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助受害者的方案

一、关于援助被害人的方案（论文文献综述）

周丽媛^[1]（2022）在《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实证研究 ——基于173份重刑案件裁判文书的分析》文中认为

向燕^[2]（2021）在《未成年被害人保护制度的中国特色及改革方向》文中研究说明我国现行未成年被害人保护制度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部门政策推动、检察机关主导和社会支持体系薄弱。相关特征既促成了我国未成年被害人保护制度的迅速发展,也成为制约其实践效果的主要因素。我国未成年被害人保护制度的完善,既要立足于本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还应确保未成年被害人的权利保障符合国际标准。未来的制度改革应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确立多部门联动的综合保护工作模式;二是推动办案机关与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建设;三是完善未成年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具体规定。

石贤平^[3]（2021）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文中提出目前司法部虽然制定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但评估标准未能涵盖刑事侦查、审查起诉、刑事审判、死刑复核等全部环节,且相应的评估配套机制和法律保障措施尚未建立,因而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尚未构建完成。探讨如何构建以及构建一套什么样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来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事前”、“事中”和“事后”评估是提高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面临的首要问题。构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不但能够配合刑事诉讼机制改革实现司法程序正义,也能够提升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实现司法实质正义。与此同时,构建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具有正当性与可行性。正当性的主要体现是评估指标体系既是刑事法律援助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履行义务的客观需要,也是法治评估的拓展与评估标准进一步完善的必然趋势。评估指标体系还能够促使政府履行好刑事法律援助义务、增加政府决策的可信度、合法性以及增强政府对决策的调控能力。可行性主要体现在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具有包括宪法、国际公约、政策法律等法源依据,尤其是《法律援助法》的颁布实施,同时还具有评估试点工作的实践基础,在国家评估标准、评估组织和评估人员保障、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等方面已经具备了构建条件。考察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现状后发现,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经历了起步、探索、发展等几个阶段,2019年司法部出台《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及其评估说明是构建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里程碑事件,从此中国有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国家标准。尽管这一标准离评估指标体系尚有距离,但至少已经迈出了一大步。这一标准的出台也使得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的运行模式增加为两种:一种是司法行政部门主导的行政管理评估的运行模式;另外一种是以最高人民法院主导的司法裁判评估的的运行模式。两种模式下的指标体系构建理论既有相同点也有较大区别。此外,从H省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试点工作的运行现状看,其自行制定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在评估试点运行中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构建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仍存在诸多障碍,其中理念障碍是首要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理念的障碍主要表现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尚未对评估指标体系在推进刑事法律援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重要性引起足够重视,导致评估标准制定时民事和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评估指标设置不仅合理,指标体系运用上也较为随意,对评估结果基本不用等。机制障碍主要表现在尚未建立独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的遴选机制、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估方法、尚未建立评估异议审查制度和评估结果运用制度,评估经费未纳入专门经费序列等。究其原因主要是评估指标体系的价值不凸显与刑事法律援助高要求之间的矛盾突出,案件受理标准不合理与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司法改革矛盾突出,律师参与刑事法律援助的积极性不高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需求量大的矛盾突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普遍不高与人民群众对司法正义的追求矛盾突出等。通过中外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的比较研究,不难发现中外评估指标既具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两者均有较为明确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评估对象均主要体现在承办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服务质量上,同行评估制度被很多国家广泛采用,多数国家建立了大案要案的特别管理制度等。中外评估指标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主体各有不同,评估的事前与事后质量监控不同,评估反馈机制与投诉机制完善程度不同等。因此,中国在构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要注意借鉴吸收域外经验,探索建立和完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主体的多元化机制,设置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动态评估指标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评估模式和设置专门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和监督机构等。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要在以人民为中心和平等保护原则的指引下,坚持合法合理原则和技术构造性原则,满足全部评估指标构建要素的前提下,解决由谁来评估、什么时候评估、评估哪些阶段、在哪里评估等评估适用问题,构建出一套能够有效提高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服务质量,保证受援人的合法权益的评估指标体系。指标体系构建完成后需要确保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有效运行。这需要在推进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现代化理念转型的前提下,首先对指标体系提供运行机制保障,多措并举地推进评估指标体系现代化,不断完善运行配套制度。此外,要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运行提供法律保障,要在中国法律援助立法中正确定位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将保障评估指标体系有效运行作为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会会^[4]（2021）在《我国未成年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问题研究》文中指出

赵卓琳^[5]（2021）在《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研究》文中指出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尊重人权和保护弱势群体的重要表现。在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不断完善的同时,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的立法和理论研究踵事增华,但是较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在立法上比较分散且不成体系,在司法实践中被边缘化甚至被“二次伤害”。这均显示出未成年刑事被害人与未成年被告人法律援助保障的不平衡状态。因此,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的构建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本文首先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的概念和特征进行整理概括,并对探究构建该制度的价值予以说明。其次通过分析比较外国被害人援助制度的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其法律援助资金的筹集模式、机构的管理模式和法律援助的提供模式进行归纳总结。再结合对我国法律援助历史的梳理,发现我国未成年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构建中存在适用对象范围较窄、经济审查严苛、法律援助时间后置等问题的不合理之处。最后,本文建议从立法方面提升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地位、实现涵盖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在内的刑事法律援助全覆盖以及降低或是取消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经济审查,并在司法实践中扩大法律援助人才队伍的建设、探索与值班律师制度的互联互通的可能性等方面完善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的构建。

张亚乐^[6]（2021）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建议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改革起就备受关注,因为这样的一个制度对于我国的司法模式和理念都存在较大的改变。毫无疑问,认罪认罚从宽是为了面对案多人少,速度拖沓的现实而被提出的一项提高效率的制度,而其中的核心环节便在量刑建议制度,但量刑建议制度涉及到的权力划分、量刑协商等问题都是以前的司法实践所不曾涉及的,因此,本文就量刑建议中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探讨,以寻求上述问题的完善之道。第一部分探讨的是量刑建议制度的理论分析。量刑建议的提出存在着程序保障说和独立情节说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在不同理论观点上,量刑建议的提出模式、强制力和从宽幅度等根本的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是理论中的矛盾所在。第一部分主要围绕两种理论的对立观点展开,并就其中的协商式司法和职权式司法理念进行梳理,这隐含了量刑建议具体的提出模式和被追诉人实际权利的大小等问题。同时还有对于量刑建议约束力的探讨,量刑建议对于法院的强约束力涉及到审判权实质上的归属问题,这无异于重新划分了法检间的权力,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基于确定刑建议和幅度刑建议的法律规范和实践数据,本部分还进一步讨论了不同模式下司法效率的问题。该部分基于上述理论探讨分析不同观点的优劣并为下文的探讨提供理论依据。第二部分主要探讨的是实践中量刑建议存在的问题,核心在于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边界及衔接问题。通过文献阅读和对相关案例的分析,主要总结出量刑建议提出方式,即幅度化和精准化对于提高效率的作用并指出两种模式中存在的问题。而对于实体法相关的问题,一是就基准刑对于量刑从宽的制约做出讨论并分析其成因;二是就量刑建议扁平化的问题提出讨论并对比梯度化从宽的模式进行分析。第三部分主要是将域外存在相似操作和价值的制度规定进行对比性的考察。无论是效率导向的辩诉交易,还是仍以公平为主的认罪答辩,均存在着刑事法治上的功能主义导向。量刑建议中的很多规定暗合其中的价值取向,某种意义上也是滥觞于上述制度。因此,对比具体规定的出发点的异同,进而总结相关制度的优势,如双方皆有的梯度化从宽制度和律师保障制度等,结合目前我国认罪认罚制度的相关不足,争取得出具有针对性的启示。第四部分是在上述三部分讨论的基础上探求相关问题的解决办法,作为量刑建议的上位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身就应该确定其定位。应当明确,繁简分流和节约司法资源是其核心目标,并在此基础上规定出更加细化且有针对性的措施。对于量刑建议,应当明确其提出模式和具体计算方式,使得协商存在一个共同的平台。同时应寻求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衔接方式,使得量刑建议能够真正得到程序加实体的保障。

刘臻^[7]（2020）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被害人权利保护研究》文中提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在司法改革过程中所做出的全新尝试,也是我国在司法制度方面做出的新的变革与完善。该制度在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方面具有突出优势,迎合了我国“案多人少”的司法状况,对于缓解检察官、法官办案压力大有裨益。同时,该制度也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凸显了我国“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的司法理念。然而,我们应当客观地认识到,该制度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存在过度强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忽视被害人的问题,由此导致了对被害人合法权利保护不足的局面。文章基于被害人权利保护视角,探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对被害人进行权利保护的理论基础,通过分析目前有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现有立法,探讨该制度中被害人权利保护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以及产生原因,并结合其他类似制度,分析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对被害人进行权利保护的重要性。借鉴域外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的现实状况,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机制。本文认为,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对被害人进行权利保护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被害人也理应成为该制度的重点关注对象。在被害人权利保护优化路径中,首先,应当树立正确的权利保障理念,对被害人权利保护赋予充分的认识;其次,应当保证被害人在制度中的主体地位,发挥被害人的价值;再次,要保障被害人在制度中的各项诉讼权利,例如知情权、发表意见权等权利;最后,要逐步完善被害人救济机制,比如赋予被害人有限的上诉权、将被害人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中,并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专项基金制度。通过以上举措,从而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对于被害人的重视程度,增强被害人权利保护力度,弥补该制度的不足之处,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加完善。

梁鹏程^[8]（2020）在《我国公诉案件被害人程序参与规则完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英国学者达夫曾言,司法裁判是否达到公正,与形成裁判的程序是否公正有着内在关联,即司法裁判的质量会因为程序不合理而受到损害。程序正义理论在西方率先兴起并占据主流程序法研究领域,昭示着刑事正义有了包含程序正义在内的新标准:使受刑事裁判直接影响的人亲自参与结果的产生过程,给予其表达与辩论的机会,以透明的过程向其证明司法裁判产生的根据和理由,从而使他成为一种理性的主体。只有这样,所作裁判才更具有可接受性、正当性与稳定性。刑事司法作为追究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在国家将犯罪行为上升为是对公共法益的侵害而确立公诉程序后,在公权力介入下更是无往不胜地惩罚犯罪。公诉案件长久以来被认为是国家与被追诉方的二元对抗,后者难以抵挡国家公权的力量而存在合法权利被不当侵害的危险,因此近现代兴起的人权保护理念促使立法者对被追诉方在诉讼中的利益开始加以关注。不论域内外,每一重大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都会极其慎重地考量对被追诉方产生的冲击,不断赋予其诉讼权利、建立各项机制加以保护。然而相较之下,被害人这一主体,却得不到应有的司法关注而被边缘化,诉讼地位较为尴尬。被害人作为与公诉案件密切关联的一方,却缺乏在公诉程序中有效参与,让其对裁判公正性产生质疑。另外,作为探究深层程序构造的刑事诉讼模式理论,以帕克经典二分类法为代表的模式说也限于时代的视野局限而遗落了被害人,让公诉程序的改进路径长期忽视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这些失衡的司法现状,随着人权保护理念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认同以及被害人学和被害人权利保护运动兴起后,开始遭到批判。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也在修改后,被害人开始被赋予当事人资格,其参与诉讼也就有了更合适的主体立场。然而不仅立法对于被害人的定义内涵尚存空缺,理论界概念纷呈也导致实践救济缺乏明确指引。并且,诉讼职能理论中的传统三职能说,对被害人这一主体所能发挥的功能也欠缺考察,导致实务界通常仅将其视作控方证人依附于公诉机关。被害人有着参与公诉的天然需求和理论动力,而且参与所蕴含的司法价值又是多元的,但这些均尚未在现有程序规范中得到积极回应,更何况不少质疑声音仍在反对赋予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被害人不仅容易被冷落遗忘,也容易遭到因程序不公正带来的“二次伤害”。现有零星散落于法律文本的诉讼权利不仅显得微不足道,在无其他配套机制的协助下,被害人更显羸弱。本文正是立足于人权保障、程序正义出发,结合典型案件,关注我国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程序参与问题。从被害人的含义原理出发,阐释特征,再从历史维度上考察被害人诉讼地位的历史嬗变,并概括被害人应有的诉讼职能。通过结合模式理论,尝试从主导诉讼的主体性质和被害人参与方式出发对诉讼模式进行新的视角下的分类,并论证被害人参与公诉这一第三种模式的理论魅力和时代所需。通过实证考察,从典型案例抽取被害人参与诉讼的现实意义,总结若干司法阶段存在的参与缺失问题。并通过比较法考察域外相关立法经验,获取可行借鉴。最后提出对我国公诉案件被害人程序参与规则予以完善的建议。最终期待构建起更加符合程序正义要求、符合诉讼人权观念的被害人参与公诉程序的规则和机制。

杨佶欣^[9]（2020）在《合作式司法中的对话 ——以审前辩护为切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总体而言,包括控辩协商和被害-加害恢复与和解的“合作式司法”模式,在当今世界已然成为一种变革潮流。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强化认罪协商,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在原有的合意制度之外酝酿新的对话形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审前程序处理案件、解决纠纷乃至形成事实的新诉讼模式。在此背景下,我国当前的司法合作制度,也即和解与认罪认罚从宽机制,体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尤其在当前域外诸国“放弃审判制度”方兴未艾之时。然而,不迎合世界潮流并非表明制度的滞后性,只有实践需求才能有效论证变革的必要性。对此,若从审前程序的辩护样态出发,可以知晓,我国在辩护方与控方的交涉、对话上已有长足的发展,如辩护律师推动形成的纠纷解决、侦查合作、审前诉讼终结,以及伴随其间的“对话”或“交涉”过程,都可以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展现。然而,相对于实践的发展形态,当前的制度框架——和解与认罪认罚——并不能完全满足其需求;两制度不仅具有外在功能上的不足,也一定程度存在内部的衔接不畅、减让幅度不明确等问题,这是诉讼参与者对话的障碍。正因为如此,我们应立足实际需求,明晰当前认罪认罚与和解制度存在的内在与外在的痛点,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合理地分析域外经验,由此获得相应的启发。这将明确对话机制的基础所在,也会为实务操作提供更有效、规范的经验借鉴。鉴于此,虽然当前制度存在诸多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贸然移植往往事与愿违,但至少应以开放心态看待制度,认识到其相对于实践需求、域外潮流可能的滞后之处。相应制度的完善或许是审前程序对话的平等性、有效性的有利条件。同时,在我国某些法治较为发达、司法办案与辩护的质量相对较高的地区,先行先试某些域外前沿经验,可能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成果。综上,本文的主要思路如下。导论部分将对本文的研究制度背景、现有文献综述、研究目的、研究意义以及研究的方法和思路,做一简述。第一章将分析合作式司法的概念及其制度基础,并明确辩护功能得以发挥的条件。笔者将厘清合作式司法的基本概念,并做好相关的辨析,分析其存在的域内外制度;也将强调“对话”在其中的重要意义及相应形式。其次,本文还将分析在这种合作与对话的环境中,辩护律师在审前具有何种相对优势,具有何种良性条件,为接下来的深入论述打下基础。第二章聚焦辩护的对话经验。具体而言,将从审前辩护的部分实践案例入手,分析其可能存在的新形态,并尽量分析其中的法理构造和产生因素。基于此,笔者还将对实践中的侦查合作、类案特殊性以及相应交涉过程予以梳理。第三章论述当前和解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局限性。深入讨论辩护实务后,本文将分析现有的和解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实践（尤其是对话与合意达成）的制约因素,包括实践效果层面、内在衔接以及外在功能层面的全面梳理。基于此,将明确对话机制形成的短板何在。第四和第五章将分别梳理域外经验,并简述社会性因素。具体而言,笔者将对域外相应有利于对话的制度基础予以梳理,既为我国当前对话机制的塑造提供借鉴,也将真正为实务中办案者、辩护律师提供一定的经验参考。或许,在相应时机成熟时,我国亦会开启制度变革的大门。最后,还将从法律职业的角度,简要归纳对话实践经验产生的社会性因素,基于此,将有利于我们看清实务中潜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规制的思路。第五章的最后一节,集中归纳合作式司法中,对话得以有效、平等开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制度层面）,展望合作/协同这一模式的发展方向。

王颖^[10]（2020）在《刑事被害人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研究》文中提出刑事被害人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创立及完善符合国际司法关于强化被害人人权司法保障的必然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因案致困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困境,增加了司法的人性化和公信力,在恢复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观念的偏差、立法的缺位和制度执行不力,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较多的问题。包括:救助主体重复救助与不受理救助申请的问题并存、救助工作信访化,工作开展的延续性较差、救助金的整体标准较低,相似案件不同救助的问题较为普遍、调查监督机制缺失、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的衔接机制缺失等。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司法救助亟需在制度上加以完善。通过考察域外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提出了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几点建议:建立司法救助信息共享平台及确定适格的救助主体、确立案件管辖地最初受理救助申请机关为适格的救助主体、科学划定救助对象及设置排除条款、提高救助额度,规范救助标准、健全全流程的调查监督机制、建立健全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的衔接配套机制等。从而更好地发挥该制度“救急救难”的功能和“加强生存权保障”的价值,传递人民司法的温度。

二、关于援助被害人的方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援助被害人的方案（论文提纲范文）

（2）未成年被害人保护制度的中国特色及改革方向（论文提纲范文）

（3）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建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被害人权利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公诉案件被害人程序参与规则完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合作式司法中的对话 ——以审前辩护为切入（论文提纲范文）

（10）刑事被害人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援助被害人的方案（论文参考文献）

• [1]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实证研究 ——基于173份重刑案件裁判文书的分析[D]. 周丽媛. 浙江工商大学, 2022
• [2]未成年被害人保护制度的中国特色及改革方向[J]. 向燕. 青少年犯罪问题, 2021(05)
• [3]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研究[D]. 石贤平. 吉林大学, 2021(01)
• [4]我国未成年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问题研究[D]. 陈会会. 青岛大学, 2021
• [5]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研究[D]. 赵卓琳. 甘肃政法大学, 2021
• [6]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建议问题研究[D]. 张亚乐.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7]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被害人权利保护研究[D]. 刘臻. 苏州大学, 2020(03)
• [8]我国公诉案件被害人程序参与规则完善研究[D]. 梁鹏程.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9]合作式司法中的对话 ——以审前辩护为切入[D]. 杨佶欣.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10]刑事被害人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研究[D]. 王颖. 内蒙古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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