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编辑思想素质管见(论文文献综述)
石磊[1](2021)在《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馆,是在民众教育运动中转型或改组生成的综合性地方社会教育机构,1949年以前承担着尚未建立博物馆的省、市、县文物考古、艺术品征集保护、美术展览、研究教育工作。其博物馆美育事业萌芽于社会式美术教育崛起和博物馆兴建的热潮中,在当时以民众教育馆为中心机关的社会教育体系中,其艺术品展示、收藏、说明以及传授艺术知识提高民众审美觉悟的责任由政府以立法形式赋予,服务国民性改造和社会艺术化事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往在美术史、博物馆的通史或个案研究中,关于民众教育馆美术教育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记录较少,且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因此,文章选取1927年—1949年的民众教育馆的实物收藏、展览、讲演、出版、培训等美育举措为考察对象,研究其实践过程、理念、特点和历史价值。首先,在社会教育和博物馆史的视域中,分析博物馆美育产生的思想根源,梳理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体系形成的社会背景和过程,阐明民众教育馆跻身社会美育领域的必然性。然后,在美术、博物馆领域的交叉带,全面考察非战时状态下江浙、云南、山东等地建制较完善的民众教育馆在行使美术馆应有的社会美育职能时,运用的手段、奉行的原则、施教的内容,把握民众教育馆开展艺术、博物馆类工作实践的落脚点、总体态势和成果业绩。紧接着,解读以往疏于研究的全面抗战时期后方民众教育馆抓住国难当头之际艺术教育与文化保护工作地位提升的机遇,依托教育政策和文化区位条件优势,协助、承办的民族艺术文化保护、公共美术宣教等工作,肯定其在统一艺术家思想、加快美术大众化进程、平衡社会艺术教育资源分配、扞卫及重塑国家文化等方面的意义。在此基础上,针对美术馆普遍规律与民众教育馆的文化个性、民众教育馆通用规程与各馆艺术教育实际情况两对矛盾,归纳出本质相似的民众教育馆和专业美术馆在公共美术教育工作中表现出的共性,剖析民众教育馆相比专业美术馆更突出的平民性、实利性、多元性、指导性特点及其成因,发掘出民众教育馆地域特色鲜明、协同性强、全民覆盖率高等优势。最后,总结民众教育馆在社会动荡和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对中国社会美术教育现代转型以及对博物馆本体发展所起的作用,辩证看待民众教育馆在艺术教育和博物馆事业本土化建设中的前瞻性和存在问题的成因。希望通过整理、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相关史料、案例,客观揭示民众教育馆对中国近现代博物馆美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贡献,明晰其在博物馆史与美术史中的独特地位,更完整地呈现早期博物馆美育发展的全貌,并弥补社会美术教育历史版图的缺失。
韩一哲[2](2020)在《徐渭书画相通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书画相通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人们对其认识经历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当二者于内在的艺术规律层面相通的时候,就是自觉远离模仿客体外形而发扬人的创造力来塑造书画意象。伴随着这一过程,笔墨形式作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语言,逐渐成熟并独立出来。徐渭的书画作品属于文人书法和文人画体系,强调自律而反对他律。书画相通是文人画的重要特质,书画不但笔法相通,而且取物造象的思想也相通。都不是描摹自然万物之外形,而是采用抽象性与形象性相结合的方式,塑造意象来传达情感。徐渭生逢晚明时期个性大解放潮流,加之其天生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因此其文艺理论强调表现自我,尊重个体的情感。文人画在明代逐步由小写意向大写意演变,在沈周的作品中趋向豪放,至陈淳则书与画都是进一步豪放,徐渭便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开创了大写意书画。除笔墨豪放之外,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扬弃模仿,而以独立的笔墨形式来大胆而主动地构建意象。徐渭具有优秀的思维品质,果敢的思维勇气使其具有自觉地创新意识,能够高质量处理信息并且能够迅速把握不同表象的事物内含的共同本质。丰富的想象力使他能突破现有经验的束缚,创造出新的书画意象。丰富的联想力使其对己有表象进行重组和改造,进而亦是产生新的书画意象。徐渭思维具有的深刻思辨性,不断开拓其眼界和心胸。成就其自我面貌并且能融汇儒、释、道三家的学理,也使徐渭在诗、文、书、画多个领域融汇贯通。徐渭思维具备良好的悟性,使其拥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意识和本末意识,并且能够抽象把握事物核心要素。这样就方便领悟和感受不同事物所拥有的审美通感,在此基础上书画之间的审美同构得以顺利生发。徐渭的书画创作均明确要求以神驭形,将神放置在首要位置,根据神的需要来造形。也就是意在笔先,其优点是可以有的放矢。书画意象均是以毛笔的运用做为基石,毛笔在中国文化中既有工具层面的意义,又在文化层面具有独特的内涵。徐渭在笔性、笔意、笔法三个层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并且在这三个层面详细阐释书画意象的构建问题。正是徐渭成熟的意象理论,使其大胆地冲破形似和传统字形的束缚,主动以笔墨形式营构书画意象,来传达无限意蕴。徐渭的书画意象具有鲜活的生命情趣,亦得益于其因“兴”而处于亢奋状态。这种状态需要解衣盘礴的自由舒适做为前提条件。这种特殊的状态使徐渭的潜能高效地迸发出来,不但感官系统变得敏锐,而且以律动的方式运笔、泼墨。因此其物化在纸面的书画意象活力四射、神采照人。同时徐渭以势造形,这样一是使书画意象充满律动感,二是以有限的意象传达出无限的意蕴。徐渭自觉的形式意识和强烈表现真实情感的欲望,使其深谙形式与情感的对立关系,创作出奋发、愤懑、野逸三种情感类型的书画意象。采用豪健的形式元素、迅捷的视觉节奏,郁勃的组合方式来构建出劲健的书画意象,来表现其奋发有为的精神。采用乖戾的形式元素、急促的视觉节奏、紧密与交叉的组合方式来营构出峥嵘的书画意象,来宣泄其愤懑之气。采用圆润的形式元素、舒缓的视觉节奏、疏朗的组合方式来建构出萧散的书画意象,来抒发其野逸的情怀。徐渭书画相通所结硕果被后世继承并发扬光大。在创作方面文人画更加脱离形似而追求不似之似,书法之笔法与墨法均进一步发展,作者能够根据不同的情感而采用相应的笔墨形式。在书画理论方面,不断深化对书画相通意义的认识,更加重视主动思考对于书画相通的重要作用,对于“兴”在书画创作中所起作用亦有新的认识,并提出在音乐感很强的状态下创作,对于形式与情感的对应关系亦有更新的认识。另外,徐渭的书画创作对于当代书画教学,在要领意识、主体意识、正气意识、严谨意识、律动意识方面均有启示意义。
黄英华[3](2020)在《朝鲜《医方类聚·妇人门》文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医方类聚》是朝鲜世宗大王下令编纂的一部大型综合性医学类书,于世宗二十五年(1445年,明正统十年),由多位文官与医官共同编纂而成。该书初稿达365卷之多,校勘后初刻本为266卷,现存262卷,收方5万余首,凡950多万字。原书汇集先秦至明初的152部中国古籍及1部朝鲜医籍,是中国医学对外传播的重要成果,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及临床实用价值。《医方类聚》共设立92门,涵盖内、外、妇、儿、养生、急救等各方面内容,《妇人门》为卷206~238,占《医方类聚》全书卷数的近1/8,蕴含丰富的中医妇产科文献资料,而目前未见国内外针对该部分内容的系统研究。因此,本论文将深入探讨《医方类聚》中《妇人门》的编纂背景,分析其内容及编纂方式,将《妇人门》与现存中朝着名医籍中的妇科部分或妇科专着相比较,从而深入总结《妇人门》的学术价值。同时,还将《妇人门》主要引用医籍的文字与各书现存最佳版本的原文加以比对,以明确《妇人门》的文献价值。这一研究对于解读《医方类聚·妇人门》(以下简称《妇人门》),发掘其未被认识的文献价值、医学内涵,探寻当时中朝医学交流情况,以及中医学对东亚医学的影响和传播状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妇人门》的编纂背景《医方类聚》汇集了大量文献,它的产生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15世纪,朝鲜王朝的政治、经济、外交环境良好,为《医方类聚》成书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朝鲜医学水平的提高和印刷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医书的编纂和出版。世宗大王对塑造本民族特色文化的追求,直接推动了《医方类聚》的编纂。在中朝长期的医药交流中,朝鲜储备了大量中医典籍,为《医方类聚》编纂提供了文本来源。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医方类聚》得以成书。原书从编纂到校勘、刻印,时间长达34年,各时期的参与者文化素质较高,又有王子负责监督,初稿完成后又进行了严格的校勘,从而有效保证了原书的编撰水平和刊刻质量。《医方类聚》成书百余年后,朝日之间爆发战争,朝鲜历史上称为“壬辰之战”。1598年藏于朝鲜的唯一一部原刊本作为战利品被带回日本,收藏于仙台医工藤平助家中,其中缺10余卷,后被收于贮藏条件更好的江户医学馆。原刊本随着德川幕府的倒台,辗转多地,现藏宫内厅书陵部。1852年,熟悉相关情况的日本考证学泰斗喜多村直宽萌发了复刻原书的想法,以之为底本组织刊刻,不仅订正了原书的个别错误,尤其难得的是还辑补了已缺失的7卷,辑补后全书仅缺4卷。辑补本于日本文久元年(1861)复刻完成,故称“文久元年本”。1876年,日朝两国局势缓和,喜多村直宽将文久元年本赠与朝鲜。1965年,韩国模写文久元年本《医方类聚》重新出版。1979年,台湾将韩国模写本全文缩小影印出版。1982年,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湖州中医院点校日本文久元年本出版,但对内容做了删改,幸而2006年重新点校时对删除内容又作了恢复。2002年,北京的中国文化研究会与九州出版社合作影印了日本文久元年本,并参考了从日本得到的朝鲜原版复制件,为后人提供了很好的底本。笔者研究所据之版本即为此本。在了解《医方类聚》整体状况的基础上,笔者考察了朝鲜及中国妇产科学发展历史,发现在《医方类聚》编纂年代,朝鲜本土的妇产科史料极少,难以探讨其对书中《妇人门》所产生的影响;根据原书中收载的中国医书状况,更应着重考证此前中国中医妇产科的发展史实。故以时代为序,考察了《医方类聚》成书前中医妇产科的历史,发现大体分为4个阶段:①远古至秦汉时期,为中医妇产科起源与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的阶段;②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中医妇产科向专科化发展的阶段;③宋代,为中医妇产科独立分科的阶段;④金元明时期,是中医妇产科进步与发展的阶段。历史考证为进一步研究分析《妇人门》内容奠定了可靠基础和研究依据。2.《妇人门》的内容解析在分析《妇人门》内容来源的过程中,笔者考察了中、朝、日多种书目及其他相关记载,发现《妇人门》的内容源于84部中国书籍及1部朝鲜医籍,其引用书籍范围很广,涉及医书8类、78部,非医书4部,无从判断类别者3部。引用医籍类别中,以方书为主,妇科专着较少,客观表明妇产科内容被集于方书之中。引用书籍以宋金元时期的医书为主,而有9部为明代书籍。成书于明代中期的《妇人门》引用同时代中国书籍的情况,充分显示出当时的朝鲜引进中国医学速度之快。经统计分析,发现《妇人门》引用85部书籍共590次;结合引用文字数量,考证出引用内容较多的5部书,依内容多少排序为:《妇人大全良方》《圣惠方》《巢氏病源》《千金方》《圣济总录》(文中书名均是《医方类聚》引用时所用。下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妇人门》引用了中国已佚医书15部,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辑佚价值。例如元·李辰拱所着妇产科专书《胎产救急方》曾被认为已经亡佚,而后来发现了该书江户医学馆藏抄本,2010年经中国中医科学院郑金生主持编纂的《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收录,笔者经过比对得知,《妇人门》所引《胎产救急方》比回归本有更高的文献版本价值,这是一个可喜的新发现。《妇人门》共33卷,分为29类,因现存版本缺卷,有实际内容者为31卷、26类。其中,产后、妊娠、调经、胎教、坐月、产难、胞衣不下等7类、22卷与妇产科相关;另有通治、诸风、诸虚、劳瘵、伤寒等综合性论述19类,约9卷,包含现代临床多科疾病,远不止妇产科疾病的范畴,这些综合性论述引自不同医籍中原归类于妇人的部分。由此表明,《医方类聚》编纂者尽可能汇集了当时所参考的各种医书中属于妇科的内容,尽管实际上并不属于妇科。《妇人门》载方众多,包括有名方剂4121首,无名方剂2268首,共计6389首,其中含食疗方剂71首。《妇人门》涵盖妇产科疾病47种,较2019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中医妇科学》记载的43种还多出4种,足见《妇人门》内容之丰富。这些珍贵的资料,至今仍有重要的文献研究价值及临床应用价值。3.《妇人门》的编纂方式笔者详尽研究了《医方类聚》的编纂方式,发现《医方类聚总目》中各门通常分2级,如下所示,其中括号中内容为笔者所加:卷之四(第1级为卷数)五藏门一(第2级为各门名称)《妇人门》在总目及分目的分类中均与其他门有所不同,总目中除上以外还增加了1 级,即将调经、通治等29类具体名称设为了第3级,如:卷之二百六(第1级为卷数)妇人门一(第2级为各门名称)调经一(第3级为具体类别名称)其他门分目多分为4级,如:五脏门四(第1级为该门的名称)圣惠方一(第2级为“论”或所引用书籍的名称)治肝虚补肝诸方(第3级为所引书籍的章节名称)补肝柏子仁散(第4级为方名)《妇人门》与其他门有所不同,分目为5级,增列调经、通治等具体类别名称,设为第2级。如:妇人门二(第1级为该门的名称)调经二(第2级为具体类别名称)《千金翼方》(第3级为“论”或所引用书籍的名称)崩中(第4级为所引书籍的章节名称)鳖甲散(第5级为方名)综合比较各门内容,笔者认为,之所以采用这种编纂方式,或许与《妇人门》卷数较多、难以检索、妇科已独立分科有一定关联。比对所引原书发现,《妇人门》各分目中第3级所引书籍的章节名称,并非完全引用自中国原书,编纂者根据需要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其特点有二:①当所引书籍原章节目录与《妇人门》各分目主旨联系不紧密时,略去原章节目录;②去掉数字等无关内容,使书写格式更为统一,由此形成了更符合《妇人门》内容及体例的新目录。《妇人门》分目中的第5级为方剂名,研究可知,所引书籍原目录中有方名者,直接引用,无方名者,则从原书中找出方名,列入目录,足见其编纂之细致而规范。《妇人门》正文分为29类,每类分“论”“方”及“禁忌”“针灸”等若干部分,每部分均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所引医籍。其中“论”是汇集相关总论、病因、病机、证候、诊断、医案等内容;“方”是该类病证相应的处方用药;继述禁忌、针灸、导引、食治中的某一类或几类。这种编纂方式,可清晰显示不同时代、不同医家的观点和不同治法,为临床应用提供了很大便利。《妇人门》中还设有附注部分,是编纂者将所引正文与其他医书相互比较之后,对不同之处所加的标注。这些附注属于引文,而非编纂者自己的评论。附注虽然只有单行大字和双行小字两种方式,但实际使用中情况复杂,其特点是引文较多时用大字,较少时则用小字;同时大字注中也会夹杂小字。这一特点的总结,对区分原书正文与注文,尤其是追溯亡佚医籍文字有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妇人门》的编纂特点鲜明,目录层级清晰,内容以理论居先,同时又重视临床实用。书中附注引文数量庞大,编纂者为判断每条引文的相似程度和优劣,进行了认真比对,这一特色在既往研究中未见有人提及。当然,笔者也发现该书编纂存在若干不足,如:附注引文起始处〇形标记时有时无,不够规范等,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尚待今后深入探讨。4.《妇人门》编纂思路之比较分析笔者将《妇人门》与多种中朝着名医籍中同类内容进行了比较,其中中国医籍选取《巢氏病源》《千金方》《圣惠方》《妇人大全良方》《圣济总录》《普济方》6种,朝鲜医籍选择《乡药集成方》《东医宝鉴》《医林撮要》3种。独创性地以目录比较为切入点。与中国6种医籍比较发现,《巢氏病源》《千金方》《圣惠方》妇人部分均占全书的10%左右,《医方类聚》继承了这一传统。《妇人门》目录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妇人大全良方》,少部分借鉴了《圣济总录》。《妇人门》在此基础上又做出调整,形成独具特色的类目设置。《妇人门》与《普济方》妇人部分疾病范围相似度很高,很可能是由于成书年代及引用文献范围接近所致。与朝鲜3种医籍比较发现,《医方类聚》以《妇人门》概括全部妇产科内容的独特编纂方式,体现出妇产科独立分科的意识,当与《乡药集成方》有关。成书晚于《医方类聚》的《医林撮要》《东医宝鉴》将妇人部分列于全书相对靠后位置的做法,以及《东医宝鉴》分目在总目基础上进一步分级的方式,很可能参考了《医方类聚》的思路。5.《妇人门》引用文献之价值分析将《妇人门》引用次数最多的4种医籍即《巢氏病源》《千金方》《圣惠方》《妇人大全良方》,分别与现存最佳版本予以逐字比对,发现《妇人门》中的《巢氏病源》所据底本脱字甚少,较日本现存影宋写本、甚至写本所据底本更佳。《妇人门》中引用的《千金方》,所据底本与现存影宋刊本不同,但也属于宋臣整理后版本,与未经宋臣整理的《孙真人千金方》差距较大。而《妇人门》所引《圣惠方》中脱字较多,所据底本与影宋抄本细微差异颇多,两版本虽非常接近,但亦有不同。《妇人门》所引《妇人大全良方》很可能是元代版本,而目前国内现存唯一元本有缺页,据《医方类聚》可为其补入,有非常高的文献学价值。研究还发现,《妇人门》选择引用某一书籍时,其具体章节的去留,遵循“择优引用、多方兼顾;唯存此书、余处皆无”的原则,在引文抉择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原书中未直接引用的内容又以附注形式保留,在文献版本学方面也有极好的参考价值。6.结论(1)《医方类聚》的成书与多种因素有关,中国医籍的顺利传入、社会医治疾病的需要、朝鲜世宗大王对塑造本民族文化的迫切愿望,直接推动了该书编纂;而其中《妇人门》的编纂则更多地接受了中国医学的影响,是对中国明代及以前医学成果的真实反映与完整传承。(2)《妇人门》大部分内容引自中国宋金元时期方书,内容以妇产科疾病为主,同时也含有大量妇人易患的其他疾病,其内容丰富,载方众多,对临床应用有非常可靠的参考价值。(3)《妇人门》目录分级非常细致,且层级分明;正文的编纂方式充分展现出不同时代、不同医家的见解,有助于读者深入认识疾病;附注用来补充医论、方名、主治、疗法、药物、煎服法、其他方剂、方见8方面的内容,作用广泛而具体。(4)对《妇人门》编纂思路影响较大的书籍,是中国医籍《妇人大全良方》《圣济总录》和朝鲜医籍《乡药集成方》,《巢氏病源》《千金方》《圣惠方》的影响较小。《妇人门》与《普济方》妇人部分疾病范围相似度很高。《妇人门》对后来的《医林撮要》及《东医宝鉴》的编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5)明代中期已有大量中国医籍传入朝鲜,《妇人门》以优良版本为底本,择优选取、合理排列不同文献的相似内容,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是中朝医学交流情况的真实体现,承载着中医学对外传播的历史。7.创新点本文选题新颖,方法创新。《医方类聚》中的《妇人门》独具特色,而目前中医学术界尚无人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笔者运用历史学、统计学、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的方法,研究《妇人门》,为医史文献研究和临床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参考。文中指出了《妇人门》编纂方法的先进性,论述了《妇人门》“附注”的重要意义。文中详细论述了《妇人门》引文的版本价值,特别是发现了《妇人门》所引《巢氏病源》《胎产救急方》的重要版本价值。
王丽[4](2020)在《张闻天传统文化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张闻天作为一位无产阶级的革命家、理论家,具有极其深邃的传统文化底蕴,在传统文化领域取得了很多成就。在长期的实践工作中,张闻天对“如何看待传统文化”表明了自己的意见,逐步形成其独特的传统文化观。在张闻天诞辰120周年之际,研究其传统文化观,对我们正确认识、对待传统文化,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并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都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张闻天传统文化观的产生与发展不是偶然的,既受传统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影响,又受早期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影响。此外还与张闻天自身的文化理论功底、开阔的国际视野与丰富的实践经验密不可分。其传统文化观是在这些客观与主观因素共同效力下的结果。张闻天的传统文化观深受乡土文化的熏陶,萌芽于传统教育时期,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得到迅猛发展。到抗战时期,为了与日寇的奴化活动进行斗争,张闻天开展了大量文化宣传工作,并从传统文化中借鉴了很多优秀成分,其传统文化观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建国之后,张闻天开始管理外交工作,将优秀的传统文化因素应用到外交工作中,并提出要保护优秀的传统文化,其传统文化观也得到进一步完善。张闻天不是一个执拗的传统文化保守者,他对待传统文化有一套完整的体系。首先,他提出要正确地认识传统文化,分清传统文化的主次、好坏、性质和层次。他把传统文化分为两大类:买办性质的封建文化与拥戴真理和进步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其次,在这样的划分前提上,批判地接受与继承传统文化;再次,继承之后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发扬与创新,并在发扬创新传统文化的进程当中防止“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两种谬误,吸取外国文化当中的优秀成分,为形成优秀的传统文化打下牢固的根基;最后则要保护优秀的传统文化。他对待传统文化的一系列看法,也反映出他充分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张闻天的传统文化观充满辩证理性地审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富有卓越的创新性,并始终坚守文化民族立场,具有重要的价值。不仅有助于树立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还有助于正确处理文化冲突与融合,促使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张闻天的传统文化观既符合时代特征,促进当时的文化建设,又为目前我国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资源。
刘聪[5](2020)在《《勤奋体育月报》视野下民国中学体育教育研究(1933-1937)》文中认为《勤奋体育月报》于1933年10月由马崇淦创办,1937年停刊,由上海勤奋书局出版。这段时期正处于民国所谓的“黄金十年”阶段,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各种经济文化建设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勤奋体育月报》对中学体育极为关注,刊载了大量有关中小学体育教材、体育评论、体育书籍、上海学校的体育教育及欧美各国学校体育教育、农村体育教学等文章,更尤其着重探讨中学体育教育的理念、教法和教育改革等问题。同时,《勤奋体育月报》作为当时体育报刊中的典型代表,是各种民国体育刊物中发行时间最长、保存最完整、是体育期刊中影响力较大的期刊之一,它记载了 20世纪30年代详细的体育资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论文主要围绕《勤奋体育月报》这一体育专刊,以其发行的1933-1937年为研究区间,通过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完成对《勤奋体育月报》期刊民国中学体育内容的整体解析,通过刊物反映民国时期学校体育发展问题,得出对当下学校体育事业的有益启示。论文主要分为六个方面。首先,绪论部分对研究的选题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研究的思路和创新等做具体说明。第二部分对《勤奋体育月报》的发刊状况详尽介绍。第三部分对《勤奋体育月报》视野下民国中学体育教育的认识,包括中学体育的主要内容、中学体育的情况、中学体育教材、体育师资、中学体育存在的问题等。第四部分根据《勤奋体育月报》的具体内容及观点提炼民国中学体育教育的基本特征,包括体育救国的观点尤为明显、明确了教学目标、注重体育游戏的开发、“锦标主义”体育盛行等。第五部分根据研究凝练《勤奋体育月报》视野下民国中学体育教育的历史价值。一是它的历史影响,彰显爱国主义情怀、促进了近代体育理念的传播、促进了近代体育教育人才的培养、为近代体育教育奠定了基础等四个方面阐述了该刊物视野下民国中学体育教育对近代体育的影响。第六部分得出对于当代的启示。要想发展新时代特色体育,首先在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中发扬爱国主义;以创新教学手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更加注重对于智慧方面、道德方面、品性方面的培养,使其有健全的发展;以体育教育为基础推进社会体育的发展;阐释实践新体育理念的价值和功效。
崔京宪[6](2020)在《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周作人与李光洙作为中韩两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生活在几乎相同的时代,有很多相同相似的经历。中韩两国同属于东亚文化圈,自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经历了相似的社会变迁与转型的历程。另外,在东亚内部,中韩两国同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影响,又遭受日本侵略,韩国还被日本强行吞并。在这样的东亚国际环境中,尽管周作人、李光洙所属国家不同,然而两人的文化心理却有许多相同感受,在个人经历和文学思想上也有相似之处。因此,将两位文学家的文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即可以从中看出两位文学家成长的国情背景,也可以比较出两位文学家文学思想上的相同与不同,探讨他们文学思想的价值维度。本论文分为五个部分展开讨论。第一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独特的人生经历,找到两人文学思想产生的根源。他们共同经历了传统社会的巨变,在西力东渐的时代背景,使他们的人生经历丰富而曲折,影响了他们文学道路的选择。周作人自小饱读中国传统诗书,受到了良好的中国国学等传统文化教育,他在江南水师学堂里还受到新式教育,接触过西方文学。其后又曾东渡日本留学,接触了大量日本文学以及西方文学,颇有心得收获。归国后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的代表人物,因其提倡“人的文学”以及发表大量优美的散文而成名。后服务于日伪政权,留下历史污点,晚景悲凉,在贫寒和凄苦中渡过余生。李光洙从小在家跟父亲学习古汉文,也在私塾堂学习相关内容。因他个人身体病弱、家境贫困及父母的早亡,使他较早懂得了人生贫苦重病及死亡的意义。他曾两次到日本留学,这为他奠定了作为一位作家的文化基础。“情的文学”成为其文学的基本思想,因发表大量启蒙性与大众性的文学作品而成名。后期他走向亲日附逆之路,给人生留下了历史污点。时代影响下形成的人生经历与文学思想是两位文学家之间的重要可比性之一,这些共同的可比性是我们研究比较两位文学家的重要前提之一。第二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在文学思想上的认识以及影响。两人分别都是本国现代文学思想的先驱之一。他们都很熟悉传统文化之中的古典文学,同时,他们又对传统文化之中的封建思想大加排斥,因此,在他们的文学思想中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思想。他们又都深受西方和日本的哲学家、文学家思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他们自己的文学思想。值得一谈的是,他们在各自国家传播和介绍新文学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通过相关作品体会到他们文学思想上的闪光之处。“人的文学”是周作人文学思想的核心,在他文学里面充满了人道主义以及尊重“人”的“个性”的思想。“情的文学”是李光洙理想主义启蒙文学思想的重要构成内容,通过崇尚个性解放与独立人格的理想主义思想来体现真善美的文学价值主张。第三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的博爱与人道主义文学思想。他们都非常赞赏基督教的博爱、献身精神。尽管两人在具体内容的认知上略有差别,但在对基督教精神方面的认识大体相同。体现在以平等、博爱、人道主义等观念在文学思想上的运用。第四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的个人的文学与民族的文学思想。他们文学的不同特质表现在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文学思想上。周作人在自己园地里的文学,表现出明显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李光洙的民族园地以民族改造为标识的文学,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为此采用对比式、反比式的研究方法来比较周作人的个人主义文学思想与李光洙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想。第五部分,主要讨论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的价值维度。主要围绕着作者与时代、文学与时代维度,文学与社会维度,作家内在的艺术表现维度等方面进行讨论,并以此来展开其文学价值维度的发现与认识。巨变的时代催生出了新的文学命题,这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的文学形式与新的文学思想。正是由于他们捷足先登,抓住时代主题,从而使他们在各自国家的新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及新文学的先驱者。他们都以不同的文学形式来表现文学内在的艺术价值。周作人的文学代表为散文,李光洙的文学代表为小说,都展现了文言一致,新文体,国语的民族式样,创作上的融合性与独创性。虽然在文学形式上风格不同,但是在文学思想上却有着相似的内在文学价值。以上所介绍的五大部分的内容,通过比较研究方法中之平行研究方法中的相同相异、互补互衬、相反相成等比较特点来展开讨论,站在更加广阔的东亚甚至全球的视野中去评价、论述作家与时代、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作家与文学艺术内在表现等文学价值维度,解读两位卓越的文学家及其文学的价值。
高忠儒[7](2020)在《高校教师民族观教育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数十年的民族工作实践证明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是帮助人们科学分析民族现象、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金钥匙”,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和义务接受系统的民族观教育,了解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作为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者,高校教师承担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历史使命,更应自觉接受科学系统的民族观教育,掌握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以正确指导自身以及他人(学生)的行为实践。然而,环顾现阶段我国的民族观教育,不难发现:高校教师的民族观教育工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主要表现在:首先,在政策层面,党的民族观教育政策虽然涉及到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的各个场域,但却较少关注到高校教师群体,表现出对高校教师群体的政策“遗忘”;其次,在高校教师教育与培训的实践层面,未能与时俱进添加民族观教育的具体内容,表现出教育培训内容上民族观知识的不足或缺失;最后,高校教师自身基于“快速”发展考虑,将有限的时间、资源等专注于那些能带来可见的、实际的、限时收益的教学或科研等活动,无暇顾及民族观教育,也是高校教师民族观教育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针对现阶段高校教师民族观教育所存在的种种问题,首先,要着眼于顶层设计,完善和制定具体的民族观教育政策,实现高校教师民族观教育的制度化;其次,要立足于高校教师教育与培训实际,将民族观教育内容有机添加到教育培训的各个阶段;最后,应充分发挥高校教师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使接受民族观教育成为其自觉行为,从而实现政策层面、实践层面与个人层面的全面保障,以推动高校教师民族观教育的常态化进行。
刘帅兵[8](2019)在《民国时期武术教育的历史诠释》文中指出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语境中,武术教育如何主动发力助推“教育强国”进程,是新时代所需思考的问题。事实上,民国时期的武术教育,作为一项社会文化活动,其开展与国家建设相关。政权为寻求强国之路,由“病夫”引发诸多议题,成为各种社会力量为政权献策的切入点。社会精英群体的出现立即成为政权主动寻求合作的社会力量。在国家主动建立各种制度和各种社会力量自觉参与下,民国时期武术教育在国家建设中发挥出一定的成效。这些成效可以说是当代武术教育助推“教育强国”的基石。“历史虽过去,而非真过去”,历史只有在不断被重写中才能实现过去与现在的联系和对话,并在新的解释和理解中得以完善和丰富。鉴于此,运用文献资料、历史比较等研究方法,结合案例和倒溯等研究手段,对国家与社会两者是如何相辅相成推动着武术教育的生成进行诠释,旨在重新发现、理解阐明、解释意义。结论:1)民国时期武术教育在顺应社会现实脉络和自身演进中呈现出初始、探索、全盛、滞缓等四阶段。在国家主动建立各种制度和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下推动着武术教育的生成。其历史性转变体现在逐渐成为国之大事、实现行政力主导的自上而下管理模式、开启以城市为中心进行普及与发展、完成教育价值的转向。2)民国时期在构建武术教育体系中,师资培育的政策与方式相契合,教法改进遵循着继承、发展、创新的理路,教材也出现校本教材、地方教材、全国教材等三级。师资培育、教法改进、教材编制为武术教育课程设置提供技术前提。从学校武术自主设置课程到地方性课程标准纲领以及全国性课程标准纲领的出现,可以说是在国家和社会联动合力下将以往武术教育散点性教学的一次重大整合。3)聚焦个案,北京体育研究社作为社会力量承担着国家本应的责任和义务。其提倡武术兼及体育、提交议决案、培养师资、编写教材、探索教法、研究理论是整个民国时期武术教育“工作者”的缩影。精武体育会作为社会力量,除开展武术教育之外,积极承担着践行民族解放、重塑新民人格、启蒙强种强国的重任,这直接与国家建设相关。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作为官方组织,如果没有社会力量的参与仅因经济和战争因素就足以使其倒闭,更无之后出现将学校武术教育推向高峰的局面。建议:1)当代武术教育继续在国家与社会相辅相成中主动发力助推“教育强国”进程。强化国家在政策上的保障和扶持,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其中,重视武术工作者的劳动成果,培养与社会接轨的武术人才。2)继续深化师资培育的全面性,完善师资聘任制度、进修制度、福利待遇。武术教学方法改革继续遵循着继承、发展、创新的理路开展。优化校本教材、地方教材和全国教材,使校本武术课程、地方武术课程、全国武术课程相结合。3)学校武术教育的目的依然要坚守社会的责任担当,为社会培养所需的合格人才。强化武术的文化认同,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规避对西方体育文化的依附和模仿。推行多元教育形式联动,维系武术教育的过程性。4)立德树人作为新时代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育改革的方向。深入挖掘武术教育立德树人的价值取向,将立德树人的理念融入教材的编制以及课程设置当中。5)研制《大中小学武术课程标准》,使其理论和技术相结合,拳术与器械相结合,套路和技击相结合。同时在《大中小学武术课程标准》中留有余地鼓励地方性优秀拳种的引入。
朱晓博[9](2019)在《清末袁世凯用人思想与用人实践研究 ——以抚东督直时期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袁世凯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中的关键代表人物,是继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后中国自强运动的实际领导人,是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人物。晚清时期,他从登州从军、驻节朝鲜、小站练兵至巡抚山东、总督直隶,长期在关键岗位上历练,拥有一定的从政经验,视野开阔,尤其巡抚山东,成为封疆大吏之后,在中国政坛上风生水起,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的早期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引领了当时的时代潮流。在长期的用人行政和实践中,袁世凯独特的用人思想逐渐形成。袁世凯作为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的人物,他的思想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的用人思想也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产物,既有中国传统的用人特点,又有为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而任用新型人才的特点。作为晚清重臣的袁世凯在追求权势的过程中,他的用人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为他一步步取得政治高位,取得重大成就奠定了基础,也为他在民国初年纵横捭阖,问鼎最高权力铺平道路。可以看到的是,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集团在社会转型过渡时期的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除绪论之外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主要写袁世凯成长历程与晚清早期现代化趋势。具体来说,在袁世凯的成长历程中,其家族世代为官的影响是他用人思想产生的先决条件;其早年从军、驻节朝鲜、小站练兵的经历是他用人思想的早期雏形;其自身条件与个人抱负是他用人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晚清早期现代化趋势与变局人才应对是影响他用人思想的客观因素。第二章主要梳理袁世凯用人群体及其扩大。袁世凯晚清任官经历主要分为四个时期:驻节朝鲜、小站练兵、巡抚山东和总督直隶。笔者认为,驻节朝鲜是袁世凯事业的起步时期,也是用人群体的初步形成时期;小站练兵是袁世凯在朝鲜用人群体基础上的第一次扩张时期·,巡抚山东是袁世凯用人群体的快速发展时期;总督直隶是袁世凯在清末用人群体的全面扩张时期,也是北洋集团的最终形成时期。第三章主要梳理袁世凯巡抚山东时期的用人实践。主要关注他在巡抚山东期间扩充武卫右军,镇压义和团、办理对外交涉,赢得政治声誉、督办河工、参与东南互保和开启山东早期现代化等方面的用人实践。第四章主要梳理袁世凯总督直隶时期的用人实践。包括接收天津,维护主权、创办巡警,维护治安、改革军制,编练新军、提倡实业,发展经济、修建铁路,收回利权,以及废除科举,广兴教育等方面。第五章主要阐述袁世凯的用人思想和特点。从袁世凯在抚东督直时期的用人实践及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用人比较归纳袁世凯的用人思想和特点为重视人才,唯才是举、恩禄相结,笼络人才、重视学校,培育新才、整顿吏治,慎选重育、破除畛域,兼容并蓄、不用私人,不念私仇、礼贤下士,待人友善、兼备德才,绝对服从。结语则对清末袁世凯的任官经历、用人实践和思想进行了总结,分析了袁世凯的用人思想在北洋集团崛起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给予其用人思想以更加客观的评价。
刘兰花[10](2019)在《明代官员习医探研》文中提出自古皆有士大夫从医的现象,但由于医人、医术一直备受贬低,医疗知识传播范围狭窄等原因,从医人数十分有限。自宋代,政府大力支持医疗事业,及此时出现的印刷术和“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思想观念,使得医疗卫生书籍得以大规模的刊印出版,从而扩大知识的传播,再加上人们认识到医术治人之功效,与儒家济世惠民的原则十分契合,士人阶层便依据自身需要主动投入岐黄之书的研究之中。金元两代士人对习医风尚传承延续,特别是元代曾出现过废除科举的情况,虽又恢复,但废止期间读书士子进阶无门,而元代设立地方医学,士人便凭医入仕。至明代,在思想观念上,习医不再是纠结之选,此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市面上医疗书颇为丰富,而现实中医疗卫生条件不能满足当时所需,且疫病繁多,官员们依据自身善于学习以及同医生交往的条件,使得研习医术成为可行之举。出于不同的习医动机,官员们根据不同需求研究卢扁之术。有人出于对医学学术的探索,旨在促进医学理论优化升级。有人是出于对养生的追求,以求将身体状态达到最佳,不至罹患恶疾,从而延年益寿。还有人出于孝道,为免除父母亲友疾病之苦,进而习医。由于良医难寻,除为亲属疗疾进而通医之外,为治愈自身疾病亦是官员们涉猎医术的动力之一。古语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亦有官员涉猎歧黄之术只为济世惠民,为官期间凭借医术,行利民之事。但官员们在出任职官与具备医术、施医救人这两种状态并非平行,分为先医后官、先官后医、医官兼并三种状态。有人任官之前就研习医术,用以救治,之后入仕为官;有人不再担任职官之后开始精研岐黄,用以着述、行医等;还有则是在任官期间开始研习医术,或任期利用自身医术治疗民疾。而官员得以研习医学的途径则以家学、师学、自学及复合形式为主。在对各类习医官员进行统计对比后发现,官员基本为儒士出身或者拥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其中亦有武官身影,但人数有限。官员通过科举得以入仕,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兼具医术只是其中一项技能,还有多项才能。从官员医学着作可知,着重于对医疗理论的探究,既有综合性医学研究,亦有不同医学分科理论。但须指出的是,官员喜学医术,愿同医人交往,乐善好施,却不愿被定义为医生。
二、编辑思想素质管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编辑思想素质管见(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一)选题的缘起 |
(二)选题的意义 |
二、选题范围、概念界定 |
(一)时空范围 |
(二)概念界定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一)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及博物馆美育研究 |
(二)1949年后民众教育馆及博物馆美育研究 |
四、研究方法 |
五、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六、研究价值 |
第一章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确立的背景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产生的思想条件 |
一、历史根源:古物遗迹的审美教化功用 |
二、外因刺激:西方博物馆审美思想启发 |
三、引荐媒介:近代学者的博物馆译介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产生的历史条件 |
一、救亡图存运动决定文化使命 |
二、社会教育环境决定功能选择 |
第三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的确立经过 |
一、民众教育运动助推博物馆转型 |
二、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正式确立 |
三、民众教育馆附属博物馆的涌现 |
第二章 民众教育馆社会美育的方法与实践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发挥美育功能的实体依靠 |
一、馆舍建筑的美感化育作用 |
二、艺术收藏的物化资源整合 |
三、展览陈列的直观启发性能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艺术教育规范与实施方法 |
一、技能教授与精神渗透:公共美术宣教与活动 |
二、内质整改与外延交流:艺术团体创立与合作 |
三、人才资源与文化担当:人员素质与人事聘用 |
第三章 后方民众教育馆艺术工作的历史贡献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艺术工作方向的扭转 |
一、艺术教育工作地位提升 |
二、充当特殊艺术抗战力量 |
第二节 后方民众教育馆艺术事业进展及成果 |
一、持续并恢复展览与宣教 |
二、促进大众美术全面推广 |
三、转型成为专业艺术机构 |
四、协助延续博物馆的工作 |
第三节 后方民众教育馆艺术教育工作的意义 |
一、加快美术的大众化步伐 |
二、平衡艺术教育资源配置 |
三、统一思想淡化门户之见 |
四、文化保护提振爱国情绪 |
五、充实艺术的社会性内涵 |
第四章 民众教育馆与专业美术馆的工作异同对比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与专业美术馆美育工作的共性 |
一、功能定位有一致性 |
二、教育模式的相似性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不同于专业美术馆的工作特点 |
一、基层性 |
二、指导性 |
三、实用性 |
四、多样性 |
第三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特点的主要成因分析 |
一、坚持下层民众为本的教育方向 |
二、政府制定规章强化制度管理 |
三、定位任务决定艺术事业走向 |
四、迥异地域政治文化基础影响 |
第四节 民众教育馆相较于专业美术馆的优势所在 |
一、突出艺术教育的地域性特色 |
二、提高艺术教育全民化覆盖率 |
三、强化艺术与其他部门协同性 |
第五章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的历史意义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的本土美术教育现代性探索 |
一、社会美育向现代化转型 |
二、社会美育向正规化迈进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的博物馆本体论意义 |
一、公共收藏积累与国家文化形象树立 |
二、教育功能居首与博物馆美育常态化 |
三、敞开平民参与大门让美育走入基层 |
四、现代公共文化场馆功能与建制铺垫 |
第六章 民众教育馆美育事业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的进步性 |
一、构建地方艺术图景推动本土文化进程 |
二、认清社会历史责任应对阶段冲突挑战 |
三、协同利用内外资源争取最优社教效益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的局限性 |
一、民众教育馆艺术教育问题的表现 |
二、民众教育馆艺术工作的干扰因素 |
结论 |
附录 民国时期国内各地方民众教育馆相关艺术活动大事年表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致谢 |
(2)徐渭书画相通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1.1 研究目的 |
1.2 研究现状述评 |
1.3 研究对象 |
1.4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徐渭书画相通的形成 |
1.1 文人画体系中的徐渭书画 |
1.1.1 文人画的特征 |
1.1.2 徐渭的文人书、画态度 |
1.2 徐渭书画相通的历史因素 |
1.2.1 晚明时期文化特征 |
1.2.2 徐渭文艺理论的特征 |
1.2.3 徐渭性情对其书画的影响 |
1.2.4 徐渭书画意象的历史承接 |
1.3 徐渭书画相通所需要素 |
1.3.1 本质意识与一般规律意识 |
1.3.2 清晰的表现原则 |
1.3.3 亢奋状态 |
1.3.4 兼善多种路数 |
1.4 徐渭书画相通的贡献 |
1.4.1 以笔墨形式主动创造意象 |
1.4.2 开创多种风格类型书画意象 |
第二章 徐渭书画相通的思维机制 |
2.1 果敢的思维勇气 |
2.1.1 创新精神 |
2.1.2 丰富的想象力 |
2.1.3 丰富的联想 |
2.2 深刻的思辨性 |
2.2.1 思维的广阔性 |
2.2.2 思维的辩证性 |
2.3 良好的悟性 |
2.3.1 思维的深度 |
2.3.2 审美通感 |
2.3.3 审美同构 |
第三章 徐渭书画之表现原则 |
3.1 神采为上 |
3.1.1 动静如生悦性弄情——徐渭言神采 |
3.1.2 深识书者唯观神采 |
3.1.3 画尽意在以全神气 |
3.2 意在笔先 |
3.2.1 意前笔后者胜 |
3.2.2 徐渭的笔性、笔意与笔法 |
3.3 意象表达 |
3.3.1 意象传统 |
3.3.2 嚼之不已更有余味——徐渭诗文意象 |
3.3.3 能书者发其笔意——徐渭书法意象 |
3.3.4 不求似而有余——徐渭绘画意象 |
第四章 徐渭书画之艺术传达 |
4.1 解衣盘礴 |
4.1.1 先散怀抱 |
4.1.2 忌讳拘谨 |
4.1.3 以酒助力 |
4.2 乘兴展开 |
4.2.1 贵于词者兴——徐渭言兴 |
4.2.2 乘兴挥毫作书 |
4.2.3 乘兴泼墨作画 |
4.3 以势造形 |
4.3.1 势范畴及徐渭的势意识 |
4.3.2 传统书论言势 |
4.3.3 书要认势——徐渭书法之势 |
4.3.4 传统画论言势 |
4.3.5 总看奔逸势——徐渭绘画之势 |
第五章 徐渭多种类型的书画意象 |
5.1 奋发类书画意象 |
5.1.1 徐渭奋发类书画作品的特征 |
5.1.2 形式元素的特征——豪健 |
5.1.3 形式元素的节奏——迅捷 |
5.1.4 形式元素的组合——郁勃 |
5.2 愤懑类书画意象 |
5.2.1 徐渭愤懑类书画作品的特征 |
5.2.2 形式元素的特征——乖戾 |
5.2.3 形式元素的节奏——急促 |
5.2.4 形式元素的组合——紧密、交叉 |
5.3 野逸类书画意象 |
5.3.1 徐渭野逸类书画作品的特征 |
5.3.2 形式元素的特征——圆润 |
5.3.3 形式元素的节奏——舒缓 |
5.3.4 形式元素的组合——疏朗 |
第六章 徐渭书画相通性对后世的影响 |
6.1 后世书画创作继承与发展徐渭书画 |
6.1.1 绘画更加脱离形似的束缚 |
6.1.2 书法之笔法与墨法进一步发展 |
6.1.3 书画创作自觉使用多种风格 |
6.2 后世对书画相通的继续思考 |
6.2.1 深化对书画相通意义的认识 |
6.2.2 注重思对于书画相通的重要作用 |
6.2.3 深化对“兴”的认识 |
6.2.4 深入探究形式与情感的对应 |
6.3 徐渭书画相通性对当代书画教学的启示 |
6.3.1 要领意识 |
6.3.2 主体意识 |
6.3.3 正气意识 |
6.3.4 严谨意识 |
6.3.5 律动意识 |
结论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3)朝鲜《医方类聚·妇人门》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文献综述 |
参考文献 |
前言 |
1. 《医方类聚·妇人门》的编纂背景 |
1.1 朝鲜医书《医方类聚》概况 |
1.1.1 《医方类聚》的成书背景 |
1.1.2 《医方类聚》的编纂与流传 |
1.1.3 《医方类聚》的内容 |
1.2 《医方类聚·妇人门》的学术渊源 |
1.2.1 中医妇产科的起源 |
1.2.2 中医妇产科向专科化发展 |
1.2.3 中医妇产科的独立分科 |
1.2.4 中医妇产科的进步与发展 |
1.3 小结 |
2. 《医方类聚·妇人门》的内容解析 |
2.1 《医方类聚·妇人门》的内容来源 |
2.1.1 《医方类聚·妇人门》引书来源 |
2.1.2 《医方类聚·妇人门》引书次数统计 |
2.1.3 《医方类聚·妇人门》所引佚书 |
2.1.4 《医方类聚·妇人门》引书特点 |
2.2 《医方类聚·妇人门》的内容分析 |
2.2.1 《医方类聚·妇人门》总体内容构成 |
2.2.2 《医方类聚·妇人门》各部分内容构成 |
2.3 小结 |
3. 《医方类聚·妇人门》的编纂方式 |
3.1 《医方类聚·妇人门》的目录构成特色 |
3.1.1 《医方类聚》全书的目录构成 |
3.1.2 《医方类聚·妇人门》的目录构成 |
3.2 《医方类聚·妇人门》正文的编纂 |
3.2.1 《医方类聚·妇人门》“论”的编纂方式 |
3.2.2 《医方类聚·妇人门》“方”的编纂方式 |
3.2.3 《医方类聚·妇人门》其他疗法的编纂方式 |
3.3 《医方类聚·妇人门》附注的编纂 |
3.3.1 《医方类聚·妇人门》附注的编纂方式 |
3.3.2 《医方类聚·妇人门》附注的作用 |
3.4 《医方类聚·妇人门》的编纂特点 |
3.4.1 纲举目张,思维清晰 |
3.4.2 理论先行,勿轻实用 |
3.4.3 附注引文,精心编排 |
3.4.4 标识有缺,白璧微瑕 |
3.5 小结 |
4. 《医方类聚·妇人门》编纂思路之比较分析 |
4.1 与中国诸种着名医籍之比较 |
4.1.1 与《巢氏病源》妇人部分之比较 |
4.1.2 与《千金方》妇人方之比较 |
4.1.3 与《圣惠方》妇人部分之比较 |
4.1.4 与《圣济总录》妇人部分之比较 |
4.1.5 与《妇人大全良方》之比较 |
4.1.6 与《普济方》妇人部分之比较 |
4.2 与朝鲜诸种着名医籍之比较 |
4.2.1 与《乡药集成方·妇人科》之比较 |
4.2.2 与《医林撮要》妇人部分之比较 |
4.2.3 与《东医宝鉴·妇人》之比较 |
4.3 《医方类聚·妇人门》编纂的独特之处 |
4.3.1 分纲列目,结构清晰 |
4.3.2 博采众长,独辟蹊径 |
4.3.3 保存原目,别出心裁 |
4.4 小结 |
5. 《医方类聚·妇人门》引用文献之价值探讨 |
5.1 《医方类聚·妇人门》所引《巢氏病源》 |
5.1.1 引用《巢氏病源》概况 |
5.1.2 所引《巢氏病源》与影宋写本的比较 |
5.2 《医方类聚·妇人门》所引《千金方》 |
5.2.1 引用《千金方》概况 |
5.2.2 所引《千金方》与影宋刊本的比较 |
5.3 《医方类聚·妇人门》所引《圣惠方》 |
5.3.1 引用《圣惠方》概况 |
5.3.2 所引《圣惠方》与影宋抄本的比较 |
5.4 《医方类聚·妇人门》所引《妇人大全良方》 |
5.4.1 引用《妇人大全良方》概况 |
5.4.2 所引《妇人大全良方》与元本的比较 |
5.5 《医方类聚·妇人门》文献引用的规律 |
5.5.1 择优引用,多方兼顾 |
5.5.2 唯存此书,余处皆无 |
5.6 《医方类聚·妇人门》文献引用的特色 |
5.6.1 据实引录,引用规范 |
5.6.2 依据体例,略有调整 |
5.6.3 引文量大,利于辑佚 |
5.6.4 底本精善,可供校勘 |
5.7 小结 |
6. 结论 |
7. 创新点 |
8. 参考文献 |
9. 致谢 |
10. 附录 |
11.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4)张闻天传统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缘由 |
(二)选题意义 |
1.学术价值 |
2.现实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析 |
1.国内研究现状 |
2.国外研究现状 |
3.研究现状评析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1.研究方法 |
2.创新之处 |
一、张闻天传统文化观的形成条件 |
(一)传统文化概述 |
1.文化的内涵 |
2.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
(二)张闻天传统文化观形成的客观条件 |
1.中国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 |
2.国内外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
3.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
(三)张闻天传统文化观形成的主观条件 |
1.深厚的文化理论功底 |
2.开阔的国际视野 |
3.丰富的实践经验 |
二、张闻天传统文化观的演进轨迹 |
(一)萌芽:吸收与推崇传统文化 |
(二)发展:批判与否定传统文化 |
(三)成熟:改造与创新传统文化 |
(四)完善:运用与保护优秀传统文化 |
三、张闻天传统文化观的基本内容 |
(一)关于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
1.分清主次和优劣,区别不同特性和层次 |
2.批判地接受与继承传统文化 |
3.在改造与发展的基础上创新传统文化 |
4.优秀传统文化要服务于革命及新文化建设 |
(二)关于文化冲突与融合问题 |
1.辩证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
2.辩证对待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
3.区别对待的基础上弘扬与保护优秀传统文化 |
(三)关于看待传统文化的方法 |
1.阶级分析法:区分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文化 |
2.人民大众的立场:强调人民性与人民大众 |
3.唯物的、辩证的观点:辩证地评价传统文化 |
4.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新文化是旧文化地发展 |
四、张闻天传统文化观的特点及当代价值 |
(一)张闻天传统文化观的特点 |
1.充满辩证理性地审视 |
2.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
3.富有卓越的创新性 |
4.坚守文化民族立场 |
(二)张闻天传统文化观的当代价值 |
1.有助于树立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 |
2.有助于正确处理文化冲突与融合问题 |
3.有助于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致谢 |
(5)《勤奋体育月报》视野下民国中学体育教育研究(1933-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目的 |
1.2 研究意义 |
1.2.1 学术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4 研究对象与方法 |
1.4.1 研究对象 |
1.4.2 研究方法 |
1.5 研究思路与研究步骤 |
1.5.1 研究思路 |
1.5.2 研究步骤 |
1.6 研究内容、创新点 |
1.6.1 研究内容 |
1.6.2创新点 |
第二章 《勤奋体育月报》的发刊概况 |
2.1 《勤奋体育月报》发刊状况 |
2.1.1 《勤奋体育月报》发行时间、期卷 |
2.1.2 《勤奋体育月报》主创人、编辑、作者 |
2.1.3 《勤奋体育月报》发展阶段 |
2.2 宗旨和内容 |
2.2.1 宗旨 |
2.2.2 内容 |
2.3 发行的影响及地位 |
第三章 《勤奋体育月报》视野下民国中学体育的主要内容 |
3.1 对于体育思想的讨论 |
3.1.1 自然主义体育思想 |
3.1.2 救亡图存的体育军事化思想 |
3.2 中学体育的情况 |
3.2.1 中学学制 |
3.2.2 每周体育时间分配 |
3.2.3 早操或课间操组织大纲及教材支配 |
3.2.4 课外运动的组织与管理 |
3.2.5 体育教学反思 |
3.3 中学体育教材 |
3.3.1 刊登大量的体育教材内容及教科书 |
3.3.2 中学体育教材的实用效果 |
3.4 体育师资的认识 |
3.4.1 描述了体育师资的现状 |
3.4.2 理想中的中学体育教师 |
3.5 中学体育存在的问题 |
3.5.1 重文轻武的观念根深蒂固 |
3.5.2 学校当局漠视体育 |
第四章 《勤奋体育月报》视野下民国中学体育教育的特征 |
4.1 体育救国的观念尤为明显 |
4.2 明确了体育教学目标 |
4.3 注重体育游戏的开发 |
4.4 “锦标主义”体育盛行 |
第五章 《勤奋体育月报》视野下民国中学体育教育的价值 |
5.1 彰显爱国主义情操 |
5.2 促进了近代体育理念的传播 |
5.3 推动了近代体育教育人才的培养 |
5.4 为近代体育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第六章 《勤奋体育月报》对当代体育工作的启示 |
6.1 在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中发扬爱国主义 |
6.2 以创新教学手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
6.3 以体育教育为基础推进社会体育的发展 |
6.4 阐释实践新体育理念的价值和功效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6)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现状 |
1.2.1 周作人文学思想研究现状 |
1.2.2 李光洙文学思想研究现状 |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 |
1.4 研究价值与创新之处 |
第2章 人生经历与文学道路 |
2.1 不同国情背景与人生经历 |
2.1.1 早年经历与文学萌芽 |
2.1.2 留学经历与文学创作 |
2.2 文学思想的取向与转折 |
2.2.1 时代弄潮儿与落伍者 |
2.2.2 命运安排与文学转折 |
2.3 文学人生的非凡经历 |
2.3.1 相似的文学人生 |
2.3.2 相异的文学人生 |
第3章 人的文学与情的文学 |
3.1 人道与启蒙的文学思想 |
3.1.1 “人的文学”思想 |
3.1.2 “情的文学”思想 |
3.1.3 “人”与“情”文学的融通 |
3.2 理想主义文学与新文明的憧憬 |
3.2.1 理想主义文学的传播与介绍 |
3.2.2 构建“人的生活”的理想文学 |
3.2.3 向往“新文明生活”的文学表现 |
3.3 人的文学与情的文学的异同与呼应 |
3.3.1 东亚新文学上的互补互衬 |
3.3.2 新文明理想的相同相异 |
第4章 博爱的文学与人道的文学 |
4.1 “博爱”精神与人道思想的体认 |
4.1.1 基督教的认识路径及体认 |
4.1.2 寻找“自己信仰”的文学追求 |
4.2 “博爱”精神与人道思想的文学表现 |
4.2.1 文学与宗教的关联 |
4.2.2 《圣经》文学的借鉴 |
4.3 博爱与人道文学的相似与异同 |
4.3.1 博爱与人道文学的相同相似 |
4.3.2 博爱与人道文学的相背相异 |
第5章 个人文学与民族文学 |
5.1 个人与民族相纠葛的文学 |
5.1.1 “为个人”与“为民族”的文学 |
5.1.2 “个人”与“民族”的文学表现 |
5.2 “宽容”与“平常”的文学 |
5.2.1 “个人自由”与“民族改造” |
5.2.2 超然性与平常性的文学表现 |
5.3 文学个人取向与民族取向的对比 |
5.3.1 个人文学与民族文学的相生相克 |
5.3.2 宽容文学与平常文学的相反相成 |
第6章 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的价值维度 |
6.1 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的时代维度 |
6.1.1 时代催生新文学命题 |
6.1.2 时代塑造新文学先驱 |
6.2 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的社会维度 |
6.2.1 文学反映社会风貌 |
6.2.2 文学担当社会启蒙功能 |
6.3 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的内在价值维度 |
6.3.1 新文体与国语表达的民族式样 |
6.3.2 文学艺术表现的融合性与独特性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高校教师民族观教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切身体会:民族观教育是认识“民族”的必要过程 |
(二)社会舆情引发对高校教师民族观教育的思考 |
(三)政府重视教师的民族观教育 |
二、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三)政策意义 |
三、研究综述 |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理论意义研究 |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价值功能研究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基本内容研究 |
(四)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教育实践研究 |
(五)研究述评 |
四、研究设计 |
(一)研究目标 |
(二)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创新点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一)民族 |
(二)民族观 |
(三)民族观教育 |
第一章 加强高校教师民族观教育的必要性 |
第一节 重视民族观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 |
一、建国初期党对民族观教育的关注(1949-1956) |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对民族观教育的重视(1956-1965) |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对民族观教育的强调(1978-今) |
第二节 民族大学生快速增长要求高校教师加强民族观教育 |
一、教育的整体发展推动民族大学生基数上升 |
二、“教育者先受教育”要求高校教师加强民族观教育 |
三、“互嵌式”校园格局的构建要求高校教师加强民族观教育 |
第二章 高校教师民族观教育存在的问题 |
第一节 民族观教育政策之于高校教师的“遗忘” |
一、政府体系民族观教育政策之于高校教师的“遗忘” |
二、学校场域民族观教育政策之于高校教师的“遗忘” |
三、社会场域民族观教育政策之于高校教师的“遗忘” |
第二节 教师培训内容中民族观教育的不足 |
一、政策执行上民族观教育内容的不足 |
二、高校教师岗前培训民族观教育内容的缺失 |
三、“潜在高校教师”群体高等教育阶段民族观教育的不足 |
第三节 各行为主体对民族观教育的选择性“忽视” |
一、时间精力“稀缺”导致教师的选择性“忽视” |
二、学校基于自身发展的选择性“忽视” |
三、政府部门间权责“模糊” |
四、社会场域对高校教师民族观产生的冲击 |
第三章 高校教师民族观教育常态化思考 |
第一节 政策层面:完善高校教师民族观教育的政策制度 |
一、政策制约:明文规定,理清源头 |
二、适当的激励机制设计 |
三、完善多元的政策考核评价机制 |
第二节 实践层面:高校教师民族观教育的具体实施 |
一、立足课堂教学:加强高校教师“潜在群体”的在校教育 |
二、基于入职培训:完善民族观教育的入职培训机制 |
三、把握在职培训:完善民族观教育的继续教育设计 |
第三节 个人层面:高校教师增强民族观学习的自觉性 |
一、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教师发挥带头作用 |
二、普通教师自觉提高民族观学习意识 |
三、潜在教师群体加强多渠道的民族观学习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民国时期武术教育的历史诠释(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缘起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操作性定义 |
1.4 相关研究综述 |
1.4.1 武术教育阶段划分研究 |
1.4.2 武术教育研究 |
1.4.3 武术科学化研究 |
1.4.4 社会思潮对体育(武术)教育影响的研究 |
1.4.5 人物思想研究 |
1.4.6 体育政策研究 |
1.4.7 文献综述述评 |
1.5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1.5.1 研究对象 |
1.5.2 研究方法 |
1.6 基本结构与研究重点、难点、创新点 |
1.6.1 基本结构 |
1.6.2 研究重点 |
1.6.3 研究难点 |
1.6.4 研究创新点 |
2 民国时期武术教育的进程特征 |
2.1 武术教育的历史进程 |
2.1.1 清末武术教育式微 |
2.1.2 武术教育的初始阶段(1912-1915) |
2.1.3 武术教育的探索阶段(1916-1927) |
2.1.4 武术教育的全盛阶段(1928-1938) |
2.1.5 武术教育的滞缓阶段(1939-1949) |
2.2 武术教育历史性转变的表现特征 |
2.2.1 武术教育逐渐成为国之大事 |
2.2.2 武术教育实现行政主导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 |
2.2.3 武术教育以城市为中心进行普及与发展 |
2.2.4 武术教育逐渐完成教育价值转向 |
【本章小结】 |
3 民国时期武术教育的生成归因 |
3.1 体育议决案对武术教育生成的促进 |
3.1.1 军国民教育为武术在学校教育中提供合法地位 |
3.1.2 兵式体操的废除为武术进入学校体育课程提供有利时机 |
3.1.3 推动武术成为学校体育课程的必修课 |
3.1.4 推动武术师资的培育 |
3.1.5 推动武术教材的编订 |
3.1.6 推动武术教育的社会化 |
3.2 社会思潮对武术教育发展的规范 |
3.2.1 军国民教育思潮促使武术教育传授方式的改造 |
3.2.2 民主与科学思潮促使武术教育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
3.2.3 自然主义体育思潮为武术教育目标的设定提供学理性支撑 |
3.2.4 民族体育思想下武术教育的军事化实践 |
3.3 社会精英在武术教育实践中的表现 |
3.3.1 梁启超:尚武精神倡导者 |
3.3.2 范源濂:教育家 |
3.3.3 马良:军政要人 |
3.3.4 张之江:国术馆馆长 |
3.3.5 唐豪:武术史拓荒者 |
3.3.6 徐一冰:留日学派 |
3.3.7 吴志青:武术科学化倡导者 |
3.3.8 许禹生:武术教育者 |
【本章小结】 |
4 民国时期武术教育的主体表现 |
4.1 武术教育师资培育的政策、方式及其表现特征 |
4.1.1 武术教育师资培育相关政策述略 |
4.1.2 武术教育师资培养方式 |
4.1.3 武术教育师资培养方式的表现特征 |
4.2 武术教育教学方法的改造动因、类别及其历史意义 |
4.2.1 武术教学方法改造动因 |
4.2.2 武术教学方法分类 |
4.2.3 武术教学方法改革的历史意义 |
4.3 武术教材选用思想与实践以及课程设置状况、特征 |
4.3.1 武术教材选用思想与实践 |
4.3.2 课程设置状况及特征 |
【本章小结】 |
5 民国时期武术教育的呈现缩影 |
5.1 北京体育研究社对武术教育的历史贡献 |
5.1.1 提倡武术兼及体育,促使土洋体育融合 |
5.1.2 拟定议决案,为武术进入学校提供“立法”保障 |
5.1.3 消除门派畛域,加强交流,培养武术专业师资 |
5.1.4 编写武术教材,探索武术教学新模式 |
5.1.5 创办期刊,研究理论,促进武术科学发展 |
5.2 精武体育会的社会意义 |
5.2.1 促进民族运动,践行民族解放 |
5.2.2 改造国人奴性,重塑新民人格 |
5.2.3 崇尚文武兼修,启蒙强种强国 |
5.3 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的产生、发展及其启示 |
5.3.1 国体师专产生的历史归因 |
5.3.2 国体师专发展及特点论述 |
5.3.3 国立师专的发展历程对当代学校武术教育发展启示 |
【本章小结】 |
6 结论与建议 |
6.1 结论 |
6.2 建议 |
7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9)清末袁世凯用人思想与用人实践研究 ——以抚东督直时期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与视角 |
四、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袁世凯成长历程与晚清早期现代化趋势 |
一、袁世凯的家世 |
二、袁世凯自身条件和个人抱负 |
三、早年从军和驻节朝鲜的经历 |
四、晚清早期现代化趋势与变局人才应对 |
第二章 袁世凯用人群体及其扩大 |
一、起步:驻节朝鲜时期(1882-1894) |
二、初步崛起:小站练兵时期(1895-1899) |
三、快速扩充:巡抚山东时期(1899-1901) |
四、全面扩张:总督直隶时期(1901-1907) |
第三章 袁世凯巡抚山东时期的用人实践 |
一、任用新军,镇压义和团 |
二、办理教案、路案,交涉列强 |
三、督办河工,造福一方 |
四、加入东南互保,保境安民 |
五、任用洋务人才,开启山东早期现代化 |
第四章 袁世凯总督直隶时期的用人实践 |
一、接收天津,维护主权——折冲樽俎的唐绍仪 |
二、创办巡警,维护治安——长于缉捕的赵秉钧 |
三、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小站练兵的老底柱 |
四、提倡实业,发展经济——实业专家周学熙 |
五、收回利权,京张铁路——“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 |
六、废除科举,广兴教育——深裨学务的严修 |
第五章 袁世凯的用人思想和特点 |
一、重视人才,唯才是举 |
二、恩禄相结,笼络人才 |
三、重视学校,培育新才 |
四、整顿吏治,慎选重育 |
五、破除畛域,兼容并蓄 |
六、不用私人,不念私仇 |
七、礼贤下士,待人友善 |
八、兼备德才,绝对服从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10)明代官员习医探研(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学术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一)学术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三、研究综述 |
(一)有关古代儒医的研究 |
(二)有关明代官员习医的研究 |
(三)有关明代医疗社会的研究 |
四、创新之处 |
五、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明代官员习医的社会背景 |
(一)认同医学 |
(二)医籍勃兴 |
(三)医资匮乏 |
(四)疫病繁多 |
(五)官医交游 |
第二章 明代官员习医的理念 |
(一)钻研医学 |
(二)养生需要 |
(三)治愈亲属 |
(四)自疗疾病 |
(五)惠世济民 |
第三章 明代官员习医的状态和路径 |
(一)先医后官 |
(二)先官后医 |
(三)官医兼并 |
(四)习医途径 |
(五)研究内容 |
第四章 明代习医官员的身份特点 |
(一)以儒通医 |
(二)兼有武官 |
(三)多才多能 |
(四)不甘于医 |
结语 |
附录:明代会医官员(不含上述人物)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四、编辑思想素质管见(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D]. 石磊.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徐渭书画相通性研究[D]. 韩一哲. 西北大学, 2020(07)
- [3]朝鲜《医方类聚·妇人门》文献研究[D]. 黄英华.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0(04)
- [4]张闻天传统文化观研究[D]. 王丽.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5]《勤奋体育月报》视野下民国中学体育教育研究(1933-1937)[D]. 刘聪. 湖南工业大学, 2020(04)
- [6]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D]. 崔京宪. 辽宁大学, 2020(01)
- [7]高校教师民族观教育问题研究[D]. 高忠儒.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5)
- [8]民国时期武术教育的历史诠释[D]. 刘帅兵. 上海体育学院, 2019(01)
- [9]清末袁世凯用人思想与用人实践研究 ——以抚东督直时期为中心[D]. 朱晓博.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10]明代官员习医探研[D]. 刘兰花. 河南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