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小家伙”山东官司

一、浙江“小家伙”山东打官司（论文文献综述）

姜剑^[1]（2020）在《英国来华传教士高葆真的文化传播研究》文中指出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潮流中,西方传教士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一方面,他们是西学东渐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自然承担着向西方世界介绍和报道中国文化的重任,也即学界所称的“东学西渐”。他们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展现和传递彼此的文化信息和成果,由此拉近了东西方认知距离,为促进彼此的文化交流担当着重要的桥梁作用。高葆真是众多新教来华传教士中的一员,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也许他不像马礼逊、理雅各和傅兰雅等人那样是闪耀的明星,但至少他用自己的文字记述留下了他所独有的扎实脚印,并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这脚印和声音也许不够清晰和响亮,但正如许许多多来华传教士一样,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传播活动不可能也不应当被忽视和磨灭,相反非常值得去挖掘和书写,因为他们是担当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力军。首先,通过高葆真的英文小说《中国桃胡项链》（A String of Chinese Peach-Stones,1895）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中国民俗文化西传的贡献。《中国桃胡项链》是一部用英文创作、讲述中国故事的作品。此书通过小说的传播方式收集整理了华中民俗文化素材,包括民间故事与传说、习俗生活、信仰生活和艺术生活,以小说情节为线索向西方读者展现相关的民俗现象、神话或民间故事及文化符号,使异质文化中陌生而遥远的中国印象在他的生动语言中变得鲜活而真切。借助传播学理论,我们试图从传播方式、传播内容和传播策略等方面论述这部特殊小说对中国民俗文化西传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同时他的这部饱含中国文化元素的作品无疑对中国文化的海外译介和传播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和模式。其次,通过高葆真的西文着述本文试图关注他眼中的晚清中国印象。通过游记《漫游华中》（Rambles in Central China,1896）高葆真展现他的华中印象,向西方读者描述这片土地上的人文生态:文人与迷信、官员与府衙、弑婴现象、妇女与教育以及鲜活生动的商业街;通过《中国概观》（China under the Searchlight,1901）高氏从人口众多、团结稳固、祖先崇拜、官僚制度和文学艺术等角度介绍和阐释他眼中的晚清中国;通过他在重要西文刊物上发表的西文文章论述他眼中的中国经典文化:从中国古典小说中分析和认识中国人的宗教观和道德观,从中国古代经典中去追寻上古时代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从基督教的视角去认识和理解中国民间信仰,包括祖先崇拜和风水学等。再次,高葆真的中文出版活动是他传教生涯中的重要一页,这里他同着名的传教士出版活动家李提摩太产生交集,他主编的《大同报》是广学会继《万国公报》后又一重要的传教士中文刊物。本文从《大同报》介绍传播西学的角度论述它对晚清近代化的贡献和影响。《大同报》（1904-1917）是广学会继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后又一份没有传教性质的中文综合性报纸。笔者从传播西方科学、教育、政治、社会思想等方面论述这份中文报纸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中国社会改革所做出的努力和影响,并试图探讨它在近代中国报刊发展史上与《万国公报》相比默默无闻的缘由。最后,高葆真通过他的译述活动将西方近代科学及社会文化思想编译成中文,进一步促进近代西学东传。通过他的三部主要英文译着:《欧化篇》、《欧洲近世智力进步录》和《泰西奇效医术谭》,本文阐述了这些译述活动无论是在论述和总结西方历史和成就方面或是在相关领域传播重要的或最新成果与理念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尘封在历史角落里的故纸堆中发黄的资料档案中,我们试图追溯和勾勒百年前这位英国来华传教士的生活轨迹和传播活动,他在这方土地上与中国文化和经典思想产生不可避免的触碰和交流的火花,化作他的文字阐释作品和思想译述作品,这些作品和文字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应拥有一席之地和作用。他和他的传播活动和作品代表了一批还没有被发掘、发现的默默无闻的来华传教士及他们所作出的各自贡献,只因为不够显耀,他们也许在历史的故纸堆中正慢慢隐去,而逐渐被人们遗忘。随之而去的是那个时代众多他者视角的历史记忆,以及他们与中国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思想火花。

高秀丽^[2]（2020）在《《国语辞典》（影印本）三音节词语释义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主编的《国语辞典》（影印本）三音节词语释义为研究对象,从三音节词语释义提示词、释义方式、释义内容等方面对三音节词的释义进行了说明,初步探讨了三音节词语释义的路径,努力为语文词典释义、辞书编纂与三音节词语研究提供可信的资料。全文内容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对三音节词语研究和《国语辞典》释义进行了综述,概括了相关研究情况。界定了本文的研究对象,详细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相关的研究理论。第二章《国语辞典》（影印本）释义提示词分类分析,主要阐释提示词的功用,说明三音节词语释义提示词的使用概况,总结出《国语辞典》释义提示词是对《辞源》等词典的继承,及其释义的系统性。第三章《国语辞典》（影印本）三音节词语释义方式分析,主要说明《国语辞典》三音节词语释义的不同方式,通过分析其不同的释义方式,总结词典释义应该注意的问题,为词典的修订编纂提供一些参考。第四章《国语辞典》（影印本）三音节词语之组成与释义的关联,主要分析1+2和2+1的释义构成,总结《国语辞典》三音节词语的释义特点。按不同词性切分1+2和2+1,然后分析三音节词语释义构成,发现1+2式为动词性时,动词性+名词性三音节词语占多数,其释义与组成成分之间多为组合关系。1+2式为名词性时,首字“老”“小”“大”的原义及虚化义都表现出比较强的构词能力。2+1式为名词性时,2多为名词性,其释义与组成成分之间多为组合关系。第五章《国语辞典》（影印本）三音节词语之高量构词语素字,印证了“小、老、不、打”在1+2式三音节词语体现出的较强构词能力;分析了在2+1式三音节词语中,“子”尾和“的”尾的词释义与组成成分间的关系。第六章总结与思考,对《国语辞典》三音节词语释义情况加以总结,说明《国语辞典》的编纂价值。论文运用定量分析法、数据统计与描写相结合的方法,对封闭域内的释义材料作详细的分析。

秦婧^[3]（2020）在《“二母争子”故事类型研究》文中认为“二母争子”型故事中的“二母”形象、争子原因、裁决者、裁决方式、裁决结果并不是统一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二母争子”故事都有不同的表述,古代“二母争子”故事中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蕴,故事中体现了古代妇女对夫权制度无意识的反抗以及普通百姓对官清法正的期望,对清官的喜爱促使人民群众在创作民间故事时把同类型的故事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从而产生了一种箭垛效应。不同民族的故事都体现了自己民族独特的文化知识,古老的婚俗制度是少数民族中“二母争子”故事的创作背景,各个地区方言的熟练运用是汉族地区“二母争子”故事的鲜明特色。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二母争子”故事既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又蕴含着中国人民对“邪不压正”的期盼。这些“二母争子”故事都追求一种喜闻乐见的圆满结局,故事通过美好的结局向民众传达有意义的内容和价值观,“二母争子”故事中还包含了亘古不变的“爱”和“智慧”的主题思想。中国“二母争子”故事逐渐成为元杂剧、古本小说、曲艺二人转的重要题材,而且各具特色。《古本小说集成》中的“二母争子”故事刻画了清廉不苟的清官形象,皆运用了“案由—告状—诉讼—判案”的叙事模式,还运用了悬念和细节两种叙事技巧,叙事语言符合文人的审美趣味;改编为二人转的“二母争子”故事具有独特的东北气息,采用了角色叙事和第三者叙事两种叙事角度,人物性格豪迈,语言朴素奔放,善用歇后、夸张、排比、移时等修辞手法。“二母争子”型故事有属于自己的事件组合方式,即“核心”与“卫星”,它与故事的可续性同时运用,使得具有功能性的事件形成了叙事序列。“二母争子”型故事中存在镶嵌式和连接式两种复合序列模式,每个“二母争子”故事中的角色划分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故事中叙事程序的主要结构模式是相同的。“二母争子”型故事中共有正序、倒叙、插叙三种叙事顺序,且每个文本的叙事节奏是不同的,时距、要、场景等影响了文本节奏。而且在叙事角度方面,基本都是全知全能的视角。

孙煜乔^[4]（2020）在《王安忆小说中的母女关系》文中研究表明与众多“50后”作家将乡村作为写作根据地不同,王安忆热衷探讨的是人物如何在城市获得合法身份,从其为数不多的农村题材作品来看,无论是早年对插队地方的冷静回望,还是现代化浪潮下,所产生的对乡村古典美的寄托,人物的空间迁移成其不变视点。风云时代的教育断崖、母亲茹志鹃的文学启蒙、前辈同行们的指引,照映出自身经验与想象力的匮乏,形成其写作心态上的紧张感。因此,她立足于熟稔的家庭叙事,尤其是宗法文化影响下同为弱势的母女,作为关照时代脉搏的切口。母女为保全各自的生存地位,在家庭内部窥探、争夺、合作,非血亲的养母养女在利益倾轧上则更为明显。房产往往成为母女争夺的关键,一旦落败便要自谋出路,身体多成为交换资本,佼佼者因善谈判占到上风。母女借助婚姻完成其空间迁移中的命运翻转。母亲恐惧女儿青春的迫近,女儿在母亲阴影下焦虑,母女角力实为时间之争。王安忆以“雯雯”的自我抒发为起点,步入文坛已有四十余年。她笔下上海里弄公寓中的庸常人物,展现了新意识形态下的新上海风貌,其作品中女性人物的坚韧品质,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其创作在通俗和严肃中平衡,受到学院和市场的认可。值得注意的是,其小说过于注重真善美的心灵世界,而有意规避真实人性欲望的挣扎,呈现出的人物形象不免扁平化、思想钝化。此外,虽然王安忆并不接受女性主义的称号,但她在情节设置和人物性格塑造上都显露出对女性人物的优待。令人钦佩的是,王安忆数十年如一日的创作活力,以及她对时代的洞察力。最后,她对女性题材的推陈出新,体现出她对新时代中女性命运的关注,其创作不断丰富着新世纪女性写作。

李婷^[5]（2020）在《红色经典改编剧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文中提出“红色经典”是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诞生的艺术作品,在文艺界无疑是一道独特的“红色风景线”。近年来,“红色经典”的影视化改编成为中国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这是在转型时期多元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选择红色经典改编剧作为研究对象,以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式”理论以及波伏娃的“第二性”理论作为主要理论依据,采用文献研究、比较研究、文化诗学研究等研究方法,从女性形象视角出发对红色经典改编剧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研究。通过解读红色经典改编剧中女性形象多元化的建构类型,分析女性形象的建构方式和建构价值。在反思“红色经典”改编现状的基础上对塑造女性形象提出建议,以期为红色经典改编剧的创作做出一定的贡献。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对红色经典改编剧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研究:第一章对红色经典改编剧进行相关概念界定,并阐述红色经典改编剧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所运用的理论基础。首先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前提下对“红色经典”进行概念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红色经典改编剧的概念。其次,将本文中涉及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符号学、波伏娃“第二性”理论以及互文性理论进行阐述。由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阶段的不同使得社会文学研究方向以及大众的审美需求也在潜移默化中转变,因此对红色经典剧中女性形象的研究与理论的发展息息相关。第二章以知名度高的红色经典改编剧为研究对象,解读红色经典改编剧中多元化女性形象。首先按照女性形象革命意识觉醒、迸发、升华的纵向发展作为女性形象划分的依据,将女性形象分为压迫与解放、反抗与成长、奉献与牺牲三种类型。以期通过将女性形象细化分析的研究方式,能够达到透析红色经典改编剧中女性形象的最终目的。第三章从文化语境入手研究红色经典改编剧中女性形象的建构语境。将语境分为历史文化语境、政治文化语境、视觉文化语境以及消费文化语境四个部分。从而得出历史文化语境是女性形象建构的基础,政治文化语境是女性形象建构的本质,视觉文化语境通过视觉手段深层挖掘女性形象建构内涵,消费文化语境则是从改变审美观念的基础上对女性形象建构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的结论。第四章从叙事策略及影像语言表达两方面分析红色经典改编剧中女性形象的建构方式的独特性。首先,叙事策略的巧妙运用使女性形象更加饱满。其一,叙事结构中的线性叙事结构、“小说式”叙事结构、“戏剧式”叙事结构使红色经典改编剧在清晰的叙事脉络中展开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其二,叙事情节中的真实性与戏剧性的结合,史诗性、崇高性情节的设置使女性形象塑造更加典型;其三,叙事视角中的全知视角、第一人称视角的运用使观者在女性形象的视角中参与叙事,使女性形象具有透视性和真实性。其次,塑造女性形象的影像语言表达包括视觉语言、听觉语言以及蒙太奇手段三个方面。其一,红色经典改编剧中特有的音乐、音响以及镜头的运用,将女性人物的革命情感和革命精神表达的淋漓尽致。其二,象征蒙太奇、重复蒙太奇及心理蒙太奇手段则是将女性形象的创作手段进行美化,使镜头的过渡及叙事的衔接更加自然。第五章以女性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阐述红色经典改编剧中建构女性形象的价值意义。首先从社会价值的层面,女性形象的建构促进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女性话语权的提升。其次,从审美价值的层面,日常化革命叙事以及崇高化思想内涵是红色经典改编剧不同于其他电视剧类型的独到之处。第六章从红色经典改编剧中女性形象塑造目前存在的局限性入手,以期针对女性形象塑造中存在的“空壳化”“类型化”现象,提出尊重原着及建构具有时代精神的革命女性形象等可行性建议。

韩书庚^[6]（2019）在《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构式研究 ——以五十种白话报刊为中心》文中认为清末民初处于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过渡时期,语言现象丰富多彩,呈现出鲜明的过渡性和时代性。此阶段汉语的发展是渐进的、缓慢的,新旧并存形式较多。这一时期的白话是汉语发展历史上相当重要的阶段,其中白话的主要实践方式是以大规模白话报刊为主导。清末民初时期存在数百种白话报刊,语言通俗易懂,语料价值较高,对于研究清末民初的语言面貌及汉语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文选择《中国白话报》、《京话日报》等五十种白话报刊为语料来源,对其中存在的同素异序现象进行详细而深入地考察,我们借鉴构式语法理论将其称为同素异序构式,即由相同语素组成的可异序的构式。本文对此构式的共时面貌与历史演变等方面进行系统考察,同时还阐释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构式产生的动因,并就同素异序构式与辞书编纂进行探讨。除“绪论”和“结论”两个部分外,全文共分八章。“绪论”部分主要说明选题价值、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语料来源。选题价值方面,有助于汉语同素异序构式的系统研究;有助于清末民初这一过渡时期的语言研究,为汉语史的断代分期提供重要参考。研究思路方面,通过共时与历时、描写与解释、定量与定性、本体与应用等多维视角进行考察。第一章对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构式进行概述。首先对术语进行界定,使用“同素异序构式”这一术语的原因是试图用有限的格式说明复杂的语言现象。考察发现,同素异序构式在清末民初时期具有普遍性和能产性,其分布较为广泛,一方面体现在不同的结构类型上,另一方面体现在既有双音节同素异序构式,也有四音节同素异序构式。第二章为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构式语法考察。语法分析是同素异序构式考察的基础,对于两序的结构类型,大多数呈现出为“并列式+并列式”,这说明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构式以并列式为主,这是同素异序构式的原型范畴。其次为“偏正式+偏正式”,我们发现此类同素异序构式均为“定中式+定中式”,没有“状中式+状中式”,人们观察事物的角度和注意的焦点不同是造成双序均为偏正式同素异序构式的认知因素。其他结构类型还有“主谓式+动宾式”等类型。AB与BA的语法属性以相同为主导,实词类占据主导,分别是动词类、名词类、形容词类,其中动词类同素异序构式最多。虚词类只占极少数,并且仅限于副词类和连词类两类。少部分同素异序构式的语法属性相异,具体而言呈现出“动词性+名词性”语法属性的差异。第三章为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构式语义考察。同素异序构式的两序在意义上呈现出三种类型:等义同素异序构式、近义同素异序构式及相关义同素异序构式。等义同素异序构式指意义完全相同,且两序可进行替换的同素异序构式,在意义上占据主导位置。近义同素异序构式指AB与BA理性意义基本相同,而在语法意义或色彩意义上有些差别的构式;相关义同素异序构式指AB与BA的意义有一定联系,其中一式陈述动作行为,另外一式指称事物对象。清末民初不同的同素异序构式之间形成的语义场分为动作语义场、物象语义场、指人语义场、时间语义场、心理语义场、方位语义场等。其中以动作语义场为主。从语义角度而言A与B的素义关系按数量多少依次为同义、异义、类义、反义四类。第四章为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构式语用考察。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根据是否受到修辞因素的影响可为固定同素异序构式和临时同素异序构式两种类型;根据根据来源标准可分为本土同素异序构式和外来同素异序构式;根据时代标准分为承继同素异序构式和新生同素异序构式;根据双序使用的数量比较可分为两类,大多数以其中一序为主导,少数双序使用基本一致。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构式的语用体现出较为鲜明的时代性,这与此阶段处于汉语的过渡时期密不可分。第五章为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构式历时考察。通过对清末民初与近代汉语、现代汉语的同素异序构式进行比较,阐释汉语同素异序构式的历时发展规律。考察发现,清末民初时期由于承继了近代汉语的较多同素异序构式,因而两个阶段出现了许多共同出现的同素异序构式。同时,清末民初与近代汉语相比又新生了一些同素异序构式。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构式发展到现代汉语具体分三种类型:双序消亡;一序承继,一序消亡;双序承继。双序消亡有的是旧事物与对象的消亡引起,还有的是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引起表示同一概念的名称的改变。一序承继、一序消亡的稍占优势,这也从侧面说明清末民初语言的过渡性和不稳定性,消亡的一序主要集中在等义的同素异序构式上,历史发展必须淘汰其一,以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双序承继说明同素异序构式在汉语历史发展中具有连续性。从汉语史角度而言,汉语同素异序构式的数量呈现由少到多再到少的发展趋势。第六章为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构式个案考察。本章我们各选取名词、动词及形容词若干组具有代表性的同素异序构式进行考察。首先先阐释每组同素异序构式的共时面貌,然后从历时角度探讨同素异序词构式的形成时间、发展以及历时演变的规律。考察发现,双序承继的同素异序构式皆经过意义分化的发展阶段。第七章为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构式产生的动因。具体包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种。内部的因素具体表现在,复音化为同素异序构式的产生提供背景条件,同义语素大量共现,为同素异序构式产生提供物质基础,汉语不同构词法之间的转换为同素异序构式产生提供构词条件。同素异序构式的修辞因素包含押韵平仄的促动、作家的个人语言风格的影响等方面。外部的因素表现在,同素异序构式还与汉民族的对称性和联想式的整体性思维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构式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有的与封建社会有较大关联,还有的与文白转型有关。第八章为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构式与辞书编纂。清末民初时期作为同素异序构式大量出现的重要阶段,考察其在《汉语大词典》等辞书的收录情况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我们从丰富词条、订正释义、补充义项、提前书证、补充孤证等方面进行详细而深入地考察,以有助于相关辞书的编纂与修订。“结论”部分概括全文的主要观点。同素异序构式的大量存在是清末民初汉语过渡阶段的典型特征,这一构式在共时面貌和历时演变上具有重要的规律。从汉语史角度而言,同素异序构式呈现由少到多,再由多到少的阶段,呈现出由不规范到逐渐规范的发展趋势。最后指出本文研究的局限和今后有待研究的课题。

张健^[7]（2019）在《李渔《十二楼》词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十二楼》是明末清初小说家李渔所撰写的一部小说,它的语言既有明清的时代特征,又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现象。就其词汇而言,大量使用俗语词和熟语,通俗易懂,又有地方特色的方言词汇。各类词既有传承性,又不断发展,复音词比重加大,出现了大量的新词新义,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通过对《十二楼》文本分析,并做分词处理,把《十二楼》中的词汇进行较为全面的整理和分析。第一部分前言,对汉语词汇史以及《十二楼》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第二部分对书中所有词汇进行词性的分类,高频词的统计及其分析。第三部分对熟语、俗语的一个分析,重点对成语从时代性进行了分类讨论,修正、增补了《汉语大词典》中部分成语的出处。并穷尽性地例举了成语变化使用的情况。第四部分参考《汉语大词典》,对《十二楼》出现的新词新义进行归纳总结,并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对辞书的修订有一定帮助。

郭姝艳^[8]（2019）在《从话语分析视角探究《焦点访谈》的传播特点》文中认为《焦点访谈》作为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评论栏目,自1994年开播之日起,就开启了中国电视新闻评论的新时代,受到了来自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栏目不仅在舆论监督报道方面独树一帜,在重大主题活动报道、突发事件报道等方面也占据重要地位。二十多年来,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焦点访谈》也经历多次改版,逐渐形成了稳定的节目形态。由于媒介环境的变化,《焦点访谈》与最开始的节目相比较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在现今社会中,它又呈现出怎样的传播特点?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方面的改变以及这些改变为栏目带来的利弊有哪些?笔者带着诸如此类的问题投入到对《焦点访谈》的分析之中。本文运用新闻话语分析的相关理论对《焦点访谈》展开解读,沿用梵·迪克的新闻话语分析理论,对《焦点访谈》节目的文本作宏观结构、微观结构等文本分析,然后对《焦点访谈》话语的传播特点进行分析,最后对节目发展中出现的瓶颈问题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提出对策与建议。论文总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和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阐释,并说明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难点创新点;第二部分,对论文的分析主体《焦点访谈》和主要理论做一个综述,包括话语分析、新闻话语分析和本文如何应用这些理论方法;第三部分,对《焦点访谈》的节目展开话语文本分析,从语义宏观结构、图式超结构、微观结构到修辞与风格,分析具体的节目样本以得出结论;第四部分,从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表达几方面分析节目话语的传播特点;第五部分,根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总结其遇到的问题,并根据实际提出笔者的建议。

邹琪^[9]（2018）在《朱德研究史》文中研究指明“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对象是朱德研究,是朱德研究的发展史。朱德研究,是研究朱德一生历史的研究成果,对朱德生平和思想的研究都是朱德研究。本文对朱德研究进行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力图按照学术史本身的线索,来展现朱德研究的全貌。国内外目前都还没有“朱德研究史”的专着出版,这是朱德研究和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中的空白。本文以朱德研究为研究对象,旨在对从20世纪20年代至2016年的朱德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并探析朱德研究中的经验教训和规律,形成一部整体性的“朱德研究史”,希冀拓宽朱德研究的领域,弥补国内外朱德研究中的不足,这使本文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时,在纵向上,按时间顺序分析朱德研究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和经验教训;横向上,在特定空间、特定历史时期内,分析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朱德研究的代表作,对其特点、内容、得失进行理论分析。对每个时期的朱德研究,先概述其研究背景、总体状况,再对代表作进行个案研究,分析其内容、研究方法和成就,最后总体评述,总结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按此研究思路,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朱德研究概述。阐明研究的对象和意义,对朱德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分析朱德研究的现状,介绍文章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创新之处及研究意义,界定“朱德研究史”一些概念。第一章评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朱德研究（1920.8-1949.9）。这一阶段是朱德研究的萌芽时期。国外对朱德的研究,最早的主要散见于西方记者的着作。国内的朱德研究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初,主要是一些关于朱德实践活动的报道,如朱德领导红军的报道等。国内最早公开发表的关于朱德的文字,目前可查的是《简州顾品珍等来电》（《申报》1920年8月13日）。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报刊上发表的文章,20世纪30、40年代,研究朱德的专着开始出现,有关朱德传记的各种书籍广泛流传,如《朱德传》、《西战场的主将朱德》等。外国记者的着作中,影响较大的有《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北行漫记》等。这些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是朱德的传记,但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朱德的生平和轶事,是研究朱德的珍贵资料。第二章评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朱德研究（1949.10-1978.12）。这是朱德研究的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这一时期研究朱德的书籍开始较多地出版,大都是记述朱德崇高品德和传奇故事以及回忆性的作品。香港和台湾也出版了研究朱德的着作,如吴起、孟超的《红色人物论》、章民的《朱德》等。“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的严重影响,朱德研究陷于停滞,甚至倒退。从“文革”结束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只出版了少量的回忆性的着作。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以非常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栩栩如生的形象,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作。第三章评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朱德研究（1978.12-2016.12）。这是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朱德研究开始走向深入,大量有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着作不断涌现,最有代表性的是《朱德年谱》和《朱德传》的出版。这一时期香港和台湾朱德研究的代表作是顾则徐的《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这些研究成果,从朱德不同时期的生活片段到朱德传记的出现,从朱德生平介绍到朱德思想研究,使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并继续发展,为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关于朱德研究的学术活动比较活跃且规模较大,如:1986年12月的“全国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91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05周年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3年7月的“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6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10周年全国朱德生平与思想研讨会”、2006年12月“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5年6月的“朱德与抗日战争学术座谈会”、2016年4月的“纪念朱德总司令诞辰130周年论坛”、2016年8月的“一战成名——朱德与护国战争学术研讨会”、2016年12月的“朱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学术研讨会”等。这些学术活动积极推动了朱德研究的深入,反映了朱德生平和思想研究的基本趋向,使朱德思想生平研究跨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第四章评述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从朱德诞辰120周年以来,学术界从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对朱德的生平、思想以及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朱德研究的水平和现状。朱德研究取得了新突破,呈现出鲜明的特点。结语,总结90多年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对朱德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朱德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历史研究方法、辩证分析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历了 90多年发展的朱德研究的成果和研究过程进行梳理和评述,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为今后的朱德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推动朱德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通过研究,提供关于朱德研究成果的详实资料,使人们明辨资料的正误优劣,以正确的历史资料和思想资料,更好地学习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优秀品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罗旭^[10]（2017）在《蒲松龄传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蒲松龄以所着《聊斋志异》闻名于世,时至今日,在其家乡仍广泛流传着有关他的传说、轶事。蒲松龄传说的内容十分丰富,目前对其研究主要停留在搜集整理阶段,还未见专门研究的学术成果。本文以蒲松龄传说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法、田野调查法、类型归纳法、口头程式理论等方法进行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搜集整理传说文本,并进行分类,是对传说深入研究的基础。笔者通过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共搜集整理了蒲松龄传说85则,运用民间文学的类型归纳法,将其归纳为七大主题、七十六个类型;然后,运用民间文学的基本理论,分析蒲松龄传说所体现的民间立场,运用口头程式理论,分析蒲松龄传说对民间文学,尤其是对文人传说中常见主题、类型与情节以及固定套语和叙事结构的运用,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挖掘蒲松龄传说所蕴含的民间文学特色;最后,分析蒲松龄传说多方面价值,探讨蒲松龄传说的传承和传播情况。综上所述,蒲松龄传说基本涵盖了蒲松龄的一生,包括蒲松龄的出生与离世、才智与为人、教书与创作,以及蒲松龄与鬼狐等内容。因此,对蒲松龄传说进行研究,挖掘其所蕴含的民间文学特色,及其所具备的多方面价值,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包括文学史价值、传说学价值,而且对于蒲松龄传说的传承与传播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浙江“小家伙”山东打官司（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浙江“小家伙”山东打官司（论文提纲范文）

（1）英国来华传教士高葆真的文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国语辞典》（影印本）三音节词语释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二母争子”故事类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王安忆小说中的母女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5）红色经典改编剧中的女性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构式研究 ——以五十种白话报刊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7）李渔《十二楼》词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从话语分析视角探究《焦点访谈》的传播特点（论文提纲范文）

（9）朱德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10）蒲松龄传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浙江“小家伙”山东打官司（论文参考文献）

• [1]英国来华传教士高葆真的文化传播研究[D]. 姜剑. 浙江大学, 2020(08)
• [2]《国语辞典》（影印本）三音节词语释义研究[D]. 高秀丽.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二母争子”故事类型研究[D]. 秦婧.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9)
• [4]王安忆小说中的母女关系[D]. 孙煜乔. 吉林大学, 2020(08)
• [5]红色经典改编剧中的女性形象研究[D]. 李婷.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6]清末民初同素异序构式研究 ——以五十种白话报刊为中心[D]. 韩书庚.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7]李渔《十二楼》词汇研究[D]. 张健. 吉首大学, 2019(02)
• [8]从话语分析视角探究《焦点访谈》的传播特点[D]. 郭姝艳. 成都理工大学, 2019(02)
• [9]朱德研究史[D]. 邹琪. 扬州大学, 2018(12)
• [10]蒲松龄传说研究[D]. 罗旭. 广西民族大学, 2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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