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禁缠足与妇女解放的辨析——兼论太平天国禁缠足的文化原因

一、禁止缠足与太平天国妇女解放问题之辨析——兼论太平天国禁止妇女缠足的文化成因（论文文献综述）

胡金环^[1]（2021）在《近代中国放足运动与学校女子体育发展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张雪飞^[2]（2021）在《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衣之于人,自人类文明伊始就如影随形、相伴相生。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倾向于遮蔽人身形体,不太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和个体特性;彰显等秩阶次,关注人的文化表征和社会意蕴。晚清民国是服饰传统、规制、风格和文化剧变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形态、社会认识、女性社会角色转轨的关键阶段。人衣关系经历了抗争与冲突、困顿与反思,在张力和矛盾中蜕变和进化。研究这一时期女性服饰变革,对于社会制度变迁、服饰文化转型、妇女解放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论文包括四个主体部分:第一章站在人衣关系的视角,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发掘和梳理女性服饰变革的历史脉络;第二章从纺织原料、分析并阐述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从纺织原料、面料的技术革新、成衣制造方式和产业更新,以及纺织贸易市场变化三个方面,讨论服饰变革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分析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联,也即从“衣”的层面对人衣关系的变革动力进行历史透视;第三章从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文化现象、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和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这三个层面,探讨社会变革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剖析伴随其间的人衣关系的变化特征;第四章从夷夏之防、道器之辨、礼俗之隔和荣耻之变四大关系入手,揭示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联系,厘清服饰变革的深层机理。本文主要观点和创新如下:1.服饰潮流是一种能够同时揭示服饰变革现象和本质所在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本文试图打破以往以主流历史分期、社会变革为纲的近代服饰史叙事,以及服饰品类、服饰流派、服饰空间扩散的服饰专题分类,由人衣关系的生理要求、观念思想、社会生活、审美文化、技术支持等不同侧面考察服饰潮流的变革趋势,抽象概括出“衣以容身”“衣以立身”“衣以适人”“衣以彰人”四大服饰潮流。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展现服饰变革的全貌,既符合服饰本身的历史脉络和嬗变轨迹,尊重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规律,又呈现服饰变革的创新性与继承性、往复性与多样性,揭示种种复杂多栖的规律和特性,为研究服饰变迁的技术、社会和文化因素提供线索和链接。2.产业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为供给带动需求、需求拉动供给给出历史的有力借鉴。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与技术变革,特别是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的进步,根本地改变了服饰面料性能、服用加工技艺,为服饰结构的改良和变革提供了可能的物质和工艺基础,形塑了纺织服装贸易和消费的全新格局,为晚清民国女性服饰时尚的兴起和潮流的延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本文绘制出服饰潮流与相关因素的关联机制分析框图,展示说明了产业技术变革如何对服饰变革发挥作用,特别是对影响方式、路径和机理方面的系统阐释。技术变革是对“衣”的物理特性、生产方式、市场供给和美学价值的创新,为“人”提供可消用、选择和适配的服用方案。作为服饰消费主体的“人”根据自身的穿用需求、经济基础和消费偏好以及文化审美,影响纺织、服装的贸易市场格局,对服装原料面料、剪裁结构方式提出需求。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实质上通过改变“衣”的供给进而影响“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又进而促进“衣”的技术和产业升级改革。3.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相互促进、互为因果,服饰时而领着、时而跟着,既能动于社会变革,又从动于社会变革。一方面,社会变革是服饰变革的引领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妇女解放思潮启蒙、引导着近代女性以主体身份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推动着服饰潮流的发生和传播。以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和长江三角洲的“摩登”为代表的服饰社会现象为女性服饰潮流蓄能积力;另一方面,服饰变革是社会变革的能动者。代表性女性和女性群体以或拟男化、中性化的服饰行为,或个性化、大众化的穿衣方式,推动着妇女解放,成为社会变革不容小觑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服饰既作为被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改良和引导的主要对象,同时又充任着女性参与社会变革的道具、工具和面具。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互动,本质上是服饰与人的主体性关系。从被“衣”掩饰的“人”到以“衣”修饰的“人”,再到借“衣”立身的“人”,透过近代女性的服饰行为,抑或是社会舆论对女性服饰的评价和反应,“衣”之功能得到重新辨析,服饰下的人性得到解放,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得以进化。4.文化变革既是阻碍服饰变革的重要防线,反过来又是催化服饰变革的深层动因。长久以来,华夏服饰是区辨夷夏族群、承载文野观念的文化载体。无论是葆有华夷文化优势的历史时期还是闭关自守被强力冲击的晚清之际,拥护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的“庙堂”及士大夫们反对服饰变革。而随着近代西方传教士的“诱导”,本来象征文明的缠足成为野蛮文明的标记,夷夏之别破防、文野之位互换,趋新大势和尊西倾向成为服饰变革的新动向。在西学东渐、西器东传的时代背景下,服制是扞卫“中体”的“重器”,象征着传统儒家文化的伦常名教、制度文物以及体统规矩,不可“轻言”变革。而在改良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时期,服制改革成为复兴民族、更易“人心”的方略,由器而道的“天演”进化论提倡优胜劣汰、强权竞争,成为推动服饰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传统礼俗社会中,服饰是“礼治”的重要媒介,以礼化俗,以礼节俗。礼乐制度的高度发展是服饰文化长期保持稳定、难以遽变的根本。晚清宗法秩序遭遇挑战,作为民众生活“风俗”的服饰改良提出变革要求,女性服饰潮流甚或走在了服制法规之前,由俗入礼。文化是慢变量,近代服饰变革的不易和反复,皆出自于文化内核“面子”、服饰面子即文化里子,能小变则不大变,能形变则不质变。而服饰变革的发端和剧变,仍需归因于文化内核“面子”。在敏感于外人观感、维护文化“面子”的同时,服饰悄然生变,服饰由宗族和伦理走向民族和国家,再走向个体和自我,“人衣关系”不再等同于纲常伦理的“人人关系”。5.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的路径并完全不遵循“器物-制度-文化”的现代化三阶段,而是多个范畴兼而有之,各个阶段均有参与。服饰变革属于物质器技,亦成为寄托人伦关系的社会制度,甚至还是文化思想的重要表征,事实上是“器物”“制度”和“精神”的“三位一体”,难以区分先后甚至彼此。整体来看,女性服饰变革是在制度层变革时生发的。反缠足运动发端于呼吁制度改革的戊戌维新,辛亥以后服饰等级制度改弦更张,服饰听取民便。新文化时期反思文化,女性服饰在更大范围、更大波次、更大程度上发生变革,服饰潮流渐趋成型,人衣关系也随之转换、调整。但局部而言,在学习西器的洋务时期,洋纱、洋布大量进驻开埠城市,上海等地的年轻、时尚、社交女性已开始穿用洋布衣。在民风开放、趋新入时的地区,原料面料、穿衣方式等物质层面的变化来的较早,相对顺利地被一部分女性所接纳,但并未涉及到服饰文化层面的对抗与哲思。对于广大乡村地区的劳动女性,质地厚实、自产自销的土布更便于劳作,物质层面的服饰变化来得更为迟滞、缓慢,或许到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发生变化之后,服饰才相随而变。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呈现出多轨道、多征候、多阶段并行不悖的复杂格局。6.服饰变革本质而言是“人衣关系”的更新与重构。服饰不是纯粹单一的自然物,而是典型的文化产物。变革时期人衣关系变化的意义在于,“人”既是具体的、个体的人,同时也是群体的、社会化的和历史性的人。“衣”既是具有物质属性的衣,同时更是代表民族风俗、承载社会功能、表征时代特征的“衣”。服饰变革之前,衣的礼治、标示、文化功能更为显着;服饰变革之中,衣的工具、道具、面具功能更加显露;服饰变革之后,衣服重归保暖和装饰的基本功能。考虑到人衣关系的复杂多元性,“人的穿着”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适身、得体、体面和得当/适境。初级层面的“适身”强调作为生物体的人和作为自然物的衣。更高级层面的“得当/适境”更看重中国文化下具有多种属性之“人”的穿衣要领和不同穿着场合下“衣”的服饰文化要素。广而言之,人衣关系甚至可能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互动交融、和谐共彰应该是人类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

黄薇^[3]（2019）在《劝说与规训：基督教与近代上海社会风尚》文中认为从鸦片战争后西方帝国主义入侵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多年里,处在中西文明冲突与交汇点上的上海,社会生活与中国传统习俗发生了明显的偏离和变化。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已经有大量的研究,但迄今尚无专门着眼于西方基督宗教传播对上海社会风尚的影响。实际上,直到上个世纪中叶,上海一直是西方在华传教运动的中心。天主教和新教在上海的传教与社会事业,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占有较大的份额和突出的地位。因此,作为城市宗教与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社会生活的变迁,无疑受到了包括基督宗教文明在内的西方文明的巨大影响。此前数量众多的以上海近代化为题的研究着作中,多将“西方”视作一个整体,很少注意到他们因不同的身份、国籍、行业、宗教信仰等,而产生的差别。本文即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劝说”和“规训”两个维度,探索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下在华基督教会与传教士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关注点的变迁,及其对上海社会风尚造成的影响。“劝说”是指通过运用各种策略,使被劝说者愿意采用劝说者提出的意见或行为趋向。“规训”则是一种“权力—知识”相结合的产物。在文化上的规训,即通过文化风气的熏陶,风俗习惯的养成,乃至意识形态的灌输,从而将其纳入到与规训者相同的文化语境中,减少“西方人”在殖民化过程中产生的冲突和摩擦。本文依据传教士出版的各种回忆录、书信集,中外教会机构的档案,教会出版机构出版的大量书籍、期刊等中西文献,展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全文共分六章,楔子部分阐述了鸦片战争前,西方世界各种游记、笔记里的中国形象,以及传教士初来中国时在生活上的各种摩擦与碰撞;第一章按照时间顺序大致勾勒了基督宗教在近代上海的发展历史,简要描绘了基督教的传教情况,及其在中西思想交流、学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慈善等方面的作用;第二章主要讨论了基督教东来后,与上海本土文化相遇时的摩擦。教会如何旗帜鲜明地反对诸如缠足、溺婴、一夫多妻等陋俗;第三章讨论了基督教倡导的城市生活理念,诸如合理饮食、积极运动、俭朴衣着、注意公共卫生等;第四章聚焦于基督宗教对于神职人员、中国教牧的日常规训,以餐饮、衣着、居家环境等要求为例,反映出基督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双向互动;第五章讨论了基督宗教在上海这个城市环境下,如何对教徒进行道德约束以及灵性的培养,以及如何实施适度的惩戒。本文最后认为基督教是随着西方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侵略而的,但基督教所倡导的伦理道德,其中包含人类社会某些基本的价值观,为上海城市的现代化提供了部分道德基础,因而能引起上海本土文化的共鸣。基督宗教在上海的福音事业,对城市现代化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作为这些观念主要的言说者和传播者,传教士们无法摆脱时代及其自身身份的局限性,这就决定这些观念影响的有限性。尤其是20世纪以后,中国社会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帝爱国运动,特别是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的兴起,使得基督教会与传教士渐渐处于社会的边缘角色,虽然留下雪泥鸿爪却并不能给上海城市社会风尚的变化带来决定性的影响。

任远^[4]（2015）在《太平天国等级婚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绪论中国传统社会特别重视"家族"观念,家族是由各个小家庭组成,而家庭得以存在的基础则是婚姻,婚姻对民众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另外,由于婚姻是家庭存在的基础,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因此,研究婚姻制度不仅仅是研究婚姻制度本身,而是通过婚姻制度去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太平天国的婚姻制度与众不同,它不但和历代王朝的婚姻立法不同,还与近代以来的新型婚姻法也不同,

张德安^[5]（2014）在《身体教育的历史（1368～1919） ——关于近世中国教育的身体社会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世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人身体变迁的重要阶段。本文从身体史的角度,通过考察近世以来教育活动对身体的塑造历程,透视这一时期国家、社会、个体的历史变迁及互动关系,进而尝试以“身体教育的历史”为线索,对近世以来的历史图景予以展示,对身体与社会的变革予以解读。文章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通过分析身体的尊卑表现与礼仪教育,考察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变迁过程中礼仪教育对身体的塑造作用。儒家礼教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统教育的精髓。而礼教的一大特点,便是以维护传统道德和伦理秩序为目标,对身体的内在养成和外化表现加以训练和规约。对礼教的推崇、践行与批判、改革,集中体现为尊卑观念在身体上的实践及礼仪秩序的构建,以及在近代西方文化冲击下和新式教育改革中的改弦易张。二是从身体的动与静之间的观念选择与变迁出发,考察作用于身体的体育和卫生教育。近代以前主“静”观念长期占据教育主导地位,而近代以后尤其是清末民初,对“动”的倡导与实践成为新的教育思潮。“静”与“动”的塑造承载着社会预期,从“静以修身”到“动以强身”,近世中国身体教育经历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观念与形式的变革,并驱动了身体的社会改造。三是从男女两性的身体角度,对有关身体与性别教育、性教育的发展历史加以考察。作用于身体的教育,对两性的社会化特征塑造、两性社会关系的确立、情爱与性的社会态度等方面,在不同历史时期均有不同的反映,并直接引导了身体的“性别取向”、两性关系表达、男女社会秩序构建,推动了两性社会的发展。四是考察从传统修身观到现代教育科学转变中,关于身体教育中的身体哲学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教育身体的理念、作为实施层面的教育技术和手段,在历史中运行和变迁的过程。若具体展开论述,可包括如何认识和定位身体、如何应用身体达到教育的目的等等。五是以改朝换代之际的身体变革与国民形象教育为对象,考察在政治主导下,具有国族属性的身体如何在历史中被驯化和建构。具体以男子发式变迁、“女国民”形象塑造为切入点,对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两个易代时期的国民形象教育及身体改造运动加以分析论述,审视在传统文化、政治变革的共同作用下,新身体如何替代旧身体,进而探讨身体所承载的社会意义。论文对近世以来教育对身体的异化与整合、野蛮化与文明化建构、解放与束缚的历程进行了梳理,并通过身体教育的变迁展示了近世社会的转型,旨在丰富对近世社会和历史的认识。同时,也希望对现实的教育生活和人的未来发展做出关照。近世身体教育的历史表明,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的博弈下,作用于身体的种种力量,有些可能随着新的生活情境进一步在身体里延伸和拓展,有些则随着旧的生活形态而消失或减弱分量,而他们共同左右着身体的走向。作为教育对象的身体,自由性与非自由性、主动性与被动性同在,本身即是在各种关系的均衡和抉择中探索和寻求存在的方式。

陈许^[6]（2013）在《太平天国禁止缠足的原因与评价》文中研究指明太平天国禁止缠足是广西地域文化和妇女劳动习俗在天国中的一种自然延续,是太平天国军事战斗和生产劳动的一种客观需要,其直接动机并不是为了保护女子的肢体不受摧残,反而给太平天国妇女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伤害,不能视作近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

黄媛^[7]（2012）在《身体的解放：太平天国蓄发、放足令探析》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太平天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蓄发、放足令在颁布之初得到民众的积极响应，为这一新兴政权争取了广泛的民意，在此后的推行过程中却逐渐远离其恢复汉人传统，解放民众身体之本旨，打上了政治与强权的印记，促使这一政权迅速土崩瓦解。研究这两项法令，对于全面、深刻认识太平天国统治者的施政方略、法律理念具有以小见大的重要意义。文章从五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分析蓄发令解放男性身体之内涵，得出太平天国颁布蓄发令的直接原因是对抗清初薙发令，而本质原因在于体现归顺与征服。第二部分，分析放足令解放女性身体之内涵，得出太平天国颁布放足令直接受到基督教义与客家“天足”习俗的影响，而本质原因在于倡导妇女参与劳动与作战的传统。第三部分，对蓄发、放足令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由于在权力体系中的男女差异，蓄发令始终推行，放足令中途废止。第四部分，分析蓄发令、放足令对中国近代剪辫、放足运动与相关立法的直接影响。最后，结语部分一方面对蓄发、放足令的历史意义做简要评价，另一方面说明国家在适用法律改造民众身体时应当保障民众的基本身体自由。

廖胜,王晓南^[8]（2011）在《辛亥革命以来太平天国妇女社会生活问题学术研究综述——太平天国妇女问题百年学术研究综述之三》文中提出辛亥百年以来,虽然有学者对太平天国妇女社会生活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出于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学界对太平天国严别男女、婚姻家庭、妇女自由、妇女服饰、禁婢女、禁娼妓和禁缠足等社会生活方面的问题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肯定的观点一直占据学界主流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不少的学者认为其存在其两面性和落后性,甚至否定的观点也越来越多,成为新时期学界不可忽视的一种新的潮流。

古志成^[9]（2011）在《晚清天足运动研究》文中提出自从缠足这种灭绝人性的陋俗在中华大地蔓延成势之后,进步人士对它的诟病和指责就从未停止。天足运动的种子一直薪火相传,代代不息。在明亡清兴、满洲贵族入关之际,天足运动的曙光乍现。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命令汉族女子放足。但在汉族旧势力的顽强抵制下,天足政策终究实施未果。在鸦片战争之后,西风东渐,基督教文明日益传播开来。在西方传教士和在华人士的推动下,成立了天足会,在教会报刊上广泛宣传天足舆论。在基督教传播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的基督教——拜上帝教应运而生,由这个宗教武装下的太平天国政权,在它的统治区域大面积的发动了天足运动,为中国妇女的解放作出了不可抹煞的贡献。至甲午一役,中国被东方新崛起的小国日本所威逼,《马关条约》的签订令中国的新派知识分子对国势的焦虑日益深切,精神世界的重压使他们开始思考中国穷弱的原因。伤身害种的缠足,再一次成为集中讨伐的对象。维新思想家们强劲有力地抨击缠足、倡导天足、组织天足会,推动了新一轮天足运动的发展。至庚子辛丑之际,中国人民饱受列强的欺压,晚清政府的统治业已摇摇欲坠。为了争取各方的支持,挽救危局,慈禧太后开始颁布天足谕旨,地方督抚大员紧跟着群起响应。这次在官方权威推进下的天足运动发展到了高潮。在晚清新政时期,社会上的民主共和思潮日益深入人心。一批具有民主共和思想的革命斗士成为天足运动的急先锋。妇女逐渐觉悟,新女性开始踏上历史舞台,直接宣传和领导天足运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历史从帝制时代跨进共和时代,天足政策的实施更加有力。经过历届政府的不懈努力,缠足现象在中华大地上逐渐消亡。

郑武良^[10]（2010）在《戊戌时期维新派不缠足运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甲午战败后,中国士人中的先进分子发起了维新变法的运动,同时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不缠足运动。维新派利用报刊媒介为不缠足运动大造舆论,积极创办不缠足会,并把不缠足运动与兴女学密切联系起来。第一部分：对戊戌以前不缠足的情况做一回顾,了解戊戌时期维新派不缠足运动的历史背景。简单介绍了近代以前中国士人对缠足的批判,太平天国在其控制区域内的禁缠足,早期维新派对缠足的批判,来华西方传教士及西方妇女对缠足的批判及倡导不缠足并进行不缠足的实践。第二部分：从思想言论方面对戊戌维新派的不缠足进行阐述。主要介绍了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这四位戊戌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人士关于不缠足的思想和言论。第三部分：从报刊媒介方面来分析戊戌维新派的不缠足运动。以戊戌时期发行量最大的两份维新派创办的报刊——《时务报》和《湘报》为案例,主要从报刊批判缠足为不缠足大造舆论、报刊对不缠足会的成立及不缠足运动的报道、报刊刊登各地人士对不缠足的建议以及用广告的形式来宣传不缠足这几个方面来阐述、分析报刊媒介对不缠足运动的推动。第四部分：从不缠足会和兴女学方面分析戊戌维新派的不缠足运动。主要从戊戌维新派创办不缠足会,不缠足会采取措施、开展活动来推行不缠足运动,不缠足对女学的推动和女学的发展对不缠足的促进几个方面来展开。第五部分：对戊戌时期维新派领导的不缠足运动的一个基本评析。主要从戊戌维新派发起不缠足运动的历史动因、该运动的整体特点和历史影响三方面来展开。戊戌时期维新派领导的不缠足运动,有中国自身传统方面的因素,更主要的是西方冲击带来的影响,在当时严峻的民族危机的特殊背景下,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由于戊戌维新变法为时短暂,维新派对不缠足运动的贡献并不在于取得了多少具体成效,而主要在思想理论的建树方面,即它的启蒙意义。在中国近代最早发起不缠足的虽然是来华西方人士,但不缠足成为社会性的运动,却是在戊戌时期由维新派首先开始的。考察戊戌时期维新派的不缠足运动,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来把握贯穿中国近现代史的不缠足运动,并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戊戌维新运动的丰富内涵。

二、禁止缠足与太平天国妇女解放问题之辨析——兼论太平天国禁止妇女缠足的文化成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禁止缠足与太平天国妇女解放问题之辨析——兼论太平天国禁止妇女缠足的文化成因（论文提纲范文）

（2）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劝说与规训：基督教与近代上海社会风尚（论文提纲范文）

（5）身体教育的历史（1368～1919） ——关于近世中国教育的身体社会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太平天国禁止缠足的原因与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7）身体的解放：太平天国蓄发、放足令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9）晚清天足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戊戌时期维新派不缠足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禁止缠足与太平天国妇女解放问题之辨析——兼论太平天国禁止妇女缠足的文化成因（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中国放足运动与学校女子体育发展的关系研究[D]. 胡金环. 曲阜师范大学, 2021
• [2]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D]. 张雪飞. 东华大学, 2021(01)
• [3]劝说与规训：基督教与近代上海社会风尚[D]. 黄薇. 上海大学, 2019(02)
• [4]太平天国等级婚姻研究[J]. 任远. 婚姻·家庭·性别研究, 2015(00)
• [5]身体教育的历史（1368～1919） ——关于近世中国教育的身体社会史研究[D]. 张德安. 南开大学, 2014(04)
• [6]太平天国禁止缠足的原因与评价[J]. 陈许. 安顺学院学报, 2013(01)
• [7]身体的解放：太平天国蓄发、放足令探析[D]. 黄媛. 苏州大学, 2012(10)
• [8]辛亥革命以来太平天国妇女社会生活问题学术研究综述——太平天国妇女问题百年学术研究综述之三[J]. 廖胜,王晓南.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1(06)
• [9]晚清天足运动研究[D]. 古志成. 河北师范大学, 2011(10)
• [10]戊戌时期维新派不缠足运动研究[D]. 郑武良. 浙江师范大学, 2010(04)

标签：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服饰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女性服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