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城银行对民族工业的放款与投资(1917-1937)（论文文献综述）
鹿裳慈[1]（2021）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金城银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1949-1952）》文中研究表明创立于1917年的金城银行是民国时期重要的私营银行之一,也是民族资本金融业的典型代表。建国前金城银行的发展经历了由创立到迅速发展再到逐渐衰退的历程。当时,因国民政府推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的影响,上海市金融环境混乱不堪,金城银行业务极度萎缩,面临着艰难的生存状况。时任金城银行董事长的周作民看到了国民政府利己的本质后,对国民政府强迫交出私人及金城银行的外汇的行为颇为不满,最终离开上海前往了香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从我国国情出发,对当时符合社会发展的私营银行业给予充分重视,对解放前由上海前往香港的金融界头面人物,给予思想上的关心、政策上的支持与困境中的帮助,金城银行及其创始人周作民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周作民作为老一辈民族金融家中能够第一个返回大陆,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是非常难得的,他为促进金城银行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贡献了力量,这是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政策上、行动中运用灵活多样的改造方法的体现。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金城银行积极进行调适,执行政府的金融政策,遵令登记和增资,改变业务经营方向,并采取了其他有效措施,实现了对自身的初步整顿。“二六轰炸”后,面对新的不利状况,金城银行率先申请公股董事参加领导,继而组织“北五行”联营联管,加入到“北五行”联合总管理处,加快了私营金融业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到了1952年底,金城银行加入到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当中,标志着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由此,结束了它三十五年的历史角色。对金城银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总体是利大于弊的。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改造理论和政策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促进了我国私营金融业的改造与社会经济发展,间接影响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新了多种改造方式;另一方面,改造未能对该行原有的经验加以利用,也从侧面反映出国家对私营金融业的严格管控,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陈晓睿[2]（2020）在《金城银行与北洋军阀的关系研究（1917-1927）》文中研究说明民国初年,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我国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推动了银行业的产生和发展,近代银行业的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北四行”之一的金城银行就是在此背景下而成立的。本文将1917-1927年间金城银行与北洋军阀之间的关系作为文章的研究重点,试图从金城银行的股权变化及业务往来这两个角度揭示1917-1927年间金城银行与北洋军阀的政企关系。论文的第一章介绍金城银行成立的军阀背景。金城银行成立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大批军阀和官僚纷纷投资新式工商业,金城银行的成立与皖系军阀密不可分,也与当时的银行政策和交通银行的帮助有着一定的联系。第二章则阐述金城银行与北洋军阀的股权之争。由于受政治环境的影响,银行的发展存在不安全性,银行为了规避与军阀官僚交往过密带来的风险,金城银行通过稀释北洋军阀的股东股权,扩大投资人类别,与北洋军阀股东争夺银行的控制权等行为,拉开与军阀官僚之间的距离,避免银行卷入政治风波。第三章介绍金城银行1917-1927年间业务发展状况。金城银行在成立之初与北洋军阀关系密切,与之相应的银行的存款、放款业务等基本都是围绕军阀和官僚展开的。随着政权的变迁,金城银行为了更好地谋生存,开始拓宽业务领域,银行业务稳步提升,金城银行逐渐脱离北洋军阀的掌控。论文最后一章总结分析1917-1927年这十年间北洋军阀对金城银行的影响以及二者关系的启示。一方面金城银行通过军阀的扶持站稳脚跟,奠定基业,促进近代金融的发展和推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由于军阀自身的局限性和落后性影响了银行的正常发展。在1917-1927年间,金城银行首先拉拢依附北洋军阀,使得银行在发展中获取资金、地位的便利,但由于北洋军阀存在的不确定性、封建性等因素,金城银行为了确保发展稳定,逐渐疏远北洋军阀,脱离北洋军阀的掌控。
尚雪松[3]（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私营银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 ——以金城银行为例》文中认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为了尽快的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立新的社会经济体制,国家决定首先对具有特殊地位的金融领域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改造。近代私营银行业在长期的战乱和社会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发展面临十分困难的处境。为了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为自身发展谋得出路,大多数私营银行都积极的参与到了改造过程当中。金城银行作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私营银行,在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历史发展舞台上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本文通过研究以金城银行为例的私营银行业在参与改造过程当中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当时整个私营银行业的改造过程,最后对改造的完成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合理有效的建议和启示。全文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国内外关于对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现状,阐明了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二部分,简要的介绍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包括本文所论述的金城银行在内的银行业在中国发展的基本情况,主要是为解释国家率先提出对私营金融业改造的原因:一方面,国家考虑到到资金融通在一个国家经济的运转当中具有重要作用,需要把对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优先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进行,首先展开对金融行业的一系列整治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尽快的恢复发展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建立起新的金融体系的内在要求。第三部分,主要对国家私营金融业改造的具体发展阶段的过程进行叙述,笔者把金融业的改造过程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家通过颁布法律法规来加强对私营银行业的整顿和管理,通过限定银行的业务范围,打击投机活动,来使银行增资验资,满足资本额的经营要求。第二阶段,通过引导资金投放,来转变银行的业务经营,促进私营行庄之间开展联营联管,建立起具有引导作用的公私合营银行领导私营行庄跟进国家经济发展,增强业务经营发展能力。第三阶段,通过开展在金融业方面的“五反”运动,暴露出了在对私营金融业的整顿当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第四阶段,即实行对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来实现金融市场从无序到规范,同时也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四部分,通过以金城银行为具体的改造对象,从经营的投资方向,所有制结构以及人员的改造几个主要的方面来详细的介绍金城银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参与金融业改造工作当中自身所经历的改造过程。在国家出台相应的政策法令后,金城银行也积极响应政府政策的号召,不断的调整自身发展的战略,随着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自设资本到积极配合国家金融政策增设资本,从私营到申请公股,从组织参与联营联管到成为公私合营银行,金城银行参与了整个私营金融业的改造过程。直到1952年12月,金城银行参加了全国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与其他的公私合营银行和私营行庄合并组成了一个统一的银行,共同为加强国家的金融体系做好服务。第五部分,主要通过私营金融业改造进行评价,改造的完成建立了社会主义金融体系,丰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经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同时也遗留了一些问题,通过对改造的积极和消极方面进行客观的评价,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的发展提供经验和启示。第六部分,是对私营银行业社会主义的改造进行的总结,只有正确认识改造过程的成绩和缺陷,在社会长远发展的过程中,结合好中国的实际国情,加强宏观调控,循序渐进,充分利用、吸收好改造发展过程中的丰富经验,进而更好的为国家的经济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周辰[4]（2020）在《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文中提出近代中国城市格局体系的演变,由不同城市的发展路径所决定。近代中国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被动卷入世界市场体系,原有的社会秩序亦遭受冲击。经济因素逐步取代政治、军事因素成为推动城市近代转型的根本动力,形成了政治城市衰落、经济城市崛起的格局体系。保定作为直隶省城,是一座地处京畿腹地的内陆城市,近代以前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近代以来发展相对落后。保定依靠行政力量开启了近代化转型的历程,城市经济的发展并非内在需求的产物,而是政治权力推动的结果,其变革属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属于行政导向型发展路径,在我国近代城市转型中具有典型意义。近代以前的保定,因军事而兴起、因政治而显赫,成长路径符合我国传统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政治、军事优先发展。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亦强化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由北宋时期边境的军镇发展为清代直隶首府。保定的经济功能主要为政治、军事功能提供服务,属于权力控制型经济,商品经济成长动力不足,对外贸易能力有限,经济结构畸形。近代保定在官方的强力推动下开启了近代转型的道路,国家的宏观政策以及官员、军阀的个人权威是推动城市变革的主要力量,保定的经济延续着依附军事政治的传统。保定在社会变革中呈现出“绝对发展”与“相对衰落”并存的特点,城市在工业、金融业、交通与通讯、商业等领域具备了早期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新兴经济城市相比,保定经济成长的动力不足,发展相对缓慢。近代保定区域市场在传统政治力量与近代经济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迅速成长,通过分析商人结构、商品进出口结构以及市场体系网络结构,可以窥见其并未成长为经济类型的城市,仍然是消费功能为主的传统政治军事城市。保定市场在近代呈现出“先扬后抑”的演变过程,商业腹地因天津经济地位的擢升与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而空前扩大,亦因交通枢纽的丧失而有所削弱。保定城市地位由政治功能决定,经济功能依附于政治功能,城市区域地位与行政地位紧密相连。近代以来,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保定市场地位有所提升,经济功能的不足弱化城市的政治功能,其区域中心位置被天津所取代。商会组织是保定近代商业转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官方与民众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以国家行政推动为主要动力。官方与商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权威、中央集权程度,其互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在国家权威相对薄弱时期,官方借助商会等民间力量维持统治秩序,双方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契约”关系,商会广泛参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官方起到了制衡作用;当国家集权程度较高时,官方极力压制社会力量,商会沦为了官方的附庸机构,无所作为。保定商会属于行政高度管控的地方性商业组织,其成长路径与城市功能属性密不可分,商会组织的成立与改组、各类重大社会活动的开展均与官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对官方存在较强的依附性。在保定商会与其他商会的互动中,社会属性多而经济属性较少,彰显城市政治地位崇高、经济能力不足的特点。关于保定的成长路径,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权力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行政权力是推动保定城市转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改革避免了保定走向没落的命运;但是官方权力过大也会损害民众的合法权力,抑制区域经济成长的活力。
张茜茜[5]（2019）在《汉口金城银行商业性放款纠纷研究 ——以刘子敬借款为中心（1925-1938）》文中认为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商业银行的蓬勃发展时期,作为调剂社会经济,扶助工商业发展的重要金融机构,近代银行在此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商业银行主要围绕存款、放款及投资三大业务,充分运用社会闲散资金,加速资本的流通速度,不仅巩固了银行自身的实力,而且为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汉口金城银行作为金城银行的重要分支机构之一,从创设之始即秉承总行放款业务的方针与原则,面向工矿企业、商业、个人及军政机关等放款。总的来看,商业性放款一直是汉口金城银行放款业务之大宗。金城银行向来注重资金投放的安全性,始终将放款的稳妥性放在第一位,对各项放款种类、金额及对象的选择严格把关,保持稳健审慎的态度,以求高效、灵活、稳妥地运用资金。尽管如此,在实际操作及后续事态的发展过程中,还是不可避免的遇到欠款难以收回的风险。围绕着债权人（银行）与债务人之间的经济纠纷,也成为了当时社会矛盾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刘子敬作为汉口富商,其名下产业及经营实业均须大量周转资金,银行作为资本流通的中介,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刘子敬借贷的对象。汉口金城银行作为汉市着名的商业银行之一,面对汉市工商业广泛开展放款业务,对刘子敬的放款即为其众多放款对象之一。然而由于刘子敬的破产及突然病逝,导致汉口金城银行多次陷入巨大的债务纠纷之中。在这些债务纠纷当中,不仅涉及抵押品产权的争夺,而且涉及银行与银行之间的债权争夺,众多利益纠葛穿插其中,使纠纷难以调和。在此种情况下,汉口金城银行与债务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司法交涉与诉讼,以期达到维护债权的目的。然而在实际情况中,银行的诉求很难通过司法途径得到满足,诉讼双方最终又回复到以和解的方式调停纠纷。本文以刘子敬借款事件为切入点,通过呈现汉口金城银行历次纠纷案件发展的全过程,阐释该银行在面对风险损失时的应对与处理机制,以此透视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发生债务纠纷的双方处理纠纷的模式以及经济纠纷背后的法律制度现象,进而探讨商事习惯、习俗与法律制度在调停纠纷中的相互作用。
张格[6]（2019）在《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文中指出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遂成为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被日军接管之后,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以此为基础,重庆金融市场成长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对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与金融影响极大,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以及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目前学界对于战时重庆金融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对于战时重庆金融市场则仍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篇论文以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期刊与报纸、各地方志与文史资料为主要史料,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并结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对战时重庆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以求还原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原貌,探索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与特点,分析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财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论述,主要写作思路如下:文章首先解决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中各金融子市场的发展过程、发展原因以及发展结果等方面的问题。重庆开埠之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金融人才的涌现以及金融机构的增加,促使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发展。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不完善、发展不健全且部分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货币市场、内汇市场、证券市场发展迅速,而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相对滞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在普遍的公债投机、公债价格骤跌以及全国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下,最终爆发了公债风潮,而公债风潮又进一步引发重庆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的动荡。为平息公债风潮,国民政府遂开始在重庆金融市场中实施金融统制政策,受此影响,重庆货币市场、内汇市场、票据市场、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均完成了变革。而原来发展相对滞后的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则因为战时需求的增多以及金融投机的刺激而得到极大发展。重庆金融市场通过国民政府的政策干预也逐渐适应了战时状态,该金融市场的相关业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增多,金融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和成熟。然后,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解决重庆金融市场在1937-1945年的地位变化问题。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十分迅速,地位空前提高,为近代以来之顶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地位仅为区域性质的金融市场中心,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有限,影响范围较窄,与西南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增加,资本额不断增长,金融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与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显着提高。在此基础之上,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范围突破了西南地区的限制,逐渐覆盖整个抗战大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逐渐形成,而重庆金融市场则成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再者,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在战时发展的过程与地位,分析该时期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经济、战时财政与战时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指出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对于战时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具有双重属性。重庆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将自身的各种业务向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中传播,推动各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重庆金融市场为抗战大后方工、农、商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为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重庆金融市场也对战时经济与金融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开始,重庆金融市场就一直出现层出不穷的金融风潮。而导致金融风潮频发的原因是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金融投机等违法行为,大量的金融投机不仅破坏了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秩序,同时也刺激了社会生产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社会游资增多,导致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日益严重,难以控制。另外,重庆金融市场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与战时政府财政、社会均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影响着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并进一步反映出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最后,文章以论述完毕的内容为基础,总结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时代特点。重庆金融市场因处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具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在重庆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尤其在全面抗战后期,金融黑市与金融投机在重庆金融市场中频频出现,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与宏观调控功能逐渐失灵,而金融市场的积累功能与配置功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逐渐集中于社会上层的特权阶级之手,一般民众生活越发艰难,而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也越发严重。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国民政府也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努力整顿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其采取的方法主要为联合地方政府与重庆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政策监管、机构监管与行业自律等。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本身的政策失误,政府内部的腐败以及民间组织自律能力的低下,多种形式的监管与自律均不能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最终使得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至全面抗战结束。同时,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均获得发展,并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而这对于重庆金融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贾婷宇[7]（2018）在《汉口中南银行的放款与投资研究（1923-1938）》文中研究说明清末民初,中国的银行伴随着外国银行资本的不断渗入而逐步发展起来。此时,国内传统的金融行业票号、钱庄等依旧活跃在市场上,并与本国银行、外国银行共同构成三足鼎力之势。尤其是辛亥革命后,本国银行迅速崛起,在政府的支持下形成较大势力。在这一浪潮的推动下,海外侨商也纷纷回国投资,作为新式金融机构的银行成为其不二选择。南洋一代糖王黄奕住先后辗转,回国后联合国内外商业人士,于1921年在上海创办中南银行,这也是我国最早的一家侨商银行。彼时,早已在北京建立的中国银行、中国交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等依靠北洋军阀政府的力量,已在国内市场站稳脚跟。新兴的中南银行,聘请原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的经理胡笔江担任总经理,负责具体营业事务。胡笔江联合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和盐业银行成立四行准备库,共同发行中南银行钞票,形成北四行联营的独特经营模式。为了扩大中南银行的规模和影响力,总行决定1923年在汉口设立分行,与之前设立的天津、北京分行相呼应,形成一个有效运行的互动网络。汉口中南银行设立后,很快便融入到当地的金融市场中。汉口中南银行的经理为卓小梅,是官僚出身;襄理为钱乃嵘,钱庄出身,此二人由胡笔江总经理亲自任命。在对汉行的经营中,二人确实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矛盾也在不断加深。汉行的经营模式与普通商业银行一致,但尤其侧重放款与投资业务。汉口中南银行在设立之初,按照当地的金融习惯,对汉口地区有威望的钱庄与富绅进行放款。但很快汉口受到上海金融风潮的影响,市面萧条,而汉口中南银行由于之前积极收回款项,损失较少。1925年受湖北官票风潮影响,汉行开始承担大量的直系军阀政府借款。由于国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壮大,革命军于1926年10月占领武汉,汉行的这笔放款也就无法如期收回。1927年1月,武汉国民政府成立后,首先发行整理湖北金融公债和财政公债,以期偿还旧政府欠款以及军阀欠款,汉行参与其中。但此时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政局紧张,宁汉分裂,武汉地区的金融业受到严重创伤。鉴于此,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了集中现金法令,上海总行宣布暂停与汉行的业务往来,并令其他分行也停止与汉行的经济交往,汉口中南银行便陷入孤立状态。此时武汉政府方面又不断调整经济政策,致使汉行损失惨重。同年9月,宁汉合流,现金集中法令也随之停止,汉口中南银行的营业也逐渐恢复并步入正轨。三十年代以来,汉口中南银行的营业可以说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峰,对企业的放款与投资也不断成熟起来。汉行对当地工商业进行放款,并对其抵押品进行投资。由于商业性质的放款以灵活资金周转为主,因此时间较短,强调快速周转,以获得利润。而汉行对企业的投资,则以抵押品为主,例如对汉口既济水电公司的股票投资以及轮船出租,实际上也以短期投资为主,方便快捷,有效吸纳闲散资金。在对官办企业的放款中,例如在1926年对湖北官矿公署的放款,一直拖延未还,长达十年之久,直到1935年,湖北政府当局以公债偿还。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可以看出地方政府与汉口中南银行之间的权利博弈。总之,放款与投资作为汉口中南银行的重要业务,一直是其经营的主体,汉行作为地方性分行,发挥自身的优势,提升影响力与信用度,以期实现分行与总行的双赢。
李尧[8]（2018）在《地方财政视野下的湖北省银行研究（1928-1938）》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以来,随着汉口开埠,武汉地区的变化较为显着。晚清时期,在张之洞建议之下,湖北地区设立湖北官钱局以解决“钱少价昂”的难题。辛亥革命之后,伴随着时局变动,湖北官钱局在各方争夺之中,终在1926年破产。一时间湖北地区缺乏调解市场的金融机构,加之湖北省财政困难频繁,资金难以周转,创设湖北省银行成为必需。1928年张难先回鄂省主持财政,在其建议之下,湖北省政府设立湖北省银行。创建伊始,湖北省银行就与省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银行的领导任职均由省政府决策。作为湖北地方较为重要的官办银行,湖北省银行支持工商业发展,合理的调整农村金融市场,对其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湖北省银行创设的重要原因是为解决湖北地方财政困难,因而,湖北省银行除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以外,主要是代理公库,发行公债、辅币券等,以帮助政府整理财政,筹集资金,缓解财政的困境。公库的代理是湖北省银行财政性职能最为有效的体现,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之后,省银行财政性职能呈现出由集中到分散的走向。而发行公债是湖北省银行特有的权利,发行公债理由各式各样,但总体是为解决省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难题。公债发行之后,后期还本付息出现超期等问题,加大了整理的难度。在整理公债的过程当中,湖北省银行与湖北省债基金保管委员会关系密切,同时,也与其他银行保持联系。创建省银行之初,就筹划发行辅币券,以便于商民交易,但更为重要的是为财政筹措资金,辅币券本以调解金融市场为目的,然而在流通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种种问题,假钞的出现,辅币券流通额控制不周,致使湖北地方金融市场进一步混乱。但整体上,湖北省银行在不断向前发展。总之,自1928-1938年,湖北省银行日益发展合理化、现代化,也为湖北地方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为解决湖北财政困难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雷晓凡[9]（2018）在《抗战时期沦陷区金城银行的生存策略》文中研究指明金城银行是近代中国金融史中堪称翘楚的民营银行,它自1917年创立到1952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之间历经的34年,几乎没有一年不是局势动荡、兵燹遍地,内有派系纷争,外遭列强侵凌。而就是在这样纷乱残酷的社会环境中,金城银行却不断拓展壮大。它不仅在金融方面声名远扬,更将资本力量与当时中国的实业相结合,令人深感叹服。金城银行之所以茁壮成长屡渡难关,很大程度上仰赖其颇有手段的领导人周作民,周作民深谙中国社会的明暗规则,他的朋友遍布中国军、政、文教界与日本朝野,善于利用人际网络与社交资源,采用灵活多样的经营方法,使得金城银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华北小银行,成长为机构遍布全国、规模数一数二的民营银行。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使得刚刚走上发展轨道的中国面临生死危局,金城银行自然也要应对这一变故。周作民及金城银行在国民政府抗战前途难料的情况下,一面要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维持银行经营,另一方面要通过国民政府要员的关系与日伪方面有所“沟通”,在日、伪、渝三方的围攻与夹缝中,寻求立足自保的生存之道。本文在此历史背景下展开分析,对周作民及其领导的沦陷区金城银行的经营策略试做一番论述。
陈宏亮[10]（2017）在《中国县银行结构及绩效研究（1915-1949）》文中研究指明以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为代表的地方中小银行快速发展,地方中小银行的数量、规模、市场份额和竞争力持续提升,成为我国银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忽视的是,当前地方中小银行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独立性不够、特色化不明显、竞争力不足等方面。地方中小银行的改革和发展,一方面可以学习国外中小银行的经验,另一方面从中国地方中小银行历史中找到经验教训。近代中国县银行就是地方中小银行中较为典型的一类。本文以采集梳理的史料为基础,运用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研究近代中国县银行。全面阐述和分析1915年到1949年期间中国县银行的结构和绩效,以期总结出可供现代地方中小银行改革和发展学习借鉴的经验教训。本文以近代中国县银行的起源和发展脉络为基础,以县银行的结构和绩效为主线研究,得出县银行的研究结论与启示。文章包括三大部分,共6章。第一部分是导论,即第1章。该部分总启全文,阐述了文章的选题背景和研究目的,综述县银行的资料和相关研究情况,还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理论基础及相关概念界定等。第二部分是正文,即第2-5章。主要内容有:第2章近代中国县银行的起源与发展。在介绍县银行产生背景的基础上,简要回顾西方银行思想如何引入中国,并得以萌芽和发展,最终产生县银行思想。阐述县银行的发展历程。内容如下:第一,总结西方银行思想在中国出现、萌芽、发展,以及县银行思想的产生。西方银行思想传入中国后逐渐分化,其中的银行专业化思想和地方银行思想逐步结合,产生了县地方农工银行思想,即县银行思想。第二,回顾县银行的起源、探索与兴衰历程。1915至1940年是县银行的起源与探索阶段。这一阶段的县银行包括县农工银行和其他以县域为营业范围的县域银行。在此期间,县银行发展缓慢甚至一度停滞。1940至1949年是县银行的发展与衰亡阶段。1940年《县银行法》的诞生标志着县银行进入了新时期。在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县银行数量迅速增加和覆盖范围迅速扩大,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1947年以后,县银行走向衰亡。第3章近代中国县银行治理结构分析。结合县银行官商的特点,围绕股权结构、组织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三个方面分析近代中国县银行的治理结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县银行官商合资的股权结构。县银行的资本主要来自股权融资,包括官股和商股两个部分。县银行股权结构在农工银行时期,县银行的官商股份比例没有统一的要求,各地区各类县银行都有所不同。《县银行法》颁布以后,各地县银行都遵守官股比例不得超过一半的要求。第二,县银行的组织结构。县银行的外部组织结构采用单一银行制,一般不设立分支机构与跨区域经营的银行体制。县银行内部组织结构具有现代股份公司制的特点。第三,县银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可分为行政性激励约束机制、市场性激励约束机制两大类。行政性激励约束机制主要有:行政性官股高管选拔机制、官本位官股高管用人机制、银行经营管理人员职务变动和收入分配的行政性管理激励约束机制。市场性激励约束机制主要有:根据市场化的方式选拔商股高管的机制;商股高管的市场化用人机制;县银行高管的市场化权力激励约束机制。第4章近代中国县银行官商合办的业务结构。本章围绕县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和市场化业务两个方面,分析近代中国县银行的业务结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县银行的政策性业务。按照业务规模的大小,政策性业务的重点是业务规模相对较大的政策性存款、放款和代理业务。政策性存款业务由公库存款和政府机构存款两部分构成。政策性放款的表现形式有公库透支和直接放款两种。代理业务主要有代理募集政府公债和辅币券等。第二,县银行的市场化业务。按照业务规模的大小,市场化业务以存款、放款和汇兑业务为主,重点是县银行的商业性存款的来源、分类、存款利率和准备金率。市场化放款是县银行最主要的放款方式,重点介绍市场化放款的用途、方式、利率等。第5章近代中国县银行绩效研究。根据县银行的目标和特点,构建县银行绩效评价体系,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方面。主要内容如下:第一,从县银行对县域经济金融业的绩效和县银行对新县制建设、战时经济金融政策等落实情况及其效果,考察县银行的宏观经济绩效和宏观政治绩效。第二,从县银行与县域银行业的构成、县银行的行业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分析县银行的中观绩效。第三,从经营绩效、组织绩效、人员绩效三个方面,分析县银行的微观绩效。第三部分是结论和启示,即第6章。主要内容有:第6章近代中国县银行的研究结论和启示。在县银行结构和绩效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和启示。根据论文的研究内容,得出有关近代中国县银行治理结构、业务结构、绩效和发展变迁的四点结论:一是近代中国县银行治理结构的核心是官股与商股的关系;二是近代中国县银行业务结构的重心由市场化业务到政策性业务的转变;三是近代中国县银行绩效水平有限的根源是核心竞争力不足;四是近代中国县银行发展由诱致性变迁到强制性变迁的转变。根据研究内容和结论,结合目前地方中小银行的实际,得到三点启示:一是地方中小银行发展需要厘清政府与银行的关系;二是地方中小银行发展需要构建合适的治理结构;三是地方中小银行发展需要明确服务地方的业务发展战略。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三点:一是研究内容的创新。近年来,有关近代中国地方中小银行的研究较少,其中近代中国县银行的研究成果仅有数篇学术论文,尚未发现县银行发展整个时期的系统性研究成果。本文为近代中国银行史,特别是地方中小银行史的研究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二是研究视角的创新。在目前发现的近代中国县银行研究成果中,主要对县银行的某一时段或某一方面的研究。尚未发现从银行结构和绩效角度,对近代中国县银行整个发展阶段的研究成果。三是研究资料的创新。本文研究过程中,通过在国家图书馆、四川省档案馆、贵州省档案馆等史料保存机构实地查阅,以及民国期刊、书籍、网络数据库等渠道,搜集部分一手和二手资料,其中一些资料是首次公开使用。
二、金城银行对民族工业的放款与投资(1917-1937)（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金城银行对民族工业的放款与投资(1917-1937)（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初期金城银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1949-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评价 |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1.5.1 研究重点、难点 |
| 1.5.2 创新点 |
| 第二章 金城银行及其历史背景 |
| 2.1 建国前金城银行的发展历程 |
| 2.1.1 北洋政府时期创立与迅速发展 |
| 2.1.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从发展到衰退 |
| 2.2 金城银行创始人——周作民 |
| 2.3 金城银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背景 |
| 2.3.1 上海混乱的经济环境 |
| 2.3.2 周作民等上海银行家对国民政府的不满 |
| 2.3.3 政府对私营金融业管理的“初步涉水” |
| 第三章 党和政府对金城银行的社会主义改造 |
| 3.1 思想上给予关心 |
| 3.1.1 民主进步力量逐渐渗透 |
| 3.1.2 大陆方面的统战活动 |
| 3.1.3 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干部与徐国懋的接触 |
| 3.1.4 金城银行同仁的劝告 |
| 3.1.5 周恩来与周作民的约见 |
| 3.2 政策上予以支持 |
| 3.2.1 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
| 3.2.2 政府指引上海私营金融业改造方向 |
| 3.3 困境中伸出援手 |
| 3.3.1 毫不犹豫拨款援助 |
| 3.3.2 为周洗尘并授职位 |
| 3.3.3 承购纱厂 |
| 3.3.4 “二六”轰炸后中国人民银行帮助解决困难 |
| 3.4 促使周作民对中国共产党思想和行动上发生转变 |
| 3.4.1 建国前周作民内心挣扎苦闷 |
| 3.4.2 资助《群众》周刊与书写金融建议书 |
| 3.4.3 秘密护送民主人士去北平 |
| 3.4.4 因未做成棉纱生意而内疚 |
| 3.4.5 力排众议回国投身建设 |
| 第四章 金城银行的因应与调适 |
| 4.1 配合政府初步整顿 |
| 4.1.1 遵令登记和增资 |
| 4.1.2 改变经营方向 |
| 4.1.3 其他初步整顿的措施 |
| 4.2 申请公股董事参加领导 |
| 4.3 组织“北五行”联营联管并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
| 4.3.1 筹备与组织“北五行”联营 |
| 4.3.2 联管与成为公私合营银行 |
| 4.3.3 合并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
| 第五章 金城银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 |
| 5.1 金城银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影响 |
| 5.1.1 证明了党的改造理论和政策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
| 5.1.2 促进了私营金融业的改造与社会经济发展 |
| 5.1.3 间接影响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5.1.4 创新了多种改造方式 |
| 5.2 金城银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消极影响 |
| 5.2.1 未能对该行原有的经验加以利用 |
| 5.2.2 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2）金城银行与北洋军阀的关系研究（1917-192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北洋军阀与金城银行的成立 |
| 第一节 金城银行成立的皖系背景 |
| 一、经营银行可获巨额利润 |
| 二、为倪嗣冲、王郅隆的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
| 三、皖系军阀对于周作民的认可 |
| 第二节 北洋政府时期的银行政策 |
| 第三节 交通银行的扶持与帮助 |
| 第二章 金城银行与北洋军阀的股权及控制权之争 |
| 第一节 金城银行稀释北洋军阀的股份 |
| 一、1917-1919年金城银行股权变化情况 |
| 二、1919-1922年北洋军阀持股比重再减 |
| 三、1922-1927年北洋军阀持股比重持续减少 |
| 第二节 争夺金城银行控制权 |
| 一、金城银行董事会的更迭 |
| 二、总经理处成为银行权力中心 |
| 第三章 金城银行与北洋军阀的业务关系 |
| 第一节 1917-1927年金城银行发展 |
| 第二节 金城银行与北洋军阀的存款业务 |
| 一、独特新颖的揽款方式 |
| 二、以军阀和官僚为主的存款对象 |
| 第三节 金城银行对北洋军阀的放款业务 |
| 一、审慎选择对军阀和官僚的企业放款 |
| 二、缩减对军阀和官僚的个人借款 |
| 三、收缩对北洋政府机关的放款 |
| 四、避无可避的北洋军队借款 |
| 第四章 金城银行与北洋军阀的关系影响及启示 |
| 第一节 北洋军阀对金城银行的发展影响 |
| 一、业务往来密切,推动银行发展 |
| 二、军阀动乱妨碍业务开展 |
| 第二节 1917-1927年金城银行与北洋军阀的关系启示 |
| 一、政府要提供优良的营商环境 |
| 二、银行业发展要保持独立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成果 |
| 致谢 |
（3）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私营银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 ——以金城银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银行业的公私结构 |
| 2.1 银行业公有体系的初建 |
| 2.1.1 接管整顿官僚资本主义银行 |
| 2.1.2 取消外国在华银行特权 |
| 2.1.3 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 |
| 2.1.4 其他公有制银行创制 |
| 2.2 私营银行业的发展状况 |
| 2.2.1 私营银行和钱庄的分布 |
| 2.2.2 私营银行的发展之弊 |
| 2.3 金城银行的发展样态 |
| 2.3.1 金城银行的创立 |
| 2.3.2 金城银行的业务发展(1917-1937) |
| 2.3.3 改造前金城银行的概况(1937-1950) |
| 第3章 私营银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阶段 |
| 3.1 第一阶段:加强对私营银行的管理和整顿 |
| 3.1.1 颁布法律法规,限定银行业务范围 |
| 3.1.2 取缔地下钱庄,打击投机活动 |
| 3.1.3 实行增资验资,满足资本经营要求 |
| 3.2 第二阶段:积极引导资金投放,转变业务经营 |
| 3.2.1 组织成立联合放款银团,支持商品生产流通 |
| 3.2.2 公私合营银行领导私营行庄 |
| 3.2.3 组织私营行庄联合经营与联合管理 |
| 3.3 第三阶段:开展私营金融业的“五反”运动 |
| 3.3.1 私营金融业“五反”运动的提出和开展 |
| 3.3.2 “五反”运动对私营金融业的影响 |
| 3.4 第四阶段: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 |
| 3.4.1 分类别改造私营银行,彻底改造私营金融业 |
| 3.4.2 成立统一公私合营银行,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 |
| 第4章 金城银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内容 |
| 4.1 金城银行经营投资方向的社会主义改造 |
| 4.1.1 依照资本金门槛新规,从自设资本到遵令增资 |
| 4.1.2 配合政府政策,各地分行参与联合放款 |
| 4.1.3 扩大扶持范围,整理明确投资事业 |
| 4.1.4 开展存放汇业务,推行业务联系合同 |
| 4.2 金城银行所有制结构的社会主义改造 |
| 4.2.1 改总经理处制为总行制,变更精简组织机构 |
| 4.2.2 官股转为申请参加公股,实行公私合营 |
| 4.2.3 由联营进入合并,由个别经营转为集体联营 |
| 4.3 金城银行人员的社会主义改造 |
| 4.3.1 “五反”运动打击不法资本家,开展守法经营教育 |
| 4.3.2 成立劳资协商会议,改善金融劳资关系 |
| 4.3.3 注重职工学习经验培养,整编培训银行业人员 |
| 第5章 私营银行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评价 |
| 5.1 私营银行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 |
| 5.1.1 推动建立了社会主义金融体系 |
| 5.1.2 丰富了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实践经验 |
| 5.1.3 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开展 |
| 5.2 私营银行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不足 |
| 5.2.1 金融体系高度集中,金融发展缺乏活力 |
| 5.2.2 改造过急,影响机构正常经营 |
| 5.2.3 对原从业人员使用不当,造成人才流失 |
| 第6章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4）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五、创新性与不足 |
| 第一章 保定区位特征与近代以前的经济开发 |
| 第一节 保定地理环境特征 |
| 一、保定的地理位置 |
| 二、保定的自然环境 |
| 第二节 保定行政区划沿革 |
| 第三节 近代以前保定的经济开发 |
| 一、保定城市人口及结构变迁 |
| 二、近代以前保定农业的开发 |
| 三、近代以前保定手工业的发展 |
| 四、近代以前保定商业地位的嬗变 |
| 五、保定城市布局与经济空间的形成 |
| 第四节 保定经济地位擢升及其原因 |
| 一、保定与北京的互动关系 |
| 二、城市功能的转化 |
| 三、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保定城市经济的转型 |
| 第一节 保定城市经济的近代转型 |
| 一、工业的近代转型 |
| 二、交通、通讯业的近代转型 |
| 三、金融业的近代转型 |
| 四、商业的近代转型 |
| 第二节 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及轨迹 |
| 一、保定城市经济的发展路径 |
| 二、保定城市经济转型的阶段性 |
| 三、保定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 |
| 第三节 北洋集团与保定近代转型的关系 |
| 一、北洋集团政治变迁与保定近代化发展 |
| 二、北洋集团经营保定的原因 |
| 三、北洋集团对保定近代化的推动作用 |
| 四、行政权力对保定近代化的双重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转型中的保定区域市场 |
| 第一节 保定市场的商人与行业结构 |
| 一、保定市场的商人籍贯分布 |
| 二、商人地域与行业分布 |
| 三、保定市场的商人与商业结构 |
| 第二节 保定市场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保定商品的类型划分 |
| 二、保定市场的网络体系 |
| 第三节 保定市场功能定位的演变 |
| 一、服务于北京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以前) |
| 二、服务于天津市场的京南转运中心(1860年至20世纪30年代) |
| 三、转运地位下降的冀中经济中心城市(20世纪30年代左右)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转型中的保定城市地位变迁 |
| 第一节 施坚雅模型与“核心区”概念的梳理 |
| 一、施坚雅理论及其缺陷 |
| 二、“核心区”概念的修正 |
| 第二节 近代以前保定区域地位的演变 |
| 一、边缘区的核心区 |
| 二、河北中部地区的核心区 |
| 三、直隶地区的核心区 |
| 第三节 保定与直隶(河北)区域城市体系 |
| 一、保定与直隶(河北)市场体系的演变 |
| 二、保定与直隶(河北)城市体系——以核心区为视角 |
| 三、保定经济及城市地位变迁的动因 |
| 第四节 近代天津、保定城市地位的转换 |
| 一、西方势力的冲击是近代天津崛起的根本原因 |
| 二、清政府官方决策是津、保政治地位转换的推动力 |
| 三、近代保定的衰落与城市功能嬗变 |
| 四、保定与天津近代化启动方式的差异 |
| 小结 |
| 第五章 商业组织与保定城市经济——以保定商会为中心 |
|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行业组织的转型 |
| 一、会馆、行会的兴衰及功能演变 |
| 二、制度变迁与保定商会的产生 |
| 第二节 保定商会的社会经济功能 |
| 一、调解商业纠纷 |
| 二、陈述诉求意见 |
| 三、参与地方市政管理 |
| 四、参加与组织商品赛事活动 |
| 五、参与爱国运动 |
| 第三节 近代保定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 |
| 一、合作与依附: 保定商会与国内商会的互动 |
| 二、积极维权: 保定商会与上级商会的互动 |
| 三、间接交易: 保定商会与外国商团的互动 |
| 第四节 保定商会与政府的联系 |
| 一、政府是保定商会创立及改组的倡导者 |
| 二、政府是保定商会的实际控制者 |
| 小结 |
| 余论 权力控制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一、制度变迁与保定城市发展路径 |
| 二、新时期保定城市的功能定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汉口金城银行商业性放款纠纷研究 ——以刘子敬借款为中心（1925-193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重难点 |
| 第一章 汉口金城银行的放款及纠纷概况 |
| 一、汉口金城银行的创设及其放款概况 |
| (一) 汉口金城银行的创设及演进 |
| (二) 汉口金城银行的放款及纠纷 |
| 二 汉口金城银行对刘子敬的放款及纠纷缘起 |
| (一) 汉口买办刘子敬及其产业情况 |
| (二) 汉口金城银行对刘子敬的放款 |
| (三) 纠纷缘起: 刘子敬的破产及病故 |
| 第二章 汉口金城银行关于中华蛋厂的提单抵押纠纷 |
| 一、中华蛋厂纠纷案缘起 |
| (一) 银行对中华蛋厂的放款 |
| (二) 天津聚兴诚银行截留提单货品 |
| 二、金城银行与聚兴城银行关于提单蛋品归属的交涉 |
| (一) 直接交涉 |
| (二) 司法交涉 |
| 三、讼争与妥协: 中华蛋厂纠纷案的解决 |
| (一) 关于执行“假处分”的诉讼 |
| (二) 天津中国银行与地方洋行对此案的参与 |
| (三) 提单蛋品的最终分配 |
| 第三章 汉口金城银行关于既济水电公司的房产抵押纠纷 |
| 一、水电公司房屋产权的归属纷争 |
| (一) 刘辅堂遗业产权的归属问题 |
| (二) 蔡刘惠卿与刘家关于房屋产权的分歧 |
| 二、汉口金城银行为保全抵押权的交涉与诉讼 |
| (一) 清理刘子敬债款合同的签订 |
| (二) 银行与蔡刘惠卿关于“假处分”的争论 |
| (三) 银行对房屋抵押权的最终确立 |
| 三、收取水电公司租金之争 |
| (一) 交地执行与收租主体之争执 |
| (二) 水电公司房地价值的估定及租金分配方法的出台 |
| (三) 意外的和解: 水电公司房产纠纷的结局 |
| 第四章 汉口金城银行关于抵押租产的租金纠纷 |
| 一、辅义里租户与汉口金城银行的分歧 |
| (一) 房屋修葺与减租的诉求与欠租之间的矛盾 |
| (二) 银行经租处与业主关于减租事宜的交涉 |
| 二、欠租讼案——以租户汉口聚兴诚银行为例 |
| (一) 汉口聚兴诚银行欠租诉讼案缘由 |
| (二) 聚兴诚银行欠租讼案之结局 |
| 第五章 汉口金城银行对刘子敬抵押借款的清算 |
| 一、刘子敬借款产生瑕疵损失数额的清算 |
| (一) 银行与刘府关于瑕疵账的交涉 |
| (二) 借款应补足瑕疵帐目及计算瑕疵之标准 |
| 二、汉口金城银行对刘子敬借款的最终结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6）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相关概念的辨析 |
| (一)金融市场与近代重庆金融市场的概念辨析 |
| (二)研究时间的概念辨析 |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 (一)研究资料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与创新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金融市场的动荡 |
| 第一节 1937 年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 一、货币市场从混乱向统一与规范发展 |
| 二、以申汇交易为主的重庆内汇市场 |
| 三、重庆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
| 四、全面抗战之前尚未充分发展的市场 |
| 第二节 公债风潮与重庆证券市场的动荡 |
| 一、重庆公债风潮的爆发 |
| 二、公债风潮的最终解决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重庆比期风潮与利率市场的动荡 |
| 一、全面抗战前期重庆利率市场的动荡 |
| 二、1938 年-1940 年利率市场的平稳发展 |
| 三、1941 年重庆利率风潮与比期的废除 |
| 四、日拆制度时期的重庆利率市场 |
| 第四节 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筹备与争论 |
| 一、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必要性 |
| 二、筹备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及其引发的论争 |
| 小结 |
| 第二章 重庆传统金融市场在战时的变革 |
| 第一节 重庆向法币发行中心的转型 |
| 一、1937-1938 年国民政府法币发行中心的内迁 |
| 二、1939-1942 年重庆法币发行中心的建立与巩固 |
| 三、1942 年之后的重庆法币发行中心 |
|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重庆票据市场 |
| 一、重庆票据交换的曲折发展 |
| 二、重庆票据承兑贴现的快速发展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内汇市场变迁 |
| 一、1937-1941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 二、1942-1945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 小结 |
| 第三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 第一节 战时重庆外汇市场的崛起 |
| 一、追随上海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 二、独立发展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 第二节 战时重庆黄金市场与黄金风潮 |
| 一、黄金统制初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二、黄金统制成熟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三、开放黄金自由交易时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 第三节 战时重庆的保险业与保险市场 |
| 一、全面抗战爆发与重庆保险市场兴起(1937-1941) |
| 二、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发展与兴盛(1942-1945) |
| 三、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主要保险业务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一、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政策与法令监管 |
| 二、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主要机构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一、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开端 |
| 二、四川省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三、重庆市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 第三节 重庆金融业对重庆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一、重庆市银钱业同业公会对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二、重庆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对保险市场的自律监管 |
| 三、重庆市银楼业同业公会对黄金市场的自律监管 |
| 小结 |
| 第五章 重庆金融市场在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地位 |
| 第一节 重庆货币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法币在抗战大后方各主要金融市场的推广 |
| 二、重庆票据市场在大后方的延伸 |
| 三、重庆利率市场对于大后方的影响 |
| 第二节 重庆黄金与外汇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重庆黄金市场在大后方各地的拓展 |
| 二、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外汇市场网络的构建 |
| 第三节 重庆保险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 一、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南的网络构建 |
| 二、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北的网络构建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双重性 |
| 二、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分析 |
| 三、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特点分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阶段发表文章 |
（7）汉口中南银行的放款与投资研究（1923-193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一) 关于中南银行的相关研究 |
| (二) 关于中国近代银行内部运营的研究 |
| (三) 关于中国近代银行与外部互动的研究 |
| (四)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 三、研究思路、方法、重难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重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近代汉口金融的变迁与汉口中南银行的设立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汉口银行业的兴盛 |
| 一、晚清时期外国银行的设立与经营 |
| 二、辛亥革命前后本国银行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二节 侨商黄奕住与中南银行的创办 |
| 第三节 汉口中南银行的初步运营 |
| 第二章 汉口中南银行对政府的放款与投资 |
| 第一节 国民革命时汉行对直系军阀的放款 |
| 第二节 官票风潮下的湖北财政厅借款 |
| 一、发行湖北短期库券借款 |
| 二、筹办湖北省银行借款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汉行与债券 |
| 一、参与整理湖北金融公债 |
| 二、汉行与债券抵押放款 |
| 第三章 汉口中南银行对工商业的投放 |
| 第一节 汉行与既济水电公司 |
| 第二节 永兴公司与汉行对轮船的投资 |
| 第四章 放款纠纷——以湖北官矿公署为例 |
| 第一节 汉行对湖北官矿公署的放款 |
| 第二节 欠款风波的持续发展 |
| 第三节 结局及后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8）地方财政视野下的湖北省银行研究（1928-193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三、需要说明的问题 |
| 四、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湖北省银行的创设及演进 |
| 第一节 张难先与湖北省银行的创设 |
| 一、近代湖北经济与金融发展概况 |
| 二、湖北省银行创建始末 |
| 第二节 省银行的演进 |
| 一、机构设置与组织演变 |
| 二、内部发展 |
| 三、人事管理 |
| 小结 |
| 第二章 湖北省银行与省政府之关系 |
| 第一节 以官为职主导的资本结构 |
| 一、省政府与省银行的资本演变 |
| 二、省政府主导下的省银行资产 |
| 第二节 省政府对省银行的控制 |
| 一、省银行主要人员情况 |
| 二、省政府对省银行人员的任免 |
| 三、财政厅长贾士毅兼任省银行行长 |
| 第三节 省银行财政性职能的演变 |
| 一、国民政府财政部对地方银行的管理 |
| 二、省银行的财政性职能 |
| 三、省银行财政性职能的变化——由集中到分散 |
| 小结 |
| 第三章 湖北省银行对公债的经营与整理 |
| 第一节 二三十年代湖北财政的基本概况 |
| 一、湖北省财政收入构成 |
| 二、湖北省级财政收支结构 |
| 第二节 省银行发行公债及其统计分析 |
| 一、二三十年代湖北地方公债发行概况 |
| 二、省银行发行公债的开展 |
| 三、省银行发行的公债统计及分析 |
| 第三节 公债与湖北财政收入分析 |
| 一、公债的后续整理 |
| 二、公债对湖北省财政收入的影响 |
| 第四节 省银行与湖北省债基金保管委员会 |
| 一、湖北省债基金保管委员会 |
| 二、省银行与湖北省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之关系 |
| 小结 |
| 第四章 辅币券的发行与地方财政 |
| 第一节 发行辅币券的背景 |
| 一、湖北财政困境 |
| 二、辅币券问题的提出与实施 |
| 三、辅币券——筹措资金的手段 |
| 第二节 辅币券的发行及流通 |
| 一、省银行发行及销毁辅币券 |
| 二、民众生活当中的辅币券 |
| 三、辅币伪造案的出现：吕方正假托鄂省银行伪造辅币角票 |
| 四、辅币券导致地方金融市场混乱 |
| 第三节 辅币券印制法规的颁布及省银行的调整 |
| 一、《省银行或地方银行印制辅币券暂行规则》的颁布 |
| 二、湖北省银行对辅币印制的调整 |
| 小结 |
| 结论 |
| 一、湖北省银行与地方财政 |
| 二、湖北省银行与地方金融 |
| 三、湖北省银行与地方经济发展 |
| 参考资料 |
| 附录 |
| 湖北省银行历年大事记(1928-1938) |
| 湖北省银行章程(1936年公布) |
| 湖北省银行监理委员会章程 |
| 湖北省银行理事会章程 |
| 湖北省银行监察人会章程 |
| 湖北省银行人事管理规则 |
| 湖北省银行储蓄部章程 |
| 湖北省银行农民贷款部章程 |
| 湖北省银行农民贷款部放款章程 |
| 湖北省银行分支行处所在地小本工商借贷章程 |
| 各类图表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9）抗战时期沦陷区金城银行的生存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金城银行前二十年的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金城银行的创立与发展壮大 |
| 第二节 金城银行前二十年的发展特点 |
| 第二章 周作民对局势的判断及其政治活动 |
| 第一节 周作民对全面抗战局势的判断 |
| 第二节 周作民与日本的关系 |
| 第三节 周作民与国民政府、伪政权要人的关系 |
| 第三章 抗战初期沦陷区金城银行经营策略 |
| 第一节 “七七事变”后金城银行面对业务危机 |
| 第二节 全面抗战前期金城银行的经营策略 |
| 第四章 与日伪的业务往来与周旋 |
| 第一节 与伪“中联”和华北伪政府的来往 |
| 第二节 与伪“中储”的“合作” |
| 第五章 太平洋战争后金城银行的经营状况 |
| 第一节 金城渝行的独立及上海局势的恶化 |
| 第二节 恶劣形势下的机构调整与人事安排 |
| 第三节 附属企业的继续发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中国县银行结构及绩效研究（191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 第五节 相关概念及问题说明 |
| 第二章 近代中国县银行起源与发展 |
| 第一节 县银行的产生背景与思想萌芽 |
| 第二节 县银行的起源与探索(1915-1940 年) |
| 第三节 县银行的发展与衰亡(1940-1949 年)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中国县银行治理结构及其变迁 |
| 第一节 县银行官商合资的股权结构 |
| 第二节 县银行官商合办的组织结构 |
| 第三节 县银行的激励约束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中国县银行业务结构及其变迁 |
| 第一节 县银行的政策性业务 |
| 第二节 县银行的市场化业务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中国县银行绩效及其变迁 |
| 第一节 县银行宏观绩效分析 |
| 第二节 县银行中观绩效分析 |
| 第三节 县银行微观绩效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启示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金城银行对民族工业的放款与投资(1917-1937)（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初期金城银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1949-1952）[D]. 鹿裳慈. 天津商业大学, 2021
- [2]金城银行与北洋军阀的关系研究（1917-1927）[D]. 陈晓睿. 扬州大学, 2020(04)
- [3]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私营银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 ——以金城银行为例[D]. 尚雪松.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4]近代保定城市经济发展研究（1840-1937）[D]. 周辰. 苏州大学, 2020(06)
- [5]汉口金城银行商业性放款纠纷研究 ——以刘子敬借款为中心（1925-1938）[D]. 张茜茜.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6]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D]. 张格. 西南大学, 2019(01)
- [7]汉口中南银行的放款与投资研究（1923-1938）[D]. 贾婷宇.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8]地方财政视野下的湖北省银行研究（1928-1938）[D]. 李尧.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9]抗战时期沦陷区金城银行的生存策略[D]. 雷晓凡. 南京师范大学, 2018(01)
- [10]中国县银行结构及绩效研究（1915-1949）[D]. 陈宏亮. 中央财经大学, 201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