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证券诈骗30亿美 元（论文文献综述）
罗翠丽[1]（2021）在《投资者情绪对我国股票收益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金融市场上的非理性行为不断涌现,投资者的非理性特征显着,行为金融学界对传统金融理论产生质疑,并引入投资者的认知偏差来解释非理性的投资决策。投资者情绪会影响其自身的主观判断进而影响投资行为,形成合力之后,会对证券市场产生重大影响。我国股市作为新兴市场,散户投资者居多而且容易产生盲从情绪或者出现反应过度等非理性行为,股市收益波动明显。为检验投资者情绪与我国各上市公司股票收益率的影响关系,本文使用新闻文本构建情绪指标并将投资者乐观情绪和悲观情绪同时纳入回归模型。文中选取了上海证券市场和深圳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在2013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的16010条各股新闻,包括最具代表性的上证50指数和深证100指数的样本股。在大数据和金融环境下,本文通过金融科技的文本挖掘方法,即基于网络信息的互联网爬虫技术和基于词典的文本情感分析技术,从五大财经平台的各股新闻中提取投资者情绪的关键字并加以量化,构建了投资者乐观和悲观的月度情绪指标,全面细致地分析了不同类别或不同程度的投资者情绪对相关股票收益率及其波动性的影响。相比于以传统信息构建的投资者情绪指标,网络基础的情绪指标能够有效利用网页持续变动的特质对股票收益进行预测分析,而且本文使用专家或记者间接表达的网络情绪信息比投资者直接在社交平台发布的简短评论更加专业化,能够改善乐观和悲观情绪分类的正确性,进而构建更加精确和多样的情绪指标。经实证研究发现,投资者持乐观情绪的公司当月股票收益会显着提高,而悲观情绪则具有截然相反的效果,同时乐观情绪的作用比悲观情绪更显着。投资者乐观和悲观情绪对股票收益的影响在随后月份会发生反转,而且悲观情绪对股票收益影响的持续时间更长。进而,在一季度内,投资者大幅悲观情绪对股票收益的负向影响大于其大幅乐观情绪对股票收益的正向影响。其次,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在一季度内显着提高股票收益的波动性,而悲观情绪则产生相反的效果,悲观情绪对股票收益波动性影响的持续时间比乐观情绪的更长。此外,投资者的大幅乐观情绪比一般乐观情绪更能显着且持久的提高股票收益的波动性,但大幅悲观情绪对波动性的负向影响小于一般悲观情绪,且持续时间也更短。总而言之,除了在创建情绪变量方面具有优势之外,本文同时考虑了投资者的乐观和悲观情绪来分析其对个股收益及波动性的影响,并进一步构建大幅乐观和悲观情绪指标,与以往的相关研究相比更加完整。
华畅[2]（2020）在《证券举报人奖励与保护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奖励摩根大通联合举报人巨额奖金案和沃特金斯举报安然招致报复案引出关于研究证券举报人奖励与保护法律制度的必要性。我国证券举报人奖励与保护法律制度存在着以证监会规章为主的证券举报体系法律依据层级较低、举报收益存在不确定性、举报人身份信息泄露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不明确、内部举报人面对雇主报复行为的救济渠道匮乏等问题,这导致我国证券举报制度长期处于“闲置”状态,未能有效发挥其挖掘更多执法线索的功能。纵观全球,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在证券举报奖励制度和证券举报人保护措施方面设立了明确规定,执法效果显着提升。与我国同处东亚文化圈的日本、韩国也陆续出台法律文件对公益举报人进行保护,其公益举报理念和举报人身份信息、劳动权益保护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通过研究国外较为成熟的证券举报人奖励与保护法律制度,本文提出了以下合理建议:证券举报奖金改由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支出,解决当前奖金来源波折的问题;制定公正透明的举报奖金标准,设立奖金标准清单;增设以律师代理为主导的隐名举报制度,在提高线索质量的同时保证举报人身份信息安全,并制定明确的泄密追责制度,稳定公众信任预期;建立针对雇主报复行为的证券举报人合法劳动权益保护制度,建立以劳资信赖关系为基础的不当解雇后予以复职的救济制度,避免出现雇主拒绝履行“复职令”的情况发生;在劳动争议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中设立由雇主承担非举报不当解雇的举证责任;设立针对雇主报复行为的追责制度,明确其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柳晓扬[3]（2020）在《集资诈骗罪的认定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集资诈骗犯罪案件数量不断上升,根据2019年最高法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发布《金融诈骗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中的数据显示,集资诈骗罪近两年呈现上升趋势,并且集资诈骗案件多为大案要案,对金融管理秩序造成严重破坏,同时对公私财产所有权造成损害,案件爆发所引起的群体事件对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具有负面影响。集资诈骗犯罪呈现出涉案范围广泛、群体众多、涉案金额较大、认定困难,并且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犯罪手段也不断升级,表现出多样化的犯罪形式。此种案件所造成的影响十分巨大,因此通过对集资诈骗罪认定进行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研究价值,同时在实践中对该罪名的具体认定也具有重要意义。集资诈骗罪对我国金融领域的管理具有重大危害,集资诈骗罪的手段随着社会发展,不断进步,给司法认定带来了巨大困难。尤其是在“吴英案”等一些争议较大案件爆发后。对集资诈骗罪的认定也一度陷入热议。民间融资活动的发展对于经济的进步也有重要意义,但是也带来了集资诈骗罪的爆发,由于集资诈骗罪在“非法占有目的”、“诈骗方法”、“社会公众”、“集资数额”等方面存在一些或大或小的争议,在对民间集资活动的打击上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会不利于民营企业的融资活动。本文通过从相关构成要件分析,首先要审慎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上提出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以“排除意思”、“利用意思”的相关标准进行认定,并建议建立反推认定标准。对于“诈骗方法”的认定上首先要衡量基础事实,其次是衡量是否陷入了错误认识,最后逐步探索救济优先的原则。对于“社会公众”的认定上,针对主要存在的问题给出建议,一是从主观态度上分析,二是从募集对象上分析,三是从集资方式上分析,以及在三类情况下如何认定“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同时对于“诈骗数额”标准存在的争议进行了分析,并对如何认定“诈骗数额”提出了标准,一是建议根据在案证据确定认定原则与认定方式,二是根据具体案件非法占有目的确定的时间来计算。
黄何[4]（2020）在《刑法兜底条款解释研究》文中认为为严密刑事法网,我国刑事立法者在犯罪的罪状描述中使用了大量的“其他”、“等”用语,以避免列举不全,学界通常称之为兜底条款。应当说,受限于立法技术的局限性以及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立法者不可能将所有应当规制的行为毫无疏漏的明确加以规范,这必然决定了立法的不完整性与刑法稳定性、刑法社会保护功能之间存在矛盾。而这两种矛盾合力决定了在刑事立法中设置一定数量的兜底条款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所在,其是维护刑法相对稳定,平衡与协调刑法法益保护与自由保障功能之间不可多得的技术,刑法兜底条款不可避免。但是,近年来,观察我国司法实践可以发现,司法对于刑法兜底条款的解释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无限扩张的趋势,对人权保障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以非法经营罪为例,经过14余个司法解释和各地地方法院五花八门判决的扩张,“其他非法经营行为”已然成为惩治一切不规范经营的“口袋”,成为《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乃至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各章罪名的兜底条款。又如,为维护社会秩序,司法实践将只要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行为,在无具体可用罪名,甚至有具体罪名但因法定刑偏轻的,都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再如,随着社会生活中以非毁坏财物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日益增多,特别是诸如“恶意好评”、“反向炒信”等破坏互联网生产经营行为的出现,司法实践对只要是破坏生产经营的方法都解释为破坏生产经营罪中的“其他方法”,不受毁坏财物方法的限制。司法扩张的背后乃是风险社会下有恶必罚观念、司法便利主义以及重刑主义观念的作祟,但无限制扩张兜底条款,显然与现代法治格格不入。应当说,刑法兜底条款存在的必然性与优越性并不等同于兜底条款可以任意解释。自贝卡里亚提出罪刑法定以来,现代法治国家无一不以罪刑法定作为刑法的“圭臬”,我国刑法当然也不例外。而一定程度上,兜底条款的存在必然与罪刑法定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一方面,罪刑法定不仅要求法是明文规定的,而且要求法在相当程度上是明确的。仅从这一点而言,兜底条款对刑法的明确性要求是有一定冲击的。另一方面,罪刑法定的灵魂旨在于限制司法权、避免司法擅断。而兜底条款由于其天生的概括属性,容易成为司法擅断的“舞台”,对罪刑法定有着天然的挑战。因此,必须在罪刑法定视野下对刑法兜底条款解释的立场与原则予以明确,以衔勒约束,以正其轨。罪刑法定下,刑法应严格解释之,且基于刑法兜底条款的天然属性即具有概括性,以及从刑法兜底条款在司法适用中的扩张现状来看,限制解释立场,即在对刑法兜底条款解释时,需对兜底条款的字面含义作出必要的限制,应当是刑法兜底条款解释遵循的基本立场。同时,作为罪刑法定主义的衍生物,或者说是题中之义,刑法兜底条款的解释应当特别遵守合宪性原则、法益保护原则、罪刑相当原则与慎刑原则四个基本原则。就刑法兜底条款解释应遵循的具体规则,可以从语义学视角、法律内容内在的一致性要求、已被普遍认可和习惯以及符合兜底条款解释的基本立场与原则四个方面得出结论——同类解释规则,即对于兜底条款的解释必须遵循立法已列举的明确事项,保持同种类别,排斥不同类的情形。不过,就如何理解和判断“同类”,当前理论中偏向于从文本本身理解“同类”以及仅根据刑法价值作出“同类”理解的观点均有所偏颇。同类解释规则尽管作为一种独特的解释规则,但在“同类”的理解上其自身难以提供必要的“智识”。就刑法解释而言,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方法几乎涵盖了刑法解释的全部方法,对于理解同类解释中的“同类”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同类”的理解仍应回归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在“同类”的具体判断上,可遵循文本融贯规则、法益同一规则、侵犯法益同质规则、排他规则、比例规则五个下位规则。此外,法学尽管被认为是一门科学,但人的认知是有限的,理性也是有限的,特别是对于法律解释。因此,仍有必要确立从宽解释——存在重大疑问应当作有利被告的解释,作为同类解释规则运用中的补充。遵循同类解释规则,确保刑法兜底条款的解释基本不脱离正轨。不过,刑法理论通常将犯罪分为自然犯与法定犯。前者是基于违反伦理道德侵犯基本生活秩序而自然形成的犯罪,比如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等;后者则是因法律规定而成为犯罪的犯罪,具体而言是违反了行政法律、法规等侵犯派生生活秩序的犯罪,例如,非法经营罪、组织考试作弊罪等。而基于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形成差异,法定犯中兜底条款的解释还有其特殊性所在,需要确立进一步的规则:第一,法定犯兜底条款的解释必须以前置法规定为前提,并且前置法中“放弃”追究刑事责任的事项,不可解释入法定犯兜底条款定罪处罚;第二,要处理好空白罪状与法定犯兜底条款的解释,空白罪状中违反国家规定的解释必须遵循《刑法》第96条关于国家规定的规定,空白罪状中的前置法应当是与罪名保护法益相关的规范,空白罪状中前置法的具体规定需要刑法层面的二次价值判断;第三,由于法定犯是以违反前置法为前提的犯罪,法定犯中兜底条款的解释就可能出现双重兜底条款,即前置法中存在兜底条款,同时,个罪的行为类型中也存在兜底条款的情形,双重兜底条款的解释原则上应排斥刑法兜底条款优先适用。
王冠玮[5]（2019）在《债务催收订定专法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以境外法制为比较与借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债务催收为债权满足之手段,而此手段可分为自行与委外两种模式。以金融机构为例,其不良债权常借由委托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催收,而资产管理公司就催收所采之手段时常发生违法暴力讨债等社会问题。本文因此产生探讨上述问题法律上灰色地带之解决办法之动机。本文盘点我国台湾地区与我国大陆地区有关不良债权成因与债务催收之研究。发现导致我国大陆地区催收问题最早源于产业转型所萌生的“并发症”,如政府干预、国有企业融资问题、法制不够健全等原因。因此本文第一章从债法之基本概念出发,收敛本文研究范围,聚焦在委外催收之研究。横向对比美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与我国大陆地区催收问题及相关产业之起源,以作为后续是否参考境外法制之支点。再从《宪法》之角度思考如何同时保障债务人之人身安全、居住自由、隐私权、财产权等不受侵害,也保障债权人财产权之满足,更维持债务催收人之工作权。最后盘点出现行与催收相关之法律规范。第二章则系就具体罗列实务上常见之十一种催收行为,在第一章盘点出之规范下,归纳出不法催收与不当催收之不合法等债务催收行为,并分析在司法上、行政上与立法上该不合法的债务催收行为如何成为法律上之灰色地带。至第三章开始,本文主要提出对于美国、英国、日本三国之横向与纵向之比较研究,与台湾地区在立法经验上,吸收域外立法例之成果。大致上可以分为以美国为首的行为管理模式,以及以日本为首的业别管理兼采行为管理模式。本文第四章回头思考我国大陆地区之不合法的催收行为样态与比较美国在实证研究上结果,证立我国大陆地区在订定专法上之必要性。因催收业之催收款来源多元,具有高度之经济影响力,且制定专法后有助于主管机关事权统一,除得帮助经济之发展,亦能有效消除不当催收在法律上灰色地带之空间,成为订定专法之可行之原因。第四章末尾提出建立催收业者之行为规范、自律性公会制度,提升隐私保护、资讯揭露能力,形成保障债权人、债务人、催收人间三赢之局面。在催收的管监理上,建议大陆地区未来得以“商务部”为领头羊,带动下游催收产业之前进;以“银行与保险监督委员会”则作为协助角色,对于金融商品从委外催收债务之源头以及网络借贷做适当风险控管。除追求社会秩序之维持,重视催收产业之发展空间,亦因应科技变化带来之机会与发展。最后,本文认知因各国、各地区催收制度建立之背景不同,除参考境外法制与其相关研究外,期许我国大陆地区能以债务人“经济再生”、“管理开放”之思维订定催收法制。
唐韵[6]（2019）在《美国治理集资诈骗犯罪的成功经验及启示》文中研究说明美国作为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之一,相当于我国集资诈骗犯罪的庞氏骗局曾一度蔓延,危害严重。基于此,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理庞氏骗局的措施,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美国的成功经验对我国集资诈骗犯罪的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具体表现在:治理政策应动态化,制定科学的金融监管政策,刑事政策应结合金融监管政策联动统一;立法应多样化,形成综合多面的立法体系,将集资诈骗纳入证券法监管范围,制定相关行政法规,充分发挥证券监管机构的作用;处罚应轻刑化,坚持"先民后刑"为原则,优先在民事、行政领域处理集资诈骗问题;预防措施应多元化,制定"奖励举报"制度,推进行业监管、企业合规,利用大数据技术;注重对集资诈骗受害人的救济,加强金融教育。
李舒俊[7]（2019）在《我国刑法中情节加重犯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应当承认,目前刑法理论界对于情节加重犯问题的研究并不集中,甚至可以说对情节加重犯问题的研究是当前刑法学研究的“冷门”领域。只有在加重犯相关理论研究或结果加重犯与其他概念比较分析中,情节加重犯问题才被学界略有提及。然而,虽然目前关于情节加重犯问题理论研究尚不丰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不重要。实际上,我国现行《刑法》中存在大量的以特殊时间、特殊地点、数额（特别）巨大、结果严重、首要分子、多次、情节（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等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规定,统称为情节加重犯。纵观刑法分则所规定的470个罪名,其中有315个罪名设置了情节加重犯。由此可见,情节加重犯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重要地位,故而也是刑法理论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论题。毋庸讳言,我国刑法中情节加重犯相关问题的研究尚不深入,对相关法律中的情节加重犯问题的研究还处在空白阶段,并没有系统化的研究理论出现。也许正是因为法律在情节加重犯这一问题缺乏系统化的研究,造成了一些学者纷纷对情节加重犯的“正当性”以及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大多数情况下,学界关于情节加重犯的研究不仅关系到情节加重犯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还将直接影响我国在《刑法》有关情节加重犯问题刑事立法模式的选择。正因如此,本文尝试在这一领域做一些开创性的研究:对刑法中涉及到的情节加重犯的概念、范围、分类进行界定;对情节加重犯存在的价值进行论证;对情节加重犯的构造和形态进行辨析;对域内外情节加重犯的立法规定进行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以期对立法机关妥善设置情节加重犯以及司法机关准确适用情节加重犯有所裨益。本文分为导言和正文两部分。导言部分主要阐述了情节加重犯的研究价值、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正文部分,根据内容布局,可分为以下七个部分。第一章主要界定了情节加重犯的概念、特征和范围,并对其类型进行了细分。情节加重犯是指行为人实施了基本罪状规定的犯罪行为,又因具备特定情节,刑法加重对其处罚的犯罪类型。我国刑法分则立法模式下的情节加重犯有四个典型特征:（1）认定模式上的依附性,即认定情节加重犯需以成立基本犯为前提;（2）“情节”认定上的独立性,即情节加重犯中的“情节”属于独立于基本犯之外的附加评价要素,该情节对于基本犯的认定不会产生影响,否则极易导致不利于被告人的重复评价;（3）加重处罚的法定性,即加重处罚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司法者不得依据自由裁量权酌定加重处罚。但是,所谓的法定性只是意味着在“加重”的维度,立法的规定对司法者形成了绝对的拘束力,即司法者不得任意加重处罚,并不意味着最终判决结果必须在“加重”的法定刑档次内量刑。换言之,这种法定性在“减轻”的维度,并不具有绝对的约束力;（4）“情节”内涵的多样性,即情节加重犯之“情节”包含了主观和客观等多种评价要素,涵盖的“加重”范围比较广。客观方面要素如主体身份、犯罪手段、犯罪次数、犯罪时间、犯罪地点、犯罪数额、犯罪对象、危害结果等,主观方面要素如犯罪动机、犯罪目的等。除此之外,情节要素也有加重、减轻之分。因此,在判断“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时,不仅要关注到加重因素,还需留意是否存在减轻或从轻因素,从而实现刑事评价的综合性和客观性。就情节加重犯的范围而言,一般意义上的情节加重犯当然包括概括性情形,也应包括结果加重、数额加重等具体加重情形,立法者之所以将部分加重情节予以具体化,既是加重情节具有法定性特征的客观要求,也能较大程度地实现罪状描述的明确性,从而减少司法适用时的模糊。而在概括性情形当中,加重处罚的根据比较多元,无法完全以结果、数额等代替。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划分出不同的情节加重犯类型。比如说,以加重情节的性质为标准,又可以将情节加重犯区分为纯正的情节加重犯以及不纯正的情节加重犯。以刑法分则是否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为标准,可以将情节加重犯区分为抽象的情节加重犯和具体的情节加重犯。具体的情节加重犯主要有数额型加重情节、行为方式型加重情节、时间、地点型加重情节、行为对象型加重情节、行为次数型加重情节、对象人数型加重情节、特殊目的、动机型加重情节等类型。在司法实践中,判断抽象要素具体化的情节加重犯时需要注意,司法解释规定的行为方式固然具有典型性,但并非完全排斥其他情节评价要素。换言之,当数额、次数等达到相关标准时,不能必然推导出该犯罪属于情节加重犯,而是需要补充考量是否存在从轻、减轻情节,才能最终判断是否成立情节加重犯。第二章主要通过论证情节加重犯立法设置的立法依据和司法价值等,来阐述情节加重犯的价值论。就立法层面而言,情节加重犯的立法依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情节加重犯之设置与刑法基本原则的精神与要求相契合。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情节加重犯的刑罚设置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二是情节加重犯的立法设置是遵循罪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其二,情节加重犯之设置与马克思主义犯罪观的指导思想相契合。我国刑法中大量存在情节加重犯的规定,是由我国刑事立法以马克思主义犯罪观为指导、犯罪“质”和“量”的统一所决定的。其三,情节加重犯之设置与我国刑法运行的基本环节和背景相吻合。情节加重犯在我国刑法中大量存在,是由我国刑法运行的基本环节和背景所决定的。其四,情节加重犯之设置与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要求相符合。情节加重犯在我国刑法分则中大量存在,是由我国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决定的。其五,情节加重犯之设置与刑事立法语言原则性的要求相一致。“法律条文不可能穷尽一切”,刑事立法也无法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犯罪行为都及时予以规定,刑法中适当适用“情节（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模糊概念是不可避免的。就司法层面而言,情节加重犯的价值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有利于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当看到,加重构成的设置,并没有完全否定法官自由裁量权,因为司法裁判必有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作为保障,与此同时,情节加重犯的设置,又为法官提供了一个相对明确的罪刑幅度,。二是有利于适应纷繁复杂的司法实践。情节加重犯之所以采用“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等概括、模糊的词语,就是为了在罪刑法定的前提下,面对千变万化、无法穷尽的犯罪而能具备一定的灵活性。第三章主要介绍了情节加重犯的立法沿革,并对我国现行刑法中有关情节加重犯的立法规定进行了较为详尽地梳理、总结和评析。中国古代刑法中已有涉“情节加重犯”的立法例,最早可追溯到夏朝,唐朝律法中多有运用,并不断丰富加重处罚的类别和完善加重处罚的立法模式,宋明清三代继续沿袭前朝的立法方式,对同类犯罪的不同情节予以区分,以达到惩治不同危害程度的犯罪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1979年《刑法》对情节加重犯的探索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情节加重犯的立法例在《刑法》分则中所占比重较大;二是情节加重犯的加重情节类型多样,其中又以抽象的情节加重犯居多;三是情节加重犯的立法模式多元。总体来说,1979年《刑法》采用抽象式和明列式混合的立法模式。具体而言,立法者对情节加重犯的设置采用多种立法技巧,既采用一种加重情节的单一式立法模式,也采用两种或以上加重情节的并列式立法模式,还采用两种相互包容的加重情节的包含式立法模式。纵观情节加重犯的立法沿革,分析与总结情节加重犯在不同时代的刑事法律中的具体体现,可以发现,我国刑法中的情节加重犯立法正朝着由少变多、由粗变细、由简到繁的趋势不断发展。我国1997年刑法总则中并无情节加重犯的相关规定,现行刑法关于情节加重犯的规定主要集中于刑法分则中。关于我国现行刑法情节加重犯的立法模式,主要有单一式立法模式、列举式立法模式、混合式立法模式。所谓单一式立法模式是指立法者在给具体罪名设置加重处罚时,采用一个法定刑升格情形只对应一个加重情节的立法方式。如《刑法》第120条之一规定的帮助恐怖活动罪中只有一个法定刑升格情形,对应的加重情节只有一个,即为“情节严重的”;第333条第1款规定的非法组织卖血罪、强迫卖血罪的加重情节仅为“以暴力、猥亵方法强迫他人出卖血液的”;第295条规定的传授犯罪方法罪中虽然设有两档加重处罚,但每一档加重处罚只对应一个加重情节,即“情节严重的”和“情节特别严重的”。我国刑法中大部分情节加重犯罪名采用了单一式立法模式,根据加重情节所属类别的不同、加重处罚级别的不同,又可将单一式立法模式细分为抽象式单一立法模式、具体式单一立法模式和混合式单一立法模式三种。所谓列举式立法模式是指情节加重犯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加重情节,各情节之间以“或者”相连接,或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列举形式表述。我国刑法中类似的规定有58个法条69个罪名。在列举式的情节加重犯中两个或多个加重情节之间一般是并列关系。所谓混合式立法模式是指情节加重犯通常都有两档或多档处罚要件,且在不同档之间分别采用了单一式立法模式或列举式立法模式。如《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的第一档加重情节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第二档加重情节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在该罪中第一档加重情节采用了列举式立法模式,即“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两者具备其一,都将处以加重的法定刑。而第二档加重情节采用了单一式立法模式,只要具备“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加重结果,就将被处以更加严重的法定刑。我国刑法中采用混合式立法模式的情节加重犯还有:第234条故意伤害罪、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第430条军人叛逃罪。第四章对情节加重犯的具体构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释和系统性分析。情节加重犯由加重基础和加重情节两部分构成,是一种具备叠加情节的犯罪类型。在传统的情节加重犯理论体系中,情节加重犯的加重基础一直被置于基本罪的范围之内,这种观点已经无法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也不符合刑事立法实践。对于情节加重犯加重基础的内涵,我国刑法学界目前仅注重加重基础的法律特征,笔者认为仅从法律特征上理解加重基础具有以下缺陷:其一,没有充分关注加重基础的实质内涵。其二,忽视了加重基础和加重情节的相互联系。对于情节加重犯的理解,无论是加重基础,还是加重情节都应当结合犯罪概念从实质特征和法律特征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从犯罪构成和犯罪本质的角度看,加重基础是符合某一罪名较低层级的犯罪构成、表明行为具备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犯罪。另一方面,从加重基础与加重情节的关系来看,加重基础必须具备表明独立社会危害性的罪质。对于加重基础的范围,除了基本犯罪外,加重犯和符合犯罪构成形式要求的事实或结构形态,也可以成为加重基础。基本罪主要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1）必须是刑法分则条文明文规定的犯罪;（2）必须是可罚的犯罪;（3）只存在于有加重情节出现的场合。刑法分则有关加重基础的规定可以存在于行为犯、举动犯、危险犯和结果犯中,但是并不必然代表着相关犯罪中存在情节加重犯。加重犯能够成为不同类型加重罪行的基础,当加重构成有别于基本犯时,情节加重犯可以作为下一层级的情节加重犯的加重基础,因为构成要件上的不同意味着罪质的差别,较低层级的法定刑中的行为对于高层级的情节加重犯就失去了统一的加重基础。就情节加重犯的罪过形式而言,故意和过失均能够成为情节加重犯的罪过形式。加重基础的行为方式既包括作为,也包括不作为;既包括单一行为也包括复合行为。基本罪的行为形态是否包括既遂行为和未遂行为应当分情况讨论:与加重基础构成要件要素相重合的加重情节,如果未实现,根本就没有适用加重情节的可能性,因而不存在讨论的余地;超出加重基础构成要件要素的情节,存在行为人实施某一基本犯罪行为虽然未完全符合基本犯的构成要件但是却存在加重情节的情形。加重情节是情节加重犯与加重基础的核心区别所在,也是其法定刑加重的关键。从情节加重犯的社会危害性角度分析,达到情节加重标准的罪犯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会相对比普通罪犯更大。从情节加重犯的构成要素上分析,加重的犯罪情节是构成加重犯罪行成立的基本要件。加重情节的罪过形式具有混合性,但并不违背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理论,也与刑事立法实践的要求相符合。从要素本身的具体内容出发,可以将加重情节分为以下几类:（1）数额加重要素;（2）手段、方法加重要素;（3）时间加重要素;（4）地点加重要素;（5）对象加重要素;（6）行为加重要素;（7）身份加重要素;（8）特殊目的加重要素;（9）特殊动机加重要素;（10）异种行为加重要素;（11）抽象情节加重要素;（12）综合要素。在情节加重犯结构内,就量刑规则与加重构成的本质区别而言,二者适用效果不同、分类不同、构成渊源不同。就加重情节的性质来说,加重情节既可以是量刑情节,也有可能是加重的构成要件,通常情况下,同样的犯罪情节不会成为同时是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明确区分加重情节是否属于加重的构成要件要素,是区分加重情节属于量刑情节抑或是加重的关键。手段、方法加重要素、对象加重要素、时间加重要素、地点加重要素以及特殊目的加重要素都属于加重的构成要件要素。量刑情节包括:身份加重要素、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同种行为加重要素、特殊动机加重要素。就加重情节的认识内容而言,当加重情节是量刑要素时,行为人无需对加重情节有认识。当加重情节为加重构成的情节加重犯时,只有当行为人对加重的违法事实具有认识时,才能承担加重的责任。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看,加重情节与加重基础之间是增强与被增强的关系。从构成要件要素的角度看,加重情节与加重基础之间既有重合部分,又有超出范围的部分。加重情节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加重基础。应当注意的是,加重情节到加重基础的转化是向高层级的转化。第五章主要针对情节加重犯与情节、情节犯、结果加重犯、数额加重犯、结合犯等概念的关系展开论述。第一,我国刑事立法领域使用“情节”的范围十分广泛,我国刑事司法领域“情节”的作用及地位亦十分突出,这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较为少见。对于我国刑法犯罪情节中“情节”的具体含义,刑法学界存在不同观点。其中,第一种观点主张通过列举的方式界定刑法中的“情节”;第二种观点主张从犯罪客观方面界定刑法中的“情节”;第三种观点主张从法定性角度界定刑法中的“情节”;第四种观点主张从刑事政策角度界定刑法中的“情节”;第五种观点主张从犯罪构成要件的角度界定刑法中的“情节”。综上观点,我国刑法中的“情节”,应当是指刑法规定或者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对行为人的定罪量刑以及行刑产生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综合反应其社会危害性的各种主客观事实和状态。第二,就情节加重犯与情节犯的关系而言,情节犯的情节是表明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以及决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具体情状,它既可以是定罪情节也可以是量刑情节。情节加重犯的加重情节可分为加重的犯罪构成和量刑情节。情节犯和情节加重犯应当是交叉关系。换言之,有的情节犯不属于情节加重犯,有的情节加重犯不属于情节犯,有的犯罪既属于是情节犯,也属于情节加重犯。就第一种情形而言,刑法分则中明确规定以“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作为犯罪成立的情节要求或者以此作为认定该罪既遂形态的犯罪类型,例如,《刑法》第261条遗弃罪,该罪只成立情节犯,其没有加重情节,因而不属于情节加重犯;就第二种情形而言,有的情节加重犯不属于情节犯。例如,《刑法》第263条规定的抢劫罪的八种加重情节,其属于较为典型的因具备加重情节而使法定刑升格的情节加重犯,其不属于情节犯。就第三种情形而言,有的犯罪既属于情节犯也属于情节加重犯。例如,《刑法》第260条,虐待罪。该罪既以“情节恶劣”作为犯罪成立的前提,并设置了基本刑,也同时规定了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结果的,加重其法定刑,因而,该罪既是情节犯也属于情节加重犯。第三,就情节加重犯与结果加重犯的关系而言,无论是从词语含义还是从犯罪构成特征角度而言,都可以将结果加重犯纳入情节加重犯的范畴中,亦即结果加重犯是情节加重犯的一种类型。一方面,从词语含义来看,“结果”属于广义上“情节”的范畴。另一方面,从犯罪构成特征角度来看,情节加重犯与结果加重犯具有相同的犯罪构成,都是指实行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种犯罪行为,由于发生了加重构成,依照法律规定应当以本罪定罪但必须加重处罚的情况,因而结果加重犯实际上就是情节加重犯的一种类型,理由主要有以下五点:其一,情节加重犯与结果加重犯均由基本犯罪构成和加重犯罪构成等两部分组成;1其二,情节加重犯与结果加重犯中的加重因素均超越基本犯罪构成;其三,情节加重犯与结果加重犯中的加重因素均由法律明文规定,具有一定的明确性;其四,情节加重犯与结果加重犯中的加重因素均具有多样性;其五,情节加重犯与结果加重犯均是由于出现了超出基本犯罪构成的加重因素而加重刑罚。第四,就情节加重犯与数额加重犯的关系而言,情节加重犯中的“情节”,是指整个犯罪过程中的所有情状和环节,而数额显然也是广义上情节的一种具体体现。因此,完全可以将数额加重犯纳入情节加重犯的范畴加以讨论,而没有必要将其单独作为一种加重犯罪构成。当然,尽管数额加重犯是情节加重犯的一种类型,但数额加重犯中的“数额”情节亦具有一些特殊之处。其一,“数额”情节是一种单一的客观加重因素,情节加重犯中的“情节”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指标。其二,“数额”情节有时会与其他加重情节并列规定在一个情节加重犯的条文中。第五,就情节加重犯与结合犯的关系而言,尽管情节加重犯与结合犯在法定性、立法目的等方面存在一些共通的特征,但由于二者在犯罪构成上存在本质区别,二者不可能存在交叉或者从属关系。首先,情节加重犯仅有一个基本犯罪行为,属于实质的一罪,而结合犯存在数个原本相互独立的犯罪行为,属于实质的数罪法定的一罪。如果行为人在实施基本犯罪行为的同时又实施了符合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其性质上就是结合犯,而不再属于情节加重犯的范畴。其次,情节加重犯只能以基本犯定罪,并以刑法设定的加重刑罚进行处罚,而结合犯则应当以刑法规定的罪名和处罚原则定罪量刑。第六章情节加重犯形态论,主要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情节加重犯是否存在犯罪停止形态以及如果存在如何进行界定之问题,二是情节加重犯与罪数形态的关系,三是情节加重犯的共犯形态。就情节加重犯的停止形态而言,刑法理论界就加重犯的既未遂问题仍未达成共识,主要有四种不同观点,即完全肯定说、完全否定说、实质否定说和折衷说。笔者认为,情节加重犯是否存在未完成形态需要结合犯罪停止形态理论和情节加重犯的犯罪构成进行判断,就此而言,情节加重犯应当存在犯罪未遂。但并不是所有类型的情节加重犯均存在未遂。理由如下:首先,承认情节加重犯存在犯罪未遂有利于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其次,承认情节加重犯存在犯罪未遂与犯罪既未遂理论并不冲突。最后,承认情节加重犯的未遂更贴合我国立法原意、符合未遂制度的内在价值追求、能全面评价情节加重犯的犯罪构成,也是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然而,笔者认为,应当对情节加重犯停止形态的范围予以限制,一方面,就基本犯而言,应仅限于直接故意犯罪范围内,过失犯罪和间接故意犯罪因行为人主观上缺乏直接犯罪意图且以法定后果的发生为构成要件,不存在犯罪的停止形态问题;另一方面,要对情节加重犯中加重情节的性质进行区分,这是因为大多数时候情节加重犯中相关加重情节的性质及其定位是认定情节加重犯是否存在未遂的前提。关于区分的标准,笔者认为应当采用折衷说。就此而言,具有加重构成的故意犯罪存在未完成形态的可能性,不存在未遂的情节加重犯主要有三种:一是基本犯是过失犯罪的情节加重犯,二是对加重结果的出现持过失罪过的情节加重犯,三是基本罪状的危害结果与加重结果侵犯同类客体且两种结果为同一概括犯意所涵盖的情节加重犯。情节加重犯既遂、未遂的认定分为三个阶段:一认定犯罪事实是否符合情节加重犯的构成;二认定犯罪事实是否符合情节加重犯的未遂形态;既定的犯罪事实在加重犯犯罪未遂形态的范畴里。数额加重犯只有在同一概括犯意之下才不存在未遂:在行为人故意范围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可以根据其实际获取的数额认定犯罪;当在案证据可以锁定其故意范围,数额达到刑事追诉标准的,可以犯罪未遂处理,数额没有达到刑事追诉标准的,可根据情节作行政处罚。这种处理方式并不会冲击现行“行政违法——刑事犯罪”的体系。抽象的情节加重犯与量刑的情节加重犯之间能否符合之分,不存在讨论犯罪未遂与既遂的空间。简而言之,只要具备加重情节,就可以判断其能够构成情节加重犯,适用加重的刑罚幅度;不具备加重情节,就不构成情节加重犯,而只构成基本罪,适用基本的刑罚幅度。就情节加重犯的罪数形态而言,情节加重犯既可能是实质的一罪情节加重犯,也可能是法定的一罪,包含牵连犯和连续犯。就情节加重犯的共犯形态而言,情节加重犯与共同犯罪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犯罪形态,但是两者之间具有一定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主要表现为一种竞合关系,即行为人之行为一方面符合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另一方面又符合情节加重犯的构成要件。学界对于情节加重犯的共犯成立范围,主要是从两个层次进行分析的: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是,基本犯与加重情节之间是分割评价还是一并评价;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在一并评价亦或是分割评价的基础之上,加重情节的共犯成立范围。笔者认为,情节加重犯的共同犯罪认定中,只有共同行为人对于加重情节之间具有犯意联络,共同行为人之间才能成立情节加重犯的共同犯罪。共同犯罪与加重构成犯罪之间主要存在两种关系:同一关系和交叉关系。第七章主要论述我国刑法中情节加重犯的立法不足,并比较分析大陆法系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体例,从而对于我国相关立法技术的演进起到借鉴作用,进而指出我国情节加重犯的刑事立法完善举措和情节加重犯在司法适用中应注意的问题。总体来看,我国刑事立法上情节加重犯的不足体现为:情节加重犯相关立法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即立法者在规定“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等加重要素时,似乎并无规律性可寻,以致无法总结出加重规定的法理依据,立法背后缺乏必要的科学分析和论证;进而言之,立法上的便利化导致的后果可能是司法者变相行使立法权;刑法在情节加重犯的表述上缺乏统一性。这种不足具体表现为:刑法总则对情节加重犯规定的缺失;刑法分则中关于情节加重犯规定的方式并不合理,并且在对抽象类型的情节加重犯的定刑标准相比具体情形的加重犯的定刑标准多;除此之外,情节加重犯在法律规定中的定刑适用条件模糊,相对确定的加重法定刑配置不尽合理,以及部分情节加重犯“缺档”。从比较法角度分析,大陆法系关于情节加重犯的刑事立法大致体现为三个特征:从总体来看,大多甚至全部采取具体列举的方式规定加重情节;总则中对于加重情节有着概括性说明;情节加重犯在形式上独立于基本犯,形成独立的法条甚至罪名。这对我们的情节加重犯刑事立法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在立法完善方面,我国刑法总则也完全可以概括出相应的加重情节;应以“明确列举为原则、概括性规定为例外”来构建情节加重犯具体罪名;就形式而言,刑法分则有必要针对某些犯罪设立独立的情节加重罪名;就情节加重犯的法定刑设置而言,对于那些“情节特别严重”应当适用死刑的情节加重犯,需要予以进一步的明确化和具体化。情节加重犯的完善需要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实践形成合力。就情节加重犯立法完善而言,应从刑法总则的完善、刑法分则的完善以及法定刑的完善等三方面着手。首先,应在总则中对加重情节作一般性规定是大多数国家刑法的选择。应当看到,这样的立法选择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既对概括性加重情节具有总体性的指引作用,从而弥补了概括性情节不明确的缺陷,又可以从总体上避免分则中具体加重情节的遗漏。其次,在刑法分则中,笔者认为,具体列举与抽象概括并行的情节加重犯立法模式似乎更具合理性。模式更为可行完全的明确化与纯粹的抽象化均不可取,前者最主要的弊端是可能造成挂一漏万,使法网出现漏隙,并且由于遗漏掉相当部分的未被立法明确的严重情节,可能造成刑法适用上的罪刑失衡。但是,纯粹的抽象化固然满足了惩罚犯罪的需要,却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性之嫌,且由于司法者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导致同案不同判、量刑畸轻畸重。就罪名具体形式而言,我国刑法分则有必要设立独立的情节加重罪名。这样处理的好处主要有两点:一则能够更好实现罪刑均衡,二则仅仅通过罪名便可明晰不同情形予以不同加重处罚的依据。最后,就情节加重犯法定刑方面的立法完善而言,一方面,对于那些“情节特别严重”应当适用死刑的情节加重犯,需要予以进一步的明确化和具体化。另一方面,我国刑法对情节加重犯的规定大量存在等级跨度大的现象,将“情节特别严重”这一加重要素对应“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一刑种和刑度。除上述刑事立法应当注意的情形外,司法解释对抽象情节加重犯的具体化主要体现为数量化、法律后果化、行为方式具体化、行为人身份具体化等。司法机关对情节加重犯进行解释时,有以下两个特点:司法解释体量很大;具体化的方式并无章可循,即什么情况下采取数量化、后果化,什么时候采取行为方式具体化,似乎并没有可循的规律性。情节加重犯司法适用的不足体现在以下几点:“加重情节”解释主体的“有权性”存疑;司法解释具体化不应绝对排斥其他情节要素。应当从四个方面确定情节加重犯司法完善的方向:对于抽象加重要素的判断,司法经验会成为认定“加重情节”的重要依据;情节加重犯之抽象加重情节的界定认定不能一成不变,要具体情况集体分析;以司法解释方式缓解刑事立法稳定性与实际案件情况复杂性之间的矛盾;以经典案例的方式,阐述何谓情节严重。
刘磊[8]（2019）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融资与反恐怖融资研究》文中指出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为资源的有效配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加速了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的蔓延。对于恐怖组织来说,资金是他们的生命线、是驱动力;没有资金支持,恐怖主义就将无法运作。国家有必要基于经济基础,切断恐怖组织资金流,阻断恐怖资金转移通道,以限制恐怖组织规模的扩大,并削弱其影响。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立场,结合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融资从需求侧、供给侧以及流通转移渠道三个方面进行理论分析,并通过比较分析国际组织和部分发达国家反恐怖融资体系和具体做法,进而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一方面完善了恐怖融资理论研究体系,丰富了反恐怖融资理论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另一方面从实践角度对国际反恐怖融资机制及我国反恐怖融资进行分析,对于我国完善反恐怖融资战略和机制,打击恐怖主义,从而维护我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恐怖主义不仅在全球造成人员伤亡和恐慌,也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损失。本文提出对恐怖主义这一政治性极强的课题进行经济学角度的思考。比如,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选择成本收益比最合适的恐怖袭击方式;采用“消费替代”理论分析恐怖袭击目标的变化;采用“社会收入”理论来分析恐怖组织和恐怖袭击长久存在的原因;尝试通过理性选择理论和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恐怖组织的预算约束,即恐怖融资的规模对恐怖组织恐怖袭击行为的影响;还通过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恐怖组织领导人、恐怖融资委托人之间的博弈和策略选择,并提出政府可以通过秘密冻结涉恐资产、公开监视恐怖分子亲属以及发展经济等方式来提高对恐怖融资的打击力度。恐怖融资需求侧是恐怖组织的各项支出需要。恐怖组织与现代社会组织一样,需要资金作为其运营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运营一个恐怖组织,可以被看作是在运营一个特殊的公司,其追求的是将培训、意识形态宣传、武器装备等资源投入,通过恐怖组织自身的“生产”,将其转化为恐怖袭击、政治权利、影响政策等“增值产品”,并通过一系列运作程序,将“增值产品”“出售”给社会团体、宗教团体、特定种族团体等特定的“客户”。而维持这个特殊公司不仅需要发动恐怖活动所需的武器装备、交通工具、后勤保障等直接开销,还需要运营人力成本、宣传成本等间接成本。恐怖融资的供给侧是恐怖融资的主要来源,其供给水平决定了恐怖融资的规模,进而决定了恐怖组织的规模和实力。恐怖融资的供给可分为外部资助和自我融资两种类型,而外部资助包括国家资助和非国家资助,自我融资则包括贸易等合法收入和绑架、贩毒等非法收入,此外还有所谓“征税”的资金供给。恐怖融资不同的供给来源方式各有优劣,不同的恐怖组织通常会根据其历史背景、所处环境、组织形态、任务目标等因素,选择适合的一种或多种恐怖融资方式。不同时期的恐怖组织也会侧重于不同的恐怖融资方式,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恐怖融资的流通转移渠道是恐怖融资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即支出和收入之间进行流通转移和价值转换的通道,主要包括正规的金融系统、非正规的价值转移体系、基于贸易的价值转移途径,以及虚拟货币等新兴转移方式。随着互联网金融的高速发展,虚拟货币、网络支付、暗网交易等方式,已吸引了恐怖组织的目光,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国际恐怖组织,也借助比特币、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和方式筹措和转移资金。对联合国、美国、英国、俄罗斯等组织和国家的反恐怖融资体系进行比较分析。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埃格蒙特金融情报组织等国际组织通过各种形式为国际反恐怖融资合作与交流做出了诸多努力。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发达国家根据国际公约,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建立了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和行业准则在内的相对完善的反恐怖融资法律体系,建立了多部门协调合作的执法体系,充分发挥各执法部门的专业性和积极性。“了解你的客户”“风险为本”“一致监管”和“持续性”是国际反恐怖融资工作坚持的普遍原则。虽然国际社会对打击恐怖融资有基本的共识,但是在全球反恐怖融资合作机制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通过猎鹿博弈的分析,证明了在国际社会中就打击恐怖融资进行政府间合作几乎不可能成功。我国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但恐怖袭击威胁不断加大,反恐怖斗争形势严峻复杂。“东伊运”作为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恐怖主义威胁,通过直接发动恐怖袭击活动、组织培训和转移恐怖分子、在境内募集恐怖活动资金等三个方式对我国安全造成危害。根据分析,我国面临的恐怖袭击风险和洗钱风险都较高,两者叠加后使得我国也面临着中等水平的恐怖融资威胁。我国的恐怖融资供给来源主要包括个人或企业资助、变卖个人财产、经商所得、向信教群众筹措等“合法渠道”以及抢劫、盗窃等违法犯罪收入。我国通过参与国际反恐怖融资标准制定,不断扩大我国在国际反恐怖融资中的话语权。通过构建包括刑事立法、行政法规、行业规范和要求在内的多层次、系统化、立体式的反恐怖融资法律体系,建立了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反恐怖融资工作机制,并通过定向金融制裁、涉恐资金冻结等配套制度确保反恐怖融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我国反恐怖融资实践中存在社会反恐怖融资意识淡薄、相关法律法规仍不够完善、政府机构组织体系与工作机制还不健全以及国际合作力度还比较薄弱等问题,但整体上从立法、情报质量、可疑交易监测有效性、资源配置、国际合作有效性等方面的评估显示我国反恐怖融资脆弱性处于中低水平。为我国反恐怖融资应从改善社会环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反恐怖融资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以及扩大反恐怖融资领域的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另外,还要制定我国反恐怖融资战略,从国家战略层面去统筹部署反恐怖融资体制机制设计,进而推动我国反恐怖融资工作迈向新台阶。
邓春生[9]（2020）在《演化博弈视角下P2P网络借贷的信用风险及其法律规制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互联网不仅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进行了深度融合,而且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随着网民数量的急剧增加、电子商务的持续发展以及民众购买力的快速增长,推动了新的更具个性化的金融需求。然而,传统的金融机构已经逐渐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P2P网络借贷,正是在此历史情境下应运而生。P2P网络借贷是以互联网为主要渠道,为借款人与投资人实现直接借贷而提供信息中介服务的金融创新模式。自2005年Zopa在英国成立,2006年Prosper在美国成立,以及2007年拍拍贷在我国成立以来,P2P网络借贷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迅速发展和壮大,吸引了许多用户并撮合了大量的借贷交易。与此同时,我国P2P网络借贷行业的“暴雷”事件却是层出不穷。在社会征信系统不健全和P2P网络借贷行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我国P2P网络借贷平台承受着很强的信用风险、法律风险、政策风险等。因此,研究如何提高P2P网络借贷行业的风险控制能力,健全其法律规制体系,是当前金融领域的热点和难点,而且对实现P2P网络借贷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第一,考虑到信用风险是造成我国P2P网络借贷行业危机的一个主要风险类型,本文首先对信用风险的影响因素和风险度量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针对国内外最有代表性的两家P2P平台——Prosper和拍拍贷,基于二元回归模型对信用风险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得出:我国P2P平台具有更强的风险偏好。在此基础上,利用十一种机器学习算法对Prosper和拍拍贷数据集进行了信用风险度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信用度量模型在同一个数据集中有不同的表现,同一个信用度量模型在不同的数据集中性能表现也不尽相同。最后,建议“建立P2P网络借贷行业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信用风险评价系统”,以提高借款人的准入门槛,降低平台的信用风险,促进P2P网络借贷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第二,为了了解P2P网络借贷参与主体如何进行利益博弈,并选择最符合自身利益的策略,本文对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演化博弈研究。首先,我们讨论了P2P平台之间,借款人与投资人之间以及P2P平台与监管机构之间的两两演化博弈。与已有的文献相比,本文的结论更合理也更符合实际情况。针对P2P网络借贷的三方演化博弈问题,本文将其转化为一个非线性系统关于多平衡点的稳定性分析问题。与相关文献相比,本文利用非线性系统稳定型理论可以更严谨地更准确地对三方演化博弈问题的平衡点和演化稳定策略进行深入讨论。最后,本文给出了确保期望演化稳定策略的惩罚力度下限的具体值。根据该数据,监管机构可以设定一个相对温和的惩罚力度,让作为金融创新模式的P2P网络借贷能够稳定、健康的发展。第三,自2007年拍拍贷成立以来,P2P网络借贷在我国取得了迅猛发展。与此同时,也发展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运营模式,给我国P2P行业的风险监管带来了困难。这促使本文对我国P2P网络借贷行业的运营模式及其法律风险,从根源上进行深入讨论。通过研究,我们得出结论:在我国社会征信系统不健全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迅速扩大P2P平台规模的目的,是中国特色信用中介模式出现并蕴藏大量法律风险的根本原因。然后,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健全征信系统建设和进行法律风险防范等方面的建议。第四,由于风险控制意识不足、监管措施缺位等问题,近年来我国P2P借贷违约事件频繁发生。借鉴发达国家在P2P网络借贷法律规制建设方面的经验,是完善我国相关法律规制建设的重要手段。为此,本文对中英美在征信系统、行业自律和政府监管这三个领域的法律规制建设现状,进行了详细分析。然后,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对中英美三国的P2P网络借贷法律规制体系进行了对比研究。与英美两国相比,我国在征信系统、行业自律和政府监管均存在着法规体系不健全、条文不明确等问题。针对本文分析得出的我国法律建设、法律规制方面的不足,提出了一些可探索的法律规制建议。
张弛[10]（2019）在《互联网背景下财产概念的流变及对刑法适用的影响》文中认为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与此同时使传统的财产形式发生虚拟化、电子化、数据化的流变,催生了一大批网络化的新型财产,由此带来大量的实践难题,给刑法中“财产”、“财物”等基础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造成巨大冲击。本文主要就互联网背景下产生的新的财产类型和财产形式进行探讨,并对相关的司法疑难问题予以解答:第一章主要对“财产”和“财物”等概念的刑法含义进行深入解读,准确把握概念的特征与认定标准,并对两者的关系加以厘清。本章首先对“财产”概念的历史流变与域外立法情况进行了梳理,对我国刑法学界围绕“财产”和“财物”等概念的理论争议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得出刑法中财物（财产）概念的认定标准:具有客观的物质存在形式、具有能够以金钱衡量的客观经济价值、具有占有和转移的可能性。此外,本章还对互联网背景下财产概念的流变给刑法造成的冲击进行了总结,具体包括财产概念边界的模糊、财产犯罪行为模式的异化、与罪名界限的纠葛、犯罪数额与既遂标准的认定困境等。第二章主要对与电子资金有关的问题进行研究。以银行电子现金、第三方支付账户余额、具有支付功能的理财产品与比特币等“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为代表的电子资金均应当被视为刑法意义上的“财物”。侵害电子资金的案件按照行为模式可以被划分为“窃取型”、“复制型”、“套取型”等基本类型,前两者原则上应当以盗窃罪认定,而后者则可能涉及非法经营罪、高利转贷罪等罪名。在对涉电子资金犯罪案件的既遂标准进行把握时,应当坚持控制说的立场,以行为人取得对电子资金的控制和占有作为认定犯罪既遂的节点和标志。此外,本章还对涉电子资金犯罪案件中的罪名界分问题进行了讨论。第三章以近年来出现的各类电子化的权利凭证为研究对象,分别对物品电子凭证、服务电子凭证与电子积分等三种典型的电子权利凭证的犯罪问题进行讨论。物品电子凭证无论获取途径免费与否均应被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财物”,而服务电子凭证只有在同时满足有偿获取与能够独立兑换服务的情况下方可被认定为“财物”,至于电子积分,则应依据其实际功能具体判断。侵害电子权利凭证的案件可能涉嫌盗窃罪、诈骗罪以及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等罪名。仅具有打折或折抵功能、无法单独兑换物品或服务的电子权利凭证不属于“财物”。第四章主要涉及大数据与大数据财产的问题。“大数据”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集合而非一个单独的概念,只有那些满足刑法上“财物”认定标准的大数据表现形式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大数据财产”。具体说来,“大数据财产”应当仅限于能够在大数据平台或者大数据交易市场上交易和出售的,经过收集的底层数据、清洗后的匿名化数据以及经过挖掘之后形成的大数据产品。大数据财产应当归属于大数据挖掘者和控制者所有,而非归属于产生数据的个人。对于侵害大数据财产的行为可以适用盗窃罪、合同诈骗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罪名,而对于那些无法被认定为“财物”的大数据表现形式则可以援引计算机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侵犯商业秘密罪、侵犯着作权罪等罪名加以保护。第五章对实践中争议颇多的“虚拟财产”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所谓的“虚拟财产”虽然被冠以“财产”之名,但其既不具有能够以货币加以衡量的客观经济价值,也不具有可以被玩家占有或转移的可能性,不能被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在本质上是一种互联网娱乐服务的虚拟权利凭证。以技术手段从游戏运营商处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应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论处;对于以技术手段从其他游戏玩家处“窃取”虚拟财产的行为则应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认定。采取抢劫、诱骗、威胁等现实性手段非法获取他人虚拟财产的行为不能被认定为犯罪。此外,利用互联网游戏外挂大量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在未使用破坏性程序、未对互联网游戏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造成破坏的情况下也不宜作为犯罪处理。仅以个人娱乐为目的而制作、使用游戏外挂程序或者以其他技术性手段非法获取虚拟财产,并未用于销售牟利的,无论如何也不应以犯罪论处。任何人不能仅仅因为打游戏而受到刑事追诉。结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就互联网背景下刑法如何应对“财产”概念的流变所带来的冲击作出全面回应。
二、证券诈骗30亿美 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证券诈骗30亿美 元（论文提纲范文）
（1）投资者情绪对我国股票收益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可能的创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投资者情绪的概念 |
| 第二节 投资者情绪的衡量 |
| 一、“市场基础”的衡量方法 |
| 二、“调查基础”的衡量方法 |
| 三、“传统媒体新闻基础”的衡量方法 |
| 四、“网络文本基础”的衡量方法 |
| 第三节 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的影响研究 |
| 一、投资者情绪对当期股票收益的影响研究 |
| 二、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的预测研究 |
| 三、投资者情绪对收益波动性的影响研究 |
| 第四节 文献评析 |
| 第三章 文本挖掘的技术基础 |
| 第一节 数据采集的技术基础 |
| 一、金融主题爬虫技术 |
| 二、金融主题爬虫的流程 |
| 第二节 数据分析的技术基础 |
| 一、文本情感分析技术 |
| 二、文本预处理 |
| 三、TF-IDF文本特征提取与情感识别 |
| 第三节 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的影响机理 |
| 第四章 投资者情绪信息的量化与指标构建 |
| 第一节 量化方法 |
| 一、乐观与悲观情绪特征词的得分计算 |
| 二、卡方检验筛选代表性情绪特征词 |
| 三、确定乐观与悲观情绪特征词的权重 |
| 第二节 量化结果 |
| 一、数据来源 |
| 二、乐观和悲观特征词在网络文本中的分数 |
| 三、初步筛选后的情绪特征词得分 |
| 四、卡方检验筛选后的情绪特征词及权重 |
| 第三节 投资者乐观与悲观情绪指标构建 |
| 第五章 投资者情绪影响股票收益率及其波动性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概述 |
| 二、模型构建 |
| 三、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第三节 投资者情绪影响股票收益率的实证分析 |
| 一、乐观与悲观情绪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分析 |
| 二、大幅情绪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分析 |
| 第四节 投资者情绪影响收益波动性的实证分析 |
| 一、乐观与悲观情绪对收益波动性的影响分析 |
| 二、大幅情绪对收益波动性的影响分析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乐观组与悲观组的特征文本在网页新闻中的TF-IDF分数 |
| 硕士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2）证券举报人奖励与保护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重点和难点 |
| 1.4.1 创新点 |
| 1.4.2 重点和难点 |
| 2 我国证券举报人奖励与保护法律制度的现状 |
| 2.1 我国证券举报人法律制度的发展历程与特点 |
| 2.1.1 我国证券举报人法律制度的发展历程 |
| 2.1.2 我国证券举报人法律制度的特点 |
| 2.2 我国证券举报人奖励法律制度的现状 |
| 2.2.1 我国证券举报人奖励法律制度的法律规定 |
| 2.2.2 我国证券举报人奖励法律制度的实施效果 |
| 2.3 我国证券举报人保护法律制度的现状 |
| 2.3.1 我国证券举报人保护法律制度的法律规定 |
| 2.3.2 我国证券举报人保护法律制度的实施效果 |
| 3 我国证券举报人奖励与保护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 |
| 3.1 证券举报法律依据层级低 |
| 3.2 举报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
| 3.3 举报人身份信息泄露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不明确 |
| 3.4 内部举报人面对雇主报复行为的救济渠道匮乏 |
| 4 国外证券举报人奖励与保护法律制度的借鉴 |
| 4.1 美国证券举报人奖励与保护法律制度 |
| 4.1.1 美国证券举报人法律制度的发展历程 |
| 4.1.2 美国证券举报人奖励法律制度 |
| 4.1.3 美国证券举报人保护法律制度 |
| 4.2 日本证券举报人奖励与保护法律制度 |
| 4.2.1 日本证券举报人法律制度的发展历程 |
| 4.2.2 日本证券举报人奖励法律制度 |
| 4.2.3 日本证券举报人保护法律制度 |
| 4.3 韩国证券举报人奖励与保护法律制度 |
| 4.3.1 韩国证券举报人法律制度的发展历程 |
| 4.3.2 韩国证券举报人奖励法律制度 |
| 4.3.3 韩国证券举报人保护法律制度 |
| 5 完善我国证券举报人奖励与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议 |
| 5.1 证券举报奖金改由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支出 |
| 5.2 公布明确透明的奖励标准 |
| 5.3 为保护举报人增设律师代理为主导的隐名举报制度 |
| 5.4 完善举报人身份信息泄露者的追责制度 |
| 5.5 建立针对雇主报复行为的证券举报人合法劳动权益保护体系 |
| 5.5.1 建立以劳资信赖关系为基础的不当解雇后予以复职的救济制度 |
| 5.5.2 由雇主承担非举报不利对待的举证责任 |
| 5.5.3 建立针对雇主报复行为的追责制度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2019年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汇总表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集资诈骗罪的认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目的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集资诈骗罪的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集资诈骗罪的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比较研究法 |
| 1.4.2 文献分析法 |
| 1.4.3 综合分析法 |
| 1.5 研究框架概述 |
| 第二章 集资诈骗罪概述 |
| 2.1 集资诈骗罪的概念 |
| 2.1.1 集资诈骗罪的概念的相关争议 |
| 2.1.2 集资诈骗罪概念的解读 |
| 2.2 集资诈骗罪的立法沿革 |
| 2.2.1 集资诈骗罪的立法缺位阶段 |
| 2.2.2 集资诈骗罪专项罪名的确立 |
| 2.2.3 集资诈骗罪的立法完善阶段 |
| 2.3 集资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分析 |
| 2.4 集资诈骗罪的犯罪本质 |
| 第三章 由案例引发对集资诈骗罪认定争纷的思考 |
| 3.1 案例引入 |
| 3.1.1 吴英集资诈骗罪案件 |
| 3.1.2 周辉集资诈骗案件 |
| 3.2 “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疑难问题 |
| 3.3 “诈骗方法”的认定难点 |
| 3.3.1 认定“诈骗方法”的法律依据 |
| 3.3.2 认定“诈骗方法”存在的问题 |
| 3.4 集资诈骗罪对象范围认定的误区 |
| 3.4.1 混淆集资诈骗罪对象范围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象范围 |
| 3.4.2 误解特定多数人的范围 |
| 3.5 集资诈骗罪“集资数额”认定标准争议 |
| 第四章 域外有关集资诈骗罪的法律规制与借鉴 |
| 4.1 域外非法集资类犯罪的法律规制 |
| 4.1.1 日本视角下对集资诈骗罪的规制 |
| 4.1.2 德国对集资诈骗罪的规制特点 |
| 4.1.3 美国对集资诈骗行为的规制方式 |
| 4.2 域外对集资诈骗罪认定的特点 |
| 4.2.1 域外有关“非法占有目的”与“社会公众”的认定 |
| 4.2.2 对非法集资类犯罪多数以普通诈骗罪认定 |
| 4.3 域外对集资诈骗罪的规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
| 第五章 集资诈骗罪准确认定的对策 |
| 5.1 “非法占有目的”的准确认定对策 |
| 5.1.1 建议以“排除意思”加“利用意思”进行认定 |
| 5.1.2 建议建立反推规则的认定标准 |
| 5.2 “诈骗方法”的认定建议 |
| 5.2.1 注重“诈骗方法”的实质特征与本质特征 |
| 5.2.2 合理认定“诈骗方法” |
| 5.3 “社会公众”认定的对策分析 |
| 5.4 对“集资数额”认定的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 致谢 |
（4）刑法兜底条款解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既有研究的现状及其存在的不足 |
| 三、本文进一步研究的意义 |
| 四、本文研究的基本路径与框架 |
| 第一章 刑法兜底条款的概述 |
| 第一节 刑法兜底条款的界定 |
| 第二节 刑法兜底条款的数量、分布状况与类型 |
| 一、刑法兜底条款的数量 |
| 二、刑法兜底条款的分布状况 |
| 三、刑法兜底条款的类型 |
| 第三节 刑法兜底条款存在的缘由 |
| 一、刑事立法具有不完整性 |
| 二、刑事立法的不完整性与刑法应当保持相对稳定性之间具有矛盾 |
| 三、刑事立法的不完整性与刑法社会保护功能之间具有矛盾 |
| 四、设置刑法兜底条款是缓解“两个矛盾”的必然选择 |
| 第四节 刑法兜底条款的价值 |
| 一、使得刑法的表现形式更加简约 |
| 二、使得相比纯粹的概括性立法更容易被理解和操作 |
| 第二章 刑法兜底条款的司法现状及其原因分析——以对典型兜底条款的司法适用考察为例 |
| 第一节 非法经营罪之“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
| 一、司法解释的扩张 |
| 二、地方法院判决的扩张 |
| 第二节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
| 一、肖永灵投寄虚假炭疽杆菌案 |
| 二、钟海平盗窃消防栓铜芯案 |
| 三、刘襄等生产、销售“瘦肉精”案 |
| 第三节 破坏生产经营罪之“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 |
| 一、BBS散播谣言案 |
| 二、XPLUS订票系统案 |
| 三、恶意好评案 |
| 四、反向炒信案 |
| 第四节 对刑法兜底条款司法扩张的原因分析 |
| 一、风险社会下有恶必罚观念抬头促使兜底条款成为突破口 |
| 二、兜底条款成为司法便利主义的跳板致使被随意扩张 |
| 三、重刑观念使得兜底条款成为避轻就重的绝佳工具 |
| 第三章 罪刑法定视野下刑法兜底条款解释的基本立场与原则 |
| 第一节 罪刑法定与刑法兜底条款 |
| 第二节 刑法兜底条款解释的基本立场 |
| 一、严格解释与自由解释立场之争 |
| 二、刑法解释应遵循严格解释立场 |
| 三、限制解释立场——刑法兜底条款解释的基本立场 |
| 第三节 刑法兜底条款解释的基本原则 |
| 一、合宪性原则 |
| 二、法益保护原则 |
| 三、罪刑相当原则 |
| 四、慎刑原则 |
| 第四章 刑法兜底条款解释的基本规则 |
| 第一节 同类解释规则的确立 |
| 一、语义学下同类解释规则具有必然性 |
| 二、法律内容内在一致性要求同类解释规则 |
| 三、同类解释规则是普遍被认可和习惯的解释规则 |
| 四、同类解释规则符合兜底条款解释的基本立场与原则 |
| 第二节 同类解释规则中“同类”的理解 |
| 一、对既有“同类”理解的评述 |
| 二、方法论上刑法解释的几种方法 |
| 三、对“同类”的理解应回归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 |
| 第三节 同类解释规则中“同类”的具体判断 |
| 一、文本融贯规则 |
| 二、法益同一规则 |
| 三、侵犯法益同质规则 |
| 四、排他规则 |
| 五、比例规则 |
| 第四节 从宽解释——同类解释规则运用中的补充 |
| 一、从宽解释规则的渊源与传统 |
| 二、从宽解释规则遭遇的挑战与新生 |
| 三、从宽解释规则之于我国刑法的具体应用 |
| 第五章 法定犯兜底条款解释的特殊规则 |
| 第一节 法定犯兜底条款解释的特别问题 |
| 一、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划分 |
| 二、法定犯的基本特征 |
| 三、法定犯中兜底条款解释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无前置法刑事罚则无法定犯兜底条款解释 |
| 一、前置法(不)规定刑事罚则有其特殊意义所在 |
| 二、对于前置法不同行为规定不同法律后果的司法者必须遵循 |
| 三、没有前置法的存在禁止动用法定犯兜底条款 |
| 第三节 空白罪状应进行独立的刑法判断 |
| 一、违反国家规定必须遵循《刑法》第96条规定 |
| 二、空白罪状中的前置法应与罪名保护法益一致 |
| 三、空白罪状中的规定需要刑法价值的二次判断 |
| 第四节 双重兜底条款原则上排斥刑法兜底条款优先适用 |
| 一、法定犯的弱伦理性决定了不得优先适用刑法兜底条款 |
| 二、法定犯为实现国家管理之目的决定了应先穷尽非刑罚手段 |
| 三、法定犯的专业性决定了双重兜底条款应以前置法优先补充为前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5）债务催收订定专法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以境外法制为比较与借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研究目的 |
| 一、研究动机 |
| 二、研究目的 |
| 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范围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文献探讨 |
| 一、台湾地区文献探讨 |
| 二、大陆地区文献探讨 |
| 三、催收研究趋势 |
| 第四节 研究架构与章节安排 |
| 一、研究架构 |
| 二、章节安排 |
| 第五节 预期研究结果与研究限制 |
| 一、预期研究成果 |
| 二、研究限制 |
| 第一章 催收制度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催收法制概念建构 |
| 一、概论 |
| 二、债的相关概念 |
| 三、催收相关基本概念 |
| 第二节 催收问题及产业之起源 |
| 一、美国催收问题及产业之起源 |
| 二、日本催收问题及产业之起源 |
| 三、台湾地区催收问题及产业之起源 |
| 四、大陆地区催收问题及产业之起源 |
| 第三节 催收行为之管理对催收当事人权益之影响 |
| 一、非法与不当催收所涉被催收人的基本权利侵犯 |
| 二、催收专法对催收人基本权利之限制 |
| 三、催收专法对于债权人财产权实现的限制 |
| 四、催收法制于宪法架构下理想之设计 |
| 第四节 债务催收相关规范 |
| 一、催收基本民、刑法规范 |
| 二、行政管理与纪律规范 |
| 第二章 我国大陆地区催收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大陆地区非法催收实例 |
| 第二节 合法的催收行为 |
| 一、电话催收请求主、从债务人还款 |
| 二、行使抵销权 |
| 三、请保证机构理赔 |
| 四、由第三人承担债务或代为清偿 |
| 五、由金融机构自行拍卖担保物 |
| 六、由金融机构承受担保品 |
| 七、寄送催收信函 |
| 八、外访 |
| 九、法务催收 |
| 十、公开个人信用信息 |
| 十一、对高消费以及非生活与工作必需消费行为之限制 |
| 第三节 不合法的债务催收行为 |
| 一、不法催收 |
| 二、不当催收 |
| 第四节 催收实务与现有法令规定的落差 |
| 一、司法上缺乏保障人民的财产权之救济途径 |
| 二、行政上主管机关管制思维欠缺远见 |
| 三、立法上欠缺处罚明文之灰色地带 |
| 第三章 境外债务催收法制与经验 |
| 第一节 美国《公平债务催收行为法》之特殊规范 |
| 一、有关债务人地点信息的获取 |
| 二、与债务催收有关的通讯 |
| 三、不当催收手段类型归纳 |
| 四、虚伪或误导的表述与提供不正确表格 |
| 五、不公平行为与复数债务清偿之指定 |
| 六、债务确认程序 |
| 七、主管机关提交管理状况报告 |
| 八、消费者投诉 |
| 九、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对催收活动的监督 |
| 十、债务催收法庭之友摘要 |
| 十一、执法情形 |
| 十二、教育和推广计划(Education and Outreach Initiatives) |
| 第二节 英国《1974年消费者信用法》之特殊规范 |
| 第三节 日本《债权管理回收业特别措施法》与《贷金业管制法》之特殊规范 |
| 一、对债权管理回收业的设立与变更 |
| 二、债权管理回收业者业务经营 |
| 三、对债权管理回收公司的监督 |
| 四、行政调查与债权管理回收业之关联 |
| 五、《贷金业管制法》 |
| 第四节 美国、日本与英国委外催收法制之横向比较 |
| 一、立法背景 |
| 二、催收行为主体 |
| 三、催收行为客体 |
| 四、催收行为规范 |
| 第五节 其他主要国家与国际组织委外催收管理要点 |
| 一、德国委外催收监管法令与原则 |
| 二、巴塞尔银行监理委员会委外催收监管法令与原则 |
| 三、欧洲银行管理局委外催收监管法令与原则 |
| 四、其他国家委外催收监管法令与原则 |
| 第六节 台湾地区立法经验 |
| 一、重要的催收监管原则 |
| 二、重要的催收监管原则台湾地区催收法制现况 |
| 三、台湾地区立法草案沿革 |
| 第四章 我国大陆地区债务催收专法之建立 |
| 第一节 我国大陆地区订定债务催收专法之必要性 |
| 第二节 我国大陆地区订定债务催收专法之可行性 |
| 一、催收款来源多元且具高度经济影响力 |
| 二、制定专法有助事权统一与将不当催收纳入规范 |
| 第三节 催收专法立法原则与建议 |
| 一、催收相关当事人间基本权利冲突之平衡 |
| 二、立法目之设定 |
| 三、催收主管机关 |
| 四、行为管理或行业管理之选择 |
| 五、资讯揭露之要求 |
| 六、委外管理组织架构 |
| 七、隐私保护 |
| 八、挡债律师制度 |
| 九、催收人员资格限制 |
| 十、债务催收的范围 |
| 十一、催收行为与行业管理之罚则 |
| 十二、公会制度之建立 |
| 第五章 结论 |
| 第一节 研究发现 |
| 一、催收问题及产业之起源各国、各地区不尽相同 |
| 二、催收法制应视为债务人“经济再生”之机制 |
| 三、催收法制应从实证面建立基础 |
| 四、催收法制应建立于管理开放之思维 |
| 第二节 未来研究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美国治理集资诈骗犯罪的成功经验及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庞氏骗局:美国的集资诈骗犯罪 |
| 二、美国治理集资诈骗犯罪的主要对策 |
| (一)动态调整:美国治理金融犯罪刑事政策演变 |
| (二)证券诈骗罪:美国法典中的集资诈骗犯罪 |
| (三)刑罚严厉:证券诈骗罪在美国司法中的适用 |
| (四)刑罚替代措施:美国治理证券诈骗的其他措施 |
| 1. 刑法之外的法案[60] |
| 2. 行业协会的监管 |
| 3. 企业合规 |
| (五)新应用:美国依靠大数据治理证券诈骗 |
| 三、美国治理集资诈骗犯罪的成功经验 |
| (一)政策多变，及时调整 |
| 1. 理论发展与监管政策相辅相成 |
| 2. 根据效果评估 |
| 3. 参考民意 |
| (二)法典综合，动态立法 |
| 1. 多法规制 |
| 2. 案例影响立法 |
| (三)轻重结合，罪名细化 |
| (四)措施多元，重在预防 |
| (五)注重恢复，加强教育 |
| 1. 赔偿受害人 |
| 2. 加强金融教育 |
| 四、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
| (一)政策动态化，刑事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联动统一 |
| (二)立法多样化，集资诈骗纳入证券监管 |
| (三)处罚轻刑化，坚持“先民后刑”原则 |
| (四)预防多元化，全方位保障金融安全 |
| (五)恢复预防并行化，加强金融安全教育 |
（7）我国刑法中情节加重犯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本文创新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情节加重犯本体论 |
| 第一节 情节加重犯的概念 |
| 一、学界通说 |
| 二、本文观点 |
| 第二节 情节加重犯的特征 |
| 一、认定模式上的依附性 |
| 二、“情节”认定上的独立性 |
| 三、加重处罚的法定性 |
| 四、“情节”内涵的多样性 |
| 第三节 情节加重犯的分类 |
| 一、抽象的情节加重犯与具体的情节加重犯 |
| 二、纯正的情节加重犯与不纯正的情节加重犯 |
| 第二章 情节加重犯价值论 |
| 第一节 情节加重犯的立法依据 |
| 一、与刑法基本原则的精神与要求相契合 |
| 二、与马克思主义犯罪观的指导思想相契合 |
| 三、与刑法运行的基本环节和背景相吻合 |
| 四、与刑法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要求相符合 |
| 五、与刑事立法语言原则性的要求相一致 |
| 第二节 情节加重犯的司法价值 |
| 一、有利于限制司法者的自由裁量权 |
| 二、有利于适应纷繁复杂的司法实践 |
| 第三章 情节加重犯立法论 |
| 第一节 情节加重犯的立法沿革 |
| 一、中国古代刑法中涉“情节加重犯”的相关规定 |
| 二、1979 年《刑法》中的情节加重犯 |
| 三、1979 年至1997年间颁布的单行刑法中的情节加重犯 |
| 第二节 我国现行刑法中的情节加重犯梳理 |
| 一、抽象情节加重犯 |
| 二、结果加重犯 |
| 三、数额加重犯 |
| 四、对象加重犯 |
| 五、身份加重犯 |
| 六、手段加重犯 |
| 七、时间加重犯 |
| 八、地点加重犯 |
| 九、行为加重犯 |
| 十、异种行为加重犯 |
| 十一、特殊目的或动机加重犯 |
| 十二、复合情节加重犯 |
| 第三节 情节加重犯的立法模式及评析 |
| 一、单一式立法模式 |
| 二、列举式立法模式 |
| 三、混合式立法模式 |
| 第四章 情节加重犯构成论 |
| 第一节 情节加重犯的加重基础 |
| 一、加重基础的特征 |
| 二、加重基础的类型 |
| 三、加重基础的罪过形式 |
| 四、加重基础的行为形式 |
| 五、加重基础的完成形态 |
| 第二节 情节加重犯加重基础与加重情节的关系 |
| 一、加重基础的前提性 |
| 二、加重情节的可转化性 |
| 三、加重情节的相对独立性 |
| 第三节 情节加重犯的加重情节 |
| 一、加重情节概述 |
| 二、加重情节的性质 |
| 三、加重情节的认识内容 |
| 第五章 情节加重犯关系论 |
| 第一节 情节加重犯与情节 |
| 一、“情节”之字面含义 |
| 二、“情节”之刑法学意义 |
| 第二节 情节加重犯与情节犯 |
| 一、情节犯的概念 |
| 二、我国情节犯的立法模式 |
| 三、情节加重犯与情节犯的关系 |
| 第三节 情节加重犯与结果加重犯 |
| 一、结果加重犯的概念 |
| 二、情节加重犯与结果加重犯的关系 |
| 第四节 情节加重犯与数额加重犯 |
| 一、数额加重犯独立存在必要性之理论争鸣 |
| 二、数额加重犯与情节加重犯之区别 |
| 第五节 情节加重犯与结合犯 |
| 一、结合犯的概念 |
| 二、结合犯的分类 |
| 三、情节加重犯与结合犯的关系 |
| 第六章 情节加重犯形态论 |
| 第一节 情节加重犯的犯罪停止形态 |
| 一、情节加重犯是否存在停止形态 |
| 二、情节加重犯既遂、未遂的认定标准 |
| 第二节 情节加重犯的罪数形态 |
| 一、情节加重犯可能是实质的一罪 |
| 二、情节加重犯可能是法定的一罪 |
| 第三节 情节加重犯的共同犯罪形态 |
| 一、情节加重犯共犯形态的学术观点与评析 |
| 二、共同犯罪中的加重情节 |
| 三、情节加重犯中的共同犯罪 |
| 第七章 情节加重犯完善论 |
| 第一节 情节加重犯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
| 一、情节加重犯立法模式不足之总体展现 |
| 二、情节加重犯立法问题的具体体现 |
| 第二节 情节加重犯的立法完善 |
| 一、域外情节加重犯的立法实践与借鉴 |
| 二、情节加重犯立法完善的具体建议 |
| 第三节 情节加重犯的司法完善 |
| 一、情节加重犯的司法适用状况 |
| 二、情节加重犯的司法适用之不足 |
| 三、情节加重犯司法完善的总体方向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及译作类 |
| 二、学位论文类 |
| 三、期刊杂志类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科研成果 |
| 后记 |
（8）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融资与反恐怖融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论文有关情况的说明 |
| 第一章 恐怖融资基础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恐怖主义与经济学 |
| 第二节 恐怖融资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
|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对恐怖主义及恐怖融资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恐怖融资需求侧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恐怖袭击的直接成本 |
| 第二节 恐怖组织的运营成本 |
| 第三节 恐怖融资需求侧案例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恐怖融资供给侧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外部资助 |
| 第二节 自我融资 |
| 第三节 恐怖组织融资方式的多元化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恐怖融资流通渠道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正规的金融系统 |
| 第二节 非正规价值转移体系 |
| 第三节 基于贸易的价值转移 |
| 第四节 虚拟货币等新兴途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反恐怖融资体系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反恐怖融资体系 |
| 第二节 美国的反恐怖融资体系 |
| 第三节 英国的反恐怖融资体系 |
| 第四节 俄罗斯的反恐怖融资体系 |
| 第五节 国际反恐怖融资体系的特征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反恐怖融资现状及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及恐怖融资情况 |
| 第二节 我国反恐怖融资发展现状 |
| 第三节 我国反恐怖融资中存在的不足与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演化博弈视角下P2P网络借贷的信用风险及其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言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影响因素 |
| 1.2.2 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度量 |
| 1.2.3 P2P网络借贷参与主体博弈 |
| 1.2.4 P2P网络借贷运用模式及其法律问题 |
| 1.2.5 P2P网络借贷比较与借鉴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研究展望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研究展望 |
| 2.P2P网络借贷运行特点及其风险构成 |
| 2.1 我国P2P网络借贷发展现状 |
| 2.1.1 我国P2P网络借贷性质 |
| 2.1.2 我国P2P网络借贷发展历程 |
| 2.1.3 我国P2P网络借贷市场环境 |
| 2.1.4 我国P2P网络借贷风险变化 |
| 2.2 P2P网络借贷与其他金融相关性 |
| 2.2.1 P2P网络借贷与其他金融理论 |
| 2.2.2 P2P网络借贷与其他金融模式 |
| 2.3 P2P网络借贷风险与金融监管理论的漏洞 |
| 2.3.1 我国P2P网络借贷的风险类型 |
| 2.3.2 我国P2P网络借贷的风险成因 |
| 2.3.3 金融监管基本理论的漏洞 |
| 3.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3.1 数据准备 |
| 3.1.1 影响因素及相关假设 |
| 3.1.2 数据选取与解释变量定义 |
|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3.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2.2 相关性分析 |
| 3.3 基于二元回归模型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3.3.1 二元选择回归模型 |
| 3.3.2 极大似然估计 |
| 3.3.3 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度量实证分析 |
| 4.1 信用风险度量模型简介 |
| 4.1.1 决策树算法 |
| 4.1.2 函数类算法 |
| 4.1.3 贝叶斯算法 |
| 4.1.4 KNN(K邻近)分类算法 |
| 4.1.5 基于规则的算法 |
| 4.2 评价指标简介 |
| 4.3 信用评分模型的综合评价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信息不对称下P2P网络借贷信用风险监管的两两演化博弈 |
| 5.1 P2P网络借贷平台间的演化博弈 |
| 5.1.1 模型假设 |
| 5.1.2 复制动态方程 |
| 5.1.3 情况分析 |
| 5.2 P2P网络借贷借款人与投资人之间的演化博弈 |
| 5.2.1 模型假设 |
| 5.2.2 复制动态方程 |
| 5.2.3 情况分析 |
| 5.3 P2P网络借贷平台与监管机构之间的演化博弈 |
| 5.3.1 模型假设 |
| 5.3.2 复制动态方程 |
| 5.3.3 情况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5.4.1 主要贡献 |
| 5.4.2 主要结论 |
| 6.基于非线性系统稳定性的 P2P 网络借贷信用风险监管的三方演化博弈 |
| 6.1 基础知识准备 |
| 6.1.1 模型假设 |
| 6.1.2 复制动态方程 |
| 6.1.3 稳定性理论 |
| 6.2 三方博弈演化稳定策略 |
| 6.2.1 平衡点分析 |
| 6.2.2 演化稳定策略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6.3.1 主要贡献 |
| 6.3.2 主要结论 |
| 7.我国P2P网络借贷运营模式及其法律风险 |
| 7.1 传统信息中介模式 |
| 7.1.1 个人对个人/实体企业的纯线上模式 |
| 7.1.2 个人对类金融企业的线上线下混合模式 |
| 7.2 中国特色信用中介模式 |
| 7.2.1 纯信用中介模式 |
| 7.2.2 类资产证券化模式 |
| 7.2.3 超级债权人模式 |
| 7.3 法律风险分析 |
| 7.4 案例分析 |
| 7.4.1 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 |
| 7.4.2 集资诈骗罪 |
| 7.5 本章小结 |
| 8.P2P网络借贷风险监管法律规制的比较与借鉴 |
| 8.1 英国 |
| 8.1.1 征信系统 |
| 8.1.2 行业自律 |
| 8.1.3 政府监管 |
| 8.2 美国 |
| 8.2.1 征信系统 |
| 8.2.2 行业自律 |
| 8.2.3 政府监管 |
| 8.3 我国现状及对比分析 |
| 8.3.1 我国法律规制现状 |
| 8.3.2 对比分析 |
| 8.4 本章小结 |
| 9.我国P2P网络借贷风险监管的制度构造 |
| 9.1 本文结论 |
| 9.2 征信系统制度构造 |
| 9.3 行业自律制度构造 |
| 9.4 政府监管制度构造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10）互联网背景下财产概念的流变及对刑法适用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刑法中的财产概念 |
| 第一节 “财产”概念的历史流变 |
| 一、早期:“物”与“财产”的具体化列举 |
| 二、发展:作为法律术语的“物”与“财产”概念的成型 |
| 三、成熟:无体物概念的提出 |
| 四、流变:财产概念外延的不断扩张 |
| 第二节 “财产”概念的域外考察 |
| 一、德国 |
| 二、日本 |
| 三、英国 |
| 四、美国 |
| 五、苏联 |
| 六、评析 |
| 第三节 我国刑法中的“财产”概念及认定标准 |
| 一、刑法中“财产”和“财物”概念的关系 |
| 二、关于“财物”属性的理论争讼 |
| 三、互联网背景下“财物”(财产)的认定标准 |
| 第四节 互联网背景下“财产”概念的流变及对刑法的冲击 |
| 一、财产形式的流变对“财物”概念边界的冲击 |
| 二、行为模式的异变对犯罪认定和罪名界限的冲击 |
| 三、财产的数据化带来的数额认定的困境与既遂标准的漂移 |
| 小结 |
| 第二章 电子资金犯罪的刑法应对 |
| 第一节 电子资金概述 |
| 一、电子资金的概念范畴 |
| 二、电子资金的本质与财产性根基 |
| 三、电子资金的出现给刑事司法认定带来的冲击 |
| 第二节 电子资金犯罪的基本类型与行为认定 |
| 一、窃取型电子资金犯罪 |
| 二、复制型电子资金犯罪 |
| 三、套取型电子资金犯罪 |
| 第三节 电子资金犯罪的罪名界分 |
| 一、电子资金犯罪案件的罪名纠葛 |
| 二、电子资金案件罪名界分的理论聚讼及评析 |
| 三、电子资金犯罪案件的罪名界分步骤 |
| 第四节 电子资金犯罪的既遂标准 |
| 一、电子资金犯罪案件既遂标准的漂移 |
| 二、财产犯罪既遂标准的理论聚讼 |
| 三、侵害电子资金犯罪案件的既遂标准 |
| 小结 |
| 第三章 涉电子权利凭证案件的刑事司法认定 |
| 第一节 电子权利凭证概述:分类、财产性与刑法研究现状 |
| 一、刑法视域下电子权利凭证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 |
| 二、电子权利凭证的种类 |
| 三、电子权利凭证的财产性辨析 |
| 第二节 涉物品电子凭证案件的刑事司法认定 |
| 一、窃取他人物品电子凭证的行为定性 |
| 二、侵入系统生成物品电子凭证后倒卖行为的认定 |
| 第三节 侵害服务电子凭证行为的刑事司法认定 |
| 一、记名的服务电子凭证 |
| 二、不记名的服务电子凭证 |
| 第四节 电子积分犯罪的刑事司法认定 |
| 一、侵入系统后虚增电子积分行为的罪名适用 |
| 二、利用系统漏洞刷取电子积分案件的定性 |
| 三、利用规则漏洞刷取电子积分行为的认定 |
| 四、复制电子资金系统后伪卡盗刷案件的处理 |
| 小结 |
| 第四章 大数据财产的刑法保护 |
| 第一节 大数据的概念界定与本质析正 |
| 一、大数据的定义与本质 |
| 二、大数据挖掘 |
| 三、“大数据”与“大数据财产”之概念勘正 |
| 第二节 大数据的财产性分析与大数据财产的权利归属 |
| 一、大数据的财产性分析 |
| 二、“大数据财产”的认定标准与范围界定 |
| 三、大数据财产的权利归属 |
| 第三节 大数据财产的刑法保护路径 |
| 一、大数据财产的保护路径之争 |
| 二、大数据财产的刑事司法保护 |
| 三、其他大数据侵害行为的刑事司法认定 |
| 小结 |
| 第五章 虚拟财产犯罪的刑事司法认定 |
| 第一节 虚拟财产的概念界定 |
| 一、关于“虚拟财产”概念范围的学理争讼 |
| 二、虚拟财产的内涵厘清 |
| 三、虚拟财产的外延 |
| 第二节 虚拟财产的财产性分析 |
| 一、虚拟财产的客观价值性分析 |
| 二、虚拟财产是否具有占有和转移的可能性 |
| 三、虚拟财产的本质 |
| 第三节 侵犯虚拟财产行为的刑事司法认定 |
| 一、以技术手段侵害虚拟财产行为的认定 |
| 二、以现实手段侵害虚拟财产行为的处理 |
| 三、制售、使用外挂行为的定性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证券诈骗30亿美 元（论文参考文献）
- [1]投资者情绪对我国股票收益率的影响研究[D]. 罗翠丽.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2]证券举报人奖励与保护法律制度研究[D]. 华畅. 浙江理工大学, 2020(02)
- [3]集资诈骗罪的认定研究[D]. 柳晓扬. 天津工业大学, 2020(02)
- [4]刑法兜底条款解释研究[D]. 黄何.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5]债务催收订定专法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以境外法制为比较与借鉴[D]. 王冠玮.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8)
- [6]美国治理集资诈骗犯罪的成功经验及启示[J]. 唐韵. 复旦大学法律评论, 2019(00)
- [7]我国刑法中情节加重犯问题研究[D]. 李舒俊.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8]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融资与反恐怖融资研究[D]. 刘磊.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演化博弈视角下P2P网络借贷的信用风险及其法律规制研究[D]. 邓春生.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10]互联网背景下财产概念的流变及对刑法适用的影响[D]. 张弛.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