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问题实证研究力作——评《观念与行为——宪法意识与法制宣传教育》

一、宪政问题实证研究的力作——评《观念与行为——宪政意识与法制宣传教育》（论文文献综述）

黄丽娟^[1]（2020）在《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媒体是新的科学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不同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旧媒体”的新型媒体形态,如电子杂志、电子报纸、移动电视、互联网络、智能手机、触摸媒体等,也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时下,学界普遍认为新媒体已成为促发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之一,对广大受众的思想意识、社会认知、行为举止等等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社会思潮作为意识形态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反映社会矛盾显隐、社会主题转换、社会发展趋向、社会动态进程、时代精神变迁的“感应器”和“晴雨表”。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仍然存在着诸如利益多元依旧明显、贫富差距依旧存在、生态环境仍有破坏、贪污腐败仍有滋生等问题。这些问题为各种社会思潮兴风作浪提供口实,并为其利用新媒体肆意传播提供了先决条件。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三观”尚未完全定型,且正处于人生“拔节孕穗”的重要时节,正处于从青涩懵懂走向成熟稳重的重要阶段,极易被新媒体包裹的各种社会思潮所影响而不察觉。传播媒介一直以来就承担着意识形态功能,“大众媒介给人的初始印象是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载体,但实质上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却发挥着思想引领、政治控制等功能。”①社会思潮与新媒体“携手同行”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产生了更深刻的影响。新媒体不同于传统媒体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信息的传播更加亲民、平等、渗透、无障碍等。这些特点为各种社会思潮在网络空间的大肆传播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同时,各种社会思潮又充分利用新媒体的诸多特点进行广泛传播并对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产生深远影响。因此,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及其运用的普及,大学生受到社会思潮影响的程度在不断加深,反过来又为社会思潮的传播和影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形成某种恶性循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思想意识,进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产生影响。“思想催生行为、激发行为,也限定行为。”①思想意识是行为的先导,人的任何一种行为都是在思想意识的指导之下进行的。思想意识,尤其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政治观,将直接决定着人的行为取向、行为方式和行为力度。因此,本研究从新媒体和社会思潮基本概念入手,研究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政治观）的影响。通过开展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影响的问卷调查研究,系统梳理和研究影响的表象和本质,总结不同国家在不同时代应对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影响的经验教训。最后,思考新媒体时代消除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不良影响的对策,尝试破解和应对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理论和实际难题,拓展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领域,丰富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内容,掌握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话语权和领导权。文章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其中包括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从四个部分进行总体概述,包括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新媒体时代的社会思潮与大学生。本章主要从国内及国外众多学者的研究出发,阐释什么是新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到来的深远影响,同时也对新媒体时代的社会思潮传播的特点和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重点阐述了借助新媒体广泛传播的12种社会思潮和新媒体时代易受社会思潮影响的大学生。第二章,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调查。本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调查说明。第二部分主要通过对1724份问卷调查情况的统计分析,整理出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相关数据。第三部分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双重影响,即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第四部分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特征,主要是受众的广泛化与路径的裂变性、信息的碎片化与观点的完整性、语言的大众化与内容的政治性、形式的多变化与目标的一致性。第三章,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内容、方式及原因。本章主要从三个部分入手展开论述。一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四个方面;二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的四种主要方式:传统方式与现代方式并行;显性方式与隐性方式重叠;单一方式与综合方式交叉;平面方式与立体方式同步;三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原因分析。即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现实问题为重点,着重分析了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不同原因,主要包括国际原因、社会原因、教育原因、新媒体原因、大学生自身原因等五个方面。第四章,应对社会思潮利用媒体传播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经验教训借鉴。首先,中国共产党利用媒体加强青年社会主义教育的历史经验教训总结。这一部分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利用媒体教育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经验与教训、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利用媒体教育引导青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改革开放时期利用媒体教育引导大学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与教训。其次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错误应对社会思潮利用媒体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教训反思。再次是以埃及和突尼斯为例,反思中东北非部分国家应对社会思潮利用媒体影响大学生不力而导致社会动荡的原因以吸取教训。最后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四个发达国家借助媒体应对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经验借鉴。第五章,新媒体时代消除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不良影响的对策。这一章主要针对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五个方面原因,从高度重视新媒体时代和正确对待社会思潮的影响、凝聚价值目标共识、回应社会热点问题、遵循思政工作“三大规律”并抓好思政课改革创新、用好新媒体以切实提高舆论引导和网络治理水平、提升大学生媒体素养等方面采取相应对策消除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不良影响。结语部分对文章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提出了文章中的不足之处和今后可能拓展的研究及未来的展望。

雷月荣^[2]（2020）在《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是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教育思想体系中一颗尚待开采的明珠。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主要体现为对国民健全独立人格的培育,倡导通过个人改造与社会制度改造相结合的途径实现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人格的建构。当前社会道德建设仍存在一种忽略独立人格、批判意识和责任精神的价值取向,仍存在一种重视人的改造,忽视制度建设的“单项决定论”倾向。历史上那些被猛烈批判过的国民素质问题,亦或国民劣根性问题如今在国人身上仍然有迹可寻。可以认为,系统梳理与深入研究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对于改革学校道德教育,对于实现中国人的现代化,提高国人素质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造就健全独立人格的现代人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终极目标。健全独立人格主要表现为独立批判态度、自由冒险精神与责任意识。胡适基于健全独立人格,在国民性批判、国民性建构、国民性改造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与阐释。在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上,经由对“国民”的批判发展到对“人”的批判,最终形成了以“个人本位”的国民性改造内容。培养个人本位意识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核心内容,据此,胡适对女子问题、贞操文化、传统孝道、封建礼俗、家族个人主义等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在理想国民性的建构上,经由“现代国民”到“现代人”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健全独立人格”的国民性改造目的。“健全独立人格”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价值基点与目标归宿,它要求现代人应具备两个特点:其一,个人“要有自由意志”,其二,个人须“当干系、负责任”。在如何改造国民性问题上,经由“单项决定论”到“双向互动论”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制度与人”的双向互动国民性改造途径。双向互动改造包括以教育、文学为主的“人的改造”和以“民主制度”为主的“制度改造”两个方面。而民主制度的改造思路重点体现为民主制度之“民主”基础、“人权”核心、“宪政”实质、“法治”表征、“渐进改良”过程及“个人权利与自由”目的等方面。同时,胡适对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改造路径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改造路径进行了有针对性、有力度的批判。“国民性改造问题”根本上是“人的现代化问题”,包括两大关键主题:其一,国民性改造的“立国”与“立人”问题,实质上是“人的现代化”中的“集体”取向和“个人”取向问题;其二,国民性改造的“单项”和“双向”路径问题,实质上是“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前者关乎“造就什么样的人”,后者关乎“如何造就这样的人”。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勾勒出一条以“权利与责任”为旨要,以“双向互动”为路径的具有重大现实价值的国民性改造思路,实现了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反思和超越,对国家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平衡和弥合。但是,由于历史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外在方面体现为现代性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两难兼顾。近代中国面临现代性与建立民族国家的双重任务。胡适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时,不自觉带入了民族、国家意识,他一方面宣扬“个人价值”,试图“解放个性”,另一方面迫于建立民族国家的时代任务,其改造国民性的目的更多是强调强国护民,“解放个性”被弱化。二者的两难兼顾成为了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一大悖论。内在方面体现为中国自由主义自身问题:诸如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由西方引入,而非本土生发;改造主体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改造方式以批判为主调,建设性较弱；实验主义自身内在限度等。当前,中国人的现代化仍未完成,国民劣根性仍有迹可寻。基于对中国人现代化的现状分析和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整全性阐释,并且立足当前我国教育的实践,一种依循于健全独立人格的“公民教育”理念应该成为未来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关注对象。

马晨莲^[3]（2019）在《《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西学”是晚清以来中国文化思潮中与“中学”相对的一个概念。在近代中国,西学的传播是伴随着西方国家的强势入侵和国人被迫主动学习的过程进行的。这种传播是一种具有侵略性质的文化殖民主义侵入,其影响范围广泛而深入,由表层器物文化层面到中层制度文化层面直至深层精神意识文化层面。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之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社会变革运动,成为近代西学传播过程中的始点与拐点。《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从1904年创刊到1948年终刊的近45年间,在不同的重大历史时期,其办刊宗旨和方针始终紧随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不断革新变化,从创刊时,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到关注时政与发表言论的“舆论前沿阵地”“舆论的顾问者”,再到“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最终以“阐明学术为主旨”,始终坚持传播世界新知的初心,为改变国家与民族命运而努力探索。《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涉及领域广且专。不仅记录和传播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变化与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还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人文社会思想。通过对《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进行量化分析,其西学传播进程总体呈现:初创期（1904-1911）积极与开放;发展期（1912-1926）反思与争鸣;成熟期（1927-1938）构建与传播;衰退期（1939-1948）失色与衰落等阶段性特征;逐渐形成审慎理性,温和渐进;开放自由,兼容并蓄的思想性特征。在西方社会思潮、文化思想与近代中国知识界激烈碰撞的时代。《东方杂志》在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西方新文化、西方新式教育、西方自然科学和西方宗教等各个方面都站在时代最前沿发声,始终是引领风潮,针砭时弊、建言献策的先锋。择取若干问题专题研究,以点为中心全面关照。一方面将《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置于历史背景中纵向分析,另一方面将《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置于时代背景中横向考量,进行历史反思与现代意义思考。对当今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路径及增加中国文化的世界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介入,《东方杂志》站在中西社会性质差异比较的视角上,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理性、客观的态度评判东西文化,认为历史和生存环境不同与社会性质的差异导致文明的差异,东西文明一“动”一“静”,各有所长又各俱不足。主张保守中国“旧”传统文化自身特色,吸纳借鉴西方“新”文化精髓,并进行调和互补,温和改良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反对盲目激进。认为“新旧”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新旧”相续,以成调和。应根据客观事实“拣择”调和。对传统文化持一种接续主义和保守主义态度。《东方杂志》认为欧西近代文化是一种“物质文化”,而传统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调和统整西方“物质”文化的流弊,是中国增强国力和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将中国“国粹”摒弃而输入西方之“物质文明”,会将东方“精神文明”的根基毁灭无存。如能将西洋文明融合成功,不仅可以改善中国文化,还可以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绳”,统整全世界文化。《东方杂志》调和、协统的文化思想。具体表现为中国文化优越论、精神救国论、新旧调和论、动静调和论、精神物质协力调和论、互助论、第四种文化观等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和思想主张。在社会政治及思想的传播方面,《东方杂志》不拘泥身份与派别,广纳百家言说,既推崇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潮和政治实践,也刊译社会主义思潮的言论和主张。以平民色彩的民主思想表现和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广泛传播西方社会制度,译介各种社会思想和思潮。它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媒介之一,以客观译介、学理分析、积极传播为特征,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主义等24个社会主义流派都有大量译介和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高峰期,客观上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基础。其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及思潮的传播,起初是心态的自然流露。《东方杂志》创刊人之一张元济曾是“维新变法”参与人,始终坚持“革除弊政”“变法求新”的观点。希望通过“辅助教育为己任”循序渐进启导国民,开化民智,达到国富民强的理想。张元济的变革思想与清末立宪派内的开启民智、和平改革、避免流血的主张正相契合。主办者们一开始就对《东方杂志》寄予了言论救国的政治期待,使之成为晚清立宪派主要的舆论阵地。持一种“立宪救国论”的态度对宪政制度及思想进行译介与“鼓吹”,这也是《东方杂志》办刊期间唯一的一次政治立场激进倾向。然而《东方杂志》对宪政的传播也由“鼓吹”到失望,最终转向批驳和抨击的态度。“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政体,也结束了进行中的君主立宪政体,开创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政体。前车之鉴与本身理性和审慎的办刊理念,使得《东方杂志》政治传播思想和主张趋于理性和成熟。虽然后来它逐渐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平台,积极传播民主共和制及联邦主义等西方民主制度和思想,但多以学理分析和知识传播为主流。近代史上西方传教士大批量来华进行传教活动,中国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五大宗教并存的社会状态。《东方杂志》创刊于西方基督教在中国迅速发展及因中西观念差异而引起的“晚清教案”频发时期。创刊号上便设置了宗教专栏,对西方基督教和其引起的“晚清教案”问题进行传播与探讨。知识性译介西方宗教概念、历史和文化,学理性探讨和研究西方宗教学术成果,全面客观反映“晚清教案”问题。不仅启蒙了国人对西方宗教及宗教文化的认知,同时也为知识群体提供了发表对宗教问题、社会问题自由言论的平台。尤其关于“晚清教案”问题,《东方杂志》所刊载的文章和言论始终处于社会最前沿。凭借其时代敏感性和客观译介与学理分析的传播思想,引发了国人寻求解决宗教问题,探索中国宗教前途的热议与思考。东方学人用言论和文章传达着对中国宗教命运与前途的深切关注,可谓是当时社会中仅有的传播媒介。《东方杂志》这种临历史风潮变幻而独具的审慎理性、自由开放、兼容并蓄的思想传播态度,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温和渐进、借鉴吸收的文化改良主张,值得当今中国文化的发展、创新和文化振兴借鉴与思考。

尚方超^[4]（2018）在《民族、政党与国家：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研究》文中指出近代以降,中国逐渐融入世界潮流,各种外来因素对民族和国家造成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在外国列强的不断入侵下,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国家命运发生巨大变化。政党自诞生以来,便以其独特的号召力和凝聚力,逐渐成为解决民族与国家问题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在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中诞生的近代政党,以极强的使命自觉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为维护民族利益和改变国家命运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抗战时期,中共擎起了抗日救亡的民族大旗,利用各种形式和途径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抗战动员。而重视报纸,特别是充分发挥党报的功能,是中共开展抗战动员的重要途径。报纸,自近代以来,就成为重要的传媒工具和舆论平台,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中共的革命斗争历程中,十分重视报纸。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结合日本侵华的时代环境和全国联合抗日的社会需要,发展了自身的报纸舆论工作,形成了较为系统和颇具特色的报纸舆论思想和实践。可以说,中共的报纸舆论思想和实践,是其抗战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诞生于1938年1月11日的《新华日报》,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合法发行的唯一一份机关报,其地位和价值不言自明。自创办伊始,《新华日报》就致力于成为抗战的号角和人民的喉舌,被誉为“新华军”。在中共全国范围的抗战动员方面,《新华日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作为报纸灵魂的社论,是《新华日报》上最具思想价值和理论力量的内容,是《新华日报》发挥抗战动员作用的重要阵地。中共对《新华日报》社论寄予了厚望,以周恩来、董必武等为代表的负责同志,不仅作为“把关人”审阅和修改社论,而且亲自撰写社论。在全面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呈现出了初始形态、完整形态、最终形态三种不同的生态,数量达到了两千余篇,涉及国际国内的不少重要话题,在时间、类型、主题、性质四个方面展现了中共抗战动员的广度和深度。全面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体现了中共将抗日置于中国革命议事日程第一位的使命自觉,宣传了中共的抗战方略。社论对国内的悲观失望风气和妥协投降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激烈的批判,宣传了坚持持久抗战方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社论从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际反侵略统一战线、法西斯国家内部反战统一战线三个方面宣传了中共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倡导团结抗日;社论以国民参政会为契机,对中共主张的民主自由问题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解读和宣传,号召为抗战动员提供民主自由的政治保障。《新华日报》社论对中共抗战方略的宣传,树立了中共的抗战形象,扩大了中共的话语权,是中共在全国范围开展抗战动员的关键一环。二元对立宣传模式的建构,是《新华日报》社论在抗战动员过程中显现出的鲜明特色。在这个模式中,中国抗战力量与日本法西斯是相互对立的两元,并且前者是被侵略者,是正义的,后者是侵略者,是罪恶的。正义与罪恶的设定,是二元对立宣传模式的重要内核。凡是加入到中国抗战洪流中的政府、军队、人民等,都是正义的;凡是依附于日本法西斯的汉奸卖国贼等,都是罪恶的。凡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意志、品质和精神等,都是值得提倡的;凡是有利于日本侵略的妥协风气、悲观心理都是必须禁止的。《新华日报》社论,直接宣告了与日本法西斯的对立,紧扣抗战的时代主题。二元对立宣传模式的建构,为国人提供了价值评判的标准与行为选择的依据,是中共形象塑造的重要方式。为了坚守《新华日报》社论这一重要的舆论阵地,中共进行了对外对内两个方面的努力:第一,围绕《新华日报》社论,国共双方进行了长期的复杂的斗争。在国民党视域中,《新华日报》的诸多社论,系“不妥”言论,或是造谣诽谤,或是无中生有,或是失之偏颇,或是妨碍大局。为此,国民党在严密的新闻检查制度下,对社论展开了各种形式的限制和打压。在共产党的视域中,《新华日报》社论符合新闻自由的精神和言论报国的宗旨。因此,共产党根据国共合作的大局和具体形势的需要,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些围绕《新华日报》社论的博弈,展现了国共双方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利益关切。同时,这些关于社论的斗争,反映了一个政党在民族利益之下,在国家命运面前,如何巧妙处理与其他政治力量的关系。第二,中共对《新华日报》社论进行了及时的纠偏。《新华日报》社论倾注了撰写者的大量心血,但由于领导层指示错误把关不严、管理者对复杂局势把握不准、撰写人见识水平有所限制等原因,难免出现一些偏谬。中共十分重视《新华日报》社论呈现的舆论动向,通过扫除王明右倾主义对社论的干预,在改版整风中调整社论的方向,指导社论宣传尺度的把握,对社论进行了及时的绳愆纠谬。在全面抗战的时代背景下,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新华日报》社论展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包括全局性、指导性、权威性、时宜性、战斗性。不可否认,《新华日报》的部分社论在舆论方向、出版标准、宣传尺度等方面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综合来说,《新华日报》社论阐述了报纸的宗旨理念,对新闻事业有重大影响;宣传了中共的抗战主张,构建了中共的抗战形象;指明了国人的前进方向,汇聚了中国的先进力量;打击了不利的抗战因素,凝聚了全国的抗战力量。《新华日报》社论在全面抗战时期所发挥的作用,彰显了其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深远意义。民族、政党与国家,是近代以来的重要学术命题。以《新华日报》社论为对象进行专题考察,从文本史料、报刊舆论、新闻评论、党派话语、抗战动员等多重维度进行深描研究,是探讨这一命题的有益尝试。中共利用《新华日报》社论,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进行了抗战动员,宣传了自身的抗战主张,塑造了自身的抗战形象,反映了战时的社会思潮和时代价值,体现了其作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重要地位和十分强烈的政党使命自觉。所有这些,都集中展现了应对危机过程中的民族、政党与国家互动,在现今依然具有非常深远的现实意义。

刘建宁^[5]（2018）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现代法治文明进程中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是法治建设的培植土壤。法治文化作为一种法治软实力,是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理论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一种学界和当政者都重视的文化现象。研究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自觉在于对当代法治中国建设的现实回应,是为了更有效地培育法治文化提供相关学理支撑。本文从法治文化的基础理论出发,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法治文化思想的挖掘和创新性转化,对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思想的扬弃继承,以及对西方法治文化思想的批判借鉴,阐明了法治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逻辑理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法治文化是一个具有多元内在结构和丰富深刻内涵的概念,它不仅是一种治理文化,更是一种文化自觉。就国家治理而言,法治文化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区别于人治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区别于德治文化;就文化的实践而言,法治文化作为一种精神风貌,源自个体自觉。本文对法治文化作出了广义和狭义的界定,广义上讲,法治文化是由物质、制度、精神和行为等层面的法治文化共同构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和法治状态;狭义上讲,法治文化是关于法治精神文明成果和法治行为方式相统一的文化现象和法治状态。法治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仅具有一般文化的功能,同时它有文化所没有的特殊功能,因此,对法治文化进行结构优化和功能提升就显得十分必要,这对于法治文明建设发挥着关键性的导向引领和精神支撑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以马克思主义法治文化思想为理论基础,扬弃继承了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思想的优秀成分,批判借鉴了西方法治文化优秀思想观念。马克思主义法治文化思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文化思想、列宁的法治文化思想、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法治文化思想、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法治文化思想。当然,他们关于法治文化的观点,主要是从他们的实践需要出发所作的阐述,因此,马克思主义法治文化思想只能从他们关于法治文化的相关论述中去挖掘。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思想博大精深,中国现代法治文化根基须到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宝库中去找寻。西方法治文化思想的有益成果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应该加以批判借鉴,认真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伟大实践起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不断演进,改革开放新时期,法治文化逐渐成熟起来,并得以最终提出。法治文化建设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具体地规定了法治文化一脉相承又各有特色的实践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由于提出时间短,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面临着种种困难。当前,我国还没有独立对法治文化进行测评的指标体系,本文通过对法治评估数据的分析来判定中国法治文化发展状况,这只能是一个参考性的指标数据。根据现有的国际和国内法治评价体系测评数据来看,法治文化形势不太乐观,与其他国家还有差距。签于高校法治文化建设对社会的重大影响,本文选取了高校大学生群体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以期透视我国法治文化建设的真实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法治文化建设的突出性问题及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从内容上分为物质层面的法治文化、制度层面的法治文化、精神层面的法治文化和行为层面的法治文化,这些层面构成一个统一的法治文化整体,并且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相互制约。对于法治文化建设而言,只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是不全面的,我们还要对法治文化的架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行深入研究,其中,科学立法是法治文化建设的坚实基础、严格执法是法治文化建设的支撑、公正司法是法治文化建设的底线、全民守法是法治文化建设的目标。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对法治文化形成的过程产生深刻的认识,才能更好地利用法治文化这座大厦为法治中国实现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要将法治文化建设的普遍性规律与我国特殊国情相结合,坚持党对法治文化建设的领导等原则,着重从物质、制度、精神和行为层面推动法治文化建设深入发展:一是针对物质层面的法治文化建设,着力推进组织法治物质文化建设;二是针对制度层面的法治文化建设,着力推进中国社会民主法治建设;三是针对精神层面的法治文化建设,着力推进人本思维层面法治建设;四是针对行为层面的法治文化建设,着力推进行为主体法治实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实现建设的规范化、科学化,就必须建立一套相互协调、相互影响的运行机制,这些机制包括:动力机制、传播机制、创新机制和保障机制。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大工程,悠久而独特的文化传统以及复杂的国情差异决定了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的艰巨性,不能仅靠单一力量的单项举措和单项举动来推动法治文化建设,应发挥法治文化建设的协同性力量,形成人人参与法治文化建设的良性机制。法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导向是实现法治文明,只有努力构建法治文化创新发展体系,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并不断与时俱进,才能真正进入法治文明真善美统一的新时代,实现全社会人民的福祉。

姚尚贤^[6]（2017）在《司法的专业化与政治化 ——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的司法改革史（1943-1949）》文中研究表明

董志鹏^[7]（2017）在《中国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构建与变迁》文中研究表明社团的兴起是近代社会组织方式演变和进化的重要特征。社团做为一种社会的子单元,具有重组和整合社会结构的功能,完善社团法制因此成为了近代中国政府实现社会控制、重塑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通过对近代社团法制的纵贯考察,分析其体系构建过程和发展变化的总体历史脉络,有助于解读近代政府通过社团法制推动社会进化和实现社会动员的意图及其成效,管窥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的发展演进。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社团在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基础上发展而成,王朝体制下国家根据民间结社的不同性质予以差别对待,对政治性结社活动制定刑律严厉镇压,而对于经济文化类社团则在维持治安的前提下采取放任态度。晚清以来的全球化浪潮中,传统的社会组织开始解体,近代社团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新的社会力量。清政府末期开始通过法制手段将社团纳入统治体系中,其结社法律与社团章程组合的立法设计确定了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基本框架。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北京政府在前清基础上拓展了社团法制的规模,“结社自由”成为了宪法性的公理,同时职业团体也更大范围地纳入到法律规制之下,社团法制体系在前清的大致框架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社团的组织活动也一时呈现出蓬勃的气象。但是,北京政府在承认结社自由的法理同时,对于一般性结社行为仍基于专制统治的历史惯性采取压制,形成了约法理念与法律实践之间的矛盾。由于政局动荡加之治理能力有限,政府的法制权威受到了社团的挑战,围绕社团的法律地位、组织权限等问题,社团法制的发展过程中存在激烈的官民博弈,并常常以政府妥协为最终结果。总体而言,民国北京政府推行的社团法制偏重于对传统的维持和承认,在管理和规范社团方面表现出较大被动性,这种维持现状的策略在民间社会的发展中难以继续。1920年代,以工人为代表的基层民众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治安警察法》等限制结社权的法规受到了强烈质疑,北京政府与民众间围绕结社权利的矛盾日趋尖锐,并随着南方革命的发展而激化。在北京政府刻意压制民众结社同时,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国民党政权则通过组织党化的民众团体聚合民众力量,进而发动国民革命并夺取了政权。在“党治”理论指导下,国民党制定了带有浓厚革命色彩的社团法规,试图通过主动干预使民众组织化,实现对民众的控制和对社会资源的动员。党化的民众团体在国民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革命的进展,社团活动逐渐失去约束,社团法制呈现出崩坏之象,秩序陷入混乱。“清党”后的国民党政府被迫停止民众团体的活动,调整社团政策,并对社团法制加以重建,南北政府两种对立的社团法制架构开始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下融合成为新的体系。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对“人民团体”整体的设计,辅以对职业团体和社会文化团体的法律规制,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法制框架,并经多年立法实践形成了大规模的系统性法制结构。这个系统以党政二元并行的双轨管理为运行机制,以社团组织制度和法规为具体构成,以社团整合和规范为主要功能,从法理上提供了一种社会重组的可能性,表达了国民党政权试图通过社团来打造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国家实体的强烈愿望。由于南京国民政府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复杂险恶的国内外形势,必须最大限度动员民间社会力量加以应对,其政治主导性造成了法制的不稳定,兼之法制体系自身的复杂性,国民党构建社团法制体系的意图与法制体系的实际运转效果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有很多弊病。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社团法制体系的控制色彩日渐浓厚,并在抗日战争的“非常时期”形成了带有军管色彩的社团统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试图将社团法制转回到正常轨道,但是由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种种不利局面而始终未能完成,其整合民众的努力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中国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构建历程体现了全球化视域下国家与社会的新型关系。在全球竞争环境中,传统的简约治理已经不能胜任,为了应对强大的外敌,近代国家必须通过对社会的重新组织来聚合和动员民间力量。中国近代的不同政权对于社团始终抱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控制意图,政府通过社团法制体系的构建,以有限的权利让度将大量的社会资源纳入到政府的治理体制下,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不平等交换。然而,发展和控制两种意图本质上具有矛盾性,民间社团的发展必然会促进其脱离政府控制的自主意识,以官方意识为主导的法制体系终将由于内在的不协调而面临方向性的抉择。尽管近代的社团法制体系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覆亡、“法统”终结而成为了历史,但做为近代中国统合社会力量、直面国际竞争的有益尝试,社团法制体系构建和变迁的历程仍然具有筚路蓝缕的开拓意义。

王少俊^[8]（2014）在《中国政治宪法学的生成逻辑与价值诉求》文中提出探讨政治与宪法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有趣的学术问题,这个问题容易引起共鸣,也很容易引起争议。回顾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宪政建设,我们存在诸多的遗憾与困惑,这种困惑在今天尤甚。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西方的宪政模式已经成为智识者的共识,由此承载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日益成为政法思想的主流,中国宪法学的主流学派——规范宪法学,则取法于西方丰富而又深远的法治思想,并以西方成熟的司法经验加以佐证,理论基础非常扎实,体系也非常完备,由此奠定了其在中国宪法学中难以撼动的地位。但是,当代中国宪政的现实则充满了“违宪”的困惑,政治不但屡屡超越于宪法,而且还吸纳着行政,管控着社会,整个体现出“党国体制”的特殊性。近年来,中国宪法学界出现了以高全喜、陈端洪和翟小波等为代表的政治宪法学派,他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中国宪法的时代精神作出了与规范宪法学截然相反的判断。本文站在中立的立场,对中国政治宪法学的缘起和理论的源流进行了分析,对其基础性理论进行了合乎逻辑的梳理,并对其价值和现实困难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探讨了中国政治宪法学的缘起。主要叙述了政治宪法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即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表明了这么一个事实,这就是西式的宪政并没有在构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反倒是“革命的政治”挽救了国家与民族的危机,即便是在当前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宪法也无法确定其高于现实政治的地位。而且,政治宪法学在理论上也与流行于欧美的政治法学和宪法政治相对应,从而也在西方的理论资源中找到了自己的依据。第二章整理归纳了中国政治宪法学的生成逻辑。陈端洪提出将制宪权作为宪法学的知识界碑,为政治宪法学提供了基础性理论,而高全喜站在历史主义的角度阐释了宪政主义的生长。本章整理概括了以陈端洪、高全喜等为代表的政治宪法学派学者的主要观点,使之更具逻辑性和体系化。第三章探讨了中国政治宪法学所蕴含的价值。本章主要是站在中国政治宪法学的立场,通过对其论点的阐释,提炼出政治宪法学中所包含的伦理思想以及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想。第四章提出了中国政治宪法学实践中的难题。中国政治宪法学以人民主权、制宪权为理论基础,但是这些理论在现实中遭遇到人民形态不确定,立宪时刻难确定,制宪权与宪定权发生矛盾等诸多难题。这些实践难题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政治宪法学的理论观点还不够扎实,无法对现实起指导作用。

曾辉^[9]（2014）在《中国青年党研究（1923-1945）》文中研究说明中国青年党,简称“青年党”或“中青”,1923年12月2日成立于法国巴黎。本论文围绕“青年党为何失败”这个中心问题,以专题的方式尝试对青年党进行较为深入全面的探究。笔者将首先对青年党的缘起、巴黎创党等史事作一个简单的梳理,并对其主要领导人作一简单介绍,其后以左舜生为个案,来分析青年党人的思想底色及性格特质。在这一基础上,对其经费、宣传、组织、武装、党际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就经费来说,青年党的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党员所交纳的党费、收入税及特捐；二是社会各界、地方实力派捐助；三是国民党的资助。这些收入并不能解决其经费困难问题,而且副作用很多。于是,青年党想方设法,或精打细算、削减开支,或“以脑养胃”、“以报养报”、发展党营事业、创办党务基金,凡此种种“节流“与“开源”的努力,也并未根本上缓解其经费困局。自始至终,青年党几乎都处于经费困难的情形之中。青年党领导人重视宣传,他们创办了大量的报刊,印发大量国家主义读物,并且充分利用开办书店、讲演、集会等手段来宣传其主张。青年党人也懂得一些宣传策略和技巧,在其宣传鼓吹之下,国家主义一度成为一股重要思潮,吸引了众多信众。不过,因为青年党自身行为的不当、经费的短缺,因为旗帜的污名化,因为没有把握住党报党刊的“党性”,因为以研究之心来做宣传之事等原因,青年党的宣传工作受到很大的制约,其效果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就组织而言,青年党有较长的历史,较普遍的组织,而且人数众多,其自称为“第三大党”并非虚妄之语。青年党也试图追求组织的严密性和纪律性,曾设置严厉的惩戒法令和严格的准入制度,拥有所谓“四道防线”,并有一定的党内清理淘汰机制,冀图把青年党打造成为拥有“钢的纪律”的“新革命党”。不过,青年党究竟是一个书生集团,青年党这种追求与青年党的党派性格格格不入,“书生集团”的个性使得青年党这种努力被自我消解。另外,青年党内的高层曾、左、李等人之间纠葛及引起的派系斗争,也削弱了青年党的内聚力。青年党从1926年开始培植武力,随后多方努力,或派遣党员进入军校和军队,或试图掌握既有军事势力,或创办民团,一度培植了为数可观的武装力量,并进行了一些抗日和革命活动。但是,青年党人并没有根本意识到武装的重要性,也没有成功培育自己的党军,最后选择了放弃革命,放弃武装。青年党与国民党曾长期处于尖锐的对抗状态。1931年后,面对国难,青年党主动提出“政党休战”,但并未得到国民党回应。1933年,在内外交迫的情形下,以左舜生为代表的青年党再次向国民党妥协和调适,这次得到积极的回应并获得蒋介石的邀请。随之,蒋、左“庐山会谈”开启了两党领袖沟通的渠道。1935年1月的“南京谈判”则奠定了合作的基础,此后双方来往频繁,在反共基础上实现初步合作。1936年西安事变及次年春天的曾、左、李奉化之行则使两党关密切化,并通过国防参议会这些架构在抗战初期形成事实上完全合作。1938年蒋、左互致信函,两党正式合作形成。青年党选择了放弃革命及与国民党合作之后,开始利用抗战时期的公开合法平台,积极参与推动战时的民主宪政运动。青年党人或连署提案,或创办报刊,或开座谈会,或推动成立民主促进机构,乃至秘密与其他中间人士抱团结成组织,热烈鼓吹,极力倡导,躬行实践。在省县市地方民意机构的成立及几次宪政高潮中均发挥了相当重要而关键的作用。但是,他们锲而不舍的辛勤浇灌却并没有开出宪政之果。

童舜尧^[10]（2013）在《杨度政治思想探析》文中研究指明所谓政治思想在百度百科中给出的解释是“社会成员在政治思考中所形成的观点、想法和见解的总称,它是人们对社会生活中各种政治活动、政治现象以及隐藏在其后的各种政治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自觉和系统的反映,是政治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所以探析杨度的政治思想,是不能脱离他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与社会实践的。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杨度是个较为活跃的政治人物。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他都是双方要极力拉拢的对象。除却政治身份,他又是一个饱读诗书、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在从传统绅士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中,他通过自身的勤奋、努力,成为了一名宪政专家。他的思想大多是他为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寻找答案的结果。同样,时势的变迁也推动了他思想的不断变化与发展。他的人生虽然走过弯路,但总体上还是一个能把握住时代脉搏发展趋势的人。作为一个学者型的人物,从“帝制祸首”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犹如一个缩影,映衬出的恰恰是当年的仁人志士探索救亡真理的道路,是如此的艰难。杨度的政治思想包含着变与不变的因素。从“变”的因素来说,是指他的思想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早年作为乡居绅士时,他崇尚的是帝王之学,信奉春秋治世的家国理念以及“达则兼治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他第一次留学日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理论,并亲自参加了革命派的早期反满活动。经过“梁头康足”事件之后,他又转而研究起资产阶级宪政理论,期待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而当洪宪帝制的失败击碎了他的君宪梦之后,他又醉心到佛学理论的研究中。不过,文人的桀骜不驯配以深厚的儒学功底,再加上西学的熏陶与多年的政治实践,决定了他不会去做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一字不漏地听从佛学教义。他总是在用自己的理解与体会去解释佛家经义,创立了“无我法门”,并一再强调“出世即入世”,自己要把佛家天堂搬到现实世界,探索出一条建设理想社会的实践之路。杨度把佛家的清规戒律尽数否定,实际是在走一条改造佛学的道路。而这种改造又和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向往紧密联系,他借助佛学的语言十分形象地描述了未来世界的社会状况,即自由、平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未来社会的主体形式。这样的认知让他找到了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相交流的共同点。思想的融通再加上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精神感染,最终使杨度选择了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坚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所以佛学实际上是杨度寻找救国之路的理论工具,是他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没有佛学思想作过渡,研究杨度晚年的历史观（特别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就缺乏理论的支持。佛学虽然是出世的,但也是救世的。《君宪救国论》虽然是杨度救国实践的败笔,但不能否认的是他有着救世精神的探索与勇气。连他最大的政敌同时也是至交好友的蔡锷,在临死前都有对他的开脱之辞,期望民国政府爱惜人才,宽容杨度。除了政治思想的“变”以外,不变的因素,则是杨度政治信仰的合理内核,这一内核贯穿于他整个人生的起起落落。那就是功利主义思维下的国强民富观。无论是《金铁主义说》,还是《君宪救国论》,以及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洪流,“国强民富”都是他始终如一的政治追求。他的政治追求同时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从春秋战国以来,连续两千多年的王道与霸道的争论,以杨度“国强民富”观的提出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他完成了王霸合流的理论建设,事实上成为了这场争论的终结者。杨度既深受湖湘文化功利主义的影响,也自觉地传承着“通经致用”的治学精神。他能在探索救国真理的道路上从弯路走向正途,本身就是致用精神在他人格与思想上的体现。正因为有了这个合理内核,杨度政治思想上变与不变的因素才能相互交织,推动了他没有停下探索救国真理的前进步伐。除了变与不变的因素之外,我们还不可否认的是杨度看待问题有着敏锐的思维眼光,能得出异乎常人的认识结果。早在他第一次留学日本期间,他就意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不能走极端,不能认为西方文化一切都好,而否认自己民族文化所具有的优良品质。在和嘉纳治五郎进行有关教育问题的论战中,他清醒地认识到洋人对中国开展奴化教育的狼子野心,提出了“丢掉幻想,中国革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的命题。杨度研习了王闿运的帝王之学,并将这一门源自传统文化的学问,结合到他的宪政理论的研究中,既扩展了这门学问的理论高度,也使着他的宪政思想不同于康梁一派,而独树一帜。突出的地方就是他不反对使用武力来建设一个君主立宪国家。正因为这一点,我们也好理解一个曾经醉心君宪大梦的人,在日后也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对于民族问题,杨度将之视为自己君宪理论的出发点,同时又指出蒙古问题事关国家的安全,放在了非常突出的研究位置上。这样的认识在同时期的学者中是不多见的。他的废厘说是建立在直接从法理、学理上否定厘金税存在的现实基础之上的。他所设计的征收畅销税的办法,把废厘加税问题和晚清地方自治运动联系起来,成就了他自己独到的见解。还有要说明的是,杨度政治思想的内容之所以涉及面如此广泛,是和清末民初政治斗争的现实分不开的。他关注这些斗争,他的许多思想其实是在为这些斗争寻找解决之道。说起铁路观,是因为他要在风起云涌的收回利权运动中发声,并为自办粤汉铁路找到出路,践行他铁路强国的思想；说起厘金观,就是因为“废厘加税”后,中国不仅没有得到实际利益,反而陷入中央王朝与地方督抚更深层次的利益博弈中,杨度的废厘主张最终目标就是要消弭这一斗争,并为地方自治运动的开展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说起刑律观,就是因为清末礼教派与法理派的派性斗争,严重影响了《新刑律》的制定进程,在宪政编查馆工作的杨度必须要表明态度,为《新刑律》的制定创造舆论环境,扫清前进障碍。抓住清末政治斗争的基本脉络,也就等于厘清了杨度政治思想的主要方面。离开政治斗争的现实环境,我们对杨度政治思想内容的归纳就会不全面。铁路、厘金等这些原本属于经济范畴的思想,要是脱离杨度的政治实践活动来谈,那就体现不了杨度政治思想的本色。故而将其纳入杨度政治思想的范畴来研究,也是本论文的一大特色。杨度因参加科举考试而成为传统绅士阶层的一员,又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他既接受过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主张,也能转而从事君主立宪的政治实践；他既参加过革命派早期的反满活动,也能在清政府的官场上谋得官职：他既能为袁世凯的帝制活动添砖加瓦,也能履行自己的政治诺言,帮助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摆脱困境；他既是“无我法门”的创始人,也是马克思主义坚定的支持者。他的至交好友来自不同的政治派别,彼此又相互影响。由此可见,杨度政治思想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涉及的面还相当宽泛,有法律方面、民族方面、铁路方面、佛学方面、厘金方面等等。所以探析杨度的政治思想,能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清末民初的政治状况,更好的认知“为什么先进的中国人会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以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历史必然性。

二、宪政问题实证研究的力作——评《观念与行为——宪政意识与法制宣传教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宪政问题实证研究的力作——评《观念与行为——宪政意识与法制宣传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1）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3）《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民族、政党与国家：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构建与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政治宪法学的生成逻辑与价值诉求（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青年党研究（1923-1945）（论文提纲范文）

（10）杨度政治思想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宪政问题实证研究的力作——评《观念与行为——宪政意识与法制宣传教育》（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影响研究[D]. 黄丽娟.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7)
• [2]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D]. 雷月荣.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3]《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D]. 马晨莲. 河北大学, 2019(04)
• [4]民族、政党与国家：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研究[D]. 尚方超. 河南大学, 2018(12)
•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D]. 刘建宁. 兰州大学, 2018(11)
• [6]司法的专业化与政治化 ——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的司法改革史（1943-1949）[D]. 姚尚贤. 上海交通大学, 2017
• [7]中国近代社团法制体系的构建与变迁[D]. 董志鹏.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6)
• [8]中国政治宪法学的生成逻辑与价值诉求[D]. 王少俊. 武汉大学, 2014(07)
• [9]中国青年党研究（1923-1945）[D]. 曾辉. 华东师范大学, 2014(11)
• [10]杨度政治思想探析[D]. 童舜尧. 南开大学, 2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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