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重风情”——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审美风格

一、“一片沉重而多情的风景”——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审美风格（论文文献综述）

李小刚^[1]（2020）在《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是20世纪美国首屈一指的表现主义戏剧巨匠、民族戏剧的奠基人和世界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一名多产的剧作家,他在近40年的戏剧创作生涯中,撰写了50余部剧作、大量的戏剧理论和诗歌作品,一生荣获四次普利策戏剧奖,并于1936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美国剧作家。他与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一起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三大剧作家;评论界称他们三人“共同将美国戏剧的重要性扩展到本国以外的天地,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当代剧作家提供了戏剧成就的标准。”[1]奥尼尔对于中国戏剧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他直接推动了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20世纪30年代他对中国戏剧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对洪深和曹禺两位大师戏剧创作的影响,80年代则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探索派”剧作家和导演的影响。因此,在当前中西跨文化戏剧交流语境下,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是极为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接受理论视角出发,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和影响的状况进行系统梳理和概括,重点探讨奥尼尔的《早餐之前》《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榆树下的欲望》《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以及《琼斯皇》《毛猿》《奇异的插曲》《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等表现主义剧作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以完整勾勒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升降起伏的接受轨迹曲线,展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接受、影响的全景式图景。全文分为五章,分别阐述奥尼尔其人其作、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等接受情况,以及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一章从比较文学流传学的角度研究“放送者”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历程。奥尼尔作为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由于其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身份,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社会文化当中,永远是一个游走于美国社会边缘的“他者”、忧郁的悲剧作家;他的戏剧创作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在创作中他充分吸收古代先贤哲思的营养,继承前辈的文学遗产和戏剧传统,在戏剧创作实践中充分运用表现主义戏剧手段来挖掘、表现人物心灵深处的思想、情绪和意念,凸显出人物内心世界表现上的巨大张力。第二章从译介学角度出发,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进行研究。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主要划分为四个阶段:20年代译介的序幕、30年代的第一次译介热潮及蓬勃发展阶段、40至70年代译介的低谷期、新时期以来奥剧译介第二次高潮及多元发展阶段。同时,本文对奥尼尔同一源语剧作、风格迥异的中译版本进行比照,以考察译者们所采用的殊异的翻译策略;阐明两次“奥尼尔热”期间,翻译界对于奥剧的翻译是以戏剧文学而非舞台演出为导向,其宗旨是仅将翻译的戏剧文本当作文学作品来赏读,而非当作剧场文本进行舞台演出。第三章主要阐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主要对奥剧研究形式的接受状况进行梳理总结。从历时角度考察,相似的是在3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奥尼尔热”期间,掀起了两次奥尼尔研究热潮;从共时角度考察,1980年代以来,随着“二度西潮”的兴起和国内、国际尤金·奥尼尔学界的交流与融合日趋频仍,奥尼尔戏剧研究逐步趋于精细化、纵深化、专题化和数据化;研究视角更加宽广,研究方法日趋丰富多元,并且呈现出向跨学科、跨文化视角转变的态势。学界从多角度、运用多方法对奥尼尔及其剧作进行深度开掘和现代阐发,标志着中国的奥尼尔戏剧研究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第四章集中阐释奥剧在中国的搬演情况,主要从演出概况、导演构思及舞台呈现三个维度出发,重点考察新时期以来奥剧如《榆树下的欲望》和《安娜·克里斯蒂》的话剧改编演出和戏曲移植性改编演出概况;同时观照奥尼尔其它经典剧作《早餐之前》《天边外》近年来在中国的演出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奥尼尔及其剧作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和舞台接受状况。第五章深入探讨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奥剧的译介、研究和舞台搬演呈现出的是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整体接受状况,那么在此接受的基础上,奥尼尔戏剧必然会对中国戏剧尤其是对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80年代是中国戏剧现代性转型再度勃兴的关键期,这一时期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具体体现为对“探索派”剧作家李龙云和李杰戏剧创作的影响,尤为集中地体现在李龙云的《荒原与人》和李杰的《古塔街》对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手段的创造性援用和创新性发展之上。

山丹^[2]（2020）在《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童年书写是儿童文学艺术的核心内容,表现童年的现实生活与想象世界,是儿童文学对童年精神的审美创造与诗意追求。童年书写不只是一种文学的表达策略和创作形式,更是以文学形式构建人类对于自身、他者、社会及历史的一种独特思考方式。本论文以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为研究对象,并将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划分为写实型童年书写、经验型童年书写和理想型童年书写,通过梳理三种童年书写范式在主题表现、创作技巧、文体形式、叙事结构、语言类型等方面所呈现的文学图景,归纳新世纪以来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所体现的美学价值,及由此带给中国儿童文学的启示。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包括五章。具体章节内容概括如下:绪论主要对童年理论、童年观和童年书写的基本观点进行梳理,总结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中童年书写的研究现状,阐明了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的研究价值,并明确了本论文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思路。第一章“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转向”,对现实题材儿童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勾勒,通过探讨新世纪以来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转向,阐释童年书写的艺术表达与审美意蕴。现实题材儿童小说演变轨迹,聚焦于1917至1999年间的儿童小说历史发展脉络,本论文将其归纳为:新生期、生长期、探索期及繁荣期四个阶段,并对每一阶段儿童小说的创作特征加以分析。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化语境的革新和“解放儿童”儿童文学观的确认,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形成了新的创作格局。通过对儿童小说中童年书写转向的内外成因分析,阐释童年书写的叙事特征和艺术形式。第二章“写实型童年书写中的生命观照”,探讨写实型童年书写对当下童年个体生命的书写维度。本章从个体童年的身份认同、成长书写、性别书写、青春书写和边缘生命书写的不同维度,梳理了童年书写中的写实型童年书写的创作特征。展现成人作家在将现实儿童作为表现对象时,对童年的生活现状、情感真实和生命尊严的理解与尊重。对写实型童年书写创作范式的探究,能够丰富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童年生命书写的内涵和形式,并为儿童文学深入童年精神提供重要的参考。第三章“经验型童年书写中的情感再现”,对童年书写中的经验型童年书写进行了阐释。经验型童年书写,分为成人作家对自我童年生活书写的白描,及以文学书写方式再现自我童年的心理投射。在对儿童小说中经验型童年书写进行解读时,主要从童年回忆的诗意书写,童年乡土的多元书写,童年创伤的投射书写和童年缺失的补偿书写等不同维度加以讨论。在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经验型童年书写中,成人作家试图通过追寻自我童年生命的书写价值,来呈现儿童小说中的童年经验的艺术形态和审美表征。第四章“理想型童年书写中的童心想象”,探讨了儿童小说中的理想型童年书写所具有的文本特征和审美意蕴。理想型童年书写作为成人作家对于童年精神的追求与寄托,为当下儿童的成长提供了指引,并为人类童年提供了直达心底的精神滋养。本章从历史语境、战争语境、人类乡土语境和理想童年精神四个维度,建构了理想型童年的创作范式。理想型童年书写为成人作家提供走出个人化童年私语,面向集体童年精神的途径,其体现的是儿童文学创作对于人类童年精神的向往。第五章“童年书写的审美意旨与创作反思”,主要讨论了童年书写所呈现的审美意旨,与其在创作中所面临的书写困境。童年书写的审美意旨,既体现为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在文本层面,以诗性内核把握童年精神品质和以童心力量坚守文学创作之魂,又体现为童年书写对儿童读者在审美体验中的心灵净化与情感共鸣。在探究新世纪儿童小说的童年书写所面临的困顿境遇时,本论文分别从童年书写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童年书写中成长体验的错位和童年书写中“生命本位”意识的缺失等方面,指出了当下儿童小说的创作困境。并重审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系列化”写作模式,桥梁书阅读模式,及“低龄化”写作现象,为童年文化变革中的童年书写提供突破和发展的新方向。结语部分对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进行了简单的回顾。通过肯定童年书写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和美学意义,指出了随着“童年”元素作为儿童小说书写的日趋繁盛,追求童年审美的文学样式将丰富儿童小说的创作空间。然而,需要警惕的是过度商业化的童年书写样式对儿童小说发展的阻碍。因此,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既要对抗符号文化的侵蚀性,又要保有文学审美的生命力。特别是,童年书写需要从儿童生活的真实感出发,表达儿童生命的深广度,展现童年精神的力量性和童年文化的审美力,为儿童文学阅读构建一个更为美好的审美空间。童年本身能够带给人类的精神力量,引导着儿童小说在立体而饱满的童年书写中,塑造中国童年的独特审美艺术。新世纪儿童小说正是通过不同维度的童年书写诠释着童年精神的生命、历史和文明之歌。

黄香婷^[3]（2020）在《关仁山小说中的生态意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关仁山创作思想中的生态意识及其生成的内容与特征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场域中是一种独异的景观。其背后所蕴藏的关仁山的社会认知和哲学观点有着更深远的意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了解关仁山笔下农民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其次,深入探索关仁山小说中的生态意识有利于了解关仁山在内的一批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家们的身份认知。本文通过详细梳理关仁山小说中生态意识的内涵、表现形式、意义,以期突破固有的研究思维,再现另一个关仁山。本文以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来探讨关仁山小说中的生态意识。主体部分首先探析关仁山生态意识的内涵及其渊源,揭示关仁山意识到人类现代文明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其次对关仁山小说中的动物形象进行详细分析,探究关仁山笔下的动物是一种隐喻,实则借动物在自然生态环境中的生存状况隐喻人类社会的生存状态,既是对动物的审视,也是对人类社会的思考。面对被污染的乡村环境,有的人选择“逃离”乡村进入城市,有的人选择“坚守”乡村,“叛离/坚守”这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与转化揭露了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从个体出发由宏观转入微观审视,展现了关仁山由精神困顿到人格追求和塑造上的跨越。最后分析关仁山小说生态意识的价值和意义,即人类应该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相互依存的关系。关仁山用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观点启示人类从过往缺失中弥补人文精神、从现实境遇中批判现代文明、从未来理想中构想和谐自然前景。此外,关仁山在生态意识中加入哲学元素,生成了两种向度的认知。第一向度是人类社会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之间的矛盾、运动与变化,展现了当今社会两种价值观的冲突。第二向度是他对人类特殊性的定位。关仁山认为人类的思想、情感和认知不是一种优势,而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工具,人类应该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

张璇^[4]（2020）在《新时期以来小说中的工人形象嬗变研究》文中提出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工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富有责任感的作家们,通过塑造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工人形象,呈现出了时代变迁给工人这一群体带来的深刻影响。本文以新时期以来小说中的工人形象作为研究对象,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试图勾勒出新时期以来小说中的工人形象谱系和嬗变轨迹,并分析其嬗变背后的原因,力图把握工人形象嬗变所包含的文学与现实意义。文章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绪论首先对本文研究的“工人形象”的定义和范围进行界定,并在梳理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有关工人形象的书写的基础上,指出论文选题的意义和价值。其次是结合新时期以来工人形象的研究成果综述,阐述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目的和思路。第一章围绕“变革”与“困惑”两个关键词对80年代小说中的工人形象进行梳理和分析。第一节主要分析80年代工人群体所具有的“新英雄形象”的特点,这类处于成长过程中的青年工人们从“伤痕”中走来,他们身上既保留着“十七年”时期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同时又孕育出新的时代特质和品格,发挥了“社会主义新人”的正面引导功能,从而成为新时期的新英雄。第二节探讨了在“改革优先”时代背景下的普通一线工人形象,他们是作为衬托强有力的改革者而存在的次要人物和“陪衬者”。第三节主要论述在时代变革中普通工人的现实生活和情感脉动,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显现,作家们开始由对“大我”精神的颂扬转向对“小我”个体生命的关怀,塑造了困惑、无奈与挣扎的普通工人形象。第二章选取“转型”与“蜕变”两个关键词考察90年代小说中工人的精神面貌和生存处境。第一节重点分析在企业转型的艰难巨变下仍然能够选择与工厂分享艰难,甚至做出自我牺牲的工人形象,这类工人形象在当时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招致了严厉的批评,本节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作家们塑造这一类工人形象的意义和得失展开分析。第二节探讨了在转型期发生精神“蜕变”的工人形象,他们面对阶级分化的社会现状时,其生存观、价值观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颠覆。第三节围绕着处于困境之中的下岗工人形象进行分析,在作家笔下这一群体尽管依然保有工人阶级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品质,但更多时候流露出的是无可奈何的消极情绪。90年代小说中的工人形象首次以“底层”的面貌和身份出现,无论从生活还是精神上看,他们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动与落差。第三章以“困境”与“拯救”两个关键词为切入点,以新世纪小说中的工人形象为研究对象。第一节分析在充满艰辛的生活中仍以反抗或担当的姿态,延续工人阶级品格的工人形象。第二节探讨因身份地位被逐渐底层化和边缘化而处于“失语”境地的底层工人形象,他们人性深处的孤独、矛盾、绝望与挣扎成为了这一时期作家挖掘和书写的重点。第三节论述靠达观坚韧的生活态度和民间生活智慧来获得幸福的“知足常乐”型的工人形象,他们是工人形象谱系中的一抹亮色,当然亮色的背后仍有阴影,他们身上所残留着的某些性格缺陷和精神顽疾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第四章主要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来对新时期以来小说中的工人形象嬗变原因进行剖析和论述。第一节主要以“改革意识形态”和“金钱意识形态”两个方面为切入点,从外因的视角论述时代语境的变迁对作家人物塑造产生的规约和影响。第二、三节主要从内因的角度来分析,其中第二节以作家创作姿态为突破口,论述在主体性能够得到充分彰显的时代中,作家介入现实的姿态选择对工人形象塑造的影响。第三节从作家的创作理念和艺术技巧的层面来论述新时期以来工人形象嬗变的原因,工人题材的小说叙事整体上呈现出从“宏大叙事”到“日常书写”的转变,这背后的重要推力,既有作家创作理念的革新,也有艺术技巧的突破。正是在这内外两方面的原因的合力作用之下,才呈现出新时期以来小说中工人形象的五彩斑斓之景观。结语梳理研究新时期以来小说中工人形象嬗变的意义价值,并指出当下工人形象塑造的局限不足,继而就目前存在的不足分析其原因,为未来工人形象书写的革新与突破提供些许有价值的借鉴。

伍丹^[5]（2019）在《王跃文小说诗学研究》文中提出王跃文小说是个丰富的文学存在。作为新时期中国文坛上具有重要地位和相当大影响力的湖南作家,王跃文凭借对现实人生的真切体验、对文学创作的深切感悟以及不懈的美学追求,通过长期的创作实践和持续的艺术反思,使自己的小说呈现出现独特的艺术魅力、广博的社会文化内涵、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文学的见识和观念,建立起了自己初具形态的小说诗学体系。论文试图从“小说诗学”的角度解读和审视王跃文小说。王跃文小说诗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建构在小说诗学的文化构成、小说诗学的审美原则、小说诗学的精神向度、小说诗学的叙事方式等四个具有逻辑关联的结构性元素上。论文的四章分别剖析了这四个结构性元素。王跃文小说创作面临的特定文化语境与精神空间是王跃文小说诗学生成的外部研究。第一章将分析王跃文小说诗学的文化构成,从文化语境的角度分析时代文化语境的濡染和湖湘文化的浸润对王跃文小说创作的影响。幼时的乡村生活经历和多年的官场生涯使王跃文收获了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创作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他独特的创作心理和写作方式。他在时代变革的律动中,一方面自觉地适应市场经济所形成的新文化语境,客观上满足了当前社会对文学创作的审美需求;另一方面,他受湖湘文化精神传统的影响,能超越消费文化的物质化制约,以对永恒人性的不懈追求,坚守文学的历史使命和精神担当,所以,他的小说既是“畅销书”也是“常销书”。第二章到第四章属于王跃文小说诗学本体论的范畴或内部研究的对象,也是文学本体的实际“存在方式”。论文将透过这些内容论述王跃文小说的文学理念和实践模式。其文类（小说）特征与诗学思想的应合,从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王跃文小说诗学形态的多面性和丰富性。第二章将探究王跃文小说诗学的审美原则。王跃文是鲁迅、托尔斯泰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者。他在怀疑与否定中揭开“病苦”,寻找“出路”,在揭露与批判中坚守信仰,呼喊良知。他的小说始终饱含着一种“温柔敦厚”的情感基质,彰显着强烈的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这种“温柔敦厚”正是“中和之美”的显现,具体到叙事策略,即平衡之道。王跃文小说回归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他追求事件的真实、情感的真实、表达的真实。在对现实的真切关怀中,王跃文始终具有一种清醒的理性和隐含的忧患意识。他既传承、光大了现实主义,又向现代主义开放,既有经典现实主义对现实清醒而深刻的理性思考,又揭示了人在沉沦与身份危机下的焦虑和迷惘。这股始终弥散的苍凉让王跃文小说具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悲剧性内涵。第三章是王跃文小说诗学的精神向度。对人性本质的关注既是王跃文小说始终暗藏的线索,也是王跃文对现实生活进行文化观照的深层诗性品格。或者说王跃文小说诗学的终极追求,即为精神迷失的当代中国人找寻回归之路。这是一个超越个人中心主义和社会功利主义的人性维度。具体来说,王跃文在其小说中展现了一种平民化的人情世态。他置身于权力场外,站在平民的立场实现了与官场的对话。他执着于洞察生命的本质,表达了对人的生命意义的价值关怀。他在政治和爱情中探索人的存在,在灵与肉的冲突中展示人生困顿。他揭露了绝对意志攀援中人性的沉沦以及庸众无声下个体的孤独。王跃文写尽了人生的无常,却依然心存理想。他希望通过良心建立道德自律,通过敬畏获得精神救赎,通过悲悯抵御生命的悲凉。他始终充满着希望,试图以道德唤醒人内心深处的善良和美好,重建凡俗的人性世界。第四章是王跃文小说诗学的叙事方式。王跃文用对世俗大众的生存关怀和世俗化官场生态的展示实现了返璞归真的日常化叙事。他自始至终都坚持故事讲述。以故事为中心的情节模式、以中心人物的官场境遇为主事的叙事结构、以闲笔从容书写的叙事节奏构成了王跃文小说淡定从容的故事化叙事方式。女性话语的缺席和女性身份的“他者”构成的隐在叙事话语对男权中心话语自觉的坚守,构成了王跃文小说男性化的叙事视角。在此基础上,王跃文小说的语言表现出从容自如的话语言说、避重就轻的叙说风格、注重反讽等特点。总之,本文意在超越以往王跃文小说的研究范式,从小说诗学的角度全方位解读、审视王跃文的小说,并通过探寻王跃文小说的文化地域特质和艺术审美风韵,进一步拓展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研究的路径。如此,或许能获得新的学术空间和理论启示。

杨欣^[6]（2019）在《乡土·人性·诗意·现实 ——吴天明电影艺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西部电影创作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吴天明作为西部电影的拓荒者和引路人,为中国电影做出了巨大贡献。吴天明导演艺术研究以其电影文本为切入点,以电影中的时代经验、乡土意识、族群文化、人性观照、现实主义、诗意影像、物态空间等为关注焦点,以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思潮的冲撞、融合为考量坐标,力图展现具有多重身份的吴天明导演在历经中国西部电影风云变幻后日益成熟的艺术造诣与审美理想。作为一名充满人文情怀的艺术家,他的电影创作与时代症候密切关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一贯的审美趣味与不同的风格走向。本文在挖掘吴天明创作中的使命意识与精神信仰的基础上,试图探寻其电影文本的理论价值和文化学意义。吴天明作为西部电影的重要导演、西影第三任厂长、第五代导演的“教父”,他为中国电影培养了一批有艺术造诣的创作人才,作为“第五代”导演的伯乐,为我国电影的发展及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做出了卓越贡献。因此,对吴天明电影创作的研究同时也是对西部电影发展脉络以及美学风格的观照,为西部电影的发展总结经验,为中国电影探索可鉴之策。论文拟从审美文化的角度研究吴天明导演及其作品,探究他作为一位艺术家的探索与坚守,展示他在面对传统与现代碰撞的矛盾性与复杂性,解读其电影中所展现的审美叙事与影像格局。这既是中国西部电影视域下的审美呈现,又是西部电影本身包孕的艺术思辨。从时代经验与审美文化的角度审视吴天明导演,这是一种全新的观照角度与研究视角。论文从时代精神气候、乡土意识与审美基因、个体审美理想等角度对吴天明的电影文本展开详细的读解与评析,并对其导演风格进行归纳与总结。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来关照吴天明创作的心理倾向与原始冲动,同时结合时代特性,挖掘其创作的集体意识烙印。与此同时,探究他作为一位艺术家的探索与坚守,展示他在面对传统与现代碰撞的矛盾性与复杂性。论文的主体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分析在时代精神气候影响下吴天明的创作嬗变,展现多元文化思潮在吴天明电影中的碰撞与融合。时代文化的新旧交替和矛盾锐化是吴天明关注的焦点问题,对农耕文明传统美学的依恋和对都市文明高速发展的憧憬成为他此时电影创作的主题核心。在文化的碰撞融合中显现为:传统与现代的不同价值取向、农耕电影主题从单一向多维度审美嬗变、自省的人格与重塑等。第二章分析吴天明作品中传统文化的印记与乡土意识的建构,并从族群特性以及遗传作用的角度出发,同时比较研究多元语境下的乡土经验。以此展现吴天明审美理想下独特的乡土美学,同时对族群原始精神进行剖析,解读吴天明的生活哲理与生命寓言。第三章从吴天明电影的形象塑造入手,以人物形象、性别观念等方面研究作品的“人性”意识。吴天明对人性问题的呈现与反思是其电影作品的永恒主题,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他的作品中表现出对“人性”多元化且全面性的观照与反思。吴天明通过对性格鲜明、真实丰满的典型人物进行客观塑造,呈现出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人性”主题。第四章通过对吴天明电影的纪实性、诗意性等方面的探讨总结导演的现实主义诗意美学。在比较研究西部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经验的同时,发掘其作品中所展示的审美理想与影像格局。这既是中国西部电影视域下的审美呈现,又是西部电影本身包孕的艺术思辨。第五章中结合吴天明的电影影像文本,在对其生长环境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探究环境因素对创作动机以及艺术审美倾向的作用。在对其影像中的物态空间进行深入细致的读解与思考下,发掘地理特征、气候条件对于社会文化、心理特质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深植于吴天明的创作冲动与审美倾向之中,也体现在电影作品的形象造型之上。第六章在前文的基础上综合审视吴天明的电影艺术,归纳与总结他电影的整体风格,指出他电影的不足之处。在多元的时代语境下,重新读解吴天明与其电影作品,正确评价他对于中国西部电影的开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以吴天明为代表的中国第四代导演满怀艺术激情,询唤与坚守一个时代的艺术理想与普罗价值。当下的电影创作正面临着艺术和商业的共生与博弈,经历多元价值的混乱与思想的震颤,遭遇文化的困境与突围的困惑。吴天明将个人理想与文化守望诉求于影像表达,他的影像世界凸显出跨时代的艺术感染力。在时代浪潮的变幻起伏中,吴天明执着于自己的理想,自觉完成时代主体精神的建构。他用赤诚之心书写对人民的热爱,他用敏感之心体悟对时代的困惑,他推动着中国西部电影的辉煌发展,在中国乃至世界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张宪军^[7]（2019）在《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一个出身于犹太移民家庭的知识分子,索尔·贝娄博览群书,具有丰富的历史、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知识,将文学艺术与社会直接联系起来,面对战后社会问题迭出、精神危机不断的美国社会,小说家索尔·贝娄感时伤事,以“社会的历史学家”的手笔勾勒出了一副现代美国社会生活的真实画卷。在评论家和记者每每强调他的犹太作家身份时,他曾经予以反驳说:“我写的是美国”。对于他的这种说法,许多人认为他是像绝大多数想要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犹太人一样,很介意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所以一些有着逆反心理的研究者更是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贝娄的民族性即犹太性的研究上,但贝娄说的没错,他确实写的是美国,虽然他作品中许多人是犹太人,但他们都生活在美国,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无时无刻地不在影响着他们,一些社会现象的出现不可能脱离了美国这个大环境,另外,贝娄的作品中的人物还有许多不是犹太人,他不像辛格和马拉默德那样有着狭隘的民族性。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的是美国的现实生活,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从二十世纪20年代到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发展史。因此,十分有必要对其创作的“美国性”进行研究。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是一种相对的美国性,它不同于那种广义的美国性,是相对他创作的“犹太性”相对而言的（他文学作品中具有犹太因素是毋庸置疑的）。虽然诸多的文学史着作都将其文学创作归入“美国犹太文学”,但“美国犹太文学”是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因为“美国犹太文学”并不是一个创作流派或者是一种文学运动,美国犹太作家在创作思潮、题材内容、内涵倾向、艺术趣味和审美方式上确实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文学特征。如果说“美国犹太文学”概念的界定主要建基于犹太作家的出身背景及其对犹太生活的某种运用和表现的话,那么犹太作家除了具有相同的犹太出身背景外,在对犹太素材的具体运用以及对犹太传统的价值观念等方面均表现出极大的差异,贝娄之所以公开反对将自己归纳入“犹太作家”行列中,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美国人,身为一个美国公民,深受美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潮流的影响,善于从美国的角度去观察社会和生活,因此,美国的社会生活成为他创作中取材的来源。贝娄创作的所体现的“美国性”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他笔下的主人公虽然多为犹太人,但作者通过他们故事的书写所呈现的主要是普通美国市民的生活、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不像其他犹太作家那样,仅仅关注作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的境遇与精神状况。其次,贝娄通过他的作品展现了美国广阔的社会历史画卷,从美国的经济的变迁（二十世纪20年代末的大萧条,30年代“罗斯福新政”在挽救经济危机上所做的诸多努力,40年代经济逐渐稳定,50年代进入“丰裕社会”,以及后来逐步发展到后工业时期、后现代消费社会）到美国政治的变迁（二三十年代思想领域的宽松,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的冷战,民主的异化,超级大国的核竞赛,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60年代的学生造反,美国开展太空开发和星球大战计划等等）,以及美国城市的变迁（二十世纪20年代的美国虽然已经实现了城市化,但在此后的岁月中,美国的城市仍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贝娄不仅写出了此后的发展情况,还在作品中通过人物的处境与思考回溯了此前的情况,特别是芝加哥城市的整个发展历程）,都远远超出了某个特定族裔的狭窄视野。其三,贝娄作品中更多体现的是美国式的理想和价值观:贝娄认为“美国梦”的核心在于平民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对于美国“自由、平等、正义、民主、富裕”思想的扞卫,以及体现在每个个体的言行中的个人主义与实用主义。而犹太民族的宗教信念和道德理想在现实面前往往无能为力,因而常常是他作品中加以反思的对象,而不是像其他犹太作家那样作为坚守的立场与维护的信条。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在于通过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美国性”的研究来确立索尔·贝娄作为一个“美国作家”的鲜明形象。这篇论文虽然拟从社会学和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去研究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揭示索尔·贝娄如何对历史事件进行情节化处理,把美国history变成具有个性色彩的his story,以及其中表现出的社会学思想,但不可能完全按照概念去堆砌材料,而是有重点地观照贝娄文学创作“美国性”的某些方面,全文分别从纵向——大萧条岁月至美国后现代社会和横向——芝加哥和纽约两座城市着眼,展开叙述,揭示了贝娄是如何通过历史事件、人物命运以及真实城市与文学城市的相互作用来描写美国的,这里有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麦卡锡主义、60年代思想解放、冷战的东西方对抗、美国的太空计划,世纪末的后现代主义兴起等重大历史事件,也有城市文化的历史变迁,以及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的温馨与冷漠,信仰的坚守与背叛,城市的暴力与犯罪等等,而这些琐碎的细节构成了一个真实的美国。继绪论部分对贝娄研究现状进行疏理,提出自己的论点与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之后,论文用六章的篇目对索尔·贝娄的“美国性”展开论述,主要考察贝娄文学作品表现的三个主要方面:平民生活、知识分子状况和美国的城市。第二章《20-40年代:大萧条岁月中的平民生活浮世绘》主要根据贝娄的长篇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分析他是如何围绕作品的主人公奥吉·马奇的经历来描写二十世纪20年代末的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芝加哥这个美国第二大城市的人生百态的,写出了经济危机对社会各阶层造成的影响,美国梦的破灭感,面对破产和失业大潮这些人是如何抗争和他们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出的巨大努力,小说主人公在困顿的境地中是如何一面挣扎一面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的。第三章《50年代:丰裕社会中的美国悲剧》通过小说《洪堡的礼物》中的洪堡和西特林两个人物的不同命运告诉人们,随着世异时移,原来不择手段追求个人发迹的人在今天已经成为英雄和成功者,成为人们效法的榜样,以苦为乐、生气勃勃的时期,充满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的时期已告结束,粗俗的物质主义的风气熏染了整个美国社会,甚至已经渗透到社会的神经末梢,而被美国社会所毁灭的则是不与社会苟合、热爱善与美、坚持理想的知识分子和诗人。社会整体对浪漫主义、对诗的激情、对诗人和艺术家的戕害才是今日的“美国的悲剧”。第四章《60年代:时代的耶米利哀歌》通过赫索格的经历,指出在60年代初期麦卡锡主义造成的恐怖仍在威胁着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害怕动辄得咎,所以只好把自己的思想看法保留在内心里,而不是与他人交流。为改变改变美国面貌,青年人发起造反运动,但在造反运动中由于青年人的冲动和偏激,将这场运动引入了歧途,虽然年轻人想要摆脱现代社会体系的束缚,把现实社会变成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但运动中的大部分人追求的是自我表现和发泄,而非自我控制,造反运动的挫折和失败感使的不少青年人失去了信心,他们怀着沮丧的心情或消极避世,或沉沦堕落。贝娄通过赛姆勒在纽约的见闻对极端主义思想进行了强烈的攻击。第五章《70-80年代:民主的反讽》通过《院长的十二月》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两部作品的分析,说明美国社会虽然对外向来是以标榜自己的民主而着称,但在现代社会中,美国民主的价值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它对国内的种族贫富差距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于要打破这种现状的行为反而予以打击和压制,为的是维持社会表面上的和谐。在美国,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但实际情况却往往相反,当今的美国政府机关以公平正义为名行破坏公民权利之实。第六章《美国后现代:生命个体的不断游移》考察了贝娄的最后的长篇小说《拉维尔斯坦》,说明在后现代社会中,人们从现代性的噩梦以及它的操控理性和对总体性的崇拜中苏醒过来,进入后现代浅表层松散的多元化中,生命个体也成为不断游移的存在,他们在性别认同、宗教信仰与性取向、理性思想判断等诸多问题上表现出异质的、不稳定的性格特征,沉溺在消解精神、反主流姿态和渎神的狂欢之中。第七章《美国双城记:芝加哥与纽约》则从横向对贝娄作品中对美国城市的描写进行了研究,指出贝娄作品的发生地基本上都是在芝加哥和纽约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这两个城市的历史变迁,目睹了它的繁荣与衰败,对它们有着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更因为纽约和芝加哥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代表和典型,是美国当代文明、当代都市文明的象征和缩影。所以,在他的揭示下,从大萧条时期城市破败的景象到二十世纪后期美国大都会多彩缤纷的场景一一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李美^[8]（2018）在《带着沉重枷锁的突围 ——从“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看关仁山的创作转型》文中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一个重要代表作家,关仁山创作了多篇以揭露社会困境与矛盾为宗旨的中短篇小说,而备受文坛瞩目。进入新世纪,关仁山由中短篇小说创作转向长篇小说创作,相继发表《天高地厚》《麦河》《日头》等多部长篇小说,虽然其创作题材依然是中国广袤的乡土世界,但是其写作风格却与之前大不相同。本论文拟将关仁山的小说创作划分为20世纪80年代的通俗文学“传奇系列”、20世纪90年代以“雪莲湾”与“冀东平原”为依托的“新现实主义”系列及新世纪转型之后以“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为代表的长篇乡土小说系列。本文论述的重点是关仁山从“新现实主义”时期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向长篇小说创作的转型及其局限性。除去绪论与结语部分,本论文分成四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梳理了关仁山近三十年来的文学创作及当下关仁山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论证本文的研究价值与创新点。第一章主要是结合时代的发展对中国乡土文学在二十世纪的变迁以及进入新世纪以来其发生的转型进行了大致的梳理,以便了解当今乡土文学创作的社会背景以及关仁山创作转型的乡土文学背景。第二章主要分析关仁山在20世纪90年代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分别从作家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笔下的苦难者形象及其处在历史断裂时期的暧昧叙述三方面来分析其创作特征。第三章则是以“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作为依托,来分析关仁山的文学创作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所发生的转型。关仁山的转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现实主义手法超越,关仁山将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中的技巧与中国农村中具有神秘色彩的元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西方魔幻现实主义实现本土化;其次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作者笔下塑造了许多具有强大精神力量且富有正义感的新农民形象,他们或是从经济上拯救乡村的创业者;或是寻找精神家园的文明重建者,总之都具有与以往不同的人性光辉。最后从作品的批判精神来看与20世纪90年代作品中的暧昧叙述的差异,“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不仅勇敢地为底层农民发声,同时也对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尖锐地批判。第四章主要阐述关仁山在创作转型中还未完成的突围。这主要是从创作资源的重复利用,作品语言的“官腔”化以及对复杂现实的简单呈现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的。这三个方面较之于20世纪90年代的创作已经有所改进,只是未完成华丽的转身,仍是限制作品艺术性的短板。最后为结语部分,主要阐述了“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对于关仁山文学创作的意义以及对新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价值。

余巧英^[9]（2018）在《语言转换、文化重建与两岸文学汇流 ——光复初期台湾文学研究（1945-1949）》文中指出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学,是台湾文学史发展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重要一环,作为承上启下的过渡阶段,光复初期的文学既继承台湾日据时期文学的流脉,同时随着外省籍作家的涌入,输入大量祖国文学思潮,两岸作家在这一时期首次实现汇流。对台籍作家而言,他们需要在日据时期文学的废墟上再出发,摆脱“皇民化”文学的束缚,从日文转换成中文写作,同时也要重新寻求“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对外省籍作家而言,需要努力融入台湾社会,将祖国大陆文学的流脉注入台湾文坛,创作更契合台湾本土社会的作品,同时,帮扶台籍作家更快地实现跨语写作也是他们在此一时期的使命。为“建设台湾新文学”,省内外作家抛却省籍观念,跨越语言障碍,合作创办杂志,希冀加强两岸民众的文化交流,填补因为政治隔断导致的“澎湖沟”；在报纸文学副刊发起文学论争,在论争中的诘问和抗辩,双方得以沟通文学观念,了解各自的文学发展历史后,互相尊重,进而消弭误会。来自大陆的学者、知识分子在参与长官公署提出的“去日本化”和再“中国化”的政策过程中,通过国语运动和编辑国语教材、读物等方式推进台湾的文化建设,但学者们也注意到台湾社会的实际情况,提倡从“方言学习国语”和建立“台湾学术”模范省的目标。此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也呈现不同的风貌,省内作家克服“跨语”的困难,在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坛发出台籍作家的声音,银铃会诗人们的跨语写作,对台湾新诗的发展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跨域到台湾工作生活的省外作家,努力融入台湾的社会环境,创作契合台湾当地的文学作品。对省内外作家而言,他们都对台湾新文学和文化建设怀着巨大的热情,投注了心力,在论争和文学创作方面都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本论文拟从语言、文化、思潮和文学创作角度对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学实况展开研究,具体而言,研究的面向包括“中国化”政策的具体推行;“从方言学习国语”的倡导和《台北酒家》在方言文学方面的倡导;围绕《桥》副刊产生的文学论争和“衍生”的文学活动;以及省内外作家的创作特色和异同点等角度考察光复初期的文学发展。

周婧^[10]（2017）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华语青春电影研究》文中提出青春电影作为中国当下电影产业的重要电影类型之一,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青春电影相对稳定的类型范式。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电影产业的不断演进,青春电影也逐渐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青春自省发展为以“青春怀旧”为叙事情怀,杂糅进爱情、都市、浪漫、喜剧、犯罪等元素的多元化电影类型。青春电影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变,成为中国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类型之一,并透过私人化的“青春”这一历时性过程透视中国现代社会宏大的历史背景,将历史微缩于个人记忆中,创作出带有中国特色的青春电影。本文以青春电影为研究主体,梳理青春电影的发展历程,探讨青春电影在类型生产、类型叙事方面的特征,并进而从美学、文化角度解读青春电影的内涵与主旨,剖析青春电影的历史与现状,探讨青春电影这一电影类型形成的必然性与重要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的青春电影,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引发了研究者对其类型形成的探索。青春电影主要指以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精神困惑、生理及心理变化,以及青春主体在爱情、亲情、友情方面的情感经历,围绕其在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形成过程中发生的种种事件为叙事内容和题材的电影。世界青春电影自电影产生之初发轫,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呈现出显着的类型特征:从青春影像的崛起到冷遇沉寂后的勃发,从个人化的经验投射到多元化的创作转向,经过百年的发展成为世界部分国家与地区的重要电影类型。华语青春电影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经历了理想主义青春时代后,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走向成熟,并在二十一世纪后出现类型的转向,逐渐由小众化、自传式的青春记录走向大众化、商业娱乐化的青春狂欢。虽然青春元素在华语电影中早已有之,但以青春题材和故事作为主体叙事经历了一系列漫长的过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的华语青春电影在类型叙事上形成了稳定的特征,在叙事母题方面,华语青春电影中以青春主体混乱的爱与迷失的性之间的冲突展现其在成长时期对爱与性的困惑;同时,对成人世界的向往与逃避使青春主体形成了既渴望成长获得成人资格又拒绝成长惧怕长大的内心迷茫;青春电影中也通过暴力与死亡展现青春世界的残酷与无序,在母题表达上表现出犹疑与矛盾的特征。在人物塑造方面,华语青春电影以青春主体、长者形象、“过客”形象三个群体构设人物图谱,青春主体的叛逆、迷茫与边缘化往往由“不在场”的母亲与“不称职”的父亲造成,家庭的破碎造成成长的歧路。教练、明星甚至偶遇的陌生人都可能成为青春主体的精神导师,引领青春主体走向成长。在影像叙事方面,以现实记录影像、残酷青春影像、浪漫怀旧影像、清新明丽影像演绎不同风格的青春电影,将青春世界以多重视角呈现于观众;在叙事结构方面,华语青春电影往往一反经典好莱坞叙事方式,运用反经典叙事、旅程式叙事、散文式叙事和回忆叙事的方式讲述青春故事,以呈现出青春里复杂而敏感的情感维度。华语青春电影通过空间生产建构地域文化身份,青春主体的家庭空间是破碎与复杂的,家庭的残缺与破败、父母亲人的缺席与出走透视出独特的时代症候;而校园空间往往意味着规则与束缚,成为青春主体企图逃离与越轨的场域;相对而言,公共空间恰成为其活动与生活的主场,尽管放纵与游荡其中的青春主体仍感到迷茫,无法得到最终的救赎;村镇与都市是青春主体主要的生存空间,逐渐世俗化的乡村已不再具有曾经的诗意,落后与破败成为青春主体的禁锢空间,都市与城镇的现代化使青春主体迷失其中,成为堕落与放纵的乐园。除此之外,火车、游轮、高楼、四合院成为地域文化身份的符码,以青春世界的镜中之像管窥自我的地域文化身份。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至今,青春电影经历了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的美学追求。以青春为入口透视现实图景,以现实主义立场运用写实主义美学观念书写青春,青春故事背后演绎出的是对现实的强烈观照;同时,以青春为镜像通过青春主体的漂泊与“异化”表现出现代主义中对存在与价值的强烈追求。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青春电影,同样以青春的名义阐释了新时代青春消费主义的特征,并在影片中呈现出拼贴、碎片化、复制性以及对权威与意义的消解。“青春”不仅仅是人生中独特的成长阶段,同时,以青春为契机,表现出对现实世界的观照、对自我价值的追寻与叩问。随着时代的更迭,青春电影演绎出不同的美学色彩与思想内涵。作为以青少年群体为主要叙事对象的青春电影必然带有强烈的青年亚文化色彩,然而,华语青春电影为西方文化理论中的青年亚文化找到了本土化的表达路径,青春电影本身成为表达越轨者思想的有力武器,成为青年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抗阵地,尽管结果无可避免地被强大的消费文化收编,但以影像维度表达青年文化的表征,仍将居于边缘地位的青年亚文化拉入到大众视野,完成了对青年文化的本土化表述。同时,女性亚文化也在青春电影中以独特的表现方式呈现,关注青春时期女性自我的发现与建构,阐释青春女性在情感的坚守中完成心理与生理上的双重蜕变。华语青春电影在其漫长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意蕴、文化属性与电影类型特征,作为一种电影类型,在当下中国电影产业如火如荼的发展势头中,如何保持受众对其的新鲜度与认同感,如何在今后的发展中将商业性与艺术性和谐统一,如何在情感维度上形成深刻而持久的吸引力将成为华语青春电影未来将面对的问题。本文通过对青春电影深入而细致的研究,解读了青春电影类型形成的规律及其美学、文化属性。青春世界的绚烂与丰富,青春在每个人成长中的独特性决定了青春电影必将作为华语地区重要的电影类型持续发展下去,继续讲述不同时代的青春记忆。

二、“一片沉重而多情的风景”——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审美风格（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片沉重而多情的风景”——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审美风格（论文提纲范文）

（1）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2）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关仁山小说中的生态意识（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期以来小说中的工人形象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王跃文小说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乡土·人性·诗意·现实 ——吴天明电影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带着沉重枷锁的突围 ——从“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看关仁山的创作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9）语言转换、文化重建与两岸文学汇流 ——光复初期台湾文学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10）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华语青春电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一片沉重而多情的风景”——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审美风格（论文参考文献）

• [1]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D]. 李小刚.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2]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研究[D]. 山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关仁山小说中的生态意识[D]. 黄香婷. 河北大学, 2020(08)
• [4]新时期以来小说中的工人形象嬗变研究[D]. 张璇.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5]王跃文小说诗学研究[D]. 伍丹.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
• [6]乡土·人性·诗意·现实 ——吴天明电影艺术研究[D]. 杨欣. 西北大学, 2019(01)
• [7]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D]. 张宪军.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8)
• [8]带着沉重枷锁的突围 ——从“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看关仁山的创作转型[D]. 李美. 河北师范大学, 2018(07)
• [9]语言转换、文化重建与两岸文学汇流 ——光复初期台湾文学研究（1945-1949）[D]. 余巧英. 厦门大学, 2018(07)
• [10]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华语青春电影研究[D]. 周婧. 山西师范大学,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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