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总目录（第20卷）

一、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0卷)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宋雪伟^[1]（2021）在《李商隐无题诗研究》文中指出李商隐的无题诗,包括以“无题”为题的诗作十四首,界定上有争议之作六首。除此之外,在李商隐诗集中存在大量的与无题诗风格相类似的首句命题式“准无题诗”以及抽象类题目的“准无题诗”共计二十余首。无题诗是一种在题目上不表现内容,不显示功用,在内容上多以描写女子恋情或男女相思为诗面意义,以表现抒情主人公可望而不可即之情思或无悔追求的执着精神为抽象意义,在艺术上善用颇具细微和抽象意义的表现手法,表达含蓄抽象情绪、抽象意义的一种独特的诗歌类型。李商隐无题诗的形成是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其风格特征的定型也非单一因素所致。传统的考评、笺注在诗面意义的解读上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因为本事不可考,任何企图将李商隐无题诗做“实化”解读的做法都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李商隐无题诗的解读必须重新寻求一种思路,那便是对其抽象性的探讨。此外,近些年来,学术界对李商隐无题诗提出的很多全新的解读,很多也没有逃出将诗歌意义“实化”的思维误区。虽然古今笺注家对李商隐的无题诗多有阐释,但很多细节解读依旧存在较大分歧。通过文本细读、典故细节的梳理,不难发现无题诗中依旧存在诸多值得去研究乃至进一步确认细节意义的地方,例如“多羞钗上燕,真愧镜中鸾”里,燕和鸾的典故都暗含了鸟雀企图成双等细节都可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获得。李商隐的无题诗的最大特征便是其抽象性。抽象性贯穿无题诗的始终。首先,无题诗的题目便是抽象的,其题目不表示内容,不指明功用。其次,无题诗的内容充斥着一种抽象情绪,这种抽象情绪可以概括为“对美好事物的发现或追求——认定自己有资格追求美好事物——追求过程中因受阻而失落——追求失败后的愤愤不平以及绝望而难以排遣的凄楚情绪——受阻后继续执着无悔的追求”这样一条潜在的线索。虽然落实在具体的诗作当中,每一首无题诗所投射的情感线索的侧重有所不同,但李商隐的无题诗所传达的抽象情绪都在这样一条线索中有所印证。再次,李商隐的无题诗惯用颇具细微和抽象意义的艺术手段表达抽象的情感线索,这些抽象的艺术手段造就了李商隐无题诗别具一格的艺术特征。在声音方面,它们巧妙地运用了文字用韵、节奏等方面的抽象表达效果,形成了声情并茂的抽象情绪的传达;在色彩方面,它们注重色彩的基本特性与通感效果,注重色彩的组合与搭配作用,使得色彩与抽象情绪的传达得到巧妙的配合;在结构方面,李商隐无题诗的诸多构成因素貌似支离破碎实则紧密相连,各因素组合作用形成了诸多意义完整而层次多样的“格式塔”,整体意义大于各部分意义组合的手法拓宽了抽象情绪的表达境界;在意义方面,李商隐的无题诗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阻隔”情节,这种“阻隔”同时也是李商隐无题诗所展现出的抽象情绪链条中起到转折性作用的关键一步,这种“阻隔”情节有时候也会生成抒情主体的离别之苦,促成抒情主体的偷窥行为,乃至成为生成可望而不可即之感以及执着无悔追求的根源所在。李商隐的无题诗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究其根源,也是自始至终贯穿李商隐无题诗的抽象情绪所致。李商隐无题诗的解读历程是中国古典文学阐释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发生与发展与中国文学与社会的客观情况有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无题诗的抽象情绪特征是其能够穿越古今获得跨时空读者共鸣的本质条件。

孙丹婷^[2]（2019）在《勒·柯布西耶艺术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勒·柯布西耶是20世纪着名的建筑师,是现代建筑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在建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其艺术思想展开研究,挖掘其宝贵的创作经验与理论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梳理分析勒·柯布西耶的创作历程,总结其艺术思想,提炼其思想的基础与核心。绪论部分阐述本论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内容及方法,对勒·柯布西耶艺术思想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提出总体研究框架。第二章全面梳理勒·柯布西耶创作历程,将其创作生涯划分为创作原型积累阶段、创作理念建立阶段与创作风格深化阶段,分析每一阶段影响其艺术思想形成的因素,结合作品探求其艺术思想的发展脉络,提炼勒·柯布西耶“人本主义”的思想基础,论述勒·柯布西耶“人本主义”的含义、核心及宗旨。第三章从建造观念、建造体系、建造方式三个方面系统论述勒·柯布西耶的思想——“住宅是居住的机器”,关注人对建筑的物质性需求。通过建造人性化尺度的住所,满足人的居住需求,从而体现适应时代潮流的建造观念;通过创建多米诺体系革新建筑承重结构,奠定现代建筑的空间概念,建立现代建筑的建造体系;通过标准化、批量化的建造方式实现精确至上、经济先行的理念,实现为全民建造“宫殿”般住宅的普世理想。第四章从建筑的外型、空间、意境三个方面系统论述勒·柯布西耶的思想——“建筑是纯粹的精神创造”,关注人对建筑的精神性需求。借鉴古典建筑纯粹的几何体造型以及基准线与比例的控制,使建筑在秩序的统领下体现出崇高的美感;将现象学透明性的概念引入建筑,使观者漫步于时间、空间、建筑中体验美感;绘画、雕塑、光色体系、视觉声学与建筑融合,产生“不可言喻的空间”,使富有诗意的建筑表达情感。第五章从统一的秩序、诗意的栖居、“光辉城市”理想三个方面论述勒·柯布西耶的思想——“城市规划学致力于创造幸福”,关注人对城市的社会性需求。统一的几何秩序与功能秩序使人们获得“精神的自由”;诗意的物质环境与人文环境给人们带来“基本的快乐”;“光辉城市”理念体现勒·柯布西耶探索人类、自然、宇宙和谐关系,为全人类谋幸福的理想。第六章从对国际风格的影响、对设计组织的影响、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三个方面阐述勒·柯布西耶艺术思想对推动现代建筑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论文结语部分解读勒·柯布西耶艺术思想的集中体现——《直角之诗》,总结其艺术思想的核心,从建筑师的职责与建筑形式之源两方面探讨其思想对当代建筑师的启示。

赵婧^[3]（2019）在《陈文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陈文述（17711845）,原名文杰,字云伯,别号退庵、颐道居士,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庆三年（1798）副榜,嘉庆五年（1800）举人,官至江都知县,是清代嘉道时期着名诗人。曾以团扇诗受知于阮元,与陈鸿寿、陈甫被阮元称为“钱塘三陈”。陈文述一生作诗逾万首,着述数量繁多,着有《碧城仙馆诗钞》、《颐道堂诗选》、《颐道堂戒后诗存》、《秣陵集》、《西泠怀古集》、《西泠闺咏》、《西泠仙咏》、《颐道堂文抄》、《碧城题跋》、《碧城文隽》、《碧城诗髓》等等。陈文述着作内容丰富,能反映诸多当时文坛及社会状况,颇具文史价值。以往学界侧重于研究陈文述与清代才女的互动以及对女性的书写,对他本人的研究还相当有限,因此对他进行较为全面的个案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本文结合文献考订和研究讨论来考察陈文述的生平面貌、交游状况和诗文成就,以期深入认识他的精神世界及其所处的社会。本论文分为上下编两部分,上编主要研究陈文述的生平、交游,凡六章,下编主要研究陈文述的着作版本、诗风嬗变,凡四章。每章的内容概要如下:上编第一章《陈文述家世戚属》,从陈文述的诗文集中勾勒出其家世谱系,并绘制世系图。通过考述其父母、妻妾、晚辈的生平,来展现他的家庭关系。陈文述有大量描述家庭内部生活、涉及夫妻之情的诗文作品,十分有利于考索出其家人尤其是女性眷属的生平经历。第二章《陈文述生平经历》,陈文述的生平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成长经历与科举过程（17711805）,写陈文述早年的读书经历及在京师屡试不第的过程。第二阶段薄宦生涯与海运波折（18061826）,写陈文述在江南一带的薄宦生涯和尝试海运运动的得失。第三阶段入道心迹与仕进抉择（18271837）,写陈文述在丧失爱子之后的心境转变与因家贫晚年再度出仕的波折起伏。最后,结合多方材料澄清了陈文述的卒年问题。第三章《幕府交游:以阮元及其幕宾为中心》,阮元是陈文述一生中最重要的伯乐和老师。以陈文述为切入点,考察他与阮元的订交过程,在阮元幕府中参与的文学活动,以及与阮元幕府中其他幕宾的来往交流,更能了解阮元幕府对于乾嘉诗学的贡献,以及“诗人幕宾”、“政客幕宾”与“学者幕宾”三者的关系。第四章《诗学交游:以苏州“桂叶书堂”为中心》,随着陈文述在江南一带遍交友人,他在苏州的“桂叶书堂”逐渐具有一定号召力。本章重点研究了陈文述与舒位、萧抡的交往经历与诗学交流,并考证陈文述与《乾嘉诗坛点将录》的关系,厘清这本书的第一作者,试图理解陈文述对这部书产生的作用。第五章《书画交游:以与钱杜诗画合作为中心》,陈文述与钱杜通过诗画合作积累了深厚的友谊。本章在具体的诗画合作案例中勾画了陈文述与钱杜的交游过程,分析他们的人格思想,揭示诗人与画家特有的互动关系。第六章《疑案杂考:以顾太清“痛诋云伯”案为中心》,针对顾太清在诗中痛诋陈文述伪造题诗的疑案,结合种种文献考辩,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下编第一章《陈文述着作考述》,逐一简要介绍陈文述二十八种至今流传的着作的版本与内容。第二章《早年绮丽:对“梅村体”的继承与发展》,陈文述在初学诗法阶段主要效法了吴伟业“梅村体”的诗风。本章通过解读具体诗歌,探究陈文述的叙事性七言古体诗在转韵方面对“梅村体”的继承,及在题材与写法上对“梅村体”的发展。第三章《中年求变:徘徊于用世与藻丽之间》,陈文述中年根据萧抡的建议转而追求诗歌的讽喻用世功能,重新删定早期藻丽的诗作,最后又有所反悔。本章首先对比了《碧城仙馆诗抄》与《颐道堂诗选》前五卷的异同,显示其删定过程的复杂性。其次从诗学上分析其诗观转变的意义。最后探讨他没有真正成功地转变诗风的因素。第四章《晚年入道:对李白的推崇与仿效》,陈文述晚年在诗学倾向上标举李白。本章通过分析陈文述对李白仙隐者形象的接受,在创作实践和理论评价上对李白的师法与尊崇,及其与学李诗人的交游这三方面,结合其晚年求仙问道的人生经历及当时社会背景,论述他尊崇李白的原因和意义。

吕姝焱^[4]（2019）在《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文中认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诗歌创作,是笔者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诗歌活动和诗学理念的梳理与讨论。吴蔚光、孙原湘相继主持了乾嘉之际的虞山诗坛,此时性灵诗风最受推崇。道光九年（1829）孙原湘去世,这标志着虞山诗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虞邑诗人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民生苦难及自身不幸遭际的诗歌。同治、光绪与宣统三朝,同光体风靡诗坛,虞邑诗人仍然坚守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学传统。特别是在光绪末年,张鸿等人组织了吴下西昆派,他们以诗笔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与时代。受“诗界革命”和“革命诗潮”的影响,此期的虞邑诗人也有从事新诗创作者,更有加入革命团体的革命诗人。民国时期,虞邑的宗唐派诗人开始向其他诗派寻求新路,但他们不忘汲取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史精神,以诗歌关注社会时事与民生疾苦。虞邑文人十分重视乡邦文化,他们从中汲取营养助益地域诗学的发展。虞邑诗人对凝结着钱谦益精神的红豆特别关注,他们创作了大量红豆题材的诗歌。藏书、读书、文学创作更是相互促进,他们将藏书活动引入诗歌,充实了诗歌题材。糅合了诗、书、画艺术之长的题画诗,则丰富了本邑诗学图景。有清以来,虞邑地域文化繁盛,这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出现提供了重要保障。晚清虞山地区涌现出以席佩兰、归懋仪、屈秉筠为首的众多才媛,她们与才子夫婿联吟唱和,并承担起教育子嗣的重任,这为文学世家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常熟的士绅贵族也多设有义庄、义田,这为家族教育提供了充裕的经济支持。母教与义庄的兴盛直接推动了虞山地区科举事业的发展,由此造就了众多科举世家。举业兴盛的家族,其文学创作也往往可以取得丰硕成就。家集和乡镇诗歌选本是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交互与呈现的重要载体,文学世家以保存家族文脉、传承地域文化为己任。得益于对虞邑乡贤的感召、旧学知识的累积和发达报刊业,清末民初虞邑文人的结社酬唱活动特别频繁。它们勾连起家族内部、家族之间、虞邑与其它地区的诗歌交往活动,并为丰富和传播虞邑诗学做出贡献。晚清民国的虞山诗坛涌现出许多极具代表性、影响巨大的文学世家。孙原湘引领了虞邑的性灵诗风,他是虞山乾嘉诗坛向晚清诗坛过渡的关键。清末民初,孙原湘的裔孙孙雄在经学、诗文创作、选诗等领域均有建树,孙雄在承继家学的同时,也能够结合时代的变化,对家族诗学作出适时调整。杨氏家族的学诗过程有明显的宗宋倾向,杨沂孙在咸同时期创作了大量忧时悯乱的作品。杨圻诗学盛唐,这与其家族诗学异趣,也在清末民国的诗坛独树一帜。翁心存雅好苏轼而独崇唐诗,“结道光前宗唐之局”。翁同龢推崇苏轼、黄庭坚,诗歌重典实、尚真挚,显赫的政治地位更是助力他成为清末虞山诗坛的盟主。清初钱谦益、二冯、钱陆灿等人领衔的“虞山诗派”,其诗论主张在清末民初再次兴盛。汪氏、钱氏与单氏家族是追效钱氏诗学的代表。钱氏家族直承钱谦益兼采众长而去门户之见的诗学思想。汪氏家族与单氏家族则通过学习钱陆灿、钱良择、陈祖范、王应奎等人的诗学思想,上承钱谦益“学人之诗”的传统。庞氏、张氏家族是宗二冯诗学的典范,庞树典、庞树阶以及张鸿均学习李商隐,他们是清末吴下西昆派的主要力量。宗氏家族学诗兼采众长而自出机杼,诗歌反映时变,颇能代表虞山地域诗学的诗史精神。民国时期的宗威将诗歌融入大学课堂,影响了一批批青年学子的旧体诗词创作。

聂选华^[5]（2019）在《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在不同时空范围内呈现出普遍性、连续性、积累性和重叠交错的分布特征,灾害的持续性和衍生性造成饥荒蔓延。面对严重的灾荒,清朝政府和云贵地方当局以国家完备的荒政制度为蓝本,积极开展灾荒赈济工作。荒政作为清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国家府库银钱和粮食等救灾物资的调拨,灾荒赈济举措的协调推行,以及云贵地区毗邻省区之间赈灾物资的应急补给,较大程度上拓展了云贵地区被灾民众的生存空间。清代国家荒政的制度化和灾荒赈济实践路径的系统化,为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和灾后重建提供了重要条件。清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对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社会治理和经营,清朝中央政权在云贵地区的设治经营及自上而下的“国家化”进程,为云贵地方的灾荒治理提供了制度支撑。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不同程度地加剧了云贵两省自然灾害暴发的频次,并对清政府加强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进程造成影响。荒政制度作为清代国家治理西南边疆的重要路径,为清朝中央政权巩固和经营西南边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云贵地区与周边乃至中原地区的灾赈资源整合与融通,加强了清政府在西南边疆灾荒治理期间的协调联动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并从根本上加快了清代国家“一体多元”的发展进程。边疆治理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热点议题之一。本文以清代云贵地区作为研究的特定时段和区域,以清代国家灾荒赈济的社会治理及其效应为研究对象,对西南边疆地区灾荒期间社会治理的国家应急响应能力进行分析,以多角度地认识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各个面向。同时,基于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深入分析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能力和基本谱系,对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体系以及云贵地区的底层认同和国家认同进行探讨,藉此系统阐释清代灾荒赈济在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过程中得到深入施行的深层机理和积极效应。

王准^[6]（2019）在《明清云南辞赋与地域文化研究》文中认为明清两代是汉文化和汉文学在云南发展的重要阶段,明清时期的云南辞赋就是汉文学在云南取得新成就的标志之一。学术界有关明清云南辞赋和云南地域文化的研究关注较多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明清云南辞赋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从整个中国文学和地方文学发展的轨迹来看,云南辞赋渊源于汉、晋,发轫于元代,兴盛于明清,涵盖了包括骚体赋、散体赋、骈赋、律赋在内的多种赋体。明清云南辞赋之所以能够取得突出成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共同造就了造成明清云南辞赋繁荣。其中,文化因素诸如兴儒学、开科举等对明清云南辞赋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结合云南地域文化,以史学、文学地理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视野和方法来研究明清云南辞赋是本文的特色,明清云南辞赋与云南地域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在现存众多的明清云南辞赋中,描写历史、地理、物产、宗教、民俗的辞赋比较突出的体现了云南辞赋与云南地方文化的关联,彰显了云南地域文化的多样化特色,也充分体现了云南地域文化中“汉文化滇化”与“滇文化汉化”这种中原文化与云南地域文化双向交流,相互依存的特点。凸显了内地文人和云南本土文人在创作云南题材赋时的不同创作心态。集中体现明清两代云南文人的巧妙构思,是对云南地方价值的体认与再发现,也扩大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学的创作版图。从整个辞赋发展史来看,明清时期云南辞赋的繁荣也同样是对整个中国古代辞赋表现领域的拓展。云南文人和流寓云南的中原文人以具体的创作有力地推动了赋体文学在明清两代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云南辞赋在明清时期的全国赋坛始终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明清云南辞赋的价值也是多方面的,集中表现为赋史价值,对清代边疆舆地赋的贡献和方志价值。集中体现了赋体文学苞扩宇宙总览人物的包容精神和恢弘气势,发挥了赋体文学的文体优势,在明清文学和云南地方文学领域都有其独特价值。

李明奎^[7]（2019）在《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文中提出与中国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绩相比,相关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则略显滞后。简言之,目前中国环境史料的研究多集中于先秦、唐宋和明清几个时段的正史、方志、档案等文献史料的讨论,而于丰富的口述、实物和图像中的环境史料的关注稍显不足;此外,学界对域外文献、田野调查资料、自然科学观测数据等特殊环境史料的利用亦不多见;至于环境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与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果相比,则更显滞后。上述环境史料研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和本土化、国际化发展水平。鉴于此,本文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思考,以促进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构建和相关史料的整理研究。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则对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任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史料类型、该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思考,初步认为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以反映中华民族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历史文献、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的价值和利用为研究对象,以阐明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来源和类别、鉴别相关史料的真伪并分析评论史料的思想性、倡导并践行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工作、阐述编纂环境史工具书和筹建环境史料数据库的基本设想等为学科任务,以跨学科研究、田野调查、历史文献研究法等为基本研究方法。该史料学与文献学、口述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包括考古学、地质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等学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此外,就中国环境史的史料而言,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四大基本史料。其中,包括正史、方志、实录、档案等在内的文献以文字记录着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而传说、神话、谚语、访谈记录等口述史料则以口头语言的形式讲述着记忆中的人与自然,遗物遗址之类的实物史料则以具体实物展现着人与自然相处的过往,至于包括壁画、岩画、绢纸画、漫画、照片等在类的图像史料则以图像透露着人与环境互动的点滴。四类史料虽有不同的形式,然各有其特点和价值,彼此互补,互相印证。从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研究需掌握基本的方法和途径,但平淡忠厚、谨小慎微的心态尤其重要。此外,做好跨学科研究、夯实语言文字基础等方面的准备亦有利于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进行。第二部分则属于专题研究,从众多的文献史料中选取正史、方志、档案、实录等常见的史料进行环境信息的分析,同时尽其所知,对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及其搜集利用进行了初步的讨论。研究认为包括正史、方志、档案、实录在内的文献史料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基本史料,其搜集整理和利用既要结合中国古代史、思想史、方志学、档案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亦要依靠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方面的知识技能,全面看待每种文献史料的价值和不足,综合利用,取长补短。而口述、实物和图像三类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亦极为丰富和珍贵,需要结合考古学、口述史学、图像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相关环境信息的分析和解读,以最大化地发挥相关史料的价值。第三部分则是对第二部分的补充,在丰富的文献史料中,除正史、方志、档案等基本环境史料外,日记、书信、报刊、文史资料、自然科学数据、域外文献等特殊环境史料蕴含的信息亦极为珍贵。其中,日记、书信和文史资料除记录了作者对天地自然和相关人事的观察、经历外,还记录了作者本人对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情感认知和心理态度,对于研究具体环境事件和微观环境史、环境认知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域外文献则以他者的视角记录着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观察、认知和评价,尤其是其中对中国山川自然、都城建筑、农田水利、风物特产、疾病医疗、人情风俗、气候变化、灾害事件等方面的记载均透露出不少珍贵的环境信息,值得大力挖掘和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则以调查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基础,不仅对环境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许多珍贵的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史料,还提供了认识史料、解读史料的现场感受（实地观感）和分析视角。而自然科学数据则以严谨的方法、精准的仪器为环境史研究提供许多气候、地质、土壤、水文、动植物等方面精确的数据信息,能更好地展现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总之,为促进环境史史料的研究和中国环境史的深入发展,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实有其必要。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不仅是一门基础学科,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尤其是图像、口述、实物三类史料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分析,自然科学数据的利用,以及环境史料的数字化等问题均涉及多种学科的交叉和合作,非一人或单一学科所能完成。然从长远来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刻不容缓,其相关的环境史史料学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相信,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建立和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环境史研究在理论化和本土化方面的深入。

袁晓光^[8]（2019）在《四十年来〈说文解字〉研究综述》文中认为改革开放是《说文解字》研究的一个重要节点,《说文解字》研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对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说文解字》研究成果进行分类梳理,有利于全面了解和掌握这一段时期《说文解字》研究的水平和进程,认识这一段时间《说文解字》研究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此外,对四十年来《说文解字》研究成果的梳理也可为《说文解字》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提供必要的参考文献和研究信息,有助于拓展研究思路与视野,从而推动今后《说文》学更加自觉、深入的发展,取得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以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说文解字》的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较为全面地搜集了四十年来《说文解字》有关文献,在此基础上,分门别类地梳理《说文解字》的研究成果,并归纳四十年来《说文解字》研究的特点及不足。全文分为五个部分,十三个章节。第一部分包括一至三章,第一章说明四十年来对许慎其人的生平经历、哲学思想、学术思想及《说文·叙》的研究成果;第二章梳理四十年来对《说文解字》版本、校勘及注本方面的研究成果;第三章对四十年来从整体上研究《说文解字》的成果进行介绍。第二部分四至七章是对《说文解字》本体的研究成果。第四章“《说文解字》体例研究”主要是梳理《说文解字》的编排条例、说解条例、引证条例以及其他条例的研究成果。第五章“《说文解字》六书研究”主要是梳理总体上研究六书的成果及对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分别研究的成果。第六章“《说文解字》部首研究”是关于部首注释、部首性质、立部归部及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第七章“《说文解字》形体研究”主要是梳理对《说文解字》中的字体,即篆文、古文、籀文、或体、俗字及整体上对《说文解字》重文进行研究的成果。第三部分八至十一章是从语言学角度对《说文解字》进行研究的成果。第八章“《说文解字》古文字研究”梳理了研究《说文解字》与古文字关系的成果及运用古文字考证《说文解字》说解的成果;第九章“《说文解字》语音研究”整理了《说文解字》上古语音系统研究、《说文解字》中古音反切研究及《说文解字》注音的研究成果;第十章“《说文解字》训诂与词汇研究”主要是梳理揭示《说文解字》训诂学价值、《说文解字》词义研究、《说文解字》训诂方式研究及《说文解字》词汇研究的成果。第四部分是十一章和十二章,相比于传统《说文》学,是关于新兴领域的《说文》学研究成果。第十一章“《说文解字》文化研究”回顾了全面揭示《说文解字》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的成果及对《说文解字》中所蕴含的社会状况、物质文化、科技文化分别研究的成果。第十二章“《说文解字》其他方面研究”梳理了《说文解字》相关文献整理、《说文解字》检索及《说文解字》应用的研究成果。第五部分是最后一章,总结四十年来《说文解字》研究的特点及不足。此外,本文的参考文献部分较为全面地收录了四十年来《说文解字》研究的成果,可看做是上起1978年,下迄2018年的《说文解字》研究论着索引,为学习者和研究者提供必要的参考文献。

冯志峰^[9]（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指出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彭霞^[10]（2018）在《民国时期云南土司子弟教育研究 ——以“南菁学校”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云南位于祖国西南边疆地区,从元、明、清、民国时期,直至建国初期仍保存着土司制度,土司制度在云南实行数百年,其势力根深蒂固。民国时期云南历届政府因内外因素的制约,难以采取武力强制废除云南的土司制度,因此民国政府采取“渐进”的方式,通过设置行政机构、重新调整行政区域、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方式,不断强化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从元至清,土司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逐步严格规范的过程。元代创设的“蒙夷参治”已确立了云南地区土官承袭制度,其承袭顺序皆按照子侄兄弟及妻子。明代的土司制度在元代的基础上更为完备,严格规定了承袭人顺次、承袭资格、应袭人的才识人品等细则。清代土司制度在继承明代制度上有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严格规定承袭人的继承顺序、承袭人年龄、承袭手续和承袭期限。民国时期的云南土司制度的存留,一方面是对历代土司制度的继承和延续,另一方面是由于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促使云南地方政府采取“缓进”的政策,对云南土司制度实行了保留、承认、重新规范的管理政策。元、明、清中央政府都很重视儒学教育对管理土司的作用。文献中关于元时在云南传播儒学的记载不多,但元政府在云南设置了专门掌管文教的机构,以传播汉字、儒学。明朝统治者在云南各地置“府州县学”,培养土司子弟忠、义、礼、智、信的儒家道德规范,准许土司子弟进入国子监学习,增开土司子弟的致仕途径。清政府在云南兴学校、立义学、建书院,广泛设立教育机构,汉文化教育不但惠及土司子弟,土民与少数民族子民都可以进学校接受汉文化教育,土民也可以和土司子弟一样进行科举考试,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促进了儒学在云南地区的发展。民国时期,龙云在云南实施的《云南所属各土司地方行政建设三年实施方案》和《土司子弟留学之保送及待遇》,推动汉文化教育在云南地区发展的高潮,加速汉文化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同化。其中,南菁学校的建置和发展,是民国时期云南土司地区进行汉文化教育情况的一个缩影,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对汉文化在云南地区实施的重视,在南菁中学接受过汉文化教育的土司子弟,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国家责任感,在抗击日寇的战役中表现出高度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拥护政府、守土卫民,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二、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0卷)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0卷)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李商隐无题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勒·柯布西耶艺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陈文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论文提纲范文）

（5）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明清云南辞赋与地域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8）四十年来〈说文解字〉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9）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民国时期云南土司子弟教育研究 ——以“南菁学校”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0卷)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李商隐无题诗研究[D]. 宋雪伟.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勒·柯布西耶艺术思想研究[D]. 孙丹婷.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1)
• [3]陈文述研究[D]. 赵婧. 上海大学, 2019(03)
• [4]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D]. 吕姝焱.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5]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D]. 聂选华. 云南大学, 2019(09)
• [6]明清云南辞赋与地域文化研究[D]. 王准. 云南大学, 2019(09)
• [7]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D]. 李明奎. 云南大学, 2019(09)
• [8]四十年来〈说文解字〉研究综述[D]. 袁晓光. 天津师范大学, 2019(01)
• [9]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10]民国时期云南土司子弟教育研究 ——以“南菁学校”为中心[D]. 彭霞. 云南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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