期关于当息的博弈 |
| 二、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关于当息的博弈 |
| 三、 日伪时期关于当息的博弈 |
| 四、 抗战胜利后关于当息的博弈 |
| 五、 结语 |
| 小结 |
| 第六章 “百业之主”：钱业与民间借贷 |
| 第一节 钱庄与民间借贷 |
| 一、 钱庄沿革概述 |
| 二、 钱业的帮派 |
| 三、 资本与组织 |
| 四、 钱庄的功能：以放款为中心 |
| 五、 钱庄的利息 |
| 第二节 票号与民间借贷 |
| 一、 票号的兴起 |
| 二、 票号的组织与功能——以放款为中心 |
| 三、 票号与银号的关系 |
| 第三节 其他商业借贷机构 |
| 一、 账局 |
| 二、 牙行 |
| 三、 金店 |
| 四、 仓库 |
| 五、 货栈 |
| 小结 |
| 第七章 新式金融机构与民间借贷 |
| 第一节 银行与民间借贷 |
| 一、 近代银行的概况 |
| 二、 银行借贷的特点、方式与利息 |
| 三、 银行借贷的偿还 |
| 第二节 关注民生：银行的小额借贷 |
| 一、 小额借贷 |
| 二、 新华储蓄银行的小额借贷 |
| 小结 |
| 第八章 国家与民间借贷 |
| 第一节 政府对民间借贷介入 |
| 一、 清末政府与民间借贷 |
| 二、 民国政府与民间借贷 |
| 第二节 官商合办小本借贷 |
| 一、 仓促上马：小本借贷处的成立 |
| 二、 慈善与谋利：借款中的官商博弈 |
| 三、 小本借贷处的实际运作 |
| 四、 视阈融合：官商在借贷处中的重新定位 |
| 五、 小本借贷处的绩效与不足 |
| 六、 余论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和文章发表 |
（9）威权体制下自由主义话语及其命运台湾《自由中国》杂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文献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和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自由中国》的创办 |
| 第一节 《自由中国》之创办背景及宗旨 |
| 一、《自由中国》之创办缘起 |
| 二、《自由中国》之宗旨 |
| 第二节 《自由中国》之创办过程 |
| 一、第一阶段：上海创办受挫 |
| 二、第二阶段：台北再次筹办 |
| 三、第三阶段：雷震艰难运作与创刊 |
| 第三节 《自由中国》之经费、组织 |
| 一、《自由中国》之经费筹措与来源 |
| 二、《自由中国》之组织 |
| 第四节 《自由中国》之主要撰稿人及栏目 |
| 一、《自由中国》主要撰稿人概述 |
| 二、《自由中国》主要栏目及变化 |
| 第二章 《自由中国》的主要思想主张 |
| 第一节 《自由中国》的政治思想 |
| 一、提倡民主自由的理念：国家自由与个人自由的争论 |
| 二、民主政治的主张 |
| 三、言论自由的主张 |
| 四、成立反对党的主张 |
| 第二节 《自由中国》的经济思想 |
| 一、“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的争论 |
| 二、《自由中国》对公营企业的批判 |
| 三、西方自由经济思想的引介及探讨 |
| 四、《自由中国》经济思想的时代意义 |
| 第三节 《自由中国》的教育、文艺思想 |
| 一、《自由中国》前期的教育基调：为反共抗俄而努力 |
| 二、反对党化教育 |
| 三、反对“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 |
| 四、文艺“自由”的思想 |
| 第三章 《自由中国》与国民党由疏离至决裂 |
| 第一节 《自由中国》与台湾国民党政府的风波迭起 |
| 一、《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冲突的开始 |
| 二、胡适辞发行人——风波再起 |
| 三、《计划教育质疑》等——再掀波澜 |
| 第二节 “发行人胡适”衔名的脱卸与雷震国民党党籍的被注销 |
| 一、“发行人胡适”衔名的脱卸 |
| 二、雷震国民党党籍的被注销 |
| 三、“匪谍”阴霾下《自由中国》的敢言 |
| 第三节 “祝寿专号”与“今日的问题”栏目 |
| 一、“祝寿专号”的发行——建言与被围剿 |
| 二、《今日的问题》栏目的开辟 |
| 三、陈怀琪事件——一次未完成的构陷 |
| 第四节 反蒋三连任与雷震案的发生 |
| 一、护宪与反蒋三连任 |
| 二、寄望地方选举公平的失败 |
| 三、筹组反对党与雷案的发生 |
| 第四章 胡适、雷震、殷海光与《自由中国》 |
| 第一节 胡适与《自由中国》 |
| 一、胡适与《自由中国》的创办——不发行的发行人 |
| 二、裸露在威权下的《自由中国》与胡适的《艾森豪故事》 |
| 三、胡适对反对党与“雷案”的态度 |
| 第二节 雷震与《自由中国》 |
| 一、《自由中国》实际负责人 |
| 二、雷震与反对党 |
| 三、从“坐而论道”到“起而力行” |
| 第三节 殷海光与《自由中国》 |
| 一、渐渐融入《自由中国》的殷海光 |
| 二、殷海光与雷震、胡适 |
| 三、殷海光烛照威权体制的文字与《自由中国》的落幕 |
| 第五章 《自由中国》与1950年代的台湾 |
| 第一节 威权体制与《自由中国》 |
| 一、蒋氏父子之自由、民主及威权体制的建立 |
| 二、《自由中国》之民主、自由 |
| 三、威权体制下《自由中国》的抗争 |
| 第二节 《自由中国》对统独与省籍问题的关注 |
| 一、“一个中国”的坚持 |
| 二、对省籍问题的关注 |
| 三、从发行量看《自由中国》对台湾1950年代的影响 |
| 结语：《自由中国》的历史影响与文化传承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民国时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1931-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介绍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学术要点 |
| 四、相关界定 |
| 第一章 山东乡村建设运动兴起 |
| 第一节 国内背景 |
| 一、知识分子对现状的思考 |
| 二、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 |
| 三、南京国民政府振兴农村行动 |
| 第二节 省内环境 |
| 一、山东行政区划 |
| 二、山东农村状况 |
| 三、三十年代的山东政局 |
| 四、山东省农会 |
| 五、山东省政府的合作运动 |
| 第二章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体系（上） |
| 第一节 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 |
| 一、来源 |
| 二、乡建思想的内容 |
| 三、乡建思想的特点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一、建立 |
| 二、组成 |
| 三、派别与矛盾 |
| 四、发展变化 |
| 五、研究院与各方面关系 |
| 第三章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体系（下） |
| 第一节 邹平实验区 |
| 一、建立 |
| 二、计划 |
| 三、实验内容 |
| 四、特点 |
| 第二节 菏泽济宁实验区 |
| 一、菏泽实验区 |
| 二、济宁实验区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对研究院体系的认识 |
| 一、乡村建设的特点 |
| 二、失败原因 |
| 三、中共及《中国农村》对梁的批判 |
| 四、对梁漱溟及其乡村建设的认识 |
| 第四章 青岛乡村建设体系 |
| 第一节 青岛乡村建设的背景 |
| 一、青岛环境及自身条件 |
| 二、沈鸿烈的乡建思想 |
| 第二节 青岛乡村建设概况 |
| 一、乡区建设办事处 |
| 二、与乡区建设相关的局所 |
| 三、农林指导机关——农林事务所 |
| 第三节 乡区建设个案研究——李村实验区 |
| 一、建立与发展 |
| 二、建设情况 |
| 三、特点 |
| 四、评价 |
| 第四节 对青岛乡村建设的认识 |
| 一、青岛市与乡村建设相关的建设 |
| 二、青岛乡村建设与市外关系 |
| 三、青岛市乡村建设特点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教育厅乡村建设体系 |
| 第一节 教育兴农缘起 |
| 一、何思源乡建思想 |
| 二、董渭川乡建思想 |
| 第二节 教育厅乡村建设实践活动 |
| 一、山东省乡村建设辅导委员会及其实验区——乡村教育辅导区 |
| 二、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及实验区——乡村民众教育实验区 |
| 三、乡村师范——利用学校优势,关注乡村建设 |
| 第三节 乡村民众教育实验区个案研究——祝甸实验区 |
| 一、设立背景 |
| 二、设立情况 |
| 三、实验情况 |
| 四、发展情况 |
| 五、评价 |
| 第四节 乡村师范个案研究——第四乡师 |
| 一、设立背景 |
| 二、设立概况 |
| 三、培养方向 |
| 四、从事乡建方法 |
| 五、实验区——乡村活动区 |
| 六、评价 |
| 七、教育厅体系小结 |
| 第六章 齐鲁大学乡村建设体系 |
| 第一节 齐鲁大学从事乡村建设的背景 |
| 一、齐鲁大学沿革 |
| 二、乡村计划 |
| 三、齐鲁大学的乡村建设思想 |
| 四、实验区建立前的乡村建设运动 |
| 第二节 齐鲁大学乡村建设概况 |
| 一、齐鲁大学乡村服务社 |
| 二、齐鲁大学乡村建设发展与转型 |
| 三、抗战爆发后的情况 |
| 第三节 个案研究——历城县龙山实验区 |
| 一、设立情况 |
| 二、实验内容 |
| 三、特点 |
| 第四节 齐鲁大学乡村建设与外界关系 |
| 一、与外国教会的关系 |
| 二、与国民政府和省政府关系 |
| 三、与乡村建设派的关系 |
| 四、与教会乡村建设实验区的关系 |
| 五、小结 |
| 第七章 对山东乡村建设运动的思考 |
| 第一节 山东乡村建设各派的特点与关系 |
| 一、特点 |
| 二、相互关系 |
| 三、韩复榘与山东乡村建设的关系 |
| 第二节 山东乡村建设与其他各省比较 |
| 一、相同点 |
| 二、不同点 |
| 第三节 山东乡村建设失败原因 |
| 一、外部原因 |
| 二、内部原因 |
| 第四节 对山东乡村建设运动的评价 |
| 一、山东乡村建设成就 |
| 二、山东乡村建设不足 |
| 三、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 |
| 四、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借鉴意义 |
| 附录一 民国时期山东行政区划 |
| 附录二 全国乡村建设运动主要派别及实验区 |
| 附录三 山东乡村建设主要派别及实验区 |
| 附录四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乡村建设体系图 |
| 附录五 青岛乡村建设体系图 |
| 附录六 教育厅乡村建设体系图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东风公司9条道路移归地方管理（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通立场的“民主仁学”理论评析[D]. 王宁. 郑州大学, 2020(02)
- [2]雄县史志中的营造活动及建筑遗产保护研究[D]. 薛曹阳. 北京建筑大学, 2019(07)
- [3]方拱乾父子流贬文学研究[D]. 周乔木. 黑龙江大学, 2018(05)
- [4]移动源大气污染全程控制法律制度研究[D]. 魏鑫. 西南大学, 2016(02)
- [5]国家与边缘：近代兰州城市发展研究（1872-1949）[D]. 邵彦涛.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7)
- [6]贵族与宪法 ——基于瑞典宪法史的比较研究[D]. 赵亮. 华东政法大学, 2013(01)
- [7]青岛港、胶济铁路与沿线经济变迁（1898-1937） ——现代交通体系视域下的研究[D]. 张学见. 南开大学, 2012(07)
- [8]近代天津民间借贷研究[D]. 冯剑. 南开大学, 2012(07)
- [9]威权体制下自由主义话语及其命运台湾《自由中国》杂志研究[D]. 杨荣庆. 南京大学, 2011(07)
- [10]民国时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1931-1937）[D]. 牛和清. 山东师范大学, 20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