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史、故事

一、古史、故事、瞽史（论文文献综述）

魏玮^[1]（2020）在《商周历史的口述者:巫、史、瞽、诵训、优的职能及口述方式》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先秦是口传与书写并行的时代。历史的传播,除了文字记述之外,毫无疑问还有口诵的方式。巫、史、瞽蒙、诵训、训方氏、掸人、土训、俳优等在宫廷供职的官员,以讲诵、歌唱、表演的方式记录历史、传承历史,同时兼有劝谏、祭祀、教育之职,在分工合作中将早期的人类智慧记录和流传,是历史记忆和族群文化的保存者。口述者的官员身份,使得口述行为在制度层面得以顺利延续和广泛传播,而口述本身的内在制度,也是口述行为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对口述者的探讨,不仅是对先秦历史文本生成方式的探讨,也是对其流动性及经典化过程的溯源。

郭佳^[2]（2019）在《历史与神话的交融 ——近现代学术史视野下的顾颉刚禹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在研究顾颉刚禹夏神话传说研究的学术史,作为历史与神话首次在中国学术界的正式碰撞,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以及“层累说”的提出掀起了史学界的古史辨运动,也为中国神话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主要分为前后两阶段,第二阶段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夏代神话传说的研究。由顾颉刚创立的“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首先被杨宽继承并发展,从“层累说”到“神话演变分化说”,杨宽完成了整个上古帝系的神话学研究。其次,非古史辨派成员的丁山也继承和发扬了顾颉刚的神话研究理论,他的神话研究特点是将中国传统小学与西方语言学派的神话学理论方法结合,以此来研究上古历史、文学、宗教、民族。在顾颉刚之前,怀疑中国上古历史的传统中西方皆有,中国古代从尊孔卫道发展成疑古辨伪的学术传统,以清代的崔述与康有为的学说为甚,也对顾颉刚影响最大。而西方自传教士入华,试图调和中国编年体系以符合《圣经》编年体系,到西方汉学逐渐走向科学理性的学术化道路,并运用新兴学科研究中国上古历史,他们在顾颉刚之前已经开启了历史学与神话学的结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西方和日本引进的文明史带来了对中国上古历史的全新认识,也带来了神话与神话学。当时梁启超和章太炎有借鉴西方和日本先进史学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虽没有完成但对中国上古历史与神话都有所论述。史学界更多的是为新式学校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其中夏曾佑首次将中国东周以上历史称为“传疑时代”,此后顾颉刚也是通过编纂历史教科书,直接发现了大禹的问题并形成了“层累说”的雏形。在顾颉刚之后,关于夏代的探索,史学界将希望从载记研究转向考古发掘,1926年李济在晋南挖下中国人的第一铲,1959年徐旭生在豫西开启了夏墟的正式发掘。关于大禹的研究,由于作为夏代第一任帝王的大禹处于神话与历史最紧密的交界之处,除了古史辨神话学派,其他神话学者很少涉及。茅盾、程憬等只是在神话学概述或神话资料搜集和研究中提及,闻一多、孙作云等运用图腾理论、“神话-仪式”理论探讨中国神话时对禹的神话传说稍有涉及。除绪论与余论之外,本文共分五章。绪论部分包括选题缘起、文献综述以及本文的创新与思路,并对本文的论述因追溯学术思想的前因后果而超出近现代（1840年-1949年）这一时段的问题进行了特别说明。第一章“中西两种疑古思想下的上古史观”分为两节,包括“怀疑上古史的中国传统——从尊孔卫道到疑古辨伪”与“怀疑上古史的西方理路——从神学到汉学”。第一节论述了崔述与康有为因尊孔卫道发展而来的疑古辨伪思想,他们代表了怀疑中国上古历史的中国传统。其对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对顾颉刚影响巨大,激发了他致力于从事疑古辨伪工作,并为他能够大胆怀疑上古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节论述了从神学发展到汉学的怀疑中国上古历史的西方理路。自17-18世纪开始,来华耶稣会士因传教需要对中国上古编年体系非常关注;18世纪由于西方社会思想的变革、宗教权威的没落、政治权力的崛起,专门的大学机构与学者群体出现,其中汉学先驱在来华耶稣会士的帮助下开启了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对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逐渐学术化;19-20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兼汉学家继续深入研究,并开始运用西方神话的概念以及神话学理论方法;20世纪初日本汉学起步并蓬勃发展,颇有超过西方汉学之势,并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京学派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以及京都学派内藤湖南的“加上原则”与后来中国古史辨派顾颉刚提出的“层累说”有异曲同工之处,三者比较可以看出他们学术内在理路的差异性,以及当时时代思潮的同一性。第二章“清末民初文明史中的上古神话历史观”分为三节,包括“神话与神话学引入的最初途径”、“新式中国通史的编撰”、“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第一节首先反思了此前学者对于“神话”一词最初进入中国这一问题的研究;其次指出了神话与神话学是通过西方与日本学者创作的文明史这一途径进入中国;再次简要概括了在西方与日本文明史的影响下,中国学者译介与创作新式中国通史及历史教科书的情况。第二节详细论述了梁启超与章太炎的新式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虽然他们的新式中国通史都没有完成,但其对上古历史和神话部分的论述,在其他文章着作中都有充分的体现。第三节详细论述了夏曾佑、刘师培、顾颉刚为新式学校创作的历史教科书,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首次将东周以上的时期列为“传疑时代”,顾颉刚则在创作《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时,开始对禹的问题以及中国历史层累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可以说西方文明史引进和创作的同时,带来了神话与神话学,并引发了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以及“层累说”的提出。第三章“顾颉刚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分为两节,包括“顾颉刚前提的大禹研究”与“顾颉刚后期的禹夏研究”。第一节详细论述了引发中国现代历史学界最为轰动的古史辨运动的顾颉刚“层累说”以及大禹神话传说研究,包括古史辨运动之前顾颉刚的学术脉络,引发古史辨运动的顾颉刚的两篇重要文章与主要反驳学者的文章,以及学术界对顾颉刚的肯定与批评。此外,还分析了大禹研究以及“层累说”的中西渊源。第二节详细论述了顾颉刚之后继续进行的禹夏研究,1930年之后顾颉刚明确了学术研究的道路,主要关注战国秦汉史研究和古代地理民族研究。他与童书业一起创作的《夏史三论》,体现了其战国秦汉史研究的成果,即把夏代的文献记载看做东汉人的伪造;他与童书业一起创作的《鲧禹的传说》,也加入了其古代地理民族研究的成果,即将原来认为禹源于南方民族的观点改为禹源于西方戎族。另外,本节最后还专门分析了顾颉刚的夏代史观,有些学者误会顾颉刚是在晚期才承认夏代的存在,实际上他一直只是否定有关夏代的文献记载,而从来没有否定夏代的真实存在。第四章“’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与禹夏研究的发展”分为三节,包括“’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杨宽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丁山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第一节分析了由顾颉刚创立的“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研究理论,包括神话与历史的关系、神话与宗教的关系、神话与民族的关系,即“古史辨”学派的理论方法是通过研究上古神话来说明中国上古的历史、宗教、民族等方面的问题。第二节详细论述了古史辨派成员杨宽的学术成果,他将顾颉刚的“层累说”发展为“神话演进分化说”,改进了顾颉刚学说中受晚清今文经学影响而出现的弊端,并采用了神话学的视角和方法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上古神话体系。第三节详细论述了非古史辨派成员,但其神话研究理论继承自“古史辨”神话学派的丁山的学术成果,与第二节相同,本节从“学术脉络”、“神话研究概述”、“禹夏研究”、“学术界的肯定与批评”四个方面入手,探讨丁山的神话研究,特别是有关禹夏的神话传说研究。第五章“顾颉刚之后考古学与神话学的禹夏研究”分为两节,包括“现代考古学的夏代研究”与“现代神话学的大禹研究”。第一节论述了顾颉刚以及古史辨运动的爆发催生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其奠基人物正是本来与顾颉刚、胡适等古史辨派引为同道,后来各自为营的傅斯年。现代考古学中有关夏代的考古发掘工作,包括1926年李济的晋南西阴村调查及1959年徐旭生的豫西“夏墟”调查。从那时开始,历史学界已经将认识夏代的希望从文献记载的研究转向二里头夏墟的考古发掘工作。第二节论述了顾颉刚以及古史辨运动的爆发催生了中国现代神话学的正式建立,除了“古史辨”神话学派之外,中国现代神话学最中坚的力量是以西方人类学派的神话理论为武器的神话学者,但是由于大禹处在神话与历史紧密交汇的最重要位置,因此很少有其他神话学者专门从事大禹神话传说的研究工作,其中闻一多、孙作云运用图腾理论、“神话-仪式”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涉及到了大禹神话传说的研究。最后,余论部分探讨顾颉刚及“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论方法在当下新的学说对“层累说”提出挑战,有关禹的青铜铭文、简帛文献不断出土,以及各种新兴的神话学说层出不穷的情况下,还有哪些可以修正和持续的空间。

张劲锋^[3]（2019）在《周公史述与传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文献记载中的周公为研究对象,梳理了早期文献中对周公的历史记述,以及后世传说对周公事迹的增益附会,以周公制礼作乐及其礼乐在鲁国的传承为起点,描绘出周公史述与传说的变动轨迹,还原出周公事迹及传说发展的大致脉络,并探讨这种变动与发展背后深层的文化动因。全文凡计五章:第一章为周公“制礼作乐”史述考证。武王死后,周公“尹三事四方”,营洛邑以控制东方,周公之周与成王之周并立,这也是周公制礼以及形成“称王”传说的权力基础。居洛期间的周公,拥有丰富的殷商文化资源与巫史人才,奠定了周公制礼作乐的“文献”基础,也决定了制礼作乐的基本方式,即对殷礼进行调整,将“商人典”纳入“文王之典”内,并使之“咸秩无紊”,从而形成了“周公之典”与西周的“文治”传统。第二章分析鲁国的礼乐传承及其对周公的推重。《豳风》及其东传,体现了周公与鲁国以夏自尊、用夏变夷的文化政策与统治方略。鲁国“法则周公”,守“周公之典”而重礼乐。鲁僖公时欲以礼乐争霸,打出了“周公之后”的旗号,鼓吹周公制礼作乐,并在鲁国复礼、郊天。为与宋之《商颂》抗衡,鲁僖公令人创作了《鲁颂》,突破了天子礼乐的使用限制。鲁国对“周公制礼”与鲁“周公之后”的宣扬,确立了周公在姬姓中的特殊地位。霸主晋国对“周礼尽在鲁”之说的确认,提升了周公在周代礼乐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楚、吴“因鲁之礼,因晋之权”而获得了诸夏的身份,承认了鲁、晋对周公的评价,周公影响力波及四夷,“周公奔楚”传说因此流行。第三章讨论周公作品的生成与后世的附益。《常棣》源自周公封建亲戚并会燕诸侯之诗,召穆公复行“纠合宗族于成周”之礼,在旧诗之上促成《常棣》。《常棣》、《角弓》、佚“棠棣”等诗是以“周文公之诗”为母本的系列文本。《逸周书》中“以数为纪”的篇章,属于《洪范》类文献,以数为纪与数类知识的形成,源自于西周巫祝、瞽史对数字的崇拜认知与“数典”“工典”的职业传统。周公《洪范》类文献的集中出现,体现了东周知识阶层对“周公训典”的汇集整理。汉代以后,在古文经学的传述中,大量的经典文献被视作周公制礼作乐的成果,周公作爻辞的说法因而形成。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东汉之后还出现了一些托名或附会为周公所着的历算、术数类书籍,如《周髀》、《九章》、《周公解梦》等。第四章考察“周孔”并称与诸子学说中周公的圣化。孔子通过“美周公”“梦周公”,将自己的理想事业与周公之志业贯通起来,在继承周公志业的同时,也实现了对周公制礼作乐的塑造与重构,成为后世理解、认识、讨论周公及制礼作乐的起点。由于儒家在政治伦理方面存在理论困境,在一段时期内,并未对周公摄政、归政、杀兄等史事做出自洽的解释,因此造成了周公圣化的理论障碍。《墨子》对周公圣化问题的解决思路,为孟子、荀子等在儒家学说体系内解决周公圣化的问题,奠定了论证基础与思想准备。孟荀圣人学说对周公圣化问题的解决,将周公纳入到其道统之内,提高了儒家学说的地位以及在历史经验上的话语权,周孔之道由此形成。第五章讨论秦汉文献对周公事迹的整合。战国至秦汉间,周公的形象与事迹以故事累积的形式走向丰富。今文经传与《史记》对周公故事的吸收与整合,促进了周公形象、事迹的定型与凝固。由于周公事迹与西汉国家结构、政治形势的高度契合,“周公故事”逐渐成为一种政治符号,并在政治话语中发挥作用。霍光依周公故事,辅佐昭帝,铲除异己,废立君王,为王莽将“周公故事”与周公符命融合起来,以“异世同符”“如周公故事”为据篡汉奠定了基础。光武帝“增损图书”,删除改造了为王莽服务的周公谶命,因而纬书对周公的塑造,更强调其“圣人”“忠臣”的身份。在谶纬内学的主导下,周公“辅周弘道”的形象逐渐深入民心,成为一个耳熟能详的政治、文化符号,周公的圣化亦得以终结。

潘祥辉^[4]（2019）在《瞽蒙传诵:先秦“盲媒”的传播考古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瞽蒙传诵"是源自远古口传时代的一种文化传播传统,对华夏文明影响至深。在中国上古,"瞽蒙"虽系盲人,却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这种地位与瞽蒙作为"盲媒介人"的传播教化职能息息相关,"蒙瞍修声"指明了"盲媒"在上古传播体系中的职责与功能。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职业传播者,"瞽蒙"在上古"乐教"与"声教"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瞽蒙传诵的传统直接影响了先秦文献的形成和传播。"瞽蒙"之所以成为"媒介人"并被委以重任,在于其杰出的沟通天地的能力和超常的听力及记忆力。随着礼崩乐坏的东周社会的来临尤其是文字书写的普及,"瞽蒙传诵"的传统逐渐衰落。尽管西方社会也曾出现过"瞽蒙传诵"的传统,但两种传统存在差异。极富中国特色的"瞽蒙传诵"传统构成了华夏文明宝贵的文化遗产,也彰显了华夏文明的源远流长。

于凯^[5]（2018）在《早期古史书写及其体例的流变与分衍——以近40年新发现涉史类简帛为中心》文中认为中国早期古史文献的"史料品性",是一个颇具争议的焦点话题,也是影响人们对上古历史整体面貌认识的疑难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地新发现了一大批战国—秦汉之际的早期简帛古书,其中有不少涉史类古书篇目,如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上博简《容成氏》及多篇"事语体"古书、清华简的书类文献及《系年》《楚居》、安大简楚史文献等,均保存了与早期历史书写相关的重要信息。文章在系统梳理40余年来新发现的涉史类简帛古书文献的总体概貌的基础上,结合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集中探讨了涉史类古书所见早期历史书写的叙事体例和书写特征,并对其体例分衍流变的情况加以分析,从中梳理出早期古史书写与历史意识变迁的内在互动关系,对我们理解中国古史史料的当代构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刘晓^[6]（2018）在《黄帝神话传说的形成》文中指出本文将文献记载中的黄帝作为研究对象,分析黄帝始祖地位的形成、黄帝神话传说的演变以及黄帝形象的重塑。通过对黄帝神话传说的分析,整理出先秦两汉黄帝神话传说和黄帝形象的生成过程,探寻黄帝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层影响。本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黄帝世系形成的制度动因”。在西周血缘政治环境下的祭祀等重要场合中,通过“奠世系”制度,周族世系得以形成。在姬周本族世系的建构过程中,吸收借鉴了前代的世系内容,并将其扩展为以黄帝为世系之祖的三祖世系链条。黄帝作为周族建构的世系之祖,又在两周社会中被诸多族群附会,使得黄帝成为这些族群的世系共祖。第二章,“黄帝世系的文献整合”。早期世系传承体系往往会有交叉点的出现,黄帝在《山海经》中便是19个族群可以共同追祖的交叉点,在上古世系传承体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姬周世系以乐歌、讽诵两种世系传述形态以及“邦国之志”“祀典”“世”等三种文本形态存在,呈现出线状系统和点状系统两大特点。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邦国之志”,其产生环境及其层级分布、多样式、多层面的文献特征,是《世本》链式结构的产生渊源。黄帝在《世本》链式结构中所起到的基准、弥合作用,使之在先秦世系文献整合过程中成为世系共祖。第三章,“黄帝共祖地位的追述”。西周通过“因生赐姓”制度进行族群整合,“姓”在这一整合过程中代表“祀主”,其后得姓制度发生变化,因生赐姓的观念也随之演变,“姓”成为身份标记。梳理先秦姓氏制度及姓氏观念的变化过程,分析黄帝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姬姓说、任姓说、公孙说的生成原因,辨析黄帝姓氏名号的产生来源。在此基础之上,对奉黄帝为得姓之祖的诸姓族群进行辨析,还原西周通过赐“姓”的方式使黄帝成为族群共祖的过程。第四章,“黄帝神话传说的累积”。讨论黄帝神话中龙、云、轩辕等要素点的形成过程,揭示先秦信仰变化过程中神化先祖的趋势与黄帝神话形成之间的关系。按照神话追述、理论追述、人为改造、历时整合等追述方式,黄帝征战事迹在先秦文献中呈现出多个版本的战争传说。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华夏族通过先祖记忆附加的方式,将各部族早期创制神话整合进黄帝传说中,形成黄帝开创文明的人文始祖传说体系。第五章,“黄帝形象的多元塑造”。通过追寻黄帝“得道者”形象的神话来源,梳理黄帝“得道”寓言的文献生成过程,可以观察“得道”理论对黄帝“得道者”形象的塑造。分析齐威王“高祖黄帝”与黄帝“理想王者”形象生成之间的关系,则可以得出“高祖黄帝”是齐国行政经验系统化结果的结论。通过对黄帝创世神话塑造及其“神王”形象的分析,可以辨明战国帝道学说演变中主道与主术不同倾向对黄帝形象演变的影响。梳理战国秦汉求仙思潮的生成过程,分析黄帝事迹与求仙思潮的文献粘合轨迹,得出黄帝仙化的形成逻辑。

张巧^[7]（2018）在《口传叙事与权力话语 ——以“农山论志”与“陈蔡论道”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周秦至汉初存在着一大批“语”类材料,它们大量出现于《左传》、《国语》及诸子书中,也集中出现于传世文献《韩诗外传》、《说苑》、《新序》、《孔子家语》等,出土文献中也涌现了许多这类材料。其中存在有关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内容,但相比《春秋》、《论语》等经典叙事,叙事的细节更为丰富,人物形象更为生动,带有超出一般实录的审美性和文学性,且部分材料凸显出固定的叙事模式,我们将其称为“轶事”。在众多轶事中,有关孔门三大弟子的轶事引人关注。《论语》等经典叙事给予他们的描写是简洁而克制的,但在轶事化的语境中,他们呈现出较为强烈的个性风神。其中一则轶事,描写三大弟子与孔子于农山论志,子路、子贡、颜渊依次作答,被孔子评为“勇士”、“辩士”、“圣士”,我们姑且名之为“农山论志”轶事,为诸书所载;又有一则描写孔子困于陈蔡,与弟子讨论“君子道穷”这一命题,姑且名之为“陈蔡论道”轶事。后者载录极广,且叙事形态各不相同,其中子路、子贡、颜渊三子依次回答夫子,最终孔子肯定颜渊的叙事形态,与“农山论志”的叙事模式一模一样,三子的形象类型也极为相似,显见其中有模式化、类型化的倾向。其他历史人物及事件的轶事也有采用这种“三级递进”模式叙事的情况,巧合的是,这些轶事中三个人物所代表的角色符号的审美类型与子路、子贡、颜渊相似。由此可见,其中必有一个集体审美在影响甚至约束叙事的生成,这种集体审美理想的形成,更多的依靠口传叙事,并非文人对经典叙事的有意改编和虚构。论文以孔门三大弟子轶事中的“农山论志”、“陈蔡论道”为主要研究对象,突破传统的以经典文本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借鉴民间故事学、故事形态学研究方法,力图还原这两则轶事的口传生成与传播过程。在口传叙事研究视域中,对这两则轶事载录广泛,异文之间叙事形态有所差异,叙事情节发生改变等现象作出新的阐释。第一章将西汉及以前有关三大弟子“农山论志”、“陈蔡论道”轶事的异文搜集起来。异文众多这一现象本就意味着轶事可能具有某种口传过程。借鉴民间故事学和故事形态学研究方法和范式,提取异文之间叙事的“公约数”,确定轶事在传播中稳定的叙事核心,并且指出“陈蔡论道”轶事与其他轶事情节的交叉。第二章从叙事学角度入手,分析两则轶事中所呈现的叙事模式化、角色类型化的具体内容。子路、子贡和颜渊依次回答夫子,三层论述层层递进,最终推出孔子所肯定的颜渊表达的价值,这样的三段式叙事模式名之为“三级递进模式”;“农山论志”与“陈蔡论道”轶事中展现了三子“勇”、“辩”、“仁”以及不同的修道境界,结构在轶事中,也呈现为三层依次递进的状态,而三子在三级递进叙事中展现的形象与汉代及之前的典籍中其他有关三子的轶事记载具有一致性,显然呈现出形象类型化的倾向,这意味着三子审美性形象的认知在当时已逐渐形成了一种集体共识。第三章基于前两章的梳理和总结,在口头文学视域中,从文本形态、三级递进模式与角色类型化等角度,指出轶事表达与口传叙事的密切关系。首先,“农山论志”异文之间“农”、“戎”、“景”地名的不同可能基于口传过程中发生的语音传讹;“陈蔡论道”异文数量众多且形态多变,详细爬梳“陈蔡论道”的异文顺序将大大有利于我们对轶事口头生成与传播过程的把握;其次,从三级递进模式对大传统的编码意义和模式本身叙事的高效率两方面,阐释三级递进模式构成口头文学常用的结构方式的原因;最后,在明确起源于民间口传叙事的“西游三徒”孙悟空、朱悟能（猪八戒）和沙悟净,以及“蜀汉三臣”张飞、关羽和诸葛亮中,三种角色皆共同构成稳定的角色结构,与子路、子贡、颜渊三子在角色建构上呈现出相似的审美品格,类似于“质”、“文”与“文质彬彬”。模式化的叙事范式的建立,要归功于口传叙事所形成的强有力的审美传统和集体的审美理想。第四章通过对先秦时期“语”类文献、“说”类文献相关史料的钩稽与辨析,说明中国古代口传叙事材料的载录传统使一部分口传轶事以固定文本的形式呈现。“语”类文献生成于春秋时期载录“嘉言善语”的文化环境中,“说”类文献则生成于“说”这一话语行为中,多载录街谈巷语、寓言故事。士人根据一定的价值需要,有选择的利用当时的口传话语资源进行价值建构。汉代集中载录轶事的《韩诗外传》、《说苑》、《孔子家语》等的编纂者,就充分利用了口传叙事形成的社会公共语料库,将文化创构寓于文献编纂和整理中。价值表达被故事化、通俗化,同时轶事也被士人话语介入,获得文字转写的神圣权力。口耳相传的过程使得轶事具有早期小说的文学性审美品格,但这种审美品格并不基于与经典叙事相悖的文本虚构,而是蕴于人物形象的类型化、符号化和典型叙事模式的成型中。可以说,经典叙事排除了一切叙事的虚构性因素,以实录的名义,建构了三大弟子的圣徒形象,借助经典权威和政治权力,占据后世文本阐释的话语中心,建构了官方倡导的主流价值。另一方面,三大弟子的轶事,却以其富于审美愉悦的优势,同时借助口耳相传的高效率的传播方式,使精英知识、儒家思想获得广泛理解,实际占据着集体口传叙事的主体,并型塑着集体意识与文化精神。

毕庶春^[8]（2017）在《《逸周书》篇题之“解”考论》文中研究指明《逸周书》篇题之"解"非后人所加,它有其新异之处,它源自"结绳""解结"遗俗,独立为述解体,是后世训释体的开端。孔子的"述而不作",源自瞽史。孔子学派不仅在传经、解经中传承瞽史之作,而且在师法、家法中体现瞽史之职,奠定并弘扬瞽史传统。二戴《礼记》是孔子学派早期传承瞽史之作的荟萃,是诸子传记萌生的渊薮。上古以来,典籍的传承显着呈现出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典籍的传承至少经历了瞽史、孔子和诸子三个时期。《逸周书·史记解》当为西周"故志",而上博简书《容成氏》,当为古楚国"故志"类典籍。《荀子》中《大略》《宥坐》等六篇,当为《韩非子》"六储说"和《说林》的先导。经学、史学、子学以及古代文体等均与瞽史有着深远的渊源。

刘宗迪^[9]（2016）在《丁山的神话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丁山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构想上深受古史辨派的影响。他继承了古史辨派的神话研究架构,在古史辨所开辟的几个主要方向,即神话的故事学研究、宗教史研究和民族史研究方面皆有所继承与创获,勾勒出了一个极富学术野心也很有可行性的神话研究框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提出了颇有启发性的见解。但是,由于他片面依赖比较语言学方法,缺乏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的理论视野,故其考证多失于空疏和随意,导致其结论大率失于武断,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胡雅静^[10]（2016）在《“瞽蒙”考—先秦盲人乐官的兴衰变迁》文中认为礼以正身,乐以修德。礼乐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作为礼乐文化的承受者和传播者,乐官是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人群。盲人乐官作为宫廷乐官中一部分特殊的人群,他们在宫廷中地位的兴衰变迁更是先秦社会、宗教、文化、政治制度的缩影。但是,在当前的乐官制度研究中,对盲人乐官追本溯源、贯穿始末的研究,仍然处于薄弱的环节。本文尝试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将先秦盲人乐官的兴衰与变迁制量于先秦社会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较为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本文认为瞽蒙的萌芽早在远古时期就有了。虽然有不少考古的文物出土,但大部分流传于今世的文献记载都是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这一时期“诗”、“乐”、“舞”是一体的。乐也并非是用来娱乐的手段,而是用来沟通天地神灵的工具。《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的“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就被认为是祭祀时的组歌。而更有考古学家认为,在河南舞阳出土的贾湖骨笛是早先氏族集团首领用来实施巫术的法器。瞽蒙就萌芽于这些沟通天地的“巫”的角色中。目前,据史书记载的远古时期的乐官也有很多,如伶伦、夔、虞幕、朱襄氏等等,经分析推测,本文认为有记载的第一位瞽蒙当为舜的父亲瞽叟。不过,在国家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尽管有夔、瞽叟这样的人担任乐官的职能,却还没有达到乐官这样的职位。第二,夏商时期是瞽蒙的发展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禹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王权意识的出现,有了官与民的区别,而瞽蒙因其自身具备的文化职能,也从民间走向宫廷。甲骨卜辞证明“殷人万事求卜”。先民们相信处于黑暗状态的瞽蒙能更好的与神灵沟通。因此,在通神仪式中瞽蒙占据着“呼神唤神”、“沟通天地”的重要地位。除此之外,这些瞽蒙精通于乐律,善于将历史发生的事件编写成抑扬顿挫的诗歌进行朗诵,便具有了传诵史诗的职能。殷商末期的用乐形态逐渐发生了转变,从祭祀神灵渐渐变成统治者享乐的工具。从商纣王“使男女三百倮相逐期间,为长夜之饮”就可以看出侈乐的程度,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宫廷乐职人员的增多,其中就包括瞽蒙这部分人群。在甲骨卜辞中也有不少关于瞽蒙的记载。侈乐之风的盛行加速了商王朝的瓦解。殷商末期,殷乐官奔周,有一部分瞽蒙也离开宫廷逃走,他们对周初的乐官制度改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认为夏商时期文化艺术的发展为瞽蒙发展奠定了结实的基础,其部分职能在此时期就有所体现。第三,周朝取代了商朝之后,由周公完备了礼乐制度,并为了实施礼乐制度设置了我国第一个礼乐机构——春官。若按《周礼》记载:“大师,下大夫二人;小师,上士四人;瞽蒙,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又六十人,”他们在宫廷担任乐职的人员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些瞽蒙除了有宫廷娱乐的表演职务之外,因其目盲耳聪,而具备占卜等职能;因其善于记忆世系谱牒,也具备讽谏的政治职能;又因为是挑选出来的德才兼备之人,又具有教育国中弟子的职能。为了帮助瞽蒙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每位瞽蒙又配有专门的“相”,或者称为“眡了”来帮助他们,以彰显“温籍之仪”。“相”也在宫廷乐职人员中占很大一部分比重,同时兼备一些音乐方面的职能。本文认为西周时期礼乐制度的完备与春官的设置,让瞽蒙的发展达到了史上最兴盛的时期,而其职能较之殷商时期也有所传承和转变。第四,春秋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由盛转衰的时期,也是周王室衰落,各诸侯国纷纷崛起的时期。到了战国时期,中国奴隶社会逐渐向封建制度转变,各诸侯国僭礼作乐,群雄割据,称霸天下。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是思想解放的时代,在思想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礼乐制度的破坏,对宫廷乐官的发展也是致命的打击。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逐渐开始转变,不再完全相信上天神灵主宰着世界,开始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而所谓的“五行”就是组成世界的本源。这一认识虽然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已经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往前推进了很大一步。因此,那些能够沟通神灵的瞽蒙也逐渐丧失了原来的地位,被逐出宫廷。虽然他们流落到民间,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但是他们身上所具备的种种因素却在民间音乐中绽放出光芒。本文也对瞽蒙流落到民间对后世的影响做了相关的论述,认为先秦时期的瞽蒙对我国的说唱音乐,以及儒家“诗乐之教”思想中形成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古史、故事、瞽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古史、故事、瞽史（论文提纲范文）

（1）商周历史的口述者:巫、史、瞽、诵训、优的职能及口述方式（论文提纲范文）

（2）历史与神话的交融 ——近现代学术史视野下的顾颉刚禹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周公史述与传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瞽蒙传诵:先秦“盲媒”的传播考古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黄帝神话传说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7）口传叙事与权力话语 ——以“农山论志”与“陈蔡论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逸周书》篇题之“解”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9）丁山的神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瞽蒙”考—先秦盲人乐官的兴衰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四、古史、故事、瞽史（论文参考文献）

• [1]商周历史的口述者:巫、史、瞽、诵训、优的职能及口述方式[J]. 魏玮.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05)
• [2]历史与神话的交融 ——近现代学术史视野下的顾颉刚禹夏研究[D]. 郭佳. 山东大学, 2019(09)
• [3]周公史述与传说研究[D]. 张劲锋.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4]瞽蒙传诵:先秦“盲媒”的传播考古学研究[J]. 潘祥辉.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2)
• [5]早期古史书写及其体例的流变与分衍——以近40年新发现涉史类简帛为中心[J]. 于凯. 社会科学战线, 2018(10)
• [6]黄帝神话传说的形成[D]. 刘晓.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7]口传叙事与权力话语 ——以“农山论志”与“陈蔡论道”为中心[D]. 张巧. 曲阜师范大学, 2018(12)
• [8]《逸周书》篇题之“解”考论[J]. 毕庶春. 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6)
• [9]丁山的神话研究[J]. 刘宗迪. 民俗研究, 2016(06)
• [10]“瞽蒙”考—先秦盲人乐官的兴衰变迁[D]. 胡雅静.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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