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生产过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论文文献综述）
韩美琳[1]（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提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黄志[2]（2021）在《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纵观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技术创新一直是推动地区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是各国抢占国际竞争高地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计算机运算能力和运算速度大幅提升以及算法有效性取得极大突破,人工智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迅速将人类社会送入了智能时代,加速改变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基于此,世界各国纷纷围绕人工智能展开了新一轮角逐,美、日、德、法等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扶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以期借人工智能之势在新的历史时期抢占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就中国而言,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受到党中央的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0月31日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在2018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2019-2020年,进一步强调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媒体、教育、社会治理以及疫情防控等领域深度融合。届此,中国的人工智能及其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踏上了新征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进步,在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各种有形（机器人）和无形（算法、系统等）的技术创新。那么,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通过什么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索洛悖论”是否存在?从长期而言,是否会使经济呈现指数级增长趋势?从国际层面而言,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渗透是否会进一步扩大未来南北差距?围绕人工智能的这一系列问题具有相当重要性,但目前尚未有系统性研究,甚至在一些方面仍存在研究空白。为此,论文以经济学为主,结合计算机科学、哲学、数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综合运用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按照“总-分-总”的结构谋篇布局,以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论文主要内容如下:总论部分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详细阐述理论基础以及清晰刻画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基础上,探析了人工智能在向经济社会渗透过程中表现出的四大经济效应:智能渗透效应、边界延展效应、知识创造效应和自我深化效应,并对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主要因素（劳动、资本和生产技术）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四大经济效应作用于劳动、资本和生产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提出由劳动渠道、资本渠道和生产率渠道三条渠道构成的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总体分析框架。分论部分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逐一探讨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资本渠道和生产率渠道。此外,由于数据不可得,无法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来识别人工智能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理论层面,进一步探讨了人工智能对长期经济增长以及未来南北差距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第一,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能够显着促进经济增长,长期经济增长甚至存在指数级增长的可能。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技术进步最显着的技术创新,与传统技术创新相似,能够为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源泉,显着推动宏观经济增长。但与传统技术创新不同的是,人工智能能够通过实现自动化知识生产,为经济提供更强的增长效应,长期而言,如果智能自动化技术进步与新任务边界延展规模一致,经济将实现指数级增长。但不容忽视,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会经历导入阶段、拓展阶段和成熟阶段等阶段的积累和调整过程。因此,人工智能并非一开始就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效应。人工智能具有“当代与未来贯通的长期性”,经过导入阶段的积累和调整过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才得以显现,长期而言,经济存在指数级增长的可能,但同时伴随着南北差距的扩大。自主创新成为缩小未来南北差距的关键,而提升欠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效率仅能够缓解南北差距扩大的趋势。第二,人工智能的发展伴随而来的是劳动力从机械化、知识创造性低的工作和既定程序的开放型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新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要求不断提升,带来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扩大和实际工资水平提高,进而对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推动作用。劳动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之一,劳动渠道主要通过劳动就业路径和劳动收入路径促进经济增长。从劳动就业路径而言,人工智能能够将劳动力从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创造新的就业需求,拉动劳动力就业,推动经济增长;从劳动收入路径而言,人工智能能够带来更高的劳动收入水平,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显着的正向效应。目前,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工作任务标准化、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提升以及智能渗透引致就业均能缩小技能收入差距,技能收入差距并未呈扩大趋势,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尚处于拓展初期,边界延展对技能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并未得到完全释放,未来仍然存在技能收入差距扩大的潜在风险。另外,人工智能在与经济社会渗透过程中同样潜伏着风险和挑战,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会带来智能机器挤出劳动就业,降低劳动收入水平,并加剧收入不平等,进而抑制经济增长。只有经过导入阶段的调整和技术积累,人工智能的经济增长效应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第三,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的快速渗透将吸引更多的资本积累,增加资本投资,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支撑作用。资本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渠道,而这一渠道主要通过资本积累路径和资本结构路径发挥作用。就资本积累路径来看,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人工智能资本增加的同时挤出传统资本,由于增加的人工智能资本难以弥补挤出的传统资本,进而资本积累下降,抑制经济增长,但经过导入阶段的调整和技术积累,人工智能能够吸引更多的资本投资,增加资本积累,且增长幅度大于下降幅度,进而资本积累总体呈上升趋势。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尚存在较大空间,通过增加资本积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就资本结构路径来看,受行业工作任务特征的影响,人工智能的渗透难度存在行业差异。由于产品生产部门智能渗透相对容易,将吸引大量人工智能资本和部分传统资本流入,而服务部门智能渗透难度大,该部门新增的高技能岗位将吸引大量传统资本流入。在两种资本的流动过程中,无论是产品生产部门大量采用人工智能资本替代劳动力,还是服务部门部分采用人工智能资本替代劳动力,传统资本与高技能劳动力相结合进行生产,都将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第四,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突破“索洛悖论”的怪圈,显着提升技术效率,最终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力量源泉。生产效率是除劳动和资本外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渠道,而这一渠道包括技术进步路径和技术效率路径。但实证发现,生产率渠道主要通过技术效率路径发挥作用,技术进步路径的作用并不显着。具体而言,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促进技术传播和扩散、科学发现与发明以及技术革新和改进等的作用并不显着,难以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实现经济增长。但能够提升其他生产要素间衔接配合的契合度,补充或增强传统生产要素,带来微观主体的管理方式、社会管理方式以及经济社会组织运行的模式不断改革,改善要素质量与配置效率,进而驱动经济增长。然而,人工智能并非一开始就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同样需要调整和技术积累的过程。人工智能在导入阶段,由于“索洛悖论”的存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但随着人工智能在行业应用的逐渐成熟,“索洛悖论”将消失,全要素生产率显着提升,且提升幅度大于前期的下降幅度,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最后对论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就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另外,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多角度、综合系统地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三条渠道,补充和拓展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围绕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已有研究往往直接指出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而缺乏作用机理分析,或者从某一方面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缺乏多视角、综合系统的研究。本文基于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从劳动、资本和生产率等多角度出发,综合系统地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拓展了已有的相关研究:（1）劳动渠道。人工智能的发展伴随着劳动力从机械化、知识创造性低的工作和既定程序的开放型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带来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扩大和实际工资水平提高,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将带来技能溢价,加剧收入不平等,进而抑制经济增长。（2）资本渠道。人工智能能够增加资本积累,带来人工智能资本和传统资本在行业流动,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3）生产率渠道。人工智能在行业的应用过程中能够提升其他生产要素间衔接配合的契合度,补充或增强传统生产要素,带来微观主体的管理方式、社会管理方式以及经济社会组织运行模式不断改革,改善要素质量与配置效率,进而驱动经济增长。第二,考虑了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从理论上科学、全面地认识了人工智能在渗透融合的不同阶段对经济社会的风险与机遇。人工智能向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会经历从导入到不断成熟的过程,因此,其对经济社会的作用效应也将存在阶段差异。Hémous&Olsen（2015）、王君等（2017）等研究注意到了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和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但在人工智能的其他相关研究中并未受到重视。因此,围绕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已有研究均未考虑人工智能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进而忽略了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的调整过程,而调整过程往往伴随着风险与挑战。因此,缺乏这一考虑,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出现偏差。本文将人工智能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引入分析过程,分析了人工智能在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的不同阶段通过作用于劳动、资本和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明确了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阶段存在性。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既有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第三,从行业层面出发,探索出了一种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方法,弥补了目前人工智能相关研究在数据选择上的不足。受相关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国内围绕人工智能的实证研究较少,已有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工业或制造业机器人数据进行研究,并不能全面反映人工智能在整个国民经济行业的渗透情况,得到的结论存在片面性。本文采用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基于本文对人工智能的界定,分别以“人工智能”“算法”“专家系统”“机器人”为关键词,在Patenthub专利汇全球专利数据库搜索专利数据,将重复的数据进行剔除,并将得到的人工智能专利数据根据三个层次分入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第一个层次:按国际专利分类（IPC）主分类号归类;第二个层次:难以按IPC号分类的专利数据按照《国际专利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归类;第三个层次:剩余的专利数据按用途划分。最后形成2003-2018年19个行业人工智能专利绝对量的面板数据。这一数据清晰地反映了人工智能在不同行业的渗透情况,以及对不同行业产生的影响效应。基于此,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的经济效应,克服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在人工智能代理变量选取上的不足。
顾伟忠[3]（2021）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增长路径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5G网络、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以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正席卷世界,全球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在数字经济的催化下,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层出不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空间,注入了新动能。我国正处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转换增长动能、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期。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站在数字经济时代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交汇期,“理顺经济发展内在逻辑和把握经济增长关键抓手”是我国在经济发展新时期的必答题。本文按照“提出问题—剖析问题—机制分析—模型构建—解决问题—提出建议”的研究路径展开,工作内容如下:研究背景和理论基础:论文第1章和第2章。主要包括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思路、创新之处、文献综述以及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理论和机制分析等内容。本部分首先抛出“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增长路径转型研究”这一主题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基于现实需要和学界研究脉络阐述本文研究主题具有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在此基础上开展文献综述,以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路径转型→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路径关系为思路聚焦相关经典文献,在说明本文科学性的基础上突出研究必要性,并阐述了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以及创新之处。同时,为能清晰界定本文研究边界,梳理已有理论并总结了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内涵、数字技术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系、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增长路径转型的抓手和路径等内容,为本文后续的数理模型构建、实证研究作基础铺垫。最后,从理论研究角度,基于传统的C-D模型,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特色背景,以优化模型分别分析了传统经济和数字经济系统稳态,得出数字经济稳态更优的结论。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论文第3章至第6章。本部分研究层层深入,一是率先基于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在动态视角下研究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发现数字经济对经济总量增长具有较强支撑作用,并且能够与消费需求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形成正向反馈循环机制,从而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产生积极影响。二是通过构建TVP-VAR、PSTR等模型从多维度聚焦新旧动能发展特征的比较并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为抓手突破数字应用落地和充分利用传统经济基础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三是基于以上研究,从数字经济自身增长机理切入,探索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本部分从宏观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包含生产、消费、政府三个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并通过数理模型解释不同类别的数字技术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差别。进而,通过构建非线性MS-AR模型刻画数字经济发展的路径与趋势。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自身发展路径复杂,针对不同层次的数字技术与使用对象,要采取差异化的实施手段和建设规划,数字经济主要从改变发展方式、增长结构与动能转换三个途径助力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结论和展望。第7章基于前文研究内容,系统梳理全文研究脉络,结合理论研究、机制分析、数理模型分析、现状分析及实证分析等研究结果,对前文得出的结论进行总结、提炼与深化,并提出论文可能存在的不足,最后做出研究展望。本研究梳理了数字经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总结了我国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增长的发展现状,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改进的索洛-斯旺模型和一般均衡模型,指出数字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以及政府采用多种方式支持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可能产生的政策效果。据此提出面向数字时代我国加快经济增长路径转型的有效路径,可以为不同地区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推动高质量、高效率的经济发展提供数理参考和量化依据。
张鷟[4]（2021）在《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双重意蕴》文中指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理论基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生产力既是一个贯穿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概念,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因而使得生产力的内涵十分丰富。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的研究,占主导地位的见解是:他们的生产力观是科技生产力观,其主要依据是马克思曾说过“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这可以看作是他们生产力观的显性逻辑线索,即他们生产力观的第一重意蕴;但通过文本梳理便会发现,他们生产力观也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或者简称为生态生产力方面的思想,如马克思将“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因而可以将其看作是他们生产力观的隐性逻辑线索,并且在他们生产力观中更具有核心的、基础性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他们生产力观的另一重意蕴。两条逻辑线索互相影响、互相塑造、互为补充,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呈现出清晰的理论轮廓与丰富的理论内涵。只有完整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态生产力观这一意蕴,才能对他们生产力观做出更为科学的理解和阐释;同时也只有正确地理解生态生产力观在他们生产力观中的基础性、核心性地位,才能真正地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理论体系的终极价值关怀——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当前,在全球各国生产力发展陷入瓶颈期和全球性生态危机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性日益突出的发展现实下,深入挖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产力观,对于在当代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打破生产力发展的瓶颈期和降低生产力发展的生态限制,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基于此,本文除绪论外,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内在逻辑与历史生成。本部分首先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关文本的梳理,对他们生产力观的双重意蕴进行了界定。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文本中多次明确阐述了科学技术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并认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因而本文将科技生产力观称之为他们生产力观的显性逻辑线索,主要表现在科学技术同生产劳动、科学技术同资本主义批判以及科学技术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上。其次,在对相关文本和论述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驳斥了部分国内外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是缺乏生态关怀的“技术决定论”观点。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明确使用过生态生产力概念,但通过梳理发现,他们的生产力观是与自然环境紧密相连的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蕴的理论,本文将之称其为他们的生态生产力观,并构成了他们生产力观的隐性逻辑线索,主要表现在生态生产力与生产劳动、生态生产力与资本主义批判以及生态生产力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上。最后,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历史生成,主要阐述了他们生产力观双重意蕴的内涵,并分析了这双重生产力观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与个人条件,从而使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他们生产力观的理解。第二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历史演进。本部分在文本分析考察的基础上,深入梳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科技生产力观与生态生产力观两条逻辑线索的历史演进轨迹,对两条逻辑线索的各个发展阶段进行了概括总结。一方面,认为他们科技生产力观有三个发展阶段,即:第一阶段是对科技在工业生产中的推动作用与科技异化的初步认知,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现状》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文本中;第二阶段是对科技异化的深入分析与提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论断,主要体现在《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等文本中;第三阶段是对科技整体效应的全面考察与科技生产力观的系统概括,主要体现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与《资本论》之中。另一方面,认为他们生态生产力观也有三个发展阶段,即:第一阶段是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及其二者矛盾的基本认知,主要体现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伍珀河谷来信》、《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文本中;第二阶段是对人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的初步论证,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第三阶段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与提出“自然生产力”概念,主要体现在《资本论》及其手稿和《自然辩证法》等文本中。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演进阶段的详细考察之后,他们生产力观的双重意蕴就呈现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论轮廓。第三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主要内容。首先,就科技生产力观而言,其主要内容总体表现为其生产力促动效应与异化效应的统一。具体表现为:其一,科学是以知识形态为基本特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其二,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其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其次,就生态生产力观而言,其主要内容总体表现为对外部自然之于人类生产发展的前提性与基础性的肯认。具体表现为:其一,外部自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要前提;其二,自然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天然基础;其三,自然界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创造的天然源泉;其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和人与人的和解就是要发展生态生产力。最后,本章阐述了科技生产力观与生态生产力观的内在关联,认为两条内在逻辑线索绝非相互对立的关系,生态生产力观更非是对科技生产力观的否定,而是互相影响、互相塑造、互为补充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而构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的整体性视阈。第四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当代中国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产力观在当代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被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所继承与发展,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一方面,他们科技生产力观的影响相对来说更为突出,在国内先后形成了毛泽东的“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论断、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江泽民的科技创新和“科教兴国”战略、胡锦涛的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习近平的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态生产力观在国内先后形成了毛泽东的绿化祖国思想、邓小平的生态治理思想、江泽民的“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论断、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的“两山”理论。可以说,这些思想和理论都是在今天的时代背景、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观的传承、丰富与发展。第五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重要价值。当前,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生产力发展陷入“瓶颈期”和面临的生态限制愈益突出的发展现实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产力观既为当代中国和世界各国发展科技生产力,从而为生产力发展注入新增长动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与理论支撑,也为当代中国和世界各国发展生态生产力,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生态恶化对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实现更高水平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与理论支撑。
刘宁[5]（2021）在《面向智能互联时代的中国工业设计发展战略和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正在经历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根本改变,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及我国均已将创新驱动、提质增效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近年来,随着一大批创新型企业的兴起（如苹果、小米、海尔、特斯拉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技术能力和市场能力构成了经典创新耦合模型的基础,但除此之外,还存在第三种创新驱动模式——设计驱动型升级。自2000年起,众多国家制定了国家层面的设计政策与发展体系,其中,不乏将设计产业政策作为国家战略选择与政策制定的关键部分。因此,在此时代背景下,工业设计如何演变和进化,以及我国未来5-10年,工业设计相关国家战略的前瞻探析和实施路径的科学选择是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案例研究、溯因研究、系统分析等方法,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设计学等多方面、多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文章首先分析了国际国内工业设计发展的现状及趋势,总结了我国工业设计正在发生的三方面深刻变化,即创新属性、创新关系、创新业态。由此,提出了在我国传统设计服务向设计产业转变和升级这一重要论点。进而,明确界定了工业设计产业的概念、特征,并基于发展社会学、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范式与范式转变的机会窗口、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等,通过钻石模型、SWOT分析,结合阿里巴巴、小米、方太等实际案例,解析了如何推动设计服务向设计产业转变,以及如何构建我国工业设计发展的新阶段,即在智能互联为产业发展趋势的背景下,着力构建设计创新力的新属性、创新驱动力的新生态、社会发展力的新关系、国际影响力的新姿态等战略。最后,具体规划了战略实施路径,其一,建设创新型公共服务平台,包含创建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建设工业设计产业互联网平台两个部分。其二,产出工业设计标志性成果,包括成立并发展世界设计产业组织、持续举办世界工业设计大会、继续举办国家工业设计奖等。其三,开展工业设计人才培养工程,包括建设设计开放大学、实施工业设计领军人才计划、开展设计人才能力素质评价等。其四,提升工业设计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包括实施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行动计划、实施设计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计划两个部分。本次研究遍览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分析总结全球20多年工业设计发展历程,紧扣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时代浪潮,并基于产业发展理论,提出我国未来工业设计的发展战略及实施路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应用价值。
邹健[6]（2021）在《历史唯物主义生态价值观研究》文中认为生态问题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羁绊。20世纪下半叶,受人类中心主义等价值取向的影响,生态问题的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扩大,危害和力度进一步加深。为此,必须确立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基调的生态价值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生态价值观,来客观评价人类自身决策与行为的得与失。历史唯物主义生态价值观是围绕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普遍性、基础性和现实性问题来展开,并用哲学视角进行分析总结而成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它以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思想的演进为发展脉络,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生态的客观规律为准则,以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为核心内容,以社会可持续发展、人类永续发展为落脚点,旨在推动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进一步探索实现人类社会发展新模式的一种科学价值取向。文章通过纵向探究历史唯物主义生态价值观的发展历程以及横向探索其形成的条件以及内涵、特征,来论证其产生、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重要性。文章首先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态价值观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进一步就其形成条件、发展阶段进行了探索,旨在阐明其产生的必然性及存在的合理性。历史唯物主义生态价值观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严峻的生态危机与社会阶级矛盾以及近代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并在扬弃机械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生态价值观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以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发展史为线索,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为蓝本,可以将历史唯物主义生态价值观的发展与演变归纳为萌芽期、形成期、成熟期与发展期四个阶段,以此来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生态价值观发展的历史规律。其次,探讨了历史唯物主义生态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与特征。历史唯物主义生态价值观包含着一个价值立场、一套价值尺度和一个价值目标。一个价值立场是指尊重自然的基础性与先在性,承认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对象性关系,重视人的主体性与实践的中介作用的价值立场。一套价值尺度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上包含自然的稳态发展与社会物质变换的合理性两个维度,微观上包括人的内在和谐与劳动的自由自觉性两个方面,是一套衡量人与自然是否和谐共生的价值尺度。一个价值目标是指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形态,具体包括自然力的可持续发展,政治制度的生态化变革,精神文化的生态化转向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生态权益的尊重与维护。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生态价值观的内容可以提炼出以下特征,即实践唯物性、批判超越性、系统整体性、循环持久性与人文性。最后,探讨了历史唯物主义生态价值观的意义及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论启示。就意义而言,历史唯物主义生态价值观揭露了当下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实践和道德领域深化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并在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极端自然中心主义的基础上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价值选择。就实践启示而言,它为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而具体的方法论指导。具体来看:在经济领域,要变观念、调结构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物质基础;在制度领域,要完善制度和法律设计,为生态文明建设持久护航;在精神文化领域,要发展生态文化,同时要加强教育引导,提高大众的生态道德意识、生态法制与生态消费观念;除此之外,在生态问题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还要强化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协作,共同应对生态环境问题,引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之,历史唯物主义生态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凝结,是人类哲学发展史的必然产物,是回应也是解决现实生态问题的必然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它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也有利于推动全球性的生态问题的解决并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起到重要的指导意义。
侯宪利[7]（2020）在《“互联网+”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文中提出“互联网+”深刻地变革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和交往方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哲学变革。在人类社会这场数字化变革的进程中,互联网实现了由最初作为“工具型应用”的“+互联网”到作为“构成社会基本生产组织要素”的“互联网+”的跃升,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重构了以共享经济为特色的网络时代新型生产关系,拓展了人类生存和交往的新时空,形成了“开放、创新、普惠、共享、自由、平等、包容”的互联网核心价值理念,有力地推动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人类社会这场全面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互联网重构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和人与自我的关系,变革了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互联网+”所体现的哲学理念是对传统工业社会价值理念的批判,重构了信息社会重要的时代精神。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尤其是“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非常有必要进行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互联网转向”:把“镜头”对准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带来的诸如思维与存在、现实与虚拟、技术与人文、自由与必然、主客体的融合重构、人类解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现实的哲学问题,并在回答这些问题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人向人的本质的全面回归”,推动“人类解放”。“互联网+”首先是一种新型生产工具,由劳动者和“互联网+”相结合形成新的生产方式——网络生产方式,是人类有史以来第四代生产方式,其最大特点是劳动者与机器分离的“分离生产方式”。这种“分离生产方式”是一场全新的颠覆性革命,将给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当下的产业转型升级带来史无前例的影响。伴随着“互联网+”的深入推进和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不断升级,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泛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综合利用,互联网已逐步由最初作为一项技术的“信息沟通工具”上升为全新的“生产要素”和“技术、生态平台”,已经由消费领域深入到生产领域和文化生态领域。“互联网+”多维度地推动了互联网由“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生态互联网”和“价值互联网”的跃升,“互联网+”由此逐步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传递方式,重构了新的生产力要素和网络时代的新型生产关系,使信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数字化转型,催生了互联网哲学理念,促进人类社会由“传统大机器生产”的工业社会向“现代科技智慧型生产”的信息智能社会转变。“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变革既是“重大的现实问题”,又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本文通过对“互联网+”对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变革的考察和研究,探寻“批判的互联网”对传统工业社会现代性的批判价值,并通过对“互联网的批判”研究,剖析互联网哲学思想的核心价值内核,规避互联网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倡导东西方文明在互联网时代的交融互鉴,以互联网生态化的多维思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重构网络时代“开放、共享、包容”的全球人类核心价值观,力图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借鉴。
郭建辉[8]（2020）在《中国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研究 ——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当前,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快速发展,成为我国金融领域的一种新的模式和业态,并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经历了最初的银行电子化和网上银行阶段,互联网金融业务模式更加丰富完善,创新能力更强,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的作用更大。从业务规模上看,互联网金融在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日益提升的背景下,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发展规模越来越大;从业务结构上看,互联网金融包括网络银行、第三方支付、网贷、众筹、征信、互联网保险、互联网证券等多种模式,当前已经涵盖了银行、证券、保险、理财、支付、基金、征信等多个领域的业务;从覆盖范围上看,互联网金融已经渗透到经济中企业和居民金融活动的方方面面,特别是第三方支付,成为人们日常衣食住行、购物消费、旅游休闲、航空酒店、医疗教育等方面的重要支付方式,大大提升了支付结算的效率,同时互联网金融跨越空间的优势,消除了地域的障碍,使农村地区和边远贫困地区享有平等的金融权;从政府层面上看,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由放任转为支持鼓励和规范监管。可以看出,互联网金融在我国社会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当前我国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之间还存在以下突出问题:一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1）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主导下的金融体制经过不断改革和完善,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但仍然存在缺陷,如直接融资规模较小、创新能力不足、经营效率低下、金融服务质量不高、农村地区和偏远贫困地区金融资源匮乏。当前更多的金融资源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融资难和融资贵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瓶颈。二是我国金融供给不能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在我国GDP总量跃居世界前列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经济宏观与微观领域对金融有着“旺盛”的需求。从微观层面来看,实体经济中企业和居民交易活动对金融服务有着高质量的需求,边远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有着享有金融发展“红利”的需要;从宏观层面来看,政府同样需要金融体系供给一种新的模式与业态,推动和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可以看出,当前我国金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三是我国互联网金融在发展中,存在着“脱实向虚”的趋势。一些互联网金融企业以谋求上市为追求和目标,“圈钱”特征明显,互联网金融网贷企业在“唯利是图”的驱使下,偏离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向和宗旨,并自我循环,导致问题频发,使实体经济发展“供血”不足。抛开社会上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热捧”,回归理性的角度,互联网金融本质属性仍然是金融,其只有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导向和目标,才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深化了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弥补了国有金融主导下金融体系的不足,提升了实体经济中企业和居民的支付结算效率,拉近了实体经济中资金供求双方的距离,降低了交易成本,缓解了金融压抑,极大地丰富了中小微企业、社会上创业型和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拓展了金融对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的覆盖,满足了社会个性化的金融需求,提升了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效率。因而,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企业转型升级深入推进和中美贸易摩擦加大的形势下,研究和分析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进行分析和研究。互联网金融具有货币的功能、信用的功能和虚拟经济的特性,其深入到实体经济中,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壮大的过程,与马克思所论述的货币、资本与物质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相结合,通过货币流通和资本循环创造价值利润与社会财富是一脉相承的。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壮大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提升,其虚拟经济的趋势更加凸显,同时借助信用的推力,其“脱实向虚”和自我膨胀的特性加大,进而带来马克思所描述的投机活动和经济危机,因而必须加强对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监管,促进经济稳健可持续发展。本文对互联网金融和实体经济进行了明确的界定,给出了两者的定义,这使后续的研究有了立足点。论文以我国目前经济总量持续增加和居民收入水平日益提高为背景,回顾了我国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演进过程,分析了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逻辑和路径,并进行了实证分析。论文阐述了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在对我国和欧美发达国家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互联网金融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绪论部分。这一章共分为四个部分,对本篇论文的框架进行引导说明,分别是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方法、基本思路与框架结构、论文创新与不足。通过对互联网金融及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背景和意义的介绍,提出了研究的方向,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是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主要包括互联网金融理论追源与梳理、互联网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定义界定、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三个方面,这一章主要阐述研究的理论基础,对文中使用的概念进行定义和表述,对相关文献进行评述。第三章是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演进。本章首先对互联网金融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学进行解析,随后重点分析了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三个演进阶段,揭示了演进发展过程中具有的特征,同时指出了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形成的显着模式,构建了互联网金融在实体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清晰路线。第四章是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逻辑分析。本章从互联网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和市场中金融供给与需求的现实矛盾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互联网金融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其具有过度虚拟化产生的“脱实向虚”趋势与现象。在现实中,实体经济“旺盛”需求与传统金融体系供给缺陷的矛盾显着,因而互联网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中必须合规运行与防范“脱实向虚”。内生与外生条件在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中起了重要的驱动作用,并促进了市场中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五章是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路径与效应。本章首先指出了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具有的显着优势。在这一优势的助推下,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通过四个路径得以实现。互联网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外部的正效应和负效应,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对正效应的引导,做好对负效应的规制。第六章是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本章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构建起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析模型,确立了模型指标选取的原则,选取了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8年第四季度共48个季度的数据进行量化。在此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对模型做统计检验,测算互联网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得出互联网金融对实体经济影响的相关值与结论。第七章是国外经验借鉴与对策建议。本章主要通过分析美国、欧盟以及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特点,提出了对我国的有益借鉴和启示。在通过对国内和国外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对策和建议:即强化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软硬件基础建设、加强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全过程监管、完善政策体制引导互联网金融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李惟瀚[9]（2020）在《新时代我国共享经济发展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文中研究指明从古至今“共享”一直以来是中华民族的美好愿望和目标追求,亦是共产党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目标导向。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速度不断加快,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质量不断提升,一方面使得人们有强烈的向更高层级发展自己的愿望,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伴随着不断出现新的难题,面临着新问题、新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主要矛盾也转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理论层面,不充分、不平衡的主要现状使得共享发展理念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在经济层面,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新技术新发明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共享经济正逐渐走入人们的生活,并展现出强大的发展潜能,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新潮流。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在共享经济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因此,如何使共享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共享理念,在理论与现实层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进行了全面总结和分析,然后结合社会实践对共享经济进行了思考和探索。第一部分,首先通过文献综述法,在原着中解读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从理论渊源、形成过程、主要内容等方面阐述马克思共享思想,接着梳理中国对马克思共享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呼吁共享经济的出现;其次,论述共享经济的理论基础,从它的内涵、特征等方面阐述,进一步指出共享经济的出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同时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第二部分,从时代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阐述新时代下发展共享经济的必要性,指出共享经济的发展是时代的要求,是现实的要求。第三部分指出目前我国共享经济在政府监管、法律体系、从业人员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分析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最后一部分从加强政府监管、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共享意识等方面提出解决策略,并且从共享经济与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相结合、与鼓励创新创业相结合、与第三产业升级相结合、与共享发展理念相结合四个方面来探索在新时代背景下共享经济发展的策略构建。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推进理论,本文对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共享经济进行探索性研究,找出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以期为共享经济找到理论支持,为其发展提供帮助。
邢乐乐[10]（2020）在《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关系中最基本和最基础的关系。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开创性地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等重大政治论断,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对待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科学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多维度地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命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重要论述不仅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石和核心内容,也为深刻回答新时代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了根本指导。因此,从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地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地位来看,对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加以系统深入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石,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十分重视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增进环境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在构建生态新格局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作了一系列科学论述,并在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强调人类应该在敬畏和尊重自然的前提下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新局面。在超越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中遵循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和谐与共生逻辑。这一重要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及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思考。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不仅为建设美丽中国、为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生态化、绿色化的方案和智慧,也为解决全球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实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跃升到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因此,研究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无法绕开的一项重要议题。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蕴涵丰富。在理论基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阐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肯定了劳动在人与自然互动过程中的重要性,并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了无情地揭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前几届国家领导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探索和深化认识,提出了合理利用资源、控制人口增长、重视科学技术等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地位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以及西方学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也为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提供了深厚的理论铺垫。在形成过程方面,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经历了“孕育起步”到“生成定型”再到“丰富完善”三个阶段,通过对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形成过程加以梳理,不仅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历史经验,也能进一步为深化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历史视野。在主要内容方面,通过对生态文明观、和谐共生观、环境民生观、自然价值观、生态法治观的具体阐述和逻辑展开,深化了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蕴涵的科学体系和丰富内容。在本质特征方面,从人与自然共生性和生态与文明共进性相统一、严密的逻辑体系与丰富的话语体系相统一、浓郁的民族特色与博大的世界情怀相统一、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深切的民生愿景相统一等层面出发,深刻揭示了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本质特征;在价值意蕴方面,从四个维度入手,阐述了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意蕴,深刻领会了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凝结的时代智慧。在实践推进方面,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新格局,则需要以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为指导,全方位的以多种实践路径展开实现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中国之治”,才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二、社会生产过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社会生产过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论文提纲范文）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 2.1.1 高质量发展 |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 2.2.1 方向动力 |
| 2.2.2 政策导向 |
| 2.2.3 模式选择 |
| 2.2.4 可行路径 |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4.1 问题表现 |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 4.2 症因探析 |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 |
| 1.2.2 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1.2.3 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1.2.4 研究述评 |
| 1.3 内容结构、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内容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技术创新 |
| 2.1.2 人工智能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技术创新理论 |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 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 |
| 3.1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 |
| 3.1.1 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 |
| 3.1.2 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 |
| 3.1.3 国内人工智能发展趋势 |
| 3.2 人工智能的四大经济效应 |
| 3.2.1 智能渗透效应 |
| 3.2.2 边界延展效应 |
| 3.2.3 知识创造效应 |
| 3.2.4 自我深化效应 |
| 3.3 经济增长的三大影响因素 |
| 3.3.1 劳动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要素投入 |
| 3.3.2 资本是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实现途径 |
| 3.3.3 生产技术是加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
| 3.4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渠道 |
| 3.4.1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 |
| 3.4.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渠道 |
| 3.4.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渠道 |
| 3.5 本章小结 |
| 4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 |
| 4.1 分析基础 |
| 4.1.1 高低技能劳动者的厘定 |
| 4.1.2 基本理论假设 |
| 4.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就业路径 |
| 4.2.1 智能渗透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
| 4.2.2 边界延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
| 4.2.3 就业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收入路径 |
| 4.3.1 智能渗透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
| 4.3.2 边界延展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
| 4.3.3 收入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4 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路径的实证检验 |
| 4.4.1 研究设计 |
| 4.4.2 人工智能影响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的实证检验 |
| 4.4.3 人工智能、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4.4.4 长期效应分析 |
| 4.4.5 作用渠道检验 |
| 4.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影响经济增长 |
| 5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渠道 |
| 5.1 分析基础 |
| 5.1.1 资本积累与资本结构的概述 |
| 5.1.2 智能渗透的行业差异 |
| 5.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积累路径 |
| 5.2.1 智能渗透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
| 5.2.2 边界延展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
| 5.2.3 资本积累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结构路径 |
| 5.3.1 智能渗透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3.2 边界延展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3.3 资本结构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4 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路径的实证检验 |
| 5.4.1 研究设计 |
| 5.4.2 人工智能影响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的实证检验 |
| 5.4.3 人工智能、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5.4.4 长期效应分析 |
| 5.4.5 作用渠道检验 |
| 5.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影响经济增长 |
| 6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渠道 |
| 6.1 分析基础 |
| 6.1.1 全要素生产率的解构 |
| 6.1.2 基于“生产率悖论”的争议 |
| 6.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路径 |
| 6.2.1 智能渗透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2 知识生产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3 自我深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4 技术进步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路径 |
| 6.3.1 智能渗透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2 边界延展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3 自我深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4 技术效率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4 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路径的实证检验 |
| 6.4.1 研究设计 |
| 6.4.2 人工智能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
| 6.4.3 人工智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6.4.4 长期效应分析 |
| 6.4.5 作用渠道检验 |
| 6.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影响经济增长 |
| 7 进一步分析——人工智能、长期经济增长与未来南北差距 |
| 7.1 分析基础 |
| 7.1.1 技术创新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变化路径 |
| 7.1.2 基本理论假设 |
| 7.2 人工智能与长期经济增长 |
| 7.2.1 基本模型构建 |
| 7.2.2 模型分析 |
| 7.2.3 分析结论 |
| 7.3 人工智能发展与未来南北差距 |
| 7.3.1 基本模型构建 |
| 7.3.2 领先国家 |
| 7.3.3 追随国家 |
| 7.3.4 模型分析与结论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基本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增长路径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研究文献分析 |
| 2.1.1 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共词分析 |
| 2.1.2 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增长主要研究内容分析 |
| 2.2 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综述 |
| 2.2.1 经济增长内涵文献综述 |
| 2.2.2 经济增长方式文献综述 |
| 2.2.3 经济增长测度方法文献综述 |
| 2.3 经济增长路径转型的文献综述 |
| 2.3.1 经济增长路径文献综述 |
| 2.3.2 经济增长路径转型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
| 2.4 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路径的文献综述 |
| 2.5 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增长路径转型的理论基础 |
| 2.6 数字经济系统稳态的理论分析 |
| 2.6.1 传统经济背景下的经济系统稳态分析模型优化 |
| 2.6.2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经济系统稳态分析数理模型构建 |
| 2.6.3 两种背景下的经济系统稳态比较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经济增长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动态关联性分析 |
| 3.1 向量自回归模型构建 |
| 3.2 经济总量与数字经济发展 |
| 3.3 经济活力与数字经济发展 |
| 3.4 经济效率与数字经济发展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增长新旧动能的动态效应 |
| 4.1 经济增长传统动能的动态效应 |
| 4.1.1 TVP-VAR模型构建及说明 |
| 4.1.2 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对我国实际产出的影响 |
| 4.1.3 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 |
| 4.1.4 经济增长传统动能特征 |
| 4.2 数字经济下经济增长新动能分析 |
| 4.2.1 科技创新能力 |
| 4.2.2 数字技术应用 |
| 4.2.3 经济增长新动能特征 |
| 4.3 经济增长新动能作用机制的省域异质性检验 |
| 4.3.1 PSTR模型构建及说明 |
| 4.3.2 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门限效应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经济增长路径理论解析 |
| 5.1 基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数字经济一般均衡模型构建 |
| 5.1.1 基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数字经济一般均衡模型假设 |
| 5.1.2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生产侧的作用路径分析 |
| 5.1.3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消费侧的作用路径分析 |
| 5.1.4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政府的作用路径分析 |
| 5.2 基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技术的数字经济投入产出分析 |
| 5.2.1 第一层技术投入的产出效应 |
| 5.2.2 第二层技术投入的产出效应 |
| 5.2.3 第三层技术投入的产出效应 |
| 5.3 数字经济增长路径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 |
| 6.1 Markov区制转移模型构建 |
| 6.2 数字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变分析 |
| 6.3 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动力转换 |
| 6.3.1 完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 |
| 6.3.2 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 |
| 6.3.3 数字技术催生新产业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4）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双重意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述评 |
| 1.2.2 国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及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内在逻辑与历史生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内在逻辑线索 |
| 2.1.1 显性逻辑线索:科技生产力观 |
| 2.1.2 隐性逻辑线索:生态生产力观 |
| 2.2 马克思恩格斯科技生产力观的历史生成 |
| 2.2.1 科技生产力观的内涵 |
| 2.2.2 科技生产力观生成的社会背景 |
| 2.2.3 科技生产力观生成的个人条件 |
| 2.3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生产力观的历史生成 |
| 2.3.1 生态生产力观的内涵 |
| 2.3.2 生态生产力观生成的社会背景 |
| 2.3.3 生态生产力观生成的个人条件 |
| 第3章 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历史演进 |
| 3.1 马克思恩格斯科技生产力观的历史演进 |
| 3.1.1 对科技在工业生产中的推动作用与科技异化的初步认知 |
| 3.1.2 对科技异化的深入分析与提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 |
| 3.1.3 对科技整体效应的全面考察与科技生产力观的系统概括 |
| 3.2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生产力观的历史演进 |
| 3.2.1 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及其二者矛盾的基本认知 |
| 3.2.2 对人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的初步论证 |
| 3.2.3 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与提出“自然生产力” |
| 第4章 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主要内容 |
| 4.1 马克思恩格斯科技生产力观的主要内容 |
| 4.1.1 科学是以知识形态为基本特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 |
| 4.1.2 “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
| 4.1.3 “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 |
| 4.2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生产力观的主要内容 |
| 4.2.1 外部自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要前提 |
| 4.2.2 自然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天然基础 |
| 4.2.3 自然界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创造的天然源泉 |
| 4.2.4 实现“两个和解”就是要发展生态生产力 |
| 4.3 马克思恩格斯科技生产力观与生态生产力观的关系 |
| 4.3.1 生态生产力对科技生产力的影响具有二重性 |
| 4.3.2 科技生产力对生态生产力的影响具有二重性 |
| 第5章 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当代中国发展 |
| 5.1 马克思恩格斯科技生产力观的当代中国发展 |
| 5.1.1 毛泽东的“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论断 |
| 5.1.2 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 |
| 5.1.3 江泽民的科技创新和“科教兴国”战略 |
| 5.1.4 胡锦涛的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 |
| 5.1.5 习近平的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 5.2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生产力观的当代中国发展 |
| 5.2.1 毛泽东的绿化祖国思想 |
| 5.2.2 邓小平的生态治理思想 |
| 5.2.3 江泽民的“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论断 |
| 5.2.4 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 |
| 5.2.5 习近平的“两山”理论 |
| 第6章 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重要价值 |
| 6.1 马克思恩格斯科技生产力观的重要价值 |
| 6.1.1 为当代中国发展科技生产力提供了理论指导 |
| 6.1.2 为当今世界发展科技生产力提供了理论支撑 |
| 6.2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生产力观的重要价值 |
| 6.2.1 为当代中国发展生态生产力提供了理论指导 |
| 6.2.2 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支撑 |
| 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双重意蕴——科技生产力观与生态生产力观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面向智能互联时代的中国工业设计发展战略和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课题来源 |
| 第二节 选题依据和研究背景 |
| 一 工业设计正在成为全球创新发展新模式 |
| 二 我国工业设计已处于突破规模优势临界点 |
| 三 工业设计正在发生三个深刻变化 |
| 四 我国工业设计快速升级发展 |
| 第三节 课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
| 一 意义1:推动中国工业设计从“政策红利”阶段转向“创新红利”阶段 |
| 二 意义2:推动中国工业设计从“跟随式发展”转型为“先进性发展” |
| 三 价值:为中国工业设计十四五发展规划和行动路径提供理论基础、指导思想、行动路线 |
| 第四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工业设计产业研究综述 |
| 二 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综述 |
| 三 工业设计产业发展战略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五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 |
| 三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工业设计与工业设计产业 |
| 第一节 工业设计与工业设计产业的界定 |
| 一 工业设计的界定 |
| 二 工业设计产业的界定 |
| 三 工业设计产业的主要特征 |
| 四 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产业发展战略的内涵 |
| 一 产业发展战略的定义 |
| 二 产业发展战略的特征和主要内容 |
| 三 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与执行 |
| 第三节 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基础理论和工具 |
| 一 产业发展战略的主要理论基础 |
| 二 产业发展战略的主要分析工具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脉络 |
| 第一节 工业设计理念的引入与成长 |
| 一 现代工业设计理念的引入 |
| 二 与产业脱节的初期成长阶段 |
| 三 工业设计产业的成长 |
| 第二节 政策推动下的产业发展 |
| 一 我国工业设计产业中重要政策的提出 |
| 二 我国工业设计产业中典型企业的发展历程 |
| 第三节 智能互联时代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新趋势 |
| 一 工业设计发展的多元化趋势 |
| 二 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智能互联时代背景下我国工业设计产业发展战略的分析 |
| 第一节 智能互联时代背景和特征分析 |
| 一 智能互联时代的技术和经济发展特征 |
| 二 智能互联时代对设计产业发展的影响和新的要求 |
| 三 智能互联时代设计产业的发展和走向 |
| 第二节 服务国家现行战略 |
| 一 “双循环”战略 |
| 二 “一带一路”倡议 |
| 三 供给侧、需求侧升级 |
| 第三节 发展战略分析 |
| 一 基于钻石模型的分析 |
| 二 智能互联时代下的中国工业设计产业SWOT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智能互联时代我国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新战略 |
| 第一节 战略之一:设计创新力的新属性构建战略 |
| 一 构建设计产业资源配置系统 |
| 二 工业设计产业领域扩展 |
| 三 制造业设计创新能力提升的策略 |
| 第二节 战略之二:设计创新力的新生态构建战略 |
| 一 智能互联重构“人、物、环境”设计生态 |
| 二 数字化创新型人才培养策略 |
| 三 工业设计产业生态构建策略 |
| 四 法律法规的保障策略 |
| 第三节 战略之三:推动社会发展力的新关系构建战略 |
| 一 工业设计与数字技术的新关系构建 |
| 二 工业设计与创新型公共服务平台的新关系构建 |
| 三 工业设计与产业发展的新关系构建 |
| 第四节 战略之四: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新姿态构建战略 |
| 一 融入国际设计业界的“语境” |
| 二 成立中国主导的国际设计组织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工业设计产业发展战略的实施路径 |
| 第一节 路径之一:建设创新型公共服务平台 |
| 一 创建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 |
| 二 构建智能互联时代工业设计技术支撑体系 |
| 三 建设工业设计产业互联网平台 |
| 第二节 路径之二:产出工业设计标志性成果 |
| 一 成立并发展世界设计产业组织 |
| 二 持续举办世界工业设计大会 |
| 三 继续举办国家工业设计奖 |
| 第三节 路径之三:开展人才培养工程 |
| 一 建设设计开放大学 |
| 二 实施工业设计领军人才计划 |
| 三 开展设计人才能力素质评价 |
| 第四节 路径之四:提升工业设计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
| 一 实施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行动计划 |
| 二 实施设计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计划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6）历史唯物主义生态价值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选题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1.重点和难点 |
| 2.创新点 |
| 一、历史唯物主义生态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
| (一)历史唯物主义生态价值观概念的界定 |
| (二)历史唯物主义生态价值观形成的社会背景 |
| 1.工业革命引起了严峻的生态危机 |
| 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激发了尖锐的社会矛盾 |
| 3.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了生态价值观的变革 |
| (三)历史唯物主义生态价值观形成的理论渊源 |
| 1.扬弃机械论天人二分的生态价值观 |
| 2.扬弃黑格尔唯心辩证的生态价值观 |
| 3.扬弃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生态价值观 |
| (四)历史唯物主义生态价值观的发展历程 |
| 1.孕育与萌发期 |
| 2.建构与形成期 |
| 3.成熟完善与发展期 |
| 二、历史唯物主义生态价值观的内容与特征 |
| (一)坚持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价值立场 |
| 1.承认自然的基础性与先在性 |
| 2.指出人与自然是对象性关系 |
| 3.注重对象性活动的中介作用 |
| (二)衡量人与自然关系状态的价值尺度 |
| 1.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
| 2.物质变换的协调性 |
| 3.劳动的自由自觉性 |
| 4.实践主体的内在和谐性 |
| (三)探索社会发展新模式的价值目标 |
| 1.自然力的可持续发展 |
| 2.制度设计的生态化变革 |
| 3.文化发展的生态化走向 |
| 4.生态权益的普适性维护 |
| (四)历史唯物主义生态价值观的特征 |
| 1.批判超越性 |
| 2.系统整体性 |
| 3.循环持久性 |
| 三、历史唯物主义生态价值观的意义与实践启示 |
| (一)历史唯物主义生态价值观的意义 |
| 1.揭示了生态危机的内在根源 |
| 2.深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 |
| 3.为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价值选择 |
| (二)历史唯物主义生态价值观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启示 |
| 1.经济发展生态化:变革生产理念,调整产业结构 |
| 2.制度法治生态化:完善制度设计,提供法治保障 |
| 3.文化意识生态化:发展生态文化,提高生态意识 |
| 结语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7）“互联网+”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互联网+”与人类生存方式 |
| 第一节 互联网与“互联网+” |
| 一、什么是互联网? |
| 二、何为“互联网+”? |
| 三、“互联网+”催生新的哲学理念 |
| 第二节 人类生存方式的变迁 |
| 一、采集和渔猎的原始化生存 |
| 二、耕作和养殖的农业化生存 |
| 三、大机器生产的工业化生存 |
| 四、后工业时代的信息化和虚拟化生存 |
| 五、未来的智能化生存 |
| 第三节 “互联网+”的思维方式 |
| 一、何为互联网思维? |
| 二、“互联网思维”开启人类信息文明新时代 |
| 三、互联网思维是多维思维 |
| 四、互联网思维的核心价值理念 |
| 第二章 “互联网+”引发人类生存方式的“化学反应” |
| 第一节 “互联网+”的生产方式 |
| 一、从“+互联网”到“互联网+” |
| 二、“互联网+”生产方式的特点 |
| 三、“互联网+”与“泛互联网” |
| 第二节 “互联网+”的组织方式 |
| 一、生产组织模式:从B2C到C2B |
| 二、协作组织模式:“网络众包”开始盛行 |
| 三、传播组织模式:碎片化的精准小众传播 |
| 四、社会治理方式:自组织的威力 |
| 第三节 “互联网+”的生活方式 |
| 一、“互联网+”的生活主体及其特征 |
| 二、“互联网+”的生活时空 |
| 三、“互联网+”的生产生活资料 |
| 四、“互联网+”的生活样式 |
| 五、“互联网+”的生活交往 |
| 第三章 “互联网+”时代人类生存方式的新特征 |
| 第一节 “互联网+”拓展了人类生存的新时空 |
| 一、生存时间上的泛在性 |
| 二、生存空间上的拓展性 |
| 三、“互联网+”时代的“时空辩证法” |
| 第二节 “互联网+”时代人类生存的新样态 |
| 一、现实生存到虚拟生存 |
| 二、社群生存到类生存 |
| 三、生活世界与网络世界的并行“交互” |
| 第三节 “互联网+”开辟了人类共享式生存新方式 |
| 一、共享经济产生共享式生存 |
| 二、共享式生存的互联网特征 |
| 三、共享式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
| 第四章 “互联网+”克服异化与“新异化” |
| 第一节 批判的互联网 |
| 一、脱胎于工业社会的互联网 |
| 二、工业文明现代性批判的进思理路 |
| 三、互联网对工业文明的批判视角 |
| 第二节 互联网的批判 |
| 一、克服异化后的“新异化” |
| 二、“去中心化”后的“新中心化” |
| 三、公权力对互联网的垄断 |
| 四、网络犯罪、网络战争的新威胁 |
| 五、物联网:使人对象化 |
| 第三节 人工智能:互联网异化的新疑问 |
| 一、何为人工智能? |
| 二、人工智能:人与非人,谁是主体? |
| 三、人工智能:打破技术孤岛 |
| 四、“智能生命体”能否与人和平共处? |
| 第五章 “互联网+”的哲学思考 |
| 第一节 “互联网+”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新课题 |
| 一、本体论世界观的变革 |
| 二、认识论真理观的革命 |
| 三、人的存在方式和实践观的变革 |
| 四、价值观和哲学观的变革 |
| 五、落后民族跨越“卡夫丁峡谷”和“互联网+”的共产主义旨归 |
| 第二节 “互联网哲学思想”解读 |
| 一、“技术”和“关系”式解读 |
| 二、东西方文化式解读 |
| 三、批判式解读 |
| 第三节 “互联网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
| 一、互联网让地球成为“小山村” |
| 二、网络命运共同体 |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 |
| 四、“互联网+”推动人类“普遍交往” |
| 五、东方文明的互联网复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8）中国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研究 ——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3 基本思路与框架结构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互联网金融理论追源与梳理 |
| 2.1.1 政治经济学货币理论 |
| 2.1.2 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和实体经济的相关论述 |
| 2.1.3 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 |
| 2.1.4 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与深化理论 |
| 2.1.5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
| 2.2 互联网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定义与界定 |
| 2.2.1 互联网金融的定义与界定 |
| 2.2.2 实体经济的定义界定、功能与特征 |
| 2.3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2.3.1 国内研究综述 |
| 2.3.2 国外研究综述 |
| 第3章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演进 |
| 3.1 互联网金融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
| 3.1.1 互联网金融的货币功能属性 |
| 3.1.2 互联网金融的信用功能 |
| 3.1.3 互联网金融虚拟经济特性 |
| 3.2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演进阶段 |
| 3.2.1 货币形式的演变和互联网金融模式业态 |
| 3.2.2 20世纪90年代至2001年银行电子化阶段 |
| 3.2.3 2002年至2012年成熟的第三方支付阶段 |
| 3.2.4 2013年至今的金融全领域阶段 |
| 3.3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演进特征 |
| 3.3.1 互联网金融依托于实体经济基础 |
| 3.3.2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具有创新性和递进性 |
| 3.3.3 互联网金融不同模式服务实体经济具有差异化影响 |
| 3.4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演进中的显着模式 |
| 3.4.1 第三方支付模式下银行卡跨越和交易去现金化 |
| 3.4.2 大数据下的征信——社会信用体系的重构 |
| 3.4.3 金融混业经营——大型互联网金融巨头企业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逻辑 |
| 4.1 互联网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
| 4.1.1 互联网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
| 4.1.2 互联网金融过度虚拟化下的“脱实向虚” |
| 4.2 实体经济“旺盛”需求与传统金融供给缺陷的现实矛盾 |
| 4.2.1 实体经济中宏观和微观金融需求 |
| 4.2.2 传统金融体系下的金融供给缺陷 |
| 4.3 内生与外生条件的驱动和金融资源优化配置 |
| 4.3.1 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内生驱动条件 |
| 4.3.2 技术的外生驱动条件 |
| 4.3.3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合规运行与防范“脱实向虚” |
| 4.3.4 实体经济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路径与效应 |
| 5.1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优势 |
| 5.1.1 降低交易成本与提高资金效率 |
| 5.1.2 扩大金融覆盖和激发市场内生需求 |
| 5.1.3 推动金融市场利率改革 |
| 5.2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实现路径 |
| 5.2.1 传统金融的延伸——金融互联网化 |
| 5.2.2 互联网融资模式——新型投融资平台 |
| 5.2.3 兼具效率与便捷的金融支付——以第三方支付为代表 |
| 5.2.4 技术升级的金融新形态——大数据金融和云计算金融 |
| 5.3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外部效应 |
| 5.3.1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外部正效应 |
| 5.3.2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外部负效应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实证分析 |
| 6.1 实证分析的研究设计与指标选取 |
| 6.1.1 研究基础与设计 |
| 6.1.2 指标选取原则 |
| 6.1.3 研究指标的选取 |
| 6.2 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
| 6.2.1 研究模型的构建 |
| 6.2.2 相关数据的来源和说明 |
| 6.2.3 实证分析研究 |
| 6.3 互联网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影响分析和结论 |
| 6.3.1 互联网金融要素影响分析 |
| 6.3.2 非互联网金融相关要素影响分析 |
| 6.3.3 实证研究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国外经验借鉴与对策建议 |
| 7.1 国外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经验借鉴 |
| 7.1.1 实行严格市场准入原则和审慎监管制度 |
| 7.1.2 制定健全规范的法律体系 |
| 7.1.3 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 |
| 7.1.4 服务科技创新型企业 |
| 7.2 我国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对策建议 |
| 7.2.1 强化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软硬件基础建设 |
| 7.2.2 加强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全过程监管 |
| 7.2.3 完善政策和机制引导互联网金融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本文的主要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9）新时代我国共享经济发展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新视角及难点 |
| 1.4.1 研究新视角 |
| 1.4.2 研究难点 |
| 2 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与共享经济的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的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享思想 |
| 2.1.2 中国共产党的共享思想 |
| 2.1.3 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催生共享经济的出现 |
| 2.2 共享经济的内涵及理论基础 |
| 2.2.1 共享经济的理论基础 |
| 2.2.2 共享经济的内涵与特征 |
| 2.2.3 共享经济的出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 |
| 3 共享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研究 |
| 3.1 共享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 |
| 3.1.1 共享经济发展有利于先富和共富的统一 |
| 3.1.2 共享经济发展有利于双创和中国梦的实现 |
| 3.2 共享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 |
| 3.2.1 共享经济有利于化解过剩产能 |
| 3.2.2 共享经济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 |
| 3.2.3 共享经济有利于促进经济新增长 |
| 3.2.4 共享经济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 |
| 4 当前共享经济发展现状及原因分析 |
| 4.1 共享经济发展现状 |
| 4.1.1 政府监管面临新挑战 |
| 4.1.2 相关法律落地实施缺乏细则支撑 |
| 4.1.3 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不足 |
| 4.1.4 社会信用体系需要重塑与完善 |
| 4.2 主要成因分析 |
| 4.2.1 政府监管方式相对滞后 |
| 4.2.2 相关法律法规还在完善阶段 |
| 4.2.3 信用建设体系缺乏 |
| 4.2.4 平台社会意识不足 |
| 5 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下促进共享经济发展措施和策略构建 |
| 5.1 促进共享经济发展的措施 |
| 5.1.1 改进和加强政府监管 |
| 5.1.2 加快完善相关法律规制体系 |
| 5.1.3 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
| 5.1.4 切实加强对共享经济的深入研究 |
| 5.2 共享经济发展的策略构建 |
| 5.2.1 共享经济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相结合 |
| 5.2.2 与鼓励创新创业结合起来 |
| 5.2.3 着眼于经济新常态下第三产业升级 |
| 5.2.4 服务于共享发展理念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科学回答新时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之问” |
| 一、新时代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从“政治话语”到“学术议题” |
| (一)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一个人类发展的永恒课题 |
| (二)实现以永续发展为基底的民族复兴:在生态与文明之间 |
| (三)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强国:在人与自然之间 |
| (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环境与民生之间 |
| (五)“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术深化 |
| 二、本选题学术史梳理及评价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总体评价 |
| 三、本选题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本选题创新及不足之处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从“人”、“自然”到“生命共同体” |
| (一)“人”:“自然界的一部分”与“社会关系的总和” |
| (二)“自然”:“人的无机的身体”和“天地万物之道” |
| (三)“共同体”:从“民族共同体”到“生命共同体”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 |
| (二)列宁人与自然关系思想 |
|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
| (一)毛泽东人与自然关系思想 |
| (二)邓小平人与自然关系思想 |
| (三)江泽民人与自然关系思想 |
| (四)胡锦涛人与自然关系思想 |
| 四、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关系思想 |
| (一)儒家人与自然关系思想 |
| (二)道家人与自然关系思想 |
| (三)佛家人与自然关系思想 |
| 五、西方学者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认知与批判 |
| (一)西方学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
| (二)对“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价值批判 |
| 第二章 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形成过程 |
| 一、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孕育期(党的十八大之前) |
| (一)在人与自然共生关系中突破“自然-环境-贫困”陷阱 |
| (二)在人与自然共生关系中谋划“经济-社会-生态”新路 |
| (三)在人与自然共生关系中揭示“绿水青山-金山银山”的关系 |
| 二、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生成期(党的十八大-党的十九大) |
| (一)从“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
| (二)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基本生成 |
| 三、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完善期(党的十九大之后) |
|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补充和完善 |
| (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 |
| (三)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
| 第三章 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内容特征 |
| 一、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生态与文明共进的生态文明观 |
| (二)人与自然共生的和谐共生观 |
| (三)关乎民生福祉的环境民生观 |
| (四)重视绿色发展的自然价值观 |
| (五)提供可靠保障的生态法治观 |
| 二、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本质特征 |
| (一)人与自然共生性和生态与文明共进性相统一 |
| (二)严密的逻辑体系与丰富的话语体系相统一 |
| (三)浓郁的民族特色与博大的世界情怀相统一 |
| (四)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深切的民生愿景相统一 |
| 第四章 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意蕴 |
| 一、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政治价值 |
| (一)突出了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
| (二)提升了党员干部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定位 |
| (三)强化了各级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 |
| 二、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意涵 |
| (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容量 |
| (三)建构了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话语 |
| 三、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实践价值 |
| (一)为新时代中国生态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 |
| (二)有助于全面树立和贯彻绿色发展新理念 |
| (三)提供了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生态实践指南 |
| 四、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世界意义 |
| (一)有力回应了“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国际舆论 |
| (二)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
| (三)拓宽了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国际合作空间 |
| 第五章 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实践推进 |
| 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划路径 |
| (一)国家层面以顶层设计为先导 |
| (二)各级地方政府做好底层规划 |
| 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体路径 |
| (一)各级政府强化生态行政和生态责任 |
| (二)社会公众树立人与自然共同体理念 |
| (三)各类企业加快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 |
| 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产业路径 |
| (一)积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
| (二)大力发展绿色环保产业 |
| (三)合理开发利用绿色能源 |
| 四、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空间路径 |
| (一)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 |
| (二)有序推动城镇化建设 |
| (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
| 五、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制度路径 |
| (一)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 |
| (二)完善生态环境考核评价制度 |
| (三)加强生态环境责任追究制度 |
| 结论 坚定不移地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类 |
| 二、报纸文章类 |
| 三、杂志期刊类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社会生产过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黄志. 四川大学, 2021(12)
- [3]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增长路径转型研究[D]. 顾伟忠. 吉林大学, 2021(01)
- [4]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双重意蕴[D]. 张鷟. 吉林大学, 2021(01)
- [5]面向智能互联时代的中国工业设计发展战略和路径研究[D]. 刘宁.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6]历史唯物主义生态价值观研究[D]. 邹健.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7]“互联网+”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D]. 侯宪利.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8]中国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研究 ——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D]. 郭建辉. 吉林大学, 2020(01)
- [9]新时代我国共享经济发展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D]. 李惟瀚. 西安工业大学, 2020(05)
- [10]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研究[D]. 邢乐乐. 西南科技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