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江湖州2004年不以GDP考核干部（论文文献综述）
钟文[1]（2021）在《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被誉为“中国发展奇迹”,与此同时,区域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学术界普遍认为国家制度变革、区域政策及科学技术等因素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往往忽视了中国特色土地制度的重要作用。土地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土地制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重要引擎,尤其是中国特色土地制度所酝酿的土地财政构成了区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财政促使土地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巨大且不断增值的信用来源,为城市公共服务提供一次性的投资融资。在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特色土地制度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产生了怎样影响?这是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需要学术界进行专题研究。具体而言,我们关心的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发展模式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产生了怎样影响?因为相对于其他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因素而言,土地财政是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重要内容。现有研究关注了土地财政发展模式的形成原因、影响效应及优化路径等内容,但缺乏土地财政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关系的系统性研究。因此,本文主要关注以下四个问题:一是土地财政发展模式下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是什么?二是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产生了怎样影响?三是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四是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是否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全面考察上述问题的基础上,从优化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发展模式视角提出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提升的相关政策体系。本文首先对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行为和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概念进行清晰界定,并做理论延伸分析;其次,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土地财政与区域协调发展有关政策进行系统梳理,试图找出中央政府的政策脉络;再次,本文就土地财政模式下的各种地方政府行为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检验是否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为了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本文综合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剖析,在实证研究方面,以2002-2017年全国省、直辖市、自治区为研究样本,完成以下三个任务,一是建立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与调节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财政激励下的“以地生财”行为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二是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晋升激励下的“以地引资”行为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三是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构建了具有机制变量的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投资偏向与基础设施溢出效应两条路径的作用方向及作用力度;在案例分析方面,以2007-2017年浙江省与云南省各地级市为比较研究样本,对两省的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做了比较回归分析,以考察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既有正向效应,也存在负向效应,二者是非线性关系,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对待土地财政发展应该具有区域差别化管理的理性态度,切忌一刀切;区域协调发展三大目标有效调节了“以地生财”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交通基础设施的中介效应存在,对“以地引资”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中介效应达到0.009。土地财政可以通过基础设施溢出效应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但投资偏向效应也会引发区域发展差距扩大与地区收入差距恶化等问题,两大机制共同解释了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影响的29.63%。相关研究结论对完善国家土地财政经营策略、构建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具有重要政策启示:一是深入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户籍改革。二是去除土地财政依赖的制度土壤。深化国家财政体制改革,建立并实施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三是实施区域差别化的土地财政政策。制定区域差别化土地财政发展政策,充分释放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影响的红利效应。四是加快“后土地财政”发展方式转变,融入新时代发展战略框架。加强土地财政规模测算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评价的科学技术发展,提高研判精准度,积极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
廉涛[2]（2020）在《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认为作为产业进程中的重要发展阶段,一体化是实现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特别是随着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阶段的跃升和内涵的演变,其业已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长三角引领全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对支撑体育强国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为有效剖析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进程,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现象,并为加快推进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规划政策的研制提供参考,论文以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资料、逻辑演绎、调查、专家访谈和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通过构建“经济——地理——制度”三个视角、“动力——行为——结构——模式”四个内容的综合框架对该现象的有关问题展开系统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是指长三角地区各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和法律引入,打破行政边界,消除体育产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种阻碍,促进区域体育产业合理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过程,其本质是促进体育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形成动因为追求体育市场结构性失灵所引起的潜在利润,根本属性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依据可以收敛为共同市场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实现标志是区域体育共同市场的形成;长三角体育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则是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高级状态和最优状态,是应对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变化和阶段升级自然演化的结果。第二,当前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动力因素包括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区域体育产业发展方式的适应性嬗变和企业跨地区发展,三者构成了一种互动累积循环关系的动力结构;它的行为主体涉及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个体和企业）,其中地方政府是初级行为主体,其他为次级行为主体;而受益于近些年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的不断升级和地区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发展共识、产业基础、市场基础等愈发稳固、底座更加坚实,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客观现状也驱动着长三角体育产业向一体化方向发展。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进程可划分为正式启动、不断拓展和国家战略加持三个历史阶段,并形成了以政府为主体搭建合作框架、稳固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以项目实施引领区域合作、推动次级行为主体向企业拓展、联合搭建一体化发展平台等基本特征。未来,其制度创新应该沿着加强顶层设计、构建统一协调的市场竞争规则、完善区域体育产业合作机制和构建与国际经济规则相接轨的现代体育市场体系等方向展开。第三,近11年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水平有所提高但滞后于该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总体呈现“先放大后收窄”的演变特征;约束条件不变的前提下,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具有成为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短板的风险。从空间结构看,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当前处于“极核型”发展阶段,呈现以上海为核心的“星形网络”结构特征;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源”不足,尤其上海的“虹吸效应”远大于“辐射效应”,龙头带动作用和区域示范价值尚待激发。第四,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正面临着外部环境刚性约束、制度创新现实瓶颈和时代发展质量诉求等问题的多重制约,为此,应将“初级行为主体与次级行为主体协同作用”模式作为目标路径模式,通过打造一体化发展实操空间、激发上海龙头带动作用、组建长三角体育产业联盟、强化一体化发展制度保障、加强合作项目建设和增进一体化发展群众基础等途径破除障碍,推进长三角体育产业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为进一步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和区域示范价值,上海应恪守制度创新先行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国际竞争桥头堡和区域发展辐射源的功能定位,构筑利润动力机制、行政动力机制、政策动力机制和竞争动力机制的动力结构,并将推进体育产权市场一体化、建设现代体育产业体系、开展促进体育消费试点、提升体育科技创新能力和实施肥胖症运动干预行动作为推动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方向予以推进。
黄佳琦[3]（2020）在《县（市）改区的制度性风险及治理》文中认为当前,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新旧累积矛盾和问题频繁涌现,风险性和不确定因素急剧加大,已然出现了风险社会态势,这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其中,县（市）改区是我国最常用的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行政手段,蕴含的制度性风险正深刻影响着我国市县经济的健康发展。制度性风险是由于制度重构所引发的风险,县（市）改区的制度性风险是指在建制变更过程中由于财政、行政、规划等制度体系重构所引发的显性与隐形风险,包含两种情境,第一种是制度重构滞后,尚未完成从市-县到市-区的制度转向所引发的风险,第二种是完成制度重构,但是制度设计方案没有适应新设区的发展趋势所引发的风险。鉴于此,本研究试图构建县（市）改区的制度性风险形成机理和治理体系框架,降低县（市）改区的负外部性,促进市县协调发展。本研究首先基于风险社会理论、治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剖析了县（市）改区的制度性风险因素、风险环节、风险受体和风险损失,发现市县利益博弈、决策性专家系统和新设区管理体制以及公众参与缺位是引发制度性风险的风险源,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感知能力和处置能力、信息不对称、市县平等沟通博弈机制是影响制度性风险积聚放大爆发的因素,并对地级市政府、新设区政府、新设区居民和企业等造成了各类风险损失。制度性风险是人类构建抽象制度体系的必然产物,许多时候风险客观存在,难以完全规避,因此需要治理主体在各类风险中权衡,寻找收益与风险之比最大的决策方案,再对风险进行治理。本文选取的三个案例:萧山市改区、长兴县改区和顺德市改区正验证了这一点。与风险社会相对应的治理形态是多元主体治理体系,因此在县（市）改区的制度性风险治理过程中,首先需要建立起包括政府、非社会组织、专家、公众等社会多元主体在内的风险治理机制,并发挥市场的机制,让保险业参与风险共摊。其次,市县双方应着眼于整体,立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审慎选择撤县（市）设区。最后,所有治理主体都应当提高风险意识,在日常工作中树立风险思维,强化应对水平。
万宁娜[4]（2020）在《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研究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8年11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11月,时隔一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再次考察上海时指出,“上海要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2019年12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标志着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大框架下,上海和长三角地区迎来了新的历史重要发展机遇和重大挑战。一直以来,长三角地区始终是我国经济综合实力最强、经济要素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但现有研究多是从传统经济学角度出发,研究方法多采用传统的计量模型,虽然对理解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传统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分析快速发展的区域一体化。随着全球一体化使城市和区域联系从地区和国家内部逐渐扩散到世界范围,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研究城市和区域必须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局限,需要在更大的视野下对城市和区域研究的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框架进行调整,要将城市和区域作为节点纳入到大型网络的范畴进行研究。本文将传统区域经济学理论与全球城市网络理论相结合,将长三角大都市区纳入城市网络的分析框架和范畴,基于交叉学科的视角,采用INM城际联锁网络模型对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进行研究,并从非对称城际关系、关注落后地区和分区域等方面对INM模型进行了修正和扩展,在一定程度上从交叉学科的角度对区域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探索和丰富。本文以上海和长三角大都市区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以上海为核心的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水平及政府干预下的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效应。在理论分析、文献梳理及概念界定清晰的基础上,以相关理论及特征事实为指导和依据,通过归纳总结、实证研究等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首先,对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历程进行了回顾,重点对上海的行政区划、政府主导下的一体化政策和战略规划演进等进行了归纳研究,并划分了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演进阶段,用SI指数比较了上海与OECD国家主要大城市在土地、人口方面存在的问题,总结了影响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即集聚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政府干预下的一体化政策,重点对产业结构调整、区域一体化政策与大都市区一体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借鉴了发达国家如纽约大都市区产业结构调整与一体化互动发展的经验、政府规划和政策干预下的东京大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经验。其次,本文通过跟踪记录2016-2019年企业设立的分支数据,从空间结构一体化的视角对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利用世界城市网络INM模型（城际联锁网络模型）对长三角大都市区26个城市的城际联系进行度量和考察,重点对上海在长三角地区的腹地和产业承接城市的区域重要程度进行研究,同时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动态演变过程进行了度量。实证结果表明,长三角大都市区城市网络层级分化现象明显,发展并不均衡,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心城市在辐射和拉动次级城市和周边城市效应显着,但仍需要进一步加强。长三角大都市区城市网络发展不均衡,网络多中心化、层级化现象明显。城市联系高度集中在发达的中心城市内部,外围城市之间的联系较少,处于网络边缘位置。综合各项指标,将长三角城市网络划分为一、二、三、四层级,其中上海是长三角地区层级最高的城市,属于核心城市;南京、杭州、合肥、宁波、无锡、苏州处于第二层级,属于中心城市;常州、南通、扬州、芜湖、嘉兴、泰州、镇江处于第三层级,属于次中心城市;其他城市处于第四层级,属于外围城市。中心城市分别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外围城市进行辐射和拉动,直接和间接效应总和约为50%,较为显着。从城市非对称曲线来看,7个中心城市与上海的城市能级和城市综合水平均有一定的差距。从省级层面来看,江苏省的城市排名靠前,安徽省排名靠后,合肥作为省会城市的优势不突出,部分指标落后于宁波。从长三角地区五大亚城市圈与核心城市的联系来看,苏锡常都市圈位列第一,南京都市圈次之。此外,在对企业进行长三角地区内部与外部分区域度量时,结果显示长三角以外的企业选择在长三角设立分支的意愿并不强烈。以非长三角地区企业度量时发现,结果显示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在聚合链接占比、城市网络距离等方面比有了显着改善,这说明城市门槛效应对企业选择分支定位有一定的影响。随着上海核心城市地位的提升,门槛效应进一步提高,非长三角地区的企业更倾向在二级中心城市设立企业分支。2016年6月,《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颁布实施,规划期为2016-2020年。通过比对2016至2019年各项指标的变化,进一步研究4年来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和一体化水平的动态演变情况。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2016年,2019年上海的门槛效应更加显着。由于上海较高的城市发展水平给企业带来了过高的成本等负面影响,导致企业尤其是长三角以外的企业进驻上海的意愿在进一步降低。4年来,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水平在进一步提高,企业选择落户除核心城市上海以外的其他城市,不仅没有对企业产生影响,相反还降低了企业的经营与发展成本。经过4年的发展,长三角大都市区城际联系普遍增多,表明城市联系更加紧密,但城市排名整体变化不大,2016年排名前列的城市在2019年的城际链接值的增幅要小于排名后列的城市。经过4年来的发展,大部分城市虽然没有跨出本层级范围,但是次中心城市和外围的排名均有显着变化,集中体现在浙江省城市的快速发展。最后,基于1997-2018年长三角三省一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作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标,实证检验了区域一体化政策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效应。提出三个假说,认为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能够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将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划分为产业结构差异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种路径,考察这两种路径方式下哪种路径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更为显着。为了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核心解释变量分别采取经济指标和政策指标两种指标进行度量。实证结果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产业结构调整下的两条路径的作用效果并不相同,两者具有显着的差异性,产业结构高度化路径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产业结构差异化路径的作用效果。造成差异性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各级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各种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在运用区域一体化政策时都偏向选择效率回报最高的产业结构转型政策,再加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我国政府自制造大国到创造大国转型的主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策的导向性,因此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产业结构高度化,其作用效果显着大于产业结构差异化路径。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对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要提高优质企业在上海的落户和设立总部的比例。近年来,随着上海核心城市地位的不断提升,门槛效应也随之提高,城市门槛效应对企业选择分支定位的城市有具一定的影响,而非长三角地区的企业更倾向选择在长三角大都市区内的二级中心城市设立分支,以降低企业在核心城市落户或设立总部及分支的各类成本。鉴于此,上海要进一步降低低端落后企业留沪的比例,将有限的资源留给国内外大型优质企业,进一步提高优质企业总部在上海的落户比例,保留上海的城市核心功能。此外上海作为核心城市,其对外围城市的直接辐射拉动效应远低于间接辐射拉动效应。建议要进一步提高上海对外围城市的直接辐射效应,从而提高长三角一体化水平。第二,要进一步加强中心城市对长三角大都市区外围城市的辐射拉动效应,从而提高区域一体化水平。中心城市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外围城市产生的作用效应总和约为50%,较为显着。外围城市要加速发展,不能局限于第四层级和外围城市内部,要加强与高层级、中心城市的联系与合作。中心城市的城际链接不能仅停留在第一、二层级内部,要更多地扩散和覆盖到到第三、四层级的城市。第三,建议进一步提高中心城市的城市能级、缩小与上海的差距,提高城市承载能力。从非对称曲线来看,上海的整体城市能级仍远高于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今后上海的非核心功能要向这些周边中心城市疏解的话,这些城市的匹配和承载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提高。中心城市要加强与核心城市上海的联系,提高城市服务水平,积极做好产业转移的承接工作。第四,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积极引导产业结构朝着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和大都市区一体化的发展方向调整,加强三省一市的合作,科学制定长三角大都市区内产业协同发展的制度机制和政策导向,充分发挥政府干预的正向效应,消除地方行政壁垒、加强地区联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弓丽栋[5]（2020）在《地方官员更替、失信惩戒与企业污染违规》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都与地方政府在环保履职中的失职直接相关。为遏止以往“唯GDP论”带来的环境溢出效应,中央政府在“十八大”之后,开始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等城市环境绩效指标纳入到地方政府的人事考核之中。自此之后,各地市陆续发生了地方官员因环境治理不力而被免职的事件。这种紧随官员更替的环境污染必然折射了地方官员的个体特征,如何从微观层面考察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污染违规的影响,或许有助于揭示中国目前的环境治理困境。本文以地方官员更替为视角,研究地方政府在企业污染治理中的激励机制及治理动机,主要回答以下问题:（1）地方官员更替是否有助于降低企业污染违规?（2）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污染违规的传导机制是什么,具体的,失信惩戒是否满足这一传导条件?（3）在不同晋升压力下、不同政治关联下,失信惩戒满足什么样的中介特征?在理论层面,基于传统的晋升锦标赛理论,本文提出了基于环境绩效的底线考核原则,试图以此剖析地方官员在环境治理中的治理动机和激励来源。在实证层面,本文以2015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个地区的758家废水国控重点监控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上述48个地市（包括3个直辖市）97位市委书记及81环保局长的更替情况,以及手工编码的失信惩戒变量,从官员、企业以及城市三个层面,深入考察了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污染违规传导机制和影响机理。主要结论如下:（1）总体上,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正相关,且该影响仅在市委书记更替的类型中显着,而在环保局长更替中并不显着。（2）失信惩戒在市委书记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之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量约为33%,在环保局长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之间起遮掩作用,遮掩效应量约为64%。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委书记更替、环保局长更替均与失信惩戒正相关,即新上任的地方官员采取了更为严格的失信惩戒。以上结论在考虑样本的组内相关性、考虑官员更替频率、考虑特殊地区样本的潜在冲击、考虑信号传递的时滞性以及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依然稳健。（3）晋升压力负向调节失信惩戒在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之间的中介效应。随着晋升压力的逐渐提升,失信惩戒在市委书记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间关系的中介效应由72.01%下降到7.37%,对环保局长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的遮掩效应由400.6%下降到26.33%。政治关联负向调节失信惩戒在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之间的中介效应。在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失信惩戒对市委书记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间关系的中介效应较低（约为20.90%）。在无政治关联的企业中,失信惩戒对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间的中介效应较高（约为39.09%）。这一结论在环保局长组同样得到验证。上述结论在考虑保障就业对晋升压力的影响、国有企业对政治关联的潜在影响之后,依然稳健。基于以上分析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1）提升地方官员考核中的环境绩效比重。在地方官员的晋升考核中,必须建立健全官员长效考核机制,逐步完善官员问责制度,杜绝盲目遵从“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唯GDP论。（2）因地制宜设定自由量裁权重。一方面,建立健全失信惩戒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大惩戒覆盖范围及处罚力度,逐步提升企业污染违规边际成本,逐渐降低企业污染违规概率。另一方面,加快建立地方政府对企业污染违规治理的本地化细则,强化失信惩戒相关法律法规对企业污染违规的有效约束及其与地方企业发展中的动态匹配。（3）因城施策建立晋升考核标准。一方面,采取宽严相济的经济提升空间不仅有助于地方经济的长期稳健发展,而且有利于保证就业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逐步改进和完善地方经济考核评价工作,适当提升污染排放、资源消耗、环境保护所占比重,以缓和地方政府的逐底竞争,鼓励高质量发展而非高速发展。（4）高度重视政治关联的“政治庇护”效应。在地方环境治理过程中,须明确甄别具有政治背景的污染企业、高度重视政治关联企业的“惩戒免疫”特性。一方面,规范政治合法性优势的适用范围,注重企业环境管理能力,而非政治关联水平;另一方面,对刻意利用政治资本或政治身份寻租设租进而谋求“污染庇护”的企业应坚决遏制。本文的核心创新点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1）基于传统的晋升锦标赛理论分析框架,构造了环境绩效底线考核原则,对晋升锦标赛理论进行了边际补充;（2）从晋升锦标赛理论出发,结合信号传递视角,构建了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污染违规的理论和概念模型,对完善地方环境治理的理论假说,提供了一个可延展的思路;（3）基于制度与合法性视角,揭示了一条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污染违规的特异性传导路径,并对影响该路径的核心异质因素进行了剖析和验证。
孙冀萍[6]（2019）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后果研究 ——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探索实施“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国家保护自然资源资产、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完善生态文明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环节。随着该项审计试点在全国分阶段分步骤地开展,对其研究并洞悉其导致的领导干部意识行为变化及政策后果,对于充分发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职能,促进领导干部受托资源环境责任的履行以及实现地区资源环境“善治”,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我国政治制度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各项部署和要求能否真正落到实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的理性选择。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这一新兴审计制度,凭借其独立性、专业性、技术性,通过监督、评价与鉴证资源环境管理权力运行过程,并提供相关履责信息,具有约束和激励领导干部意识和行为,促使其更好地履责的功能。然而,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学者更多关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而对其有效性的检验缺乏应有的关注。根据情绪认知理论,个体接受外界环境的刺激,通常会发生心理和生理变化,从而影响其思考与行为。那么,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提出及试点工作的开展,无疑向被审计领导干部传递出某种信号,增加了其“感知压力”,促使领导干部资源环境责任意识发生改变。一般地,人在意识的基础上产生行为,伴随被审计领导干部意识的改变,地方政府资源环境管理行为也会发生变化。地方政府资源环境治理投资增加,一方面直接修复生态环境损害,另一方面,可以发挥政府的环保投资政策导向作用,引导非政府环境治理行为。而地方政府资源环境监管力度加强,直接预防和控制环境风险与损害的同时,也会有效遏制企业的环境污染机会主义行为。地方政府资源环境投入行为和监管行为的改变,会对地区自然资源资产状态及生态环境质量产生影响,也给属地企业环保投资行为动机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结合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实践及相关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环境刺激意识、意识决定行为、行为导致后果以及宏观影响微观”的政策后果系统分析框架,并从领导干部个人层面、地区层面及企业层面实证检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政策后果。本文的主要发现有:第一,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开展显着增加了领导干部在资源环境治理方面的注意力分配,并进而增加了当地政府资源环境方面的制度供给,因此,本文得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开展显着提高领导干部资源环境责任意识的结论。通过对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及法制化程度不同地区的进一步探讨,本文发现较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及偏重于工业产业结构的地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开展的政策效应更为显着。第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开展显着加大地方政府对地区资源环境治理的投资,并强化了对地区资源环境的监管,具体表现在地区污染治理投资额增加,环境监管机构增多等,故而,本文认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开展对地方政府资源环境管理行为具有显着影响。进一步地,实证检验发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对领导干部资源环境管理行为的影响,是经由领导干部资源环境责任意识提高实现的,且政策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第三,以土地、水、林木以及矿产资源资产状况、水资源质量和大气环境质量为研究对象,本文发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开展与试点地区土地资源资产状况、矿产资源资产状况间呈现显着正相关关系,而且试点地区废水排放量减少、万元工业产值二氧化硫排放量降低,大气环境质量及水环境质量得到显着改善。因此,本文得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可以显着影响属地资源环境质量,且这一政策后果与地方政府资源环境管理行为存在显着关系的结论。将地区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部分,本文发现该项审计对东部地区资源环境质量影响更为显着,且显着降低了该地区的单位地区生产能耗,提高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最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开展,带来地区环境遵守成本、环境标准的严格程度及环境管制强度的变化,促进属地企业扩大环保投资规模,特别是显着增加重污染企业的环保投资规模。因此,本文得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显着增加属地企业环保投资规模的结论。本文利用规范和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对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后果的研究过程中,主要的创新有以下四点:（1）本文第一次按照“环境刺激意识、意识决定行为、行为产生后果”的逻辑创造性构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后果的理论分析框架,丰富了现有文献的理论边界。（2）第一次以实证方法系统检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后果。现有相关研究较多地关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对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后果缺乏应有的关注与检验。本文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分阶段分步骤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为新的视角,利用双重差分方法深入研究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这一外部冲击对领导干部资源环境责任意识、行为及其后果的影响,有助于我们科学深入地理解该项审计活动,助力生态文明建设。（3）创新领导干部资源环境责任意识的度量方式。本文通过引入注意力与政府决策相关理论,以政府工作报告中资源环境管理相关文字所占比重来解释领导干部资源环境责任意识的变化,这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借鉴。（4）本文研究结论丰富和拓展了环境规制效应的相关研究。已有文献主要从环境规制对地区产业结构、地区绿色绩效、企业行为及竞争力等视角展开研究,与这些研究不同的是,本文考察了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影响,并进而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影响。此外,本文在变量选取及数据收集、研究深度以及研究方法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瑕疵和不成熟之处。随着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继续推进以及资料的后续获得,还应继续深入地从多角度来进行研究,以使研究结论更具稳定性。
田光辉[7]（2019）在《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工业和城镇化的快速扩张,环境问题愈加受到政府和公众的关切,为应对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压力,环境规制逐步增强,开始成为产业地理格局调整的重要因素。污染企业和产业对环境规制的响应成为各学科研究的热点。然而,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冲突是工业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世界性难题,出于财税动机和经济增长等地方利益考虑,地方保护会对环境规制的实施和执行形成干扰,也会影响污染产业的地理空间格局。因此,需要将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纳入统一的理论和模型分析框架中,才能更好的理解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变化。本文以“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的关系”为核心论题,基于环境规制理论、地方保护理论和区位论,从宏观和微观视角系统研究两因素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契合生态文明建设下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需要,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结合已有研究和相关理论,本研究系统阐述了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和产业动态作用的理论依据和作用机制,在考虑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构建了综合性理论分析框架。同时,为更好的理解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作用,本研究对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演变轨迹进行了分阶段阐述,揭示其特点、问题和演进方向,分析其影响。依据所构建的分析框架,本文以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主要研究区域进行实证分析,将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分为宏观层面产业分布变化和微观层面产业动态调整,产业动态包括企业进入、退出、企业利润率、企业创新、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共包含以下研究内容: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时空格局及其交互机制,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特征,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分布的影响,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动态的影响。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分布差异显着,存在负向空间关联特征;两者具有区域“模仿行为”和交互制约作用。地市层面环境规制分布呈现东高西低,高值不断向内陆转移;地方保护则由北高南低向中西高、东部低转变。两者均为空间集聚特征,其中,环境规制集聚程度趋于离散;地方保护空间集聚存在明显的东西和南北差异。两者存在负相关空间关联特征。在两者作用和竞争形态上。全样本估计中,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具有交互制约作用,均存在区域“模仿行为”。发现环境规制并非单向的“逐底竞争”,而是在利益争夺、地市博弈及环境恶化中累积向上。而邻近地区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较弱。分阶段估计中,环境规制的“模仿制约”形态有所增强,环境规制“竞争向上”得到强化。分区域估计中,由东至西,环境规制对地方保护的作用形态分别呈现“模仿制约”、“独立制约”、“独立无效”;地方保护对环境规制的作用形态则呈现“独立无效”、“独立制约”和“模仿促进”。（2）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波动下降,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时间变化上,污染密集型产业总量稳步提升,比重波动下降,内部组成结构相对稳定。先后经历缓慢增长、快速扩张和结构转型三个阶段,表现为“分散-集中-分散”趋势。空间分布上,省级层面,北京、广东、江苏和浙江是主要产能转出地,中西部则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承接地。地市层面上,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和江苏省是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分布区,总体布局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特征;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为产能的主要转出地,重点开发区域则成为产能的主要增长地区。各行业的调整方向在地带间、城市群和地市间存在较大差异。（3）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存在区域、产业、和空间异质性。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开始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尤其对高污染行业,证实“污染避难所”效应存在。省域层面,环境规制的作用在东西部突出,而在地市三大地带内均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规模的抑制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上升而增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的关系呈现倒“N”型。地方保护推动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尤其对高国有比重行业,而不符高利税产业倾向布局在地方保护高地区的假设。与邻近地区的地方保护博弈将削弱产业收益。省级层面,地方保护作用在中西部显着,而地市层面,由西至东,地方保护指数越高,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增幅越大。随着地方保护指数上升,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呈现“V”型;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地方保护先促进后抑制污染密集型产业增长。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在考虑尺度、区域和产业异质性后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两者的交互作用在省域层面的东中部明显,而在地市层面,中西部更能体现出两者的交互作用。地方保护抑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的作用。（4）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动态的影响受到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的影响。（1）企业进入高值呈现向西部移动的态势。环境规制提升了高污染企业的进入壁垒,而对国企、外资和大企业有所削弱。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降低西部,而提升了东中部的进入门槛;国企保护动机则降低了企业进入门槛。大企业更易进入地方保护动机高的地区,国有企业易进入利税保护动机高的地区,而东中部国有比重高的地区则限制国有企业进入。环境规制提升了东西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高地区的企业进入壁垒,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抑制环境规制的作用。（2）污染企业的退出率和内部退出结构的高值区域逐渐西移,东部企业退出规模有所提升。环境规制并非污染企业退出的关键因素,年龄大的企业受影响较高。东西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降低了污染企业的退出概率,而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增加了企业退出数量。国有和外资企业在地方保护程度高的地区退出壁垒较高,环境规制推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高的地区污染企业退出,而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对环境规制作用的发挥具有抑制作用。（3）企业利润率的空间格局呈现东部总体较优,中西部发展迅速的特征。强“波特假说”未得到验证,“合规成本”可以用来解释环境规制与企业利润率的关系。保护利税动机有利于提升企业利润率,而除国企、外资和大企业外,国有企业保护动机不利于利润率提升。利税保护动机改变了环境规制遵循成本效应,而国企保护动机和环境规制的负向效应具有叠加作用。地区异质性上,中部地区环境规制遵循成本效应较强,降低了利税比重高地区的利润,而西部国企即使面对严格的环境规制,其利润也能得到保障。（4）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创新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和长三角,逐步向中部和成渝地区扩展。未证实弱“波特假说”存在,环境规制有利于推动国企和外资企业的创新,但对大企业具有“挤压效应”。地方保护利税动机能够推动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其中,外资和民营企业是创新主力。国企保护动机则阻碍创新增长,且不利于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发挥。（5）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化集聚格局各有不同特点,但整体变化相对稳定。在全国和中部,环境规制促使产业集聚分散,而在东西部,环境规制则推动产业集聚提升。环境规制利于民营企业为主的地区产业集聚,而在国企和大企业为主的地区,环境规制增强不利于产业集聚。地方利税保护动机促使产业分散,除东部外,国企保护动机推动产业集聚。环境规制总体上降低了地方保护动机高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6）产业结构“污染化”格局呈现西高东低,产业结构趋于“清洁化”。环境规制有利于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向“清洁化”转型,尤其是对内部规模经济大的产业,而对民营企业比重大的行业作用不明显。除内部规模大的产业外,地方利税保护动机会推动产业向“清洁化”转型。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不利于产业向“清洁化”转型。环境规制有利于抑制地区利税占比高地区的产业增长,但环境规制的作用易受国企保护动机的干扰。根据相关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加强环境治理和管理体系建设,提升环境规制效率;（2）推动市场化和国有体制改革,减少不良干预;（3）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区域向好竞争;（4）综合统筹、合理谋划,做好产业迁出和承接工作;（5）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措施;（6）增强企业创新能力;（7）发展绿色产业,致力产业结构“清洁化”转型。创新之处:在理论上,将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同时纳入分析框架,并分析二者对污染产业地理格局的作用机制;构建地市层面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测度方法,并考察两者的作用形态;从宏观、微观和异质性视角探讨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丰富了相关研究。
刘烨[8]（2019）在《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发展研究 ——以湖州地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以支持环境保护为根本的绿色金融应运而生,目前,我国从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到政策层面的扶持引导,都在助推绿色金融业务的发展,但如何将绿色金融理念传导至实际运用中,如何将绿色金融业务推广到全国各地,还需要构建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在业务落地层面上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为此,在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开展的进程中,以改革试验地区湖州市的业务发展为参考,不断总结归纳相关举措,找到行之有效的实施方案和高效节能的业务产品,从而,提升绿色金融业务的创新水平,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首先阐述了绿色金融的基础概念以及与其相关的政策举措和运作机制,其次,就国内外绿色金融的主要做法进行比较,通过介绍国内外银行在绿色金融业务开展上的制度和措施,归纳可借鉴的经验。再次,本文以湖州地区为研究对象,以绿色信贷为重点研究方向,详细剖析湖州地区作为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发展状况,结合湖州地区几家具有代表性的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业务的开展情况,以及湖州银行的经典案例,分析当前该地区绿色信贷业务开展的优势及不足,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金融“湖州经验”。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
冯志峰[9]（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指出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岳洁[10]（2018）在《绿色发展理念下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转型研究》文中指出在我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绿色发展理念紧密地与政府工作联系在一起。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已经迈入了新的时期,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必须接受彻底的变革。以经济发展为价值取向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已经不适合当代中国的发展需求,以绿色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亟待树立。由于目前对于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的研究并不是很多,仅有的文献研究也是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没有提出具备现实可行性的操作方案。因此,笔者选择以绿色发展理念下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多个案例分析,在多学科理论基础上,研究了当前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现状及与绿色发展理念背离的问题,并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下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转型的基本路径。本文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说明选题的背景及选题的意义,阐述当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并简要评析绿色发展理念下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研究的不足,明确研究的思路和方法,阐述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为绿色发展和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的理论分析。本章节阐释了绿色发展与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相关理论,并分析了绿色发展理念与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转型的理论关联。第三部分讨论了当前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现状与绿色发展理念的背离,并分析了当前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存在问题的原因。第四部分为绿色发展理念下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转型的案例分析。以浙江湖州的《“生态优市”战略》,湖南怀化的《党政管理绩效评估方案》,四川遂宁的《区域绿色经济指标体系》为实例进行研究,分析了绿色发展理念下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的绿色转型,及其目标。第五部分为绿色发展理念下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转型的基本路径。包括:树立政府绩效评估生态文明价值理念,建立政府绩效评估生态政绩考评体系,健全政府绩效评估生态责任管理机制,完善绿色发展理念下政府绩效评估技术保障机制。
二、浙江湖州2004年不以GDP考核干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浙江湖州2004年不以GDP考核干部（论文提纲范文）
（1）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理论意义 |
| 三、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贡献与不足 |
| 一、论文可能的边际贡献 |
| 二、论文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重要概念界定 |
| 一、土地财政 |
| 二、地方政府行为 |
| 三、区域协调发展 |
| 四、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分析 |
| 一、土地财政的理论基础 |
| 二、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土地财政研究综述 |
| 一、国外土地财政相关文献梳理 |
| 二、国内土地财政相关文献梳理 |
| 第四节 国内外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研究综述 |
| 一、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内涵研究 |
| 二、关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提升的政策研究 |
| 三、影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提升的问题研究 |
| 四、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机制与制度框架研究 |
| 五、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研究 |
| 第五节 文献评述 |
| 一、已有研究成果证实了土地财政问题的复杂性 |
| 二、已有文献存在的不足 |
| 第三章 土地财政、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制度安排与发展趋势 |
| 第一节 土地财政相关制度 |
| 一、中国特有土地制度 |
| 二、分税制改革制度 |
| 三、政绩考核制度 |
| 第二节 土地财政的规模与变化趋势 |
| 第三节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演进 |
| 第四节 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测度及变动趋势 |
| 一、区域协调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测算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地方政府的“以地生财”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
| 第一节 全文作用机制分析 |
| 一、机制分析的逻辑主线 |
| 二、“以地生财”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三、数据描述性统计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全样本回归分析 |
| 二、分区域回归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方政府的“以地引资”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
| 第一节 “以地引资”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三、数据描述性统计 |
| 四、空间权重确定 |
| 五、空间自相关检验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基准回归检验 |
| 二、分区域回归检验 |
| 三、中介效应检验 |
| 第四节 全文作用机制检验 |
| 一、研究设计 |
| 二、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基于浙滇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比较区域选择 |
| 第二节 浙滇两省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状况分析 |
| 一、浙江省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的时空差异分析 |
| 二、云南省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的时空差异分析 |
| 第三节 浙滇两省土地财政规模测算与比较 |
| 第四节 浙滇两省土地财政对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影响的分析与比较 |
| 一、研究设计 |
| 二、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全文总结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一、深入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 |
| 二、去除土地财政依赖的制度土壤 |
| 三、实施区域差别化的土地财政政策 |
| 四、加快后土地财政发展转变,融入新时代发展战略框架 |
| 附录A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2）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区域一体化是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现象之一 |
| 1.1.2 一体化发展是长三角引领全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
| 1.1.3 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是国家倡导的发展方向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对象及其空间范围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空间范围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评述 |
| 1.4.2 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概况 |
| 1.4.3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评述 |
| 1.4.4 产业部门层面的区域一体化研究评述 |
| 1.4.5 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的研究评述 |
| 1.5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技术路线 |
| 1.5.3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基本理论与发展基础 |
| 2.1 理论依据 |
| 2.1.1 共同市场理论 |
| 2.1.2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1.3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
| 2.2 分析框架 |
| 2.3 基本内容 |
| 2.3.1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形成动因与概念界定 |
| 2.3.2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实现标志 |
| 2.3.3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动力结构 |
| 2.3.4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行为主体 |
| 2.4 发展基础 |
| 2.4.1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发展共识愈发稳固 |
| 2.4.2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产业基础愈发坚实 |
| 2.4.3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市场基础不断增强 |
| 2.4.4 区域发展不平衡驱动长三角体育产业向一体化方向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主导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形成与发展 |
| 3.1 发展历程 |
| 3.1.1 正式启动阶段(2012-2013年) |
| 3.1.2 不断拓展阶段(2014-2017年) |
| 3.1.3 国家战略加持阶段(2018年至今) |
| 3.2 基本特征 |
| 3.2.1 以政府为主体搭建合作框架 |
| 3.2.2 稳固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
| 3.2.3 以项目实施引领区域合作 |
| 3.2.4 推动次级行为主体向企业拓展 |
| 3.2.5 联合搭建一体化发展平台 |
| 3.3 制度创新取向 |
| 3.3.1 加强顶层设计 |
| 3.3.2 构建统一协调的市场竞争规则 |
| 3.3.3 完善区域体育产业合作机制 |
| 3.3.4 构建与国际经济规则相接轨的现代体育市场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水平测度与演变特征 |
| 4.1 测度方法评价与选择 |
| 4.2 相对价格法及其理论模型 |
| 4.2.1 理论模型——冰山成本模型 |
| 4.2.2 测度方法——相对价格法 |
| 4.3 数据收集与处理 |
| 4.4 测度结果与分析 |
| 4.4.1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水平有所提高但滞后于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
| 4.4.2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呈现“先放大后收窄”的演变特征 |
| 4.4.3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具有成为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短板的风险 |
| 4.4.4 各相邻省(市)对体育市场一体化水平存在显着个体差异 |
| 4.4.5 各相邻省(市)对体育市场一体化对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作用显着不一. |
| 4.4.6 各相邻省(市)对体育市场一体化演变特征存在个体差异且不同步 |
| 4.5 政策启示 |
| 4.5.1 进一步提升行动能级 |
| 4.5.2 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动力作用 |
| 4.5.3 完善体育市场价格监测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空间结构特征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引力模型引入 |
| 5.1.2 社会网络分析法引入 |
| 5.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城市体育产业个体特征 |
| 5.3.2 长三角体育产业空间联系水平 |
| 5.3.3 长三角体育产业空间结构特征 |
| 5.4 政策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路径模式和实现途径 |
| 6.1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路径模式 |
| 6.1.1 市场主导型 |
| 6.1.2 政府主导型 |
| 6.1.3 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有效配合型 |
| 6.2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 |
| 6.2.1 外部环境的刚性约束 |
| 6.2.2 制度创新的现实瓶颈 |
| 6.2.3 时代发展的质量诉求 |
| 6.3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路径模式选择与实现途径 |
| 6.3.1 路径模式选择 |
| 6.3.2 实现途径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上海在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进程中的角色作用 |
| 7.1 功能定位 |
| 7.1.1 制度创新的先行区 |
| 7.1.2 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 |
| 7.1.3 国际竞争的桥头堡 |
| 7.1.4 区域发展的辐射源 |
| 7.2 动力结构 |
| 7.2.1 源自政府自利性的利润动力机制 |
| 7.2.2 源自政府公共性的行政动力机制 |
| 7.2.3 源自中央政府的政策动力机制 |
| 7.2.4 源自全球化的竞争动力机制 |
| 7.3 使命方向 |
| 7.3.1 推进体育产权市场一体化 |
| 7.3.2 建设现代体育产业体系 |
| 7.3.3 开展促进体育消费试点 |
| 7.3.4 提升体育科技创新能力 |
| 7.3.5 实施肥胖症运动干预行动 |
|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局限与未来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件 |
| 附件1 |
| 附件2 |
| 附件3 |
| 附件4 |
| 附件5 |
| 附件6 |
（3）县（市）改区的制度性风险及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风险社会理论 |
| 1.2.2 风险治理 |
| 1.2.3 撤县(市)设区 |
| 1.2.4 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风险 |
| 2.1.2 制度性风险 |
| 2.1.3 风险治理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风险社会理论 |
| 2.2.2 治理理论 |
| 2.2.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3 县(市)改区在中国的实践与特征 |
| 3.1 县(市)改区在时间上的分布 |
| 3.1.1 摸索尝试阶段(1983-1987年) |
| 3.1.2 曲折发展阶段(1988-1998年) |
| 3.1.3 蓬勃发展阶段(1999-2003年) |
| 3.1.4 衰退停滞阶段(2004-2010年) |
| 3.1.5 重新启动阶段(2011-2019年) |
| 3.2 县(市)改区在空间上的分布 |
| 4 县(市)改区的制度性风险及形成机理 |
| 4.1 县(市)改区过程中的风险再生产 |
| 4.2 县(市)改区的制度性风险因素 |
| 4.2.1 市县两级政府利益博弈 |
| 4.2.2 决策性专家系统与新设区管理体制 |
| 4.2.3 公众参与缺失 |
| 4.3 县(市)改区中的制度性风险环节 |
| 4.4 县(市)改区中的制度性风险损失 |
| 4.4.1 地级市政府 |
| 4.4.2 新设区政府 |
| 4.4.3 新设区居民 |
| 4.4.4 企业 |
| 4.5 县(市)改区的制度性风险形成机理 |
| 5 三个县(市)改区案例的比较 |
| 5.1 萧山市改区中的制度性风险分析 |
| 5.1.1 萧山发展概况 |
| 5.1.2 萧山市改区的过程 |
| 5.1.3 萧山市改区引发的制度性风险 |
| 5.2 长兴县改区的制度性风险分析 |
| 5.2.1 长兴县发展概况 |
| 5.2.2 长兴县改区失败的过程 |
| 5.2.3 长兴县改区失败的原因:制度性风险损失高于收益 |
| 5.3 顺德市改区的制度性风险分析 |
| 5.3.1 顺德市发展概况 |
| 5.3.2 顺德行政区划调整的过程 |
| 5.3.3 顺德市改区的制度性风险分析 |
| 5.4 小结 |
| 6 县(市)改区的制度性风险治理 |
| 6.1 市县双方应着眼于整体,立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
| 6.2 强化风险意识,建立风险防控体系 |
| 6.2.1 树立风险意识,形成风险思维 |
| 6.2.2 建立风险防控机制,提升风险处置能力 |
| 6.3 建立多元治理主体的风险治理机制 |
| 6.3.1 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
| 6.3.2 提高公民意识,建立公民社会 |
| 6.3.3 积极培育非政府组织 |
| 6.3.4 尊重专家系统,接受公众监督 |
| 6.3.5 鼓励保险业参与风险治理 |
| 7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筒历 |
（4）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研究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大都市区形成机制及一体化驱动因素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城际联锁网络相关文献综述 |
| 三、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点 |
| 一、从非对称城际关系视角对INM城际联锁网络模型进行了扩展 |
| 二、从落后地区和分区域视角对INM城际联锁网络模型进行了扩展 |
| 三、从交叉学科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方面对区域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扩展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城市、都市、大城市、大都市 |
| 二、全球城市、世界城市、国际大都市 |
| 三、都市区、都市圈、城市群 |
| 第二节 城市化和大都市区一体化相关理论 |
| 一、城市化理论 |
| 二、大都市区和城市全球化发展理论 |
| 第三节 核心——边缘理论与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 |
| 一、核心——边缘理论 |
| 二、区域非均衡理论 |
| 第四节 城市场理论 |
| 一、场理论 |
| 二、场理论相关模型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历程及驱动因素探究 |
| 第一节 上海城市形成与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历程回顾 |
| 一、城市雏形期 |
| 二、多功能经济中心时期 |
| 三、城市恢复期 |
| 四、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 |
| 第二节 上海城乡一体化演进路径及驱动因素探析 |
| 一、上海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行政区划演变 |
| 二、上海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主导下的政策和战略规划演变 |
| 三、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阶段演变 |
| 第三节 上海郊区一体化及城乡一体化现状测度 |
| 一、上海郊区一体化 |
| 二、城乡扩张指数 |
| 三、用城乡扩张指数度量上海城乡一体化现状 |
| 第四节 上海在长三角大都市区中核心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 |
| 一、上海在长三角大都市区中核心地位的表现 |
| 二、上海核心地位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都市区一体化主要驱动因素探究 |
| 第一节 集聚经济形成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大都市区一体化 |
| 一、集聚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 |
| 二、从静态集聚经济到动态集聚经济的转变 |
| 三、基于核心——边缘模型下的一体化与产业集聚模型 |
| 第二节 纽约、东京大都市区(圈)一体化发展的经验借鉴 |
| 一、纽约大都市区产业结构调整与一体化互动发展经验 |
| 二、东京大都市圈政府干预政策与一体化互动发展经验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城际联锁网络视角下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视角研究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现实背景 |
| 一、基于城际联锁网络视角研究区域和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全球化背景 |
| 二、基于城际联锁网络视角研究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现实背景 |
| 三、基于城际联锁网络视角研究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有关拓展 |
| 第二节 构建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城际联锁网络模型 |
| 一、城际联锁网络模型及对模型的修正 |
| 二、数据节点层:长三角大都市区主要城市样本数据 |
| 三、数据子节点层:大都市区企业样本数据 |
| 第三节 基于静态数据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
| 一、数据结果初步分析 |
| 二、聚合链接结果分析 |
| 三、相对链接度结果分析 |
| 四、空间网络距离结果分析 |
| 五、辅助指标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多中心化的长三角大都市区的空间联系测度 |
| 一、上海与五大亚都市圈的空间联系 |
| 二、上海及中心城市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辐射拉动效应 |
| 三、非对称性关系下的长三角大都市区城际联系测度 |
| 第五节 数据比较分析下的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动态演变 |
| 一、数据结果初步分析 |
| 二、聚合链接结果分析 |
| 三、空间网络距离结果分析 |
| 四、辅助指标结果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产业结构调整视角下一体化政策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一、区域一体化政策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 |
| 二、我国区域一体化政策的现实背景 |
| 三、提出区域一体化政策影响区域经济实现路径的三个假说 |
| 第二节 基于基准路径对区域一体化政策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析 |
| 一、构建基准模型 |
| 二、样本数据及变量说明 |
| 三、基准模型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
| 第三节 基于中介路径对区域一体化政策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析 |
| 一、初始中介路径模型的实证回归结果及分析 |
| 二、中介路径模型的实证回归结果及分析 |
| 三、稳健性说明及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一、政策建议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实证部分的数据样本、初始矩阵、运算结果矩阵及面板模型的变量数据指标值等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5）地方官员更替、失信惩戒与企业污染违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3.1 地方官员更替 |
| 1.3.2 失信惩戒 |
| 1.3.3 企业污染违规 |
| 1.3.4 晋升压力 |
| 1.3.5 政治关联 |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晋升锦标赛理论 |
| 2.1.1 晋升锦标赛理论的基本内容 |
| 2.1.2 晋升锦标赛的主要特征及优势 |
| 2.1.3 基于晋升锦标赛理论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2 信号传递理论 |
| 2.2.1 信号传递理论的基本内容 |
| 2.2.2 信号传递理论的主要特征 |
| 2.2.3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3 合法性理论 |
| 2.3.1 合法性理论的基本内容 |
| 2.3.2 合法性理论的研究视角 |
| 2.3.3 基于合法性理论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4 制度基础观理论 |
| 2.4.1 制度基础观的基本内容 |
| 2.4.2 制度基础观理论主要维度 |
| 2.4.3 基于制度基础观理论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5 理论述评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研究假设 |
| 3.1 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 |
| 3.1.1 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 |
| 3.1.2 地方官员更替的异质性 |
| 3.2 地方官员更替、失信惩戒与企业污染违规 |
| 3.2.1 失信惩戒的中介作用 |
| 3.2.2 地方官员更替的异质性 |
| 3.3 晋升压力与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 |
| 3.3.1 晋升压力的调节作用 |
| 3.3.2 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模型设计 |
| 4.2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4.2.1 样本选择 |
| 4.2.2 数据来源与数据特点 |
| 4.3 主要变量的测度 |
| 4.3.1 地方官员更替 |
| 4.3.2 企业污染违规 |
| 4.3.3 失信惩戒 |
| 4.3.4 晋升压力与政治关联 |
| 4.3.5 其他变量 |
| 4.4 变量的描述和初步检验 |
| 4.4.1 变量描述 |
| 4.4.2 数据离群值的检验和处理 |
| 4.4.3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初步事实检验: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 |
| 5.1 地方官员更替是否抑制了企业污染违规 |
| 5.2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 |
| 5.2.1 考虑样本的组内相关性 |
| 5.2.2 考虑官员更替频率 |
| 5.2.3 考虑特殊地区样本的潜在冲击 |
| 5.2.4 考虑信号传递的时滞性 |
| 5.2.5 考虑地方官员更替的内生性 |
| 5.3 地方官员更替的异质性检验 |
| 5.3.1 违纪调任的异质性 |
| 5.3.2 异地调任的异质性 |
| 5.3.3 晋升调任的异质性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传导机制检验:失信惩戒的中介作用 |
| 6.1 失信惩戒的传导机制检验 |
| 6.2 地方官员更替是否提升了失信惩戒 |
| 6.3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 |
| 6.3.1 考虑样本的组内相关性 |
| 6.3.2 考虑官员更替频率 |
| 6.3.3 考虑特殊地区样本的潜在冲击 |
| 6.3.4 考虑信号传递的时滞性 |
| 6.3.5 考虑地方官员更替的内生性 |
| 6.4 地方官员更替的异质性检验 |
| 6.4.1 违纪调任的异质性 |
| 6.4.2 异地调任的异质性 |
| 6.4.3 晋升调任的异质性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调节机制检验:晋升压力与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 |
| 7.1 晋升压力的调节机制检验 |
| 7.1.1 晋升压力对地方官员更替与失信惩戒的调节作用 |
| 7.1.2 晋升压力对失信惩戒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 |
| 7.2 政治关联的调节机制检验 |
| 7.2.1 政治关联对地方官员更替与失信惩戒的调节作用 |
| 7.2.2 政治关联对失信惩戒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 |
| 7.3 稳健性检验 |
| 7.3.1 考虑保障就业对晋升压力的影响 |
| 7.3.2 考虑国有企业对政治关联的影响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启示与建议 |
| 8.2.1 提升地方官员考核中的环境绩效比重 |
| 8.2.2 因地制宜设定自由量裁权重 |
| 8.2.3 因城施策建立晋升考核标准 |
| 8.2.4 高度重视政治关联的“政治庇护”效应 |
| 8.3 未来展望 |
| 8.3.1 扩展理论外延以升华概念模型 |
| 8.3.2 拓展数据来源以提升研究深度 |
| 8.3.3 细化核心变量度量标准以提升结构效度 |
| 8.3.4 探寻绿色压力在地方污染治理中的影响机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官员更替一览 |
| 附录B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数据抓取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6）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后果研究 ——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概念界定 |
| 1.2.1 自然资源及自然资源资产 |
| 1.2.2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
| 1.2.3 地方政府领导干部及其责任 |
| 1.2.4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内涵及其要素的界定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主要贡献 |
| 2 文献综述 |
| 2.1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基本理论文献回顾 |
| 2.2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政策后果文献回顾 |
| 2.2.1 经济责任审计与权力的监督、制约 |
| 2.2.2 经济责任审计与领导干部责任履行 |
| 2.2.3 经济责任审计与政府治理 |
| 2.3 环境规制效应的文献回顾 |
| 2.3.1 环境规制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 |
| 2.3.2 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 |
| 2.3.3 环境规制对地区相关企业行为及竞争力的影响 |
| 2.4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后果的文献回顾 |
| 2.4.1 对领导干部资源环境管理行为影响的文献回顾 |
| 2.4.2 对地区资源环境质量影响的文献回顾 |
| 2.4.3 对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的文献回顾 |
| 2.4.4 对地区相关企业价值影响的文献回顾 |
| 2.4.5 对审计主体行为影响的文献回顾 |
| 3 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
| 3.1 制度背景 |
| 3.1.1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小范围试点 |
| 3.1.2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大范围试点 |
| 3.1.3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全面推行 |
| 3.1.4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实施效果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意识、行为与后果相关理论 |
| 3.2.2 公共受托责任理论 |
| 3.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2.4 外部性理论 |
| 3.2.5 资源环境价值理论 |
| 3.3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后果分析框架 |
| 3.3.1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目标 |
| 3.3.2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主要特点归纳 |
| 3.3.3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后果的作用路径 |
| 4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影响领导干部资源环境意识的实证检验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4.2.2 领导干部资源环境责任意识及相关变量的度量 |
| 4.2.3 模型设定 |
| 4.3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领导干部意识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 |
| 4.3.2 单变量分析 |
| 4.3.3 相关性分析 |
| 4.3.4 双差分回归结果分析 |
| 4.3.5 进一步分析 |
| 4.3.6 稳健性检验 |
| 4.4 主要结论 |
| 5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影响地方政府资源环境行为的实证检验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5.2.2 地方政府资源环境管理行为及相关变量的度量 |
| 5.2.3 模型设定 |
| 5.3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地方政府行为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单因素分析 |
| 5.3.3 相关性分析 |
| 5.3.4 回归结果分析 |
| 5.3.5 进一步检验 |
| 5.3.6 稳健性检验 |
| 5.4 主要结论 |
| 6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影响属地资源环境质量的实证检验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6.2.2 地区自然资源资产状况及生态环境效果及相关变量的度量 |
| 6.2.3 模型设定 |
| 6.3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地区自然资源状况及生态环境质量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相关性分析 |
| 6.3.3 回归结果分析 |
| 6.3.4 进一步检验 |
| 6.3.5 稳健性测试 |
| 6.4 主要结论 |
| 7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影响属地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实证检验 |
| 7.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7.2.2 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及其他变量的度量 |
| 7.2.3 模型设定 |
| 7.3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影响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
| 7.3.1 描述性统计 |
| 7.3.2 相关性分析 |
| 7.3.3 回归结果分析 |
| 7.3.4 进一步检验 |
| 7.3.5 稳健性测试 |
| 7.4 主要结论 |
| 8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针对国家政策制定部门层面的政策建议 |
| 8.2.2 针对审计部门层面的政策建议 |
| 8.2.3 针对被审计责任主体层面的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局限性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
| 8.3.1 研究局限性 |
| 8.3.2 进一步研究方向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制造业地理格局已从向东部地区集聚转向中西部地区扩散 |
| 1.1.2 严峻的环境形势推动环境治理体系持续完善 |
| 1.1.3 污染企业对环境规制的区位响应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命题 |
| 1.1.4 地方保护和区域竞争是影响环境规制执行力度和效果的重要因素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1.5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5.1 技术路线 |
| 1.5.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与文献述评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地理格局 |
| 2.1.2 污染密集型产业 |
| 2.1.3 环境规制 |
| 2.1.4 地方保护 |
| 2.1.5 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 |
| 2.2 相关研究进展 |
| 2.2.1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研究 |
| 2.2.2 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 2.2.3 环境规制与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 2.2.4 地方保护与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 2.2.5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关系及其对产业地理格局的影响 |
| 2.3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3.1 理论依据 |
| 3.1.1 产业空间格局理论 |
| 3.1.2 政府行为理论 |
| 3.1.3 环境规制理论 |
| 3.1.4 地方保护理论 |
| 3.2 作用机制分析 |
| 3.2.1 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 |
| 3.2.2 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 |
| 3.2.3 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 |
| 3.2.4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企业空间动态 |
| 3.2.5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企业创新 |
| 3.2.6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产业集聚 |
| 3.2.7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结构转型 |
| 3.3 本文理论分析框架 |
| 第四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的演变及定量测度 |
| 4.1 环境规制演变与定量测度 |
| 4.1.1 环境保护制度演变阶段 |
| 4.1.2 环境规制实施与效果 |
| 4.1.3 环境规制强度的测度 |
| 4.2 地方保护演变及定量测度 |
| 4.2.1 地方保护演变阶段 |
| 4.2.2 地方保护的影响 |
| 4.2.3 地方保护的测度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时空格局及交互作用 |
| 5.1 地方竞争: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权衡 |
| 5.2 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
| 5.2.1 研究数据与处理 |
| 5.2.2 空间关联分析方法 |
| 5.2.3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与空间矩阵设定 |
| 5.3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空间格局 |
| 5.3.1 时间特征 |
| 5.3.2 空间分异特征 |
| 5.4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空间关联 |
| 5.4.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4.2 单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4.3 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5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 |
| 5.5.1 估计方法 |
| 5.5.2 全样本估计结果 |
| 5.5.3 分阶段与分地区估计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 6.1 引言 |
| 6.2 省域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时空格局演变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省域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时空变化 |
| 6.3 地市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地市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 |
| 7.1 引言 |
| 7.2 省域尺度的计量模型分析 |
| 7.2.1 计量模型构建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指标处理和模型检验 |
| 7.2.4 实证分析结果 |
| 7.3 地市尺度计量模型分析 |
| 7.3.1 计量模型构建 |
| 7.3.2 变量选择 |
| 7.3.3 指标处理和模型检验 |
| 7.3.4 实证分析结果 |
| 7.4 地市尺度空间异质性分析 |
| 7.4.1 模型设定 |
| 7.4.2 门槛变量检验 |
| 7.4.3 门槛回归及结果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动态 |
| 8.1 引言 |
| 8.2 产业动态的指标量化 |
| 8.2.1 企业进入和退出 |
| 8.2.2 企业利润率和企业创新 |
| 8.2.3 区域工业集聚 |
| 8.2.4 产业转型 |
| 8.2.5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8.3 产业动态的时空演化特征 |
| 8.3.1 企业进入 |
| 8.3.2 企业退出 |
| 8.3.3 企业利润率 |
| 8.3.4 企业创新 |
| 8.3.5 专业化集聚 |
| 8.3.6 产业结构 |
| 8.4 模型设计与数据介绍 |
| 8.4.1 模型设计 |
| 8.4.2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
| 8.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8.5.1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影响 |
| 8.5.2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企业利润和企业创新的影响 |
| 8.5.3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
| 8.6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创新之处 |
| 9.4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9.4.1 研究不足 |
| 9.4.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发展研究 ——以湖州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评论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和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2 绿色金融的相关理念及其业务开展情况 |
| 2.1 绿色金融的概念和作用 |
| 2.2 绿色金融的发展历程 |
| 2.3 绿色金融的发展成效 |
| 2.3.1 绿色金融制度推广 |
| 2.3.2 绿色金融理念普及 |
| 2.3.3 绿色融资路径拓宽 |
| 3 国内外商业银行在绿色金融业务方面的主要做法及可供借鉴的经验 |
| 3.1 国外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的主要做法 |
| 3.2 我国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的发展现状 |
| 3.2.1 绿色金融政策演变过程 |
| 3.2.2 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的主要举措 |
| 3.3 可供借鉴的经验 |
| 3.3.1 紧跟政策的策略设计 |
| 3.3.2 不断创新的金融产品 |
| 3.3.3 切实有效的激励制度 |
| 3.3.4 严谨完善的操作流程 |
| 4 湖州地区商业银行绿色信金融业务发展研究——以绿色信贷为例 |
| 4.1 湖州地区绿色信贷业务发展的深远影响 |
| 4.2 湖州地区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业务助推绿色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
| 4.3 湖州银行绿色信贷业务的案例分析 |
| 4.3.1 构建绿色信贷制度框架 |
| 4.3.2 绿色信贷产品案例剖析 |
| 4.3.3 塑造绿色文化理念工程 |
| 4.3.4 湖州银行绿色信贷业务的现状总结 |
| 4.4 湖州地区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业务发展的优势分析 |
| 4.4.1 地方政府政策扶植 |
| 4.4.2 金融机构主动参与 |
| 4.5 湖州地区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业务发展存在的不足 |
| 4.5.1 市场基础尚待健全 |
| 4.5.2 风险防控体制及配套激励机制不完善 |
| 4.5.3 缺乏专业化人才支撑 |
| 5 推动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发展的可行性建议 |
| 5.1 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
| 5.2 健全绿色金融市场的机制体制 |
| 5.3 创新绿色信贷产品和服务 |
| 5.3.1 产品嵌入绿色行业标准 |
| 5.3.2 结合地区产业研发产品 |
| 5.3.3 推广环境设权交易机制 |
| 5.3.4 运用绿色信贷科技手段 |
| 5.3.5 探索绿色信贷可行性创新 |
| 5.4 加快专业人才培养 |
| 5.5 强化社会责任监管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9）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聚焦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问题聚焦 |
| (二)问题研究意义 |
| (三)问题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与相关评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现状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研究方向 |
| 三、研究设计与主要框架 |
| (一)明确调查研究要素 |
| (二)科学选取研究方法 |
| (三)合理设计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来源与数据说明 |
| (一)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 (二)实地访谈资料来源 |
| (三)核心概念内涵界定 |
| 第二章 中外权力制约思想比较 |
| 一、权力制约的理论内涵 |
| (一)权力的本质定义 |
| (二)权力的固有特征 |
| (三)制约与监督辨析 |
| 二、中国传统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中国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历代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西方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西方中世纪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西方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开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化权力制约思想 |
| 五、中外权力制约理论体系 |
| (一)以道德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先导 |
| (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保障 |
|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 |
| (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根本 |
| (五)以社会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依据 |
| 第三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现状 |
|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建制的演变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建制的雏形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形成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发展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调整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建制的成熟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经验做法 |
| (一)地方党委书记选拔标准逐步得到明确,凸现党性坚定首要性 |
| (二)地方党委书记任用程序逐步得到规范,呈现环节设计科学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逐步得到控制,体现流程管理严肃性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绩效考核逐步得到优化,实现评价方式合理性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逐步得到健全,展现腐败整治威慑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要素 |
| (一)地方党委书记职位厘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分析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成长特征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模量定律”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含义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特征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成因 |
| 第四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衡量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的界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认定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定义的确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要件 |
| (一)“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性别构成 |
| (二)“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级别构成 |
| (三)“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分布 |
| (四)“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期间 |
| (五)“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年龄 |
| (六)“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潜伏时长 |
| (七)“落马”地方党委书记腐败类型 |
| (八)“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罪名分布 |
| (九)“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判处结果 |
| 三、地方党委书记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征 |
| (一)违反政治纪律,挑战党中央权威 |
| (二)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任藏猫腻 |
| (三)违反廉洁纪律,官商勾结搞腐败 |
| (四)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捞名利 |
| (五)违反工作纪律,言行不一污形象 |
| (六)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受堕牢笼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运行轨迹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形成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转化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强化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重复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惩罚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成因追问 |
| (一)地方党委书记心理贪欲强化是权力腐败的原始驱动力 |
| (二)地方党委书记制度规定泛化是权力腐败的外在驱动力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异化是权力腐败的内在驱动力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管理监督弱化是权力腐败的间接驱动力 |
| (五)地方党委书记人情交往物化是权力腐败的直接驱动力 |
| 第五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自我律动法”的实施途径 |
| (一)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忠诚执政立场 |
| (二)明确主攻方向,树立稳中求进执政目标 |
| (三)提高领导水平 带好立党为公执政队伍 |
| (四)坚持服务群众 打牢为民造福执政基础 |
| (五)发扬民主作风 完善求真务实执政机制 |
| (六)勤于学习调研 提高实干兴邦执政魄力 |
| (七)践行法治思维 形成改革创新执政方法 |
| (八)锐意攻坚克难 肩负敢于担当执政责任 |
| (九)保持党员本色 固守清正廉洁执政底线 |
| (十)加强官德修养 涵泳诚信平实执政道德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的他律途径 |
| (一)加强人才储备精准“育权”、好中选优正本清源 |
| (二)改进选任方式法定“授权”、坚持标准严格程序 |
| (三)明确权力边界科学“厘权”、合理定位职责明晰 |
| (四)科学划分权责依法“制权”、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
| (五)推进党务公开全程“晒权”、公布清单职责法定 |
| (六)设计权力流程依规“行权”、固化程序规范运行 |
| (七)加强权力制约有效“控权”、严格制度强化监督 |
| (八)优化考评机制公正“评权”、创新方式科学考核 |
| (九)完善奖惩机制规范“退权”、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1 “现任”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2 “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3 党中央制定的权力监督制度简明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绿色发展理念下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点 |
| 第2章 绿色发展理念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转型的理论分析 |
| 2.1 绿色发展理念的概念界定 |
| 2.1.1 发展观与绿色发展的内涵 |
| 2.1.2 政绩观与绿色发展的本质 |
| 2.1.3 绿色发展理念的政绩维度 |
| 2.2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的内涵解读 |
| 2.2.1 绩效标准及价值取向的含义 |
| 2.2.2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的特点 |
| 2.2.3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的功能 |
| 2.3 绿色发展理念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转型的理论关联 |
| 2.3.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内在要求 |
| 2.3.2 体现绿色发展观与生态政绩观的基本方式 |
| 2.3.3 落实地方政府生态伦理责任的客观需要 |
| 第3章 当前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的现状 |
| 3.1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的主要表现形态 |
| 3.1.1 公众满意度导向下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 |
| 3.1.2 GDP导向下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 |
| 3.1.3 工具理性导向下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 |
| 3.2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2.1 经济价值泛化 |
| 3.2.2 生态理性缺失 |
| 3.2.3 生态责任空心化 |
| 3.3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3.3.1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激励机制不健全 |
| 3.3.2 生态政绩责任追究制度执行不到位 |
| 3.3.3 绩效竞争压力下的地方政府显性政绩追求 |
| 3.3.4 传统政绩考评文化与思维方式的影响 |
| 第4章 绿色发展理念下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转型的案例分析 |
| 4.1 地方政府生态政绩转型的主要实践 |
| 4.1.1 浙江湖州:“生态优市”战略 |
| 4.1.2 湖南怀化:生态政绩评估 |
| 4.1.3 四川遂宁:区域绿色经济指标体系 |
| 4.2 绿色发展理念下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的绿色转型 |
| 4.2.1 注重生态规划引领 |
| 4.2.2 优化绩效评估制度 |
| 4.2.3 强化生态责任落实 |
| 4.3 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绿色化转型的目标:来自案例的启示 |
| 4.3.1 凸显绿色惠民利民 |
| 4.3.2 突出生态代际公平 |
| 4.3.3 强化生态治理责任 |
| 第5章 绿色发展理念下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转型的基本路径 |
| 5.1 树立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生态文明价值理念 |
| 5.1.1 塑造区域发展生态价值观 |
| 5.1.2 培养行政管理生态经济观 |
| 5.1.3 培育领导干部绿色政绩观 |
| 5.2 建立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生态政绩考评体系 |
| 5.2.1 优化绩效评估价值理念 |
| 5.2.2 改革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
| 5.2.3 强化生态绩效结果运用 |
| 5.3 健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生态责任管理机制 |
| 5.3.1 明确生态治理责任目标 |
| 5.3.2 狠抓生态建设责任落实 |
| 5.3.3 强化生态损害责任追究 |
| 5.4 完善绿色发展理念下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技术保障机制 |
| 5.4.1 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测评体系 |
| 5.4.2 创新绿色绩效信息统计方法 |
| 5.4.3 完善生态发展大数据信息平台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与的课题 |
四、浙江湖州2004年不以GDP考核干部（论文参考文献）
- [1]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D]. 钟文.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2]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 廉涛. 上海体育学院, 2020(12)
- [3]县（市）改区的制度性风险及治理[D]. 黄佳琦. 浙江大学, 2020(01)
- [4]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研究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D]. 万宁娜.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5]地方官员更替、失信惩戒与企业污染违规[D]. 弓丽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6]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后果研究 ——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D]. 孙冀萍.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7]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D]. 田光辉. 河南大学, 2019(06)
- [8]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发展研究 ——以湖州地区为例[D]. 刘烨. 浙江大学, 2019(01)
- [9]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10]绿色发展理念下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转型研究[D]. 岳洁. 湘潭大学, 2018(02)
标签：离任审计论文; 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论文; 政府绩效评估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土地污染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