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产商在为媒体打工吗?（论文文献综述）
田原[1]（2019）在《城郊“混住化社会”的存在形态及治理困境研究 ——以C市城郊的六个村庄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化及由此引发的城乡关系变迁是经典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话题。从一般意义上讲,城市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城市在空间上不断扩张并吞噬乡村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中国开启了新的快速城镇化过程。在计划时期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和消解的基础之上,农村人口开始以各种形式向城镇大规模转移流动,在城郊地带形成了以村庄村民与外来租房者、商品房城市居民与上楼农民、大小企业与村落相交错的混住化现象,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城郊“混住化社会”形态,形成了一种城乡元素空前交融的新的社会格局,对城郊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本文拟运用社会学研究的质性方法,通过对C市城郊若干城边村“混住化社会”的田野调查,将地方性变量引入研究,从城乡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循着“空间—关系—组织”的研究框架,努力通过对城郊混住化社会的空间形态生成、关系形态展开及组织形态转换的总体性研究,以对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城郊混住化社会的形成及特征做出一个基本的理论提炼概括,并探讨其社会治理的基本方略。首先,本文的研究从空间、关系、组织三个方面,对混住化社会的存在形态展开了实证研究:（1）从空间研究视角审视城郊混住化社会,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问题空间”和“变异空间”的存在。在国家城镇化发展战略的直接规划之下,依托于城市开发区体制,基于各种利益关系主体的利益诉求及其相互之间的博弈,无论是村落所处的城郊总体空间,还是以农家院落为依托的微空间,都发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变动。都市新城拔地而起,旧有的村落空间结构迅速走向消解,形成了一种新旧交错的空间面貌。主要表现为村落景观的错乱、院落居住空间的重叠化、由人口倒挂而导致的空间拥挤、企业生产性空间与居住性空间的混合交错等。而在村民回迁聚居区和商品房小区内,则出现了上楼农民与城市市民的“混住”与“互动”,构成了混住化社会另一道空间景观,给城郊社会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2）作为一种特定的社区类型,城郊混住化社会的关系互动亦呈现出多种新的存在形态。与常态意义上的城乡社区不同,在人口空前流动化的背景下,城郊社会出现了村民、外来打工租房者、城市居民等多种身份的人群混住。其中,城郊村落房东与外来租房户的关系最具影响,从表面上看,二者之间的关系似乎是通过“租赁关系”建立起来的,但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关系远远超出了租赁的范畴,而具有较为丰富的社会内涵,其间有建立在租赁关系基础上的“吸引与亲和”,有以“井水不犯河水”特点的浅关系和界限感,有房东对租房者的“软约束”和激烈批评,也有作为局外人的外来租房者对村落事务的冷漠和“绝对不参与”,上述多面相的关系互动及态度取向构成了混住化社会真实的社会关系及其存在形态。此外,企业与村落、村民间以“冲突”或“亲和”为主题的关系互动,上楼农民与城市居民间的邻里区隔和互动,也构成了城郊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表现出较为复杂的社会内涵。（3）混住化社会的组织形态具有明显的“重层性”。既然混住化社会的人群构成表现出特殊的多元性,那么,与之相对应,基层组织形态也必然表现出一种重层结构。所谓“重层结构”,在这里主要是指在城郊范围内既存在着村委会,又存在着社区居委会,形成了新的以“村居并行”和“村+居”为特点的重层结构的组织形态。其次,本文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审视城郊“混住化社会”,我们会发现,城郊“混住化社会”背景下城郊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空间变异”、“关系疏离”、“组织困局”等诸多治理困境。基础性社群关系的疏离、村落和社区归属认同感下降、公共空间走向消解、多元主体参与的缺位与缺场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城郊社会治理的展开。在城郊混住化社会空间治理展开的过程中,我们除了从政策规划的宏观角度努力消解问题空间和矛盾空间之外,还应努力推进城郊微观空间治理的展开,推进作为治理术的公共空间构建。同时,要善于在看似纷乱的社会形态中发现有意义的关系联结,并运用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之中。此外,针对城郊混住化社会的“村居平行”和“村+居”模式的实践经验,积极推进“复合性治理”,加强村居之间的通融和联结,建构起城郊村落基层自治组织体制中的“重层结构”。再次,在城郊混住化社会未来走向的问题上,本文强调:城郊混住化社会的存在具有一定的长期性。因为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所积累下来的城乡发展的不均衡,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郊社会变化“压缩性”所积累的深层矛盾,都需要较长的时间加以化解。但我们同时也要清楚地意识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实施,使得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新二元结构都将得到极大程度上的消解。长期以来,城郊混住化社会基本上是作为城乡二元结构和压缩式发展的重要标识而存在的。无论是失地农民还是离乡外出打工的外来租房者,其身上都背负着乡村贫穷落后的种种印记。而在城郊农民回迁小区上楼农民和城市居民的身上同样可以寻得到较为明显的社会差距。但随着快速城镇化的发展以及城乡差距的缩小,城郊混住化社会将作为“城乡一体化”的界标而存在,成为时代进步的标志。
张亚磊[2]（2018）在《教在雪山下 ——对西藏一所农牧区小学的民族志研究》文中提出西藏农牧区幅员辽阔、地广人稀,过去因经济条件所限,其基础教育一直较为薄弱,尤其是农牧区的教育问题更为严重。近年来国家对基础教育领域进行大手笔的资金投入,实施义务教育均衡政策,使城镇和农牧区达到相同的教育条件,故农牧区教育面貌已有极大改观。过去星散分布的教学点现在已集中为正规的寄宿制完全小学,并且其硬件水平与内地中部省份相比已经不相上下。其师资来源于师范学院,都是公办教师。目前学生家长很支持教育,学生也很有学习热情。因为有“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简称“三包”）政策的支持,教育也没有给藏民增添家庭负担。然而农牧区小学的教学质量并没有显着提高。本研究发现,农牧区小学教学质量不高的根本原因是管理失序。不只是小学内部的管理仍有值得改善之处,政府教育系统的管理方式亦偏离教育的根本。一、政府上层运动式的办教育、对基层频繁无度的检查,扰乱基层的教学秩序,使教师不得不做迎检工作、准备各种文字材料,将本应该用于教学和自我提升的宝贵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无数种毫无意义的表面工作上。二、做为寄宿制小学,教师既要教学,又要全天候地管理学生的日常生活,各项任务累加起来,使教师疲于奔命,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精力用来安心教学。对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一、将教师从文山会海和对学生繁重的管理任务中解放出来,让教师有时间备课、教学;二、提高奖励标准、建立淘汰制度并增加培训机会,让教师有动力教学并能自我提升;三、提高工资标准,吸引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来基层任教。
苏慕瑜[3]（2018）在《调适与归属：兰州外来穆斯林女性的社会适应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促使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也无可避免地冲击到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及其价值观。其中,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城乡二元体制壁垒的打破,资讯与交通网络的改善,这一系列变化激发了西部地区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善于经商的穆斯林群体频繁流动于城市与乡镇之间,成为全国流动人口中比率最高的少数民族群体。与此同时,西北地区农村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生活,为年轻一代穆斯林女性营造了体现自我和独立发展的社会文化空间,点燃了她们对城市自主生活的向往。许多年轻穆斯林女性随着家人到城市谋生或定居,更有不少女性通过婚姻和接受高等教育等途径而留居城市。然而,穆斯林女性在城市追求现代化生活及独立发展时,受到民族习俗、价值观念、性别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经常要面对传统与现代化互动中所产生的取舍及调适。她们的生活方式和家庭文化发生了自觉或不自觉的变化,使她们反思传统的性别角色和性别差异,从而激发了她们对身份归属的重构。本文的研究问题主要围绕两个主题展开。第一,在西北穆斯林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穆斯林女性进入现代化城市后,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碰撞中,她们如何调整自己的社会定位,重新建构社会归属。新的归属与观念的重构过程,又对她们的性别与婚姻观念、社会与家庭角色带来怎样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对西北穆斯林的整体文化,特别是家庭文化、性别等级关系等方面又发生了怎样的影响。第二,西北地区农村的社会转型如何塑造了城市外来穆斯林女性的调适能力及主体意识,如何理解个体女性的社会适应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本文最终要探究始于上世纪末的经济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给西北地区城市外来穆斯林女性发展空间的拓展及自我意识的提升带来了什么实质效果。本研究采用民族志的调研方法,以都市人类学、女性人类学、文化适应研究为主要理论工具,通过结合女性个人与社会因素的综合分析发现外来穆斯林女性在城市中的适应行为与各种社会结构性因素之间的关系。首先,在充分整理国家发展政策、全球化、城市现代化、穆斯林民族传统等西北地区穆斯林社会转型的整体因素基础上,对外来穆斯林女性在适应历程中的各种选择、策略、主观愿望及自我表述等进行深描,对她们言行背后的意义与逻辑进行挖掘分析。其次,在田野资料的分析过程中,我发现“调适”与“归属”两个概念频繁出现在报道人的叙述中,突出反映了穆斯林女性的意识变化。外来穆斯林女性需要根据城市的文化规则去调整自己的价值观、社会关系以及自身的行为模式,而调整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归属感,使她们在现代与传统、城市与农村之间找到平衡,并且与城市居民建立和谐的互动关系。调查结果显示,西北地区外来穆斯林女性为融入城市生活的调适实践富有强烈的地域及民族色彩,她们的调适行为除了受到女性迁移者个人的文化资本及能力的影响外,更多来自于整体社会的变迁和城市社会文化的形塑。城市就业环境中的性别差异、城市社会对农村女性的刻板印象以及穆斯林社会根深蒂固的性别权利差异等,使得穆斯林女性在城市寻求自主立足的过程显得异常艰辛。一些外来穆斯林女性,只能将城市作为享受青春自由的驿站,最终还是顺应传统返回家乡成为全职家庭主妇。本研究还发现,调适是一个持续的能动过程,女性个体需要不断自我提升并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努力在新环境中建立新的归属与秩序。本文显示婚姻策略是城市外来穆斯林女性最主要的调适手段,她们透过婚姻进入城市生活,改变传统的婚姻策略来经营理想的家庭生活,以此提升自己的家庭生活和社会地位。而教育的功用并不足以让外来穆斯林女性得到一份自给自足的工作,但可以增加和提高她们的个人文化资本与在城市生活的自信心,有助于她们建立新的社会网络和得到城市社会的认可。城市里民族文化传统的多样性与动态性,有利于她们提高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认识及利用能力。在整个调适过程中,外来穆斯林女性展示了她们为融入城市社会的诸多努力,如乖巧顺从、灵活变通、协商等比较温和的能动策略,循序渐进地获取周围群体的信任以实现自己融入的目标。她们把握分寸,不会因为要达到自己的理想而破坏与家人的良好关系,她们知道安全感与归属的基础均源自于亲属纽带。研究结果显。示,个别女性确实成功提高了自己的家庭地位,并最终实现了现代女性的独立生活。然而,这些个人的改善并没导致整体穆斯林社会里性别惯习及性别等级关系的重构。出于女性安全感及认同感的需求,她们大多自愿选择牺牲一部分个人自由,并在可能被边缘化的情况下,成为民族文化的再生产者,从而在城市里得到家庭和社会整体的认可。再者,我通过考察发现,城市流动穆斯林女性对整体穆斯林的迁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与贡献。首先,女性为家庭所提供的各种抚养功能满足了家庭所有成员的需要,有利于穆斯林群体在城市定居。同时,她们的迁移也改变了流动穆斯林的家庭文化:妻子开始有更多的决策权和社会活动自由、子女培养观念的转变等。此外,从女性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女性有各种关注与照顾政策,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明显增多,农村及城市外来女性生活也得以显着改善,因而她们可以相对自由地追求现代化生活。但是,处于从属地位及缺乏经济独立能力的穆斯林女性,需要借助外在力量来拓展她们自身的发展空间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形成有利她们发展的环境。这些改变包括穆斯林社会对女性在家庭中付出的认可与尊重,男尊女卑等传统观念的弱化。而且,政府对西北地区民间组织的引导与监督对外来女性融入城市社会也相当重要。通过倡导一种赋权自立的女性发展模式,提高穆斯林女性的发展与自主意识,从而使她们能够与各民族女性共同参与社会建设,推动西北城乡社会发展。最后,本研究综合利用了社会学、女性研究、社会变迁研究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及研究结果,但整体而言,本研究的学术基础是民族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理论方法。利用民族志研究所提供的理论方法,我得以深入实践进行田野调查,收集研究所需资料,进行有效的整理分析。我的研究说明,民族志的理论方法在城市人群的研究中相当有效,它在帮助我们发现研究问题并进行深层次的解释的同时,还能引发研究者深刻的自我反思。民族志的理论方法使我能够较为精确具体地呈现外来穆斯林妇女的都市生活面貌及其调适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外来穆斯林女性群体的民族特性和发展需要,同时还能为政府相关管理工作提供对策层面的有效咨询。期盼本研究能为丰富国内有关少数民族妇女发展的研究,贡献一份有启发意义的个案,并且激励少数民族女性在发展的崎岖之路上砥砺前行。
西德尼·谢尔顿,贺剑瑜[4]（2017）在《绝命追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一部分第一章桑德赫斯特英国皇家军事学院11月22日,星期六,晚上9点"长官!"士官生塞巴斯蒂安·威廉姆斯冲进弗兰克·多里安少将的办公室。威廉姆斯面色苍白,头发凌乱,军容不整。弗兰克·多里安少将不满地嘟起了嘴。这些学员水准在不断下降,他只要闭上眼睛,似
戴洁茹[5]（2017）在《古村落、法国家庭旅馆与农家乐：安徽黄山唐模村的三种旅游实践与符号竞争》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以“景观”为视角的人类学研究个案,是一份乡村旅游打造背景下景观生产的民族志案例。文章以安徽省黄山市唐模村近二十年旅游开发实践为案例,详细描述了地方政府、古村落旅游项目的开发和经营的旅游公司、村民等群体通过包括权力、话语和想象在内的各种手段对徽州传统村落的文化景观进行密集的生产活动;同时不同行动主体根据自身身份、认知模式与实际利益出发,借助阐释和解读村落景观,对徽州古村落中符号性资源的“景观”进行争夺,通过积极的景观符号嫁接与重组等实践,形成景观意象交融与共存的古村落传统景观、唐模法国家庭旅馆与唐模特色农家乐三种不同的旅游业态。文章围绕徽州古村落文化景观的呈现和解读,通过对唐模村民旅游实践下多种样态的景观生产进行分析探讨,进一步分析景观文化符号在各方利益群体的旅游实践下,选择性地剥离、重组、强化适合自己认知与利益表达的景观符号,主动利用景观文化符号重新阐释并再造出各自文化脉络下的景观。不同的实践与阐释方式又相互借用、相互依存、相互杂糅,共冶于一炉,呈现出一种新的村落文化景观样态。本研究可为目前的景观人类学研究提供一份具有中国徽州文化特色与价值的研究案例,同时以期深化人类学对文化符号和表征的重构与利用的理解。
杨亚[6]（2017）在《新闻人离职转型的积极意义探析》文中研究表明如今传媒行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传媒内容生产、传播平台在互联网技术的影响下正加速转型,这也带动了媒体人、新闻人离职转型。本研究以新闻人的离职话语、转型话语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案例分析法、访谈法对新闻人离职转型的积极意义进行探析。首先,提出新闻人离职转型具有积极意义。然后,分别从新闻人离职转型对于传媒行业和社会发展（媒体化方向）的积极意义。最后回归新闻人自身,探析新闻人离职转型对新闻人自身的积极意义。本研究认为新闻人是媒体人之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群体,他们以新闻报道作为认知和解读世界的工具。这是一群具有职业新闻素养、专业主义理念、价值判断力、社会责任感的人。应该跳脱出“媒体人离职反映了新闻行业不景气”的刻板成见,从历史层面与职业层面正视新闻人离职转型的积极意义。对于传媒行业来说,新闻人离职转型去往新媒体其积极意义在于,该群体对专业主义的坚守。新闻人离职转型去往新媒体技术、内容创新领域,他们依然坚持媒体要为传播的内容、影响力负责。新闻人离职转型也促使传统媒体对自身进行反思,传统媒体重新反思专业主义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转型。还有一部分新闻人去往传媒教育界,则为传媒教学和研究带来了专业实践经验和研究视角。新闻人离职去往企业、NGO和NPO、政府组织,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其实与传媒密不可分。新闻人进入社会各个领域,既是各行业媒体化的需要,也能促使其进一步媒体化。同时新闻人进入企业、NGO和政府组织也能够带动社会媒介素养的提高,让社会各行业在媒体化过程中担负起媒体责任、社会责任,并履行职业规范。探析新闻人离职转型的积极意义,最终需要回归到对新闻人自身意义的探讨。面对当下传媒现状,新闻人一直在纠结是离职还是坚守。本研究认为分析离职转型对于已转型和在职新闻人的积极意义,能再次强调新闻人的价值所在。
万兰芳[7]（2017）在《分化与整合：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构建研究 ——以橘村为例》文中提出本文的研究主题是分化与整合视角下的乡村社会公共性构建机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政府开始了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权力开始进入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之中。在1980年代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政府权力虽然在形式上退出了对农村和农民的直接控制,但由于政府在资源的再分配功能方面的增强,使得农民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之中还是能够时刻感受到国家权力的存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提出:“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同时推动了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市场逐渐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非常重要的手段。农民们不再单纯遵循“自给自足”的安全生存逻辑了,他们更希望通过参与市场交换发展致富。因此,分析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民的行动,除了他们自身所在传统社会结构的制约以外,政府和市场的影响也是分析农民行为决策的重要变量,政治结构和市场结构也对农民的行动构成限制,共同形成对乡村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规范。在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背景之下,中国农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农,传统的封闭性乡土社会业已变成了一个兼具开放性和流动性的村庄,公共性的构建成为了当今农村和农民问题中的重要议题。本文以社会整合理论为基础,建构起“政府—市场—社会”的三角分析框架,以一个柑橘产业村庄橘村作为研究案例,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社会公共性的发展变迁和构建问题。首先,从乡村社会的内源性公共性构建来看,乡土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的人际网络结构,“关系”是将个体整合于群体的联结纽带。农民在血缘、地缘的基础上,生产劳动过程中经常通过换工与雇工解决劳动力的不足,红白喜事中也经常进行礼尚往来的人情交往,互惠是大家相互往来的主要目的,每个人都织起了一张具有保障功能的社会网络,从中可以随时获得劳力、资金、信息等方面的社会支持。其次,从市场整合下的乡村社会公共性构建来看,市场体系是一个层级制的社会结构,“利益”是将个体整合于市场体系的联结纽带。农民因为发展产业参与社会分工,打破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模式,他们与外在的社会形成了一种有机的团结。农民只是处于社会大分工体系之中的某个特殊的一环,个人利益的满足是建立在他人利益的实现基础之上的,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还须顾及到他人和公共的利益,而人际关系和权威结构在市场活动中的介入可以形成对不同市场主体或群体之间利益的有效调节,并成功规避市场交易中的不确定性。最后,从政府整合下的乡村社会公共性构建来看,政治结构是一个科层制的社会结构,“权力”是将个体整合于行政组织的联结纽带。在现代社会的法理型统治之下,这种作为团结黏合剂的“权力”具有多样的外在表现形式,可以是各种法律法规所形成的形式主义的外在制度安排,以规范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运行秩序;也体现为对国家公共财产的汲取和再分配,并面向全体人民提供公共服务和安全保障;还体现为为了全体人民利益实现的一种价值引领和追求,比如爱国主义、保护环境等。研究发现:从乡村社会公共性生产的范式转换来看,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社会构建的是一种纯粹的“官”办公共性,土地分家到户以后的个体化时代构建的是一种“政府—市场—社会”均衡互动下的“新公共性”;从乡村社会公共性构建的内在机制来看,政府遵循的是一种基于支配的科层逻辑,社会遵循的是一种基于互惠的合作逻辑,市场遵循的是一种基于分工的交换逻辑;从乡村社会整合的内在团结纽带来看,权力、利益普遍进入了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关系网络,“关系+利益+权力”成为乡村社会团结再造的复合纽带;从乡村社会公共性构建的现实困境来看,政府公共资源的非均衡和不稳定分配,村民自治组织的行政异化,劳动力外流致使村庄陷入“过疏化”等等,都对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构建形成了挑战,需要突破城乡二元的制度性障碍,多措并举促进乡村社会的公共性生长;从比较的视野来看,对于走个体化发展道路的村庄而言,村集体公共资源的枯竭是制约其内源性公共性生长的重要原因,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建立起农民个体和村集体的利益关联,再造村庄集体经济,从而为乡村社会的内生性公共性构建获得源源不断的资源支持。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旨在强调:第一,在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背景下,社会分化普遍发生,必须通过对乡村社会的多元整合与团结再造才能促进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构建;第二,市场在解决小农家庭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上并非注定必然失败,橘村的发展经验可供当前农村的产业化发展和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改革进行参考和借鉴;第三,要破除城乡二元的体制性障碍,使得从乡村社会“脱嵌”的个体能够“再嵌入”到城市社会结构之中,并最终达到城乡人口和资源分配的一种新的动态平衡;第四,政府要通过再分配体制促进社会资源在不同群体之间更加公正的分配,向农村持续注入公共资源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公共服务水平,逐步缩小公共性供给的城乡差距。
吴记峰[8]（2016）在《内生与建构：激活村民自治资源的尝试与悖论 ——以华南云台村村委会下移改革为个案》文中提出我国以建制村为基础的村民自治在经历了30多年的曲折发展之后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问题,进入了发展的瓶颈期。而在建制村以下更基础的社会单元,村民自治则以其内在价值和力量呈现出强劲的生机与活力。处于华南地区的清远市正是基于自然村与村民小组一级自治的传统资源与内在活力启动了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着力通过复归自然村自治传统、连接传统乡村社会自治来激活自治资源。这样的一场改革缘何在属于粤北山区的清远市发生,传统时期的这片乡土曾经内生出怎样的自治形态,这种自治形态又能否在当前这样一个现代国家体系与乡土社会土壤中被真正重构?换言之,政府主导下的激活自治资源的努力能否达到预期改革绩效?本文就是要回归历史最深处、重返社会最基层,以处于改革风口浪尖的云台村为考察基点,通过对传统乡村自治和现代村民自治的对比研究以及对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的参与式观察全面解读现代化进程中以村委会下移激活村民自治资源的尝试与悖论,进而提出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挖掘村民自治资源的有效路径。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是建立在传统社会自治以及当前建制村以下村民自治活力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对传统宗族社会内生的传统乡村自治形态以及现代国家建构下的建制村以下村民自治的对比研究是本研究的基石,而小村落在大变迁面前的反应、小村落对于大改革的回应也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一项参与式研究,笔者努力融入到了云台村这个华南自然村落之中,通过深入挖掘有关传统宗族社会的乡土记忆和文字材料来重现较为真实的传统乡村自治形态,通过全面梳理沧海桑田中吴氏族人的生命轨迹来呈现较为完整的社会变迁过程,通过细致发掘新的历史节点上华南乡村自治实态来考察自治下移改革的社会基础,通过参与观察改革全过程来发掘政府主导的自治复归所面临的现代国家建构与村民自治重构的内在张力,最后在对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形成基本结论的同时探究新时期激活自治资源的有效路径。本文以参与式研究的方法对以激活自治资源为归依的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的改革依据、改革方案、改革土壤、改革过程、改革成效等进行了全景式探究,从而对村民自治三十多年的发展以及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本身进行深入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村民自治进一步发展的崭新路向。首先,本文还是回到历史深处,在历史场域中探究传统乡村自治的完整形态,从而对传统社会自生自发的自治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参见第二章）。其次,本文将对现代国家建构下的村民自治尤其是建制村以下社会单元的村民自治实态进行深入的挖掘,并与传统社会的宗族村自治进行全面的对比（参见第三章）。也正是现代村民自治与传统乡村自治所面临的社会土壤与社会环境的不同,政府主导的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在掀起了乡村体制变革、导致乡村秩序变换的基础上最终衍化为了草根自治的再度行政化的过程,形成了改革的第一个悖论。让人庆幸的是,当改革的浪潮暂告一个段落,古老的传统村落反倒又自发的找寻着内部的均衡点,自然村的草根自治也再次萌发出新的生机,改革也因此产生了又一个悖论（第四章）。云台村的改革实践表明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终将难达其效,复归传统自治的努力终将难以复归传统。但与此同时要看到的是,传统不可复归并不代表着没有传统自治资源可供挖掘,激活村民自治资源关键要探寻到挖掘传统资源的最佳方式与有效路径,进而探索新时期村民自治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第五章）。
杨瑞玲[9]（2015）在《解构乡村：共同体的脱嵌、超越与再造》文中研究指明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乡村急剧变迁的过程,当前城镇化拐点背景下学界和政策决策领域对于乡村变迁的方向与前景充满争议。要明确乡村变迁的方向,有必要深入细致地分析乡村变迁的动力机制。本文从乡村的“共同体”这一属性入手,以鲁南龙镇为案例,分析自上个世纪初以来的龙镇乡村经济社会的变迁特征和动力机制。研究认为,乡村变迁的根本动力机制为现代性,现代性具体表现为现代国家政权、市场经济制度以及时空伸延机制三项基本的制度。这三项制度彼此互动共同推动了乡村的变迁,在不同时间段起到主要作用的制度不同。现代性对于乡村共同体具有解构和自反性的双重作用。现代国家政权、市场经济制度和时空伸延机制分别主导乡村共同体的“强制性脱嵌”、全面脱嵌和时空脱域这三个阶段。在改革开放以前,现代国家政权起到主导作用,其通过计划经济实现了农业与工业经济部门的分离,通过权力主导的机械分工实现劳动力的规训,使劳动力与土地所有者分离,将劳动力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但由于市场被压制,这一时间段乡村的劳动力、土地、货币三种要素并未实现虚拟商品化。因此这一阶段的乡村共同体整体呈现出在现代国家政权主导下的“强制性脱嵌”现象。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制度逐步确立,“逐利”的市场经济原则渗透入并主导乡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共同体在关系实体上出现“全面脱嵌”现象。在经济维度,市场体系的延展使得原本集中在有限场地的乡村经济活动弥散,逐渐失去经济共同体的意味。在社会维度,社会纽带碎片化并且浸没于市场经济原则中。在权力维度,基层权力脱节,权力出现市场化的倾向,村镇治理经济化。在文化维度,传统的宗教信仰世俗化,消费文化成为主流,经济理性的原则主导乡村的文化活动。新世纪以来,现代性的时-空伸延机制对于乡村共同体的作用凸显。一方面,乡村的开放性进一步增强,村落社会在时空维度上“脱域”,乡村内部出现村落形态和功能的分化。另一方面,现代性的自反性作用日益明显。分化的乡村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整合,乡村与城市出现了时空伸延与一体同构的趋势；乡村被景观化的同时,乡村价值获得了主体性自觉,出现了人的回归参与乡村建设的潮流；乡村居民公共意识觉醒,社区公共需求凝聚,村落出现现代社区化的趋向。这些都促成了乡村的新型共同体属性和乡村作为独特社会生态景观系统的再造。本研究构建了一个解释乡村变迁机制的理论框架,并在已有的“乡村终结说”、乡村保护理论之外展现了一种新的乡村发展路径,强调相当一部分乡村在未来既不会终结,也不会静态地保持所谓的完整,而是在城乡互补与同构的趋势下、在全球化时代本土性与开放性互构的作用下,动态地发展并实现自身独特的价值。
傅聪,傅博[10]（2015）在《迟到的公正》文中研究指明序幕空中俯瞰,滨海市美丽如画的风景。湛蓝的大海,金色的沙滩,绿树掩映的楼房,街道穿梭的车流,一切都显得那样和谐、幽美和安详。滨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大门。法庭内,空旷无人,寂静无声,国徽、审判席、被告席、旁听席,渐次从银幕上掠过,庄严肃穆。审判席上摆放着的法槌。画外传来法槌清脆的敲击声"呯"。推出片名:迟到的公正。1.滨海市丽华公司门前日装修豪华阔气的大门前,两尊高大的花岗岩石狮怒目圆睁,仿佛注视着眼
二、地产商在为媒体打工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地产商在为媒体打工吗?（论文提纲范文）
（1）城郊“混住化社会”的存在形态及治理困境研究 ——以C市城郊的六个村庄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缘起 |
| 1.1.1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社会变迁 |
| 1.1.2 城郊地域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 |
| 1.1.3 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
| 1.2 概念界定：“混住化社会” |
| 1.2.1 “混住化社会”的内涵 |
| 1.2.2 比较视野中的“混住化社会”概念 |
| 1.2.3 “混住化社会”研究的理论依据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田野概况及“混住化社会”类型的发现 |
| 1.4 研究框架与篇章结构 |
| 1.4.1 研究框架 |
| 1.4.2 篇章结构 |
| 第2章 文献回顾与评论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关于城郊村落的总体研究 |
| 2.1.2 城郊村落的空间研究 |
| 2.1.3 城郊村落的阶层构成及相互关系 |
| 2.1.4 城郊村落的组织体制 |
| 2.2 以往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
| 2.2.1 学术贡献 |
| 2.2.2 研究局限 |
| 第3章 城郊“混住化社会”空间形态的生成 |
| 3.1 城市扩张与城郊村落空间变动的发生 |
| 3.1.1 城市化推拉力量作用的非均衡性 |
| 3.1.2 城乡元素的交互作用 |
| 3.1.3 城郊“混住化空间”的空间生产 |
| 3.2 城郊“混住化社会”的空间特征 |
| 3.2.1 城郊村落景观的错乱 |
| 3.2.2 院落居住空间的拥挤和重叠 |
| 3.2.3 企业对村落的嵌入与包围 |
| 3.2.4 村民回迁聚居区的“混住”与“区隔” |
| 3.3 城郊“混住化社会”空间变异的逻辑 |
| 3.3.1 城郊混住化社会空间变迁的性质 |
| 3.3.2 混住化社会的空间功能及风险 |
| 3.3.3 空间的联结与互动 |
| 第4章 城郊“混住化社会”关系形态的展开 |
| 4.1 城郊“混住化社会”的关系变迁 |
| 4.1.1 城郊村落乡土社会的传统关系 |
| 4.1.2 混住化背景下城郊村落的关系变动 |
| 4.2 城郊“混住化社会”的关系形态分析 |
| 4.2.1 村民与外来租房者的关系 |
| 4.2.2 回迁小区村民与市民间的关系 |
| 4.2.3 混住化地域企业与村民的关系 |
| 4.3 社会关联与社会秩序 |
| 4.3.1 城郊“混住化社会”关系形态的特征 |
| 4.3.2 发现新的社会关联形式 |
| 4.3.3 混住化社会关系形态的评价 |
| 第5章 城郊“混住化社会”基层组织形态的转换 |
| 5.1 城郊村落组织体制的演进轨迹及特征 |
| 5.1.1 我国村落组织体制研究的历史分期 |
| 5.1.2 从“郊区体制”到“开发区体制” |
| 5.1.3 城郊村落组织的“对向畸变” |
| 5.2 城郊混住化地域村落基层组织形态的“重层结构” |
| 5.2.1 从“村代社区”到“村居平行设置” |
| 5.2.2 从“乡代社区”到“村+居” |
| 5.3 对城郊“混住化社会”基层组织转换的讨论 |
| 5.3.1 从“村落单位化”到“村落混住化” |
| 5.3.2 城郊基层政府及自治组织工作重心的转移 |
| 5.3.3 城郊混住化社会基层组织“重层结构”的长期存在 |
| 第6章 城郊“混住化社会”背景下的基层社会治理 |
| 6.1 城郊“混住化社会”的空间治理 |
| 6.1.1 城郊基层治理的空间困境 |
| 6.1.2 空间治理的主要方式 |
| 6.2 城郊混住化社会的关系治理 |
| 6.2.1 关系疏离与基层社会治理困境 |
| 6.2.2 关系治理的多重路径 |
| 6.3 城郊混住化社会的基层复合性治理 |
| 6.3.1 城郊混住化社会的“组织困局” |
| 6.3.2 探索城郊地域的复合性治理 |
| 第7章 结论及进一步的讨论 |
| 7.1 社区类型学与“混住化社会” |
| 7.2 城郊“混住化社会”的存在形态及发展走向 |
| 7.3 “混住化社会”的基层治理对策 |
| 7.4 进一步的研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相关学术成果 |
（2）教在雪山下 ——对西藏一所农牧区小学的民族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问题 |
| 一、研究对象:西藏山南地区一所农牧区小学 |
| 二、研究问题:小学教育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西方少数族群学生学业成就的若干归因理论 |
| 二、中国少数民族学生低学业成就的研究 |
| 三、现有研究之不足与本研究之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学校的日常 |
| 第一节 学校的一天 |
| 一、返校 |
| 二、凌晨早起 |
| 三、激励困境与集体惰性 |
| 四、早操及卫生打扫 |
| 五、老师和学生的一日三餐 |
| 六、课表的秘密(一) |
| 七、课间操 |
| 八、中午补习、午休及晚自习 |
| 九、教师的教学任务 |
| 第二节 学校的大周循环 |
| 一、兴趣小组 |
| 二、少先队活动 |
| 三、父母探望学生 |
| 四、看电影 |
| 五、升旗仪式 |
| 六、短暂的假期 |
| 第三节 老师的多重任务角色(一) |
| 第三章 学校的社会关系 |
| 第一节 上级的检查和指导 |
| 一、迎接上级检查 |
| 二、上级指导 |
| 第二节 学校的社会网络 |
| 一、学校的近邻 |
| 二、学校的远亲 |
| 第三节 学校的主动展演:儿童节与三二八 |
| 一、盛大的儿童节 |
| 二、师生与村民的联欢:3.28 |
| 三、学校的经济自救 |
| 第四节 老师的多重任务角色(二) |
| 第四章 困局与应对 |
| 第一节 老师的尽职与自救 |
| 一、课表的秘密(二) |
| 二、节庆 |
| 三、污文化 |
| 四、请假 |
| 第二节 奖惩及其副作用 |
| 一、往昔的美好岁月 |
| 二、教育局的三板斧:强训班、补贴及奖惩 |
| 三、评职称 |
| 第三节 集体隋性与强人 |
| 一、新任校长 |
| 二、强人 |
| 第四节 学生的世界 |
| 一、满溢的活力 |
| 二、学校的风气 |
| 三、教科书与情境真实 |
| 四、运动会 |
| 第五章 讨论与结论 |
| 一、樟雅小学的运行机制 |
| 二、混乱如何变为有序 |
| 三、对学校教学与管理方面的建议 |
| 四、关于田野方法的反思 |
| 五、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3）调适与归属：兰州外来穆斯林女性的社会适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问题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框架及主要概念界定 |
| 四、研究地点及研究对象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现实价值与学术价值 |
| 第一章 西北社会转型下的穆斯林女性迁移 |
| 第一节 西北农村变迁与人口迁移 |
| 一、城镇化进程 |
| 二、户籍制度改革 |
| 三、农业改革及劳务输出 |
| 第二节 兰州:穆斯林女性寻找理想及归属之地 |
| 一、多民族杂居交融的古都 |
| 二、充满活力机遇的省会城市 |
| 三、有限的选择与家长的顾虑 |
| 第三节 多样的迁移途径 |
| 一、随迁型:与家人共同奋斗 |
| 二、自主发展型:在城市学习的单身女性 |
| 三、上进奋斗型:在城市工作的母亲 |
| 小结 |
| 第二章 进城后的调适策略与归属建构 |
| 第一节 不自觉的疏离 |
| 一、陌生城市里的熟悉家园 |
| 二、不变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归属 |
| 三、无形的界线与过客心态 |
| 第二节 被边缘化的女性群体 |
| 一、城市里的失学少女 |
| 二、社会分层及群体内部差异 |
| 三、公益机构及其对边缘群体的帮扶 |
| 第三节 融入城市化生活 |
| 一、品味的追求及对城市的归属 |
| 二、女性权益的重视 |
| 三、民族归属感的弱化 |
| 第四节 传统与城市文化的整合 |
| 一、民族传统与城市文化的交融 |
| 二、新的生活秩序 |
| 三、灵活互谅的人际交往 |
| 小结 |
| 第三章 女性教育与社会调适能力 |
| 第一节 20世纪90年代西北穆斯林地区的基础教育 |
| 一、女童教育落后的综合因素 |
| 二、家庭为主的传统女性规范 |
| 三、荣誉观念与性别区隔 |
| 第二节 21世纪初西北农村的女童教育改善 |
| 一、作为地方发展指标的女性教育 |
| 二、女童培养观念的转变 |
| 三、民族文化教育的现代化 |
| 第三节 女性教育与城市适应 |
| 一、就业市场的性别差异 |
| 二、语言、信息技术与适应能力 |
| 三、能动性的增强 |
| 小结 |
| 第四章 城市生活中婚姻策略的转变 |
| 第一节 穆斯林的传统婚姻策略 |
| 一、成人礼 |
| 二、家族及群体的事务 |
| 三、早婚习俗及其实践逻辑 |
| 四、女性成功及价值的象征 |
| 第二节 待嫁姑娘的婚姻策略 |
| 一、为逃避早婚命运而学习 |
| 二、自主与归属之间的张力 |
| 三、跳出传统婚姻束缚的尝试 |
| 第三节 已婚女性的家庭生活策略 |
| 一、“嫁得好”也要“干的好” |
| 二、家庭分工的改革 |
| 三、少生精养的育儿策略 |
| 小结 |
| 第五章 文化传统变迁下的女性归属重构 |
| 第一节 城市穆斯林的宗教习俗及其文化特点 |
| 一、和而不同的多元形态 |
| 二、宗教文化的理性实践 |
| 三、宗教对社会作用的再认识 |
| 第二节 文化自觉与性别文化重构 |
| 一、走出“厨房”的文化传承者 |
| 二、现代“贤妻良母”的新典范 |
| 三、全球化下的性别文化认同 |
| 第三节 服饰象征与归属重构 |
| 一、多重的象征意义 |
| 二、西北地区的实践及含义 |
| 三、传统与现代的糅合 |
| 小结 |
| 结论 |
| 一、个人调适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
| 二、女性能动性的探讨 |
| 三、女性发展与管理对策 |
| 四、迁移穆斯林女性的影响与贡献 |
| 五、都市迁移人口研究理论的思考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古村落、法国家庭旅馆与农家乐：安徽黄山唐模村的三种旅游实践与符号竞争（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概述 |
| 一、有关文化的结构、表征与理解的研究 |
| 二、人类学的景观研究 |
| 三、有关徽州古村落保护与村落开发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徽州·唐模 |
| 第一节 徽州 |
| 一、作为历史地理概念的徽州 |
| 二、徽州地区的自然环境 |
| 三、徽州人文环境 |
| 第二节 唐模村 |
| 一、人口与家庭 |
| 二、宗族 |
| 三、生计方式 |
| 四、村落旅游打造历程 |
| 第三章 传统——徽州古村落景区的出现 |
| 第一节 徽商、宗族历史记忆与景观遗产 |
| 第二节 古村落景观的营建 |
| 一、古徽州传统景观打造的经营者 |
| 二、古徽州传统景观打造的经营打造 |
| 第三节 村民对于打造的回馈与反映 |
| 第四章 想象——唐模法国家庭旅馆的前世今生 |
| 第一节 中法合作落地唐模 |
| 一、法国家庭旅馆 |
| 二、谋求合作促发展 |
| 第二节 经营与景观制造 |
| 一、唐模法国家庭旅馆一期汪应川店 |
| 二、邂逅唐模 |
| 三、被规划的浪漫 |
| 四、唐模法国家庭旅馆二期七天井店 |
| 五、浪漫的流变 |
| 第三节 村民的质疑 |
| 一、断脉式迁建 |
| 二、我们的家园不浪漫 |
| 三、新一轮潜藏的冲突 |
| 第五章 村民——农家乐的兴起 |
| 第一节 乡村旅游开发中的“家”和“家园” |
| 第二节 唐模村农家乐的兴衰沉浮 |
| 一、流水餐厅模式:农家乐的初步发展 |
| 二、政府与公司的“共谋”:“农家乐协会”的形成与作用 |
| 三、制造“乡土”:“浪漫”背景下的农家乐与农家客栈 |
| 四、利益分配:法国家庭旅馆、村家乐和村民间的博弈 |
| 第六章 结论 |
| 第一节 景观的生产 |
| 一、传统的再造 |
| 二、引入外来景观符号并试图将其再地化 |
| 三、再造乡土:农家乐的景观意象 |
| 第二节 景观争夺与融合 |
| 一、景观的争夺 |
| 二、景观意象的交融与三种旅游实践的共存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士在读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6）新闻人离职转型的积极意义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案例与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对象与研究现象 |
| 1.3.1 研究对象:新闻人 |
| 1.3.2 研究现象:新闻人离职转型 |
| 1.4 研究方法、思路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思路 |
| 1.4.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新闻人离职转型具有积极意义 |
| 2.1 从历史层面追溯新闻人离职转型的积极意义 |
| 2.1.1 互联网新兴之初新闻人离职转型为传媒业内容上网提供人才 |
| 2.1.2 互联网兴盛之时新闻人离职转型为社会各行业提供媒体人才 |
| 2.1.3 移动互联网时代名记、名嘴离职事件使其职业追求得到社会关注 |
| 2.1.4 移动互联网时代底层新闻人离职转型使其职业价值得以显现 |
| 2.2 从职业层面正视新闻人离职转型的积极意义 |
| 2.2.1 社会应该正视新闻人离职转型的职业流动 |
| 2.2.2 社会应该通过新闻人离职转型重识新闻人的媒介素养 |
| 2.2.3 社会可以通过新闻人离职转型提升民众的媒介素养 |
| 第3章 新闻人离职转型对传媒行业的积极意义 |
| 3.1 新闻人离职转型为新媒体发展带来专业主义 |
| 3.1.1 新闻人离职转型为新媒体发展构筑新型专业主义理念 |
| 3.1.2 新闻人离职转型以专业主义理念探索新媒体的内容生产 |
| 3.1.3 新闻人离职转型以专业主义探索新媒体的内容分发 |
| 3.2 新闻人离职转促使传统媒体反思其自身的专业性 |
| 3.2.1 新闻人离职转型加深了传统媒体的危机意识 |
| 3.2.2 新闻人离职转型促使传统媒体重新思考专业主义发展 |
| 3.2.3 新闻人离职转型促使传统媒体为挽留人才而进行改革 |
| 3.3 新闻人离职转型为传媒教育带来专业主义实践范本 |
| 3.3.1 新闻人离职转型有助于提高传媒学科教学的实践性 |
| 3.3.2 新闻人离职转型有助于提高传媒学科研究的实践性 |
| 第4章 新闻人离职转型对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 |
| 4.1 社会行业媒体化需要离职转型的新闻人 |
| 4.1.1 企业媒体化需要新闻人的品牌影响力 |
| 4.1.2 NGO与NPO媒体化需要新闻人的议程设置能力 |
| 4.1.3 政府组织媒体化需要新闻人的舆情应对能力 |
| 4.2 新闻人离职转型进入企业的积极意义 |
| 4.2.1 新闻人离职转型公关拓展企业的信息传播能力 |
| 4.2.2 新闻人离职转型创业开拓传统产业的新商业途径 |
| 4.3 新闻人离职转型进入社会公益组织的积极意义 |
| 4.3.1 新闻人离职转型做公益组织推动其公信力形成 |
| 4.3.2 新闻人离职转型做公益组织促使其规范化发展 |
| 4.4 新闻人离职转型进入政府组织的积极意义 |
| 4.4.1 新闻人离职从政以专业视角改善管理 |
| 4.4.2 新闻人离职从政以民生视角改善服务 |
| 第5章 新闻人离职转型对新闻人的积极意义 |
| 5.1 新闻人离职转型对已转型新闻人的积极意义 |
| 5.1.1 跳出转型前的职业困局 |
| 5.1.2 面临新的人生选择和挑战 |
| 5.2 新闻人离职转型对在职新闻人的积极意义 |
| 5.2.1 启发在职新闻人做出调整 |
| 5.2.2 迫使在职新闻人重识坚守和转型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分化与整合：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构建研究 ——以橘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主题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主题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中国名村的公共性构建研究 |
| 二、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形态研究 |
| 三、社会整合与乡村的公共性构建研究 |
| 四、文献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案例选取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 |
| 四、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
| 第一节 社会整合理论 |
| 一、社会类型整合理论 |
| 二、分化、整合及公共性构建的整合机制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阐释:公共性 |
| 一、主要的公共性思想 |
| 二、公共性的内涵 |
| 三、公共性的测量 |
| 四、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形态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政府-市场-社会”三角分析框架 |
| 一、“国家-社会”分析范式:适用性及其调整 |
| 二、“政府-市场-社会”三角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乡村社会公共性重建的背景:从集体社会到个体化时代 |
| 第一节 橘村概况 |
| 一、村庄概貌 |
| 二、村庄发展变迁 |
| 第二节 集体社会:橘村公共性构建的“乌托邦”实践 |
| 一、集体社会的“大锅饭” |
| 二、集体社会的共同生产 |
| 三、集体社会的公共性消费 |
| 第三节 个体化时代:橘村公共性重建中的分化与整合 |
| 一、乡村社会发展中的全面分化 |
| 二、乡村社会公共性构建的多元整合 |
| 第四章 农民与社会:乡村社会公共性构建的关系主导型整合 |
| 第一节 乡土社会及其差序格局 |
| 一、乡土社会的现代变迁:从“乡土社会”到“后乡土社会” |
| 二、差序格局:乡村社会自我整合的关系网络 |
| 第二节 换工与雇工:橘村生产劳动过程中的村民团结 |
| 一、劳动力支持:分田单干与生产互助 |
| 二、居住中的社会:房屋建造中的村民合作 |
| 第三节 礼尚往来:橘村仪式性人情中的关系交往 |
| 一、角色扮演:乡村红白喜事的社会运作 |
| 二、礼尚往来:乡村红白喜事中的关系呈现 |
| 第四节 小结:“关系”联结下的乡村社会公共性构建 |
| 第五章 农民与市场:乡村社会公共性构建的利益主导型整合 |
| 第一节 市场的政治与社会想象 |
| 一、虚假脱嵌的实体嵌入:波兰尼之社会构件的市场观 |
| 二、结构约束的形式嵌入:格兰诺威特之社会建构的市场观 |
| 第二节 迈向社会分工的橘村产业化 |
| 一、饱暖思钞票:农民理性萌发与产业发展试水 |
| 二、干脆买粮吃:农民理性扩张与产业发展壮大 |
| 第三节 市场吸纳与橘村农民的社会公共资源获取 |
| 一、单枪匹马“闯市场”:市场交易中的不确定性 |
| 二、坐在家里“等市场”:趋向稳定的市场交易 |
| 第四节 小结:“利益”联结下的乡村社会公共性构建 |
| 第六章 农民与政府:乡村社会公共性构建的权力主导型整合 |
| 第一节 现代科层政体及其垂直整合 |
| 一、合法化统治及官僚制下的公共理性 |
| 二、科层制结构下垂直整合的权力术 |
| 第二节 政权下乡与橘村村民自治 |
| 一、政权下乡:乡村社会的政府权力“在场” |
| 二、村民自治:乡村的社会权力生长 |
| 第三节 项目进村与科层逻辑下的橘村公共性生产 |
| 一、科层“悬浮”:村民被动卷入下的项目公共性受损 |
| 二、科层“嵌入”:村民主动参与下的项目公共性拓展 |
| 第四节 小结:“权力”联结下的乡村社会公共性构建 |
| 第七章 结论与反思 |
| 第一节 乡村社会公共性生产的范式转换 |
| 一、集体社会:“官”办公共性 |
| 二、个体化时代:“新公共性” |
| 第二节 乡村社会公共性构建的三元逻辑 |
| 一、政府: 基于支配的科层逻辑 |
| 二、市场: 基于分工的交换逻辑 |
| 三、社会: 基于互惠的合作逻辑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整合的团结纽带:“关系+利益+权力”的复合联结 |
| 第四节 乡村社会公共性构建的现实困境及其超越 |
| 第五节 比较视野下的乡村社会内源性公共性生产与村庄集体再造:一个未尽的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内生与建构：激活村民自治资源的尝试与悖论 ——以华南云台村村委会下移改革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
| 二、已有研究与研究述评 |
| (一) 内生与自发：传统乡村社会自治 |
| (二) 自生与建构：当代农村村民自治 |
| (三) 探索与挖掘：村民自治形式创新 |
| 三、研究视角与论文价值 |
| 四、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五、研究方法与田野工作 |
| 六、研究因缘与个案介绍 |
| 第二章 社会内生性的传统自治：村委会下移的历史依据 |
| 一、宗族村内生自治 |
| (一) 聚族而居 |
| (二) 产权私有 |
| (三) 内生事务 |
| (四) 长老治村 |
| (五) 族规规训 |
| 二、宗族村与社会 |
| (一) 乡绅治乡 |
| (二) 村间社会 |
| (三) 乡村集市 |
| (四) 汇织与会 |
| 三、宗族村与保甲 |
| (一) 乡村有保甲 |
| (二) 保甲靠宗族 |
| 四、宗族村与国家 |
| (一) 县政补充村治 |
| (二) 县政难替村治 |
| (三) 县政借助村治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家建构下的村民自治：村委会下移的社会基础 |
| 一、自然村自治变迁 |
| (一) 土地改革自治受影响 |
| (二) 高级社中自治遭挤压 |
| (三) 公社制下他治达高峰 |
| (四) 改革开放后自治再兴 |
| 二、自然村内部自治 |
| (一) 走向开放 |
| (二) 产权公有 |
| (三) 事务多元 |
| (四) 队委治村 |
| (五) 村规式微 |
| 三、自然村与社会 |
| (一) 乡贤不在乡 |
| (二) 村间弱社会 |
| (三) 乡缺自组织 |
| 四、自然村与国家 |
| (一) 政权下乡 |
| (二) 资源进村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草根自治的再度行政化：村委会下移的改革实践 |
| 一、激活自治资源的村民自治改革 |
| (一) 村级组织建设 |
| (二) 自治下移改革 |
| (三) 农村治理转向 |
| (四) 云台改革试验 |
| 二、基于经验本位的乡土社会反应 |
| (一) 县乡干部论改革 |
| (二) 基层政府推改革 |
| (三) 基层群众看改革 |
| 三、推动改革实践的乡村建设试验 |
| (一) 共建生态新村 |
| (二) 创新经营体制 |
| (三) 变革产权制度 |
| (四) 理顺村级组织 |
| 四、实现基层重构的村级换届选举 |
| (一) 选举委员会选举 |
| (二) 村委会候选人选举 |
| (三) 村委会换届选举 |
| (四) 村级组织选举 |
| 五、走向悖论的自然村自治行政化 |
| (一) 多头领导 |
| (二) 权责不清 |
| (三) 自治空转 |
| 六、政府退场后的草根自治形式再生 |
| (一) 改革方案不断完善 |
| (二) 改革实践归于平静 |
| (三) 草根自治重获新生 |
| 七、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余论：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村民自治资源挖掘 |
| 一、现代社会变迁中影响自治的核心变量 |
| (一) “自”治是村民自治的最大真谛 |
| (二) 自治规模、宗族关联还是利益连接? |
| 二、现代国家体系下传统自治难以复归 |
| (一) 自治的社会土壤 |
| (二) 自治的内在动力 |
| (三) 自治的主导力量 |
| (四) 自治的资源保障 |
| (五) 自治的体制空间 |
| 三、现代国家建构中自治资源挖掘路径 |
| (一) 基层组织重构中培育自治 |
| (二) 现代国家建构中放活自治 |
| (三) 政府行政创新中激活自治 |
| (四) 多种形式探索中丰富自治 |
| 参考文献 |
| 地方史料 |
| 学术专着 |
| 学术论文 |
| 博士论文 |
| 附录A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附录B 云台调研日志 |
| 一、初识龙南(2012.08.26-2013.01.25) |
| 二、邂逅云台(2013.03.05-2013.05.30) |
| 三、融入云台(2013.05.31-2014.06.12) |
| 四、重回云台(2014.06.12-2015.11.25) |
| 致谢 |
（9）解构乡村：共同体的脱嵌、超越与再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现代性语境下的乡村研究 |
| 1.1 问题来源 |
| 1.2 研究过程 |
| 1.2.1 田野入场：挫折与契机 |
| 1.2.2 田野链条：龙镇三村 |
| 1.2.3 资料收集方法 |
| 1.2.4 资料分析与写作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相关理论 |
| 1.3.2 我国乡村研究脉络 |
| 1.3.3 乡村的分化 |
| 1.3.4 乡村命运的争论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核心概念 |
| 1.4.2 研究框架 |
| 1.4.3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国家主导下的乡村强制性脱嵌 |
| 2.1 传统的乡村：全面的家庭经济 |
| 2.2 集体化时期：强制性脱嵌 |
| 2.2.1 初步发展的乡村工业 |
| 2.2.2 三大要素的重置与被压制的市场 |
| 2.3 前市场时代：国家主导下农业的成就与失败 |
| 2.3.1 国家主导下农业的成就 |
| 2.3.2 国家主导下失败的记忆 |
| 2.4 市场经济制度下龙镇经济格局的演变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市场体系的延展与经济共同体的弥散 |
| 3.1 经济共同体：传统乡村市场社区的形态 |
| 3.2 乡村现代市场体系的发育 |
| 3.2.1 区域市场 |
| 3.2.2 村内商铺 |
| 3.2.3 流动商人 |
| 3.2.4 网络购物 |
| 3.3 农民生计要素全面商品化 |
| 3.3.1 农业商业化 |
| 3.3.2 劳动力商品化 |
| 3.3.3 土地商品化 |
| 3.3.4 消费商品化 |
| 3.3.5 服务商品化 |
| 3.4 市场体系的延展与经济共同体的弥散 |
| 3.4.1 农业工商业化：被加工的自然 |
| 3.4.2 劳动市场分工：职业化的农民 |
| 3.4.3 农民生计过程：社会化再生产 |
| 3.4.4 共同体的打开：被剩余的村庄 |
| 3.4.5 市场要素流动：经济体的弥散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市场经济中社会纽带的嬗变 |
| 4.1 家户的流变：虚与实 |
| 4.1.1 空间格局：核心家庭式的家户 |
| 4.1.2 成员张力：经济分工与家的虚化 |
| 4.1.3 亲属合作：形散神存的家户转换 |
| 4.1.4 婚姻异化：买卖婚姻与短期婚姻 |
| 4.2 社会网络资本化 |
| 4.2.1 “赶礼”制度变化：厚礼与捎礼 |
| 4.2.2 人情仪式的创制：炫耀与压迫 |
| 4.2.3 换工机制的失效：互助变雇佣 |
| 4.2.4 社会信用资本化：赊购与利息 |
| 4.2.5 市场经济的考验与社会关系的拣选 |
| 4.3 街坊邻里：温情与压力 |
| 4.3.1 “街坊”与“邻里”：作为公共空间 |
| 4.3.2 社交敌友的划分：“好情”与“贼人” |
| 4.3.3 街坊互动与舆论：温情与压力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村镇权力脱节与治理的经济化 |
| 5.1 集体经济的消解与公私关系的变革 |
| 5.1.1 村庄冲突关键节点：公私利益矛盾 |
| 5.1.2 集体经济基础消解与村庄治理困境 |
| 5.2 村干部的“弱势”与权力的市场化 |
| 5.2.1 村庄社会分层中村干部的“弱势” |
| 5.2.2 村干部的“出路”：权力市场化逻辑 |
| 5.3 村镇之间：虚脱的控制与治理的经济化 |
| 5.3.1 挣扎的控制与治理术的异化 |
| 5.3.2 “收买式”治理：项目与资源分配 |
| 5.3.3 治理的经济化：官民经济动力的合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文化信仰对市场经济的臣服 |
| 6.1 信仰与巫术：少数人的避风港 |
| 6.1.1 日常生活中信仰的隐退 |
| 6.1.2 信仰与经济的碰撞：臣服与避风港 |
| 6.2 公共空间与节日：消费文化的主流化 |
| 6.2.1 墙面文化变迁：标语到广告 |
| 6.2.2 节日文化变迁：仪式到消费 |
| 6.3 市场损蚀乡村文化与国家文化工程失灵 |
| 6.3.1 文字沉浮与国家的效率公平观 |
| 6.3.2 文娱风气恶化与文化工程失灵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时空伸延与城乡一体同构 |
| 7.1 城乡之间：时空伸延与一体同构 |
| 7.1.1 城里城外：空间隔离 |
| 7.1.2 进城回村：空间流动 |
| 7.1.3 融城计划：空间融合 |
| 7.2 村落形态：时空脱域与地方性的超越 |
| 7.2.1 村落的功能类型分化 |
| 7.2.2 村落社会的时空脱域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乡村的主体性自觉与再造 |
| 8.1 自反性与乡村的复兴趋势 |
| 8.1.1 乡村价值的反思性自觉 |
| 8.1.2 人的回归与乡村建设 |
| 8.2 村民社区公共意识的觉醒 |
| 8.2.1 庭院变迁与私人空间 |
| 8.2.2 居民公共意识的觉醒 |
| 8.2.3 社区公共需求的凝聚 |
| 8.3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共同体的脱嵌、超越与再造 |
| 9.1 乡村变迁动力机制：脱嵌与脱域 |
| 9.2 对乡村社区治理的启示 |
| 9.3 延伸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四、地产商在为媒体打工吗?（论文参考文献）
- [1]城郊“混住化社会”的存在形态及治理困境研究 ——以C市城郊的六个村庄为例[D]. 田原. 吉林大学, 2019(10)
- [2]教在雪山下 ——对西藏一所农牧区小学的民族志研究[D]. 张亚磊. 厦门大学, 2018(07)
- [3]调适与归属：兰州外来穆斯林女性的社会适应研究[D]. 苏慕瑜. 兰州大学, 2018(10)
- [4]绝命追击[J]. 西德尼·谢尔顿,贺剑瑜. 译林, 2017(05)
- [5]古村落、法国家庭旅馆与农家乐：安徽黄山唐模村的三种旅游实践与符号竞争[D]. 戴洁茹. 厦门大学, 2017(07)
- [6]新闻人离职转型的积极意义探析[D]. 杨亚. 湖南大学, 2017(07)
- [7]分化与整合：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构建研究 ——以橘村为例[D]. 万兰芳.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8]内生与建构：激活村民自治资源的尝试与悖论 ——以华南云台村村委会下移改革为个案[D]. 吴记峰.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6)
- [9]解构乡村：共同体的脱嵌、超越与再造[D]. 杨瑞玲. 中国农业大学, 2015(07)
- [10]迟到的公正[J]. 傅聪,傅博. 电影文学, 201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