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析“僚人入蜀”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张兢兢[1]（2021）在《晋隋间巴蜀僚人的华夏化——基于政区与户口视角的讨论》文中研究指明僚人入蜀对巴蜀地区的华夏统治秩序造成极大冲击,经过南北朝诸政权的不懈经营,开始了僚人的华夏化进程。由晋至隋,巴蜀北部涪江以东的巴西至汉中一带的北僚群体基本实现了向华夏的转型;巴蜀南部沱、岷二江中下游流域获得深入开发,郡县化水平大幅提高,僚人的编户化卓有成效;巴蜀岷江以西、长江以南的边缘山区经略较为有限,僚人多未纳入统治,唐代以后遍设羁縻州加强管理。中古时期巴蜀僚人的华夏化,继汉晋开发蜀地之后,再度拓展了王朝的统治空间,增加了华夏的政治成员,强化了蜀地的华夏认同。
杨朗[2]（2021）在《铜鼓“蛮歌”今何在：竹公溪与竹王崇拜》文中研究指明竹公溪是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境内一条重要溪流,发源自城北云头山,穿城（今日城区）而过,于张公桥注入岷江。竹公溪得名于溪边的竹王祠及相关的竹王崇拜已属公论。但为何乐山会有竹王崇拜,其又是如何影响竹公溪得名,古往今来却莫衷一是,且这其中又牵扯到乐山市市中区（古南安县）是否属于夜郎旁邑的问题。近日乐山市竹公溪泄洪工程完成,面貌焕然一新。怀古知今,在竹公溪历史迎来新篇章的同时,我们也有必要弄清它的前世故事。
胡牧[3]（2020）在《族群互动与“南平僚”的生成》文中指出本文从文献研究出发,借助族群互动的理论视野,立足中国学界对南平僚的研究成果,揭示南平僚参与族群互动以及自身在族群互动中发生的复杂变化。僚人入蜀、僚人与壮侗语族的互动、僚人的汉化等都是历史事实,其作为族群互动的明证具有文化意义,包含民族演变发展的规律。族群互动是任何族群形成的机制和历史,族群互动中实现了民族文化的相遇和交融以及文化的涵化和变迁,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赵晨韵[4]（2020）在《成汉的政权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成汉为两晋时期以賨人李氏为首的六郡流民于巴蜀建立的割据政权,为两晋时期南方唯一少数民族割据政权。西晋元康年间,秦、雍二州相继爆发氐人齐万年叛乱与大旱,兵祸天灾相连,大量秦雍二州百姓被迫成为流民,陆续迁徙至巴蜀就食。流民中颇具威望的賨人李氏兄弟被时任益州刺史的赵廞任命收合流民,形成一支流民军。后因侨旧矛盾激化,双方决裂,李特率兵在益州绵竹一带建立了流民军政府,为成汉雏形。光熙元年（公元306年）,李特之子李雄在蜀地天师道首领范长生的支持下称帝,定国号为“成”。咸康四年（公元338年）,李雄堂弟李寿废李雄之子李期称帝,改国号为“汉”。史称“成汉”。成汉为最早建立的十六国之一,深受两晋局势影响同时也对时局与西南历史造成了深远影响,在两晋十六国时期具有重要地位。成汉作为十六国之一,能在巴蜀割据长达四十余年之久,与其进行的政权建设有密切关系。成汉政权存在诸多的复杂关系,如六郡流民与巴蜀士民的侨旧关系、成汉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成汉与两晋政府及其余割据政权的关系以及成汉政权与天师道的关系等。成汉进行政权建设必须要考虑到这些复杂关系,故成汉政权建设既沿袭蜀汉及魏晋制度,也根据实际进行了创新。因内外局势变化,大成国时期与大汉国时期的政权建设也有所不同。大成国早期努力调节各矛盾的政权建设使其能屹立于巴蜀,而大汉国后期失衡的政权建设则加速了成汉的灭亡。成汉的政权建设为后世治理西南地区提供了许多经验,也对时局与西南历史造成了深远影响。
刘烨[5]（2019）在《陕南古代民族史研究（史前—隋唐）》文中研究表明地处秦巴之间的陕南地区是中国境内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舞台,也曾经是多族群汇聚与交融的区域;这里不仅有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生态景观,更有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区域文化,带有历史上多族群影响的显着痕迹。该地域北靠秦岭,南依巴山,西接陇南,东通江汉;汉江贯穿全境,自古以来就是多文化、多族群的汇聚与交融之所;历史上周边各族群曾交汇于此,华夏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氐羌文化辐凑其间,其民族历史的发展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旧石器时代,陕南围绕着汉水上游和南洛河上游生活的土着是该地区的最早人群。新石器时代早期,发源于黄河流域的文化逐渐南传,作为黄河支流的渭河文化,此时进入陕南并逐渐占据优势地位,从这一变化中即可窥视出当时中原人群在越过秦岭后在陕南地区的文化扩展和族群活动的迹象。至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江汉屈家岭文化的北移,陕南地区显示出黄河流域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相互博弈与融合的文化态势,其背后的原因充分反映出当时北方华夏族群先民与南方三苗族群先民的势力扩张与相互交往在陕南这一地域间的碰撞与交融。先秦时期陕南地区活动的诸多早期民族或族群开始形成并浮出水面,以巴人为主的族群开始出现在陕南汉中与安康盆地的历史舞台上,这一地区的文化因之至今仍带有浓厚的巴文化色彩。部分夏人和商人则相继进入陕南商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土着人群文化的发展。除了巴人外,川西蜀人中的一部分可能在商代晚期进入陕南地区,并在城固、洋县一带与巴人杂居错处,并由于商王武丁的征伐活动而首次出现于历史文献的记载之中。西周是陕南古代早期民族的活跃期。在这一时期,汉水上游一带除了仍有巴人和蜀人活动外,在陕南东部还出现了庸人以及濮人活动的踪迹,他们在周初也均参与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到西周中晚期,周人的势力逐渐衰弱,而活动在江汉平原的楚人的实力逐渐壮大。他们往北进入到丹江上游,逆江而上经过商南、丹凤,到达商州（原商县）一带,占据了原先周人占据的地区,楚人和楚文化在当地逐渐取代周人和周文化。春秋战国是陕南民族的整合与融合时期。频繁的战争和民族迁徙活动,使得这一时期陕南地区的民族构成、分布区域与族际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经过公元前312年的秦、楚丹阳之战,秦国将楚人的势力从陕南东部驱逐出去,并重置汉中郡,从而首次将今天的陕西勉县、留坝以东,干佑河、湖北保康、郧县以西以及珍珠岭以北的岭南地区统一起来,完整意义的陕南就此雏形初现。秦人和秦文化制度从此逐渐在陕南占据主导地位,陕南地区的民族与文化外貌因之发生重大改变。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与发展,以华夏为中心的秦人和汉人逐渐形成,并随着中央王朝统治的深入而扩展到全国的各个区域,促进了各地的民族整合。在陕南东部的商洛地区,华夏族群已经成为当地的主体民族。在汉中的中部、东部以及安康地区,华夏族群大量南下,当地的大部分巴人和蜀人也逐渐汉化。这一时期陕南民族构成方面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氐人与羌人进入陕南,并开始出现在汉中西部地区。东汉时期,陕南地区发生了羌族三次大规模入侵汉中（汉中郡）的事件,对当地的族际关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此外,原本居住在嘉陵江上游和渠江流域一带的賨人（板楯蛮）从秦末汉初开始多次从川东地区向北进入了陕南地区,甚至有部分賨人进入陕南地区后,还向北发展到今甘肃秦安东北一带。三国时期,原先活动在今天的贵州西部、云南以及广西西部地区的僚人也开始进入陕南地区,从而使得这一区域的族群成分更为丰富。魏晋南北朝既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与割据时期,也是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时期;诸少数民族相继走上历史舞台,参与到这一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并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演进、民族分布格局和族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这些政权的统治者大多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所以他们在陕南进出与统治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乃至改变当地的民族分布格局和族际关系。就陕南地区而言,不仅有西北氐族建立的前秦与仇池诸国政权和羌族建立的后秦政权,将氐羌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展到陕南的各个角落;还有西南賨人建立的成汉政权,将賨人、僚人的活动区域深入到汉中腹地;更有匈奴、羯族和鲜卑族建立的各政权通过对陕南的统治,首次将北族和北族文化的影响扩展到陕南地区。在此背景下,氐族、羌族、匈奴、羯族、賨人、僚人和鲜卑等少数民族与当地汉人的交往与交融不断加深,基本在陕南实现了区域性的民族融合。隋唐王朝不仅实现了政治的一统,而且还通过政区建制与羁縻统治等措施进一步巩固了魏晋以来族群融合的成果与局面,陕南各郡县的主要居民已经是经过多族群融合后形成的汉人群体,残存的少数族群则主要生活在陕南西部以及盆地周边偏僻的丛山峻岭之中,影响大不如前。随着氐羌的衰亡,其原居地先后被后起的党项、吐谷浑等所占据;在与隋唐王朝互动的过程中,他们的活动与影响虽也时常波及陕南西部,但多数属扰性质。随着僚人等少数族群的消亡,陕南地区的族际融合在唐代彻底完成;但历史上当地各民族的文化遗产却一直影响至今,他们的活动不仅属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史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为陕南地区独特的区域文化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张兢兢[6]（2018）在《南朝巴蜀僚人的华夏化》文中研究说明僚人入蜀后势力扩张至巴蜀全境,出现诸多不受华夏政治支配的隙地,使东晋对巴蜀的统治极不稳定。刘宋建立后着手恢复华夏政权对巴蜀的有效控制,通过设置军府威慑僚人,而僚人的叛服无常表明华夏统治力仍十分有限。萧齐诉诸武力的军事高压政策造成了蜀地的动荡,僚人势力再度活跃,由此设置僚郡对僚人进行间接支配。萧梁对巴蜀高度重视,对僚人的军事征服异常激烈,通过大规模分州置郡,王朝行政权力向僚地的浸透较之宋齐时代大为明显,巴蜀僚人自东北向西南渐次纳入统治,加速了僚人的华夏化进程。
周凯[7]（2018）在《汉隋间西南地区的政治整合与族群演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汉隋间西南地区历史,通过政治整合和族群演变两个角度,讨论国家权力进入西南地区和政治整合运动展开的过程,以及在这种背景下西南族群的演变历史。第一章通过对汉武帝经略西南夷基本史实的考索,发现武帝对西南夷战略定位发生了三次转变,借此可以探讨西南地区对于汉帝国的重要意义。在完成最初的经略后,汉帝国整合郡县制与当地部族,推行双轨制的统治模式,这种双轨制既有对郡县制早期历史的继承,又有对西南部族政治地理格局的妥协,在这个意义上,反映了汉武帝因地、因时制宜的政治智慧。在双轨制的统治模式的基础上,从封爵、任官角度进行切入,进一步分析两汉西南夷地区权力分配结构,国家逐步消解原有政治格局,将夷帅纳入华夏政治秩序中。偏居西南的蜀汉面对外部压力,以平定南中叛乱为契机,打击并瓦解了南中旧有的部族组织,将其纳入到严密的政治秩序中,南中由过去的边缘之地被改造为蜀汉的大后方,使得南中地区的华夏统治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从东汉后期开始,大姓开始参与地方政治,其中爨氏更是贯穿六朝隋代,打破了旧有国家与夷帅的二元格局。爨氏世系主要节点及其家族记忆经历了多重建构,目的是为了塑造自身长期统治南中的历史形象。爨氏的崛起得益于南中的乱局,同时其崛起过程与夷化同步,逐渐取代之前的夷帅,凭借夷夏部曲,成为地方上强大的一股力量。但与既有研究不同的是,本文通过仔细梳理爨氏几百年的发展历史,认为由于爨氏始终未能由家族转型为政治集合体,导致其无法形成长期独霸南中的局面。爨氏几次短暂的“独霸”,得益于外部环境的变动与杰出人物的出现,是一个特殊情况的产物。族群演变方面,选择“僚”作为个案,讨论其族群内涵建构及其演变过程。僚首次“出现”于蜀汉时期对南中的扩张,激烈的族际冲突下,华夏将部分人群识别为僚,实质是一种“地域性文化人群”;以“僚人入蜀”为开端,僚的族群边界极度扩张,包括数百万计人口,成为了所有入蜀蛮夷的称呼,进而成为西南民族的一种泛称;到了隋唐以后,关于僚的记述则囿于历史与现实并存的困境,由此“典范性蛮夷”南平僚异军突起,成为僚人在华夏海洋中的孤岛。政治整合与族群演变的互相推动,构成了此时期西南地区的重要历史图景。
杨蕙瑜[8]（2018）在《唐代僚人研究 ——以唐政权与僚人群体关系研究为中心》文中提出僚,作为中国古代历史时期中存在的一个少数民族群体,广泛地分布在西南和岭南地区。僚由包括僰、濮、骆越在内的少数民族群体逐渐演化形成。而后,又逐渐发展演化成包括诸如仫佬、壮等现代少数民族群体中的一些部分。僰、濮、骆越是中国历史上起源较早的少数民族群体,主要分布在今川、黔、岭南西部的部分地区。从历史文献记载中的族群发展过程上看,僰、濮与僚有着一定的关系。从语言学与民俗上看,骆越与僚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僚并非来源于单一族群,而是在包括了僰、濮、骆越等多个民族群体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其后逐渐进入以汉民族为主的其他民族群体视野中。以成汉政权取得南中之地为重要时间节点,僚在成汉之后,徙于蜀地,遍于山谷,开始正式进入传统的民族“四夷”观之中。唐代僚人群体的发展,是继成汉僚人入蜀之后的又一个新高潮。僚人在包括今川、黔、湘西、滇东,以及两广的范围之内,受唐代正州与羁縻行政管理的并行统摄。一方面,僚以成汉以来遍及蜀地的分布状况为基础,继续受唐的统一管辖。另一方面,唐也通过“开生僚”等活动,不断地加强和深入对僚人群体的管理。从地域上看,西南地区的僚人分布以西接吐蕃的剑南地区为最密,同时扩散在山南黔中的局部地区。且在山南黔中范围内设置僚人管辖区时,往往依河而设,较为分散。而在唐代岭南地区,除岭南经略使及所辖羁縻州之外,桂、容、邕三管经略使所辖地域内皆有可见僚人活动的记载,尤其以沿西江水系西北入黔中西入安南都护的支流水系为其分布范围,这与西南地区僚人分布多依河流有着相似之处。唐代前期尤其是高祖、太宗、高宗三朝的僚人反叛活动地域包括了西南和岭南,这一时期,唐政权对于僚人群体的管辖力度较强,针对反叛活动,基本都派遣将领进行平叛。将这一时期僚人反叛活动的地域与唐政权对僚人群体进行的正州羁縻管辖范围,特别是与直接的“开生僚”活动区域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在唐之前已经与中央政权有过接触,或多或少受王朝统辖的僚人群体,屡屡制造叛乱活动,可见,其势力经前代的发展,已经比较稳固。而相对的,于唐代进入政权管辖范围内的生僚群体,则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安史之乱后,西原蛮群体成为了唐代僚人群体中最重要的代表,西原蛮主要的寇边作乱活动遍及今两广地区的大部分地域,而西南地区的僚人群体反叛活动基本淡出史籍记载。除此之外,吐蕃与南诏政权对唐境的侵吞,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唐政权对僚人群体,尤其是西南地区僚人的管辖力度。通过唐对僚人群体的管理和僚人群体反叛活动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构建唐代僚人活动的主要范围和阶段特征,也明确了唐政权与僚人群体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关系发展变化的特点。总的来说,僚人群体活动自高祖时期一直持续至唐末,地域上遍及今西南和岭南的大部分地区,以四川、贵州、广东西部、广西、云南地域内最为集中。僚作为历史时期的一个少数民族群体,有着自己特殊的社会形态和构成,这种形态包括了以“都老”、“郎火”为权利中心的简单社会形态,同时在战争的特殊时期,又有名为“婆能”者作为领袖。在“瘴”的大环境背景和文化心理认同中,僚人群体的发展在唐代进入了一个前新阶段。时人通过对其地域环境的认知和想象构建,以及对这部分群体形象上的补充,将其视为当时南方地域内的一个与蛮、夷并列的重要少数民族群体。
周凯,章义和[9]（2017）在《僚与南平僚——中古僚人的发展与演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僚人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族群,多部正史设传对其专门记载。通过梳理僚人长时段的发展,可以发现其在史籍中称谓由僚人转化为南平僚,原因是华夏化进程的不同,僚人内部不同分支各自发展,使得僚人这一整体的形象在史籍中发生变化,其代表性族群由魏晋时期的巴蜀北僚转为唐代的南平僚。
蓝勇[10]（2017）在《巴蜀历史发展中的“唐代断痕”问题——兼论中国古代的低生产力势力与战争负能量问题》文中提出本文通过大量考古材料,证明在巴蜀历史上存在着一个历史遗存上的"唐代断痕",主要体现在唐代墓葬数量、文物数量前不及两汉,后不及两宋。然后探索深藏于巴蜀历史的"唐代断痕"人文和自然原因,认为从本质上来看,唐代巴蜀地区在全国的经济文化地位前不如汉代,后不及宋代,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发展进程断层,这是造成历史遗存更少的基础原因;就唐代墓葬极少具体问题来看,僚人的悬棺、洞葬葬式是大量侵夺唐代砖石墓、土坑墓的重要原因,而唐代以前大量崖墓在唐代的继续使用、唐代崖墓因文物被盗的年代无考,也促使了巴蜀少唐代墓葬的事实,而进一步强化了历史遗存上的断层。氐人据蜀和僚人入蜀而来的低生产力势力进入和南北朝以来巴蜀战乱不已,是造成唐代巴蜀社会地位相对低下而形成发展进程断层的重要原因。最后本文认为低生产力势力的进入和战乱不已带来的负能量远远超过分裂割据的影响。
二、析“僚人入蜀”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析“僚人入蜀”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晋隋间巴蜀僚人的华夏化——基于政区与户口视角的讨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 中古僚区的演变与华夏统治的深化 |
| 二 巴蜀僚地郡县化与僚人编户化的区域进程 |
| 三 余论 |
（2）铜鼓“蛮歌”今何在：竹公溪与竹王崇拜（论文提纲范文）
| 一、竹王崇拜 |
| 二、夜郎旁邑辨误 |
| 三、僚人入蜀与竹公溪 |
| 四、结语 |
（4）成汉的政权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第一章 流民运动与流民军政府政权建设 |
| 第一节 賨人的历史 |
| 一、賨人的历史 |
| 二、賨人李氏的发展 |
| 第二节 六郡流民运动与流民军政府的建立 |
| 一、六郡流民入巴蜀与流民运动 |
| 二、流民军政府的建立 |
| 第三节 流民军政府的政治整合 |
| 一、与西晋政府的战争 |
| 二、侨旧矛盾与合作 |
| 三、流民军政府内部矛盾 |
| 小结 |
| 第二章 大成国时期的政权建设 |
| 第一节 大成国的初创与侨旧矛盾的调节 |
| 一、大成国的建立 |
| 二、大成国时期的侨旧矛盾与调节 |
| 第二节 巴蜀宗教传统与大成国的政教建设 |
| 一、巴蜀宗教传统 |
| 二、大成国的政教建设 |
| 第三节 大成国的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 |
| 一、大成国境内的民族关系与政策 |
| 二、大成国的对外关系 |
| 小结 |
| 第三章 大汉国时期的政权建设 |
| 第一节 大汉国时期的侨旧矛盾与调解方案 |
| 一、李寿夺权与巴蜀士人地位上升 |
| 二、侨旧矛盾的激化与大汉国的灭亡 |
| 三、大汉国儒学风尚 |
| 第二节 大汉国的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 |
| 一、大汉国境内的民族关系与政策 |
| 二、大汉国的对外关系 |
| 小结 |
| 第四章 成汉的兴衰与历史影响 |
| 第一节 大成国的兴盛与原因探析 |
| 一、西晋末年及东晋初期动荡的社会环境 |
| 二、大成国折中式的政权建设方案 |
| 第二节 内外交困的大汉国及其衰亡原因 |
| 一、东晋中期社会局势的变化 |
| 二、大汉国政权建设方案的调整与失衡 |
| 第三节 成汉政权的历史影响 |
| 一、西南民族关系 |
| 二、西南地方管理 |
| 三、巴蜀文化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5）陕南古代民族史研究（史前—隋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理由或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 陕南的史前文化与早期族群 |
| (二) 先秦时期陕南民族 |
| (三) 秦汉、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的陕南民族 |
| 三、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史前时期陕南的考古文化与族群分布 |
| 第一节 汉中地区的史前考古文化 |
| 一、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及其分布 |
| 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及其分布 |
| 第二节 安康地区的史前考古文化 |
| 一、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及其分布 |
| 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及其分布 |
| 第三节 商洛地区的史前考古文化 |
| 一、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及其分布 |
| 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及其分布 |
| 第四节 陕南的史前文化与早期族群分布 |
| 一、陕南史前考古文化与周边地区的关系 |
| 二、陕南史前考古文化与早期族群的分布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二章 先秦时期陕南民族的分布与迁徙 |
|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的陕南民族 |
| 一、巴人 |
| 二、夏人 |
| 第二节商代的陕南民族 |
| 一、汉中、安康地区的民族 |
| 二、商洛地区的民族 |
| 第三节 西周时期的陕南民族 |
| 一、汉中、安康地区的民族 |
| 二、商洛地区的民族 |
| 第四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陕南民族 |
| 一、巴楚结盟与庸人的流散 |
| 二、巴楚之战与巴人的流散 |
| 三、秦蜀之战与巴蜀衰微 |
| 四、秦楚之战与楚人的退出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三章 秦汉时期陕南民族的发展 |
| 第一节 秦汉王朝在陕南的政区设置 |
| 第二节 秦汉王朝统治下的陕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活动 |
| 一、华夏族群的南下与巴人、蜀人的整合 |
| 二、氐人和羌人的东进 |
| 三、賨人的北上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陕南民族的迁徙与融合 |
| 第一节 氐族在陕南的活动与统治 |
| 一、前仇池国的建立与杨氏氐人在陕南势力的扩展 |
| 二、后仇池国的建立与杨氏氐人势力的起伏 |
| 三、武都国的建立与杨氏氐人在陕南的进一步发展 |
| 四、武兴国的建立与杨氏氐人在陕南的兴衰 |
| 五、前秦的建立与苻氏氐人对陕南的统治 |
| 六、陕南氐人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 |
| 第二节 鲜卑在陕南的活动与统治 |
| 一、北魏时期拓跋鲜卑在陕南的活动与统治 |
| 二、西魏、北周时期鲜卑在陕南的统治 |
| 第三节 羌人、匈奴、羯族人在陕南的活动 |
| 一、羌人在陕南的进出 |
| 二、匈奴在陕南的进出 |
| 三、羯人在陕南的活动 |
| 第四节 賨人和僚人在陕南的活动 |
| 一、成汉政权的建立与賨人在陕南的活动 |
| 二、僚人的进入及其在陕南的活动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五章 隋唐时期陕南民族的活动 |
| 第一节 族际融合与政区设置 |
| 第二节 氐人的消亡与党项和吐谷浑的影响 |
| 第三节 陕南僚人的汉化 |
| 第四节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汉隋间西南地区的政治整合与族群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旨趣、研究意义与范围界定 |
| 二、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
| 第一章 秦汉帝国在西南地区的扩张 |
| 第一节 角色定位与战略转变——汉武帝经略西南夷再研究 |
| 第二节 “部族-郡县”双轨制──汉帝国在西南夷地区统治的奠基及其空间结构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二章 华夏统治深入与政治整合运动的展开 |
| 第一节 汉帝国与夷帅的权力分配结构及关系变迁 |
| 第二节 边缘与后方：蜀汉统治的深化——以南中动乱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三章 西晋至隋时期的南中——以爨氏为中心 |
| 第一节 爨氏世系考论 |
| 第二节 爨氏族源述说 |
| 第三节 爨氏的崛起与夷化 |
| 第四节 两爨碑及其时代 |
| 第五节 隋代在南中的经营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四章 中古僚人族群内涵的变迁 |
| 第一节 追本溯源——“僚人入蜀”前族群内涵 |
| 第二节 “僚人入蜀”与僚的泛化 |
| 第三节 历史与现实之间——隋唐以降有关僚人的书写 |
| 第四节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唐代僚人研究 ——以唐政权与僚人群体关系研究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关于僚人群体的研究成果 |
| （二）相关行政区划研究和民族史研究 |
| 第一章 僚之源起 |
| 第一节 僚的族属来源 |
| 一、僰 |
| 二、濮 |
| 三、百越中的骆越 |
| 第二节 魏晋时期僚人群体的初兴 |
| 一、“蜀本无僚”的认知与“引僚入蜀”之辨 |
| 二、蜀地之“北僚”的地域分布 |
| 三、传统民族观视域中的僚 |
| 第二章 正州羁縻并行统摄下的唐代诸僚 |
| 第一节 唐对西南边徙剑南诸僚的管理 |
| 第二节 岭南五管统摄下的僚人与西原蛮 |
| 第三节 安南都护管内的僚人群体 |
| 第四节 唐代僚人的税收管理与人口买卖 |
| 第三章 唐代僚人反叛活动 |
| 第一节 唐代僚人的群体反叛活动 |
| 第二节 吐蕃与南诏对僚人活动地域的侵蚀 |
| 第四章 唐代诸僚的生存环境与状态 |
| 第一节 唐代僚人的社会形态 |
| 第二节 瘴疫与南方少数民族形象的构建 |
| 第三节 唐代僚人的生存状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僚与南平僚——中古僚人的发展与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僚人发展 |
| 二、巴蜀北僚与剑南诸僚 |
| 三、唐代南平僚的特殊地位 |
| 四、结语 |
（10）巴蜀历史发展中的“唐代断痕”问题——兼论中国古代的低生产力势力与战争负能量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一、历史遗存语境中“唐代断痕”问题的提出 |
| 二、深藏于巴蜀历史的“唐代断痕”人文和自然原因 |
| 1. 整体发展进程断层是造成历史遗存上的“唐代断痕”的基础原因 |
| 2. 巴蜀墓葬留存机理的特殊性对历史遗存上的“唐代断痕”的强化 |
| 3. 负能量与战乱荒———造成发展进程断层上的“唐代断痕”的两大原因 |
四、析“僚人入蜀”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晋隋间巴蜀僚人的华夏化——基于政区与户口视角的讨论[J]. 张兢兢.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3)
- [2]铜鼓“蛮歌”今何在：竹公溪与竹王崇拜[J]. 杨朗. 巴蜀史志, 2021(02)
- [3]族群互动与“南平僚”的生成[J]. 胡牧.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 2020(02)
- [4]成汉的政权建设研究[D]. 赵晨韵.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陕南古代民族史研究（史前—隋唐）[D]. 刘烨.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6]南朝巴蜀僚人的华夏化[J]. 张兢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8(02)
- [7]汉隋间西南地区的政治整合与族群演变[D]. 周凯.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2)
- [8]唐代僚人研究 ——以唐政权与僚人群体关系研究为中心[D]. 杨蕙瑜.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9]僚与南平僚——中古僚人的发展与演变[J]. 周凯,章义和.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7(09)
- [10]巴蜀历史发展中的“唐代断痕”问题——兼论中国古代的低生产力势力与战争负能量问题[J]. 蓝勇. 人文杂志,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