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交通中社会角色行为的实证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王智洋[1]（2021）在《空间视阈下当代中国历史街区的文化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保存有大量文物古迹、地方文脉并能较为完整体现出传统生活状态的历史街区,逐渐成为当下人们的关注焦点。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历史街区展开的相关改建工作,经历了由过往旧城改造中的拆旧建新与仿古热潮,向小尺度、微循环、渐进式有机更新的认知与实践转变。虽然其的主要模式与演化路径不断发展演进,但客观现实中政策规划、法律法规的缺失与商业要素的无序繁殖,依然在此过程中引发了地方文化消逝、群体认同淡化、商业开发同质化等一系列问题。究其原因,过往我国的历史街区改建遵循的多是一种“物质-精神”二元对立认知;其在将工作重心聚焦于历史街区物质形态与精神面貌的同时,却忽视了街区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具有实用性、经验性、延续性特征的社会人文内涵。作为一种供人居住生活的空间形态,我国的历史街区具有着由物质性、精神性、社会性三重维度共同构成的空间结构属性;而当代城市更新背景下对之展开的文化建构,则是一种贯穿于其空间营建、空间叙事、空间消费环节的综合性空间生产活动。首先,对文物古迹外在形态风貌的修缮保护、对遗存布景等叙事景观的还原、与以物质为载体的消费活动,共同构成了历史街区文化建构中的物质空间维度。其次,精神空间维度的文化建构既是对历史街区中情感观念、集体认同、地方风俗等抽象要素的维系和延续,也包含着对隐藏于街区空间中的各种人文叙事文本的当代重置,并由此使之与当今大众的审美、怀旧、娱乐、教育等消费诉求相契合。最后,物质与精神层面的文化建构在历史街区的社会空间维度进一步交汇,并分别体现为对活态文化遗产的融合与传承、对社会生活状态的空间叙事再现,以及以体验性社会参与为基础的空间消费等不同层面。同时,由封闭的围合状态、生产逻辑的强势地位、传统地缘亲缘关系的隐退、原住民人口的大量迁出等引发的历史街区公共属性淡化、人际关联衰退、情感内核消散和消费精英化趋势等问题,在本质上均是一种空间异化现象。因此,空间视阈下展开的当代中国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理应处于一种辩证统一的状态之中。相关的实践工作不但要在历史街区物质性、精神性、社会性空间维度的融合交织中,凸显其的活态性、属人性本质与多层次、多环节的原真性内涵;也需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多元话语的互动、博弈与协调中,推动其相互补充、彼此制约并以此达成空间权益的动态平衡。
汤文卿[2]（2021）在《女性社会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5年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信任作为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对社会的协调发展和稳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正处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过程的中国社会来说,随着日益频繁的社会流动,进入陌生人社会后,原有的社会信任模式并不能够有效地调节人际间的社会信任关系,社会信任水平的下降以及社会信任缺失的问题不断地冲击着社会的发展。联合国人口时钟显示中国目前有14亿人口,其中女性人口占全部人口的48.1%,约为678171205名女性,将近占我国人口的一半,因此女性的社会信任是我国整体的社会信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社会生活中,女性不仅具有女儿、母亲、妻子、工作者等多重社会角色,女性同时也是独立的个体,其具有独特的视角使得女性看待世界的方式多样化,其信任模式也会具有一定的特点。本研究以女性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数据进行分析,探究女性社会信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针对女性的社会信任水平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以促进中国社会信任水平的不断提升。本文第一部分介绍了选题缘由、文献综述、概念界定、研究设计和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介绍了女性的三个社会信任因子的基本状况和自变量的基本情况;第三部分从社会资源、社交参与、社会环境态度三个维度分析具体变量对于女性社会信任的影响;第四部分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促进女性社会信任的建议,为营造高信任水平的社会献言献策。本研究的结果如下:第一,女性社会信任结构仍然具有“差序性”。女性的信任呈现为强关系信任水平到一般关系信任水平到弱关系信任水平逐渐递减。第二,社会资源对女性社会信任的影响不显着。这与大部分持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个体如果拥有的社会资源的占有量越多对其社会信任具有影响的观点有所冲突。第三,社交参与对于女性社会信任具有一定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女性通过增加社交频率对女性社会信任具有双面影响,与他人建立熟悉感并不一定是促进信任水平提升的,因此,从表面社交转向深入社交更有利于女性做出更有益于自己的信任决策。第四,社会环境态度对于女性社会信任具有显着影响。尤其是社会公平感和幸福感对于女性社会信任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因此,构建公平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促进女性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
李金凤[3]（2021）在《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战后日本女性突出的就业模式是M型就业模式,其中M型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在高度经济成长期内逐渐加深,很多日本研究者都认为这是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了。高度经济成长期以后,M型就业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虽然逐渐上升右移,但是到2020年依然是中间凹陷的M型曲线。对于日本女性一直维持M型就业模式的原因,以及M型就业曲线所代表的女性主妇化的变迁情况,中日学界目前尚无研究能够回答。本论文尝试基于压缩现代化、顺序颠倒现代化和社会结构变动论等相关理论,通过国际比较,梳理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主妇化模式变迁,分析其一直未能脱离M型就业曲线的原因,进而剖析主妇化模式变迁的相关社会结构,以及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模式中的离职时机变化和个人影响因素。本论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把主妇化定义作了进一步的明晰。主妇化具体是指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等生活事件的前1年就职,到这些生活事件发生后的1年之间离职,之后或终身不再就职,或保持一段时期内无职后再就职的生命历程成为趋势,并且该生命历程模式在经历过结婚、生育、育儿期的女性中占一半及以上的社会现象即为主妇化。根据结婚后保持无职时间的长短,又细分为生涯性主妇化和阶段性主妇化两种类型,其中阶段性主妇化又根据不同的离职时机分为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和育儿期离职模式主妇化。基于以上主妇化的分类,本论文对于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主妇化模式变迁,具体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全面分析。首先,在国际比较视野的宏观层面,基于压缩现代化理论、顺序颠倒的现代化理论和福利体制论,通过分析美、法、英、德四国的主妇化过程,对比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变迁,解释日本迟迟未能脱离M型就业曲线的原因,进而论述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的时空特征。其次,在日本国内的中观层面,将战后日本女性的阶段性主妇化分为四个阶段,并基于富永健一的社会结构变动论和社会性别分工意识的变迁,分析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化和相应的社会结构。最后,在个人因素的微观层面上,运用人力资本论、统计性歧视论、道格拉斯-有泽法则等相关理论,通过对《SSM调查》和《消费生活面板调查》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战后日本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离职时机变化及相关的个人影响因素。通过分析研究,本论文有以下主要观点:1.美、法、英、德四个国家的主妇化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大致分为生涯性主妇化和阶段性主妇化两个阶段。生涯性主妇化时期大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阶段性主妇化时期从1950年代一直延续至1980、1990年代。对比分析欧美四个国家的主妇化变迁,因日本女性就业模式自日本主妇在大正时代诞生以来,直接形成的是阶段性主妇化的标志-M型就业曲线,并且到1955年都一直保持着平缓的M型就业曲线,未有大的变化,所以日本压缩了生涯性主妇化时期。另外,欧美四个国家在20世纪中期以前的女性劳动率是50%以下,已婚女性劳动率也大多是在30%以下,而日本因压缩式的工业革命、产业结构转换时间晚且速度快,女性劳动率自1900年到1970年左右一直保持在50%以上,即便在1970年以后女性劳动率出现了下降,已婚女性就业率也保持在50%前后不变,因此与欧美四个国家的生涯性主妇化时期相比,日本女性劳动率和已婚女性劳动率都非常高,生涯性家庭主妇比例较小,没有形成生涯性主妇化时期。日本女性1955-1975年的M型就业曲线,中间山谷部分加深,右山峰更加突出。分析这种曲线变化的原因,山谷部分的不断加深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转换太快,女性雇用率的上升速度没有超过家庭从业者、自营者等就业率的下降速度,两者效果抵消,结果就是女性的就业率逐渐下降;右山峰更加突出是因为育儿期结束后的已婚女性短期被雇用者比例上升。因此1955-1975年这个时期,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阶段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趋势没有大变化,只是离职后再就职比例上升显着,使阶段性主妇化更为凸显.1975年至2010年,M型就业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逐渐上升右移,这主要是因为女性未婚化、晚婚化、晚育化等造成的,已婚女性在这个时期的就业率变化不大,所以日本依旧处于阶段性主妇化时期。2010年以后,M型就业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上升,主要是已婚女性就业率升高引起的,日本女性的阶段性主妇化逐渐弱化。总体而看,与欧美四个国家相比,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在时间上压缩了生涯性主妇化时期,又延长了阶段性主妇化时期。这种时间上的特征与日本独特的压缩现代化模式、顺序颠倒的现代化模式、产业结构转换、1970年代以后的福利体制改革以及男女性别平等政策迟缓有很大的关系。此外,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在空间上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不同时代的元素压缩杂糅在一个空间内,如主妇现象评价的多元化、性别角色分工意识与社会现状的扭曲错位、战后日本女性政策的复杂矛盾等。2.战后日本女性整体上维持着阶段性主妇化,但内部的主妇化模式并非是一成不变。根据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从家庭、企业、国家政策、劳动市场、保育所、公共教育以及社会性别意识形态方面等多方面探究了相对应的社会结构变动。战后日本女性具体的主妇化模式变迁是:1950年代之前是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1960年代-1970年代是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为主,怀孕、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为辅;1980年代-2000年代是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怀孕、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变强;2010年以后是怀孕、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小学入学”离职模式家庭主妇比例增加。因此,战后日本女性的阶段性主妇化整体上逐渐弱化,但也出现了新模式的阶段性家庭主妇。伴随着主妇化模式的变化,家庭、企业、国家政策、劳动市场、保育所、公共教育及性别角色分工意识等各方面相对应的社会结构也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3.利用《SSM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其一,从出生队列来看,1930-1934年出生队列开始,日本女性初次离职与结婚有关,到1950-1954年出生队列,初次离职与结婚的关系最强,说明1950-1954年出生队列结婚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比例达到峰值;从1955-1959年出生队列开始,结婚后离职增加,初次离职与第1子生育关联变强,也就是说,1955-1959年出生队列的第1子生育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比例升高。其二,从结婚队列和第1子生育队列来看,从1960年代以前开始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增强,持续上升至1986年后达到顶峰;第1子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在1981-1985年开始上升,1986年以后增强幅度明显.由此看来,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并没有走向去主妇化,尤其是经历过结婚、生育、育儿期的女性主妇化,在1975年之后只是主妇化模式发生了变化,具体从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转换到第1子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其三,从初次离职成为家庭主妇后,再就职的Logistic回归分析中,可以得出出生年龄、结婚队列、第1子生育队列、本人学历、丈夫学历、性别角色分工意识等都对再就职有显着影响,从侧面证明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不是一结婚就离职,之后终身不再就职的生涯性主妇化,是阶段性主妇化.进一步利用《消费生活面板调查》数据对战后日本女性的离职模式变化和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有以下一些特征:其一,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越来越少,同时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也有弱化倾向,而“小学入学”离职模式家庭主妇已经出现,并有进一步强化的倾向;其二,分析女性在第1子生育前后、第1子小学入学前后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影响因素,结果得出性别角色分工、丈夫收入、与父母同居·准同居·近居、高学历等都有显着影响。只是这些影响因素在第1子生育、第1子小学各个阶段的影响力有所不同,说明女性的个人因素在面临选择是否离职成为家庭主妇时有重要影响.本论文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综合分析,认为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与欧美四个国家不同,压缩了生涯性主妇化时期,1920年代以后出现的是欧美四个国家二战后才出现的阶段性主妇化,并一直持续到2020年。目前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依旧存在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也出现第1子“小学入学”离职模式的家庭主妇,更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因此,有必要继续完善育儿休业制度、保育所、儿童俱乐部和家庭育儿支援等更加综合性的支援政策和措施,以有效应对这种现象。以上政策措施只是促进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的继续就业,并不等于充分有效地发挥了女性的作用。日本要实现经济的长期发展,需要在以上支援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女性相关政策、企业雇用、劳动市场等方面实施彻底的社会性别平等政策,尤其是大力改革企业的长时间劳动等雇用习惯和劳动市场的多维度二元结构,为女性提供更为自由的选择环境。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也是与日本相同的压缩现代化模式,加上当前“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和相关配套政策的不完善,将来很可能会出现生育、育儿期离职的家庭主妇。了解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的相关情况,可以为我国应对生育、育儿期的家庭主妇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孙玉国[4]（2021）在《基于契约关系双重治理的PPP项目治理绩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需要新的发展动能,在这种条件下,PPP模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在其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这就需要学术界加强对PPP模式的研究。实践表明,虽然有诸多潜在优势,但PPP项目在中国持续发展需要以绩效为保证,而提高PPP项目治理绩效则需要相应治理模式来保证。通过对国内外与本文具有相同主题,即包括本文6个理论关键词的研究成果的分析发现,关于PPP项目治理模式,包括契约治理模式和关系治理模式与其项目治理绩效关系的研究并不深入,这就为本文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研究主题和具有可创新性的研究空间。本文综合运用文献法、问卷法、假设法、模型法和案例法这五种研究方法,以PPP模式相关理论、项目治理相关理论、项目治理绩效相关理论、契约治理相关理论和关系治理相关理论这五种相关理论作为基础理论,以问卷设计方法,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契约关系双重治理模式对PPP项目治理绩效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本文共计八章,分别是引言、基础理论与基本方法、PPP项目治理绩效指标构建、契约治理与PPP项目治理绩效、关系治理与PPP项目治理绩效、案例分析、对策与建议、结论与展望。通过研究,本文得出如下四项结论。第一,基于文献梳理构建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与PPP项目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均细化到二级指标。第二,基于模型分析和案例分析证明了两种PPP项目治理模式及其一级指标对PPP项目治理绩效具有潜在的支持作用。第三,基于模型分析证明了两种PPP项目治理模式一级指标之间具有潜在的支持作用。第四,通过对PPP项目治理绩效进行指标分解,构建了PPP项目治理绩效的指标体系。本文的主要创新体现在5个方面,具体说明如下。第一,全面解构了PPP项目绩效、PPP项目契约治理和PPP项目关系治理的细分内容。第二,构建了1套囊括PPP项目、项目治理、治理绩效、二重治理模式的整体研究框架。第三,对PPP项目绩效、契约治理模式、关系治理模式的所有细分内容全部进行了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第四,开展了理论梳理、模型验证、案例分析和对策建议设计的全面的研究。第五,提出了全面而系统的对策和建议。针对中国PPP项目中的社会资本,本文提出了3条基本对策,包括:提升PPP项目契约治理水平、提升PPP项目关系治理水平、综合运用两种PPP项目治理模式,这3条基本对策又展开为13条具体对策。对于中国PPP项目中的政府机构,本文提出了3条基本建议,包括:完善PPP项目契约治理机制、完善PPP项目关系治理机制、综合运用两种PPP项目治理模式,这3条基本建议又展开为12条具体建议。本文研究主题及其研究成果,对于中国PPP项目提升项目治理绩效,完善项目治理模式均有着比较重大的指导作用,对于PPP模式的理论研究,特别是PPP项目治理理论的研究,有着一定的深化意义。
程帆[5]（2021）在《控制和信任对公共项目绩效改善的影响研究 ——社会交换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公共项目建设大型化与复杂化趋势凸显了核心契约主体协作的重要性,而中国情境下发承包双方普遍存在的对抗关系和防御思维加剧了公共项目跨组织协作的难度。虽然已有研究关注到控制和信任作为正式与非正式治理手段的核心要素,二者耦合对促进组织间协作的影响,但长期以来聚焦以组织间协作驱动绩效改善的研究忽略了交易双方互动的社会交换特征。发承包双方的协作效果,将受到交易过程中指导和限定发承包双方交互行为的社会交换规范的影响。因此,如何引导公共项目发承包双方在存在控制措施和信任要素作用的项目实施过程中,主动采取促进组织间协作的自愿行为就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结合组织管理和项目治理的相关研究,梳理并界定了组织间控制和组织间信任的内涵和维度,将组织间控制划分为结果控制和行为控制两个维度,将组织间信任划分为计算型信任和关系型信任两个维度。同时引入社会交换规范作为组织间控制、信任对公共项目绩效影响的中介变量,并对其内涵和维度在公共项目情境下进行引申,以缩小社会交换理论在建设项目背景下的“应然”与“实然”差异,提出组织间控制、组织间信任、社会交换规范、公共项目绩效之间的关系假设并构建概念模型。本研究选取北京、江苏等地,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197份有效问卷,运用SPSS软件对研究构念的测量量表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并采用PLS-SEM研究方法对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信任比控制更能有效促进社会交换规范的应用和发展,体现在:公共项目的高度复杂性导致难以实施合理的控制治理并为机会主义创造大量空间,不利于社会交换规范的运行,而信任可通过影响社会交换规范的各方面加强组织协作的内在意愿。（2）信任和控制对公共项目绩效而言均不可或缺但信任的影响更为显着,体现在:控制可以有序地组织所有参与者,但其仅提供了基本的实施规则和框架,而信任是驱动规则和框架的关键因素。（3）社会交换规范的中介作用只存在于信任与公共项目绩效之间,体现在:组织间信任氛围可引导发承包双方遵循社会交换规范并激发组织间协作行为。基于对已有文献的批判性演绎,本研究验证了以社会交换规范为传导的控制和信任对公共项目绩效影响的作用机理,揭示了控制和信任作为促进组织间协作平行路径的“宏观-微观互补”关系。同时,本研究依据结论得出管理启示:以公共项目组织间协作带动绩效改善应从项目级层面发挥控制和信任的协同作用,并从互惠、协商、信息共享三方面突破公共项目发承包双方的组织间协作壁垒。研究成果为破解公共项目组织间协作困境以获得项目绩效改善提供了理论指导。
郝伟亚[6]（2020）在《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市场化准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作为城市发展骨骼的城市轨道交通进入规模化快速发展阶段。因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低等特点,城市轨道交通一直由政府主导市场,存在项目建设资金供需矛盾突出、竞争不充分导致效率不高等问题,亟需通过市场化途径解决此类问题。2014年以来,国家鼓励推行PPP模式加快基础设施领域市场化进程,明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是在基础建设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PPP模式即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广泛应用的一种项目运作模式。地方政府通过采用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提高轨道交通供给效率,为解决准公共产品资金短缺和效率不足提供了一种市场化供给方式。但基于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准公共物品的根本属性,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代表的经济属性和利益诉求不同,导致双方对项目权益资本结构即出资资本金的比例持有不同的期望值,引入社会资本的比例缺乏科学依据。因此,研究在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中确定双方合理的出资比例,将为实际操作中政府和企业的投资决策和多方共赢提供理论参考。对于准公共产品中的“准”字,大多数的研究是从定性角度进行分析,而定量分析的研究较少。在PPP模式中,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可以共同作为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方,但政府方基于对项目较低回报的要求,体现了项目的公益属性,而社会资本方基于对项目较高回报的要求,体现了项目的商业属性。因此从供给角度分析: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的出资结构比例,可以是准公共产品中两者不同经济属性的一种定量反映。本文针对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的出资比例进行分析,旨在映射准公共物品的属性结构关系,结合准公共物品不同属性的经济分析,从定量角度对准公共产品中的“准”字进行分析和研究。本文提出了“市场化准量”的概念:城市轨道交通作为准公共产品,在采用PPP模式时,社会资本方出资的比例代表了项目市场化属性的比例,即为市场化准量。进一步,将最优市场化准量的概念定义为:政府方所期望的、且社会资本方所能接受的最大权益资本出资比例,所对应的“市场化准量”也间接反映了准公共产品的公益属性和商业属性之间的内在关系。这种关系的揭示和研究具有显着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通过对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现状的分析,表明投融资已成为政府建设项目亟需解决的问题,PPP则是一种较好的解决方式。从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发展经验借鉴,以及从国内的行业专家分析和已有案例分析来看,PPP项目的规范运作受到一定的关键因素的影响。如项目财务模型、效率、政府财政支出承诺等直接影响因素对市场化准量的模型产生的影响可以量化;组织营销战略、政策法规、风险分配、公共责任等间接影响因素在双方出资意愿、收益预期、运行效率等不同维度和程度对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将成为影响PPP项目双方投资决策的依据,本文对此进行了讨论并给出了和建议。与城市轨道交通市场化准量问题研究相关的文献,更多侧重于基础设施项目PPP模式的研究,如融资模式选择、融资结构优化等。尽管在PPP项目中,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的权益资本出资比例是项目实际操作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但涉及相关的研究较少,尤其是讨论双方均能接受的最合理的出资比例的研究更为少见。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作为典型的准公共产品,具有准公共产品特有的双重属性。采用PPP模式,则是准公共产品采用的一种市场化供给方式,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对准公共产品不同属性的追求,也决定了不同的投资决策思路,这是双方参与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的逻辑自洽。本文从城市轨道交通的经济属性作为出发点展开研究,认为由于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的诉求不同导致投资回报要求不同,因此会产生差异化的投资回报要求曲线,社会资本方视角下投资项目所能得到的回报要求曲线和政府方视角下能够给予社会资本回报供给曲线存在利益共识点,则形成项目市场化准量的均衡状态,也即是本文所研究的市场化准量。本文基于净现值方法、资本结构等财务相关理论,结合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形成了市场化准量模型,研究了社会资本方生产效率和项目负债结构等因素对市场化准量的影响,动态分析了政府方在让渡与索取的不同异化情况下市场化准量的变化趋势,同样也分析了社会资本方不同能力预期下、项目负债结构变动下的市场化准量的敏感性,得到了系列研究结论。结论一:存在一个最优的市场化准量,使得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政府方能够给予的收益率和社会资本方的要求报酬达到均衡状态。这种均衡状态也可以映射项目公益性和商业性的结构比例。结论二:当政府方让渡收益给社会资本方时,市场化准量有增大趋势;当政府方索取收益时,市场化准量有减小趋势。结论三:当社会资本方股东资源的投入增加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时,政府方能够给与的投资回报和社会资本方的投资收益均呈现增大趋势,二者曲线的交点数值相应提高,市场化准量也同时增大。生产效率的具体影响体现在:如果项目总投资节省、运营成本降低、运营收入增加,市场化准量水平提高;反之,市场化准量水平减低。结论四:当项目负债比例减小,税盾效应大于债务破产风险成本时,市场化准量与债务比例同趋势变化;当项目债务比例增加至税盾效应小于债务破产风险成本时,随着负债比例或破产风险成本继续增大,市场化准量呈现为由上升转为下降的趋势。在实证方面,本文基于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的市场化准量模型,通过对多个实际项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了市场化准量的理论成果。以标准模式的案例为基础,结合政府方让渡收益、政府方索取收益等不同案例,对三种市场化准量模型、关键因素的影响效果进行了案例分析,其实际结果与研究成果相吻合:当政府方让渡自身收益时,市场化准量呈上升趋势,当政府方索取与社会资本方持同等收益时,市场化准量呈下降趋势;当社会资本方效率提升时,市场化准量呈上升趋势;在社会资本方报酬率大于债务资金成本情况下,项目负债比例提升会提高市场化准量。案例实证验证了市场化准量模型的有效性。本文的创新点包括:第一,基于政府视角开展市场化准量研究。已有的PPP项目资本结构的研究中,大多侧重于融资结构中股权、债权之间的优化组合,研究对象主要是社会资本方与金融机构,很少针对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的权益出资结构进行研究。鉴于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盈利能力尚不足以为社会资本提供市场化的投资回报,政府方在PPP项目中的资本投入和补贴是必不可少的,这也就决定着政府需要谨慎选择引资比例,并在提高项目效率和给予社会资本方投资回报中寻求平衡。在财务分析方面,政府方从满足社会资本方最低回报要求来考虑,选择的项目价值衡量标准是NPV=0。只有从政府方的NPV=0的视角出发,而不是从社会资本方期望的NPV>0视角出发,才能得到社会资本方的投资回报率与引资比例之间的关系曲线（即回报供给曲线）,进而得以构建市场化准量模型。另外,在项目实践方面,由于PPP项目都是由政府发起且主导操作,社会资本方与之进行谈判博弈,通常在项目决策过程中,政府视角是这一矛盾的主导方面。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本文主要从政府视角出发,开展关于市场化准量的相关研究。这是本文立论方面的创新点。第二,开创性地提出了市场化准量的概念并构建市场化准量模型。城市轨道交通市场化准量模型是本文另一主要创新点。如上所述,关于PPP项目的市场化准量的已有研究成果很少,本文构建的城市轨道交通市场化准量模型从内容上看是新颖的。本文通过对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的政府方、社会资本方对出资和回报的不同要求进行分析,给出了社会资本方投资的回报要求曲线和政府方引入社会资本的回报供给曲线,并推导出在二者的要求达到均衡时的出资比例是合理的,即最优市场化准量,进而构建了城市轨道交通市场化准量模型。通过对市场化准量模型的进一步研究分析,丰富了其科学性和实用性,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和验证。第三,定量分析了准公共产品两种供给方式的结构比例关系。对于准公共产品,专家学者大都从定性角度对其经济属性进行研究,很少对“准”字进行定量分析,尤其对其公益属性和商业属性之间的比例关系研究更少。本文从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入手,通过对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中的供给方式的研究,提出用政府方出资代表传统的政府供给方式,用社会资本方出资代表市场化供给方式,并用“市场化准量”来定量地反映市场化方式在“准公共产品”供给中所占的比例。另一方面,供给是为了满足需求,供需矛盾的平衡则是其经济属性的现实表现。根据本文对准公共产品中不同权益资本特性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政府方基于对项目较低回报的要求,从供给方式上体现了项目的公益属性,而社会资本方基于对项目较高回报的要求,从供给方式上体现了项目的商业属性,“市场化准量”也间接反映了准公共产品的公益属性和商业属性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本文通过研究“市场化准量”,对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的供给方式进行了定量分析,揭示了其作为准公共产品所具有的双重属性之间的一种结构比例关系,具有其显着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第四,结合现实情况对市场化准量理论进行了丰富。本文不仅从理论上对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市场化的问题开展了分析,也从实际项目操作的角度出发,对研究问题进行了完善。首先,针对PPP项目是否“同股同权”的情况展开了分析,认为市场化准量还存在政府方让渡收益的模式和政府方索取收益的模式,而不同模式下,由于政府方要求报酬不同对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产生了影响,市场化准量也随之变动。同时,针对社会资本方的生产效率变动和项目自身的负债结构变动对市场化准量的影响也提供了趋势性分析,在负债结构影响分析中同时考量了税盾和债务破产风险成本的作用效果。这既是对市场化准量模型基础分析的扩展,也充实了现实过程中项目操作的理论参考意义。综上,本文基于PPP项目出资结构视角探讨了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市场化机理;在考量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投资准公共物品回报要求差异的基础上,基于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不同经济属性的特征,建立了双方博弈达成出资结构比例均衡状态的理论框架;通过构建市场化准量模型,就平衡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的出资结构进行了探析,探究了社会资本方效率、项目负债结构等因素对市场化准量的影响机理。这些研究,为深入探讨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权益资本出资结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投资决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支撑。
李敏[7]（2020）在《林区村级治理能力减贫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扶贫战略的实施,中国农村即将实现现行标准下的全面脱贫目标。在中国扶贫进程中,内外共同作用的贫困治理模式下,村级组织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外源式扶贫的资源传递中,村级组织作为扶贫项目在基层社会的承接者,占据重要一环;内源发展式脱贫方式中,村级组织作为村内的精英力量,对于带动村内经济发展,实现脱贫目的有着重要意义。因而,提高基层组织治理能力,削弱“精英俘获”对扶贫资源造成的贫困治理“内卷化”问题,提升村级组织的能人带动效应,对于农村贫困治理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从乡村治理视角出发,从村庄层面探寻农村贫困治理的新思路,着重回答一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村级治理能力是否能显着影响村内贫困状况?这种影响是否一致,是否因村庄贫困程度不同存在显着差异?如果能够显着影响农村贫困,那么村级治理能力的减贫路径与机制为何?对于以上问题的解答,以期为提升中国扶贫治理效率,推进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现现代化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借鉴。本研究在“贫困陷阱”理论、“内生式发展”理论、与“治理”理论多维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对已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综述的基础上,构建了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村贫困的作用框架,并对村级治理能力的提升路径进行了探讨。基于陕西省内宝鸡市、咸阳市、安康市、榆林市、商洛市共5市16个县154个乡镇546个村庄的调研数据,采用多种计量模型及方法,实证检验了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村贫困的作用机制,并指出提升村庄治理能力的可行性路径。依据本文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可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1）2010-2018年以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无论是在绝对人口分布还是相对贫困人口比重均表现出在山区更高的聚集度,且在2015年以后进一步山区聚集的趋势。基于陕西省内的调研样本的分析中,安康市贫困程度最深,商洛市贫困发生率较低但人均收入水平不高,与之相反的宝鸡市人均收入水平最高但市内村庄贫困发生率却排第二,榆林与咸阳市的贫困程度最轻;从健康、受教育程度与生活水平来看,依然是安康与商洛表现最为贫困,宝鸡、咸阳次之,榆林贫困程度最轻。对比林区与非林区两组样本村庄发现,林区样本村庄在四个维度贫困程度均显着高于非林区样本,再次论证了贫困人口在林区地形聚集的结论。村庄参与扶贫项目的分析中,不难发现扶贫资源向贫困程度最深的安康与商洛市倾斜较多,榆林市虽贫困程度最浅,但扶贫项目的参与程度排名第三,其次为宝鸡市,扶贫资源相对投入最少的为咸阳市。在分地形的扶贫项目对比分析中,林区样本村庄获得的扶贫资源要显着高于非林区样本,但因贫困村的进入退出机制并不完善,可能存在扶贫资源瞄准效率低下的情况。（2）基于村级治理能力的概念及内涵的界定,从资源获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四个维度构建村级治理能力度量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对其综合指数进行测算。对调研样本村庄的村级治理能力进行描述性统计发现其综合水平相对较低,整体样本均值仅为0.136,四个维度的均值大小排序依次为资源获取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发展经济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分地级市对比分析中,总体村治能力水平排名为榆林市>宝鸡>咸阳>安康>商洛,其中榆林市在村治能力综合指数与各维度指数中均排名第一,安康与商洛市除个别维度外,均表现靠后,表明村级组织的治理能力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表现更高,在贫困林区的均值水平则较低;林区与非林区的样本对比来看,林区样本组除社会管理能力外,均显着低于非林区样本的均值表现,这一结果说明了村治能力与地形条件、植被覆盖状况等因素存在相关关系。（3）为进一步了解村级治理能力影响因素,从“制度”与“主体”的角度出发,探讨二者对村庄治理能力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因素中民主选举变量的选举候选人个数与选举投票率、民主监督变量中的监委会成员数以及宗族规模变量均显着正向影响村庄治理能力,村干部个体特征因素中,村支书受教育程度、村支书任职年数、村主任受教育程度及村主任特殊经历均对村级治理能力有显着正向影响,而村主任任职年数却有显着负向影响;在民主选举制度与村干部个体特征的交互作用分析中,民主选举能够通过选举出高素质的、管理经验丰富的村干部,通过提高村庄引进资源能力及发展村内经济的能力来提升村庄综合治理能力;民主监督制度与村干部个体特征的交互作用检验中,民主监督手段并不能让高素质的村干部表现出更好的能力,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村主任的社会管理能力;非正式制度变量的宗族网络规模与村干部个体变量的交互项影响均未通过显着性检验,但对村干部管理村内公共事务有促进作用。（4）在对村级治理能力减贫效应的分析中发现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村贫困存在显着负向影响,即村级治理能力越高的村庄能够产生显着的减贫效果。整体调研样本中,村级治理综合能力显着负向影响农村贫困状况,同时村庄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下、农业生产劳动力比重高、耕地资源质量差、自然灾害频发、灌溉设施及公共交通水平低、地理位置偏僻、村内没有发展特色产业和引进企业等因素也是造成村庄贫困的重要因素;为考察不同贫困程度背景下的村级组织行为是否存在显着差异,进一步对样本进行分类回归,基于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表明,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系数,随着贫困程度的加深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门槛回归结果进一步证明,村级治理能力与农村贫困之间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且在贫困程度越深的村庄,提升村级组织的治理能力的减贫效果要高于贫困程度较浅的样本村。同时,对样本依据林区分类回归的结果表明,处于林区内的村庄村级治理能力的减贫效果十分显着,而非林区样本村庄的村级组织减贫效果并未通过显着性检验。（5）村级治理能力四个维度减贫效应的分析中,村级组织在不同贫困程度背景下的四个维度减贫效果存在显着差异。在整体样本分析中,仅社会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能构显着影响村内贫困状况,表明当前农村社会,村庄治理目标逐步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方向是较为正确的。在对不同贫困程度分组回归的结果中,在贫困程度较浅的村庄,发展经济能力减缓贫困的作用更为显着,而资源获取能力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并未通过显着性检验,相反的,在贫困程度较深的村庄,村级资源获取能力与农村贫困呈显着负向相关,而发展经济能力并不显着,社会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在门槛回归中在两个样本组中均有显着负向影响,表明在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仍然需要依靠加大外部资源流入来推动村庄经济发展,实现减贫目标,而贫困程度较浅的村庄,主要依靠激发村庄内源式发展动力,带动村内居民生产发展积极性来改善村庄贫困;林区与非林区地带村级治理能力减贫路径对比分析中,林区样本中的社会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能显着减少村内贫困状况,非林区样本村庄则主要依靠村级组织的发展经济能力来带动农村发展。（6）在对村级治理能力减贫路径分析结果中,揭示了村级治理能力通过“主观减贫机制”直接作用于贫困户的减贫效果最为显着,其次为通过发展农业产业措施的间接效应的影响,最后是通过特色产业经营,调节特色资源利用效率,拓展农户收入渠道的方式。村级治理能力四个维度的减贫路径来看,资源获取能力与发展经济能力通过发展村内产业,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中介效应以实现减贫的效果要优于直接减贫的效果,而社会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的直接减贫效应是高于通过发展产业的间接减贫效应的。第五,从四个维度的减贫总效应对比来看,村级组织社会管理能力减贫效果最佳,其次为公共服务能力,再次为发展经济能力,最后为资源获取能力,表明当前农村需要通过村级组织实现减贫目的时,应以提升村级组织的社会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提高村级组织的管理经验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是实现减贫的有效路径,单纯依靠外部资源输入以实现减贫的效率相对要低一些。对比林区与非林区村级治理能力的减贫机制发现林区地带村级组织通过直接减贫措施以及产业发展的中介作用能够显着改善村内贫困状况,而非林区样本中仅通过企业发展与开发特色资源的方式能显着减少贫困。
杨茂盛[8]（2021）在《社交软件用户的社交依恋影响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新一轮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社交软件的普及应用,用户与社交软件之间的依恋关系越来越受到实践者和学者的关注。社交软件以其“裂变式”的传播方式和粉丝沉淀能力,在大众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作为一款极具吸引力的技术型产品,社交软件虽然改变了大众的生活方式,但也面临着用户“审美疲劳”的挑战,造成使用者对社交软件缺乏持续使用的挑战。专家指出,用户持续使用是由于其对社交软件形成了社交依恋,并且洞察其影响机理对社交软件商业实践十分重要。但是,现有研究对社交依恋的系统探索还较为有限。鉴于依恋理论在阐述个体与特定对象之间的关系具有显着优势,本研究将依恋理论的应用拓展到社交软件使用情境,从以下三个方面系统研究社交软件用户的社交依恋影响机理。一是社交软件使用情境下社交依恋多维度量表开发及其信效度检验。本研究以依恋理论作为量表开发的依据,并在充分考量成人依恋、品牌依恋和地方依恋多维度量表开发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社交依恋的相关研究,选取抖音、微信和微博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社交软件作为理论样本,探讨社交依恋的概念和结构,通过定性访谈、开放式问卷调查等方法开发社交依恋量表,应用SPSS24.0和Mplus7.0对社交依恋量表进行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社交依恋由社交联结、社交依赖和社交认同三个构面组成,所开发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为深入探讨社交软件持续使用行为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依据。二是用户社交依恋对持续使用意愿的预测研究。为了提高社交软件用户持续使用行为的解释效力,本研究以依恋理论为基础并结合社会临场感理论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模型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深入分析社交依恋对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作用及机制。本研究以526位抖音、微信与微博的大众用户为有效样本,应用Mplus7.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社交依恋对持续使用意愿有显着正向影响,并且其影响受到社会临场感的调节作用,但是忠诚度对社交依恋与持续使用意愿之间的关系不具有中介作用。本研究检验了社交依恋是导致用户持续使用社交软件的主要影响因素,揭示了社交软件用户持续使用行为的作用机制。三是用户感知价值对社交依恋的影响研究。本研究采用感知价值理论构建一个有调节与中介的理论模型,探讨感知价值影响社交依恋的中介机制及其边界条件。本研究通过对477位抖音、微信与微博用户收集的两波数据,运用Mplus7.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感知价值显着影响社交依恋,归属感在感知价值与社交依恋之间具有中介作用,但隐私关注的调节作用并未得到全部验证。其中,除了信息价值与社交依恋之间的关系受到隐私关注的抑制作用之外,娱乐价值和社交价值对社交依恋的影响并不受到隐私关注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检验了感知价值在社交软件使用情境下的实践效果,揭示了感知价值影响社交依恋的内在机理。与现有文献相比,本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第一,开发并验证了社交软件使用情境下的社交依恋量表。本文开发的社交依恋多维度测量量表,弥补了以往研究没有对社交依恋进行有效测量的缺陷,实现了社交依恋的定量研究,为今后讨论社交依恋的相关实证研究提供了基础。第二,构建并实证分析了社交依恋影响持续使用意愿的机制。研究表明社交依恋对用户持续使用意愿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但不会通过忠诚度对用户持续使用意愿产生影响。研究结果证实了社交依恋对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解释效力,弥补了以往从忠诚度视角不能有效解释社交软件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不足,拓展了从社交依恋视角解释用户持续使用意愿机制的相关研究。第三,构建并实证分析了感知价值通过归属感影响社交依恋的模型。研究发现感知价值对社交依恋不仅有直接影响效应,而且又通过归属感发挥的间接影响效应,这不同于先前直接影响效应的研究,研究结果构建了感知价值通过归属感驱动社交依恋的作用机制,拓展了研究社交软件用户社交依恋形成机制的新视角。第四,检验了隐私关注在感知价值影响社交依恋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本文考察了隐私关注是感知价值与社交依恋之间的调节变量,证实了隐私关注在不同的感知价值与社交依恋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不同,揭示了感知价值对社交依恋产生作用的边界条件,为社交依恋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重要管理启示。
李伟[9]（2020）在《流空间视角下人力资本促进创新的机制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力资本总量持续增长并带动创新,但在全国、区域和产业层面上却也同时存在人力资本投入递增与全要素生产率递减的“索洛悖论”现象。要素总量堆积无法带来创新效率的提升,对此传统人力资本理论更注重对总量的静态分析,即通过分解人力资本结构（以受教育程度、职称水平为维度）,测度不同类型人力资本投入与创新产出的关系,但很少考虑结构内人力资本间的相互关系,在此过程中信息技术也只是被视为人才掌握的一种工具,忽略了其对人力资本结构的深度影响以及由此而变的创新效率。因此,本文引入流空间理论,借助其对信息时代新空间结构形成及运作机理的动态表述,建立信息技术冲击下的人力资本结构理论分析框架,从人力资本结构内多主体相互作用的视角研究人力资本促进创新的机制问题。依托流空间理论及成本理论可见,信息技术进步所导致的成本变化（集聚成本、分工成本、协作成本、知识溢出成本）引发人力资本结构变化,具体体现在人力资本之间集聚、传导、约束、发展四个动态关系层面上,继而影响到创新。在集聚层面上,Java抓取的大数据显示,直接参与创新的人力资本（科研人才）在信息技术构建的空间内共同集聚,结成学习交流型、任务协作型、任务发布型、全民参与型、伴生反馈型等流空间组织,更加灵活地参与创新;在传导层面上,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表明,以上集聚关系及其创新成果的实现,并非仅仅依靠科研人才这一群体就能够实现,而需依赖于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人力资本以及企业家等作为传导创新价值的节点,任何一个人力资本节点的缺失都会制约创新效率;在约束层面上,使用Hansen门槛模型可以进一步发现,这些人力资本之间除了互为节点的关系外,还存在更为深入的内在约束关系,即信息技术服务业人力资本对科研、交通运输业、金融业人力资本以及企业家等人力资本存在约束作用,只有达成一定门槛值（lninf>9.105）才能发挥出整体人力资本的创新效率;在发展层面上,理论说明结合实例分析表明,以上集聚、传导、约束三个层面关系的充分发展,将会最终促使科研人才与其他人才之间通过互动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关系,即不断模糊创新活动中专业创新者与非专业创新者、生产者与消费者、消费者与投资者之间的边界,吸引更广范围的大众人力资本参与到科研人才中来,直至实现全民创新。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有四点:第一,人力资本集聚成的流空间组织,在现实中表现出自管理与自建设模式成型、即时延时功能强化、线上线下同步发展等显着特征。但要更好地提升这些组织的创新效率,需要由“孤岛”建设思维转向主动联结、由任务服务转向空间场景构建、由虚拟现实并行发展转向促进融合发展。第二,科研领域、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人力资本以及企业家等与创新之间呈显着正相关关系,各类人力资本缺一不可。其中,科研、信息技术服务领域人力资本对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都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后者在促进技术创新、技术成交方面的作用要大于其对知识创新的作用。进一步的效率分析表明,科研领域、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人力资本以及企业家在当前我国创新中具备效率,其他行业人力资本则表现出区域间的无效率或低效率,制约了整体创新效率的提升。为更好传递创新价值,需要保持人力资本节点的完备性,优化我国当前人力资本结构。第三,信息技术服务业人力资本对科研、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人力资本以及企业家等存在门槛约束效应,能够制约到创新效率的发挥。分区域的实证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引进与培育信息人力资本,对于创新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尤其是对于西藏、青海和宁夏三省,达到信息人力资本门槛后,区域创新效率将会得到显着提升。第四,以上条件的充分实现将最终促进创新的发展,即吸引更多大众人力资本参与创新。但这种发展还应以众筹众创等特定功能的创新平台建设、依托现有平台优势打造完整众创生态、以制度与标准建设保障跨平台融入以及引入创新文化与市场激励作为前提条件。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如下:第一,引入流空间理论,借助其表述空间结构及运作机理的特殊视角,分析人力资本在“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结构的变化,着重强调结构内人力资本之间的动态关系,具体体现为集聚、传导、约束、发展四个层面;第二,将成本分析纳入流空间的理论框架,从集聚成本、分工成本、协作成本、知识溢出成本四个维度,解释流空间的成因以及由此给人力资本结构与创新带来的变化;第三,使用大数据抓取技术分析验证流空间的形态特征与集聚倾向,采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门槛模型等测度人力资本之间的内在关系,采用理论说明结合现实案例的方式分析人力资本主体的扩张趋势。在对创新因变量的选取上,除使用常见的论文指标,也使用专利数量、技术市场成交额等以期反映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能力。
谢琦[10]（2020）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综合表现为以公共价值的生产为目的,在执政党的领导、政府部门的负责下,涵盖政府部门、经济部门、第三部门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彼此合作的“一核多元”党政引领型跨部门协同。从结构层面上来看,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是指执政党、政府部门、经济部门、第三部门等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结成的互动关系、合作关系,涉及权力配置、空间设定、组织安排、制度建设、环境形态等五个方面。从过程层面上来看,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涉及治理单元再造、民主协商开展、府际行政发包、外包服务探索、治理技术应用等方面。本文建立一个“结构—过程”的分析框架,力求科学、合理地解释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核心要素与具体运作。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历史发展在结构、过程层面上呈现出多重趋势。一方面,从结构上来看,空间结构上呈现出从封闭式治理走向开放式治理的趋势;组织结构上呈现出从党社一体化走向“一核多元”的趋势;制度结构上呈现出从非正式制度走向正式制度为主、非正式制度为辅的趋势。另一方面,从过程上来看,呈现出从指令式治理走向协商治理的趋势;从政党全能型治理到党建引领型治理的趋势;从管理式治理到服务式治理的趋势。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呈现出政党整合、社会吸纳、空间再造、技术支撑等四重逻辑。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开展跨部门协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推动公共服务的再生产;有助于克服社区治理的碎片化;有助于应对棘手问题的复杂性;有助于提高部门能力的进阶性。根据组合方式的不同,可以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分为政府与经济部门之间的跨部门协同、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的跨部门协同、经济部门与第三部门之间的跨部门协同以及政府部门、经济部门、第三部门之间的跨部门协同,等四种类型。从结构和过程两个层面把脉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问题,综合发现:在结构层面上还存在权力配置的行政化;空间设定的管控性;组织体系的碎片化;制度建设的滞后性;治理环境的不适应,等等。在过程层面上还存在治理重心下移过程中的责任转移;社区协商议事过程中的保障不足;府际行政发包过程中的基层失范;外包服务探索过程中的行政主导;治理技术应用过程中的流于形式,等等。为了将理论研究与案例研究结合起来,本文选取北京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上海的“基本管理单元”、杭州的“上城经验”等三个典型案例,它们都是较为成熟且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基层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创新实践,共同反映了十八大以来推动治理重心下移,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水平以及推动跨部门协同的重要探索。这些经典案例在党建引领、政府负责、社会协同、技术支撑等方面能够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的跨部门协同运行提供一些共性的经验启示。基于对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问题反思和案例总结,推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需要结合结构与过程两个方面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路径。从结构层面上来说,优化权力配置,推动城市社区赋权增能;推动空间治理,提高城市社区治理弹性;弥补组织缝隙,探索条块协同保障机制;完善制度体系,确保治理体系规范运作;保持治理调适,适应动态化的治理环境,是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实践路径。从过程层面上来说,厘清纵向行政链条的责任分配;保障社区协商议事的规范开展;加强府际行政发包的过程规制;优化外包服务中的政企社合作;推动线上治理与线下治理融合,是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实践路径。
二、交通中社会角色行为的实证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交通中社会角色行为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空间视阈下当代中国历史街区的文化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历史街区的变迁、现状及当下问题 |
| 第一节 历史街区概念的内涵、外延与辨析 |
| 一、历史街区概念的产生及演进 |
| 二、对历史街区概念的辨析与定位 |
| 第二节 我国过往历史街区工作实践的阶段性特征 |
| 一、1949-1957:对历史街区议题的初步认知 |
| 二、1958-1976:城市化建设停滞时期的历史街区工作 |
| 三、1978-1989:政府主导下对城市老旧地带的福利性改造升级 |
| 四、20 世纪90 年代:对城市展开的大规模拆旧建新浪潮 |
| 五、21 世初期至今:对历史街区的小尺度、渐进式有机改建 |
| 第三节 我国历史街区改建工作的主要模式、路径与当下困境 |
| 一、我国历史街区工作的常规模式和演化路径 |
| 二、当下我国历史街区改建工作存在的主要困境 |
| 第二章 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空间视角 |
| 第一节 历史街区改建:从传统旧城改造到当代文化建构 |
| 一、传统旧城改造背景下历史街区改建活动的缺陷 |
| 二、当代城市更新背景下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空间属性 |
| 第二节 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多重维度 |
| 一、“物质-精神”二元空间观下的过往历史街区改建工作 |
| 二、“空间三元辩证法”下历史街区的多重空间维度 |
| 三、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空间的历史街区 |
| 第三节 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多重环节 |
| 一、当代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空间生产属性 |
| 二、空间营建:对历史街区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融合 |
| 三、空间叙事:对历史街区过往之事的还原、重置与再现 |
| 四、空间消费:对社会转型中大众消费新兴诉求的契合与满足 |
| 第三章 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物质空间维度 |
| 第一节 对街区空间中物质文化遗产的修缮与保护 |
| 一、历史街区中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与特征 |
| 二、历史街区物质文化遗产修缮保护的途径与方法 |
| 三、历史街区物质文化遗产修缮保护的原则与目标 |
| 第二节 对历史街区物质性景观的空间叙事还原 |
| 一、历史街区物质空间维度的自然与人工叙事文本 |
| 二、宏观:对整体肌理的空间叙事还原 |
| 三、中观:对建筑遗存的空间叙事还原 |
| 四、微观:对布景设施的空间叙事还原 |
| 第三节 以物质为载体的历史街区空间消费 |
| 一、历史街区空间消费的主要形式 |
| 二、历史街区空间消费的主要场所 |
| 三、历史街区空间消费的主要特征 |
| 第四节 历史街区空间物质形制的封闭与失序 |
| 一、“围合”状态下历史街区空间公共属性的消散 |
| 二、生产逻辑与象征性符号主宰下的空间消费 |
| 第四章 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精神空间维度 |
| 第一节 对街区空间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维系与延续 |
| 一、历史街区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类型与特征 |
| 二、历史街区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主题营建 |
| 第二节 对历史街区精神场景的空间叙事重置 |
| 一、历史街区精神空间维度的人文叙事文本 |
| 二、从单一人文叙事文本到复合空间叙事场景 |
| 三、对历史街区空间叙事中人文叙事场景的当代重置 |
| 第三节 历史街区空间消费中的多重精神诉求 |
| 一、审美与怀旧 |
| 二、休闲与娱乐 |
| 三、历史与文化教育 |
| 四、遁世逃避 |
| 五、品味展示与认同获取 |
| 第四节 历史街区空间精神特质的消逝 |
| 一、由传统地缘、亲缘关系向业缘关系转变所引发的精神破坏 |
| 二、“非地方”状态下历史街区精神维度的同质化问题 |
| 第五章 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社会空间维度 |
| 第一节 对历史街区空间中活态文化遗产的融合与传承 |
| 一、历史街区中活态文化遗产在社会演进中的融合 |
| 二、历史街区中活态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中的传承 |
| 第二节 对历史街区社会生活状态的空间叙事再现 |
| 一、历史街区社会空间维度的生活性叙事文本 |
| 二、对历史街区社会中宏大事件与民间活动的当代再现 |
| 三、时空叙事中的铺排、拼贴与并置 |
| 第三节 以体验性社会参与为基础的历史街区空间消费 |
| 一、体验性空间消费的社会维度 |
| 二、异托邦空间:时空情境穿越中的异质消费体验 |
| 三、阈限空间:从仪式走向世俗的节庆消费体验 |
| 四、“后台”空间:集体社会交往中的互动消费体验 |
| 第四节 历史街区空间社会功能与结构的变异 |
| 一、“绅士化”进程中的空间功能置换与人口结构改变 |
| 二、社会差异背景下的精英化倾向与消费区隔 |
| 第六章 空间视阈下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辩证统一 |
| 第一节 历史街区改建中的空间异化 |
| 一、物质形态与精神内涵的异化 |
| 二、人的社会行为实践的异化 |
| 三、由物质、精神和社会实践异化所引发的空间异化 |
| 第二节 历史街区文化建构中三重维度的辩证统一 |
| 一、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活态性与属人性本质 |
| 二、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多层次、多环节原真性内涵 |
| 第三节 历史街区文化建构中多元话语的辩证统一 |
| 一、政治话语:从主导者向中介人的角色转型 |
| 二、经济话语:于大众诉求和经济逻辑之间的平衡 |
| 三、社会与文化话语:文化治理下的广泛社会参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2）女性社会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5年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社会信任研究的学科视角 |
| (二)关于社会信任分类的研究 |
| (三)关于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研究 |
| (四)关于女性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
| (五)文献简评 |
| 三、概念界定 |
| (一)社会信任 |
| (二)社会资源 |
| 四、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视角 |
| (四)研究假设 |
| (五)数据来源与基本情况描述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女性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及构成分析 |
| 一、女性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 |
| 二、女性社会信任的因子结构 |
| (一)因变量介绍 |
| (二)女性社会信任因子结构分析 |
| (三)变量汇总 |
| 二、女性社会信任基本状况分析 |
| (一)人口学特征的基本情况 |
| (二)女性社会信任的描述性分析 |
| (三)人口学特征与女性社会信任的方差分析 |
| 第二章 社会资源对女性社会信任的影响 |
| 一、社会资源中的女性 |
| (一)社会资源的内涵与获取 |
| (二)女性拥有社会资源的表现 |
| 二、社会资源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
| 三、社会资源与女性社会信任的方差分析 |
| (一)收入与女性社会信任 |
| (二)受教育程度与女性社会信任 |
| (三)政治面貌与女性社会信任 |
| (四)社经济地位感知与女性社会信任 |
| (五)主观阶层认同与女性社会信任 |
| 四、社会资源与女性社会信任的相关分析 |
| 五、女性通过获取社会资源提高社会信任的方式 |
| 第三章 社交参与对女性社会信任的影响 |
| 一、社交参与对女性社会信任的意义 |
| (一)社交参与的含义 |
| (二)社交参与对女性社会信任的意义 |
| 二、社交参与变量与女性社会信任的描述分析 |
| 三、社交参与类变量与女性社会信任的相关分析 |
| 四、以社交参与提升女性社会信任的路径 |
| 第四章 社会环境态度对女性社会信任的影响 |
| 一、社会环境态度及其对女性社会信任的意义 |
| (一)社会环境态度的内涵 |
| (二)社会环境对女性社会信任的意义 |
| 二、社会环境态度与女性社会信任的描述分析 |
| 三、社会环境态度变量与女性社会信任的相关分析 |
| 四、适应社会环境以提升女性社会信任 |
| (一)理想的社会环境对女性社会信任的影响 |
| (二)女性应客观认识所处的社会环境 |
| (三)调节自我适应社会环境 |
| 第五章 女性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分析 |
| 一、影响女性社会信任因素的回归模型 |
| 二、女性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数据分析 |
| (一)女性社会信任水平分析 |
| (二)女性社会信任线性回归结果的分析 |
| 三、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与思考 |
| 一、研究结论 |
| 二、对策建议 |
| (一)为女性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
| (二)加强社交参与中的诚信评价体系建设 |
| (三)通过提升幸福感来提升女性社会信任 |
| 三、研究局限及展望 |
| (一)样本数据本身的局限性 |
| (二)缺乏系统信任理论的支持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3）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谢辞 |
| 摘要 |
| 要旨 |
| 序章 |
| 第1章 文献综述 |
| 1.1 日本国内对战后女性的主妇化研究 |
| 1.1.1 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形成的社会结构研究和主妇化走向研究 |
| 1.1.2 日本1980年代以后的女性相关政策对女性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影响研究 |
| 1.1.3 战后日本女性个人因素对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影响研究 |
| 1.2 中国对日本战后女性的主妇化研究 |
| 1.3 遗留问题 |
| 第2章 本论文的研究思路 |
| 2.1 本论文的理论框架 |
| 2.1.1 宏观理论框架 |
| 2.1.2 中观理论框架 |
| 2.1.3 微观理论框架 |
| 2.2 主妇化概念界定 |
| 2.3 研究方法和研究数据 |
| 2.3.1 研究方法 |
| 2.3.2 研究数据 |
| 2.4 研究内容、框架结构及创新之处 |
| 2.4.1 研究内容 |
| 2.4.2 框架结构 |
| 2.4.3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3章 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变迁和时空特征 |
| 3.1 欧美国家的主妇化变迁 |
| 3.1.1 美国和法国的主妇化变迁 |
| 3.1.2 英国和德国的主妇化变迁 |
| 3.2 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变迁及持续时间特征 |
| 3.2.1 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变迁 |
| 3.2.2 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的持续时间特征及相关原因 |
| 3.3 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的空间压缩特征 |
| 3.3.1 主妇现象评价的多元化 |
| 3.3.2 男女性别角色分工意识和社会现状的扭曲错位 |
| 3.3.3 战后日本政府女性政策间的相互矛盾 |
| 第4章 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模式的阶段性变迁及相应的社会结构 |
| 4.1 战前至1950年代的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 |
| 4.1.1 战前的女性劳动及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 |
| 4.1.2 战后至1950年代的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 |
| 4.2 1960年代至1970年代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及相应的社会结构 |
| 4.2.1 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 |
| 4.2.2 1960年代至1970年代女性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的社会结构 |
| 4.3 1980年代至2000年代的女性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及相应的社会结构 |
| 4.3.1 1980年代至2000年代的女性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 |
| 4.3.2 1980年代至2000年代女性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的社会结构 |
| 4.4 2010年至2019女性年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及相应的社会结构 |
| 4.4.1 2010年至2019年女性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 |
| 4.4.2 2010年至2019年女性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的社会结构 |
| 第5章 战后日本女性的离职时机及相关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1 《SSM调查》中女性结婚、生育离职模式家庭主妇的实证分析 |
| 5.1.1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
| 5.1.2 女性结婚、生育离职模式家庭主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1.3 女性结婚、生育离职后再就职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 《消费生活面板调查》中女性结婚、生育、育儿期离职模式家庭主妇的实证分析 |
| 5.2.1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
| 5.2.2 女性结婚、第1子生育、第1子小学入学离职模式家庭主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3 女性第1子生育、第1子小学入学离职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终章 |
| 1. 本论文的主要结论 |
| 2. 本论文的不足之处与今后的课题 |
| 3. 本论文研究对中国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一 中文文献(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 |
| 二 日文文献(按姓氏五十音图排序) |
| 三 英文文献 |
| 四 政府统计数据 |
| 五 网站资料 |
| 附录 |
| 附录1《SSM调查》数据的调查问卷 |
| 附录2《消费生活面板调查》数据的调查问卷 |
（4）基于契约关系双重治理的PPP项目治理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问题提出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主题 |
| 1.2.1 理论视角下本文研究主题的内在逻辑 |
| 1.2.2 实践视角下本文研究主题的结构体系 |
| 1.3 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内容综述 |
| 1.4.2 各章内容 |
| 1.4.3 逻辑结构 |
| 2 文献综述、基本理论与核心方法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文献综述与基本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1.2 英语文献综述 |
| 2.1.3 中文文献综述 |
| 2.1.4 本节小结 |
| 2.2 基本理论 |
| 2.2.1 PPP模式相关理论 |
| 2.2.2 项目治理相关理论 |
| 2.2.3 项目治理绩效相关理论 |
| 2.2.4 契约治理相关理论 |
| 2.2.5 关系治理相关理论 |
| 2.2.6 五种基础理论在本文研究中的作用分析 |
| 2.3 国内外学者关于上述五种理论的综合运用研究成果及其评述 |
| 2.3.1 关于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关系的研究 |
| 2.3.2 关于PPP项目、项目治理与项目绩效关系的复合研究 |
| 2.3.3 国内外学者关于上述五种理论的综合运用研究成果评述 |
| 2.4 方法说明 |
| 2.4.1 结构方程模型方法 |
| 2.4.2 调查问卷方法 |
| 2.4.3 两种方法在本文学术研究中的作用分析 |
| 2.5 本章小结 |
| 3 理论分析与体系设计 |
| 3.1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理论分析 |
| 3.1.1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内涵 |
| 3.1.2 本文关于PPP项目绩效的理论分析 |
| 3.2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指标构建方法 |
| 3.2.1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维度 |
| 3.2.2 项目治理绩效指标提取方法 |
| 3.3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各阶段项目治理绩效指标 |
| 3.3.1 前期项目治理绩效指标分析 |
| 3.3.2 中期项目治理绩效指标分析 |
| 3.3.3 后期项目治理绩效指标分析 |
| 3.4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指标体系及其意义 |
| 3.4.1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指标体系 |
| 3.4.2 这一指标体系对PPP项目持续发展的意义 |
| 3.5 本章研究内容与后续两章研究内容的关系 |
| 3.5.1 本章研究方式对后续两章研究方式的启发 |
| 3.5.2 本章研究成果是后续两章研究的前提 |
| 3.6 本章小结 |
| 4 契约治理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 |
| 4.1 契约治理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中应用 |
| 4.1.1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契约治理机制 |
| 4.1.2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契约治理维度 |
| 4.1.3 契约治理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关系 |
| 4.2 基于契约治理的PPP项目治理绩效变量模型 |
| 4.3 基于契约治理的PPP项目治理绩效分析的具体假设 |
| 4.3.1 缔约全面性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 |
| 4.3.2 变更合理性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 |
| 4.3.3 履约规范性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 |
| 4.3.4 契约治理内部关系分析 |
| 4.3.5 综合分析 |
| 4.4 契约治理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绩效实证分析 |
| 4.4.1 契约治理二级指标筛选 |
| 4.4.2 数据搜集 |
| 4.4.3 信度与效度检验 |
| 4.4.4 理论模型检验 |
| 4.4.5 实证结果讨论 |
| 4.5 本章小结 |
| 5 关系治理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 |
| 5.1 关系治理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中应用 |
| 5.1.1 关系治理功能 |
| 5.1.2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关系治理维度 |
| 5.1.3 关系治理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关系 |
| 5.2 基于关系治理的PPP项目治理绩效变量模型 |
| 5.3 基于关系治理的PPP项目治理绩效分析的具体假设 |
| 5.3.1 双方彼此信任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 |
| 5.3.2 双方有效沟通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 |
| 5.3.3 双方通力合作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 |
| 5.3.4 关系治理内部关系分析 |
| 5.3.5 综合分析 |
| 5.4 关系治理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绩效实证分析 |
| 5.4.1 关系治理二级指标筛选 |
| 5.4.2 数据搜集与处理 |
| 5.4.3 信度与效度检验 |
| 5.4.4 理论模型的检验 |
| 5.4.5 实证结果的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6 双重治理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 |
| 6.1 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2者关系的理论分析 |
| 6.2 契约关系双重治理在中国实施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
| 6.2.1 契约关系双重治理在中国PPP项目中实施的必然性 |
| 6.2.2 契约关系双重治理在中国PPP项目中实施的可行性 |
| 6.3 基于双重治理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 |
| 6.3.1 实证相关事项说明 |
| 6.3.2 双重治理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变量汇总 |
| 6.3.3 双重治理的基本假设 |
| 6.3.4 双重治理内部关系分析 |
| 6.3.5 本章假设汇总 |
| 6.4 双重治理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绩效实证分析 |
| 6.4.1 理论模型的检验 |
| 6.4.2 实证结果的讨论 |
| 6.5 本章小结 |
| 7 案例分析 |
| 7.1 案例概况 |
| 7.1.1 项目基本信息 |
| 7.1.2 项目前期工作情况 |
| 7.2 案例契约治理分析 |
| 7.2.1 相关各方在契约谈判中的主要冲突和分歧 |
| 7.2.2 DDX项目的缔约全面性 |
| 7.2.3 DDX项目的契约的变更合理性 |
| 7.2.4 DDX项目的履约规范性 |
| 7.3 案例关系治理分析 |
| 7.3.1 DDX项目双方彼此的信任 |
| 7.3.2 DDX项目双方有效的沟通 |
| 7.3.3 DDX项目双方通力的合作 |
| 7.4 案例项目双重治理分析 |
| 7.4.1 案例项目双重治理的必然性 |
| 7.4.2 案例项目双重治理的合理性 |
| 7.4.3 案例项目双重治理的成功经验 |
| 7.5 案例项目治理绩效分析 |
| 7.5.1 DDX项目的经济效益绩效 |
| 7.5.2 DDX项目的时间效率绩效 |
| 7.5.3 DDX项目的功能成果绩效 |
| 7.6 基于案例的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两者关系进一步分析 |
| 7.6.1 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这两种治理的不可或缺性 |
| 7.6.2 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这两种治理的相互促进性 |
| 7.6.3 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这两种治理的潜在冲突性 |
| 7.6.4 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这两种治理关系的动态变化 |
| 7.7 本章小结 |
| 8 对策与建议 |
| 8.1 总体思路 |
| 8.1.1 总体思路有效性的问卷证明 |
| 8.1.2 总体思路有效性的简要理论分析 |
| 8.2 完善PPP项目治理模式的对策 |
| 8.2.1 提升PPP项目契约治理水平的对策 |
| 8.2.2 提升PPP项目关系治理水平的对策 |
| 8.2.3 综合运用两种PPP项目治理模式的对策 |
| 8.3 完善PPP项目治理模式的建议 |
| 8.3.1 完善PPP项目契约治理机制的建议 |
| 8.3.2 完善PPP项目关系治理机制的建议 |
| 8.3.3 综合运用两种PPP项目治理模式的建议 |
| 8.4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展望 |
| 9.1 本文结论与主要创新 |
| 9.1.1 本文结论 |
| 9.1.2 主要创新 |
| 9.2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9.2.1 研究局限 |
| 9.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调查问卷 |
| 附录B 调查问卷部分内容反馈 |
| 附录C DDX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目录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控制和信任对公共项目绩效改善的影响研究 ——社会交换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公共项目建设大型与复杂化趋势凸显核心契约主体协作的重要 |
| 1.1.2 公共项目组织间协作研究忽略了交易双方互动的社会交换特征 |
| 1.1.3 以嵌入社会交换规范为传导的公共项目绩效改善路径有待揭示 |
| 1.2 研究问题 |
| 1.2.1 研究对象的确定 |
| 1.2.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技术路线与研究内容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项目治理中组织间控制与信任的研究综述 |
| 2.1.1 项目治理中组织间控制的解析 |
| 2.1.2 项目治理中组织间信任的解析 |
| 2.1.3 控制与信任之间的交互影响 |
| 2.1.4 控制与信任促进组织间协作的路径 |
| 2.2 公共项目绩效的研究综述 |
| 2.2.1 公共项目绩效的内涵 |
| 2.2.2 公共项目绩效的测量 |
| 2.3 社会交换理论的研究综述 |
| 2.3.1 社会交换在建设项目领域的适用性 |
| 2.3.2 社会交换规范的构念及测量 |
| 2.4 文献评述及启示 |
| 第三章 控制和信任对公共项目绩效改善影响的假设与模型 |
| 3.1 研究假设 |
| 3.1.1 组织间控制与公共项目绩效的关系假设 |
| 3.1.2 组织间信任与公共项目绩效的关系假设 |
| 3.1.3 组织间控制与社会交换规范的关系假设 |
| 3.1.4 组织间信任与社会交换规范的关系假设 |
| 3.1.5 社会交换规范与公共项目绩效的关系假设 |
| 3.2 理论模型的构建 |
| 第四章 量表开发与问卷设计 |
| 4.1 量表的设计及初始量表的确定 |
| 4.1.1 组织间控制的量表设计 |
| 4.1.2 组织间信任的量表设计 |
| 4.1.3 社会交换规范的量表设计 |
| 4.1.4 公共项目绩效的量表设计 |
| 4.2 研究方法 |
| 4.2.1 问卷设计及数据收集 |
| 4.2.2 数据分析方法 |
| 4.3 小样本预检验与量表修正 |
| 4.3.1 小样本预检验的程序与标准 |
| 4.3.2 小样本量表调查与检验 |
| 第五章 控制和信任对公共项目绩效改善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大样本数据的收集与描述 |
| 5.1.1 数据获取 |
| 5.1.2 样本描述 |
| 5.1.3 数据描述 |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3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3.1 反应型测量模型检验 |
| 5.3.2 形成型测量模型检验 |
| 5.4 假设检验与路径分析 |
| 5.4.1 模型建立与拟合分析 |
| 5.4.2 潜变量路径系数分析 |
| 5.4.3 中介效应检验 |
| 5.5 研究结果与讨论 |
| 5.5.1 研究结果 |
| 5.5.2 结果讨论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贡献 |
| 6.3 管理启示 |
| 6.4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控制和信任对公共项目绩效改善的影响——社会交换视角的研究调查问卷 |
| 发表论文和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6）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市场化准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目的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2 研究内容及概念定义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市场化准量概念界定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点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基础设施项目融资 |
| 2.1.2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PPP模式研究 |
| 2.1.3 债务融资和资本结构研究 |
| 2.1.4 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融资结构研究 |
| 2.2 文献评述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市场化的现状及要素分析 |
| 3.1 PPP的国际经验和中国现状 |
| 3.1.1 PPP的国际经验 |
| 3.1.2 中国PPP发展现状 |
| 3.1.3 中国PPP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2 城市轨道交通PPP发展现状 |
| 3.2.1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现状 |
| 3.2.2 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的实施流程及模式 |
| 3.2.3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PPP发展中的特殊问题 |
| 3.3 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市场化的影响因素甄别与分析 |
| 3.3.1 主要影响因素甄别 |
| 3.3.2 影响因素分析 |
| 3.3.3 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参与主体动因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市场化准量模型构建 |
| 4.1 市场化准量模型推导逻辑 |
| 4.1.1 城市轨道交通的经济属性 |
| 4.1.2 社会资本方投资回报要求曲线 |
| 4.1.3 政府方引入社会资本的回报供给曲线 |
| 4.2 市场化准量模型 |
| 4.2.1 市场化准量基本曲线 |
| 4.2.2 市场化准量模型参变量 |
| 4.2.3 市场化准量标准模型 |
| 4.3 市场化准量异化模型 |
| 4.3.1 政府方让渡收益模型 |
| 4.3.2 政府方索取收益模型 |
| 4.3.3 不同市场化准量模型的对比分析 |
| 4.4 市场化准量关键影响因素变动分析 |
| 4.4.1 社会资本方的生产效率变动对市场化准量的影响分析 |
| 4.4.2 负债结构变动对市场化准量的影响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城市轨道交通市场化准量动态分析 |
| 5.1 引入社会资本对项目生产效率的影响分析 |
| 5.1.1 建设成本效率变动的分析 |
| 5.1.2 运营成本效率变动的分析 |
| 5.1.3 运营收入效率变动的分析 |
| 5.2 项目负债结构变动对市场化准量的影响趋势分析 |
| 5.2.1 项目负债结构变动的基本分析 |
| 5.2.2 税盾效应和债务破产风险成本的影响分析 |
| 5.2.3 负债结构变化对异化模型带来的变动影响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城市轨道交通市场化准量案例实证分析 |
| 6.1 标准情况——某市新机场轨道线项目 |
| 6.1.1 测算说明 |
| 6.1.2 财务测算条件 |
| 6.1.3 假设条件 |
| 6.1.4 测算结果 |
| 6.1.5 动态分析检验 |
| 6.2 政府方让渡收益的情况——S市1 号线项目 |
| 6.2.1 合作模式 |
| 6.2.2 边界条件 |
| 6.2.3 财务测算条件 |
| 6.2.4 测算结果 |
| 6.3 政府方索取收益的情况——W市2 号线项目 |
| 6.3.1 合作模式 |
| 6.3.2 财务测算条件 |
| 6.3.3 测算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论文的主要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7）林区村级治理能力减贫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贫困的相关研究 |
| 1.3.2 村级治理相关研究 |
| 1.3.3 村级治理能力与农村贫困 |
| 1.3.4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数据来源 |
| 1.6 技术路线 |
| 1.7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分析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贫困 |
| 2.1.2 村级治理能力 |
| 2.1.3 林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贫困陷阱理论 |
| 2.2.2 内源发展理论 |
| 2.2.3 治理理论 |
| 2.3 村级治理能力减贫机制理论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农村贫困现状与减贫效果 |
| 3.1 农村贫困分布与贫困聚集特征 |
| 3.1.1 农村贫困人口分布特征 |
| 3.1.2 农村贫困人口集聚特征 |
| 3.2 样本数据描述性分析 |
| 3.3 样本区域贫困特征 |
| 3.3.1 分地区的贫困特征对比 |
| 3.3.2 林区与非林区的贫困特征对比 |
| 3.4 样本区域参与扶贫项目状况 |
| 3.4.1 分地区村庄参与扶贫项目状况 |
| 3.4.2 林区与非林区村庄参与扶贫项目状况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村级治理能力的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
| 4.1 村级治理能力的度量 |
| 4.1.1 指标选取 |
| 4.1.2 权重赋值 |
| 4.1.3 综合指数测算 |
| 4.2 村级治理能力特征分析 |
| 4.2.1 村级治理能力区域差异分析 |
| 4.2.2 村级治理能力林区与非林区间差异 |
| 4.3 村级治理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3.2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4.3.3 村级治理能力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村级治理能力减贫效应分析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理论分析 |
| 5.2.2 研究假设 |
| 5.3 模型构建及变量选取 |
| 5.3.1 模型构建 |
| 5.3.2 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 村级治理能力减贫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分析 |
| 5.4.2 林区村级治理能力减贫效应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村级治理能力减贫路径分析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理论分析 |
| 6.2.2 研究假说 |
| 6.3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变量说明 |
| 6.4 村级治理能力减贫路径的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模型整体拟合度分析 |
| 6.4.2 村级治理能力减贫路径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6.4.3 林区与非林区村级治理能力减贫路径结果对比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2.1 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提升村级组织治理能力 |
| 7.2.2 保障村级组织治理资源,调动村级组织减贫动力 |
| 7.2.3 明确基层项目目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
| 7.2.4 提高村级组织发展经济能力,激活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 |
| 7.2.5 明确村干部公共服务供给责任,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水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村庄情况调查问卷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社交软件用户的社交依恋影响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实践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2.1 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
| 1.2.2 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实践意义 |
| 1.3.2 理论意义 |
| 1.4 创新点与研究方法 |
| 1.4.1 创新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结构与技术路线 |
| 1.5.1 论文结构 |
| 1.5.2 技术路线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依恋理论 |
| 2.1.1 依恋理论的起源与提出 |
| 2.1.2 依恋理论的发展过程 |
| 2.1.3 依恋理论的内部运作模式 |
| 2.1.4 依恋理论的拓展与应用 |
| 2.2 感知价值理论 |
| 2.2.1 感知价值的界定及其发展 |
| 2.2.2 感知价值的多维度概念与测量 |
| 2.2.3 社交软件使用情境下的感知价值 |
| 2.3 社交依恋 |
| 2.3.1 社交依恋概念的界定 |
| 2.3.2 社交依恋的相关研究 |
| 2.4 社会临场感 |
| 2.4.1 社会临场感概念的界定 |
| 2.4.2 社会临场感的相关研究 |
| 2.5 隐私关注 |
| 2.5.1 隐私关注的概念 |
| 2.5.2 隐私关注的相关研究 |
| 2.6 本章小结 |
| 3 社交依恋多维度量表开发 |
| 3.1 量表开发的理论依据 |
| 3.1.1 成人依恋及其测量方法 |
| 3.1.2 地方依恋及其测量方法 |
| 3.1.3 品牌依恋及其测量方法 |
| 3.2 社交依恋量表的开发过程 |
| 3.3 社交依恋量表的实证检验 |
| 3.4 本章小结 |
| 4 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
| 4.1 模型构建 |
| 4.2 社交依恋对持续使用意愿的预测作用 |
| 4.2.1 社交依恋对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 |
| 4.2.2 忠诚度对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 |
| 4.2.3 社交依恋对忠诚度的影响 |
| 4.2.4 忠诚度的中介作用 |
| 4.2.5 社会临场感的调节作用 |
| 4.3 感知价值对社交依恋的影响作用 |
| 4.3.1 感知价值对社交依恋的影响 |
| 4.3.2 归属感对社交依恋的影响 |
| 4.3.3 感知价值对归属感的影响 |
| 4.3.4 归属感的中介作用 |
| 4.3.5 隐私关注的调节作用 |
| 4.4 本章小结 |
| 5 研究设计与预调研 |
| 5.1 研究程序与样本 |
| 5.2 变量测量 |
| 5.3 研究资料的分析方法 |
| 5.4 预调研 |
| 5.4.1 预调研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
| 5.4.2 信度分析 |
| 5.4.3 效度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数据分析 |
| 6.1 数据收集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2 社交依恋对持续使用意愿预测的数据分析 |
| 6.2.1 共同方法偏差 |
| 6.2.2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6.2.3 区分效度 |
| 6.2.4 模型拟合度 |
| 6.2.5 回归系数 |
| 6.2.6 中介作用分析 |
| 6.2.7 调节作用检验 |
| 6.3 感知价值对社交依恋影响的数据分析 |
| 6.3.1 共同方法偏差 |
| 6.3.2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6.3.3 区分效度 |
| 6.3.4 模型拟合度 |
| 6.3.5 回归系数 |
| 6.3.6 中介作用分析 |
| 6.3.7 调节作用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开发了社交软件用户的社交依恋量表 |
| 7.1.2 揭示了社交依恋对持续使用意愿的预测作用 |
| 7.1.3 检验了感知价值对社交依恋的影响作用 |
| 7.2 理论贡献 |
| 7.3 实践启示 |
| 7.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访谈提纲 |
| 附录B 社交依恋量表的学术研究问卷 |
| 附录C 社交依恋预调研的学术研究问卷 |
| 附录D 社交依恋与持续使用行为关系研究的学术问卷 |
| 附录E 感知价值与社交依恋关系研究的学术问卷(第一次) |
| 附录F 感知价值与社交依恋关系研究的学术问卷(第二次) |
| 索引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流空间视角下人力资本促进创新的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创新驱动背景下人才的重要性凸显 |
| 1.1.2 创新人才投入持续增加以及创新能力偏低并存 |
| 1.1.3 创新人才在网络上以流空间形态聚集参与创新 |
| 1.2 研究问题与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3.1 流空间组织和流动空间 |
| 1.3.2 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结构 |
| 1.3.3 人力资本集聚效应 |
| 1.3.4 创新效率 |
| 1.4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流空间理论 |
| 2.1.2 创新理论 |
| 2.1.3 人力资本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人力资本投入与创新产出比例失衡的“索洛悖论” |
| 2.2.2 传统研究对创新投入领域“索洛悖论”的解释 |
| 2.2.3 信息技术对人力资本与创新影响的主流研究 |
| 2.2.4 流空间理论对人力资本及其创新活动的关注 |
| 2.3 文献评述与本文研究方向 |
| 3 流空间视角下人力资本促进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
| 3.1 工业时代人力资本促进创新的原始机制 |
| 3.1.1 人力资本地理空间集聚形成创新规模效应 |
| 3.1.2 人力资本以单一分工形式参与创新 |
| 3.1.3 跨区域创新合作有限并面临成本约束 |
| 3.1.4 专业科学家群体形成创新主体垄断 |
| 3.2 信息技术冲击下人力资本促进创新的机制变动 |
| 3.2.1 营造新空间弥补地理集聚的成本局限 |
| 3.2.2 细化分工提升人力资本专业化水平 |
| 3.2.3 技术进步颠覆人力资本传统协作成本 |
| 3.2.4 广域知识溢出促使人力资本池扩张 |
| 3.3 流空间视角下人力资本促进创新的新机制 |
| 3.3.1 集聚层面:人力资本结成流空间组织集聚创新 |
| 3.3.2 传导层面:组织内人力资本传递创新价值 |
| 3.3.3 约束层面:信息人力资本及设施制约组织创新效率 |
| 3.3.4 发展层面:人力资本依托组织实现创新主体拓展 |
| 3.4 小结 |
| 4 流空间下人力资本集聚参与创新的形态与特征 |
| 4.1 大数据视角下创新人力资本在信息时代的集聚概况 |
| 4.2 信息时代人力资本集聚结成流空间组织的现实形态 |
| 4.2.1 学习交流型流空间 |
| 4.2.2 任务协作型流空间 |
| 4.2.3 任务发布型流空间 |
| 4.2.4 全民参与型流空间 |
| 4.2.5 伴生反馈型流空间 |
| 4.3 信息时代人力资本集聚结成流空间组织的具体特征 |
| 4.3.1 建设与管理的自动化模式成型 |
| 4.3.2 即时与延时沟通能力明显强化 |
| 4.3.3 线上组织与线下组织同步发展 |
| 4.4 信息时代人力资本集聚结成流空间组织对创新的影响 |
| 4.4.1 由“孤岛”建设走向主动联结 |
| 4.4.2 由任务服务到空间场景构建 |
| 4.4.3 由虚拟现实并行到融合发展 |
| 4.5 小结 |
| 5 流空间下人力资本传递创新价值的功能分析 |
| 5.1 创新传导机制中的异质性人力资本内涵及对创新的影响 |
| 5.2 异质性人力资本传导创新价值的实证验证 |
| 5.2.1 近年来信息人力资本等与创新增长的趋势 |
| 5.2.2 变量解释、数据来源和统计性描述 |
| 5.2.3 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人力资本与创新关系验证 |
| 5.2.4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异质性人力资本传导创新价值的效率分析 |
| 5.3.1 考虑人力资本异质性的随机前沿模型建构 |
| 5.3.2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5.3.3 基于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的人力资本传导效率分析 |
| 5.3.4 区分创新活动性质的人力资本创新效率分析 |
| 5.3.5 区分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创新效率分析 |
| 5.4 小结 |
| 6 流空间下人力资本推进创新的条件约束 |
| 6.1 信息人力资本对流空间组织及创新活动的特殊约束作用 |
| 6.2 信息人力资本门槛约束效应的实证检验 |
| 6.2.1 以信息人力资本为创新门槛的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6.2.2 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 |
| 6.2.3 区分东中西部地区的信息人力资本门槛约束作用对比 |
| 6.2.4 基于信息基础设施的门槛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6.3 小结 |
| 7 流空间下人力资本拓展创新的演化趋势 |
| 7.1 信息时代创新人力资本主体拓展的现实情况 |
| 7.1.1 专业创新者与非专业者界限模糊 |
| 7.1.2 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界限模糊 |
| 7.1.3 消费者与投资者之间界限模糊 |
| 7.2 创新人力资本主体拓展的具体成因以及对创新的影响 |
| 7.2.1 适宜载体构建起虚拟集聚空间 |
| 7.2.2 多节点覆盖提升创新流动效率 |
| 7.2.3 跨节点连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 |
| 7.2.4 虚拟文化培育降低创新心理成本 |
| 7.3 国内外以人力资本主体拓展促进创新的具体经验 |
| 7.3.1 打造高影响力开放平台载体 |
| 7.3.2 围绕创新阶段对接配套平台 |
| 7.3.3 强化跨平台接入的兼容能力 |
| 7.3.4 推进政府项目及业余者计划 |
| 7.4 我国以人力资本主体拓展促进创新的策略选择 |
| 7.4.1 按“多主体-阶段化”思维建设开放平台 |
| 7.4.2 凭借现实平台优势打造完整众创生态 |
| 7.4.3 以制度与标准化建设保障跨平台融入 |
| 7.4.4 引创新文化与市场激励推广大众创新 |
| 7.5 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基础数据表 |
| 表A-1 2003-2016 年分省科技经费内部支出 |
| 表A-2 2003-2016 年研究与发展人员全时当量 |
| 表A-3 2003-2016 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
| 表A-4 2003-2016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
| 表A-5 2003-2016 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从业人员 |
| 表A-6 2003-2016 年金融业从业人员 |
| 表A-7 2003-2016 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 |
| 表A-8 2003-2016 年居民服务业从业人员 |
| 表A-9 2003-2016 年住宿和餐饮业从业人员 |
| 表A-10 2003-2016 年国内专利受理数量 |
| 表A-11 2003-2016 年国内专利授权数量 |
| 表A-12 2003-2016 年新产品产值 |
| 表A-13 2003-2016 年技术市场成交额 |
| 附录B 计算所得数据 |
| 表B-1 2003-2016 年人力资本存量 |
| 表B-2 2003-2016 年企业家数量 |
| 表B-3 2003-2016 年国外收录中国论文数量 |
| 附录C 数据采集命令 |
| 索引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10）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与意义 |
| (一)选题依据 |
| (二)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城市社区治理的理论视角 |
| (二)城市社区治理的理念原则 |
| (三)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证分析 |
| (四)城市社区治理的权力问题 |
| (五)跨部门协同与城市社区治理 |
| (六)对既有研究的述评 |
| 三、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个案研究法 |
| (三)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 |
| 四、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可能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构建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城市 |
| (二)社区与城市社区 |
| (三)城市社区治理 |
| (四)跨部门协同 |
| 二、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 |
| (一)政党适应性理论 |
| (二)跨部门协同理论 |
| (三)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 |
| (四)资源依赖理论 |
| 三、分析框架:一个结构和过程的分析框架 |
| (一)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结构 |
| (二)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过程 |
| (三)结构与过程的关系 |
| 第二章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历史发展 |
| 一、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历史发展的结构层面 |
| (一)空间结构:从封闭式治理走向开放式治理 |
| (二)组织结构:从党社一体化走向“一核多元” |
| (三)制度结构:从非正式制度走向正式制度为主、非正式制度为辅 |
| 二、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历史发展的过程层面 |
| (一)从指令式治理走向协商治理 |
| (二)从政党全能型治理到党建引领型治理 |
| (三)从管理式治理到服务式治理 |
| 三、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历史发展的“体用”机制 |
| (一)常规机制为体:党政的科层化运作 |
| (二)辅助机制为用:小组机制、外包机制、竞赛机制、项目机制、运动式治理机制 |
| 第三章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的意义、逻辑及类型 |
| 一、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意义 |
| (一)有助于推动公共服务的再生产 |
| (二)有助于克服社区治理的碎片化 |
| (三)有助于应对棘手问题的复杂性 |
| (四)有助于提高部门能力的进阶性 |
| 二、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逻辑 |
| (一)政党整合的逻辑: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
| (二)社会吸纳的逻辑: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 |
| (三)空间再造的逻辑:再造新的治理单元 |
| (四)技术支撑的逻辑:运用各种治理技术作为辅助 |
| 三、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类型 |
| 第四章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问题分析 |
| 一、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问题分析:结构层面 |
| (一)权力配置的行政化:行政主导下的治理错位 |
| (二)空间设定的管控性:刚性空间下的弹性不足 |
| (三)组织体系的碎片化:条块分割下的合力不足 |
| (四)制度建设的滞后性:治理情境下的规范不足 |
| (五)治理环境的不适应:治理调适下的相对滞后 |
| 二、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问题分析:过程层面 |
| (一)治理重心下移过程中的责任转移 |
| (二)社区协商议事过程中的保障不足 |
| (三)府际行政发包过程中的基层失范 |
| (四)外包服务探索过程中的行政主导 |
| (五)治理技术应用过程中的流于形式 |
| 第五章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案例分析 |
| 一、研究设计:案例选择与资料来源 |
| (一)案例选择:北京、上海、杭州 |
| (二)资料来源:实地调研与网络搜集 |
| 二、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典型案例 |
| (一)案例一:北京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 |
| (二)案例二:上海的“基本单元管理” |
| (三)案例三:杭州的“上城经验” |
| 三、案例总结: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经验启示 |
| (一)党建引领 |
| (二)政府负责 |
| (三)社会协同 |
| (四)技术支撑 |
| 第六章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实践路径 |
| 一、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实践路径:结构层面 |
| (一)优化权力配置,推动城市社区赋权增能 |
| (二)推动空间治理,提高城市社区治理弹性 |
| (三)弥补组织缝隙,探索条块协同保障机制 |
| (四)完善制度体系,确保治理体系规范运作 |
| (五)保持治理调适,适应动态化的治理环境 |
| 二、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实践路径:过程层面 |
| (一)厘清纵向行政链条的责任分配 |
| (二)保障社区协商议事的规范开展 |
| (三)加强府际行政发包的过程规制 |
| (四)优化外包服务中的政企社合作 |
| (五)推动线上治理与线下治理融合 |
| 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再思考 |
| 一、结论: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框架解释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 |
| 二、进一步讨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再思考 |
| (一)认真对待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理论研究 |
| (二)认真对待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实践研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校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交通中社会角色行为的实证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空间视阈下当代中国历史街区的文化建构[D]. 王智洋. 南京艺术学院, 2021(01)
- [2]女性社会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5年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D]. 汤文卿.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3]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研究[D]. 李金凤.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4]基于契约关系双重治理的PPP项目治理绩效研究[D]. 孙玉国.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6)
- [5]控制和信任对公共项目绩效改善的影响研究 ——社会交换视角[D]. 程帆. 天津理工大学, 2021(09)
- [6]城市轨道交通PPP项目市场化准量研究[D]. 郝伟亚.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2)
- [7]林区村级治理能力减贫机制研究[D]. 李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
- [8]社交软件用户的社交依恋影响机理研究[D]. 杨茂盛.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9]流空间视角下人力资本促进创新的机制研究[D]. 李伟.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3)
- [10]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研究[D]. 谢琦.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