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新联盟的动机与利益-一个实证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魏冉[1]（2021）在《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文中研究说明联合国是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大会投票成为考察会员国在国际事务立场相似性的重要途径。对联大投票的分析建立于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同时规避了经验主义的主观因素及不可控因素。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系统考察1991-2019年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探究影响中国-东盟投票立场一致或相异的因素,分析二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国际议题合作,以便精进中国-东盟合作、增益中国-东盟关系,并对中国如何借助联合国大会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启示。在理论层面,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是否会遵守国际规范,而对规范的遵守又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偏好。笼统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一概而论只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补充性解释,因此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作为自变量解释国家投票行为之时,必须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时段与国际议题下展开,同时说明选择依据。投票立场出现差异是国家基于利益与规范对相对收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国家对某一决议或其映射的国际问题的利益认知出现根本性分歧;二是当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相斥时,国家在联大决议中坚持选择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投票立场。简而言之,投票立场相异源于国家将维护利益置于遵守规范更优先的位置,投票立场代表了一国在特定情境下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在经验层面,通过考察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三个主要议题领域的1104个决议发现,中国与东盟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议题领域投票一致性最高;其次是裁军和国际安全议题领域;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议题领域一致性最低,且波动幅度较大。将中国与东盟近30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趋势置于同时段内思考中国-东盟关系,可以发现:中国-东盟联大投票结果并未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东盟联大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体现出了双方包容互利的发展格局。研究还发现,美国因素拉低了中国与东盟的投票一致性。因此,中国应借助制度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讲究道义等优势,采取相关措施弱化美国影响,加强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立场上的协调与配合,提高中国-东盟联大投票一致性,从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对于化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周立明[2]（2021）在《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多重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民营企业中,普遍存在高股权集中度、低股权制衡度的情况,这在民营企业发展初期能提升决策效率、正向影响企业绩效、短期内壮大企业规模,从而为股东谋取较大利益。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特别是上市以后,企业集团实际控制人在追逐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本性驱使下,容易通过设置多层级子公司,使控制权层层转移,用以侵占下级企业尤其是底层企业利益。这种股权结构从顶层终极控制人到底层企业之间,形成一种类似于金字塔的结构形式,与拉波塔（La Porta）描述的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形象相契合。在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下,顶层公司的大股东即终极控股股东是各层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上一层级的公司控制着下一层级的公司,一直延续到底层公司。终极控制人容易利用金字塔式股权结构两权分离度高、股权制衡度低的结构特征,用较少的现金流权攫取底层公司更大的控制权,通过链条输送、关联交易、操纵底层上市企业股价等方式侵占中小股东利益,影响企业价值和企业绩效。国内外学者在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这一领域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包括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成因、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对利益相关者的不同经济后果等;在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与公司治理、中小股东利益、企业价值和企业绩效的关系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从整体来看,研究方向还比较分散,大部分研究仅针对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企业某一方面的影响,由于这种股权结构对企业的影响多重且复杂,被影响因素之间又彼此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因此将这些主要影响因素关联起来展开研究,才能更好的解决民营企业中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有针对性的优化策略,从而对民营企业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进行治理,设置合理的股权结构、均衡中小股东利益、提升企业价值与企业绩效。本文遵循“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实证分析→结论与建议”四个层面来逐步展开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多重影响的研究工作。首先,在绪论中奠定了本文的研究基础,界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和主题内涵。其次,在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相关理论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内在动机、角色划分、基本特征,以及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和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产生的不利影响进行阐释,进而确定以影响大、相互关联度高的中小股东利益、企业价值和企业绩效,作为研究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民营企业影响的三个角度。运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以沪深交易所上市民营企业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出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三层次优化模型,并且将模型应用到实例中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和建议。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了研究工作:第一,对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进行理论研究。首先对民营企业、企业价值、企业绩效、现金流权与控制权、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等概念进行了界定。然后阐述了在马克思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有限理性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和内部人控制理论等相关理论下,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中小股东利益、企业价值和企业绩效的影响。最后介绍了股权结构以及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结合相关理论和现有的研究成果,以中国上市民营企业的股权结构数据为基础,对中国民营企业金字塔式股权控股关系的内在动机、分类、角色划分、基本特征和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出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中国民营企业的不利影响,最终确定实证分析的三个角度。第二,展开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中小股东利益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分析了终极控制人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因,包括股东大会制度导致终极控制人试图扩大资本多数比、法律不够完善导致中小股东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决策的有限理性导致终极控制人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股权结构特征导致终极控制人以更低成本完成侵害。然后分析了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中终极控制人对中小股东利益进行侵占的方式,包括通过链条输送侵占、通过减少红利侵占、通过增加负债侵占、采用家族管理侵占、通过企业价值损害。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从法律和外围资本两方面对中小股东利益进行渗透式保护的建议。第三,展开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民营企业价值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分析了企业价值的三种主要表现形式,包括账面价值、内涵价值、市场价值。本文选取市场价值作为表征变量。然后分析了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民营企业价值影响的五种渠道,进而将现金流权、两权分离程度、控制链条层级、控制链条数量、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作为金字塔式股权结构的6个表征变量。最后运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对解释变量、控制变量、被解释变量的相关关系和回归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现金流权和民营企业价值的关系为倒U型曲线;两权分离程度对民营企业价值有明显的负向影响;控制链条层级对民营企业价值有明显的负向影响;股权集中度和民营企业价值的关系为正U型曲线;股权制衡度对民营企业价值有明显的正向影响。第四,展开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民营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从演进发展的角度,分别从成本、财务、发展等方向考察了民营企业绩效的表现,选择了资产收益率ROA作为表征变量。然后提出了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民营企业价值影响的六个假设,进而将现金流权、两权分离程度、控制链条层级、控制链条数量、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作为金字塔式股权结构的6个表征变量。最后运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对解释变量、控制变量、被解释变量的相关关系和回归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现金流权和民营企业绩效的关系为倒U型曲线;两权分离程度对民营企业绩效有明显的负向影响;控制链条层级对民营企业绩效有明显的负向影响;控制链条数量对民营企业绩效有一定的正向影响;股权集中度和民营企业绩效的关系为正U型曲线;股权制衡度对民营企业绩效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最后,借助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三层次优化模型,分析了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下各股权特征指标对民营企业价值和企业绩效影响的强弱。分析结果显示,金字塔最长控制链条层级、民营企业的两权分离程度、金字塔的控制链条数量、民营企业的股权制衡度四个股权特征指标的影响权重最大。再结合前文的实证分析结论,将三层次优化模型运用到案例中,为金字塔式股权结构的民营企业提出了具体的优化策略。本文的创新工作主要表现在:第一,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研究视角。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绝大多数仅对民营企业单一经济现象展开分析,而本文以沪深交易所上市民营企业为例,深入研究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中小股东利益、企业价值和企业绩效三个方面带来的多重影响,并作出了综合性表述,充实了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理论体系。第二,通过实证分析取得了创新的研究结论,为优化民营企业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提供了新的依据。本文通过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民营企业价值和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发现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民营企业影响渠道中,现金流权、两权分离程度、控制链条层级、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等对民营企业价值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一致性,而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中控制链条数量对民营企业价值和企业绩效的影响不一致。此外,研究还发现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中,现金流权与股权集中度对民营企业价值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呈U型,一定程度解释了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存在的意义。第三,通过创新研究方法,为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构建了三层次优化模型,并通过模型进一步厘清了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民营企业价值和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理论推导和案例研究,提出了最终优化建议方案,为民营企业通过优化股权结构来提升企业价值、企业绩效提供了更加可行的现实依据。最后根据研究结果,从企业层面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两个角度提出了民营企业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优化建议。
周玉萍[3]（2021）在《延续与再造：国家身份视域下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莫迪政府上台后对印度外交政策作出显着调整,在处理与世界主要大国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时也表现出一系列新特征。莫迪政府变革性的外交举措既显现为不同于往届政府的外交理念和模式,同时也体现在总理莫迪任期内所制定对外政策的非连续性上。印度对外政策的变化影响地区秩序与国际格局,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本文以建构主义范式下的“身份”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对莫迪政府对外政策调整的动力机制进行探讨,并尝试作出规律性提炼与总结。绪论部分介绍了论文的研究重点:说明选题目的与研究意义;对国内外学界关于印度对外政策的研究作出较为全面的梳理和述评;基于已有的建构主义身份理论,对“身份—行为”分析路径进行创造性整合与阐释;提出研究的重难点和创新性;最后简要说明了论文的基本结构。正文第一章对国家身份和利益这两个核心概念作出明确界定,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建构主义范式下对国家政策的解释力。第二章回溯印度外交的文明基因、历史脉络与战略思维,综观当前国际体系结构和“他者”话语的建构作用,为深入探究印度对外政策进行了背景铺陈。第三章透过莫迪政府的认知特点,看行为主体如何理解和定位国家身份与利益。第四章从周边、区域、全球多个层面展示了莫迪政府的外交举措,并对印度对外政策的变化进行了规律性把握,即在本国对外政策决策机制下,莫迪政府如何基于身份认知确定国家利益,进而产生政策行为。第五章选取莫迪政府对外政策中的典型案例来验证国家对外交往时“身份—行为”路径下的决策驱动机制,即在“印太”框架内,印度如何基于身份认知和利益目标,理解中、美两个主要大国的政策与角色,进而有的放矢地制定对“他者”政策,实现具有明显转向表征的外交关系再造。结论部分系统回顾了本文的主要内容,并给出了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身份理论在分析国家对外政策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决策者对国家身份的认知从根本上左右着该国的对外行为。莫迪政府的政策调整正是基于认知的必然结果。对“身份—行为”逻辑的把握有助于“自我”对“他者”行为与角色作出充分研判,从而减少误读,合理决策,有效外交。
吴玉浩[4]（2021）在《技术标准联盟网络、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关系研究》文中指出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技术标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深入实施标准化战略、提升标准化治理效能已成为调动企业创新活力、谋求企业核心竞争力、保护科技创新成果和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标准化热潮下,众多企业纷纷制定和实施标准化战略,试图凭借技术标准来赢得市场竞争的主动权和话语权。然而,数字化转型推动着产业的新旧动能转换,由此催生的环境不确定性加快了技术标准更新换代的速度,导致企业的标准化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并深刻改变着传统的标准体系和标准管理体制,驱动着组织管理的变革与创新。伴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演进,企业如何突破自身资源和能力限制、增强标准化发展韧性,被视为谋求生存与发展、培育持续性竞争优势的关键。因此,如何有效参与标准化便成为标准化研究的重要议题。随着我国标准化工作改革的深入推进,近年来团体标准发展的如火如荼,网络协同创新模式已成为标准化的全新支撑点。企业通过参与一个或多个技术标准联盟,以直接或间接联结的标准化合作关系与其他企业嵌入至技术标准联盟网络,共同制定、实施和推广技术标准。这种标准化参与形式不仅可以吸纳和集聚联盟成员的资源和能力,推动不同企业围绕标准研发展开深度合作,也使标准化的投入成本和创新风险得以分散,有助于形成统一协调的标准体系。然而,技术标准联盟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发展成熟。在标准化实践中,即便是身处同一联盟之中,也并非所有企业都能实现预期的联盟目标。事实上,尽管技术标准联盟可能会使参与者共享发展红利,但成员企业能否真正获益仍有赖于自身的标准化参与行为。因此,为了提升企业参与标准化联盟合作的效率和效益,有必要对其标准化活动予以规范引导。但是,与发展势头强劲的技术标准联盟相比,标准化领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却较为滞后。以往研究主要围绕技术标准产生的影响展开分析,尽管部分研究指出了参与标准化的积极影响,但却多探讨其对于宏观经济或中观产业的影响,而鲜有研究涉及微观企业层面,且并未明晰企业自身经由联盟参与标准化而获益的实现路径。同时,技术标准联盟作为一种特殊的战略联盟形式,学者们多围绕其他联盟形式进行研究,聚焦于技术标准联盟情境的研究成果较为匮乏。作为标准化活动的主体,企业通过技术标准联盟参与标准化可获得哪些益处（What）?不同企业之间的联盟绩效为何存在差异（Why）?企业又应如何在标准化联盟合作中实现更高的绩效水平（How）?这些问题的答案还尚不可知,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以企业微观层面为切入点,聚焦于我国技术标准联盟情境下的企业标准化参与行为,以联盟绩效（标准化合作结果）为导向,由网络视角来探讨参与标准化对于企业联盟绩效的影响机制,试图解释联盟内部企业之间绩效差异的缘由及其绩效增进路径,所剖析的研究问题包括:（1）技术标准联盟网络对于企业联盟绩效的影响;（2）知识吸收能力对于企业联盟绩效的影响;（3）知识吸收能力在技术标准联盟网络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所发挥的作用;（4）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环境不确定性在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所产生的影响。本文以社会网络理论、知识基础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为依据,在系统回顾和梳理技术标准联盟、联盟网络、知识吸收能力、环境不确定性及企业联盟绩效等方面的相关文献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对深圳、长春、杭州和上海的4家标准联盟企业的案例分析,对核心研究构念进行界定,深入阐述了变量之间的作用机理,进一步构建得到理论研究模型并提出相应研究假设。针对我国团体标准这一市场驱动下的新兴联盟标准形式,立足于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趋势,以信息技术和汽车产业内的技术标准联盟企业为目标样本,收集到来自437家联盟企业的有效问卷调查收据,借助SPSS 25.0和AMOS 22.0软件开展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以此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多数研究假设得到了实证数据支持,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技术标准联盟网络对于企业联盟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相较于边缘企业,中心企业能够借助网络位置优势来影响标准化合作结果,显着提升自身绩效水平。同时,与联盟合作伙伴编织紧密的关系网络,亦可帮助企业从标准化合作中实现更多收益;（2）知识吸收能力对于企业联盟绩效具有正向影响;（3）潜在吸收能力能够增强网络中心性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现实吸收能力能够增强网络中心性、网络关系强度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4）技术不确定性能够增强潜在吸收能力、现实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市场不确定性能够增强现实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围绕企业标准化参与行为展开研究,针对我国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技术标准联盟现象,构建了“资源—能力—绩效”这一内外联动的整合性理论分析框架,由此明晰了企业如何有效参与标准化的理论逻辑,主要创新点和理论贡献表现在以下方面:（1）由网络视角对技术标准联盟现象展开分析,丰富了标准化领域的研究成果。本文将战略联盟研究拓展至技术标准联盟情境,并引入网络视角来深入挖掘技术标准联盟的本质、剖析企业参与标准化的内在逻辑,不仅探究参与标准化是否会对企业自身产生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揭示了企业如何从参与标准化合作中取得更好的联盟绩效。区别于以往的标准化研究,本文将技术标准联盟网络视为企业获取外部知识资源的渠道,按照“结构—关系”两分法来整合网络中心性和网络关系强度两个维度,深入阐释其对于企业联盟绩效背后的影响机制,即联盟企业应借助网络位置优势和紧密联结的网络关系来增加标准化产出、促动联盟绩效提升。由此,本文突破了标准化研究多集中于影响标准内容、市场采用等领域的局限,使联盟网络的应用范围得以延伸,弥补了技术标准联盟网络的研究空白,基于技术标准联盟情境揭示了企业联盟绩效的网络影响机制与规律,彰显了我国团体标准这一新兴联盟标准形式的现实价值。（2）将知识吸收能力纳入理论研究框架,由知识层面强调了企业内部动态能力的重要性。技术标准与知识紧密相关,虽然以往研究指出了知识吸收能力对于标准化具有促动作用,但这一论断尚缺乏有效的实证支持。一方面,本研究搭建了知识吸收能力与外部知识获取机制的联系,考察了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证实了前者对于企业联盟绩效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本研究验证了知识吸收能力在技术标准联盟网络与企业联盟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尽管联盟网络为企业提供了外部知识来源渠道,但能否有效吸收和利用这些资源取决于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高低。因此,由“资源—能力”互动角度来探讨企业的标准化参与行为,建立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有效解释了企业调动联盟网络获取外部知识资源、将其吸收利用进而转化为企业联盟绩效的过程及其内在作用机理,由此较为全面地勾勒出企业提升联盟绩效的实现路径,提供了动态能力研究的全新视角。（3）通过探究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展现了技术标准联盟在我国数字化转型时代背景下的新规律。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加速发展的现实背景下,新旧动能转换使企业处于动荡不安和不确定的环境条件之中,企业愈发需要积极响应和匹配外部环境变化,依靠技术标准的稳定性来化解环境风险,增强标准化发展韧性。因此,本文以环境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为依据,由技术和市场两个层面来分析环境特征对于企业标准化参与行为的影响,证实企业联盟绩效源于外界环境和内部适应的协同互动效应。由此,本文探明了知识吸收能力影响企业联盟绩效的边界条件,且所得研究结论适用于我国情境特征的技术标准联盟,对于反映我国企业的标准化实践情况具有重要意义,为把握本土化的技术标准化问题提供全新思路。同时,弥补了以往标准化研究对于环境要素作用关注不足的缺陷,丰富了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为转型期企业发展的标准化战略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宋晓娟[5]（2021）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区是居民基于中意而结成的共同体。就私人生活而言,居民可能以个体或家庭的形式存在,但受房屋产权、物理位置、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居民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社区组织。同一社区空间内的组织之间共享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甚至还可能存在成员重叠。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生物学领域将不同种属按某种厉害关系生活在一起叫做共生,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做出了相似的现象解释,而社区则成为了最常见的共生关系发生域,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来透视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心几经调整。但到本世纪之初,城市社区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且管得着但不愿管的现象仍很普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就社会管理传统下的网格化管理（2004-2012）而言,其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源自于政府,因此从主质参量来看,其与政府管理方式同质,是后者向社区的进一步下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改革。作为社会的微观构体,城市社区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在网格化管理强化的同时开始注重治理主体的培育,实践创新的单位则以区、街道为主。以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市社区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分析得出,这三年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重点依次是: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和政社互动。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的实践由同质延伸转向了异质化发展。研究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关键变量发现,社区有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这些主体在通过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产生互动,互动中的物质信息交流以单向为主,互动的结果是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的提升。变量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的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偏利共生。实践步入近几年（2016至今）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单位由区、街道转向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与社区治理要素又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从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来看,自2016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延续着常态化发展,核心在于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已有问题的探索性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后,网格化管理承接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重要使命,实践方式做了一些应急性调整与“补漏”式改进。就社区治理要素的发展而言,以民政部在2018年选出的101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已对最新进展做了补充）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以协商共治为整体目标导向,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的治理格局,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式。从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核心变量来看,城市社区生成了丰富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发起了多样化的共治活动,活动中的物质信息呈多方多向流动,最终导向了驻区组织的非同步化发展,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城市社区共生行为模式属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在中国城市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似乎始终未曾远离。每一次新实践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而新问题又成为了实践再次创新的动力。目前,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城市社区实践面临诸多问题,对称互惠共生是其进化方向。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的发展需要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条件的多重转变,对称互惠共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这一转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基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实践现状,结合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要想完成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深度融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强化政府对内部层级部门间网络的管理能力。城市社区治理要素发展的实质是社区内公私合作程度的提升与基层党政部门对公私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的语境下,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是理解网络化治理的两个维度。对比理论植根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社区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化治理是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双维度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共生理论认为,动力与阻力是影响共生关系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要想推动共生关系发展必须提升动力,消解阻力。网络化治理是城市社区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理想状态的技术工具,形塑网络化治理的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主体增容（共生单元）、强化组织互动（共生界面）、加速物质信息流动（共生条件）之力;阻力则主要是由社区组织的互动方式（共生界面）与组织性质（共生单元）决定的。研究发现,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党政领导力、利益驱动力和科技支撑力。这些动力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单一治理网络可以由多种动力来形成,但通常只有一种动力在发挥主导作用。综合比较前面所有的样本社区及笔者所调研的其他社区,笔者发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城建社区的动力因素最为全面,且已初步推进了网络化治理建设。以城建社区为例,本文从实践层面剖析了这些动力因素导向网络化治理的运作过程。此外,本文以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向心力”中的最高施力方（基层党组织）领导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离心力”为例,剖析了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内在张力。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明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强化动力、消解阻力之方法。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价值理念是影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共生（共生除可以是一种主体间形态外,还可以是组织行为的先导,即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原价值,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以社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为基点的,所以前者的实施路径也是后者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条件三个共生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成果配置”是共生关系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也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实施路径的基本面向。有鉴于此,本文从共生价值体系（价值理念）、治理组织建设（共生单元）、治理行动选择（共生界面）和科学技术支撑（共生条件）四个方面探寻了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施路径。
成向东[6]（2021）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合作现象与行为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使理论研究成为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多问题碰撞交融、竞争合作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的、简单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的发展问题。在多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合作将会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道路既是扬弃旧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也是人类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从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去理解“合作”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大理论”视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现实主义者们看到的是世界之乱与大国冲突的种种现实,但人类终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灵”,需要以非凡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走出冲突的困境。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只要有解决冲突的架构,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逻辑。如何以“大合作”的实践形式走向未来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问题驱动发展转型,危机生成发展共识。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如何促进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走向。如果国际合作世界观、国家能力与国际制度三个变量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的增量改进与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国际秩序和谐化的可能性要素就会不断积累增加。“霸权稳定”的终结与新的“合作稳定”秩序的产生将不可避免,代替旧有观念的,将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实践与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立论基础、范式结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深化路径。具体而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出发,以系统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探求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三个基本变量因素,即“世界观-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促进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从复杂的国际合作现象中发现合作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点。集中阐释了国际合作的相关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立论基础。主要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渊源,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即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能力-制度”系统结构,着力探讨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根本上揭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规律性。第四章是实践考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变;从“世界观-能力-制度”结构范式出发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是现实困境。从世界观、国家能力、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路径。
袁亚琦[7]（2020）在《大城市棚户区改造的时空特征、机理与效应研究 ——以南京为例》文中指出棚户区改造是一种城市更新与社会空间重构过程,也是一项能够改善居民住房条件、推动城市发展、扩大消费内需、撬动新型城镇化、增加住房供给和调节房地产市场的民生工程和系统工程,同时也是政府消除贫困并防止贫困扩大化,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但棚户区改造在带动城市经济发展和功能提升的同时,其带来的环境、社会和经济问题也成为社会转型发展中困境的缩影。学术方面,棚户区改造也为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证,但对于棚户区改造带来的正负效应也引起了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究竟棚户区改造带来的是被拆迁居民在空间及文化上均被排斥和剥夺,还是棚户区改造成为消除城市贫困的最大功臣。西方关于棚户区、贫民窟等类似主题的研究已有近百年历史,而我国的相关研究起步于20世纪末,且新时代背景下的棚户区改造与西方国家城市的贫民窟治理存在明显差异。本文借鉴城市社会空间、企业家政府和府际关系等理论,尝试通过对南京棚户区改造过程、机理、效应的分析,探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棚户区改造对于城市社会空间的重塑过程与综合效应,以及贫困空间由分散到集聚的作用机理,丰富城市社会空间转型的研究视角与实践案例,深化延展城市贫困社会空间的研究内涵。本文以南京为例,通过对大时间跨度和人口普查、低保、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建设申请等大量翔实的宏观数据,以及选取案例地块的全过程跟踪式调研、访谈数据的处理,分别从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住房改革初期、棚户区改造政策实施以来四个阶段分析南京棚户区的演化历程和格局;按照土地权属将棚户区划分为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棚户区两种类型,通过实证分析比较两种不同类型棚户区的社会空间特征差异及拆迁安置居民迁居特征。从政治环境、社会环境、个体行为三个层面,构建棚户区改造实施的综合驱动力模型和解释性框架;继而讨论棚户区改造带来的空间、经济、社会效应和不利影响。最终通过对国家-地方棚户区改造政策的制定-执行的分析和审示,提出棚户区改造的空间政策、拆迁安置政策和资金政策的优化建议。通过研究分析,本文认为:棚户区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城市居住空间类型,是城市发展过程的缩影;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后,棚户区与城市贫困人口集聚区的空间耦合关系完全确立,内城边缘和城市近郊区的“城中村”成为棚户区的主要空间载体。不同权属的棚户区在空间分布、居民属性、迁居模式和实施效应等方面存在显着差异,棚户区改造中弱势群体的需求与政策偏向存在失配现象。棚户区改造的过程实质上是社会空间资源再生产和再分配的过程,其本质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竞争语境下,地方政府出于经济、政治、社会效益的综合考量,为完成自上而下的政治任务以及在政策框架下寻求自身利益的一个产物,驱动机制包括政治环境因素、社会生产因素以及个体行为因素。通过府际关系、空间政策、安置政策的优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棚改中的社会公平与空间正义。
夏燕[8]（2020）在《互联网企业履行残障慈善责任的动因与路径 ——以8家互联网企业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传播技术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包括互联网企业在内的我国企业越来越重视社会责任建设。同时,互联网为残障者带来更多的选择和自由,互联网企业履行残障慈善责任优势和表现突出。就此现状,本论文试探究以下两个问题:1、我国互联网企业履行残障慈善责任的动因是什么?2、我国互联网企业履行残障慈善责任的路径是什么?本论文选取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蚂蚁金服、滴滴出行、美团、科大讯飞等8家互联网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度访谈法和案例研究法,试探讨残障慈善作为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与路径。研究发现:1、互联网企业履行残障慈善责任的动因有三方面:作为“企业公民”义务的制度动力、基于综合社会契约的道德动力和内在驱动机制的经济动力。制度动力包括人权、劳工实践和消费者权益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制度规范动力;道德动力包括残障员工和残障消费者的利益,以及社会倡议和新闻媒体的动力;经济动力包括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2、互联网企业残障慈善的路径,建立在动因的基础上,结合战略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主要有四个路径:慈善捐赠路径、无障碍优化路径、创业就业路径以及员工志愿路径。研究启示:互联网企业残障慈善的路径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互联网综合、互联网金融、交通出行、O2O服务、人工智能等互联网企业,分别有不同的业务,结合自身业务去助残,最终才会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
丁伟航[9]（2020）在《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文中认为长期以来,对区域制度和区域治理的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一直都占有一席之地。区域作为沟通国家和全球的桥梁,这一桥梁的实质性作用是“建构”。而区域和国家、区域和全球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相互建构的。国家作为行动者通过国际互动建构区域性社会结构,区域性社会结构反过来也约束并建构着国家的利益和认同。区域可以理解为一种由观念建构的制度化结构。观念往往是行动的理由,而非行动的原因,由于存在这一理由,所以因果性因素才会产生具体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类“前提理由”,同样的“因素”就无法产生同样的因果性效应。因此,强调观念或共有观念在建构区域制度中的作用是本文的理论基础,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是本文的核心。为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本文主要采用了以社会学为主体的建构主义方法,强调主体间性和社会事实等概念。此外,考虑到建构主义的理论局限,还借鉴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等方法。为深入剖析这一过程,研究选取了危机管理、共同利益、国际协调和集体意向四个变量,并就这四个变量间的建构或因果关系进行了充分论证。其中,与“危机管理”相关的概念如“临界点、决定性事件、外部刺激、共同威胁与共同命运”等;“国际协调”一般包括“国际谈判、多边会议”等;与“集体意向”相关的概念如“主体间性、共有观念、集体承诺、集体理性与互信”等。基于这四个变量,本文提出以下假设:1.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主要发生在由霍布斯无政府文化向洛克式无政府文化和康德式无政府文化转化的过程中,也可以理解为从“对抗性”共识走向“竞争性”或“合作性”共识,这一过程是国际实践与互动建构的结果。2.区域内各行为主体就某一问题达成合作的集体意向,才能进一步建构区域制度性事实。3.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是指在区域国际社会中,各国基于共同利益和危机管理的需要,通过国际协调建构集体意向;在达成集体意向后,继续经国际协调建构为国际制度,国际协调贯穿整个制度化进程。4.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一般从小规模的成员国为代表的次区域共识开始,逐渐由核心扩散至边缘。或曰,次区域性国际制度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扩展为区域/跨区域性国际制度。为便于观察区域共识的制度化进程,以及四个变量在不同案例中的异同,我们在充分综述各类区域性/全球性国际制度案例的基础上,将依据“次区域–区域/跨区域–全球”分三个维度。首先,在“跨区域”扩展至“全球”这一维度,我们分别选取了“欧洲协调–国际联盟–联合国”和“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这两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其次,在“次区域”扩展至“区域”这一维度,我们重点以“法德煤钢联营–西欧联盟–欧共体–欧洲联盟”这一典型的区域制度化进程为样本。第三,在“次区域”维度,分别选取了三个制度化空间较大的案例,即维谢格拉德集团,上合组织和“东盟+”制度群。这三个维度不仅用于验证研究变量和假设,还将为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提供多种可能性。通过对变量的论证和案例的考察,得出结论如下:首先,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之一般经验基本上是与研究假定一致的。其中,共同利益是区域共识形成与发展的前提;危机管理为区域共识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为制度化进程提供了机遇;国际协调是区域共识的形成与制度化之必要途径;集体意向是制度化的初始状态。若要实现制度化,各行为主体间必须先形成集体意向。其次,区域共识是区域社会在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间转换的产物,是国家互动建构的结果,是区域内国家间共有的观念结构;区域共识是国家间在相互依赖条件下形成的共识,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区域共识的制度化。第三,关于区域共识的制度化,还有以下影响因素如区域大国、行为体的数目、功能外溢、相互依赖程度等。最后,区域层面比全球层面更容易达成共识,也更容易制度化。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有助于丰富区域主义理论,有助于更好地保障“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的国际制度建设,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制度化建设提供制度“接口”。
张薄[10]（2020）在《E·伯恩施坦的伦理学转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E·伯恩施坦（以下简称伯恩施坦）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位具有争议性的人物。第二国际初期,伯恩施坦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着名理论家为世人所熟知,但由于他后来走向了修正主义的道路而成为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受到最多批评的人。国内外的学者也大多是从修正主义的角度对伯恩施坦进行研究和批判的,但本论文则从伦理学转向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众所周知,第二国际时期有一股“回到康德去”的潮流,作为同时代的人,伯恩施坦也没能独善其身,所以对伯恩施坦伦理学转向的研究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时期的发展变化;更为重要的是本研究进一步推进了国内关于伯恩施坦转向的研究,从而能够多一个角度理解伯恩施坦的思想变化,使得对伯恩施坦的研究更加立体化、更加丰富与全面。本论文主要从以下四个章节论述伯恩施坦的伦理学转向:第一章主要论述伯恩施坦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伯恩施坦本人的思想发展历程,梳理并分析伯恩施坦走向伦理学转向的原因。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标志着以马克思恩格斯为指导核心的第一国际组织走向衰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期,与此同时欧美国家尤其是德国已经从第一次大萧条的危机中渐渐走出,经济和科学技术都处于高速发展时期,而在第二国际成立尤其是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之后,合法的议会斗争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斗争的主流。这时候,马克思主义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讲坛社会主义者”披着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外衣,打着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幌子却干着污蔑、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勾当。新康德主义者则直接宣扬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主张用伦理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这些新变化对伯恩施坦的伦理学转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实际上,伯恩施坦走向伦理学转向与他个人的经历也密切相关。第二章主要论述了伯恩施坦伦理学转向的逻辑前提。首先,从一定角度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从人出发而最终也是要使人成为真正的人的学说,但第二国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却将这一观点庸俗化了,认为人最终地自由发展是一种内在必然性。现实的一系列变化让伯恩施坦对这种内在必然性的信仰产生了动摇,忠实于时代的新变化,伯恩施坦认为人应该追求现世价值。伯恩施坦认为即使议会斗争的方式存在削弱社会民主党革命性的可能,但是比起提高工人阶级政治权利,增加其物质利益,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同时,为了使人获得当下政治与经济活动上的自由,伯恩施坦开始有意识的搁置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其原因就是伯恩施坦认为无须消极地等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到来,人们现在就可以开始为最后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努力奋斗,有了这样的意识,伯恩施坦进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开始崇拜拉萨尔所提的“人民国家”,这一国家观主张工人不需要进行暴力革命,只需要提高自己的知识能力与道德觉悟,因为随着普选制的普及和工人数量的不断增多,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就会逐渐消失,而此时的国家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中所说的必须消亡的国家,而是由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所组成的“人民国家”,这种国家自然不用打破,而是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工人只需要积极追求现世价值,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就能够实现自由全面发展,而不是消极无为地等待。然后,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由于不再认同那种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解读为“经济决定论”的论断,伯恩施坦开始诉诸于伦理因素。他认为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除了经济因素还有利益、认识和道德等伦理因素,伯恩施坦指出这些因素也是被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承认的能够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同时,为了给“过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寻找新的理论基点,使该理论保持在场性,伯恩施坦套用新康德主义者“回到康德去”的口号,意图借用康德的“批判原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传统教条”进行批判。为了增加自己观点的说服力,伯恩施坦进一步主张“回到朗格去”,意图借用朗格的观点,即用伦理道德等观念力量来对抗历史唯物主义中内在经济必然性的教条观点。伯恩施坦的意图是借用朗格来告诫其他社会民主党人要敢于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错误”,从而去寻求“新的真理”,而这一“新的真理”实际上就是伯恩施坦的折衷主义历史观。第三章主要论述了伯恩施坦的伦理学转向的逻辑推论。伯恩施坦的伦理学转向使得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思想进行了重新阐释并制定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社会主义斗争策略。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应该是“经济决定论”式的,而应该同时注重经济因素和伦理因素。同时,马克思主义要想成为科学,就应当抛弃只会陷入“概念的自我发展”怪圈的黑格尔辩证法。为了保持真正的科学态度,伯恩施坦坚持一种不可知论的思维方式。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只是“纯粹的思维的构想”,剩余价值也只是“一个以假说为依据的公式”。因此,不应该把剩余价值看成是一种客观规律,而作为一种伦理动机去激起工人产阶级的正义与道德才是剩余价值的真正职责。与此同时,伯恩施坦认为,现实的情况已经证明议会制度能够提高人民的政治与经济自由,因此为了人民的利益适时地对资产阶级进行妥协和联盟不失为一种可取之道。而对“人民国家”的追求也使得伯恩施坦忽视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认为运动才是一切。同时,借口维护住工人阶级已经获得的自由与权力,伯恩施坦极力反对大规模的工人群众罢工,认为大规模的群众聚集坏处总是多于好处。第四章主要论述了对伯恩施坦伦理学转向批判性反思。伯恩施坦在发现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问题”之后,便第一个站出来加以反对。他从人的权利与利益的角度出发,宣称人应追求现世价值。伯恩施坦这样做一方面是尝试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在场性”,另一方面也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那种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消极地等待革命和社会主义到来的态度的一种批驳,从这一角度来说伯恩施坦的伦理学转向具有部分的合理性;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伯恩施坦本人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更没有分清楚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哪些是被社会民主党庸俗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很显然,伯恩施坦的伦理学转向是在错误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才产生的,而这一错误最终导致了伯恩施坦的观点背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的来说,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现实的人,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污蔑使得我们不得不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对伯恩施坦的伦理学转向进行批判性反思。
二、创新联盟的动机与利益-一个实证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创新联盟的动机与利益-一个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时段、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利益、规范与联大投票实践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家利益 |
| 二、国际规范 |
| 第二节 联大投票实践中利益与规范的考量 |
| 一、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的逻辑联结 |
| 二、联大投票实践中的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联合国框架下的合作及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第一节 国际组织的利益互补:东盟与联合国 |
| 一、东盟-联合国伙伴关系历程 |
| 二、东盟在联合国的身份与作用 |
| 第二节 联合国框架下的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政治合作 |
| 二、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安全合作 |
| 第三节 联大投票表决原则与投票情况 |
| 一、联合国大会的表决原则 |
|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说明 |
| 三、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家利益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联大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中的涉核决议 |
| 二、中国与东盟在涉核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第二节 多领域合作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政治互信的持续增进 |
| 二、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 |
| 三、其他领域合作的现实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际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强化主权的规范 |
| 一、主权平等规范及相关决议 |
| 二、民族自决与非殖民化原则及相关决议 |
| 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及相关决议 |
| 第二节 限制主权的规范 |
| 一、维护人的尊严与促进人权及相关决议 |
| 二、反对通过制裁解决争端及相关决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利益与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相异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家利益的分歧 |
| 一、涉及核问题决议中的国家安全利益分歧 |
| 二、涉及中东问题决议中的国家政治利益分歧 |
| 三、涉及旅行自由权决议中的国家经济利益分歧 |
| 第二节 利益与规范的冲突 |
| 一、涉及批评他国人权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二、涉及禁止使用地雷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三、涉及暂停使用死刑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发现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基于中国与东盟联大投票实践的思考 |
| 一、“中国威胁论”与投票差异的非直接相关性 |
| 二、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三、美国因素对中国-东盟投票一致性的影响 |
| 第二节 深化中国-东盟国际议题合作的路径探索与启示 |
| 一、优化中国-东盟制度建设与合作 |
| 二、提供更多优质国际公共产品 |
| 三、更加注重道义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2）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多重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步骤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步骤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本文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4.1 本文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1.1 民营企业与国内上市民营企业 |
| 2.1.2 企业价值、企业绩效 |
| 2.1.3 股权、现金流权与控制权 |
| 2.1.4 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 |
| 2.1.5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产权理论 |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2.3 有限理性理论 |
| 2.2.4 不完全契约理论 |
| 2.2.5 内部人控制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股权结构及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文献综述 |
| 2.3.2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关系的文献综述 |
| 2.3.3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与中小股东利益的文献综述 |
| 2.3.4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与企业价值的文献综述 |
| 2.3.5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与企业绩效的文献综述 |
| 2.3.6 研究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中国民营企业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剖析 |
| 3.1 中国民营企业股权结构的现状 |
| 3.1.1 中国民营企业股权结构统计数据 |
| 3.1.2 三类股权结构的股权集中度与股权制衡度分析 |
| 3.1.3 中国民营企业采用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内在动机 |
| 3.2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分类与角色划分 |
| 3.2.1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分类 |
| 3.2.2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下的角色划分 |
| 3.3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基本特征及研究角度 |
| 3.3.1 基本特征的描述 |
| 3.3.2 从中国民营企业观察到的经营管理问题 |
| 3.3.3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不利影响 |
| 3.3.4 确定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中国民营企业影响实证分析角度 |
| 3.4 本章小结 |
| 4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中小股东利益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下的中小股东利益概述 |
| 4.2 终极控制人对中小股东利益侵占方式分析 |
| 4.2.1 终极控制人通过链条输送侵占中小股东利益 |
| 4.2.2 终极控制人通过减少红利侵占中小股东利益 |
| 4.2.3 终极控制人通过增加负债侵占中小股东利益 |
| 4.2.4 终极控制人采用家族管理侵占中小股东利益 |
| 4.2.5 终极控制人通过企业价值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
| 4.3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下中小股东利益被侵害的原因分析 |
| 4.3.1 股东大会制度导致终极控制人试图扩大资本多数比 |
| 4.3.2 法律不够完善导致中小股东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
| 4.3.3 决策的有限理性导致终极控制人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 |
| 4.3.4 股权结构特征导致终极控制人以更低成本完成侵害 |
| 4.4 终极控制人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实证分析 |
| 4.4.1 实证分析的设计思路 |
| 4.4.2 实证分析的模型设计 |
| 4.4.3 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 |
| 4.4.4 实证分析的结论分析 |
| 4.5 中小股东利益渗透式保障机制的建立 |
| 4.5.1 渗透式保护机制的框架 |
| 4.5.2 基于法律体系因素的保护机制 |
| 4.5.3 基于外围资本因素的保护机制 |
| 4.6 本章小结 |
| 5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民营企业的企业价值表现形式 |
| 5.1.1 民营企业的账面价值 |
| 5.1.2 民营企业的内涵价值 |
| 5.1.3 民营企业的市场价值 |
| 5.2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民营企业价值的影响假设 |
| 5.2.1 现金流权对民营企业价值存在正向影响 |
| 5.2.2 两权分离程度对民营企业价值存在负向影响 |
| 5.2.3 控制链条层级对民营企业价值存在负向影响 |
| 5.2.4 股权集中度对民营企业价值存在负向影响 |
| 5.2.5 股权制衡度对民营企业价值存在正向影响 |
| 5.3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影响民营企业价值的变量设计 |
| 5.3.1 实证分析的方法选择 |
| 5.3.2 实证分析的变量设计 |
| 5.3.3 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 5.4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影响民营企业价值的实证分析 |
| 5.4.1 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 |
| 5.4.2 各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 |
| 5.4.3 现金流权对民营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及其分析 |
| 5.4.4 两权分离程度对民营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及其分析 |
| 5.4.5 控制链条层级对民营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及其分析 |
| 5.4.6 股权集中度对民营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及其分析 |
| 5.4.7 股权制衡度对民营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及其分析 |
| 5.4.8 控制变量对民营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及其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企业价值和企业绩效的关系 |
| 6.2 企业绩效的考察角度分析 |
| 6.2.1 从成本评价角度考察企业绩效 |
| 6.2.2 从投资收益角度考察企业绩效 |
| 6.2.3 从发展角度考察企业绩效 |
| 6.3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假设 |
| 6.3.1 现金流权与民营企业绩效存在非线性关系 |
| 6.3.2 两权分离程度对民营企业绩效存在负向影响 |
| 6.3.3 控制链条层级对民营企业绩效存在负向影响 |
| 6.3.4 控制链条数量对民营企业绩效不存在明显影响 |
| 6.3.5 股权集中度与民营企业绩效存在非线性关系 |
| 6.3.6 股权制衡度对民营企业绩效存在正向影响 |
| 6.4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影响民营企业绩效的变量设计 |
| 6.4.1 方法选择和变量设计 |
| 6.4.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 6.5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影响民营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
| 6.5.1 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 |
| 6.5.2 各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 |
| 6.5.3 现金流权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及其分析 |
| 6.5.4 两权分离程度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及其分析 |
| 6.5.5 控制链条层级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及其分析 |
| 6.5.6 控制链条数量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及其分析 |
| 6.5.7 股权集中度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及其分析 |
| 6.5.8 股权制衡度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及其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7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优化 |
| 7.1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三层次优化模型设计 |
| 7.1.1 股权结构三层次优化模型的构建 |
| 7.1.2 模型中各指标的符号配置 |
| 7.2 基于层次分析的股权结构优化指标评价 |
| 7.2.1 层次分析法 |
| 7.2.2 数据采集和整理 |
| 7.2.3 优化指标权重分析 |
| 7.3 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优化模型的应用 |
| 7.3.1 案例选取 |
| 7.3.2 指标对比分析 |
| 7.3.3 存在的问题及优化方案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建议 |
| 8.1 结论 |
| 8.2 民营企业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的优化建议 |
| 8.2.1 从民营企业自身角度出发优化股权控制关系 |
| 8.2.2 对行政管理部门的几点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延续与再造：国家身份视域下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研究观点和视角 |
| (二)现有研究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二)分析理论和路径 |
| 四、研究的重难点与创新性 |
| (一)研究的重难点 |
| (二)研究的创新性 |
| 五、论文的基本结构 |
| 第一章 国家身份和利益概念及应用 |
| 第一节 建构主义思想内核 |
| 第二节 国家身份和利益概念 |
| 一、国家身份概念 |
| 二、利益驱动因素 |
| 第三节 建构主义身份理论 |
| 一、身份和利益的关系 |
| 二、身份理论的解释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身份认知的背景:文化与体系 |
| 第一节 印度的内在文明基底 |
| 一、两种战略文化并存 |
| 二、印度外交的历史脉络 |
| 第二节 印度的外部体系环境 |
| 一、体系结构的塑造力 |
| 二、他者话语的作用力 |
| 第三节 印度的主要战略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莫迪政府的身份认知 |
| 第一节 莫迪政府的认知特征 |
| 一、批判性继承: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 |
| 二、选择性内化:共有知识与他者观念 |
| 第二节 多维度印度国家身份 |
| 一、印度国家身份 |
| 二、印度关系角色 |
| 第三节 基于身份的国家利益 |
| 一、硬实力利益维度 |
| 二、软实力利益维度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身份视域下印度对外政策演进 |
| 第一节 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决策 |
| 一、对外政策决策的制度特点 |
| 二、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
| 三、公众舆论的作用 |
| 第二节 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重点 |
| 一、邻国优先与互联互通 |
| 二、印太战略与多方联盟 |
| 三、全球治理与规范性议程 |
| 第三节 延续与再造:印度对外政策 |
| 一、对不结盟思想的继承和改造 |
| 二、对实用主义逻辑延续并强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印太”框架内印度的大国关系再造 |
| 第一节 印度的“印太”身份和利益 |
| 一、身份角色定位 |
| 二、国家利益需求 |
| 第二节 莫迪政府的大国关系认知 |
| 一、中国的对外政策和身份角色 |
| 二、美国的对外政策和身份角色 |
| 三、中美印三角关系中的互动 |
| 第三节 莫迪政府的大国外交政策 |
| 一、印度对华政策及其演变 |
| 二、印度对美政策及其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4）技术标准联盟网络、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实践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社会网络理论 |
| 2.1.2 知识基础理论 |
| 2.1.3 动态能力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技术标准联盟相关研究 |
| 2.2.2 联盟网络相关研究 |
| 2.2.3 知识吸收能力相关研究 |
| 2.2.4 环境不确定性相关研究 |
| 2.2.5 联盟绩效相关研究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理论模型构建 |
| 3.1 研究设计 |
| 3.1.1 研究问题提出 |
| 3.1.2 研究方法选择 |
| 3.1.3 案例选择 |
| 3.1.4 数据收集 |
| 3.2 案例分析 |
| 3.2.1 信度与效度 |
| 3.2.2 数据处理与呈现 |
| 3.3 结果分析 |
| 3.3.1 基于理论回顾与案例分析的核心概念界定 |
| 3.3.2 基于理论回顾与案例分析的理论模型构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假设提出 |
| 4.1 技术标准联盟网络与企业联盟绩效 |
| 4.2 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 |
| 4.3 知识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
| 4.4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实证研究设计 |
| 5.1 问卷设计 |
| 5.2 样本选择与调研流程 |
| 5.3 变量测量 |
| 5.3.1 技术标准联盟网络的测量 |
| 5.3.2 知识吸收能力的测量 |
| 5.3.3 环境不确定性的测量 |
| 5.3.4 企业联盟绩效的测量 |
| 5.3.5 控制变量的选取 |
| 5.4 预调研与问卷修正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6.1 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
| 6.1.1 数据收集 |
| 6.1.2 样本特征 |
| 6.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6.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6.4 信度和效度检验 |
| 6.4.1 信度检验 |
| 6.4.2 效度检验 |
| 6.5 假设检验 |
| 6.5.1 技术标准联盟网络与企业联盟绩效的关系检验 |
| 6.5.2 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的关系检验 |
| 6.5.3 知识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检验 |
| 6.5.4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检验 |
| 6.5.5 变量间关系的总效应检验 |
| 6.6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6.6.1 技术标准联盟网络对企业联盟绩效的影响 |
| 6.6.2 知识吸收能力对企业联盟绩效的影响 |
| 6.6.3 知识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
| 6.6.4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研究的创新性 |
| 7.3 实践启示 |
| 7.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为关注热点的社区管理研究 |
| (二)以社区网络化治理为前沿议题的社区治理研究 |
| (三)社区由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发展研究 |
| (四)共生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城市社区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 |
| (四)共生 |
| 二、理论基础 |
|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共生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同质下延: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兴起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缘起 |
|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初始历程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创形态(2004)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步成长(2005-2012) |
| 二、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同质化下延分析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主体多数属于体制内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政府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推进了政策执行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与限度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限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偏利共生:网格化管理强化与治理主体培育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新探(2012 年末-2015) |
| (一)2013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减负增效 |
| (二)2014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三社联动 |
| (三)2015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政社互动 |
| (四)2013-2015 年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总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偏利共生行为模式研判 |
| (一)共生单元具备: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设立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单向为主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提升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与困境 |
| (一)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 |
| (二)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非对称互惠共生:网格化管理新突破与治理要素新发展 |
| 一、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的新实践(2016-至今)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新突破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要素的新发展 |
| (三)近年来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整体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非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剖释 |
| (一)共生单元具备:丰富的治理主体生成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多方发起的活动开展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多向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组织间非同步性进化 |
| 三、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与问题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导向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前行的目标、动力与阻力 |
| 一、网络化治理:中国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 |
| (一)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发展的理想状态 |
| (二)网络化治理:实现理想状态的工具设计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系统结构 |
| (四)网络化治理系统结构建构的基础条件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党政领导力 |
| (二)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利益驱动力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科技支撑力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阻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
| (二)目标和利益冲突下委托代理关系的内在张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现路径 |
| 一、共生: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 |
| (一)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 |
| (二)价值理念是影响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共生价值体系 |
| 二、丰富共生主体: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建设 |
| (一)在双向需求导向下,选择刚性约束 |
| (二)在目标需求导向下,采用弹性约束 |
| (三)在利益需求导向下,实施有效激励 |
| 三、完善共生界面: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行动选择 |
| (一)以协商为基础,形成主体间的共识共信 |
| (二)以共治为主线,强化主体间的共担共监 |
| (三)以共享为旨归,推动全主体的双维进化 |
| 四、优化共生条件: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技术支撑 |
| (一)以用户为中心,建设治理网络平台 |
| (二)以平台为依托,联通社区治理主体 |
| (三)以问题为导向,健全运行保障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辨析与研究议题界定 |
| 第一节 基础概念及关系辨析 |
| 一、“合作”与“国际合作” |
| 二、国际合作与竞争、斗争 |
| 三、国际合作与冲突、战争 |
| 四、国际合作与和平发展 |
| 第二节 研究议题界定 |
| 一、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特色”之辩 |
| 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合作”之题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整体性”之维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立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合作思想的指导 |
| 一、国际合作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 |
| 二、国际合作的本质属性:国家的阶级性 |
| 三、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民族独立自主平等 |
| 四、国际合作的价值旨归:人类的解放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精髓的滋养 |
| 一、人的范畴:人性善与道义传统 |
| 二、国家范畴:“和合主义” |
| 三、世界范畴:“天下主义” |
| 第三节 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经验教训 |
| 一、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积极探索 |
| 二、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 |
| 三、大国争霸的历史镜鉴 |
| 第四节 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的批判 |
| 一、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立场”批判 |
| 二、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观点”批判 |
| 三、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方法”批判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分析:一种系统框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 |
| 一、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结构范式 |
| 二、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机理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形式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运行规律 |
| 一、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二、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三、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属性 |
| 一、人民性 |
| 二、实践性 |
| 三、发展性 |
| 四、包容性 |
| 五、正义性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的实践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进 |
| 一、起点与基础:实现“站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二、开创与拓展:实现“富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三、传承与创新:实现“强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第二节 三种类型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基于“世界观-能力-制度”的案例分析 |
| 一、“维护支持型”国际合作:中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实践 |
| 二、“参与塑造型”国际合作:上海合作组织 |
| 三、“倡导引领型”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经验 |
| 一、党的领导:国际合作的根本保证 |
| 二、独立自主: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 |
| 三、求同存异:国际合作的基本方针 |
| 四、互利共赢:国际合作的基本精神 |
| 五、和平发展:国际合作的核心目标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认同困境 |
| 一、西方价值观的弊端与分化 |
|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挑战 |
| 三、中国和平发展的“信任”困境 |
| 第二节 国际合作能力面临的现实挑战 |
|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
| 二、大国博弈与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 |
| 三、国际合作的责任能力的不对称性 |
| 第三节 全球合作体制“低效失灵” |
| 一、联合国权威体系受到挑战 |
| 二、全球合作治理的制度供给滞后 |
| 三、国际合作机制运行功能紊乱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深化路径 |
| 第一节 增强国际合作“世界观”的认同 |
| 一、“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 |
| 二、“和平发展”的“诚意决心” |
| 三、“和合共生”的“文化自觉” |
| 第二节 提升实现和平发展的竞合“能力” |
| 一、国际合作中的动力与原则底线 |
| 二、国际合作中的竞争与斗争本领 |
| 三、国际合作中的能力与责任共担 |
| 第三节 推进全球合作体系的“制度”创新 |
| 一、国际合作的“核心”体制 |
| 二、国际合作的“制度”供给 |
| 三、国际合作的“关系”网络 |
| 结论:人类合作文明的理论前景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7）大城市棚户区改造的时空特征、机理与效应研究 ——以南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棚户区改造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 |
| 1.1.2 棚户区改造成为消除贫困的重要政策手段 |
| 1.1.3 棚户区改造成为社会转型发展中困境的缩影 |
| 1.1.4 棚户区改造的效应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相关概念辨析 |
| 1.3.1 贫民窟与棚户区(Slum/shantytown) |
| 1.3.2 棚户区改造(Shantytown Transformation) |
| 1.4 研究设计 |
| 1.4.1 研究范畴界定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4.4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第2章 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
| 2.1 国外贫民窟研究综述 |
| 2.1.1 贫民窟的形成机制研究 |
| 2.1.2 贫民窟的社会问题研究 |
| 2.1.3 贫民窟的治理措施研究 |
| 2.1.4 贫民窟的演变趋势研究 |
| 2.1.5 国外研究相关评述 |
| 2.2 国内棚户区研究综述 |
| 2.2.1 棚户区改造政策研究 |
| 2.2.2 棚户区改造实践研究 |
| 2.2.3 棚户区改造效应研究 |
| 2.2.4 国内棚户区研究评述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城市社会空间理论(Urban Social Space Theory) |
| 2.3.2 城市企业主义理论(Entrepreneurialism Theory) |
| 2.3.3 府际关系理论(Inter Governmental Relations) |
| 第3章 南京棚户区演化历程及格局特征 |
| 3.1 新中国成立前:棚户区区位初显到形成的漫长历程 |
| 3.1.1 南京古代城市格局中棚户区区位初显 |
| 3.1.2 民国时期南京棚户区形成 |
| 3.2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棚户区中心集聚的规模扩大期 |
| 3.2.1 改革开放前南京城市棚户区分布格局 |
| 3.2.2 计划经济时期零星棚户区的拆除与重建 |
| 3.3 改革开放至住房制度改革前(1978-1998):棚户区内聚成片的相对集中布局期 |
| 3.3.1 内聚成片的空间布局 |
| 3.3.2 拆一建多的棚户区改造 |
| 3.4 住房改革初期(1998-2008):由内向外跳跃式扩迁的突变期 |
| 3.4.1 连片棚户区的逐步消失 |
| 3.4.2 差别化的棚户区改造 |
| 3.5 棚户区改造政策实施以来(2008-2018):内点外片的空间优化期 |
| 3.5.1 小尺度点状集聚为主的棚户区分布格局 |
| 3.5.2 尚未拆迁的零星棚户区 |
| 3.6 南京棚户区格局与改造过程分析 |
| 3.6.1 南京棚户区格局演化过程 |
| 3.6.2 南京棚户区改造过程的特征:典型核心边缘结构 |
| 第4章 “棚改”实施以来南京棚户区社会空间特征 |
| 4.1 棚户区改造过程的空间特征 |
| 4.1.1 空间分布特征:“由内及外”、“内小外大” |
| 4.1.2 改造前后对比:“环境改善”、“功能提升” |
| 4.2 拆迁安置居民社会特征与迁居特征 |
| 4.2.1 社会群体特征:人口老龄化、较高贫困率 |
| 4.2.2 安置迁居模式:中心到边缘、分散到集中 |
| 4.3 基于土地权属的棚户区类型划分及差异 |
| 4.3.1 国有土地棚户区和集体土地棚户区 |
| 4.3.2 两类棚户区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比较 |
| 4.4 西街与南河两个实证案例的对比 |
| 4.4.1 国有土地棚户区:西街片区 |
| 4.4.2 集体土地棚户区:南河片区 |
| 4.4.3 西街与南河案例的差异总结 |
| 第5章 棚户区改造的机制分析 |
| 5.1 政治环境驱动力 |
| 5.1.1 土地储备制度的空间效应 |
| 5.1.2 府际治理的综合推动 |
| 5.1.3 基于成本考虑的差异化安置政策 |
| 5.2 社会生产驱动力 |
| 5.2.1 经济增长的空间实现 |
| 5.2.2 企业主义的政府运作 |
| 5.2.3 实现空间正义的均衡发展需求 |
| 5.3 个体行为驱动力 |
| 5.3.1 贫困家庭生活改善的契机 |
| 5.3.2 一般家庭迁居的资金来源 |
| 5.3.3 中产阶层财富积累的机遇 |
| 5.4 棚户区改造的综合驱动模型 |
| 第6章 南京棚户区改造的社会空间效应 |
| 6.1 空间绅士化与郊区化效应 |
| 6.1.1 城市景观环境更新 |
| 6.1.2 城市空间功能重构 |
| 6.1.3 城市居住郊区化拓展 |
| 6.2 经济发展与收入增长效应 |
| 6.2.1 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
| 6.2.2 带动城市房地产市场繁荣 |
| 6.2.3 提升棚户区居民经济收益 |
| 6.3 居住与城市品质提升效应 |
| 6.3.1 改善居民住房条件 |
| 6.3.2 避免城市内城衰败 |
| 6.3.3 消除社会治理“盲区” |
| 6.4 可能存在的不利影响 |
| 6.4.1 拆迁过程的社会矛盾问题 |
| 6.4.2 困难群体的利益剥夺问题 |
| 6.4.3 城市贫困的转移集聚问题 |
| 6.4.4 安置居民的社会成本问题 |
| 第7章 棚户区改造政策演变与优化建议 |
| 7.1 棚户区改造政策演变与南京的地方实践 |
| 7.1.1 国家层面棚户区改造政策的演变历程 |
| 7.1.2 南京棚户区改造政策的地方实践 |
| 7.2 棚户区改造政策的审视 |
| 7.2.1 自上而下政策的执行偏差:范围界定模糊带来的“搭便车” |
| 7.2.2 失衡的空间政策:规划的空间正义问题 |
| 7.2.3 不同安置政策带来的“身份歧视”:权益保障的供需失配 |
| 7.2.4 基于成本的拆迁安置政策后效:内城原住民的边缘化处境 |
| 7.3 棚户区改造政策的优化建议 |
| 7.3.1 棚户区改造中府际关系的优化 |
| 7.3.2 基于空间正义的城市规划 |
| 7.3.3 基于社会公平的拆迁安置政策 |
| 7.3.4 棚户区改造中资金政策的优化 |
| 第8章 结论与讨论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棚户区类型与社会空间差异 |
| 8.1.2 南京棚户区时空演变与改造特征 |
| 8.1.3 南京棚改的驱动机理与正负效应 |
| 8.2 创新与不足 |
| 8.2.1 本文创新点 |
| 8.2.2 研究不足之处 |
| 8.3 讨论与展望 |
| 8.3.1 基于改造的棚户区治理研究是综合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化 |
| 8.3.2 基于棚户区改造的社会空间理论体系需进一步探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南京拆迁安置居民居住迁移情况电话访谈记录表 |
| 附录B 棚户区改造政策文件汇总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8）互联网企业履行残障慈善责任的动因与路径 ——以8家互联网企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 研究对象 |
| 1.5 研究方法 |
| 2、互联网企业履行残障慈善责任的现状 |
| 2.1 互联网企业CSR的认知与表现 |
| 2.2 企业履行残障慈善责任现状 |
| 3、互联网企业履行残障慈善责任的动因 |
| 3.1 制度动力:作为“企业公民”的义务 |
| 3.2 道德动力:基于综合社会契约的要求 |
| 3.3 经济动力:内在驱动性机制 |
| 4、互联网企业履行残障慈善责任的路径 |
| 4.1 慈善捐赠路径:以互联网募捐平台为核心 |
| 4.2 无障碍优化路径:以APP/产品为核心 |
| 4.3 创业就业路径:以渠道或技术为核心 |
| 4.4 员工志愿路径:以人力资源为核心 |
| 5、总结与讨论 |
| 5.1 主要研究结论和讨论 |
| 5.2 主要研究启示与反思 |
| 5.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 致谢 |
（9）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渊源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阐释与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的研究 |
| 二、区域主义理论的研究 |
| 三、区域共识制度化的变量综述与选择 |
| 四、区域共识制度化的案例综述与选择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分析思路 |
| 一、概念诠释与描述性推论 |
| 二、比较案例分析与因果推论 |
| 三、过程追踪与历史制度分析 |
| 第一章 区域共识的形成 |
| 第一节 共识的内涵 |
| 一、观念与共享观念 |
| 二、意向与集体意向 |
| 三、语言与共同承诺 |
| 四、认同与集体认同 |
| 第二节 共识的建构 |
| 一、利益与共识 |
| 二、危机与共识 |
| 三、交往与共识 |
| 第三节 区域共识的建构 |
| 一、共同利益与区域共识 |
| 二、危机管理与区域共识 |
| 三、国际互动与区域共识 |
| 第二章 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一般规律 |
| 第一节 制度与制度化 |
| 一、制度的构成 |
| 二、制度化动因 |
| 第二节 国际制度及其制度化 |
| 一、国际安全共识的制度化 |
| 二、国际经济共识的制度化 |
| 三、国际环境共识的制度化 |
| 第三节 区域制度及其制度化 |
| 一、制度化:动态的社会实践过程 |
| 二、区域共识的制度化变量与假设 |
| 第三章 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主要变量 |
| 第一节 共同利益 |
| 一、利益协调需要制度保障 |
| 二、共同利益促进制度合作 |
| 三、利益扩大推动再制度化 |
| 第二节 危机管理 |
| 一、危机化解需要制度安排 |
| 二、危机管理依靠制度协调 |
| 三、危机管理迫使制度合作 |
| 第三节 国际协调 |
| 一、国际协调奠定制度基础 |
| 二、国际协调促进制度合作 |
| 三、国际协调推进制度建设 |
| 第四节 集体意向 |
| 一、集体意向决定集体行动 |
| 二、集体意向建构社会实在 |
| 三、集体意向建构制度事实 |
| 第四章 国际共识的制度化案例:全球与区域 |
| 第一节 全球性国际共识的制度化:从跨区域到全球 |
| 一、国际安全“共识”:从欧洲协调、国际联盟到联合国 |
| 二、国际经济“共识”:从七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 |
| 第二节 区域性国际共识的制度化:从次区域到区域 |
| 一、西欧联合:从思想理念到煤钢共同体 |
| 二、欧洲联合:从“三大共同体”到欧盟的成立 |
| 第三节 全球和区域共识制度化的关系 |
| 第五章 国际共识的制度化案例:次区域与区域 |
| 第一节 “维谢格拉德集团”共识的制度化 |
| 一、危机管理:东欧剧变推动中欧制度合作 |
| 二、共同利益:集体安全需要中欧制度安排 |
| 三、国际协调:维谢格拉德会晤与“V4+N”会晤机制 |
| 四、集体意向:共同加入欧盟与加强中欧身份 |
| 五、维谢格拉德共识的制度化思考 |
| 第二节 “上合组织”共识的制度化 |
| 一、危机管理:反恐国际合作启动共识的制度化 |
| 二、共同利益:能源与安全利益奠定制度化基础 |
| 三、国际协调:从“双边”上海峰会到“多边”杜尚别会晤 |
| 四、集体意向:《上合宣言》与《打击三股势力公约》 |
| 五、上合组织共识的制度化思考 |
| 第三节 “东盟+”共识的制度化 |
| 一、危机管理:内忧外患推动共识的制度化 |
| 二、共同利益:利益范围扩大助力制度合作 |
| 三、国际协调:从邦胜聚会到东亚峰会 |
| 四、集体意向:从《东盟宣言》到《东盟宪章》 |
| 五、“东盟+”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思考 |
| 第四节 区域共识制度化的“接口”:“扩员”与“+N”模式 |
| 结论 |
| 一、区域共识制度化的一般经验 |
| 二、区域共识制度化的理论限定与局限 |
| 三、区域共识制度化的其他变量与假定 |
| 四、中国等新兴国家引领的区域共识制度化 |
| 英文参考文献 |
| 中文参考文献 |
（10）E·伯恩施坦的伦理学转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s |
| 文献综述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篇章布局 |
| 第一章 E·伯恩施坦伦理学转向的背景 |
| 第一节 社会历史条件的新变化 |
| 一、第一次大萧条的解除与科学的突飞猛进 |
| 二、国际工人运动陷入低谷期 |
| 三、合法的议会斗争成为潮流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新挑战 |
| 一、披着科学社会主义外衣的“讲坛社会主义” |
| 二、新康德主义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攻击 |
| 第三节 E·伯恩施坦个人的思想发展氛围 |
| 一、家庭成员对青年伯恩施坦的影响 |
| 二、从杜林、拉萨尔到马克思 |
| 三、流亡英国与感染“英国病” |
| 第二章 E·伯恩施坦伦理学转向的逻辑前提 |
| 第一节 追求人的现世价值 |
| 一、通过议会斗争可以实现人的政治与经济活动的自由 |
| 二、通过“人民国家”可以逐渐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 |
| 第二节 推动社会发展的“观念力量” |
| 一、“经济决定论”式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已经“过时” |
| 二、作为社会主义运动正当原动力的伦理因素 |
| 三、“回到朗格”与对新真理的探索 |
| 第三章 E·伯恩施坦伦理学转向的逻辑推论 |
| 第一节 E·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理解 |
| 一、历史唯物主义不应该缺少伦理因素 |
|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不需要辩证法 |
| 三、主张不可知论的思维方式 |
| 第二节 E·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 |
| 一、价值是“纯粹的思维的构想” |
| 二、剩余价值理论中蕴含伦理动机 |
| 第三节 E·伯恩施坦对社会主义实现途径的理解 |
| 一、主张对资产阶级实行妥协和联盟 |
| 二、“运动就是一切”才是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
| 三、竭力反对大规模群众罢工 |
| 第四章 对E·伯恩施坦伦理学转向的批判性反思 |
| 第一节 伦理学转向的部分合理性 |
| 一、强调了人的现世价值与利益 |
| 二、从正面强调了伦理因素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意义 |
| 三、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时代的要求 |
| 第二节 伦理学转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背离 |
| 一、用现世的人取代现实的人 |
| 二、用折衷历史观取代一元历史观 |
| 三、用自我道德规制取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
| 第三节 伦理学转向的教训 |
| 一、要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 |
| 二、要正确看待道德意志的能动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主要科研活动及成果 |
四、创新联盟的动机与利益-一个实证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D]. 魏冉. 外交学院, 2021(11)
- [2]金字塔式股权控制关系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多重影响研究[D]. 周立明. 四川大学, 2021(12)
- [3]延续与再造：国家身份视域下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研究[D]. 周玉萍. 外交学院, 2021(11)
- [4]技术标准联盟网络、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联盟绩效关系研究[D]. 吴玉浩. 吉林大学, 2021(01)
- [5]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D]. 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6]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成向东. 兰州大学, 2021(09)
- [7]大城市棚户区改造的时空特征、机理与效应研究 ——以南京为例[D]. 袁亚琦. 南京大学, 2020(12)
- [8]互联网企业履行残障慈善责任的动因与路径 ——以8家互联网企业为例[D]. 夏燕. 暨南大学, 2020(04)
- [9]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D]. 丁伟航.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10]E·伯恩施坦的伦理学转向研究[D]. 张薄. 西南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