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贸易要增加含金量(论文文献综述)
陈元元[1](2021)在《私学主导: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纵观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基础、发展历程及特点模式各不相同。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具有后者居上、私学主导、发展速度快且影响巨大等独特性,在路径发展上独树一帜。基于对历史文献的搜集分析,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比较研究等方法追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原因,剖析不同发展阶段日本高等教育规模与质量的变化过程,可以拓展战后日本高等教育发展史的专题内容,探究高等教育变革规律及大众化发展模式,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提供参考借鉴。日本高等教育于1963年迈入大众化阶段,经过一系列调整及变革,至20世纪90年代末实现大众化向普及化的转变。在整个大众化进程中,日本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在整体上都呈现扩张趋势,如国立、公立、私立大学及各类短期职业院校等均所有扩充,但私立高校担当了主力军角色,发展迅猛,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各个阶段皆占主导作用,院校及学生数量都远远超过国立、公立高校,且影响至今,现如今日本私立高等院校的数量及在校生人数均占总数的70%以上。在国际及国内各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存在着“量化指标”和“质的规定性”不完全同步的现象,高等教育正是围绕数量和质量这两个基本点进行变革的。在以私学主导为中心,规模与质量两个基本点的相互协调作用下,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历经了快速扩张期、集约发展期和稳定增长期三个发展阶段。1963年至1970年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以规模扩展为主的快速扩张阶段。这一时期是日本社会发展的黄金期,经济高速增长,教育投资论盛行,日本社会中等阶层扩大。结合中等教育普及多样化,人才需求旺盛的社会现状,日本政府提出了“理工科人才扩充计划”,修订并放宽了大学设置基准。日本高等院校尤其是私立大学及私立巨型大学的规模急剧扩展,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数迅速增多,学部及学科种类也大幅扩充,高等教育大众化进入以量化规模扩展为主要特点的飞速扩展期。与此同时,日本高等教育出现了目标偏向功利性,入学考试选拔标准较为片面,教育资源不足且分配不均、质量下降的问题。此阶段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呈现私立高等院校发挥主力、高校规模横向急剧扩展、职业院校发展突出及理工科专业扩展比重较大的特点。整体来说,在“量”上达到了大众化标准,但“质”上还存在一定差距。1971年至1983年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以质量调控为主的集约发展阶段。在石油危机经济增速下降、高校毕业生过剩就业困难以及第三次教育改革的背景下,《今后学校教育的综合扩充与整顿》、《关于高学历问题意见书》等政策相继被提出,日本政府颁布了系列法案援助与控制私立高校,挽救前一阶段因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带来的质量危机。在高等教育目标上更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建立了统一的入学招生考试制度,并改进了师资教学及课程内容,强化了高校的内外部管理。日本高校数量增速放缓,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出现间歇性回落,学科及专业结构走向融合。呈现高校纵向多层次化发展、应用型人文社科类学科比重增加的特点。1984年至1999年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量质兼顾、并重发展的稳定增长阶段。受经济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日本社会阶层趋向均等,终身教育及学习化社会趋势加强。私立高等院校数量有序增长,国立、公立高校平稳发展,高校入学人数稳定回升,学科种类走向交叉与融合。日本高等教育结构及质量也进一步完善及提升,高等教育理念趋向个性与创新,入学选拔制度多样且灵活,人才培养走向开放与综合,高校师资队伍力量提升,管理及评估机制更专业精细化,呈现数量与质量发展协调兼顾,高等教育社会服务职能加深,高等教育融入终身教育体系的特点。至1999年,日本高等教育无论在数量规模上,还是在“质量要求”上,都达到了大众化标准,毛入学率超过百分之五十,完成了从大众化向普及化阶段的转变。日本以二元高等教育结构为基础,私立各类高校发挥主力作用,构建非传统型多层次高等教育,使大众与精英教育并存的大众化发展路径颇具特色。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有了进一步的突破,在“量”上达到了大众化的标准,然而由高等教育大众化引发的教育水平下降、毕业生就业困难、学位含金量变低等遗留问题仍需解决。借鉴日本经验,我国高等教育在今后的改革中必须树立量质兼顾并重的发展理念,充分挖掘民办高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的潜力,高校在扩大规模时需坚持市场导向并兼顾大众需求,国家在大众化进程中应及时干预并保障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需从外延式综合扩张转向内涵式特色发展。使我国高等教育既满足大众化的量化指标,又达到质的规定性,进而顺利衔接至普及化阶段,并稳步发展。
冯迪凡,高雅[2](2020)在《RCEP利好中国稳外资外贸》文中指出RCEP将成为新时期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将助力我国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同时将显着提升我国自由贸易区网络"含金量"。全球体量最大的自贸区来了!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第四次领导人会议通过视频方式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会议。
白明[3](2020)在《疫情背景下“稳外贸”形势及相关热点问题》文中认为2020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贸易总体平稳,呈现一季度大幅回落、二季度止跌企稳、三季度全面反弹态势。因汇率因素带来进出口统计数据的差异性,虽然按照人民币计算的进出口额实现"转正",但按照美元计算依然有所下降,降幅呈收窄态势。本土疫情对出口的影响超过进口,境外疫情对进口的冲击大于出口。进出口贸易的货运量均有增长,但出口货运量增长快于进口货运量增长。疫情让国际海运业务受到严重冲击,中欧班列成为亮点。总体而言,中国的外贸从跳水到企稳再到反弹,呈U型轨迹。
华清君[4](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李佳意,方壮志[5](2019)在《企业研发创新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实证检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2010—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应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企业研发创新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并从"委托—代理人问题"和"投资者有限关注"两方面对其传导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研发投入与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存在显着正相关关系;高创新型的专利与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存在显着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对其传导机制探究发现,高额的研发投入一旦失败将产生负面信息,而当高管自利行为严重或投资者非理性追捧时,公司内部与市场外部的信息不对称提高,负面消息积累,与早先有关研究提出的"捂盘理论"相符,而当负面消息最终释放,股价出现快速下跌。结论表明,加强公司内部控制监督,防范市场投资者对研发成果的非理性炒作,能够有效缓解研发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Andreas Reinecke,严焕香[6](2018)在《东南亚大陆古代金银珠宝和早期黄金加工》文中研究说明一、东南亚早期黄金器随葬金银器可见于东南亚多种文化的墓葬,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2世纪。这个时间,比欧洲最古老的金器年代晚了4000多年,比美洲晚了约2000年,比中国商代早期墓葬出土的金器年代也晚了约1500年。东南亚矿产资源开发的滞后,可能和"早期金属时代"有关。但是,从铜铁匠的角度看,东南亚出现随葬金银器的年代,及其进入"黄金时代"的时间,多少有些晚得不合常理。
杨珩[7](2017)在《基于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货币体系视角的全球经济失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失衡国家贸易差额的加大,以及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关注和重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能否得到有效缓解不仅涉及到美国、中国、石油出口国等失衡国家的国内经济发展,而且对世界经济发展和潜在风险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本文以全球经济失衡为题,从国际贸易领域、国际资本流动领域以及国际货币体系三个维度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形成的原因、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可持续性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一,当前国际贸易领域的失衡主要表现为美国、东亚国家以及石油出口国的之间的贸易失衡,失衡主要国家储蓄投资的长期不平衡发展、经济全球化程度的逐渐加深以及失衡国家基于本国经济利益而实行的外贸政策是导致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第二,当前全球经济失衡在国际资本流动方面表现为资本从中国、石油出口国等贸易顺差国流向贸易逆差国,这也是全球经济失衡得以持续的重要原因。在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因素中,全球金融一体化为资金的跨国流动提供了制度上和技术上的基础,贸易逆差国美国与顺差国之间较大的金融发展水平差异,使资金更多地投向更加广阔、便利、安全的美国金融市场。第三,全球经济失衡由来已久,全球经济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改革,同时,国际货币体系在汇率制度、国际收支调节方式、国际储备货币等方面的安排对全球经济失衡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二战后美国经济地位的显着提升,以及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首屈一指的地位,使美国相对其他国家在对外经济往来中处于优势地位、享受特权待遇并攫取巨大的利益,使其他国家对美元形成了一定的依赖。另一方面,以主权国家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国际货币制度安排,决定了储备货币发行国必须不断输出货币以满足世界各国发展对货币媒介的需求,而货币的输出在国际贸易领域必然形成持续的贸易逆差。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得出导致全球经济失衡持续存在的原因。首先,在贸易领域,投资储蓄不平衡以及国际比较优势差异形成了贸易不平衡。其次,在国际资本流动方面,各国金融体系发展程度方面的差异导致的资本在全球的非均衡流动,使全球经济失衡得以积累和持续。最后,国际货币体系制度安排和缺陷是全球经济失衡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在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和形成原因后,本文从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货币体系三个角度分析了全球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从短期看,受中美贸易互补性强、各国调整资本流向成本较高以及各国对美元为中心的货币制存在度依赖性等原因影响,全球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存在。但从长期看,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储蓄投资转化能力的增强、资本市场的逐步放开、以及人民币地位的提高、各国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意愿的增强和特里芬两难对美元地位的削弱,都将降低全球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最后得出了通过失衡国家内部调整、国际经济协调以及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来缓解和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建议。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包括选题的背景和意义,以及文献综述和研究方法。第二章,是对全球经济失衡的一般分析和理论基础。第三章,是从国际贸易失衡角度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现象和形成机制。第四章,是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现象和形成机制。第五章,是从国际货币体系角度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机制。第六章主要分析了全球经济失衡的影响和可持续性。第七章,提出对缓解全球经济失衡的建议。
柳颖[8](2015)在《积极福利视角下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研究 ——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文中提出长期以来,囿于农牧民的理念、能力等多重因素,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制度体系沿袭了一种消极型“救济式”、“输血式”的工作模式。这种扶贫模式固然保障了贫困者的基本生活不受威胁,但难以使其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甚至会陷入贫困循环、贫困“依赖”的怪圈。21世纪以来,受世界范围内现代积极型反贫困理论和政策范式的影响,我国农村反贫困议题进入了一个理念转变与模式转型的时期。在此背景下,国务院实施与推进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将少数民族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视为反贫困的主战场,使我国民族地区农村扶贫开发工作进入了新阶段。毋庸讳言,当前民族地区反贫困制度设计处于“新老问题交织、内外矛盾重重”的交困境地,已经无法推动下一步民族地区反贫困工作的正常运行。基于此,参照国外经验教训并结合本土实践,研究、设计并推行具有适用性的新型民族地区农村贫困治理体系成为当务之急。积极福利是当前社会福利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理论视角之一,这一理论兴起于对以物质救助和生活维持为核心的消极福利理念的批判和反思。其所提出的“投资性福利”、“工作福利”着眼于对福利政策客体个人能力的开发与重塑,从而构建了一种具有积极性和现代性的政策视角。积极福利的理论内涵对于急于摆脱传统制度的负面效应,走出制度建设困境的我国民族地区农村来说具有较好的切入性与适用性。在反贫困议题中,积极福利理论的分析框架可以从主体、客体和方式三个维度展开:分别是多元、协作、整合的福利政策实施主体维度;瞄准、精确、补缺的福利政策实施客体维度;赋权、增能、就业的福利政策实施方式维度。建立三者平衡循环且良性互动的渠道,最终帮助贫困者摆脱贫困。当然,任何一项复杂制度的更新或重构都需要对其所处的时间逻辑和空间领域进行全面客观的研判,前者提供依据,而后者提供经验。因此,本研究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对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历程进行了梳理,阐述了不同时期下制度发展的空间特征、政策理念嬗变和建设轨迹。研究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对当前民族地区反贫困政策的运行现状与内在矛盾进行有针对性的剖析,进而对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主体责任、客体瞄准和方式选择的制度缺陷进行了分析。具体包括政府做为单一主体的局限性以及企业、社会组织的参与缺位,民族地区农村普遍式反贫困目标瞄准机制的低效以及民族地区农牧民福利依赖的政策缺陷。吸收并借鉴与我国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具有相似情境和问题的国际先进经验和失败教训对于建立具有适用性的反贫困制度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在世界范围内,巴西的反贫困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责任主体关系均衡,印度在瞄准客体上体现了针对性和选择性,而澳大利亚政府的反贫困资源投放方式却使土着居民形成福利依赖。上述国家在解决各自少数族群的贫困问题时,所采用的理念与政策思路较为典型的体现了积极型和消极型两种反贫困模式,所以福利效应截然相反,这就给予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制度体系重构以思考和启示。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从宏观、整体的角度定位了反贫困的战略模式,为民族地区农村提供了反贫困的方案与步骤。即通过协调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均衡反贫困责任主体关系;重构目标瞄准机制,实现反贫困客体对象精准;激发反贫困对象增能与就业,促使反贫困方式由普惠向补缺转变。在政策层面,进一步细化了民族地区反贫困的实施路径。包括通过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反贫困体系来均衡反贫困主体责任;通过资金瞄准、项目瞄准及过程瞄准来实现反贫困目标客体精准;通过提高农牧民健康素质、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促进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发展特色农牧产业和自主创业以及完善农牧民就业福利制度,来促进反贫困方式转变。
牛志勇[9](2014)在《马克思汇率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文中研究指明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外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人民币汇率问题越来越多地被国内外所重视。有些国家认为中国有操纵人民币汇率的嫌疑,同时人民币的区域化、国际化过程也在不断加速。所有这些都需要认识清楚汇率到底是如何决定的,以及汇率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而波动。在当前大多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对汇率进行研究的情况下,研究马克思汇率理论有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汇率问题。同时也可以为实现科学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及人民币的区域化、国际化过程提供政策建议。马克思汇率理论是在资本主义的国际贸易得到较大发展、世界市场已经形成的历史背景中,在国际金本位制度确立并且存在多种货币流通的条件下形成的。汇率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五篇计划”、“六册计划”中及《资本论》着作中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汇率理论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即国际价值理论。在马克思的汇率理论体系中,汇率从根本上是由货币所包含或代表的价值量之比决定。影响汇率波动的因素主要有支付差额、利息率、政府干预及心理预期等因素。造成一时支付差额的原因主要包括贸易差额、支付期限、间接贸易、货币资本输出、非贸易外汇收入等。不管造成一时的支付差额的是什么原因,只要是由这些原因会引起对外的现金支付,就会影响到一时的支付状态,就会造成支付的顺差或逆差。顺差意味着在该国外汇市场上需要用外币购买本币的需求增加,即本币的供不应求、外币的供过于求。那将会造成以本币表示的外币价格的下降,即外币贬值、本币升值。同理,逆差意味着该国外汇市场上需要用本币购买外币的需求增加,即本币的供过于求、外币的供不应求。那将会造成用本币表示的外币价格的上升,即外币升值、本币贬值。利息率对汇率波动的影响体现在一国货币市场上的市场利息率提高,往往意味着市场上货币资本供应的短缺。那有可能吸引外国投资者把货币资本投放到该国,从而使该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得到改善,阻止该国汇兑率下降。反之则相反。而这往往又是通过有价证券形式的资本运动来完成的。汇率的决定和波动可以总结如下。汇率(用本国货币表示的外国货币的“价格”)围绕两国货币所包含或代表的价值之比(体现为贵金属平价)上下波动,当外汇供不应求时,价格(用本国货币表示的外国货币的“价格”,即汇率)上涨;外汇供过于求时,价格(用本国货币表示的外国货币的“价格”,即汇率)下跌。在货币的金本位条件下,汇率波动的范围是黄金输出入点。汇率波动的上限为贵金属平价加上运输费用之和(黄金输出点),汇率波动的下限是贵金属平价减去运输费用之和(黄金输入点)。汇率的经济作用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汇率是经济状况的指示器,另一方面汇率影响经济运行。汇率影响经济运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影响贵金属的流出及流入、影响对外贸易、影响对外投资、影响利息率、影响外汇储备。金银随着汇率的波动不断往返于不同国家的流通领域之间。本币贬值以后能够吸引贵金属的流入、促进出口、减少对外投资、吸引外国来本国投资、促使货币市场利息率的降低、促使外汇储备的增加,本币升值之后则相反。西方经济学中主要的汇率理论有铸币平价理论、国际借贷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汇兑心理理论、利率平价理论、资产组合理论、均衡汇率理论、汇率决定的混沌分析理论等多种货币理论。通过马克思汇率理论与西方经济学汇率理论的比较,可以发现它们在产生的历史背景、理论基础、基本内容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西方经济学的汇率理论中对影响汇率波动的一些因素的研究以及数学模型方法的运用方面有一些值得马克思汇率理论借鉴的地方。根据马克思汇率理论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在该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英镑和美元之间的汇率,解释变量包括英镑和美元所代表的价值量之比(以黄金的美元价格及英镑价格分别表示美元及英镑所代表的价值量)、美国对英国的进出口差额、英美两国利息率之差。该计量经济学模型通过了检验。马克思汇率理论对当前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主要体现在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方面具有指导意义。根据马克思汇率理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帮助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人民币国际化。
李维刚[10](2012)在《基于内外均衡的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文中指出自2005年7月人民银行启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进入了对美元的单边升值通道。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以及国际社会对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预期,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进入中国,这些资本与国内宽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最终形成了2007年国内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与此同时,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因应次贷危机的冲击,美国政府出台了大规模的救市计划,并至今先后两次推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联邦基准利率维持在0.25%的水平下。美国这种只考虑自身利益的行为造成了全球美元的泛滥和美元货币的贬值,同时为未来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美国金融危机逐渐延伸到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中国政府为防止出现经济的硬着路,出台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并将货币政策由紧缩转为宽松。适应外部均衡的调节再次导致了内部经济、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反弹。基于当前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如何将人民币的汇率政策与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结合起来,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在回顾总结内外均衡政策搭配的理论和汇率决定与管理的理论的基础上,分析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与内外均衡调节之间的作用机理及其调节效果。通过分析笔者认为,经济转轨初期的人民币汇率贬值并没有像转轨后期那样队外部均衡发挥明显的调节作用;在人民币名义汇率钉住美元时期,对外均衡的调节主要是通过调节内部均衡的货币政策影响实际有效汇率来间接实现的;人民币进入汇改升值后,由于投机与套利资本的进入,扭曲了内外均衡的作用机制,人民币汇率政策制定既需要考虑内部经济因素,也要考虑国际协调。基于人民币汇改升值后套利资本涌入与经济过热的现实,本文从比较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与中国当前经济相似的日本泡沫经济前后的内外均衡政策与汇率波动的作用机理,并对基于巴拉萨-萨缪尔逊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和日元汇率的升值原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日元、人民币升值的部分原因都是由于中日相对美国快速增长的生产率差异,这对今后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提供了指导方向。综合中日经济过热时期的原因与宏观经济走势的相似性,本文提出日本因应泡沫经济的内外均衡调节与汇率政策对指导中国处理当前局部过热(主要是房地产行业)具有借鉴意义。之后,本文对人民币均衡汇率与汇率失调程度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失调并不是一直保持着高估或者低估,个别时间接近均衡汇率;汇率失调与资本市场因子和产品市场因子的矛盾有关,实际汇率失调程度既取决于资本市场与产品市场两种相反预期作用的大小,也取决于资本市场价格因子和数量因子内部力量的作用结果。在研究人民币均衡汇率与汇率失调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经济内外均衡与人民币汇率调整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短期内,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产生影响的主要是贸易顺差、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的因素;长期来看,决定长期汇率均衡走势的是实体经济的体量因素。据此本文建议,与其重视向长期均衡汇率接近,不如放宽短期波动,稳定短期投机预期,从而实现长期均衡汇率的稳定,为将来人民币的国际化创造条件。另外,名义汇率渐进式的升值要同消除资产市场高估的政策措施相结合。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没有必要硬钉住均衡汇率进行调整,调整力度和成本不但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以及经济可承受程度相关,更多的还同一个国家整体经济以及国家竞争力有关。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和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的上升,人民币汇率政策还应该包括对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参与与协调。本论文研究认为,由于当前我国金融市场改革尚未完成、资本项目尚未开放,人民币汇率的协调路径应该是先区域化后国际化。在区域化的措施方面,首先应该加快推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职能,并推动人民币作为部分大宗商品定价的尝试;其次要加快国内金融市场改革,扩大人民币的回流通道和投资通道;最后要采取稳定措施,防止人民币的过度投机。综合中国内外均衡的政策协调与人民币汇率的相互作用机制,并借鉴日本对泡沫经济所采取措施形成的教训,本文就围绕内外均衡的可持续发展和与这可持续发展相适应得人民币汇率政策提出三个建议:一是转变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实现内部均衡的同时,减轻外部失衡的压力;二是完善货币政策、深化金融市场改革;三是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二、中国贸易要增加含金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贸易要增加含金量(论文提纲范文)
(1)私学主导: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理论基础与核心概念界定 |
(一)理论基础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四、研究内容 |
(一)历史分期依据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六、创新点与难点 |
(一)创新点 |
(二)难点 |
第一章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基础 |
第一节 大正时期日本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
一、大正时期的社会形势 |
二、《大学令》等相关法令的推进与实施 |
三、帝国大学的规模扩展 |
四、专门学校的升格 |
五、公立、私立大学的初创 |
第二节 昭和前期及战时日本高等教育的强化与扩充 |
一、昭和前期的社会变革 |
二、国家主义高等教育政策的强化与推进 |
三、帝国大学的增设与发展 |
四、私立及官立、公立大学的扩展 |
五、专门学校的扩充 |
第三节 战后初期日本高等教育的重建及大众化的前奏 |
一、战后初期的社会发展 |
二、高等教育民主新法令的颁布与落实 |
三、旧制大学改组升级为新制大学 |
四、私学扩展及巨型私立大学的出现 |
五、短期大学的制度化与发展 |
第二章 规模扩展: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速扩张(1963-1970 年) |
第一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快速扩张的背景 |
一、经济超热化高速增长 |
二、社会中等阶层的扩大 |
三、人力资本及教育投资理论的盛行 |
四、中等教育的普及与多样 |
第二节 日本高等教育扩张政策的提出 |
一、实施“理工科人才扩充计划” |
二、修订并放宽《大学设置基准》 |
三、落实《关于改善大学教育》报告 |
第三节 日本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 |
一、私立高校及私立巨型大学大幅增设 |
二、私立高等院校学生数量剧增 |
三、学部及学科种类的快速扩充 |
四、国立及公立高等院校的显微发展 |
第四节 日本高等教育质量危机显现 |
一、高等教育目标偏向功利性 |
二、大学入学考试受传统学力观束缚 |
三、教学大课堂化及课程设置批量化一 |
四、高校教育资源短缺且分配不均衡 |
五、“大学纷争”学生运动的爆发 |
第五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迅速扩张的特点 |
一、私立高校发挥主力作用 |
二、高校规模横向急剧扩展 |
三、职业高等院校发展突出 |
四、理工科专业扩展比重大 |
第三章 质量调控: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集约发展(1971-1983 年) |
第一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集约发展的背景 |
一、石油危机与经济增速下降 |
二、少子化历史遗留问题显现 |
三、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 |
四、第三次教育改革的启动 |
第二节 日本高等教育政策的改革调整 |
一、《今后学校教育的综合扩充与整顿》的提出 |
二、《大学设置基准》与咨询报告的修改与完善 |
三、振兴与援助私立高校法案的实施 |
第三节 日本高等教育规模的集约发展 |
一、各类高校数量增速放缓 |
二、高校学生人数阶段性回落 |
三、学科专业数量增速下降 |
第四节 日本高等教育结构及质量的调控 |
一、教育目标注重人的全面发展 |
二、大学统一入学招生考试制度的建立 |
三、兼职教授的选聘与课程教学的创新 |
四、高等院校内外部管理的相互制衡与加强 |
第五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集约发展的特点 |
一、私学转向集约化节制发展 |
二、高校类型纵向多层次优化 |
三、应用型人文社科类专业增加 |
第四章 量质兼顾: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稳定增长(1984-1999 年) |
第一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稳定增长的背景 |
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增强 |
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 |
三、日本社会阶层趋向均等化 |
四、终身教育及学习化社会趋势增强 |
第二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的成熟 |
一、“大学开放方针”的实施 |
二、大学自由化政策的制定 |
三、大学自我评价机制的导入 |
第三节 日本高等教育规模的平稳增长 |
一、私立高校数量有序增长 |
二、国立及公立高校的平稳发展 |
三、高校学生人数稳定回升 |
四、学部学科的新增及改组 |
第四节 日本高等教育结构及质量的优化 |
一、教育理念趋向个性及创新 |
二、入学选拔制度多样且灵活 |
三、人才培养走向开放与多元 |
四、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提升 |
五、管理运营及评估机制规范 |
第五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平稳增长的特点 |
一、量质并重趋向均衡发展 |
二、大学服务社会职能加强 |
三、高等教育融入终身教育体系 |
第五章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特点及经验 |
第一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路径及特点 |
一、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四种发展路径 |
(一)美国:公立为主,政府、高校、社会协调发展 |
(二)英、法等欧洲国家:公立为主,倚重政府 |
(三)日本:私立为主,政府引导 |
(四)中、俄等转型国家:前期倚重国家,后期民间发力 |
二、日本私学主导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特点 |
(一)私立高等院校占据主体地位 |
(二)以二元高等教育结构为基础 |
(三)构建非传统型多类型高等教育机构 |
(四)大众与精英高等教育机构互促并存 |
第二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经验借鉴 |
一、树立量质兼顾并重的高等教育改革理念 |
二、充分挖掘并发挥民办高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的潜力 |
三、高校扩大规模时需坚持市场导向并兼顾大众需求 |
四、政府在大众化进程中应及时干预并保障高等教育质量 |
五、高等教育应从外延式综合扩张转向内涵式分类发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RCEP利好中国稳外资外贸(论文提纲范文)
高质量、互惠的区域自贸协定 |
区域内经贸规则“整合器” |
扩大开放重要平台 |
(3)疫情背景下“稳外贸”形势及相关热点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一、疫情下我国对外贸易的表现如何 |
(一)2020年以来疫情对外贸的分期影响 |
(二)前三季度进出口贸易主要看点 |
1. 怎么做 |
2. 跟谁做 |
3. 谁来做 |
4. 做什么 |
二、冷静看待外贸回暖与订单回流 |
(一)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 |
(二)疫情是否会影响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
(三)冷静看待印度纺织服装业出口订单的流入 |
(四)有关出口订单流入的延伸思考 |
(五)如何将“流入”的出口订单“留住” |
三、外贸基本盘视角下出口转内销 |
(一)如何理解“稳住外贸基本盘” |
(二)为中国外贸的长远发展而“留得青山在” |
(三)近期稳外贸的工作重心何在 |
(四)“出口转内销”是稳定外贸基本盘的抓手 |
(五)挖掘出口转内销的市场空间 |
(六)出口转内销面临的挑战 |
(七)针对出口转内销的五点建议 |
四、自贸试验区改善开放的小环境 |
(一)与自贸试验区相关的若干概念 |
1. 自由贸易区(FTA): |
2. 自由贸易园区(FTZ): |
3. 自由贸易试验区: |
4. 自由贸易港: |
(二)北京自贸试验区的主要看点 |
(三)经济全球化对自贸试验区提出更高要求 |
(四)中国自贸试验区的分布 |
(五)中国的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壮大模式 |
(六)中国打造自由贸易园区也要因地制宜 |
(七)推广复制自贸试验区的区位条件 |
(八)推广复制自贸试验区经验的路径 |
(九)如何寻找推广复制的突破口 |
(十)各地都在争取早日上马自由贸易港 |
(十一)对于建设高水平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几点想法 |
五、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
(一)对自由贸易区的广义理解 |
(二)经济全球化的阻力与经济区域化的动力 |
(三)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
(4)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一) 国家治理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结语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主要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发表学术论文 |
出版学术专着 |
成果获奖情况 |
主持科研项目 |
致谢 |
(5)企业研发创新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实证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与文献 |
二、研究设计 |
(一)样本数据 |
(二)变量定义 |
1. 个股崩盘风险 |
2. 研发创新投入 |
3. 其他控制变量 |
(三)实证模型 |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
(一)描述性统计 |
(二)回归分析 |
1. H1的实证检验 |
2.H2的实证检验 |
四、崩盘风险的传导机制分析 |
(一)公司内部传导机制 |
(二)公司内部传导机制的进一步检验 |
(三)外部传导机制 |
五、稳健性检验 |
(一)销售收入替换总资产的检验 |
(二)关于内生性的检验 |
(三)机构投资者关注替换普通投资者关注的检验 |
六、研究结论 |
(6)东南亚大陆古代金银珠宝和早期黄金加工(论文提纲范文)
一、东南亚早期黄金器 |
二、东南亚黄金开采与加工的出现 |
三、通向东南亚的“黄金路线” |
四、毕米墓葬和波赫墓葬 |
五、走近柬埔寨东南部的黄金珠宝 |
六、东南亚大陆其他史前金银器遗址 |
七、结论 |
后记 |
(7)基于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货币体系视角的全球经济失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对全球经济失衡形成机制的研究 |
1.2.2 对全球经济失衡可持续性的研究 |
1.2.3 对缓解全球经济失衡方法的研究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全球经济失衡及其理论基础 |
2.1 全球经济失衡的一般分析 |
2.1.1 全球经济失衡的概念和性质 |
2.1.2 全球经济失衡的度量 |
2.1.3 全球经济失衡的历史 |
2.1.4 全球经济失衡的国别分析 |
2.2 理论基础 |
2.2.1 经常账户收支调节理论 |
2.2.2 储蓄-投资缺口理论 |
2.2.3 金融发展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从国际贸易角度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机制 |
3.1 当前全球贸易失衡的表现及特点 |
3.1.1 贸易失衡的规模较大、程度加深 |
3.1.2 贸易失衡双方国家的范围不断扩大 |
3.1.3 工业制成货物贸易和石油贸易是贸易失衡的主要组成部分 |
3.2 贸易失衡原因之一:全球储蓄投资不平衡 |
3.2.1 消费、储蓄、投资三者关系的一般分析 |
3.2.2 失衡主要国家储蓄投资状况及对贸易失衡的影响 |
3.3 贸易失衡原因之二: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 |
3.3.1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和发展动因 |
3.3.2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 |
3.3.3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产业转移 |
3.3.4 全球化背景下的虚拟经济发展 |
3.4 贸易失衡原因之三:失衡主要国家基于国家利益的政策选择 |
3.4.1 美国对外贸易政策选择与全球贸易失衡 |
3.4.2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与全球贸易失衡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机制 |
4.1 国际资本流动的历史和特点 |
4.1.1 国际资本流动方式 |
4.1.2 国际资本流动的历史 |
4.1.3 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的特点 |
4.1.4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国家的资本流动状况 |
4.2 国际资本不均衡流动的原因之一:金融全球化程度的加深 |
4.2.1 推动金融全球化的主要力量 |
4.2.2 金融全球化的表现 |
4.2.3 金融全球化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关系 |
4.3 国际资本不均衡流动的原因之二:各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 |
4.3.1 失衡主要国家的金融发展状况 |
4.3.2 国家金融发展水平差异与资本非均衡流动及全球经济失衡的关系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从国际货币体系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机制 |
5.1 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和特点 |
5.1.1 金本位制国际货币体系及其特点 |
5.1.2 金汇兑本位制国际货币体系及其特点 |
5.1.3 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特点 |
5.1.4 牙买加体系及其特点 |
5.2 当前货币体系下的美元本位与美元货币依赖 |
5.2.1 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及原因 |
5.2.2 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使美国攫取了巨大的利益 |
5.2.3 东亚国家的货币错配恐慌与美元路径依赖 |
5.2.4 美元本位与国际资本不均衡流动及全球经济失衡的关系 |
5.3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关系 |
5.3.1 主权国家货币充当国际货币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深层次原因 |
5.3.2 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低效运行使全球经济失衡程度持续加深 |
5.3.3 IMF功能和治理缺陷强化了东亚国家的预防性国际货币需求 |
5.3.4 储备货币国家贸易实力与货币地位非同步调整增加了失衡的程度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全球经济失衡的影响和可持续性分析 |
6.1 全球经济失衡的影响 |
6.1.1 全球经济失衡对美国的影响 |
6.1.2 全球经济失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
6.1.3 全球经济失衡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
6.2 全球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分析 |
6.2.1 当前国际贸易失衡的可持续性 |
6.2.2 当前国际资本失衡的可持续性 |
6.2.3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可持续性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及建议 |
7.1 主要失衡国家的自我调整 |
7.1.1 中国自我调整 |
7.1.2 美国自我调整 |
7.2 全球经济失衡的国际经济协调 |
7.2.1 通过国际经济协调进行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必然性 |
7.2.2 目前国际经济协调及对全球经济失衡治理的效果 |
7.2.3 下一步国际经济协调的建议 |
7.3 调整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以缓解全球经济失衡 |
7.3.1 用非主权国家货币充当国际货币 |
7.3.2 发展多元化的国际货币 |
7.4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和致谢 |
(8)积极福利视角下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研究 ——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三、总结与评价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与不足 |
一、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三、创新与不足 |
第二章 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相关概念和理论工具 |
第一节 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一、民族地区 |
二、贫困、贫困线 |
三、民族地区农村贫困 |
四、反贫困、积极型反贫困 |
第二节 积极福利理论概述 |
一、积极福利思想提出背景 |
二、积极福利的概念与特征 |
第三节 积极福利理论介入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意义及分析框架 |
一、积极福利理论对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议题的意义 |
二、积极福利理论的分析维度 |
第三章 传统福利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历史与现状 |
第一节 传统福利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历史变迁 |
一、救济式反贫困的起步阶段 |
二、体制改革推动的反贫困阶段 |
三、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开发式反贫困阶段 |
四、反贫困攻坚阶段 |
五、综合扶贫阶段 |
六、彻底解决贫困问题的深化发展阶段 |
第二节 民族地区反贫困的现行政策——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 |
一、案例选择 |
二、资料获取 |
三、内蒙古兴安盟地区反贫困政策现状 |
第三节 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政策效应与存在问题 |
一、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政策效应 |
二、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实践中的问题反思 |
第四章 民族地区农村传统型反贫困的制度缺陷分析 |
第一节 反贫困制度中的主体缺陷分析 |
一、政府在反贫困中的局限 |
二、企业、社会组织反贫困参与的缺位 |
第二节 反贫困制度中的客体缺陷分析 |
一、民族地区农村普遍式反贫困目标瞄准范围 |
二、民族地区农村普遍式反贫困目标瞄准的困境 |
三、民族地区农村普遍式反贫困目标瞄准机制缺陷分析 |
第三节 反贫困制度中的方式缺陷分析 |
一、民族地区农牧民“福利依赖”的表现 |
二、民族地区农牧民福利依赖的政策缺陷分析 |
第五章 两种扶贫范式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
第一节 巴西印第安人反贫困主体责任关系的均衡 |
一、巴西经验借鉴的背景与依据 |
二、巴西反贫困责任主体采取的积极措施及其成效 |
三、巴西印第安反贫困责任主体关系均衡对我国的启示 |
第二节 印度农村反贫困计划的选择性与精准性 |
一、印度经验借鉴的背景与依据 |
二、印度农村贫困的制度分析 |
三、印度农村反贫困项目的精准实施 |
四、印度农村反贫困对我国的启示 |
第三节 澳大利亚土着民普遍式福利的依赖性 |
一、澳大利亚反贫困教训反思的背景与依据 |
二、澳大利亚土着民普遍式福利现状 |
三、澳大利亚土着民贫困的原因分析 |
四、澳大利亚土着民普遍式福利的教训及对我国的启示 |
第六章 积极福利视角下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战略模式设计 |
第一节 参与与均衡:反贫困主体责任架构 |
一、政府主导: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责任主体 |
二、多元架构: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责任主体关系 |
第二节 补缺与瞄准:反贫困客体目标选择 |
一、普惠式福利向补缺式福利的转变 |
二、反贫困目标瞄准机制的重构 |
第三节 增能与就业:反贫困政策方式转变 |
一、回应西方语境中的“福利依赖”:破除“中国式福利依赖” |
二、事前干预社会风险 |
三、推动民族地区农村“从福利到工作”的转变 |
第七章 积极福利视角下民族地区反贫困路径选择 |
第一节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反贫困体系” |
一、政府在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中的主导角色 |
二、建立企业扶贫的新格局 |
三、社会扶贫的适应与兴起 |
第二节 反贫困目标瞄准路径 |
一、资金瞄准:扶贫贴息制度的完善 |
二、项目瞄准:简政放权为贫困户“量身定制” |
三、过程瞄准:对贫困户动态管理和考核评估 |
第三节 民族地区农牧民增能与就业 |
一、农牧民健康素质与劳动力素质提高 |
二、农牧民就业福利制度完善与农牧区劳动力转移 |
三、发展特色农牧产业保障农牧民高效就业 |
四、农牧民自主创业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着作 |
二、学术论文 |
三、外文文献 |
四、学位论文 |
五、中文报纸 |
致谢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 |
(9)马克思汇率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汇率及其相关术语的涵义 |
(一) 马克思经济学中“汇率”的涵义 |
(二) 与“汇率”相关的几个术语的涵义 |
二、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一) 选题背景 |
(二) 研究意义 |
三、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一) 马克思汇率理论框架的建立 |
(二) 马克思汇率理论的完善、丰富和发展 |
(三) 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汇率理论的研究 |
四、 论文结构 |
五、 研究方法 |
(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总方法 |
(二) 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三)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六、 创新之处 |
第一章 马克思汇率理论的历史背景和地位 |
一、 马克思汇率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 |
(一) 资本主义的国际贸易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 |
(二) 国际金本位制的建立 |
(三) 多种货币混合流通 |
二、 汇率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
(一) 汇率理论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五篇计划”中的地位 |
(二) 汇率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六册计划”中的地位 |
(三) 汇率理论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地位 |
第二章 马克思汇率理论的理论基础 |
一、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理论渊源 |
(一) 古典政治经济学 |
(二) 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主要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 |
二、 马克思的价值和货币理论 |
(一)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 |
(二)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 |
(三) 商品拜物教 |
第三章 马克思的汇率理论体系——汇率的决定及波动 |
一、 价值和货币层次的因素——决定汇率的根本因素 |
(一) 汇率由货币所包含或代表的价值量之比决定 |
(二) 汇率随着货币所包含或代表的价值量之比的变动而变动 |
(三) 货币的相对价值因素 |
二、 支付状态层次的因素——影响汇率波动的主要因素 |
(一) 贸易差额 |
(二) 支付期限 |
(三) 间接贸易 |
(四) 资本输出 |
(五) 非贸易外汇收入 |
三、 资本层次的因素——影响汇率波动的重要因素 |
(一) 利息率对汇率波动的影响 |
(二) 利息率的运动不会必然导致汇率的波动 |
四、 政府干预及心理的层次的因素——影响汇率波动的偶然因素 |
(一) 政府干预 |
(二) 投机行为 |
(三) 心理因素 |
五、 汇率波动的范围——黄金输出入点 |
第四章 马克思的汇率理论体系——汇率的经济作用 |
一、 汇率是经济状况的指示器 |
二、 汇率影响经济运行 |
(一) 影响贵金属的流出及流入 |
(二) 影响对外贸易 |
(三) 影响对外投资 |
(四) 影响利息率 |
(五) 影响外汇储备 |
第五章 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及西方经济学中主要的汇率理论 |
一、 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 |
(一) 金本位制 |
(二) 布雷顿森林体系 |
(三) 牙买加体系 |
二、 铸币平价理论 |
(一) 铸币平价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及理论基础 |
(二) 铸币平价理论主要内容 |
(三) 铸币平价理论的简要评述 |
三、 国际借贷理论 |
(一) 国际借贷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及理论基础 |
(二) 国际借贷理论的主要内容 |
(三) 国际借贷理论的简要评述 |
四、 购买力平价理论 |
(一) 购买力平价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及理论基础 |
(二) 购买力平价理论的主要内容 |
(三) 购买力平价理论的简要评述 |
五、 汇兑心理理论 |
(一) 汇兑心理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及理论基础 |
(二) 汇兑心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
(三) 汇兑心理理论的简要评述 |
六、 利率平价理论 |
(一) 利率平价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及理论基础 |
(二) 利率平价理论的主要内容 |
(三) 利率平价理论的简要评述 |
七、 资产组合理论 |
(一) 资产组合理论的简单介绍 |
(二) 资产组合理论的简要评述 |
八、 均衡汇率理论 |
(一) 均衡汇率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
(二) 均衡汇率理论的模型 |
(三) 均衡汇率理论的简要评述 |
九、 近些年来汇率理论的新发展 |
(一) 具有微观基础的汇率宏观经济分析方法 |
(二) 汇率决定的微观结构分析 |
(三) 汇率决定的混沌分析方法 |
第六章 马克思汇率理论对当前我国的指导意义 |
一、 马克思汇率理论与西方经济学汇率理论的比较 |
(一) 马克思汇率理论与西方经济学汇率理论的差异 |
(二) 西方经济学汇率理论对马克思汇率理论的借鉴之处 |
二、 马克思汇率理论的模型验证 |
(一) 马克思汇率理论的模型构建 |
(二) 马克思汇率模型的经验验证 |
三、 我国人民币国际化 |
(一) 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条件 |
(二) 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 |
(三) 当前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状况与努力方向 |
四、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对策建议 |
(一) .逐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 |
(二) 积极稳步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 |
(三) 逐渐放宽汇率波动的范围 |
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论文 |
(10)基于内外均衡的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问题的研究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关于中国经济内外失衡问题的研究 |
1.3.2 关于政策搭配的研究 |
1.3.3 关于汇率政策的研究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4.1 论文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1.4.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1.5 创新与不足 |
1.5.1 本文主要创新之处 |
1.5.2 本文的不足之处 第二章 内外均衡的理论框架与政策选择分析 |
2.1 对均衡问题的界定 |
2.2 基于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理论的诞生 |
2.2.1 “米德冲突”的产生机理 |
2.2.2 米德的理论贡献与局限性 |
2.3 政策搭配理论的斯旺模型 |
2.3.1 模型框架及内容 |
2.3.2 斯旺模型关于内外均衡调整的原理 |
2.3.3 对斯旺模型的评价 |
2.4 政策搭配理论的规则——丁伯根法则 |
2.4.1 丁伯根法则模型及基本原理 |
2.4.2 丁伯根法则的指导意义 |
2.5 内外均衡理论的指导模型:蒙代尔的政策搭配说及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
2.5.1 蒙代尔的“政策搭配说” |
2.5.2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
2.5.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的讨论 |
2.5.4 政策效力总结 |
2.5.5 对蒙代尔“政策搭配说”及 M-F 模型的总结 |
2.6 内外均衡政策搭配理论的创新 |
2.6.1 关于斯旺模型的创新 |
2.6.2 关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创新 |
2.7 本章小结 第三章 基于经济均衡的汇率政策理论分析 |
3.1 汇率决定理论综述 |
3.1.1 铸币评价理论(Theory of Gold Parity) |
3.1.2 国际借贷理论 |
3.1.3 购买力平价理论 |
3.1.4 基于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巴拉萨-萨缪尔逊模型 |
3.1.5 利率平价理论 |
3.1.6 决定汇率的货币模型 |
3.1.7 资产组合平衡理论 |
3.2 基于内外经济均衡的汇率管理理论 |
3.2.1 “三元悖论” |
3.2.2 开放经济下的汇率制度选择 |
3.2.3 汇率管理的目标—对实际均衡汇率的讨论与研究 |
3.3 本章总结 第四章 基于内外均衡的人民币汇率管理政策演变及现状分析 |
4.1 经济转轨下的人民汇率制度与内外均衡调节回顾 |
4.1.1 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内部贸易结算汇率并存的时期(1981-1985) |
4.1.2 人民币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时期(1985-1993) |
4.1.3 经济转轨时期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内外均衡的关系 |
4.2 钉住美元人民币汇率政策与经济协调机制分析(1994-2005) |
4.2.1 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与内部经济过热并存(1994-1997) |
4.2.2 实际有效汇率贬值与通货紧缩时期(1998-2001) |
4.2.3 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压力与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2002-2005) |
4.2.4 对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的评价 |
4.3 爬行钉住的汇率机制与内部经济的脆弱均衡(2005 年至今) |
4.3.1 货币升值、流动性过剩与经济泡沫(2005-2007) |
4.3.2 扩张性财政政策冲击与宏观经济再调整(2008 年至今) |
4.4 本章总结 第五章 汇率政策管理与内外均衡的借鉴—日本案例 |
5.1 日本案例的研究动因—日元、人民币汇率升值背景分析比较 |
5.1.1 经济增长与货币政策主要指标相似度分析 |
5.1.2 对美贸易顺差逐年扩大 |
5.1.3 汇率升值与股市、房地产市场升值同步 |
5.2 日元升值与泡沫经济 |
5.2.1 日元升值前的宏观经济分析 |
5.2.2 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 |
5.2.3 针对泡沫经济所采取的措施及后果 |
5.3 日本泡沫经济的成因分析 |
5.3.1 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 |
5.3.2 国内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于金融自由化步伐,监管错位 |
5.3.3 金融脆弱性和羊群行为 |
5.4 日元、人民币升值原因的另类角度分析—基于巴拉萨-萨缪尔逊模型的分析 |
5.4.1 模型的回顾与构建 |
5.4.2 对日元和人民汇率的实证检验 |
5.4.3 实证结论 |
5.5 本章总结 第六章 人民币实际均衡汇率与汇率失调分析 |
6.1 研究均衡汇率的意义 |
6.2 均衡汇率的理论依据 |
6.3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6.3.1 汇率选择 |
6.3.2 变量选取 |
6.3.3 数据来源 |
6.4 因子分析 |
6.4.1 数据处理 |
6.4.2 主成分因子分析 |
6.4.3 正交旋转 |
6.4.4 均衡汇率估算 |
6.5 汇率失调分析 |
6.5.1 失调程度估算 |
6.5.2 失调原因分析 |
6.6 本章小结 第七章 中国经济内外均衡与汇率调整机制分析 |
7.1 均衡汇率调整的目标 |
7.2 汇率调整机制分析 |
7.2.1 内外均衡的重要性 |
7.2.2 内外均衡对汇率的调整机制 |
7.3 基于内外均衡的汇率模型构建 |
7.3.1 基本逻辑 |
7.3.2 汇率模型 |
7.4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7.4.1 变量选取 |
7.4.2 数据来源 |
7.5 实证检验与估计 |
7.5.1 单位根检验 |
7.5.2 Johansen 协整检验 |
7.5.3 误差修正模型 |
7.6 汇率调整与内外部失衡的影响度分析 |
7.6.1 汇率调整机制分析 |
7.6.2 脉冲响应函数 |
7.6.3 方差分解 |
7.7 本章小结 第八章 基于汇率平衡与稳定的国际协调分析 |
8.1 金融自由化与脆弱性 |
8.1.1 全球跨国资本流动的加强和全球金融泡沫的形成 |
8.1.2 资本冲击与货币危机理论的演变 |
8.1.3 对金融脆弱性(financial fragility)理论的研究与讨论 |
8.2 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及其改革 |
8.2.1 后布雷顿森林时代国际货币体系的无序性及其争论 |
8.2.2 前景暗淡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
8.3 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与实践 |
8.3.1 外部性与金融合作 |
8.3.2 区域金融合作理论的发展 |
8.4 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国际协调——人民币地区地区化与国际化 |
8.4.1 东亚区域经济的融合为人民币汇率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区域基础 |
8.4.2 人民币汇率国际协调的路径选择 |
8.5 本章总结 第九章 本文的研究结论及相关建议 |
9.1 研究结论 |
9.2 相关建议 |
9.3 进一步研究展望 附件一:人民币汇率改革大事记 附件二:人民币、日元升值前后的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对比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期间学术论文发表情况 致谢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决议书 |
四、中国贸易要增加含金量(论文参考文献)
- [1]私学主导: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研究[D]. 陈元元. 河北大学, 2021(09)
- [2]RCEP利好中国稳外资外贸[J]. 冯迪凡,高雅. 中国外资, 2020(23)
- [3]疫情背景下“稳外贸”形势及相关热点问题[J]. 白明. 领导科学论坛, 2020(18)
- [4]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5]企业研发创新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实证检验[J]. 李佳意,方壮志.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9(08)
- [6]东南亚大陆古代金银珠宝和早期黄金加工[J]. Andreas Reinecke,严焕香. 广西文博, 2018(00)
- [7]基于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货币体系视角的全球经济失衡研究[D]. 杨珩. 吉林大学, 2017(09)
- [8]积极福利视角下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研究 ——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D]. 柳颖. 南京大学, 2015(07)
- [9]马克思汇率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D]. 牛志勇. 河南大学, 2014(06)
- [10]基于内外均衡的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D]. 李维刚. 上海交通大学, 2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